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吻戏:财经文摘：中国在联合国的利益光谱

财经文摘：中国在联合国的利益光谱

　　近十年来，中国加强了与联合国的互动，在关注的问题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但中国至今仍然拒绝承担作为全球大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也不愿塑造新的国际体系。朝鲜战争在中国和联合国之间引发的冲突，以及台湾占据联合国席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产生敌意的重要原因。然而，自从1971年北京夺回联合国席位后，敌意渐渐淡去，中国逐步加入了各种专门组织，签署了各项条约。

　　中国开始意识到，作为强权政治的舞台，联合国为自己提供了两项独特的便利。首先，联合国的结构有助于缓和单极的影响力，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只占众多席位中的一席，即使在安理会中，也有可与其匹敌的力量；其次，中国居于联合国的等级制秩序的最高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特权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

　　中国目前与联合国的接触采取的模式是，根据不同的问题应用不同的方法。中国在联合国的行为可以被展现为一条连续的“利益相关光谱”，不同的位置反映了中国不同程度的参与决心。

　　外交官活动最为利益攸关

　　在光谱表示最大参与程度的一端，可以放上中国驻联合国外交官的才干这一议题。无疑，中国派往纽约的人员——无论是外交官还是其他官员——能力都有着显著的提高。沈大伟曾表示，30年前的中国代表，“几乎一言不发。当他们开口时，说的也纯粹是在北京小心翼翼准备好的宣传辞令。在国外和国内，都不会召开面向外国记者的新闻发布会”；用一位联合国外交官的话来说，中国老一套的方法就是：“他们到来，他们微笑，他们离开。”

　　五年前，一位联合国内部人士表示：“北京的代表曾非常糟糕，毫无个性，但如今他们变得非常尖锐了。中国过去派驻人员采取的是预防性的方法，他们在乎的问题是：如何防止我们的人民受到外界影响。现在他们则希望向外传播影响力。”另一位内部人士则认为，中国的外交官“卓越、老练、有能力”，具有“清晰的战略视野”。

　　但是，老一代的特点依然保存着。2010年9月，中国最高级的联合国官员、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沙祖康不得不作出道歉，他在一场酒会上向潘基文致辞时出言不逊，攻击了联合国、美国人和潘基文本人。不过，总体来看，沙祖康的行为只是例外，中国代表在促进国家利益和参与国际组织工作方面变得更有技巧了。

　　至于新一代是否对外交政策持有不同的看法，则是另一问题。不少智库都认为，年轻一代的外交官在思维上不那么正统，他们更有可能承认作为全球大国应占有的合法性份额。但在会议上并未显示出代际区分的迹象，年轻的中层官员比起老一辈来常常显得更加坦率，但他们同样经受过良好的训练，并且服从纪律。

　　维和行动逐渐深入

　　中国对维和行动的参与，同样位于这一利益光谱的顶端。这也许是北京在联合国中参与程度最深入的一个领域。在进入联合国之前，甚至是在70年代，中国还倾向于将维和行动描述为帝国主义分子的冒险。例如，一份官方出版物声称，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成立，目标在于将联合国转变为“美国控制的国际警察的总部，意在镇压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

　　随着80年代邓小平领导中国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坚冰开始消融。最开始，中国投票赞成了维和行动，接着开始在经济上支持维和行动，随后加入了特别委员会，最后终于派出人员参与了在非洲和中东的维和行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对维和行动的参与持续深化，尽管中国仍然坚持主权概念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传统政策。

　　北京对维和的支持不仅限于传统的行动，而是包括了冲突后的多维度维和进程——如在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和民主刚果，以及过渡阶段的管理——如在柬埔寨（尽管中国与红色高棉政权曾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东帝汶。传统上，当决定是否授权及参与一项维和行动时，中国会考虑联合国维和历史引申出的三项原则以及本国的外交政策理论，包括：当事国同意、武力仅用于自卫、当地力量的参与。但这些原则的运用灵活而实用，并非一致。中国部分地克服了对在承认台湾的国家进行维和行动的抵制心理。例如在90年代，中国曾否决了在海地、危地马拉和马其顿的维和行动，但目前中国对海地的维和行动持支持态度。

　　在没有受到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加大维和行动的参与力度，是十分机敏的策略。维和行动在联合国中占据显著地位，更多的参与能够增加中国在组织内部的威望。尽管如此，中国在维和行动上的进步仍不应被夸大。决定中国在安理会中对维和行动投票态度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尽管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人员数量比起过去及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要高出许多，但在绝对值上仍然有限：截至2010年9月仅1995人。

　　保护的责任：疑心尚存

　　在利益光谱稍下方的位置，是中国对于“保护的责任”的执行。在索马里、波黑、卢旺达和科索沃的人道主义灾难后，这一新的概念在国际社会中出现，即当出现大屠杀、种族清洗和对人权的广泛侵犯时，国际社会对此集体负有保护的责任。其理念是，当主权国家无能力或无意愿保护自己的人民时，主权必须让渡于国际社会的保护责任。

　　由于保护的责任与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有潜在冲突，中国对其后果表示了一些不快，但并未公然表示反对。然而，中国将这一概念的运用局限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更加强调加强国家内部预防暴行能力的重要性。中国总是在强调安理会在面临紧急危机时务必“谨慎”从事，并声言必须限制国家将保护的责任作为向其他国家施压的外交工具。

　　今年利比亚出现的针对卡扎菲政权的大规模民众抗议和武装反抗以及该政权的暴力镇压，使得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再次被人提起。2月，中国投票通过了安理会第1970号决议，对利比亚实施武器禁运，下达了旅行禁令，冻结了利比亚领导层的财产，并将事件交付国际刑事法庭。次月，中国对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投了弃权票，这一决定规定在利比亚领空设立禁飞区，并进一步加紧了对卡扎菲政权的制裁。这两项决议都履行了保护平民的责任。

　　中国支持首项决议，并且不反对第二项决议，表面上看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这是安理会历史上首次“授权对正在运转的政府使用武力以保护平民”。但另一方面，中国的行为是十分特殊环境下的产物。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对禁飞区的支持是中国不抵制第1973号决议的重要因素。这两项决议在国际上和该地区都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因此难以投票反对。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不愿在利比亚问题上被孤立，从而令人联想到对本国公民施加的类似行径。阿拉伯之春被证明极具感染性，与卡扎菲为伍、对抗国际制裁，可能产生无法估计的后果。将更小的目标抛向国际社会，并紧盯国内的任何骚动，无疑是更好的办法。

　　安理会行为：转向开始

　　通过考察中国在安理会中的一般行为，可以分辨出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的程度与局限。历史上，中国曾是一个被动的安理会成员，很少尝试设定议题。中国动用否决权要远远少于其他常任理事国，在1971～2002年间仅仅动用4次，而美国则运用了75次。若非涉及与主权相关的问题，中国常常投弃权票。然而，在过去的十来年间，北京的代表在安理会中的表现更为自信了，中国越来越愿意引领议题。

　　中国不再像本能反应似地反对以《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为依据的决议，这一条款授权安理会采取措施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例如，中国支持了在东帝汶派驻澳大利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决议；2001年9月12日，中国和其他常任理事国一道谴责9·11恐怖袭击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承认了针对这些袭击的自卫权利。

　　另一方面，中国依然并不积极参与那些不直接涉及自身核心利益的重要问题。例如，中国尽管支持了第1368号决议，但并未参与在阿富汗的行动。至于斯里兰卡问题，中国并不允许在安理会讨论政府对泰米尔猛虎组织的血腥镇压。有关复杂问题的动议多数来自美国、英国和法国，换句话说，中国工作的重心在于捍卫自己及盟国的利益，而非投射自己的影响力。

　　中国在安理会中对待所谓“贱民”国家的态度混合不一。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和1991年苏联解体后，北京加强了与独裁国家的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对能源需求的加大，中国与能源丰富的孤立国家如苏丹和缅甸的关系在90年代进一步深化。2005年，中国称赞了乌兹别克斯坦对反政府抗议的暴力镇压，并在穆加贝开展拆除反对者住宅的运动期间欢迎了这位津巴布韦独裁者的来访。而在安理会中，中国一直抵制或回避威胁到苏丹政府的有关达尔富尔问题的决议。

　　然而在此之后，考虑到部分“贱民”政权十分脆弱，并且注意到自己的国际声誉问题，中国开始仅在一定条件下才继续支持这些政权。例如，在2007年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间，中国促使喀土穆接受了联合国—非盟的联合行动以执行2006年的达尔富尔和平协定。无疑，中国是希望在奥运会即将召开之际改善自己的国际声誉，并保证自己拥有巨额投资的该地区保持稳定。

　　伊朗和朝鲜：麻烦的“老友”

　　中国正变得更富有技巧，但尚未制定出能与扩张的利益协调的政策。这一紧张关系充分反映在中国处理伊朗和朝鲜核问题的方法上。

　　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表现平平。在西方的持续压力下，中国支持了三项制裁伊朗的决议，但却与俄罗斯一道削弱了制裁的效果。

　　经过了数月的争论后，中国和俄罗斯于2010年6月同意了安理会的全面制裁计划。有观察家认为，中国的同意令很多人感到吃惊，但这是在受到多项激励与保证后作出的决定，并且避免在俄罗斯转向后陷入孤立境地。争论并未就此结束，2010年10月，奥巴马政府表示中国企业正在协助伊朗发展导弹技术和核武器，并要求北京制止这些公司。

　　北京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利益当然与西方国家不一致。中国是伊朗能源的重要消费国，将伊朗视作中东的重要伙伴和对美国的制约力量。鉴于一贯的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坚持，中国倾向于支持伊朗在《核不扩散条约》下和平发展核技术的权利。鉴于自身同样曾受到过制裁，中国十分不情愿支持制裁决议。

　　然而，这一方法看起来是短视的。伊朗的武力将会激励这个与真主党和其他恐怖组织有联系的政权，危害到这一战略要地的安全。通过伊朗制衡美国的想法表面上具有吸引力，但实际上，核武装备的反美要塞对中国的未来同样是威胁，这也会降低中国作为少数几个核国家之一所拥有的影响力。

　　对于中国而言，朝鲜核计划比伊朗核计划更加危险。冷战期间，中国是朝鲜的主要保护国，双方建立了唇齿相依的同盟关系。在邓小平的改革之后，意识形态层面的同志情谊大多烟消云散了，但历史和人事联系依旧存在。

　　最重要的自然是政治和安全利益。中国既不愿朝鲜半岛上出现一个垮台的政权——这将意味着大批难民和成堆的安全问题，也不愿朝鲜与韩国统一——这意味着美国的军事力量将出现在中国的东部边界。然而，忍受一个无法预测的、家族统治的政权，又能让中国感到多满意呢？

　　平壤2006年进行的核试验引发了中国的不满。中国在公开场合批评朝鲜，并在安理会中支持制裁决议。据称，在对待朝鲜的政策上，出现了传统派和战略派的争论，前者主张继续支持朝鲜，后者则主张强硬路线。

　　2010年朝鲜的权力交接和“天安舰”事件使得这一争论更加明显。中国认为朝鲜的责任无法证实，这一表态缺乏公信力。中国的外交官还迫使安理会对这一事件作出了相当温和的回应。

　　人权问题：敌意依旧

　　位于中国在联合国利益光谱最下端的是人权问题。对于国际社会对中国饱受诟病的人权记录的批评，中国表现出巨大的敌意。中国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一员，并接受该组织每四年一次对人权记录的评估。中国的参与受到了欢迎，在减少贫困上取得的成就也获得了肯定，但是，人权小组注意到，中国在此过程中采取了防御性的高压手段。

　　当审视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盟友——的人权记录时，中国表现出了同样的阻碍态度。在安理会中，中国常和俄罗斯一道，阻止对津巴布韦或达尔富尔等地的侵犯人权状况进行调查。缅甸也是一个例子，2007年，中国和俄罗斯阻止安理会起草批评缅甸军政府的决议；2010年年末，中国采取“西方式”的外交努力，反对美国调查该国领导人犯下战争罪行的计划。

　　通过在人权委员会、安理会和联大的表现，中国抵制了西方有关人权的议题，将人权推到了联合国辩论的边缘位置。

　　退一步 进两步

　　有些分析家认为崛起的中国会试图重塑联合国的格局，然而，人们既不应该低估联合国现有结构与中国利益相符合的程度，也不应该低估克服其他常任理事国及日本、印度等大国的反对，改变现有结构的难度。

　　和西方的争论一样，中国国内对这些问题也存在着争论。“理想主义者”研究并宣传联合国，“现实主义者”则斥责联合国忽视中国的力量、损害中国的价值。不过对联合国持怀疑论者在这场争论中占据着明显的上风。很多外交政策制定者都将西方提出的“责任”视作阻碍中国崛起的说辞。例如，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之后，争论不在于温家宝总理的让步是否足够，而是他是否让步过多了。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的利益刚好就与西方的完全一致，也不能要求中国放弃自己的利益来增进全球利益。但随着中国的财富和实力增长，其利益也会扩张。中等强国的外交政策就会不再适用了。

　　另一方面，西方希望中国变得更加主动和负责任，然而，他们并不欢迎一个更具侵略性的中国。中国式上位并不必要和西方的崛起一样。有学者就表示，强大的中国将不再那么担心外部力量干预国内事务，同样也不会细心遵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例如，如果中国参与中东和平进程，或是加入干预别国的意愿联盟，西方对此会有何种感受？换句话说，对于利益攸关者负有的责任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未来中国可能会进一步推动自己独特的利益光谱。

　　原载：财识网：中国在联合国的利益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