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法律案例分析:争鸣：企业家谈中国式管理(场内篇）1

　　科技智囊杂志社精心举办了“中国式管理”智囊沙龙，来自咨询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了热烈、深入的讨论，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家由于时间方面的原因，不能到现场一起参加讨论，他们特为本次沙龙撰文发表他们的观点，应该说，咨询界长于理论分析和模式总结，企业家长于实践，正是这种场内与场外的互动，理论和实践的碰撞，才使我们对中国式管理的探讨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在此我们刊登其中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场内嘉宾

      　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副理事长 胡新欣

　　 华嘉机构总裁 易建湘

　　 美世咨询有限公司大中国区总裁 郭鑫

　　 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教授 王以华

　　 和君创业管理咨询公司执行董事长 李肃

　　 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 赵晓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总裁 王璞

　　 北京多星企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黄启珠

　　 和君创业管理咨询公司高级顾问 吕朴

      场外嘉宾

     柯达公司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主席 叶莺

　　 正泰集团董事长 南存辉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 徐少春

　　 新浪CEO兼总裁 汪延

　　 零点集团董事长 袁岳

　　 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 朱伟

　　 荣昌制药董事长 王威东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助理 窦皓

　　 英国Nimbus公司中国区总裁 杜豪

　　 旗星智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民

　　 国富创新管理咨询公司执行董事 李建立

　　 任我行软件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邝宁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张之雄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 任勇¬

　　 朴智管理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副总裁 罗畅

场内篇

    管理体系应该像一棵树，哲学层面是它的根。虽然很多方法我们不具备，但将来会有一个为世界所认同的中国式管理。我认为第一是东方智慧、第二是全球视野、第三是本土方案，具备这三点就可称做中国式的管理

　　 ——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副理事长 胡新欣

　　 “中国式管理”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题目、出了一个难题，可能十年八年也不一定有定论，中国式管理不是过去时，也不是将来时，而是进行时。一个很完整的体系若干年后也许就会成立。借此我谈三点看法。

　　 第一，管理科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企业家、专家学者及咨询界人士三方的良性互动关系。不管哪一个国家，企业管理要发展，都要有这样一个过程。超级强国一定有超级商人来支撑这个国家，中等有中等支撑，弱等有弱等的支撑。有强经济才有强企业、有强企业才有强管理，这个寄希望于中国的企业家。

　　 第二，教授、专家、学者是创造理论的，首先他要研究企业，才会去创造理论。我研究过大部分管理理论，都不是实践者创造的。我觉得理论家作用非常重要。但目前理论家的理论研究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相差很远，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大学里，教学理论的案例都是西方的。咨询界人士起的作用非常关键，他介于理论与企业实践之间，这种距离很适合去总结中国的管理理论。

　　 第三，要从总体角度全面研究管理科学。管理科学可从四个层面着笔。

　　 第一个层面是哲学层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中找到很多管理思想。

　　 第二个层面是专业管理理论。我听有的人说：中国的企业管理有观点无理论、有理论无体系、有体系无原创。中国的教授、专家有责任去开创这些理论。

　　 第三个层面是企业管理的相关制度。这既不同于文化，也不同于思想。有人说20世纪管理科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体制及适应这种方式的法人治理结构。恰恰是这种体系支撑了微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个层面是管理的工具、方法和手段。在这方面西方的管理学中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中国有没有？有。最有中国特色的就是大庆、鞍钢，但科学性比较差。从这四个方面看，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管理体系应该像一棵树，哲学层面是它的根。虽然很多方法我们不具备，可将来会有一个为世界所认同的中国式管理。我认为第一是东方智慧、第二是全球视野、第三是本土方案，具备这三点就可称做中国式的管理。

　　在管理的“术”的方面，我们应注重洋为中用，以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在管理的“道”的方面，我们应注重古为今用，从根本问题入手，开掘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将中国的管理思想推向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华嘉机构总裁 易建湘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与《科技智囊》的管理沙龙活动，与大家一起研讨“中国式管理”这样一个既“现代”又“古老”、既“国际”又很“民族”的话题。

　　 “中国式管理”,从这个命题看，“管理”是主语，“中国式”是定语。搞清“中国式管理”，我们首先要清晰地界定管理的层次和对象，然后找到“中国式”在其中的自然位置和自然定位，同时使管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民族振兴、人类进步。

　　 首先，第一个问题，管理的层次。

　　 我认为，管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管理思想、管理方法与工具、管理实践。这其中，管理方法与工具是没有国界、没有时限的，古今中外可以相互借鉴、学习，只要能解决实际问题，与自身需求相匹配、管用就好；管理实践，大多数人认为管理是近现代西方工业经济文明的产物，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实质上，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自从有了人、有了人类社会，它就伴随在我们左右，管理也不局限于经济活动，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对自身无不渗透着管理行为；管理思想，这是管理中最具含金量的部分，它对管理起着主导作用，反映管理主体的个性与价值取向。

　　 “中国式管理”，其实谈的是管理思想这一层级上的问题，上升到更高层面就是管理哲学，观察世界的方式、方法，而这一管理思想的支撑体系是延续五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思想与文化是历史的沉淀、生命的延续，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绝对值得骄傲与自豪，并有责任、有义务在管理的思想与文化领域对全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第二个问题，管理的对象。

　　 作为管理主体而言，肯定就是人；对于管理客体，有人、有物、有资金等等。在这里，人有人性、物有物性，不能混淆无别，即不能用管物的方法管人，也不能用管人的方法管物。

　　 放大到全球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管物的方法是相通的，与此相对应的西方科学技术文明也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我们应虚心学习、迎头赶上。而对于管人的方法，就不能一概而论了，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特质、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特质、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特质、德国人有德国人的特质，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以西解中，还是以中解西，在实际操作层面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在日常管理中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就方法工具谈方法工具，不考虑它的应用环境、应用对象，不考虑它的应用者、应用者的发展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谈“中国式管理”是将管理放在中国这个共同的语境之中，研究中国人对管理的认识，中国人接受被人管的方式，而这一切都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不能脱离中国现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另外一个层面，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其实就是关于“人”的思想与文化，其核心点始终没有离开人与人性，始终围绕着人与人性不断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和实践，因此，中国式管理将最可能超越时间界限、地域界限，解决管理中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困惑与结症。

　　 最后，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的落脚点还要回到中国来。综合以上的观点，在管理的术（方法工具）的方面，我们应注重洋为中用，以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在管理的道（思想文化）的方面，我们应注重古为今用，从根本问题入手，开掘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将中国的管理思想推向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我们有的时候陷入一种误区，一提到管理就认为是“洋”东西，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我们很多企业在管理上没有提高到那个层次、没有提高到那个境界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美世咨询有限公司大中国区总裁 郭鑫

　　 中国所谓的以人为本的管理关注的是如何与人相处，在这方面孔教对我们的影响最深。孔教的核心理念不研究人的来，也不研究人的去，研究最多的是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处理以达到和谐，这一点在其他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无法找到。

　　 但回过头来，管理重要的目的是使企业盈利、为他的所有相关利益群体提供服务。所以仅仅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是不够的。我们有的时候陷入一种误区，一提到管理就认为是“洋”东西，其实很大程度上这是为我们很多企业在管理上没有提高到那个层次、没有提高到那个境界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我们具体应该做的是提高管理的效率、提高管理的有效性，那么这就涉及到如何利用西方的管理。西方在管理上有非常先进的思想，有许多我们可学的地方，绝大多数时候，以人为基础的管理在内容上与西方差别不大，差别大的是在文化、习惯、教育形式上。在不断的学习中逐渐学习并形成中国式的管理方法、模式、工具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谈中国式管理还太早。

　　 中国式管理应该保持多样性，中国式本身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模式。在中国这个特殊时期实践并总结各种模式是当前一个任务

　　 ——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教授 王以华

　　 用《科技智囊》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国式管理这个问题时，就要问“我们研究什么、我们为谁研究、我们怎样去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是否存在，它既存在又不存在。什么是管理、什么是式、什么是中国，要把这三个问题先搞清楚。我们从看泰勒对管理的定义到看现在一些教科书的定义，管理的定义在百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管理的对象和管理者本身发生了变化、企业背后整个大环境发生了变化，它的经济背景、技术背景、政治背景、文化背景都发生了变化，同时企业本身也在成长。泰勒那个时代的管理是支配他人的行为，今天的管理是管理者创造一种氛围让员工做完事，心满意足，同时客户满意，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中国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会有很多过渡化的东西。式就是mode，mode给人一种感觉是成形的、成熟的东西，我们应该去探索未来的mode来突破今天的mode。中国企业这个mode过于固化反而不能前进。说到中国问题，我完全同意这两个命题：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我觉得管理首先要管的是人，人管人是大前提，要用人去调动物资等等。

　　 在管理当中肯定有共同的东西，但差别在哪儿？就是中国人处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发展背景不同，造成很多特殊性。中国太复杂，企业的业态太多，因此管理模式肯定是多样的。

　　 中国在学习西方管理的同时也在追忆传统文化，怎样在这两方面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又凭什么去超越世界，这太难了

　　 ——和君创业管理咨询公司执行董事长 李肃

　　 中国在学习西方管理的同时也在追忆传统文化，怎样在这两方面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又凭什么去超越世界，这太难了。

　　 说到底第一要研究哲学起源。中西方完全不一样。西方管理理论是适应工业社会管理实践的。中国古代的思想是从人本管理出发的，他不管科学命题，他只管关系。这种哲学的重新挖掘能不能适应信息社会是个深层次的问题。西方哲学到中国时会怎样同化、怎样异化、怎样磨合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第二，我们需要研究管理理念。西方最初的X理论其实是讲精细化管理，讲管理制度的。它实际上是科学的动作、科学的制度结构，把管理思维套在这个体系里按照工业体系去复制。Y理论就不一样了，随着事业部的发展、控股公司的结构，它越来越关注人的行为。

　　 现在我们总说中国的管理就是人本管理，其实不对，对行为的量化西方比我们科学得多、早得多。上世纪90年代公司再造理论说到底是新的思维，但按照这样的模式走到最后世界就被组织化了、被大客户组织化了，这样就会发展到一个极端。西方的管理也未必能适应未来管理，也要重新学习。日本的管理体系是在特定历史、特定地域里的一种体系，实际上是一种产业文化，这些理念都不能完全适应未来的发展。西方的技术派、定量派向人本主义管理走的时候，也是在不断调整。真正传统的东西有没有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特别是后工业时代的东西，我认为是有的，所以在管理理念上要顺着调整、适应的思路去挖掘。

　　 我们自以为自己很有特点的东西一旦放到全世界去比较、参照，就会发现都很难打上中国的烙印

　　 ——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 赵晓

　　 往往一些中国文化的只言片语会变成我们的企业文化。那么什么是中国的文化？过去我们说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吃苦耐劳的。但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变成全世界最懒的、最不吃苦耐劳的。现在为什么又开始吃苦耐劳了，并且要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完全是因为制度的变化。谁能说我们是最勤奋的，我们能比韩国人更勤奋吗？我们自以为自己很有特点的东西一旦放到全世界去比较、参照，就会发现都很难打上中国的烙印。中国的文化很多都是死文化、都是书本里的。中国人总是引用“死”文化来证明自己如何如何。它只是一种思想，但这种思想并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思维的标准范式，也没有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的理念，这些东西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很难说跟中国人有多大关系，也很难说跟中国的管理有多大关系。

　　 过去有一句话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现在我给改了改：“学会儒法道，打遍全天下”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总裁 王璞

　　 儒、法、道按我的理解是把古今思想都统了。这是价值观的问题，是文化理念的问题。我们中国的企业要求的是什么，儒家思想是修身养性。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是中国企业里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核心是一把手。法家要求我们研究制度层面的问题。法家思想是严格执法，有令必行。按制度去执行，制度决定一切，制度就是生产力，这一点在法家思想中反映很多。道家思想给我们的启发就是要懂得权变、懂得与时俱进、懂得战略要调整。我觉得中国的管理体系精华熔于一炉的就是儒、法、道。

　　 从输出效果去看清问题、从管理环节去找经验和原因，从机制、体制、观念上去找根源，然后针对原因和根源提出改革方案

　　 ——北京多星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黄启珠

　　 应该真真正正地把中国的企业家、专家、学者、教授和咨询结合起来，真正把中国很多成功案例认真总结，提炼出“中国式管理”的宝贵经验。

　　 其实这里面也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包括方法上的创新。

　　 大家都知道麦肯锡的方式是先有假设，然后通过好多数据来论证这个假设，我们在实践中要暗合这个理论。

　　 人是物质的。美国的管理系统适合人的物质性，因为有约束、因为有激励，所以才会产生效率

　　 ——和君创业管理咨询公司高级咨询顾问 吕朴

　　 讲中国文化，就要讲传统文化，中国长期是一个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时髦的名词——发展失衡。像经济发展与腐败泛滥、环境污染同时并存等一样，有可喜的东西，也有使人很担心的成分。市场经济发展后，我们的管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马克思曾引用黑格尔的一句话：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和我们传统的“想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完全不一样。美国很少宣扬奉献精神，他讲的是要有回报、他讲的是个性的解放，他是讲个人崇拜、个人价值，讲自己的物质需求，但这套体系就能在企业里变成一种最先进的产品、变成最高的效率，这种社会系统就能使科技成果源源不断地出现，你说这个社会好不好？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把美好变成虚伪。那时候我在工厂里，大家天天早请示晚汇报，但就是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如果计划经济再延续20年，中国就会变成一个谁都不要的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变腐朽为神奇。我们认为美国最个人化的、最腐朽的管理思想恰恰能转化为一种神奇的力量。为什么会这样？我总结：人是物质的。美国的管理系统适合人的物质性，他有他的约束、有他的激励，才能产生效率。我们的这套系统不适合人的物质性，非得把人说成是一个阶级的人、正直的、精神的人，那么人的本质的规定性与管理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必然是一种没有效率的企业。我们的坐标上起点是传统文化，但现在的发展是非稳态的，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认为是现代管理。发展失衡就意味着我们的管理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