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成绩考核方案:论新时期我国新闻采访学研究的四大特点

论新时期我国新闻采访学研究的四大特点 作者：刘海贵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新闻采访学呈现出四大特点：1.由“术”到“学”：从操作技巧的介绍到新闻采访学的构建；2.新闻实践的内在要求促发研究重点渐次拓展；3.专著教材化，教材同质化；4.采访权与新闻采访史成为该领域正在或可能勃兴的研究热点。
［关键词］新时期；新闻采访学；研究特点
新闻采访不仅是新闻工作的基础性环节，也是决定新闻报道能否成功的关键。与之相对应，以新闻采访活动现象与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新闻采访学研究，始终是我国应用新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1978年以来，这个领域内的研究开始朝着专业化与多元化方向发展，呈现出四大特点：
一、由“术”到“学”：从操作技巧的介绍到新闻采访学的构建
作为新闻实践的重要环节，新闻采访浸润了操作层面质的规定性，因此，对采访的研究也多被界定在“术”的范畴内。作为国人自撰的第一本新闻采访学教材，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就是以“术”（采访技巧）为逻辑起点，“专就新闻材料采集方法具体说明，为养成外交记者人才之助”。［1］此后的新闻采访学研究大多循着这样的路径展开。
解放后到“文革”前，我国新闻采访学的研究始终以实用性为基本诉求。1963年新华社记者李峰发表的《关于新闻采访学的探讨》就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该文是新华社总社举办的国内记者训练班的提纲，着重探讨了三个问题，一是新闻采访的基本观点，二是采访的准备问题，三是采访的方法问题。［2］后来的新闻采访学研究基本都是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展开，也都延续了传统采访学研究偏于经验总结，弱于理论提升的特点。“文革”十年中，在舆论一律的逻辑推演下，新闻采访蜕变成“找例子去支撑被拔高的概念”［3］，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传统被肆意践踏，新闻事业濒于崩溃的边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界拨乱反正，开始恢复新闻工作的基本规律。此时的新闻采访学研究依然是从研究具体的采访方法技巧开始。究其原因，一是新闻实践的迫切需要。当时的新闻界百废待兴，记者们亟需了解关于新闻采访方法与技巧的基本知识以应对日常的新闻工作，二是新闻学界的研究力量相当薄弱，尚无能力对新闻采访进行学理层面的研究。其时，新闻教育才刚刚起步，教师、科研人员和教材、专著都严重缺乏。1977年国家高等学校恢复统一招生制度，全国也只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和广西大学4所高校的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开始正式招生。据1982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新闻教育单位仅有教师170余人，在校学生987名。［4］1983年全国只有4种新闻学教材。［5］业界的研究则更多地依靠老记者的经验总结，李峰1963年撰写的文章在1983年重印就或多或少体现当时新闻学研究“青黄不接”的状况。新时期的新闻采访学研究也就不得不从最基础的方法层面开始。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论文有：张骏德的《新闻采访纵横谈》、艾丰的《论第一手材料》、柏生的《谈“专访”》、戴邦的《克服假、大、空的有效方法——现场采访》、周原的《记者采访杂谈》等。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学术界关于新闻采访的研究逐渐开始追求学理层面的探讨，很多研究从厘清采访的概念、类别、理念等方面切入，开始从构建学科体系的高度来进行新闻采访学的研究。90年代以后发表的很多论文、出版的相关教材与专著都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努力。譬如，1990年，新闻学者罗以澄在其出版的《新闻采访学教程》中，在全国首次以“认识”为基点，以“方法”为重点建构新闻采访学的全新体系，并运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与抽象的统一、批判与建设的统一、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等方法，开拓了新闻采访学的思维空间。［6］
二、新闻实践的内在要求促发研究重点渐次拓展
从总体看，30年新闻采访学基本遵循由“术”到“学”的研究轨迹向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新闻采访学研究又呈现出另一个重要特点，即每一次研究重点的拓展与迁移都源自新闻实践的现实需要。换言之，正是新闻实践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和内在要求促发了研究重点渐次拓展。具体来看，新时期新闻采访学研究的重点主要分布在三个层面：
第一，关于采访技巧与方法的研究。
从采访的基本过程看，新闻采访活动包括采访前期、采访中期、采访后期三个阶段（也称作采访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不同阶段涉及选题的确定、采访的准备、采访的基本方式等多种技巧。于是，从采访提纲的撰写到采访笔记的整理，从提问方法到观察、倾听技巧，从采访语言到衣着打扮，凡此种种的问题都被归于新时期的新闻采访学的研究之列。譬如，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刘海贵教授就曾在《新闻爱好者》上发表关于新闻采访的系列文章；1998年至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蓝鸿文教授也在《新闻界》、《新闻与成才》、《新闻爱好者》等期刊刊登连载文章，集中探讨新闻采访的基本方式和基本技巧等问题。
与此同时，还有很多研究关涉对西方新闻采访方法的总结与归纳。1981年至1982年，新华社记者黎信就在陕西省新闻研究所出版的《新闻研究》杂志“国际新闻界”专栏上连载《美国记者如何采访与写作？》。其中，第一、二、四部分就涉及到新闻采访，分别以《人物访问》、《直接观察》、《新闻鼻子》为题，对美国记者的采访方式、观察技巧、新闻敏感与新闻采访的关系等做了比较详尽的阐释。除此以外，对西方名记者采访方式与技巧的介绍与分析方面的文章也比较多，尤其是对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采访风格的剖析，曾一度是个研究热点。
第二，新闻采访的分类研究。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新闻采访可以分成多种样式和形态。新时期的新闻采访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学术界对不同类型的新闻采访进行了深入且细致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学术论文。
首先，从传播渠道看，采访可分为报纸新闻采访、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和网络新闻采访。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采访研究主要是针对报纸新闻而言，此后，伴随新闻传媒的不断发展，电子媒介与网络媒介逐渐兴起，学术界的研究也随之拓展到所有媒介。这些研究大多从不同媒介的特质出发，结合新闻传播的基本特征，探讨新闻采访的不同内涵与技法。
其次，按照采访对象的专业归属，新闻采访又可以细分为政治新闻采访、经济新闻采访、文化新闻采访、社会新闻采访、军事新闻采访等。关于这些类别的研究文章在新时期的新闻采访学研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同时还有一批专著问世。蓝鸿文教授主编的《专业采访报道学》（1991）就是其中的代表作。2002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套“专业新闻采写与报道丛书”。应该指出，专业新闻的采访与写作研究，是1978年以来应用新闻学研究的一个亮点。
最后，从采访主体的行为方式看，还有两种颇具争议的采访形式：隐性采访与体验式采访。关于这两种采访的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兴起的。
隐性采访，又称隐蔽采访、暗访，是隐藏记者身份与采访目的的采访方式。在我国，隐性采访过去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1994年中央电视台创办《焦点访谈》栏目，大量采用隐性采访进行舆论监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由此新闻理论和实践界乃至法律界开始从不同层面分析研究这种采访类型。2004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师范大学顾理平教授的《隐性采访论》是此项研究中的标志性成果。概括起来，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隐性采访的实施前提、具体技巧等。
多种观点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采访手段，隐性采访只能是显性采访的一种补充，具体实施中包含三个前提：一是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进行采访、获得报道所必须的信息；二是所选择的题材应该具有普遍性，是政府关注、群众关心、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三是隐性采访的目的不是为制造噱头、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更不是为了搜集证据抓人把柄，而是通过客观真实的报道，如实地反映问题，正当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
其二是对隐性采访的道德反思。
不少文章认为隐性采访有违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与新闻伦理。因为，衡量一个记者是否专业，主要看其能否通过正当途径取得新闻素材。《中华新闻工作者新闻道德准则》就明确规定：“通过合法的和正当的手段获得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隐性采访往往要通过非常手段，容易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这种做法既违反记者的职业道德，又有违“诚信”原则。至于某些记者对违法活动进行暗访时，事先设计好一个事件作诱饵，进而诱导对方犯罪，这样的暗访方式更是不可取。
其三是对隐性采访的法律反思。
多数观点认为，作为隐性采访的主要手段，偷拍、偷录行为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法律中都没有得到认可。我国《国家安全法》第十一条和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只有“国家安全机关有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隐性采访中的偷拍、偷录，甚至通过直接体验犯罪行为来取得第一手材料的做法不仅不会受到法律保护，而且从长远看，如果媒介滥用隐性采访，必然会使公民“人人自危”，失去安全感，对媒体也会产生恐惧感。
体验式采访是记者亲自体验采访对象、新闻事件、新闻现场的采访方法。其实质是记者转换成与采访对象相同的角色，参与其生产实践和工作实践，变“我采访我记录”为“我体验我记录”。1996年，《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等报纸相继推出了“体验式采访”，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形成了两派比较对立的观点：
倡导者认为：体验式采访中，记者具有双重身份，一是作为记者——新闻报道的主体，一是作为当事人参与报道客体，成为报道客体的一部分。这种新闻报道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过程，又融合于记者的亲身体验之中。采访视角的不断变换，可以获得常规采访中无法获得的材料和感受。因此，这种采访方式可以使记者对事物的认识可以更好地做到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藉此形成的体验式报道也更具深度。
反对者则认为体验式采访强调的是记者的主观感受和个人体验，对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原则都是一个挑战。这种采访的弊端包括：由于职业地位所带来的落差，记者在体验时心理始终处于敏感和脆弱状态，容易过分渲染换位体验时经历到的艰辛，使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出现偏差，有些媒体甚至以此来“策划新闻”。同时，采访时的双重身份使记者处于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尴尬境地，主观性太强，作品的可信度势必会下降；这种采访容易流于形式，浅尝辄止，缺乏深度；写法上过度地使用文学化手法，降低了新闻的真实性；容易主题先行，主客观不分，影响记者的理性思考；记者以自己的体验揣度他人，难免浮光掠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三，关于新闻采访的学理探讨
除了对方法技巧的研究之外，对新闻采访进行学理层面的探讨，也逐渐受到学界重视。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其一是从学科建设角度来构建新闻采访学的理论框架。例如，陈朗的《新闻采访学是一门独立的应用科学》（《新闻大学》1981年第1期）、刘海贵的《创造良好的采访辅助条件——兼谈拓宽采访学研究的思路问题》（《新闻大学》1988年第4期）等文章都着力探讨新闻采访学的学科属性与定位。此外，新时期的很多教材和专著中也都在寻求理论层面的突破。
其二是借助心理学、思维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对采访活动进行深入探讨。张陆游的《采访心理浅谈》（《现代传播》1980年第3期）、毛用雄的《采访对象心理初探》（《新闻大学》1982年第4期）、陈世华的《采访心理学研究》（《新闻学刊》1986年第3期）等都是较早研究新闻采访心理的文章。申凡的《采访心理学》（1988）则是专门探讨采访心理的专著。
思维往往决定人的行为，因此从思维学角度剖析新闻采访活动，则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新闻采访的认知水平。2000年以后，关于新闻采访思维的研究逐渐展开，大多数研究着力探讨的是采访过程中的思维创新问题。
三、专著教材化，教材同质化
新时期以来，新闻学术界先后出版的教材和专著有：艾丰的《新闻采访方法论》（1982）、穆青等的《新闻采写经验谈》（1983）、陆云帆的《新闻采访学》（1983）、蓝鸿文的《新闻采访学》（1984）、商恺等的《采访与记者修养》（1984）、周胜林、严硕勤的《新闻采访写作教程》（1985）、徐占焜、艾丰的《时代的艺术：采访写作》（1985）、申凡的《新闻采访学纲要》（1986）、孙世恺的《怎样采访新闻》（1986）、王中义的《新闻采写通论》（1987）、张骏德、刘炳文的《新闻采访原理与技法》（1989）、邝云妙的《采访艺术》（1989）、马树勋的《民族地区采访经验谈》（1990）、蓝鸿文的《专业采访报道学》（1991）、刘海贵、尹德刚的《新闻采访写作新编》（1991）、刘明华的《西方新闻采访与写作》（1993）、邱沛篁的《新闻采写与研究》（1994）、艾丰的《新闻采访概论》（1996）、邱沛篁的《新闻采访艺术》（1996）、张征的《漫谈新闻采访》（1996）、童宁的《即兴采访》（1996）、庹震的《新闻采写艺术》（1996）、王武录的《新闻采访例话》（1997）、刘海贵的《当代新闻采访》（1998）、邝云妙的《当代新闻采访学》（1998）、朱羽军、雷蔚真的《电视采访学》（1999）、罗以澄的《新闻采访学新论》（2000）、熊高的《采访行为学概论》（2000）、王春泉的《新闻采访技巧：理论与实践》（2001）、沈爱国的《新闻采访学》（2002）、徐迅的《暗访与偷拍——记者就在你身边》（2003）、林如鹏的《新闻采访学》（2004）、季宗绍、石坚的《新闻采访与写作》（2004）、靖鸣的《新闻意识与消息采写》（2004）、杨秀国的《新闻采访学通论》（2007）等。
与此同时，学术界还翻译、引进了一批国外新闻采访学著作，譬如［美］查尔斯·A·格拉米奇编的《美国名记者谈采访工作经验》（1981）、［美］约翰·布雷迪的《采访技巧》（1984）、［美］肯·梅茨勒的《创造性的采访》（2004）、［英］萨利·亚当斯、文弗·希克斯的《新闻采访：第一线采访手边书》（2004）等。
一方面，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学科体系的建构，还是内容的丰富程度，这些著作都超过了历史上的同类著作，集中代表了我国新时期新闻采访学研究的总体水平。
另一方面，这些著作也体现了新时期新闻采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专著教材化、教材同质化：不仅具有较高理论水准的专著不多，而且许多专著都选择以教材的框架出现，追求体例的完备势必会带来研究的面面俱到，这样反而会淡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而且，不少教材还存在同质化甚至抄袭现象：“在已出版的新闻采访学著作中，存在两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一种是选题重复。重复劳动带来的结果是，有些著作大同小异，缺乏新意，质量不高；另一种是东拼西凑，个别著作甚至有严重的抄袭剽窃问题。这两种现象都不利于新闻采访学的发展，都有悖于创造性思维。”［7］
总体而言，新时期的新闻采访学研究集中体现了应用新闻学研究“源自实践、回归实践”的整体特点：新闻采访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新要求促发了学术界的针对性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又很快被运用于新闻实践，从根本上提升了业界对于新闻采访的认知水平和操作水准。
四、研究展望：该领域正在或可能勃兴的研究热点
近年来，伴随新闻实践的不断发展，新闻采访学领域出现不少具有研究价值的新现象与新问题，有的正在或可能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一）采访权
近年来，诸如“采访权”被拍卖、“付费采访”、殴打记者等一系列新闻事件引发了新闻学术界对于“采访权”问题的关注。目前，这一领域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学术界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文章，研究者大多从新闻自由、新闻法制、人的基本权利等维度来探讨采访权的现状与问题。复旦大学2004届博士许加彪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的著作《法治与自律：新闻采访权的边界与结构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则是该领域的第一本专著。该书重点研究了新闻采访权的法理属性和法律渊源、采访行为合法正当的社会契约考量、权利体系冲突中新闻采访权的合理保护、侵犯新闻采访权的法律责任和解决中国当前新闻采访权受侵的路径等问题。从这些研究成果看，结合目前我国新闻界的基本状况，关于采访权的研究仍将继续成为采访领域的研究热点。
（二）新闻采访的历史
目前，在新闻采访研究中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学者们热衷于探索如何搞好新闻采访，而忽视了对新闻采访制度化过程的研究”。［8］事实上，新闻采访并非一开始就是新闻工作的核心，它甚至是报纸出现百年后才逐渐兴起的。那么，什么因素影响或者加速了新闻采访的演变历程？这背后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和规律性的逻辑？凡此种种的问题都可以在研究采访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目前来看，关于采访历史的研究文章并不多，郑一卉的《中西新闻采访溯源》（《新闻爱好者》2001年第2期）、郑一卉、单波的《新闻采访制度化的历史进程及原因》（《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两篇论文最早关注到这个问题。刘海贵教授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虽不是专门以新闻采访为研究对象，但该书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新闻业务的专门史，诚如《前言》中阐述的那样：“将现当代新闻业务史从现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单独抽出来，依照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业务运作过程，形成一个较完整的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至今未见有人顾及。”［9］其中，“新闻采访部分”着力呈现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到改革开放时期新闻采访的历史，跨度达到80多年。
尽管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著述并不多，但这些并不能否定这个论题的研究价值。因为研究历史是为了让我们明确事物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轨迹，进而探询现实的问题和未来的趋势。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参考文献：
［1］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M］．见余家宏等．新闻文存［G］．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381．
［2］李峰．关于新闻采访学的探讨［J］．新闻论丛，1983（2）．
［3］刘海贵．中国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09．
［4］洪一龙．新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概况［A］．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G］．1983：58．
［5］洪一龙．1988年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发展概况［A］．中国新闻年鉴（1989年）［G］．1990：2．
［6］单波．追寻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之道（代序）［A］．见罗以澄．罗以澄自选集：新闻求索录［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
［7］蓝鸿文．新闻采访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8．
［8］郑一卉，单波．新闻采访制度化的历史进程及原因［J］．武汉大学学报，2002（3）．
［9］刘海贵．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纸媒文本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06期，责任编辑吴定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