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matlab 迭代函数:中国的大学还有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7 11:24:28
张鸣：中国的大学还有救吗？
当下的中国，左右分歧严重，如果说两派还有共识的话，那就是都认为大学出了问题。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实际上是很多人的同问。不过，问归问，质疑归质疑，大学的堕落，却依然我故，而且滑落得非常之快。如果说过去我还感觉大学像衙门的话，现在的大学，已经比衙门还要衙门了。好几次记者问我，中国大学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我都回答说，中国足球。
当然，这样的回答，多少有气话的成分。中国的大学，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步田地，其实跟中国足球相似，原因是官僚机构导向的产业化，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大学实际上变成一个教育利益集团牟利的祭坛。只有行政化，才能保障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只有垄断经营，才能使如此行政化的大学维持下去。所以，无论外界怎样批评，人家都是笑骂由你笑骂，好官（学）我自为之。
中国大学唯一的出路，就是开放。当年民国大学之所以有办得好的，关键在于当年的大学格局，是三足鼎立——国立、民办和教会大学同时存在。国立的北大、清华不错，民办的南开和厦门大学也不错。至于教会的大学，但凡能叫出名字的，几乎个个都是好大学。北方的燕京、辅仁大学、协和医学院，长江流域的金陵、圣约翰、之江、华中大学，广东的岭南大学，在中国的大学史上，有哪一个不是声名显赫呢？教会大学，在最初虽然有过浓的教会色彩，但经过五四运动之后，这样的色彩逐渐淡化，后来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世俗化的变革，跟国立和民办大学面目相近了。
人们都知道，中国的大学，不是中国的国粹，而是引进的产物。虽说京师大学堂开办较早，但真正开始在中国开设大学课程的，还是外国人。中国人办大学，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既有走出去的学习，也有在家门口的学习。教会大学的竞争，至关重要。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是国外大学多少年积累的经验，也是大学要想办好所必须遵守的规矩。人家按这个规矩办了，而且办好了，你再办，如果不按这个规矩办，就办不好，甚至按这个规矩办，不下比别人更大的功夫，都比不过人家。办不好，那你的生源就不好，甚至没有了。民国期间， 也不是没有权力机构，想渗入大学，也不是没有民办大学，出现牟利化倾向。但是，在竞争中，这些迹象都成不了气候。 民国也有大量的野鸡大学，专门给那些需要“文凭”的准备的，但是，这样的大学，没有人在意，等于不存在。办大学的人，不管你是谁，只要想办好大学，就只能按规矩来。那一时期军阀办的大学，比如张学良办的东北大学，唐继尧办的东陆大学（云南大学），曹锟办的河北大学，之所以还差强人意，就是因为他们大体上都能按规矩来，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大学。
虽然说，民国的大学传统，早已不复存在，但是现在办大学，本质上还是得跟先进国家接轨。如果根本不打算接轨，只强调自己的特色，我们现在就该办旧式的书院，不需要办什么大学。所有的学科分类，还是按我们的老一套，经史子集，而不是今天的什么理学、工学和法学，大学生也不该学外语的。当然，大学的研究论文，也更不该追求SCI数量。像现在这样，跟人家半接轨，而且不守规矩，实际上更可怕。讲学术，不讲求学术自由，追求SCI论文，不讲求论文的影响因子，办大学，大学却像机关。这样的大学，无论大楼盖了多少，设备进了多少，总归用处不大，号称已经是普通教育的大学，连国家产业升级的技术人才都提供不了。所以说，要想大学有用，还是得接轨，像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那样，老老实实比着香港科技大学来办。
不过，在目前的状况下，让大学按南方科大的模子办，并不现实。由于有垄断经营的保障，无论大学烂到何种地步，中国人只要没都有能力把孩子送出去，它们就有市场，因此也就能保证自己的垄断利益，它们也就没有动力改革。所以，打破僵局唯一的出路，就是开放。不仅多一些像深圳南方科大这样的异类大学，而且允许民间开办高层次的大学（不像现在这样，只允许民资办低层次的三本院校），而且打开大门，让外资和教会来办大学。原有的教会大学，应该恢复。如果担心政治失控的话，可以由政府制订有关政策法规约束之。
众所周知，中国这些年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要归功于改革开放。但实际上，所谓改革的前提，就是开放，如果不开放，就没有改革。没有走出去，引进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就无从谈起，现代企业制度，也无从建立。市场化不可怕，产业化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规矩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是某些领域还存在着垄断，整个市场还存在着看得见的手——权力的操控，这都是下一步改革的目标。而就大学而言，严重的问题是，全领域都是官僚化的垄断经营，这样的产业化，才是真正的罪魁。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感到，现在的大学，连当年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学都不如。
跟国民收入水准相比，现在的大学，收费已经相当高。也就是说，无论教育行政部门承认与否，大学的产业化程度都已经相当高，一边付费，一边提供服务。这种产业化所提供的服务之所以如此恶劣，是因为它是跟官办科举式全国统考相匹配的阶梯式的垄断经营，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人们只能比烂，在烂的中找相对不太烂的。产业化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家付费之后，仍然得不到应得的服务，对于大学教育而言，就是得不到学生期待的知识和能力素质训练，到就业市场上，根本无法适应。如果现在的大学，如有些人所说，还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堡垒，那么改革还好办一些，单纯通过行政杠杆，就可以撬动。但是，现在的大学，已经变成一个具有官方权力背景的垄断公司，不通过开放，引进外来因素倒逼，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虽然教育界看起来死气沉沉，但它跟其他领域一样，子改革30多年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一步的改革，都面临着一个顽固而巨大的利益屏障。打破屏障的利器，就是开放。
我国民办高校遇“饥荒”是必然民办高校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产物，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无疑具有积极作用。但我国民办高校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短命的结局，因为我国民办高校的问题实在太多。目前，我国民办高校遇“饥荒”也是必然。
据媒体报道，到目前为止，全国民办高校的招生状况下降严重，普遍下降幅度在一半左右，其中民办大学较集中的西安下降最多，招生数量只有往年的两三成，民办高校遭遇了新的困境。离北京
民办高校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产物，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无疑具有积极作用。但我国民办高校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短命的结局，因为我国民办高校的问题实在太多。目前，我国民办高校遇“饥荒”也是必然。
首先，我国民办高校缺乏发展的宏观基础。一是我国经济基础没有达到大力发展民办高校的阶段，无论是国家经济实力、社会经济实力、还是家庭经济实力，都缺乏支持民办高等教育成本的基础。二是民办高校在我国还缺乏公信力，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对民办高校及其毕业生都另眼相待。三是我国不存在需要大量民办高校的现实。我国公办高校数及其招生数，事实上都超过了应有需求，在此现实情况下大力兴办民办高校，结果只能是要么大大降低质量，要么无生可招。
其次，我国民办高校缺乏发展的微观基础。一是国家高考政策不利于民办高校发展，民办高校属第三批录取院校，录取的学生是公办高校录取不上的考生，学校无可持续发展的生源基础。二是民办高校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大多聘用公办高校的退休教师，说白了就是公办高校不用的教师，无法和公办高校比拟。三是由于建校时间短，民办高校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缺乏竞争实力。
再次，我国民办高校的动机不纯。一是举办者的目的大多是经济目的第一，较少考虑社会效益和缺少公益性。二是进入民办高校的教师缺乏事业意识，他们的最高目标是金钱，而不是事业。不象公办高校的教师那样，首先具有事业意识。
另外，我国民办高校的办学质量较低。这是不用细说的事实，也使其缺乏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我国民办高校事实上相当于国外的私立大学，但世界上最著名的高校，有很多恰恰是私立学校，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大学、耶鲁大学，日本的早稻大学，韩国的高丽大学，澳大利亚的邦德大学等等。这些私立大学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名校、甚至世界顶尖大学，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具有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且，数量和布局合理。我国民办高校在生存和发展基础不是太牢靠的前期下，一哄而上，“根据有关部门统计，1994年全国有民办高校880所，至1995年已经发展到了1209所，一年间净增329所，相当于每天成立一所民办学校。”（《改革开放3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专题研究》第594页。教育科学出版社。）这种壮举，除了让人惊讶之外，就是可笑。这样的高校不倒闭，还能倒闭什么！
教育部统计显示：1999年大学扩招30万，2009年大学招生规模首次突破600万。
大学教育的“饼子”越摊越大，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有用人单位指出，当前大学教育质量下滑，形成了“今天的博士不如5年前的硕士，5年前的硕士不如10年前的本科”的贬值链。
这种现实，对当前的人才培养模式无疑是严峻考验。大学教育质量，靠什么样的评价机制来保障？我们的人才培养，如何才能越来越好？
川大改革引出论文存废之争
论文越写越“水”？
作为学生毕业标志的论文设计实行多样化，其目的是回归教育的本意，对学生综合素质进行科学评价
不写毕业论文，编导类专业学生可以拍纪录片，新闻专业毕业生可以写调查报告……前不久，四川大学出台《关于坚持“高质量、多样化”原则进一步加强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补充意见》，对外宣布“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该校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可以多样化”。
一石激起千层浪，川大的改革引起学界关于论文存废之争。原来一个本科生要毕业，必须过必修课考试和毕业论文考核，如果取消论文考核，如何保障本科生的质量？有人质疑。
“本科生网上拼凑论文的事件屡见不鲜，原本的论文考核已经失去意义，我们只是回到了教学方法改进的专业轨道上。”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张小元表示。
“培养过程中评价体系的缺陷，才造成衡量学生仅仅依靠量化的论文评定。这次争论回归了教育的本意。当前，我们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对学生形成真正的评价体系。”教育问题研究专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以往的大学教育，不重视学生独立思考和课堂交流与辩论，只是粗放、灌输式教育，许多大学生只会应付考试，毕业时抄拼出一篇所谓的论文，高校学生论文因此只有结果，学习写作过程是空白。
当前，许多学生平时热衷于在外打工赚钱，美其名曰增加社会经验；更多的学生在报考学校、专业时，考虑的是该学校、专业对以后的就业是否有利；而在学习过程中，也是挑选有利于就业的专业课去听讲，却对重在基础素质培养的文化修养课程视而不见。
“大学培养不能由一纸论文来评价，这一课应该由综合素质评价来补。”熊丙奇表示，令人欣喜的是，有些地方在大学“入口”已经利用新的评价机制并发挥作用。2009年的高考招生中，12名高分考生因为“综合素质评价低”而又不服从志愿调剂被山东临沂师范学院退档，同时也有刚上投档线的考生因为“综合素质评价高”被录取。
“完善有效的评价机制，才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制度保障。我认为这种评价机制应该是动态的综合评价。”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欧阳康教授指出，学校不仅要把眼光盯在学生进校时的状态，还要看重学生走出校门时，经过学校塑造达到什么程度，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提升力；不仅把眼光紧紧盯在成绩上，更要为学生一生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充分体现学校教育的育人功能。
学生一年难见导师一面
导师越教越“忙”？
从教学安排来看，要有科学的课程和教学评估体系；导师对学生的培养过程，要有合理的监督和评价机制
电脑上制作教学PPT，台灯下编写教案，课后还要批改作业，他们不是教师，却担任着教师的角色，他们是在导师本科生的课堂做助教，帮导师代本科生的课。“导师太忙了，有些文科研究生一年难得见导师一面。”明年将毕业的硕士陈琨告诉记者，很多导师平时和学生很少当面交流，都是通过电子邮件和手机信息联系。
2004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已达420万，比1998年增加了240万。在人数增长的同时，接纳这些学生的学校和培养学生的老师却并没有同比例增长。目前我国高校的师生比普遍偏高，有些高校甚至高于1∶18。
“一个导师最多要带几十个研究生，根本忙不过来。”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建民教授，曾经就“扩招中的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问题”做过专门的调研。王建民说，在对高校导师的调查问卷中发现，经济、法律、管理等热门专业，一位导师名下的在校研究生数超过20人的比较常见。另外，一些教师为了增加收入忙于在外“走穴”，开办或参与各种培训班、辅导班，一身兼多职。这种结果，只能使研究生的质量下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在任教师对学生的培养，学校并没有明确责任，而高校职称评定条件中赫然写着：参加过科研工作或发表一定水平的论文、著作。两者的矛盾让一些青年教师对于日常的踏实工作和基础铺垫失去耐性，认为辅导学生代价大耗时长。急于出成果，就重科研而轻教学，而导师该不该对学生负责却没有量化标准。”王建民分析说。
“当前很多学校的导师负责制，实际上导师不负责。”熊丙奇认为，对于研究生培养质量来说，核心的保障措施不是形式上的各种规定，而是真正的导师负责制，即导师对学生的招生、培养方式、培养内容、培养质量真正负责。
“导师对学生的培养过程，应该设立合理的监督和评价机制。从教学安排来看，可以设立科学合理的课程和教学评估体系，以其对教师资格考核和教师授课状况做科学合理的量化评估，并作为学生评价教师的标准之一。”欧阳康表示。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开展质量工程、教学名师评选等一系列活动。从2004年开始，教育部建立了每五年一轮的高校教学评估制度，并且专门组织实施对于各高校的教学评估以及各项专业的评估。有些学校还专门制定了“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让学生检验、评价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术品德。
随意设专业，自由改学制
学校越管越“乱”？
是按市场规律办学，还是按教育规律办学？改革学校的管理制度，就要有创新意识，真正以教育学生为本
今秋开学以来，中山大学新创博雅学院，通过通识教育打造“无专业精英”。从9月21日开始，在珠海校区就读的3700多名新生和1300多名二年级学生，按照新的通识教育方案选修“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程”。对于这个新生事物，外界在赞赏的同时，讨论也同样喧嚣：培养的学生能经得起社会的检验吗？
近年来，升学率成为考察基础教育成功的标准，就业率成了判断高等院校成败的尺度，收入水平成为衡量人才价值的标杆。一些大学在学科设置上追逐市场，许多“新、奇、特”专业门类随意设立，根本没有考虑到自身的办学能力；一些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专业尤其是农林医药类专业，则“惨淡经营”、发展乏力。一些院校培养人才的定位摇摆不定，2002年将部分硕士研究生三年制培养模式改为两年为基础的弹性学制的“探索”，到今年大多数已经悄悄改回三年制。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一事当前，不少人只考虑怎样做才能低成本、高收益。“高校办学要与市场对接，教育改革始终应该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相一致。但在按市场规律办学与按教育规律办学之间，一定要找好结合点。”熊丙奇说。
对于“博雅”背后的深意，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明确坦言，这只是中山大学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系列举措中的一项尝试，他本人更加关注的是面向全校本科学生的通识教育，因为通识教育能让全校学生受益。
“社会功利性的入侵，使得教育本身的品位大为降低，这是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人才的真正需求不相符的。”欧阳康认为，从教育定位来看，要继续保持高等教育的精英品格，这是提高教育质量的观念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