中财网尹美人卡位大战:杨小凯文集：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7）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0 14:17:37
在改革时代，乡镇企业制度沿袭了毛的社队企业的许多优势和劣势。它歪曲了企业的地理分布，阻碍了有效的城市化，把资源从技术先进的大型国有企业重新分配到技术落后的地方企业，创造了中国式的双轨主义：技术落后的灵活的乡镇企业和技术先进的僵化的国有企业共存21。这种双轨主义表明在技术效率和地理位置效率的利用与X效率的利用之间的两难。因此，乡镇企业令人瞩目的增长也有它的代价。在自由企业制度下，许多乡镇企业可能被位于城市的，比城区的大型国有企业更有竞争力的大型私营企业所代替的。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乡镇企业非常高的增长率也许有反效率的一面。阿仑杨(Alwyn Young，1999）提供了由乡镇企业和相关的区域分权产生歪曲的经验证据。乡镇企业具有地方政府的控制下的企业系统的全部常见缺陷，既然规则制定者、仲裁者和参与者是同一个地方政府，它产生了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制度化了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因此，游戏规则不稳定、不透明、不可信。乡镇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同时许多中国专家对它与中央政府完全控制下的苏联式国有企业制度相比的优势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乡镇企业有着比更高级别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更硬的预算约束。根据吴（Wu，1998）出色的实证工作，乡镇企业，加上折衷的土地所有权改革方法和户籍制度，产生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中国式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的地方领土管辖权，司法和执法权，对土地的控制权，他们在党组织里的官位，成立企业的权利，筹集资金的权利，以及对乡镇企业的控制权是不可分割的，就象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大邱庄的例子表明了封建制度的特征（何，1997）。大邱庄党委书记禹作敏在一件谋杀案中阻挠国家警察执行法庭命令。禹是村长、党委书记和这个村全部乡镇企业的董事长。他控制着地方民兵力量，有实际的司法权。许多媒体报道也表明地方政府官员用乡镇企业作为掠夺的一个工具，他们迫使村民捐资成立乡镇企业并承担这项风险投资的全部风险。然后来自风险投资的收入被官员所掠夺（何，1997）。
在中国式封建制度下，人们被排列为有不同权利的不同集团，地方党组织官员是一等公民，他们有全部权利和特权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牟取其既得利益，二等公民是有当地户口的村民。他们能在乡镇企业找到好工作，并有权得到一部分村庄福利基金。三等公民是外来移民，他们在乡镇企业干最脏的工作，不能得到丝毫福利津贴。这类似于一种封建制度，因为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是由她的政治地位和户籍状况所决定，而不是由她的收入和宪政权利所决定。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封建制度，连同户籍制度和城市的国有房地产制度造成的低劳动力流动性，解释了为什么地方政府所有和集体所有企业在中国农村兴隆，而它们并不象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主义企业那样具有竞争力，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个人有人身自由，能够自由交易劳动、资本、土地和其他财产。封建制度和低劳动力流动性表明社区成员期望永远住在同一地方，在同一地方性的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是相当稳定的。因此，他们比在自由的市场制度下更有激励为乡镇企业出力。
这种新型封建制度不仅歪曲了管理者和企业之间的匹配，企业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资源配置，阻碍了城市化，也产生了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社会不公。
依照国际标准，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极不正常，在大多数有农村工业的东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小企业的所有权是私人的，经常在一个家庭内部。相反，乡镇企业的所有权至少根据官方统计所说是集体的。一些学者论证集体所有权反映了深厚的中国文化模式。然而，这种合作文化假说已被质疑：在台湾农村小型私人企业占绝对多数，整个东亚小型的华裔私人企业盛行。如果有关于小企业的任何中国文化特色，看来是私人、家庭所有的企业而不是集体所有的企业。
其他学者说集体所有权是农村企业筹集资本金并通过缩短监督距离而减少委托一代理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Qi，1995，Walder，1995a）。他们用这些理由把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解释为适应中国落后的生产要素市场，对市场失败的一个最优反应。诺顿（Naughton，1994a）认为在转轨的早期，银行在办理小额贷款申请和评估风险方面条件很差。在中国，地方政府所有权扮演着一个金融中介的关键角色。地方政府能更好地评估在他们的控制下创办企业的风险，并作为向个别的乡镇企业贷款的担保者。
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把乡镇企业的成功解释为反对私人所有权是小型企业的天然所有权形式的一般看法的确切证明，并论证说决定效率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竞争（Nolan
1993）。
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对这种乡镇企业所有权形式的实用主义解释，尤其是它所强调的国家在金融中介中的优势，持怀疑态度，在1960至1995年间，即使台湾的中小企业遭受着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歧视，它们仍表现出充满活力的增长，非正式金融机构自发出现以迎合它们的需要（Shea and Yang，1994）。当1979年开始经济自由化时，市场力量（当被地方当局容忍时）导致金融制度创新的能力近来也在浙江省温州市见到。刘（Liu，1992）报告说，当地私人部门所需资金95%由地下私人金融组织，如台会、专业放债户和钱庄提供22。
一个适当的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一般理论应当基于两个主要考虑：第一，直到最近，私人所有权在许多地方被严格控制和歧视。个人所有权在1978年被给予宪法保护，而私人所有权，在中国被认为不同于个人所有权，在1987年才被给予宪法保护。由于企业登记为私人所有面临的歧视，因而（登记的）农村工业的集体所有权是针对歧视的一种自我保护对策。张(Zhang，1993）用“非集体乡镇企业”来称谓合伙、个体和私人企业。他报告说“实际上在与地方政府相关的所有方面（比起）情况相当的集体乡镇企业，非集体乡镇企业往往被歧视”。地方政府表现出对非集体乡镇企业歧视的领域包括：取得银行信贷、获取更大的生产场地，政府对原料和能源的分配，政府协助解决技术问题和创立合营企业。等等。有证据表明，在税收和利润分配方面，非集体乡镇企业面临着被过度勒索的更大风险，地方政府往往比对待集体乡镇企业更随意地对待非集体乡镇企业。
简言之，一些中国专家确认的市场失败不是由私人市场经济固有的无效(象外部性和公共财)所造成的，这些所谓的市场失败实际上是由国家强加的意识形态约束所造成的。特别地，银行因为国家指示而提供给乡镇企业比私人企业更多的贷款，并不是因为乡镇企业内在地更有效，或是因为地方银行认为地方政府是比它们本身更好的风险评估者(Chang
and Wang，1994)。
大家普遍同意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面对着更强的市场激励（包括更硬的预算约束）。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指出，三种乡镇企业类型的两种，江苏类型和浙江类型，在本质上相当类似于红帽子私人企业。地方官员有私人激励最大化乡镇企业的利润，因为在县、乡镇和村庄各级官员的仕途和薪水受村企业的效益和发展所直接影响（Oi 1995）。又因为当地居民和工人都没有通过合法，正式的渠道去行使他们的所有权的方法。简言之，乡镇企业由地方官员非正式的私有化已经减少委托一代理问题，并导致了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23。这种私有激励假说解释了为什么彭（Peng，1992）发现农村公共企业和农村私人企业的工资决定过程一样。
如果这种非正式私有化的解释有根据，那么只有地方官员的集体凝聚力不堕落为个人掠夺资产的努力时，乡镇企业继续有效率才有可能。我们看到在1980年代的江苏和山东，集体凝聚力的关键是对这些地区私人企业的严重歧视，在这些地区缺乏隐藏掠夺来资产的经济空间的结果，消除了单个官员掠夺他们所监督的乡镇企业的激励。没有对私有产权的强烈法律歧视，掠夺资产将更随意地发生，通常观察到的非正式私有化的无效率将变得更加普遍。
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决定性的影响是：私营部门相关规模和劳动力流动的逐步增长将最终削弱地方官员反对个人掠夺资产的集体凝聚力的基础（通过为掠夺的资产提供安全的隐藏地），从而损害乡镇企业的绩效。
1992年初以后，打算改善由1989至91年的紧缩政策造成的农村失业状况，对私人产权的歧视进一步减弱，许多乡镇企业摘掉了它们的红帽子。
当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日益增多的私营企业不再觉得有登记为红帽子或集体所有企业的必要，因为在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优惠待遇的差别已经缩小范围。……但有一个问题，集体部门现在表示说没有它们的帮助，私营企业不可能发展，作为这些公司的所谓“所有者”，党组织通常要求“离婚”的高额补偿或者要求这些公司与国有企业合并（“私营企业快速行动摘掉红帽子”，《中国日报》，1994年10月4日）。
例4：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自由化
双轨制的第三个例子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自由化(Sachs and Woo，1999，P17)。
到1983年，一个事实上的国有企业承包制已经出现。一个国有企业与它的主管部门签订一个合同，规定每年上交国家的收入（税收连同利润）的数量，因而一般相信给予企业最大化其财务盈余的激励。然而，国有企业仍然受软预算约束支配，如果财务结果不佳就被免除了支付合同规定数量的责任。管理者和工人合谋以奖金和各种实物津贴的形式蚕食国有资产，其结果，国家发现财政收入占GPP的比重下降得比预计大得多。
1983年，国家开始以收入税代替承包制，然而，这种收入税制度是短命的，因为它不仅不能抑制财政收入占GPP比例的下降，而且国有企业试图与政府就税收条款讨价还价，并宣称对低利润承担责任的是政府定价而不是他们的管理。到1986年，国有企业转向扩大的承包制，在这种制度下，许多管理者建立集体企业把有价值的资产转移到那里，把所有坏债留在签合同的国有企业，许多承包者也不能执行他们的合同（见《企业经济》1995年第7期，P45）。这并不令人惊异，因为根据产权经济学（Alchian and Demsetz，1972），如果没有人对国有企业有剩余权的话，没有人有激励找到好的承包者并有效地执行合同，1994年1月，承包制再次被收入税代替。杨和黄（Yang and Ng，1995，也见Sachs and Yang，2000，第8章）认为，企业家服务的直接定价成本高得无法接受，而对一个企业的私人剩余要求权是对企业家服务间接定价的根本。因此，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成功改革的根本，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是否证实这一点有赖于经验证据。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PP19至28）叙述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绩效仍然是一个高度争论的问题。一些研究者看到了提高，而另一些没有看到。然而，在评论这些争论以前，值得记住两个重要的一致观点：（1）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低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2）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与国有企业财务表现急剧恶化同时发生。根据白，李和王（Bai ，Li and Wang，BLW，即出)），在中国，TFP的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不增加经济福利，这是为什么中国公众继续把国有企业改革看成一个失败的原因。一些中国国有企业生产没有销路的产品，但有着更大的生产效率。宏观存货数据支持这一理论。1980至93年间中国的存货投资平均是GDP的7%，而相比而言OECD（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2至3%，只有一些东欧国家在1990年以前有那么高的存货投资率。这么高的存货水平表明相当多的产品没有市场，特别地，在中国，卖不出的存货也算作国有企业的产量。因此，基于产量数据的TFP的估计被明显高估。拉迪（Lardy，1998a，P206）也用文件证明了卖不出的存货的堆积如山和国有企业日益增加的坏帐之间的相关。
在中国式封建制度下，人们被排列为有不同权利的不同集团，地方党组织官员是一等公民，他们有全部权利和特权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牟取其既得利益，二等公民是有当地户口的村民。他们能在乡镇企业找到好工作，并有权得到一部分村庄福利基金。三等公民是外来移民，他们在乡镇企业干最脏的工作，不能得到丝毫福利津贴。这类似于一种封建制度，因为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是由她的政治地位和户籍状况所决定，而不是由她的收入和宪政权利所决定。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封建制度，连同户籍制度和城市的国有房地产制度造成的低劳动力流动性，解释了为什么地方政府所有和集体所有企业在中国农村兴隆，而它们并不象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主义企业那样具有竞争力，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个人有人身自由，能够自由交易劳动、资本、土地和其他财产。封建制度和低劳动力流动性表明社区成员期望永远住在同一地方，在同一地方性的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是相当稳定的。因此，他们比在自由的市场制度下更有激励为乡镇企业出力。
这种新型封建制度不仅歪曲了管理者和企业之间的匹配，企业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资源配置，阻碍了城市化，也产生了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社会不公。
依照国际标准，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极不正常，在大多数有农村工业的东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小企业的所有权是私人的，经常在一个家庭内部。相反，乡镇企业的所有权至少根据官方统计所说是集体的。一些学者论证集体所有权反映了深厚的中国文化模式。然而，这种合作文化假说已被质疑：在台湾农村小型私人企业占绝对多数，整个东亚小型的华裔私人企业盛行。如果有关于小企业的任何中国文化特色，看来是私人、家庭所有的企业而不是集体所有的企业。
其他学者说集体所有权是农村企业筹集资本金并通过缩短监督距离而减少委托一代理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Qi，1995，Walder，1995a）。他们用这些理由把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解释为适应中国落后的生产要素市场，对市场失败的一个最优反应。诺顿（Naughton，1994a）认为在转轨的早期，银行在办理小额贷款申请和评估风险方面条件很差。在中国，地方政府所有权扮演着一个金融中介的关键角色。地方政府能更好地评估在他们的控制下创办企业的风险，并作为向个别的乡镇企业贷款的担保者。
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把乡镇企业的成功解释为反对私人所有权是小型企业的天然所有权形式的一般看法的确切证明，并论证说决定效率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竞争（Nolan
1993）。
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对这种乡镇企业所有权形式的实用主义解释，尤其是它所强调的国家在金融中介中的优势，持怀疑态度，在1960至1995年间，即使台湾的中小企业遭受着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歧视，它们仍表现出充满活力的增长，非正式金融机构自发出现以迎合它们的需要（Shea and Yang，1994）。当1979年开始经济自由化时，市场力量（当被地方当局容忍时）导致金融制度创新的能力近来也在浙江省温州市见到。刘（Liu，1992）报告说，当地私人部门所需资金95%由地下私人金融组织，如台会、专业放债户和钱庄提供22。
一个适当的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一般理论应当基于两个主要考虑：第一，直到最近，私人所有权在许多地方被严格控制和歧视。个人所有权在1978年被给予宪法保护，而私人所有权，在中国被认为不同于个人所有权，在1987年才被给予宪法保护。由于企业登记为私人所有面临的歧视，因而（登记的）农村工业的集体所有权是针对歧视的一种自我保护对策。张(Zhang，1993）用“非集体乡镇企业”来称谓合伙、个体和私人企业。他报告说“实际上在与地方政府相关的所有方面（比起）情况相当的集体乡镇企业，非集体乡镇企业往往被歧视”。地方政府表现出对非集体乡镇企业歧视的领域包括：取得银行信贷、获取更大的生产场地，政府对原料和能源的分配，政府协助解决技术问题和创立合营企业。等等。有证据表明，在税收和利润分配方面，非集体乡镇企业面临着被过度勒索的更大风险，地方政府往往比对待集体乡镇企业更随意地对待非集体乡镇企业。
简言之，一些中国专家确认的市场失败不是由私人市场经济固有的无效(象外部性和公共财)所造成的，这些所谓的市场失败实际上是由国家强加的意识形态约束所造成的。特别地，银行因为国家指示而提供给乡镇企业比私人企业更多的贷款，并不是因为乡镇企业内在地更有效，或是因为地方银行认为地方政府是比它们本身更好的风险评估者(Chang
and Wang，1994)。
大家普遍同意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面对着更强的市场激励（包括更硬的预算约束）。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指出，三种乡镇企业类型的两种，江苏类型和浙江类型，在本质上相当类似于红帽子私人企业。地方官员有私人激励最大化乡镇企业的利润，因为在县、乡镇和村庄各级官员的仕途和薪水受村企业的效益和发展所直接影响（Oi 1995）。又因为当地居民和工人都没有通过合法，正式的渠道去行使他们的所有权的方法。简言之，乡镇企业由地方官员非正式的私有化已经减少委托一代理问题，并导致了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23。这种私有激励假说解释了为什么彭（Peng，1992）发现农村公共企业和农村私人企业的工资决定过程一样。
如果这种非正式私有化的解释有根据，那么只有地方官员的集体凝聚力不堕落为个人掠夺资产的努力时，乡镇企业继续有效率才有可能。我们看到在1980年代的江苏和山东，集体凝聚力的关键是对这些地区私人企业的严重歧视，在这些地区缺乏隐藏掠夺来资产的经济空间的结果，消除了单个官员掠夺他们所监督的乡镇企业的激励。没有对私有产权的强烈法律歧视，掠夺资产将更随意地发生，通常观察到的非正式私有化的无效率将变得更加普遍。
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决定性的影响是：私营部门相关规模和劳动力流动的逐步增长将最终削弱地方官员反对个人掠夺资产的集体凝聚力的基础（通过为掠夺的资产提供安全的隐藏地），从而损害乡镇企业的绩效。
1992年初以后，打算改善由1989至91年的紧缩政策造成的农村失业状况，对私人产权的歧视进一步减弱，许多乡镇企业摘掉了它们的红帽子。
当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日益增多的私营企业不再觉得有登记为红帽子或集体所有企业的必要，因为在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优惠待遇的差别已经缩小范围。……但有一个问题，集体部门现在表示说没有它们的帮助，私营企业不可能发展，作为这些公司的所谓“所有者”，党组织通常要求“离婚”的高额补偿或者要求这些公司与国有企业合并（“私营企业快速行动摘掉红帽子”，《中国日报》，1994年10月4日）。
例4：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自由化
双轨制的第三个例子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自由化(Sachs and Woo，1999，P17)。
到1983年，一个事实上的国有企业承包制已经出现。一个国有企业与它的主管部门签订一个合同，规定每年上交国家的收入（税收连同利润）的数量，因而一般相信给予企业最大化其财务盈余的激励。然而，国有企业仍然受软预算约束支配，如果财务结果不佳就被免除了支付合同规定数量的责任。管理者和工人合谋以奖金和各种实物津贴的形式蚕食国有资产，其结果，国家发现财政收入占GPP的比重下降得比预计大得多。
1983年，国家开始以收入税代替承包制，然而，这种收入税制度是短命的，因为它不仅不能抑制财政收入占GPP比例的下降，而且国有企业试图与政府就税收条款讨价还价，并宣称对低利润承担责任的是政府定价而不是他们的管理。到1986年，国有企业转向扩大的承包制，在这种制度下，许多管理者建立集体企业把有价值的资产转移到那里，把所有坏债留在签合同的国有企业，许多承包者也不能执行他们的合同（见《企业经济》1995年第7期，P45）。这并不令人惊异，因为根据产权经济学（Alchian and Demsetz，1972），如果没有人对国有企业有剩余权的话，没有人有激励找到好的承包者并有效地执行合同，1994年1月，承包制再次被收入税代替。杨和黄（Yang and Ng，1995，也见Sachs and Yang，2000，第8章）认为，企业家服务的直接定价成本高得无法接受，而对一个企业的私人剩余要求权是对企业家服务间接定价的根本。因此，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成功改革的根本，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是否证实这一点有赖于经验证据。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PP19至28）叙述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绩效仍然是一个高度争论的问题。一些研究者看到了提高，而另一些没有看到。然而，在评论这些争论以前，值得记住两个重要的一致观点：（1）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低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2）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与国有企业财务表现急剧恶化同时发生。根据白，李和王（Bai ，Li and Wang，BLW，即出)），在中国，TFP的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不增加经济福利，这是为什么中国公众继续把国有企业改革看成一个失败的原因。一些中国国有企业生产没有销路的产品，但有着更大的生产效率。宏观存货数据支持这一理论。1980至93年间中国的存货投资平均是GDP的7%，而相比而言OECD（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2至3%，只有一些东欧国家在1990年以前有那么高的存货投资率。这么高的存货水平表明相当多的产品没有市场，特别地，在中国，卖不出的存货也算作国有企业的产量。因此，基于产量数据的TFP的估计被明显高估。拉迪（Lardy，1998a，P206）也用文件证明了卖不出的存货的堆积如山和国有企业日益增加的坏帐之间的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