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发证券量化交易平台:不要制造以利益为驱动的“伪劳农革命”

“我此次旅行了几个地方，虽未深入腹地，却觉得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罗素先生观察各地情形以后，他也说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我觉得这句话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舒新城君尝对我说：‘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不够。’我也觉得这句话更是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筑山君自美来信，他说美国农夫比中国中等人家还要好得多，可见得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之滋味。我们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或则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
“这个教训我以为是很切实的，好高骛远的人不可不三思之。”
不要制造以利益为驱动的“伪劳农革命”
论战开始后，为了更清晰地阐释自己对中国当前是否适合搞社会主义的观点，1920年12月15日，张东荪又在《改造》杂志上发表了《现在与将来》一文。文章说：
“中国现在既有贫乏病，则开发实业为唯一之要求。……就现在人民太贫得求生不得而讲，即使资本主义的企业发达，终是利在目前而害在将来。我们没有法子破坏他的缘故，亦就在他能利于目前。我们若在此时即破坏他，便是我们认题未清。”——张氏的观点是：中国资本主义丝毫不发达，搞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者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因为只有上海还有几家资本家的工厂，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工厂，小农们都患有贫乏病，如何能搞工人运动，搞社会主义呢？
张氏希望国内的社会主义者们要“自知之明”：“第一，须知我们自己没有打消军阀的能力。譬如我们天天骂安福部，然而打倒安福的是吴佩孚不是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直接的实力。第二，须知我们对于应付贫乏病，以增加生产力救不得食不得衣的人，虽有方法却不及人家的来得有速效。我们有了这两点自知之明以后，我们便知道现在还不是我们的时代；我们对于现在尚是不合宜。什么人合宜于现在呢？我看就是绅商阶级。”——张氏也自居是社会主义者的一员，但却坚持中国社会还没有进化到社会主义者登上舞台的阶段。
如何解决这个“社会进化的阶段缺失”的问题？张东荪讲了一段往事：
“我记得君劢与稚晖在德国的时候有一段趣话。那时正在推翻袁洪宪，君劢说，我代表立宪党，你代表国民党，我要求国民党先让立宪党执政五年。稚晖不答应。原来他们都没有得国内的消息，那里晓得全没有这么一回事呢?不过各国执政党认自己不宜活动的时候而让他党活动，却是常有的。我以为这个让德，我们是应当有的。这个阶段的原理，本是马克思教我们的。”——很显然，张氏的意思，是觉得社会主义者们不必太过着急，可以先给中国的资本主义一段发展的时间，待物质生产富足，再去解决分配的公平。
对于当时社会主义者们对工人运动的热衷，张东荪也提出了自己的异议：
“现在的人都欢喜谈工人苦状，而对于工人苦状的真原因多不看见。要晓得工人受苦固然是事实，但直接受自资本家的很少很少，而通统是受自工头的。我尝说中国愈是下级社会愈是寡头制度。我近来以观察所得，知道企业的所以不能发达，原因全在中国阶级的做恶。近于资本家的经理、财房、掌柜等企业者；近于劳动者是工头。企业者专门侵吞股本，以致有钱者视投资为畏途；故中国绝少不自经营的资本家。工头专门剥虐工人，以致工人道德堕落，终年怠业。则工人的受苦全在劳动界自身的制度，可以无疑。现在人只听工人一方面的话，自然是只看工人的苦痛。若问一问彼资本家，必亦有一大篇话未尝不是句句实情；在现行制度下亦不能十二分苛责资本家，因为从井救人总不是人的常性。我相信工人的种种不好不是天生的，而是历年来制度所迫的。但既然迫坏了，则非慢慢地改好不可。若能把制度逐渐改良，而使工人逐渐培养，则将来自然可有结果。设一旦开放，亦必没有多少好处。所以我认温情主义比工厂立宪主义在现在中国为有益于工人。”——与当时大多数“工运领袖”盲目高喊打倒抽象的“资本家”相比，张氏切身调查所得出的具象的底层“工头”更应被改造的结论，显然更具现实意义。
张氏也谈到了农民，同样认为苏俄式的社会主义暂时不适合在农村搞起来：
“至于农人，要晓得中国向例，地主与佃户多是平分收入，甚至于佃户得六成，地主得四，所以农民对于所受地主的痛苦没有十分深刻的印象。即使废了地主，农人生活虽有变化然未必甚大，须知农业的不进实由于天灾兵祸。兵祸能破坏农业不下于工业，这是很容易知道的。至于天灾，亦大半由于农民太无知识，不知设法防御。无论何国，凡是农民总是最富于保守性，因为农人都是守旧的，所以一切改革若以农民为基础总是不行的。故我以为农业在现在没有速成的改良法；而只有以教育的力量救济农民的无知病。有了知识以后，自然能开发地利。这是说革命性的更张与农业无甚关系。”——张氏的这个判断，貌似与日后历史的进程相背离，但我们要注意一个前提：张氏不承认中国农村存在着严重的地租剥削，“农民对于所受地主的痛苦没有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一点，与中共日后土改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是完全一致的，以致于其不得不花费巨大的气力，先消除农民对斗争地主所怀有的歉疚之心。
工人也好、农民也罢，眼下都处在极端贫困时期，整个社会还在“患寡”，还轮不到“患不均”，那么，张东荪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期间究竟作甚么是好？”张氏说：
“我以为有两条路：第一条是现在即宣传社会主义、劳农主义，并进一步组织团体；第二是在静待中择几个基础事来做。”
张氏不同意第一条路，认为这样做，只可能“制造伪劳农革命”——所谓“伪劳农革命”，就是最终搞的不是以道德为驱动的社会主义，而不过是以利益为驱动的“打土豪，分田地”。张氏强烈提倡走第二条路，这条路上有许多事情等着社会主义者们去办，譬如改变工农“无知病”的文化教育事业；譬如对社会主义的深切的研究——“在中国的现状不能立刻实行何种主义，正是给我们以从容研究的时机。我们不患不能干宣传事业，而患所宣传的是半生不熟的。凡是半生不熟的，必定易于被人利用”；再譬如组织各种维护工农利益的民间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