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投资什么产品好呢:转《孟子》：传统文化中没有被完全开掘和发现的沃土

云南省曲靖一中  任玲 2010.4 

一、被误读的孟子

在翻开孟子原文之前，不知道有多少人心目中的孟子会是真正的孟子。

孟子少量被发挥成“封建传统”标志的名句，变成了孟子的标签，殊不知那大多为断章取义；孟子最闪光的思想，却一直被深埋着，甚至可以说，孟子是传统文化中没有被完全开掘和发现的沃土。

曾经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在众多文化名人中，唯孟子的记载那么少，少到关于他的生平轶闻，还不及孟母多，少到了司马迁笔下，也只是寥寥数语。越读孟子，有些答案越清晰。

孟子遭劫，最早应该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候吧，无论当时秦始皇是怎样的想法，有一点是确认的，儒家的思想并不利于集权统治，而孟子思想尤其与集权专制相左。到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孟子该受到重视了吧，因为儒家言论中，孟子是将孔子思想发扬广大的首要人物，不仅如此，对于儒家学派的使命感，使孟子殚精竭虑，极大的丰富并发展了儒家思想，没有孟子，便不可能有完善的儒学体系。但令人吃惊的是，孟子并没有得到相当的地位。《孟子》在《汉书·艺文志》中列于诸子略，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均列于子部，地位在经书之下，并未受到广泛关注。到唐代，韩愈的《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韩愈说道统因“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孟子》的地位才开始提高。北宋时，《孟子》上升为经书，被列于《九经》。但《孟子》的地位并不巩固，直到南宋朱熹把《孟子》和《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并称《四书》，《孟子》的经典地位才真正确立。元、明、清三代，定《四书》为科举考试的科目，成了学者必读之书。

不过，孟子升格之后，理学家们却不主张读孟子原文，借用孙景坛先生《〈孟子〉理读·自序》中的一段文字：
　　理学认为，《孟子》不只是理学经典之一，甚至其地位超过了《论语》。但理学一直强调读《孟子》不能读原文，必须读注，一切都以注为准。可是，有人偏不遵守这一规则，不去读注，而读原文，于是就出现了问题。如明太祖朱元璋在读到《孟子》的“民贵君轻”、“臣可易君”等思想时，骂道：“孟子这老儿，若活到今日，朕非严办不可！”下令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移出，后又删《孟子》语录85条，余为《孟子节文》，科举以《节文》为主。
　　由此可见，被理论界推崇的《四书集注》中的朱注《孟子》，注与原文的宗旨是相悖的，你若读朱注，就会跌入理学陷阱，只有直解原文，才能获得孟子思想的真谛。也由此可见，孟子遭劫，实质上是被阉割，当《孟子》一书只有删节版的时候，当历代朱元璋一类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御用喉舌进行取舍的时候，孟子闪光的思想被阉割被曲解被戕杀了。

二、孟子气质

《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的语录、行事、与弟子以及其他人的诸多辩论，在承载儒家博大思想的同时，也为人们勾勒出孟子的性格气质。这些特质，也许能改变一些人心目中已经被歪曲了的孟子形象，有助于还原孟子真实的面目。

（一） 孟子是一个正气浩然、高度自信的人。

孟子高度的自信，首先表现为对自己主张的慷慨陈词和坚信不疑。“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仁者无敌，王请勿疑！”“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枉己者，未有能直人也。”“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春秋无义战。”诸如此类的果决表述，在《孟子》中随篇可见。对自己主张坚定不移的信念，使孟子充满了雄辩力量，用孟子自己的话说，他的优势便是“知言”——偏颇的言论，知道它不全面的地方；过激的言论，知道它陷入错误的地方；邪曲的言论，知道它背离正道的地方；躲闪的言论，知道它理屈辞穷的地方。孟子在与任何一个人的论辩中，似乎从来没有底气不足的时候。

孟子与孔子一样，坚信仁政的力量，并自信假如有施政机遇，自己能帮助君王创建理想的王道世界。有一次，弟子公孙丑问孟子，如果夫子能够在齐国掌权，可否建立起像管仲、晏子那样的功业。孟子并不以弟子拿前代名相与自己相提并论为悦，相反，孟子很生气，他借用曾西的话，批评管仲得到齐桓公的信任是那样专一、执掌国政是那样长久，而功业却是那样卑微，表示自己不屑于与管仲相比。孟子认为，管仲使他的君主称霸，晏子使他的君主扬名，是易如反掌的事。孟子不屑于像纵横家那样降低自己的身份、委屈自己的意志投君王所好，以取得权势地位，自己所希望建立的，不是齐国曾经的霸业，而是王道。孟子审时度势，认为百姓受尽虐政之苦，施行仁政，会得到百姓的拥护，当今齐国是建立王道的最好时机。言外之意，如果自己能得到齐王的重用并实施自己的主张，便可以建立超越霸道的王道世界，且一切做起来将事半功倍。所谓“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施行王道，惠及普天下的百姓。

可惜齐宣王对孟子的仁政主张并不感兴趣，不愿实施孟子提出的仁政方案，于是孟子只好离开齐国。在离开齐国的路上，孟子很不愉快，他发出感慨：“每五百年必定会有圣王出现，这期间也必定会有闻名于世的贤才，从周以来，已经七百多年了，按年数说，已经超过了；按时势来考察，该出现圣君贤臣了。上天还不想让天下太平罢了，如果想让天下太平，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能担当这个重任呢？”哪怕在失意落魄的时候，这种“舍我其谁”的自我信念，都显现得那么强烈。

孟子的高度自信，来源于贮存于心的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用于形容孟子气质最恰切的词语，这是一种处于高尚道德境界所具有的无所畏惧的精神状态。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浩然之气，以“义与道”为根基，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刚强而不可屈挠，是一种天地正气。人有了“浩然之气”方能勇往直前、无所畏惧，而一旦失去便会无所作为。正是这样，孟子才能做到“四十不动心”， 即便给他卿相之位，他也会宠辱不惊，临变不乱，坚定志气，保持心性，不惊惧不动摇。这种浩然之气，在孟子身上显现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坦荡，显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

“浩然之气”既是道德修养境界，又是孟子本人人格精神美的体现，显示了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亚圣”人格上的伟大，同时，对“浩然之气”和大丈夫人格的追求也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思想家和仁人志士。

孟子高度的自我信念，激发出强烈的使命意识。公都子曾告诉孟子，外人都说他好辩，孟子感慨：“我哪是好辩？我是不得已啊！”孟子认为，圣王久久不能出现，诸侯放纵恣肆，隐居不仕的人横发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塞天下。孟子担心的是，天下的言论，不是归向杨朱一派，就是归向墨翟一派，杨朱宣扬“为我”、“贵己”，一切为自己，心目中没有君王；墨翟宣扬“兼爱”，心目中没有父母。心目中无父无君，人就成了禽兽。因此他觉得杨朱、墨翟的学说不灭亡，孔子的学说不光大，就会使邪说蒙骗人民，堵塞仁义。仁义被堵塞了，就导致率领野兽吃人，人与人将互相残食。孟子为此忧惧，因而决心承担使命，捍卫古代圣人的思想，批驳杨朱、墨翟的学说，排斥荒诞的言论，使邪说不能产生。虽然孟子对杨朱、墨翟学说的负面影响表述有所夸张，解释也有歪曲之处，甚至把杨、墨的学说比着洪水猛兽和乱臣贼子，但其为弘扬孔子学说、稳固儒家思想地位的使命感是可以理解也值得钦佩的。

（二） 孟子是一个傲岸清高、藐视权贵的人。

孟子的至大至刚，使他在诸侯面前极为傲岸。他说过，“向权贵进言，要藐视他，不要看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因为诸侯们得以炫耀的，无非是殿堂几丈高，屋檐几尺宽；面前摆满美味佳肴，侍妾有数百人；饮酒作乐，驰骋打猎，让成千辆车子跟随着。而这一切，都是孟子所不屑的，他说：“我得志，弗为也。”他认为自己愿意做的都是符合礼仪规范的，为什么要畏惧那些自己不屑的侯君权贵呢！

孟子傲气十足，骨子里认为贤士理所应当受到君主的尊重。

一方面，他期待自己被重用，另一方面，他又不肯委屈自己迎合、迁就君主。他在对齐王失望离开齐国的时候，在昼邑住了三夜，一心盼望齐王改变态度，召他回去，齐王并没这么做，他才下定决心彻底离开。他认为，如果君主没有崇尚贤才真诚纳谏的诚意，那就没有为君王出谋划策的价值。孟子的弟子陈代曾抱怨夫子不愿意谒见诸侯，似乎是气量狭小了些，因为他觉得如果孟子肯谒见诸侯，大则凭借他们推行王政，小则凭借他们称霸一方，哪怕暂时委屈一下，也是值得的。孟子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君王的召唤不合乎对待贤臣的礼仪，这样的召唤，哪怕死也不能去，所谓志士不怕弃尸山沟，勇士不怕丢掉脑袋。如果不等诸侯的召聘就主动去谒见，背离正道去屈从他们，那算什么？使自己变得不正直的人，是不能够使别人正直的。孟子认为，古代的君子不是不想做官，但很厌恶不从正道求官。不从正道求官，是同钻洞扒缝之类行径一样卑琐可耻的。

在任何一个君主面前，孟子都显示出与纵横家大相径庭的高贵气质。

孟子认为诸侯应该尊重贤才，君臣之间，他更强调君主对臣下的态度，他曾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对待贤才的问题上，他列举鲁缪公对子思的做法，说明诸侯喜爱贤士却既不提拔任用，又不能按恰当的方式给予尊重，不能算喜爱贤士。子思之所以反感鲁缪公派人给他送礼物，也反感鲁缪公谈论国君与士人“交朋友”的话题，是因为子思认为“论地位，你是国君，我是臣，我怎么敢同国君交朋友呢？论道德，那么你该把我当老师侍奉，怎么可以说同我交朋友？”贤才见识广博道德深厚，即使天子也不能随意“召见”，诸侯就更不能随意召来唤去了。孟子说，用不尊重人的召唤方式去召唤贤人，就像要人进来却又把他关在门外一样，正人君子是遵循礼义接受礼待去向君主出谋划策的，不屑于为了出仕卑躬屈膝。

 有一天，孟子正要去见齐宣王，齐宣王派人来说自己有病，不能吹风，让孟子改日在自己临朝听政的时候去见面。孟子心生不快，推脱自己生病不能到朝堂，第二天却出门到东郭氏家去吊丧。齐宣王派人来询问病情，医生也来了。孟仲子应付来人说：“昨天有王的召令，他不巧有点小病，不能到朝廷去。今天病好了点，急匆匆赶赴朝廷去了，不知道现在到了没有？”孟仲子随即派了几个人到路上去拦截孟子，告诉他：“请您一定不要回家，赶快到朝廷去！”孟子不愿意去朝堂，竟不得已到景丑氏家去歇宿。景子对孟子直言相劝：“我看到了齐王对您敬重，却没看到您怎么敬重齐王。”他认为孟子本来准备去朝见，听了君王的召令却不去了，不免有违礼仪，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去见才对。孟子又不以为然，他大发一番宏论：辅助君主、管理百姓，没有比道德更尊贵的，想要有大作为的君主，必定有他不能召见的臣子，要有事情商议，那就亲自前去请教。如果他不像这样诚心实意地崇尚道德、喜爱仁义，就不值得同他一起谋事。当年汤王对于伊尹，首先是向他学习，然后才把他当作臣子，所以不费力气就统一了天下；桓公对于管仲，首先也是向他学习，然后才把他当作臣子，所以不费力气就称霸诸侯。现在天下大的诸侯国土地相等，德行相似，谁也超不过谁，之所以如此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君主喜欢任用听从他们使唤的人做臣，而不喜欢任用教导他们的人做臣。汤王对于伊尹，桓公对于管仲，就不敢随意召见。管仲尚且不能随意召见，何况不愿做管仲的人呢？！这不愿意做管仲的人，指的就是孟子自己，其傲岸可见一斑。

孟子的不肯“屈以求伸”的清高傲骨和出仕“必由其道”的观念，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极其深远，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典故被传诵千古，渊源也在这里。

在卿相权臣面前，孟子更是颇有脾气。孟子在齐国担任卿，奉命到滕国去吊丧，齐王派大夫王驩作为副使与孟子同行。王驩是齐王的宠臣，与孟子朝夕相见，但在从齐国到滕国来回的路上，孟子因为反感王驩的独断独行，一路上竟从不同他谈论出使的事情，以沉默表示自己的不屑。

齐国大夫公行子为儿子办丧事，右师王驩前去吊丧。进了门，就有人走上来同他说话，坐下后，又有人走近他的座位来同他说话。孟子却不去攀谈。右师不高兴地说：“大夫们都来同我说话，只有孟子不同我说话，这是怠慢小看我。”孟子答道：“按礼的规定，在朝廷上不能越过位次相互交谈，不能越过台阶相互作揖。我是想按礼办事，子敖却认为我是怠慢，不也太奇怪吗？”孟子既以合乎礼仪标准为由为自己申辩，又暗暗讥讽了那些大夫不顾礼仪趋炎附势的做派，让权臣王驩无话可说。孟子就是这样，在权贵面前不迁就，不依附，不随势。

（三） 孟子是一个激烈尖锐、刚直坦率的人。

相对于孔子的温和雍容，孟子的行事和论辩更显个性，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有所变化，孟子的言谈更显“凡事紧张”，言辞激烈尖锐，对人对事爱憎分明，态度直截坦率，有时甚至咄咄逼人。

梁惠王因为土地的缘故，糟踏百姓的生命驱使他们去打仗，大败后准备再打，担心不能取胜，所以又驱使他所爱的子弟去为他送死，孟子直言批评道：“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可谓直言不讳，入木三分。有一次孟子谒见梁襄王，出来就对人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梁襄王是梁惠王的儿子，根本不是孟子心目中能寄予期望、发政施仁的君主，孟子直接鄙视他不像个国君，没有国君的威严。

孟子与齐宣王也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巧设圈套引人就范，本要让齐宣王明白国家治理不好是君主的责任，却故意从托朋友照顾妻儿朋友失信让妻儿受冻挨饿这样的生活事件说起，让对方防不胜防，等到意识到话题实质上是指向自己的时候，尴尬难堪，无以面对，只好扭头去看左右的人，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孟子就是这样锋芒尖锐咄咄逼人不留余地。

有一次齐宣王问孟子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的区别，孟子一句“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曾让齐宣王王勃然变色，虽然后来孟子又解释了异姓之卿的做法是“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齐宣王大概能够深度领悟君王有“大过”的危险性吧，当然也更领教了孟子的尖锐犀利。

孟子到平陆，批评那里的长官孔距心失职，荒年饥岁，年老体弱的百姓抛尸露骨在山沟，年轻力壮的将近一千人逃荒到四方。孔距心申辩说这个问题不是自己能够解决的。孟子打了个比方说：“假如现在有个人，接受了别人的牛羊而替他放牧，那么必定要为牛羊寻找牧场和草料了。如果找不到牧场和草料，那么是把牛羊还给那个人呢，还是就站在哪儿眼看着牛羊饿死呢？”终于让孔距心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孔距心也成了孟子认可的能够知错认错的人。

齐国占领燕国时，孟子曾向齐宣王提出，为燕立一君主而后撤离，齐王不听。两年内，燕人不服，赵国等诸侯国也反对齐吞并燕，怕齐国因此而变得更强大，于是立燕昭王，燕人拥护，迫使齐军败退撤回。齐国大夫陈贾用周公派管叔监察殷人、管叔却带着殷人叛乱的历史，表明圣人也会有过错，从而为齐宣王以及众臣辩护。孟子直言批评：“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这番话可谓妙语连珠，一箭封喉，将对方至于理屈词穷无以辩驳的境地。

 乐正子跟着王瓘到齐国，没有及时安排时间去见孟子，并以住所没有定下来为借口，孟子直截了当的批评乐正子说：“你跟着王子敖来，只是为了混饭吃罢了。我没有想到，你学习古人的道理，竟是用它来混饭吃！” 严辞苛责，不留情面。

对于现实中影响是非标准的现象，孟子的批评更是尖锐激烈。比如他对“乡原”的批评，乡原就是貌似有功有德在世上献媚邀宠的人，他们对事情不加褒贬，貌似忠厚老实，也蛮有社会地位，但似是而非，混乱视听，欺世盗名，因此孟子重申孔子之语“乡原，德之贼也”，道破其危害。

三、《孟子》的民本思想

亚圣孟子作为儒家思想极为重要的代表，其思想是宏通博大的。在这些思想中，最闪光、最具进步性、最叫人称道、最值得发扬光大的，是他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作为《孟子》的精神核心在书中一以贯之，作者在众多篇里加以论述。而孟子最被历代阉割掩藏的思想，也应该是其民本思想。 

以民为本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在人民、国家、君主三者之中，人民是第一位的，国家次之，君在最后，孟子强调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成份是人民而不是统治者。“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得民心才能得天下，得天子之心只不过能做诸侯罢了，得诸侯的心，无非能做大夫而已。在人民、诸侯、社稷三者中，“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即若君主无道危害社稷，可以被推翻；“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社稷也可以变更，惟有百姓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为民造福是一个统治者的职责，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以仁德仁心保民利民。孟子反对君主身在尊位，却只顾权力、财物和享乐，他劝告诸侯要珍惜“土地，人民，政事”这三宝，警示他们如果“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很显然，后世统治者并没有真正吸纳孟子这一思想，孟子的“以民为本”与封建时代“君权至上”是迥然有别的甚至是对立的。 

尊重民意 

在以民为本的前提下，孟子强调君主应该尊重民意。

人们一直对孟子的“天授君权”有误解，或者更通俗的说，是后世统治者利用了孟子的论断，并且是断章取义而利用之。孟子的天授君权，实际是将“民意”与“天意”合而为一的。所谓“天意”，理解成一种必然规律更为恰当。万章问孟子是不是尧把天下送给舜的，孟子说，是“天与之”的，因为“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虽然“天不言”，但是，“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换言之，君主有机会行政，还得要做到“事治”，使百姓安定，百姓接受他，他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主。孟子引用《尚书·泰誓》中的话作为参照，“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即上天是借助民众的视听来判断君主的行事的，民众认为仁德贤能的，上天才认可；民众认为暴虐无道的，天必弃之。因此，孟子不把夏桀商纣之类的人被杀视为“弑君”，相反，他认为这样败坏仁义的“残贼”“独夫”，最终必然被推翻。

君主怎样才能做到识其才而用之，识其不才而舍之，孟子有明晓通达的论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在任用人才废弃庸才的问题上，左右近臣、大夫的意见都不是最好的依据，最终的依据，是国人，国人的意见，是真正可靠的标准。

争取民心

因为民意直接决定着执政者的地位，因此，孟子主张君主执政，要领在于争取民心。他以历史为鉴，看到了“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怎样才能得天下呢？孟子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君主能做到顾及百姓愿望，聚其“所欲”，而不施“所恶”，那么，“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也”，民心所归，自然能王天下。

无论大国还是小国，争取民心都是行政重点，因此孟子反复强调争取民心的重要性，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这与人们认可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进步思想，本质是一致的。

与民同乐

执政者要赢得民心，就要做到与民同乐。《孟子》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记载得较为详尽。

梁惠王正陶醉于观鸿雁麋鹿之乐的时候，孟子来了。梁惠王就问他：“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孟子申明只有贤能的人才能感觉到快乐，不贤能的人即使拥有一切可享乐的东西，也不会拥有真正的快乐。他以文王为例，百姓之所以以愉快的心情称谓文王那些台沼为灵台灵沼，是因为文王能“与民偕乐”。相反，《汤誓》中记载的，老百姓诅咒君王“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希望暴虐君主快快灭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齐宣王在雪宫休闲娱乐的时候接见孟子，问了孟子同样的问题。 孟子的回答更是直截了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认为，君主把百姓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百姓也就会把君主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君主把百姓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百姓也就会把君主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以百姓的忧乐为自己的忧乐的君王，就能够“王天下”。

孟子反复申述，如果君王只顾自己“好鼓乐”、“好田猎”，而使百姓痛苦不堪妻离子散，百姓就只会“举首蹙额”恨之入骨；君王如果能做到“与百姓同乐”，那么，百姓就会惦记挂念君王的健康，希望君王快乐，并以君王的安康而举欣欣然有喜色，奔走相告。

齐宣王因为自己的园囿有四十里，“民犹以为大”，而问孟子为什么“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民犹以为小也”，孟子说，文王的园囿“与民同之”，“民以为小”是理所应当的。而齐宣王的园囿尽管只有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对于百姓而言，这园囿就好像君王在国内设下了一个四十里见方的陷阱，当然就觉得太大了。

孟子与齐宣王的另一段对话更有意思。孟子劝齐宣王效法文王“发政施仁”，“行王政”，齐宣王直言不讳地告诉孟子自己并不如古代贤君那样完美，自己有毛病，那就是“寡人好勇”，“寡人好货”，“寡人好色”。这分明是向孟子摊牌，想告诉对方自己达不到圣贤之王的要求。孟子却不放弃他的谆谆教导，他说，以前先王也好色，但是他宠爱妃子的时候，他境内的百姓内无孤独女子，外无光棍的单身，大王能做到体恤别人的欲求，也让百姓成家立业安定生活，便是“与百姓同之”，好色无妨；君王好货爱财，只要能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与百姓同之，那么不仅爱财无妨，且离施仁而治，行王道于天下，也就没有多远了。孟子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君主应该推己及人，与民同之。

体恤民生

以民为本，不仅要尊重民意，争取民心，做到与民同乐，君主之要务，还在于体恤民生疾苦。

孟子以仁厚慈悲的情怀，体察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争霸之战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各国诸侯争利相残，纷纷暴虐其民，使“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指责穷兵黩武的执政者，“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为百姓计，反对不义之战，反对以力服人，反对征伐霸道。

同时，孟子倡导执政者体恤百姓生存之艰难，“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他路过平陆，批评那里的大夫距心，因为他治理的地方“凶年饥岁”，那里的百姓“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他认为为官一方，使一地平治，百姓安定富足，是地方长官应尽的职责。否则就是对君王对百姓的双重失职。令孟子忧心的是，“知其罪者，惟孔距心”，还有很多地方长官根本就不能意识到自己的罪责呢！

邹国与鲁国交战。邹穆公向孟子抱怨说：“我的官员死了三十三人，而百姓没有一个肯为长官效死的。杀了他们吧，无法杀尽；不杀吧，又恨他们看着自己的长官死难而不去救，怎么办才好呢？”孟子毫不留情地指出百姓不援救的根源：“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灾荒时节，百姓之中年老体弱的冻饿死于沟壑，壮年的逃荒四方，国家的粮仓里粮食满满的，库房里财物足足的，官员们却不向君王报告，这是对上怠慢国君，对下残害百姓。百姓之所以不顾官员死活，是“民今而后得反之也”，以官员们曾经对他们的态度来回报官员。为政者只有行仁政，体察、同情、抚慰百姓疾苦，才能使老百姓发自内心的亲近长官，甘心为其效死。

所有深受百姓拥戴的政治，都是执政者能体恤生民疾苦，并加以抚慰同情的。如果百姓的生存状态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百姓必然“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等百姓肆意放纵无所不为的时候，再严加施行刑惩处，就是陷害百姓。仁人在位是不可以这样陷害百姓的，他必然先体恤民生，并力图采取措施加以改变，使百姓有起码的生存保障，然后再教化他们积极向善。

重视民事

 “民事不可缓也。”这是孟子的著名言论。

因为民为本，民事便是国事之本，它是所有行政事物中最根本最重要最不能迟缓拖延的。孟子的原意是强调“制民之产”是当务之急，但在其他篇章中，也有所参照应证。

 宋国大夫戴盈之对孟子说：“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免去关卡和市场上对商品的征税，今年不能实行了，就先减轻一些，等到明年再废止现行的税制，怎么样？”孟子很不满他这种明知错误却不及时纠正的态度，更不满他拖泥带水、迟缓犹豫的行政作风，便以“攘鸡”做比，以偷鸡人试图用减少偷鸡的次数来表示改过的荒唐之举，辛辣的嘲讽他明明已经知道自己的行为不是君子作为，却不思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总之，孟子的诸多言论，就是放在今天，也完全可以作为执政者的必读言论。关于民贵君轻，关于与民同乐，关于民意民心，关于民事民生，读过孟子，你就会发现，今天的很多论述，较之那些精辟的言论，逊色多了。中国什么时候真正达成了孟子的民本民意民生水准，中国的进步便惊世骇俗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欠缺的，不是理论，而是实践，而是让理论付诸实际的制度。或者说，我们更应该反省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发生影响，使如此闪光的思想不能得以发扬光大？

四、孟子的“王道理想”

孟子继承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并基于自己所生存的、有别于孔子时代的现实，有所取舍，有所补充，更有所发挥，建构起了自己的王道理想。

孟子的王道理想是建立在对“霸道”的批判之上的。孟子生存的时代，各国争利以战，征战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当时几乎是全民皆兵了，诸侯争利、征战频仍的结果是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批判“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认为只有统一天下，天下才能安定，而这统一天下的使命只有“不嗜杀人者”能承担。孟子对君王的游说，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劝其放弃霸道，不再“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而“发政施仁”，“保民而王”，建立“莫之能御”的王道世界。孟子提倡以德服人的仁政，反对武力服人的霸政：“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孟子的王道理想，主张执政者法先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行仁政，以“不忍人之心”，推而行“不忍人之政”，即要求君主将自己的仁心仁德推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爱护自己的家人，推己及人，到爱护天下百姓，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使财用富足，百姓安乐，鳏寡独孤有所依靠，即“保民而王”。孟子称颂禹汤文武，更称颂尧舜，不仅称颂尧舜的道德品质，而且把尧舜作为后世君主执政的楷模。孟子反复强调“仁者无敌”，把仁德作为君主的重要素质，由此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如“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再如“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等等。

孟子对不施仁政的暴虐之君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有一次，齐宣王曾问孟子有无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商纣的事，意在置孟子于两难境地，毕竟这是臣子杀君主的“不义”之事。孟子并不回避齐宣王的问题，他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把夏桀商纣之类的人视为败坏仁的“贼”、败坏义的“残”，认为“残、贼”这样的人叫独夫，而不配被视为君主，杀了他们并不是大逆不道的“弑君”行为。不仁义的“残贼”之君，完全可以被推翻。在孟子这里，看不到盲从和愚忠，“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的这些论述是大胆的，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

有了君王发政施仁的前提，才有达成王道理想的可能。孟子对王道理想的描述，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物质基础。孟子认为，君主“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君王不要一味崇尚武力征伐，不要以征战搅扰百姓的常态生活，让他们能按时令耕种收割养鱼伐木，这样，就可以“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百姓至少能够有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了。不过，这只是“王道之始”，还只是简单的存活，远远不够。君王应该“制民之产”，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认为理想的经济制度是“井田制度”。在井田制度下，“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井田制度”即土地为国家公有，国家授田人民耕种，但人民亦要助耕公田，当作纳税，因此，农民便有“恒产”(恒常固定的田产)，国家自会安定。孟子反复描述农人有所依附后衣食无愁温饱无忧的生活图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衣帛食肉，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一定幸福指数了，这才是王道的物质基础。

孟子的可贵，是在物质基础之上，提出王道社会的第二个层面，即精神层面的构想，具体说来，便是“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兴办学校教育，进行礼义教化，宣传孝顺父母、敬重兄长的道理，使人心向善，长有所敬，老有所养，世风良善，社会和谐。这些论述符合后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论，有其合理性科学性。

现代人一般都认为孟子的王道基础仅仅只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温饱和安定，只是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小农社会理想。事实上，就算时代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十亿农民也未必都达到了“衣帛食肉”的生存状态，多少人口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家徒四壁，衣衫褴褛，为抚养一个孩子读书，砸锅卖铁，生活难以为继。我们的现实，并不是把传统思想承继的好了，从某种角度说，一些礼仪道德的传承，大陆不及台湾，中国赶不上日韩。我们把该承继的丢弃了，该革命的却在骨子里延续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简而单之的实例，农村老人大多得不到很好孝养，老百姓在外甘当顺民，在内却并不愿履行孝悌。中国传统基因，因为历代的恶意篡改，最后是延续得不伦不类，变异畸形。

孟子的理想国，并不是低水平的简易构图，这理想国的实现，显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孟子的许多思考，关乎人类的终极意义。诸如关于战争和平，义利取舍，修身养气；关于推己及人，发政施仁，制民之产；关于兴庠序，申孝悌，教人伦。抛开阶级论的思维定势，你会在孟子言论中发现具有恒久意义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