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级基金30万门槛实施:从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看文化的“走出去”战略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相互之间的联系、交流日益频繁，日趋便捷。虽然不同形态文化之间的相融共生是保证文化能够不断发展进步的前提，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袭、吞并并不因此而放慢自己的步伐。于是，人们似乎在突然之间感到了文化的危机，开始重视对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的保护和捍卫。不论是国际上文化贸易领域的“文化例外”主义，还是国内的文化“走出去”战略都是对这一现象的积极反应。而当我们放宽眼界，返观历史时，就会发现许多值得我们今 天借鉴的东西。特别是在十八世纪前后，欧洲曾经发生过的中国“文化热”，会给我们许多启示。    中国和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交往联系几乎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即存在的。但是，在十三世纪之前，或者也可以具体地说是在马可．波罗之前，这种联系与交往带有极大的模糊性和隐蔽性。所谓模糊，是由于人类自然地理和历史知识的欠缺造成的。欧洲人虽然对来自东方的诸如丝绸等物品十分钟爱，且神往不已，但对丝绸的生产地缺少清晰准确的了解。他们只是把它称为“赛里斯”，却难以说清赛里斯的准确方位和真实的情况。而在被认为是遥远神秘的东方中国，对存在于极远的海西国“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有许多想象和传说，却没有清晰的记载和描述。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联系由于地理阻隔，只是成为一种真实的想象和愿望。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二者之间毫无联系。只是这种联系更多地通过了阻隔在他们之间的第三者——中西亚地区或现在的伊斯兰地区。直接的联系少而又少，并且模糊不清，所以就具有了所谓的“隐蔽性”。比如中国很早已经发明了印刷术，但欧洲人以为印刷术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来的。他们不知道中国。马可．波罗的意义就在于第一次清晰地为世界提供了明确的东方和西方的地理文化概念，使有史以来的想象性和模糊性得到了在当时来看是最为科学的描述。于是，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传播基督教义的传教士，以及代表国家的使节等等络绎不绝地来到了中国。他们发现，在地球的东部，一个繁荣的，富饶的，国土辽阔、统一稳定的，历史悠久、文明昌盛的国家早就存在着。特别是到了所谓的康雍乾时期，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而欧洲，仍然战乱不止，四分五裂，生产落后。在物产方面，中国的丝绸、瓷器、刺绣、壁毯、茶叶、漆器、壁纸等成为最为珍贵抢手的东西。在生活情趣和审美趣味方面，中国的园林、绘画、装饰品，以及因中国艺术而形成的“罗可可风格”风靡欧洲。在文化典籍方面，传教士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化著作，来自中国的和表现中国的小说、戏剧如《赵氏孤儿》等十分流行。在思想方面，几乎所有的最重要的思想家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表示了对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文化精神、经济政策、伦理关系，甚至科举考试等的关注。他们放开眼看世界，看中国，企图从中国的繁荣和发展中寻找欧洲，具体地说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发展和富强之路，并且对欧洲的启蒙主义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一股“中国热”的文化思潮在十八世纪前后的欧洲大地上风起云涌。中国文化走出遥远古老的东方，来到了同样遥远古老的欧洲。东西方文明在十八世纪前后终于相遇交融，并使人类文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之所以能够“走出去”，概而言之，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经济强盛是文化产品能够“走出去”的重要背景。    文化的发展繁荣往往与经济的基础作用紧密相联。马克思虽然特别指出了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告诉我们文化的繁荣与经济的发展并不总是呈现出同步的状态，而且并不是在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就必然会出现文化发展的同样的高级形态。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否认经济对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反而十分重视物质对精神的积极作用。可以说，一定的经济状态决定了与之相应的文化状态。首先，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生产方式。在高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不可能出现原始神话式的文化形态，而可能出现诸如电影、电视剧和利用互联网等手段传输的网络文化形态。其次，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对自然、社会和人自己的认识方式、认识程度和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态度。从而形成了新的文化观念。第三，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捷有效的渠道。使某种特定的文化形态有可能更为广泛地传播，产生影响。第四，由于经济的发展，甚或在某些情况下保持了强盛的发展状态，使文化的影响力虽经济的繁荣而扩大。因此，当我们在谈文化的时候，绝对不能脱离经济而孤立地谈文化，不能把文化“悬空化”。文化要“走出去”，对别一地区、国家和民族产生影响，必须有强盛的经济基础作后盾。十八世纪正是中国经济在面临工业革命爆发之前所能够达到的最为强盛的时期，也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为繁荣的时期。从农业来看，当时的中国不论是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以及粮食产量均居世界第一。据统计，康熙24年即1685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终年即1799年有土地10．5亿亩；粮食产量达2040亿斤，农作物产量占世界第一；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从工业来看，虽然主要是手工业，但冶炼、采煤、纺织等十分发达，市场的发育较快。从对外贸易来看，当时主要出口的商品有茶、丝、土布等。尤以茶叶为最。18时间末，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采购茶叶值银400万两，而英国所有商人运到中国来的商品的总值尚不足抵消从中国运出的茶叶一项。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中国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城市。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全世界有十个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六个。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兴盛，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而在当时的欧洲，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前，由于分裂、战争以及农业的底水平发展，处于一种政治动乱、经济徘徊、国家分裂的局面，急需寻找能够得到更快发展的途径。繁荣富强的东方帝国恰恰成为欧洲发展进步的榜样。对中国，特别是中国文化的探寻、研究、思考，以及学习、借鉴成为欧洲有识之士的历史责任。    二，解决现实问题是文化产品能够“走出去”的重要要求。    文化的现实意义首先是文明的承传。即把人类长期实践的结晶作为内容，通过各种“文化”形态来记录、表现出来，并留给后人。正是这种文明承传使人类能够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求得发展和进步，使人类找到了自己的“根”。其次，文化满足了人类精神活动的需求。一方面，使人得到了精神享受，另一方面使人的创造成为可能。再次，文化为现实发展的各种可能提供了条件。不同的文化观念将决定人的不同的发展方向。选择更加科学、积极、正确的发展道路是人类自觉精神和独立意识的生动体现。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将从各种文化中寻找和创造自己发展进步的新途径。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实际上正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借鉴一种新的文化因子来解决自身发展中的问题。以法国为例，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法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制度，农业人口占居民的绝大多数。法国的工业和贸易由于受到绝对专制王权的控制，使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受到阻碍，商人阶级受到歧视。可以说，当时的法国，在许多方面，包括租佃制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体及官僚体制、官营工商业的发展和对民间经济活动的干预等更接近于中国。这些都成为法国社会向往中国文化的推动力。在法国，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似乎都可以从中国文化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法国的君主对中国皇帝稳固控制地方政权，以及对社会资源的调动、对社会财富的支配十分羡慕；而以伏尔泰等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则更看重中国皇帝的学识、开明和仁慈之心。他们希望法国也能够像中国一样有整顿吏治、限制皇权的监察制度、有将道德和法律融为一体的德治主义、有保证社会优秀人才通过公平考试进入国家管理领域的科举制度，以及在经济领域对农业的高度重视等等。可以说，法国启蒙学者对中国的向往完全是源自于解决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现实要求。因而他们才大量研读中国的典籍，研究中国的文化，盛赞中国的文明，并力图把中国文化中与己有益的东西在法国推行开来。目前，激烈的竞争对全世界的发展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由此而来的矛盾、问题也日益困惑着人们。而中国文化中的许多积极的内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和了解。中国民族文化中那些对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对人类发展的贡献正在明显地显现出来。它对校正人们的发展观念、幸福观念、价值观念以及提升人类的理性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和实用价值。因而也就引发了更多的人来学习、研究中国文化，以解决人类在发展和进步的历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三，建立有效的传输渠道是文化产品“走出去”的重要条件。    文化的交流与传输必须凭借相应的渠道和媒介。如果缺乏这种中间环节，其传播必然是盲目的和自在的，没有主动性和目的性。在马可。波罗之前，东方与西方的互相了解基本上即是处于这样的盲目状态。双方都感知到了对方的存在，但不论是经济的交往亦或是文化的交流都难以达到自觉的目的。这中间，除交通的隔绝之外，与缺少沟通和联系的中介环节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说双方之间也存在某种联系的话，这也主要是物质的联系。比如丝绸、瓷器等等。而且这种物质的联系也主要是通过阿拉伯地区的中转实现的。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使东西方的联系变得更加方便。特别是进入十六世纪，随着葡萄牙航船出现在东方中国的海面，欧洲与中国的交往翻开了新的一页。一批又一批的商人、使节、军人、旅行家、传教士来到了中国。他们既把欧洲的物质和文化带到了中国，也通过种种方式把中国的文化带回了欧洲。首先是一些商人和旅行家以及使节、军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并介绍了中国。而最为重要的是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使他们有可能也有必要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从十六世纪中期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以来，前往中国的传教士络绎不绝。他们既然需要把天主教教意传到中国，就必须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有比较深刻和全面的了解。特别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文化适应主义者更是注重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一方面他们认真研究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研读中国的文化典籍，并大量地翻译中国的学术著作，把中国的文化思想介绍到了欧洲。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书信在向教会总部汇报自己的传教工作时，写下了许许多多关于中国的具体的情况和人事。他们的活动成为沟通东西方最为重要的中介和媒介，是文化传输的重要渠道。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为西方介绍和勾划了比较明晰的中国形象，使西方“发现”了一个从来就存在的繁荣富强的中国，同时，也为欧洲研究中国提供了丰富和详细的第一手资料。文化的交流如果仅仅依靠文化自身不自觉的传播，其速度的缓慢和效果的低弱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以西方传教士为主的中介渠道，中西文化的交流在相当的时间里将仍然处于一种盲目和自为的状态，他们相互之间的了解沟通就不可能象十六世纪以来那样方便。可以说，中介渠道的存在使文化的交流超越了地理的阻隔、语言的障碍和心理的隔漠。传教士们虽然并不是为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而来到中国，但他们的工作从客观上起到了中介的积极作用，从而推动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和融合，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今天，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必须考虑和借鉴历史的经验。这就是要通过有效的中介渠道来向世界介绍和传播民族文化，从而使民族文化的传播从自为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接受和热爱中国文化。    四，鲜明的民族特色是文化产品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    不同文化的认同既有来自同质性的原因，也有来自差异性的原因。所谓同质主要是指价值观的一致性。也就是说，文化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其体现的价值观是相同的。而差异性则是指文化的表现形态不同，或者两者的价值观有差异，但没有根本的抵触和矛盾，能够被不同价值观的人所接受。对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来说，我们更强调的是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在十八世纪的欧洲之所以能够形成一股“中国热”的文化现象，主要就是这种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至。首先是物质形态的差异。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为欧洲所没有或稀少，因而弥补了他们物质生活中的缺撼。其次是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调等方面的差异。如中国的园林、建筑、美术、服饰等。在十八世纪欧洲出现的中国园林热，以及建筑、装饰等方面的因受中国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罗可可”风格等。在这里，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世俗生活的美好，强调清新自然的自由感等等。再次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如中国大一统的社会结构；完善的组织体系；亲民、重农的价值观念、重视知识的人才选拔制度等等。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性，就不会引起西方社会出乎我们今人想象的“中国文化热”。他们最多可以说发现了一种与自己相同的文化形态，而难以去热情地接受、研究和借鉴这样的文化。同时，也就不可能以中国文化的生动和丰富开启西方解决自身现实问题的智慧之门，从而有力地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这种源于文化差异性的接受也给我们今天以十分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在积极地学习、借鉴其他文化中与我有益的内容的同时，必须保持头脑的清醒。必须以非常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来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使民族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得到更快的发展和进步。盲目的否定和去民族化实际上与事无补，反而可能使自己弱化乃至于消亡。这不仅是民族文化的悲剧，更是人类的悲剧。特别是在推动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同时，要充分地展示民族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展示民族文化独具特色的样式、风格、功用，在差异性中使不同的文化接纳、认同，从而丰富人类的文化，形成新的文化，推动人类的进步。    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我们建设现代化，加强与国际社会联系、合作的重要内容。在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以封闭来求得发展。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间的联系已经日益紧密，日益成为发展和进步的重要话题。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心态、积极的合作来推动自身的进步，从而推动人类的进步。因此，从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的历史中可以发现许多对我们加强文化合作和交流，参与文化竞争与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这是我们科学和理性的态度。中国的文化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已经或者越来越显示出迷人的魅力。但同时中国文化在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和竞争中还处于弱势，这就需要我们做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