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龙搏击比赛视频: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获得诺贝尔奖？

     在美国获得教育学博士的黄全愈先生，近年来大陆出版了《素质教育在美国》、《素质教育在家庭》、《家庭教育在美国》、《玩教育在美国》等一批著作，对于中国的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小学生的学校、家庭教育，作了一个全方位的检视，发表了很多看法，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在人人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但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下，黄全愈博士的观点鲜明、具体，切中要害，尤其是参照美国的教育体制和观念，结合自己孩子在美国上学的直接经验、教训，显得言之有物、有理有据，令人耳目一新。正因为如此，黄博士的著作，以及他近期在大陆各地的演讲，引起人们特别是家长、教师和有关从事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和热情，犹如平地上刮起一股飓风，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我非常赞赏黄全愈博士关于中国教育很多意见和看法，他强调要针对孩子特点进行教育，包括“玩教育”；强调让孩子自己管理自己，大人不要过多干涉；强调尊重孩子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强调允许孩子提问题、甚至是希奇古怪的问题；并对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提出批评，等等。这些看法和意见都是很中肯、很有现实意义和价值的。其实，冰心老人晚年给北京大学附属小学的题词是：“专心地学习，痛快地游玩。”表达的也是同样的观念，即尊重孩子的特点，而不是压制孩子的特点，不要使他们失去童趣，培养出一个健康的人格，这样的教育才是成功的。
引起我深入思考的主要是黄全愈博士关于引导孩子的创造性，而不是训练孩子的创造性的观点。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关系到中国对一流人才以及天才的培养。
中国教育究竟怎么样？中国现在的教育方法和观念是不是有利于一流人才的培养？黄博士对此提出疑问：

如果说中国的教育不行，为什么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能击败众多对手，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各种个人奖和集体奖？如果说中国的教育很棒，为什么自从诺贝尔奖设立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高校能培养出获诺贝尔奖的人才？这是不是发人深省的、中华民族的一大困惑？
如果说美国教育不如中国，为什么美国的科技发达，中国的科技落后？为什么美国学者赢得的诺贝尔奖最多，而中国无任何人获得过诺贝尔奖？
我认为，鉴于中国教育的具体状况，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点：要判断一个真正的胜利者，只能是在终点，而不是在起点！也就是说，在肯定中国的中学生每年都能击败众多对手而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各种个人奖和集体奖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奖杯或金牌下的阴影。

在黄博士看来，天才的创造性是不可能“训练”出来的，而是引导、培养出来的。而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就在这里。中国传统教育观念对“教”的理解，与美国人对于“教”的理解不同。中国文化中的“教”实际上相当于“训练”，就是“传道、受业、解惑”，是老师向学生主动灌输，学生被动接受。因此，如果按照一个叫米特（George Herbert Mead）的美国教授所划分的人类行为的四个区域，即直觉的、习惯的、确认的、自主的区域，则中国孩子一般过早地进入第3（确认的）区域，而不能进入第4（自主的）区域。

许多中国人过早地进入了第3区，但在第4区边缘驻足不前：这就是中国学生屡获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奖，但中国尚无成人获诺贝尔奖地中华民族的一个“百慕大三角区”！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的教育使“自主行为”的第4区——人的创造活动最集中的区域，成为素质教育的盲区，因而也成为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

简单说，就是中国教育培养的孩子缺乏一种积极、主动的怀疑和思考精神及习惯。
因此，黄博士也反对那种认为中国初等教育比美国好的观点：

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初等教育是很棒的，那是世界上有目共睹的，现在的问题是高级阶段的研究没有做好，要加强的只是高级阶段的研究工作的创造性问题……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我们说，人的创造力和创造性是“培养”出来的。既然要培养，就要从小开始培养。这种培养，不但要有内在成长的连续性，还要有外在培养环境的持续性。同时，创造力与人的个性和独立性是分不开的，而个性的发展和独立性的培养又必须始于幼年。
如果我们在初级阶段只搞“应试教育”的智力开发，到高级阶段才培养人的创造力和研究能力，我们将难以培养出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首先，我同意黄博士的说法，创造性是不可能训练出来的，而是引导、培养出来的。我也同意黄博士对于当前中国教育观念、模式和方法的批评。我同样认为，中国的教育观念和方法不做彻底的转变，要想自己培养出一流的科学人才，培养出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奇迹发生！
但是，在黄博士看来，只要像美国的学校那样，引进美国老师的方法和观念，中国就可以培养出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则是我所怀疑的。

1、

我们还是从诺贝尔奖说起。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获得诺贝尔奖不是没有中国人，而是有，当然也是美籍华人，如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等。但是，我们要问这些人是否都是在美国受的教育？或者他们接受的都是美国式的教育？
答曰：是，然而又不是。因为，除了朱棣文以外，其他基本上都是从研究生阶段开始，才在美国上学，而后在美国做研究；但是，他们的初等教育，甚至大学教育，都是在中国完成的。那时的中国教育，按照黄博士的看法，也是把“教”当作“训练”的。就是说，这种初等教育与他们后来接受的美国的高等教育是“脱节”的。而且，在黄博士看来，创造力的培养需要连续性，这种“脱节”的教育是不可能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
因此，如何解释美籍华人获得诺贝尔奖，在黄博士这里就成为一个问题，甚至可以说，就是一个悖论。
相反，我们又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迄今为止的获得诺贝尔奖的5位美籍华人中，有4位是从大陆或台湾接受初等教育甚至是大学教育以后去美国的中国人，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美籍华人获得诺贝尔奖只有朱棣文博士一人，而且还是最近1997年获得的诺贝尔奖。相比之下，后者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接受的是一套完整的美国教育，而前者初等教育甚至高等教育接受的都是中国传统教育，即是一种没有“连续性”的、“脱节”的教育，因此，后者应该比前者具有更大的获奖可能性。按照黄博士说的可能性较大的获奖反而比较少，而没有可能性的却成为获奖的现实，而且还比较多。
当然，我不排除这里的偶然性。但是，在美国的中国人，至少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人口也占一定的比例，从概率的角度来说，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仅仅从智商的角度解释，或者从某些外部的原因，比如经济、政治等等情况来进行解释，大概不会让一个具有正常理性的人满意。
如果我们正视这个现实，那么可以推理，黄全愈博士所设想的用美国式的观念和模式来对中国孩子进行教育，当然也未必不能够培养出我们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不用美国式的教育观念和模式，我们也许还会更好地培养出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更进一步说，我们知道，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几乎遍布全世界几大洲的国家，主要在发达国家，也有像印度、巴基斯坦等这样不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教育观念和模式，绝不等同于美国的模式。尤其是像东方的亚洲国家等，在文化上与美国、西方具有很大的差异，在教育上的差异也是很大的。但是，他们的国家照样能够培养出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因此，如果仅仅从美国的教育模式和观念，就得出一个普遍的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方法，这样的看法未免太简单！也有点天真！

2、

关于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才培养，我认为这里有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据科学史研究者的研究和统计，现代世界上一般建国后35周年左右，就会有自己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不要说欧洲、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都是如此。我们也许很困惑，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为什么还没有自己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结束文革动乱也已经26年了。一个当时10岁的小学生，现在已经36岁了，这正是进行科学发现和创造的最佳年龄、黄金时光，很多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在这个年龄的时期创造出杰出的成果而获奖的（例如杨振宁获奖时35岁，李政道获奖时只有31岁）。我们为什么还没有产生自己的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这里的问题究竟在何处？
最近还有人分析，中国现在的科学研究的水平，在总体上是比过去提高了，但是，离诺贝尔奖却更远了。杨振宁先生估计，中国大陆的科学家有望在20年内获得诺贝尔奖。很多人认为，这是他对中国大陆科学界和科学家的鼓励。实际上，中国大陆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时间还要往后推。中国大陆科学家最接近的诺贝尔奖的时候，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与牛满江等人所作的关于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学研究，在国际上具有领先的水平，已经引起瑞典的皇家科学院的注意，并派人作调查了解，当时就差一点，诺贝尔奖与大陆的科学家擦肩而过。可见，美籍华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而大陆的科学家就不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说法，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就科学研究的条件来说，中国虽然比不上美国和欧洲、日本，但也不会比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差。至于科学家的待遇，则更是无稽之谈，没有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会由于自己的工资、住房等物质待遇这些具体问题，而放弃自己的科学研究。
这里关键的还是科学家自身的素质问题，是科学家本身有没有进行科学创造的内在条件。我们不会否认科学发现的外在条件，但是，决定的因素是内在的。一个要在科学上达到顶峰的中国科学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应该接受怎样的教育？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教育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我们不妨再分析一下获得诺贝尔奖的美籍中国科学家的情况。杨振宁1922年出生在中国合肥。由于闭塞，杨振宁直到六岁才第一次看见香蕉。杨振宁的父亲是当地中学的数学教师，后来出国去芝加哥大学读书，回国后先在厦门大学、后在清华大学任教。他的父亲很快就发现儿子有数学天才，可是并没有直接教他数学。杨振宁说：“父亲的哲学是‘不要着急’。”在谈天时他偶尔会向儿子提出数学难题，但是父亲更认识到教育需要均衡。在杨振宁念完中学初一时，父亲请了一位同事来教他中国古文。经过两个夏天的紧张学习，杨振宁能够背诵《论语》和《孟子》。这种学习和训练，在今天的家长看来，似乎是文不对题，浪费时间。我们今天谁能够找到一个家长，为了孩子将来在科学上的发展前途，让他（她）不去上一些五花八门的奥林匹克数学学校，而花大量时间去背诵《论语》和《孟子》！然而，这种训练对于杨振宁来说，可谓受益终生。
抗战期间，杨振宁的父亲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杨振宁不久也进了西南联大读书，受教于一些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包括陈省身等人。1945年杨振宁得到庚子赔款奖学金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杨振宁，可是他要拜才华横溢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Fermi）为师，因此去了芝加哥大学。后来，杨振宁在被称为氢弹之父的泰勒（Teller）的指导下写了博士论文。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推翻了物理学的中心信息之一——宇称守恒（基本粒子和它们的镜象的表现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他们共同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
有意思的是，与杨振宁同获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1926年出生，与杨振宁年纪大致相当，都是从西南联大毕业，然后去美国留学深造，最后在科学研究中作出卓越的贡献。因此可以推断，他的启蒙教育也可能受到过传统的中国教育——读“四书五经”。包括在中国大陆的华罗庚、苏步青、陈省身、丁文江、竺可桢、茅以升、李四光、严济慈、牛满江、周培源等，他们的启蒙教育都是读“四书五经”。而那一辈人的所达到的科学高峰，至今还令现在的中国科学家们景仰。
我们看最近的一个报道：

据中新社香港七月三十一日电(蔡展翔 卢峰)首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今天呼吁中国青年勇于挑战学术权威，认为这样才能有利中国科学的全面发展。
杨振宁是出席“第三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大会”回应观众提问时作上述表示的。
杨振宁说，中国传统注重教育及伦理关系，有助青年的全面学习及发展，中国的年轻人不应只顾学习外国新科技而忘掉中国传统。但中国青年一般胆子较小、不敢挑战，应该学习西方勇于挑战权威的风气，才不致于阻碍科学上的成就。
他又说，中国青年应认清自己的发展方向，在不忘传统的同时，不断吸收新的知识，把握任何发展的机会，才能获得美满的成果。

现在我们不得不谈到这个现象：

这些读“四书五经”进行启蒙的中国孩子，后来在科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和成就，成为杰出的科学家，有的后来居然获得了诺贝尔奖！

为什么读“四书五经”的中国孩子能够在科学上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成就，而后来我们从小就进行数、理、化强化训练的中国孩子，却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仿佛非常荒谬，似乎背离逻辑。现实的状况也是，在中国，我们已经找不到一位家长，能够像杨振宁的父亲那样，为了孩子将来在科学研究上的前途，居然花大力气让孩子苦读、背诵《论语》、《孟子》这样的“古董”。但是，让我们深入地思考一下，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些必然性的东西。我们后来的科学家，在素质上所缺少的东西，与这些“古董”有没有关系。

3、

美国物理学家戴森（Dyson）去年在石溪为杨振宁退休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说：“杨振宁对数学的美妙的品味照耀着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工作成为精致的艺术品，使他的深奥的推测成为杰作。”这使得他“对于自然神秘的结构比别人看得更深远一些”。其实，杨振宁思维的神秘之处不仅仅在于数学。曾任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主任的实验物理学家萨奥斯（Samios）说：“杨振宁是一位极具数学头脑的人，然而由于早年的学历，他对实验细节非常有兴趣。他喜欢和实验学家们交谈，对于优美的实验极为欣赏。”杨振宁的研究，在思维和方法上有一种非常美妙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那些西方科学家所不具有的。
杨振宁也说：“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是一个非常优美和深奥的创作”，它不是根据实验结果得出来的。爱因斯坦直觉地想到，物体在宇宙中受到重力的拽拉，可以看作是周围时—空结构的弯曲。他用已有的黎曼几何来描述他的新理论。后来，星球发出的光线接近太阳时因重力而弯曲的实验，证明爱因斯坦是对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一种科学发现的能力，其中，想象力无疑具有异常重要的地位。
对于中国科学家来说，如何能够获得这种能力，就会获得科学发现的点石成金的“金手指”，就会达到科学发现和创造的前沿和顶峰。这种能力，往往也是西方科学家所不具备的。
在科学创造的尖端和前沿，一个科学家的状态，与世界奥林匹克体育竞技中的运动员的状态是相似的，或者说，是接近的。在体育运动员的培养过程中，科学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经过一般的训练，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挖掘我们自身的潜力，提高我们的体育运动水平和能力。训练与不训练的结果是大不一样的。比如说，非洲国家的黑人运动员不能像美国的黑人运动员那样创造出奥林匹克的新记录，主要是训练上的问题。但是，在人人都能够达到自身的可能的水平顶峰之后，超越出所有人的最后高度，那种能力是置根于一个人生命之中的、与本能非常接近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不能够被训练出来的。
因此，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尽管美国具有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多么科学的观念和方法，在白人中无论怎样也培养不了约翰逊、乔丹、刘易斯、乔伊娜、霍利菲尔德、泰森这样的运动员和拳击手；同样，黑人中可以有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但却少有杰出的科学家。而且，每一个杰出的运动员，几乎都经过祖父母、父母亲等几代人的过程。在一些其他领域也是如此，比如像莫扎特这样的音乐天才，是来自音乐世家。中国过去有梨园世家、杂技世家，泥塑世家，甚至打铁、裁缝、中医等，都有家传、祖传之说。
还有一个例子。现在中国智障少年指挥家舟舟（胡一舟）身上表现出来的音乐才能，就是我所说的这种天赋的、本能的东西。舟舟的智商只有30，连一般的数数和加减法都算不清，但是，他却能够出色地指挥交响乐队。据报道，在最近的访问台湾的演出中，一次排练后，他就能够适应台湾交响乐队的排序，准确地点出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的声部。当长笛的声音要出来时，他自如地高举右手，五个指头准确地随着长笛颤音做出波浪般灵活的颤动，这些动作都是他自己发明的。他不懂乐理，不识乐谱，但是，他懂音乐，他对音乐的理解是最单纯、最本质、也是最本能的。他对于音乐的感受，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天赋的、遗传的。当然，他从小的生活环境，把这种天赋诱发出来了。但是，决不是这种环境“培养”了他的音乐才能。
同样，在科学的领域内，我们经过初等和高等教育以后，基本掌握了关于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和能力，在进行科学研究、进行科学发现和创造的最后冲刺过程中，要达到最高的水平，就必须有一些超人的东西表现出来。
那么，中国科学家的超人的东西——素质，是在何处呢？
如果说，一个优秀运动员的产生，是与他的遗传基因相关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民族，杰出的中国科学家的产生，也必须具有来自母体——祖国文化的遗传基因。应该说，得到这种遗传基因中最好的人，就具备了最好的素质，也最有可能成为科学的巨人。中国科学家，无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在整体上必须具备这样的“遗传基因”。也就是说，从小接受“四书五经”这种传统教育，对于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来说，不是浪费时光，不是个人爱好，更不是附庸风雅，而是一种必备的基础教育，一种成为科学巨匠的“必修课”！
我们这样说，可以对于上述杰出中国科学家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作出一种自圆其说的回答。中国科学家，必须在自己母体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才能够达到科学创造的巅峰状态。这就是为什么读“四书五经”的中国孩子，后来能够在科学上能够达到如此卓越成就的原因。
还有一篇报道我们摘录如下：

大洋网讯（2002年）5月31日，“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创意的作品《物之道》和画坛大师吴冠中教授创意的作品《生之欲》左右对称地摆放在展馆门口，成为本次展览最引人注目的亮点。据《科技日报》报道，两位学者虽相隔万里，但多年以来，多次联袂策划对艺术与科学的研讨；此次，他们各自独立创意的作品，其艺术表现形式竟然像双胞胎一样，出现惊人的一致，激情与对称相互交融。他们的作品轰动了科学界和美术界，引起了媒体的关注。6月1日下午，李政道教授与吴冠中教授，在清华同方大厦多功能厅里，携手接受了众多媒体记者的集体采访。李政道教授在长期艺术研究中发现，艺术，特别是绘画艺术，除了能激发人们的情感，更能表达科学的内容；科学则在追求和表达真理的普遍性的同时，具有深刻的艺术内涵，科学和艺术在一定层面上是相通相联的。李政道说，他研读屈原的名篇《天问》，发现这是大诗人用诗的形式写就的宇宙学论文，屈原在2500年前就在诗中巧妙运用了几何学和物理学的对称性原理，提出了地球是圆的，可能是个东西、南北不一样长的扁椭圆球体。通过对历史文化的一系列观察，李政道认为：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学与艺术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必须搞清楚科学与艺术为什么能结合？结合的基础是什么？它们的结合对当代科学、艺术和社会文化发展有什么意义等理论问题。长时期的思考和研究，李政道提出了自己的“艺术与科学”结合的构想：第一，科学与艺术的本源是一致的，两者都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来源于人类的智慧与创新；第二，科学与艺术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艺术是用人类的想像、用人类的创新手法唤起人们意识里的情感，这种情感越真挚，表现的艺术就越优秀、反响就越普遍、就越能够跨越时空。科学是用创造性的思维和劳动对自然界进行研究与探索；第三，科学与艺术是人类不同的文化范畴，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科学中有艺术，艺术中有科学，它们的结合和交流符合自身的发展需要，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吴冠中的作品《生之欲》，就是把宏观的人类的情感寄托在微观的蛋白基因上，将人的生命和欲望连在一起。它使我们了解，什么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所产生的创意；第四，科学与艺术结合有利于科学、艺术和整个社会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因为，科学可以因艺术情感的介入更富有创造性，艺术可以因吸取科学智慧而更加绚丽多彩。

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李政道先生对于屈原、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是有着精深研究的。同时，还可以看出他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
实际上，出身于任何民族的杰出科学家，都应该得到他们自己母体文化的深厚的滋养。爱因斯坦对于斯宾诺莎有精熟的了解和研究，海森伯深入研究过希腊自然哲学，康德先是一个著名科学家，后来才是伟大的哲学家。同样，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科学家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其根源大概也在这里：他们与自己的母体文化之间仍然具有深厚的联系，得到母体文化的滋养和培育，没有与母体文化断裂。
为什么后来我们从小就进行数、理、化强化训练的中国孩子，在整体上却无法攀登科学的顶峰，不能在科学发现和创造上成为巨匠，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大概在于：这些孩子与我们自己的母体文化之间出现了断裂！
现在在中国城市到处看到的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学校，以及相应的全国和各省、市、县的奥林匹克竞赛组织，他们不断进行的各种训练班和比赛，让已经为中考、高考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广大中、小学生雪上加霜，不堪重负，苦不堪言。因此，我们很难说是他们这种做法，究竟是为中国培养未来的科学巨匠，还是揠苗助长、摧残人才。

4、

与科学界萎缩、退化的状况同步，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界也是如此，甚至文化艺术界也是这样。就整体而言，现在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时代的老一辈学者，仍难望其项背。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这些当时清华研究院的导师，成了不可企及的大师和学术巨人；胡适、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闻一多、顾颉刚、翦伯赞、陈康、洪谦、宗白华、王瑶、王力等等，仍然是各学科中膜拜的偶像。历史让他们成为幸运者，后来者则反成了铺垫和陪衬。
因此，面对中国当前出现的科学、艺术、文化萎缩、无序的危机，我们必须回到文化本身来进行深刻地反思。是否可以说，我们当前的文化萎缩、失序，主要是因为它无根。这种无根的文化是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根是由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主要文本的陌生化造成的。就是说，一代新的读书人与传统文化“书面文本”在整体上的隔膜和断裂，是造成我们当前文化萎缩和无序的真正根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我们对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种过激的批判态度。在教育方面，人文学科中，传统文化比重极小。这种教育，加上不断地反传统文化的运动，造成了几代人对传统文化典籍的隔膜。
中国大陆的科学家不能获得诺贝尔奖，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蜕化，学术、文化、艺术的倒退，甚至中国社会在经济、道德、观念上目前出现的混乱、无序状况，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是一个社会由于文化上的“无根”所滋生的种种表面现象。解决这些问题也必须从“根”源上进行，把我们的文化之根与创造之果链接起来。
因此，在全社会关注孩子们的素质教育的时候，我的观点是，素质教育不仅要推倒“应试教育”的观念和方法，不仅要从中国教育体制上着手进行改革，最根本的，是从观念上认识到：进行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是我们培养一切人才的必备的第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