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的特性系数:新蔡簡“大川有介（从氵）”試解

新蔡簡“大川有介（从氵）”試解
      ——兼談古漢語中“有”的特殊用法
袁金平

（安徽大學中文系）

（首發）

　　新蔡葛陵楚簡中，“大川有”一語凡三見：
　　（1）食，卲（昭）告大川有。少（小）臣（甲三：21）
　　（2）食，卲（昭）告大川有，曰：於（嗚）唬（虖）（哀）哉！少（小）臣成（暮）生早[1]孤（零：9、甲三：23、57）
　　（3）有祱（祟）見於大川有，少（小）臣成敬之瞿（懼）［之］。（ 零：198、203）
　　簡零198、203中的“”字，何琳儀先生曾做過考釋：
　　   △，原篆左從“水”，右從“介”聲。字書所無，疑水害之“害”的專用字。碩叔多父盤“受害福”、大簋“害（右從‘丮’旁）璋馬兩”之“害”，諸家多讀“介”，可資旁證。這一本義在典籍中也有孑遺。《太玄·傒》“傒禍介介也。”注“介介，有害也。”[2]
　　為了弄清“大川有”的真正涵義，我們有必要對上述簡文的句讀問題作一番探究。就簡零198、203來說，何先生當是主張在“大川”後點斷，即“有祟見於大川，有_（害）”。 從內容上看，此三例都屬於祭禱文，說的是平夜君成因病而祭祀大川。古代君侯患疾，每以為乃其境中山川之神為祟降罪所致，重病不愈往往就祭山川。《左傳》中多有此類記載，其中最為有名的一例當是哀公六年楚昭王弗祭黃河之事：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榖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近年發現的著名的秦駰玉版上也記有秦國一個名“駰”的人因病而祭祀華山[3]。“祭不越望”，然則華山為秦國之望。而簡文中的“大川”當亦是楚國之望，即長江。楚簡習見的楚人祭祀神靈“大水”，據學者研究系指長江之神[4]。“大川”當即“大水”，俱指長江[5]。
　　我們認為，“大川有”中間不宜點斷，應作一句讀，理由如下：
　　一，從例（1）、（2）來看，若在“大川”後點斷，其意則為平夜君“昭告大川”之神，而其後接著說“有害”，殊為難通。因為祭祀禱告的目的是為了禳災祈福，應是指明禱告物件在先，祭禱者陳述祭禱的原因、目的在後。然則“有害”置入昭告對象“大川”與“小臣成”等陳述內容之間，顯得十分突兀、乖張。
　　二，就例（3）來看，若讀為“有祟見於大川，有害”，“有祟”與“有害”意義重複。這一點，最近楊華先生也已撰文指出[6]。
　　三，從竹簡圖版來看，上述三支簡在“”字右下側均有一個句讀符號，特別是例（1）在“食”字和“”字下分別標識有這種符號，“昭告大川有”當為一句讀自無疑義。
　　然則，“大川有”該如何解釋？最近楊華先生對此作了深入探討，內容十分重要，俱引如下：
　　實際上，此“介”字不必迂回解釋。《楚辭·九章·哀郢》：“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朱熹《集注》：“介一作界，間也。”蔣驥注：“介，側畔也。”“江介”即謂大江左右之地。姜亮夫先生認為，《九歎·離世》之“濟湘流而南極，立江界而長歎”，句中“江界”實即《哀郢》所言“湘江左右之地”。出土簡文中的“大川有介”與傳世文獻中的“江介”是一回事。新蔡簡文中的“介”字從水，是其意符。其“大川有介”的“有”字，並無實義，用以足句，如同古籍中常見的“有虞”、“有夏”之類，新蔡簡中提到“大川有介”的文例都是冊告祝辭，尤其注重音節和文辭，用到此虛詞，在所必然。“有祟見（現）於大川有介”，意即有祟鬼在大川之水邊降臨。曹子建詩“江界多悲風”，江邊易生風，多陰森恐怖之象，故常被疑為有祟出現。“昭告大川有介”，是指平夜君成因此而對大川及其水邊舉行冊告儀式和祭禱巫術。另，《詩經·召南·江有汜》中有“江有汜”、“江有渚”、“江有沱”句，指江及其支流（汜、沱）和小洲（渚），均與此相類，亦可參證。[7]
　　楊先生指出簡文“大川有”與《楚辭》“江介”是一回事，並謂其與《詩經》“江有汜”等語相類，此說確不可易。[8]“”即“介”，從水，“是其意符”；“大川有介”意為“大川之水邊”、“大川及其水邊”，楊先生這些意見都是可取的。
　　至於“大川有介”的“有”字，目前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范常喜先生提出的，即將“有”讀作“洧界”，“有”即“洧”，古水名，“洧界”義即洧水邊上。其理由如下：
　　《詩·鄭風·溱洧》：“溱與洧，方渙渙兮。”毛傳：“溱洧，鄭兩水名。”《呂氏春秋·離謂》：“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史記·蘇秦列傳》：“韓北有鞏、成皋之固……東有宛、穰、洧水。”……。“洧水”即今雙洎河，源出今河南省登封縣陽城山，自長葛縣以下，故道原經鄢陵、扶溝兩縣南，至西華縣西入潁水，距離今天的“平輿”不是太遠。新蔡葛陵楚墓墓主為“平夜君成”，其中“平夜”即今之“平輿”，所以“洧水”作為墓主人的祭禱對象當屬可能。“洧淵”曾被鄭人當作禜祭的對象，如，《左傳·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鬥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蔡國有以“洧”為名者，如，《左傳·昭公十三年》：“蔡洧有寵于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可見“洧水”在當時蔡人心目中亦較為重要，所以“洧水”作為墓主人“平夜君成”的祭禱物件也是可以理解的。[9]
范先生將簡文“有”讀為古洧水之“洧”，觀點十分新穎。然而正如其文所提及的，“洧水”自古即為鄭水，鄭於公元前375年為韓所滅，“平夜君成”為楚人，楚人祭禱鄭水，豈不有違“祭不越望”的原則？范氏以蔡國有人以“洧”為名作為例證更是疏于嚴謹，殊不可從。
　　另一種意見則是楊華先生提出的，“有”在簡文中作虛詞，“並無實義，用以足句”，此說極具啟發性。我們的觀點是，這裏的“有”應訓為助詞“之”，相當於現代漢語中的助詞“的”，“大川有介”即“大川之介”；“有”的助詞用法應該是源自代詞用法的“有”；“大川之介”在簡文中泛指整個“大川”水域。下文就此問題進行探討，並對相關問題作一番梳理。
　　先秦典籍中，“有”多處在國名、部族名前，如“有夏”、“有周”等，也可加在一般名詞前，如“有邦”、“有方”等。這類用法的“有”字，學術界多認為是虛詞，這一點比較統一，至於是什麼性質的虛詞，尚無定讞，或云“詞頭”[10]，或謂“語助”[11]，從現在看來，後說較為深入人心。我們認為，漢語詞義的發展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類似“有”這樣的詞語，需要我們結合其發展演變的歷史階段作具體的、動態的分析。例如“有”字，在甲骨文中即已出現“有＋名詞”這種形式，是否都應分析為“語助”？
　　美國學者倪德衛（David S Nivision）曾撰有《動詞“·又·有”在上古漢語中的代詞用法》一文（載《古代中國（Early China）》1977年第3卷），指出在上古漢語中，名詞性短語“有×”中動詞“有”具有代詞性或指示性的形容詞用法。從意義上說，可以把“某人有×”或“某處存在×”等看成跟“有×”相應的句子。如甲骨卜辭：
　　壬辰卜，殻貞：呼子禦（有）母于父乙。[12]
　　  乙巳卜，殻貞：呼子（祭名）於（有）祖。（平按，這兩例卜辭今已收入《合集》924正）
其中，“有母”、“有祖”可解析為：有母——子所有之母——子之母；有祖——子之祖（子為武丁子輩，父乙為武丁之父）。他還指出，田獵卜辭“禽有鹿”、“禽有”中的“有鹿”、“有”指存在於某地亦即某地所有之鹿或；“射有鹿”、“射有豕”即射某地之鹿或豕。“受有年”、“受有祐”等之“有”性質與此相似。在所有者或所存在之處不必指出或無法指出時，“有×”之“有”幾乎可以說等於This、That，古書中“有眾”、“有民”、“有周”、“有夏”等之“有”也就是這種用法的“有”字。[13]
　　其實，早在倪氏之前，中國學者就已經認識到“有”的這種特殊用法。吳其昌認為，卜辭中“受（有）佑”、“受（有）年”等即謂“受此佑”、“受此年”，指出“有”有“此”義。[14]陳夢家也指出卜辭中的“又（有）”的用法有代替名詞的作用，並認為其相當於《周書》之“厥”，西周金文之“氒”。[15]這兩家說法的提出時間都比倪氏要早。[16]
　　可惜的是，先賢們所提出的這些有價值的意見，後來的學者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從而導致在實踐中得出主觀武斷性的結論。
　　    在兩周青銅器銘文中，“又（有）”與“氒（厥）”由於字形十分接近而偶有相混現象發生。如：
　　1、唯十三月既望     縣妃簋（《集成》8·4269）
　　“又”即誤作“氒”，但類似這種明確相混的例證並不多見。有些學者卻將“又”、“氒”形近相混這一偶然現象擴大化，凡遇到同類問題，皆歸納為二字易混的結果。如金文成語“克明氒心”，或作“克明又心”，有學者就先入為主主觀地斷定後者“又”乃“氒”之形誤；“保業氒秦”之“氒”即“又”之誤。[17]殊不知，上古漢語中“有”與“厥”、“其”有著一種相同性質的用法——代詞。裘燮君先生曾撰寫《先秦早期文獻中“有”字的代詞性》一文專門討論這一問題，指出，“在殷商卜辭、西周金文、《周易》、《尚書》和《詩經》等先秦早期文獻中，有字可以用為第三人稱代詞、一般性指示代詞和特指代詞”[18]，此文引據有力，頗能使人信服。為證明裘文立論的可靠性，且更好地說明問題，下面就兩周金文中相關辭例加以分析：
　　2、克明又心             秦公鐘（1·262～266，春秋早期）
　　秦公鎛（1·267～269，春秋早期）
　　克盟（明）氒心       師望鼎（5·2812，西周中期）
　　克明氒心             鐘  （1·247～1·250，西周中期）
　　3、保業氒秦             秦公簋（8·4315，春秋早期）
　　4、休又成事             史頌鼎（5·2787～5·2788，西周晚期）
　　　　　　　　　　　　史頌簋（8·4229～8·4236，西周晚期）
　　休氒成事[19]            師害簋（7·4116～7·4117，西周晚期）
　　5、臨保我有周           毛公鼎（5·2841，西周晚期）
　　臨保我氒周　　　　　師詢簋（8·4342，西周晚期）
　　6、王作又彝　　　王簋  （6·3460，西周早期）
　　仲爯作又寶彝　　　 仲爯簋（7·3747，西周早期，徐文稱仲再簋，非是）
　　用作又母辛尊彝       母辛鬲（3·688，西周早期）
上舉數例，徐文大多都已經提到，按照徐文的理解，除指出第2、3例中的“又”、“氒”相混之外，第4、6例中的“又”均是“厥”之形誤，第5例“氒周”之“氒”便是“有”之形誤。如此一來，這種古人的“錯誤”未免也太多了一些。這不僅不合常理，而這種看待古人遺留下來的文字的心理和態度也有必要扭轉過來。
　　西周晚期器師詢（原字作訇）簋最早見於宋薛尚功所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其銘有云“肆皇帝亡斁，臨保我氒（厥）周”，其中“氒”字，因為銘文為摹本，諸家多斷“氒”為“又（有）”之形誤。郭沫若先生後來看法有所改變，謂：
　　“我氒周”，氒字，余初疑又字之訛，釋為有，然其原字作，與“作氒乙殳”之氒字全同，薛於二字均釋乃（宋人不識氒字，例釋為乃），亦正見其字之同。又字最易識，薛不至有誤，故今仍照原文改釋為氒。“我氒周”者猶言我之周也。[20]
　　應該說，郭老的意見是十分中肯的。然為何眾多學者都認為“氒周”是“有周”之誤呢？因為在先秦傳世典籍中“有周”習見，而“氒周”之說卻極為罕見。傳世典籍記載的文字固然重要，我們卻不能因此而置出土文字事實不顧。秦公鐘、鎛“克明又心”，師望鼎、鐘作“克明氒心”；史頌鼎、簋“休又成事”，師害簋作“休氒成事”，等等，這些都足以說明在兩周金文裏，在做代詞時“又（有）”與“氒（厥）”是完全可以通用的。簡單地將之歸結為形近混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而這種行為也可能會導致在學術探討上走入歧途。
　　反觀“有”在上古漢語中的代詞性用法，就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主要見於殷墟卜辭、西周和春秋早期金文以及先秦早期傳世文獻，春秋早期以後就很罕見了。我們推測，這可能是在漢語發展過程中被與其性質相似的“厥”、“其”逐漸替代的結果。“有”、“厥”相互通用的情況在時代偏晚的材料中也偶見遺留。今本《周易》卦爻中習見“有孚”一詞，凡26見[21]，亦有“厥孚”一語，僅一見，見於《大有》“六五”爻辭：“厥孚，交如威如，吉。”與“厥孚”之“厥”相對應的字，馬王堆漢墓帛書本作“闕”，上博簡《周易》簡11作“氒（厥）”[22]，三本可謂一致，“厥”與“闕”只是用字上稍有差異。有學者根據古文字中“又”、“厥”二字形近易混的情況，將“厥孚”之“厥”也認定是“又”之誤[23]。此說值得商榷。裘燮君先生研究指出，“有孚”之“有”也應看作代詞，相當於“其”、“厥”，並且指出在《周易》筮辭中，“有”字可與“其”、“厥”構成變文關係。如《家人》“上九”爻：“有孚威如，終吉。”而《大有》“六五”爻“厥孚交如威如，吉”與此同。“有孚威如”與“厥孚威如”為句式、句意全同的異卦重辭，“有”與“厥”為重辭變文[24]。因此，三種《周易》版本中的“厥孚”一語，與習見的“有孚”性質一致，根本不存在誰對誰錯的問題。關於《周易》一書究竟成書於什麼時代，學術界尚存爭議，但成書於西周之說越來越得到學者們的認可。從《周易》一書“有”、“厥”通用的情況來看，將其成書時代定在西周時期也較為合理。上博簡《周易》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版本，其中“厥孚”僅僅出現一次，說明此書在自西周直到戰國中期以前這一流傳的過程中，古人或許為了追求體例的統一，將原來“有孚”、“厥孚”文字互用的本子一致改造成“有孚”，而在這一複雜的過程中也容易產生“漏網之魚”，於是便有了我們現在所見到的版本。當然，真實情況可能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的多。
　　我們上面討論那麼多，主要目的是為了證明“有”在上古漢語中與“其”、“厥”一樣可以作代詞用。“厥”在兩周金文中是十分常見的代詞，代詞“厥”在殷商時代的語料中是見不到的，始見於西周漢語語料，它是周族人語言中的代詞[25]。“厥”在西周漢語中還有一種特殊用法，即作助詞，用在定語和中心詞之間，表示領屬關係，相當於“之”，如：
　　a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書·無逸》）
　　b 作冊令敢揚明公尹厥予，用作父丁寶尊彝。（夨令方彝，《集成》11·6016）
　　c 對揚天子厥休。                      （同簋，《集成》8·4271）
此三例“厥”，都應訓為“之”。張玉金先生曾引據古今學者的研究成果對此作過專門論述[26]，茲不贅。黃天樹先生曾在討論比盨銘文時也涉及到“厥”的這種特殊用法，他說：
　　        “章厥夫”和“复厥小宮”中的“厥”字，郭沫若先生訓為“之”，可從。王引之曰：“厥，猶‘之’也。”用在定語和中心詞之間，表領屬關係，可譯為今語“的”。……，“章”和“复”均為人名，家主。“夫”和“小宮”均為職官名，是家臣。“章厥夫”即“大貴族章氏的家臣夫”。“复厥小宮”即“大貴族复氏的家臣小宮”。……。西周金文和典籍中常見“厥”字的這種用法。例如：“對揚天子厥休。”（《同簋》，《集成》4247）“昔饉歲，匡眾厥臣廿夫寇曶禾十秭。”（《曶鼎》，《集成》2838）上引《同簋》“對揚天子厥休”之“厥”相當於“之”。《曶鼎》銘文中的“匡”是人名，“匡眾”指匡的族人。“匡眾厥臣廿夫”的“厥”字相當於“之”。這是說先前饑荒的年頭，匡的族人所屬的奴隸共二十人，盜取了曶禾十秭。[27]
可以看出，“厥”在西周漢語中用同如助詞“之”，這是語言事實。但是“厥”的這種用法來源於什麼地方呢？張玉金先生對此曾作如下推測：
　　       “之”有用於定中之間的助詞用法，學者們大都認為這是源自其指示代詞的用法。與此類似，助詞“厥”也應是源自代詞用法的“厥”。由代詞“厥”到助詞“厥”的演化機制是：代詞“厥”可出現在表人的名詞後構成“同位複指”，例如，“唯六年四月甲子，王在鎬，召伯虎曰‘余告慶’曰‘公厥稟（廩）貝，用獄柔為伯，又（有）衹又成，亦我考幽伯、幽姜令。余告慶。’”（《六年召伯虎簋銘》，《集成》8·4293，平按，此器現多稱六年琱生簋）；“名詞＋厥”這種同位元複指結構常作定語；“厥”的人稱代詞意義逐漸減弱；定中之間的關係意義逐漸依附在“厥”字身上，使它變為一個結構助詞。[28]
張先生所作推論可從。上文在討論新蔡簡時提出的觀點是“大川有介”之“有”應訓為助詞“之”，“大川有介”即“大川之介”。“有”的這種助詞用法應該與作助詞用的“之”、“厥”源自相應的代詞相同，也是來源於代詞用法的“有”。“有”可訓“之”，還需要從理論和文獻例證上加以說明。
　　一般討論詞義發展的途徑，不外乎“引申”和“假借”。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蔣紹愚先生提出詞義發展的另外一種途徑，即著名的“詞的相因生義”理論。所謂“相因生義”，用蔣先生自己的話概括就是：A詞原來只和B詞的一個義位B₁相通。由於類推作用，A詞又取得了B詞的另一個義位的意義B₂，甚至取得了B這個字的假借意義B^′₂。這就叫詞的“相因生義”[29]。根據這一理論，“有”訓“之”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釋。 “厥”有兩個義位——作代詞和助詞“之”，“有”在作代詞用這一義位上與“厥”相通，逐漸地“有”也就取得了“厥”的另一個義位——助詞“之”。
　　其實，“有”相當於“之”，清代學者即已認識到這一現象。吳昌瑩在其所撰《經詞衍釋》一書中就論及“有”、“之”互訓的情況：
　　有，猶“於”也，“之”也。（此義《釋詞》不載。）《孟子》：“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有與“之”對文，有實“之”義。“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言日月之明也。《詩》：“大邦有子。”《左傳》成十七年：“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昭二十五年：“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文公《公羊傳》：“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言彗在北斗之中也。）《史記·六國表》：“後有君子，以觀覽焉。”《曹世家》：“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封禪書》：“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又也。）五焉。”有並“之”義。[30]
　　之，猶“有”也。（之與有，互為訓。此義《釋詞》不載。）《論語》：“人之言曰。”謂人有言也。《孟子》：“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詩》：“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左傳》宣三年：“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昭元年：“史莫之知。”皆言莫有也。宣十二年：“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昭十三年：“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禮記》：“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吾未之聞也。”“君子未之言也。”“胡莫之行也。”“子言之曰。”此皆“之”之訓“有”也。又《表記》：“子言之，歸乎。”謂子言有歸乎云云也。[31]
吳氏此論發人之未發，頗具卓識。
　　上博三《周易》簡21謂：“九五，亡（無）忘又疾，勿藥又菜。”與“亡（無）忘又疾”相對應，今本作“無妄之疾”，馬王堆漢墓帛書本作“無孟之疾”[32]，“忘”、“妄”、“孟”三字屬同音通假。這裏“又（有）”與“之”互為異文，為我們的立論提供了重要的佐證。因此，我們將新蔡簡“大川有介”訓為“大川之介”是合理的、有根據的。上述楊華先生文中所提及的《詩經·召南·江有汜》中“江有汜”、“江有渚”、“江有沱”等句，這裏的“有”也都應該訓為“之”。
　　綜上所述，新蔡簡中出現的“大川有介”一語，其中“有”應訓為助詞“之”，“介”則應訓為“間”（見楊華文所引朱熹注），“大川有介”即“大川之間”，泛指“大川”整個流域。簡文雲“昭告大川之間”，將“大川”人格化、神化，與楚簡習見神衹“大水”性質一致。這種作助詞的“有”的用法源自作代詞用的“有”字。至於先秦典籍中諸如“有夏”、“有周”等“有”的用法，現在多分析為詞頭或語助，我們推測這種“有”很有可能就是從早期作代詞用階段進一步虛化而來。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為2007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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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劉信芳：《釋葛陵楚簡“暮生早孤”》，簡帛研究網站2004年1月11日；張新俊：《新蔡葛陵楚墓竹簡文字補正》，《中原文物》2005年第4期。
[2]何琳儀：《新蔡竹簡選釋》，《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第5頁。
[3]相關研究論著頗多，可參看：李零《秦駰禱病玉版研究》，《國學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李學勤《秦玉版索隱》，《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2期；曾憲通等《秦駰玉版文字初探》，《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1期；李家浩《秦駰玉版銘文研究》，《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等等。
[4]王澤強：《戰國楚墓出土竹簡所見神衹“大水”考釋》，《湖北教育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
[5]還有一種可能，即泛指“江漢沮漳”四水。
[6]楊華：《新蔡簡祭禱禮制雜疏（四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一輯第20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
[7]楊華：《新蔡簡祭禱禮制雜疏（四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一輯第20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
[8]最近范常喜先生也將簡文“”與《楚辭》“江介”相聯繫，見氏著《讀簡帛文字劄記六則》，簡帛網2006年11月13日。
[9]《讀簡帛文字劄記六則》，簡帛網2006年11月13日。
[10]喻遂生：《甲骨文的詞頭“有”》，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編《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五輯第1－10頁，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
[11]唐鈺明：《古國族名前的“有”字不能作實詞解》，《著名中年語言學家·唐鈺明卷》第196－200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12]近年公佈的花園莊東地卜辭亦見有類似用法，如：“丁卜：子令庚又（侑，祭名）又（有）女（母）。”（125·1）釋文引自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附錄一”第30頁，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
[13]上述倪氏之說，轉引自裘錫圭先生《關於“凡有疾”》（摘要）一文，“中國古文字：理論與實踐”國際研討會論文，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系2005年5月28－30日。
[14]吳其昌：《殷虛書契解詁》，臺北：藝文印書館1959年。轉引自《甲骨文獻集成》第八冊第108－109頁，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
[15]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第96、9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16]此點承沈培先生提示，謹致謝忱。
[17]徐寶貴：《關於金文“克明又心”及“保業氒秦”的釋讀》，廖名春主編《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二輯第49－52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下引此文觀點不另注，簡稱“徐文”。
[18]裘燮君：《先秦早期文獻中“有”字的代詞性》，《紀念王力先生九十誕辰文集》第304－325頁，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下引此文觀點不另注，簡稱“裘文”。
[19]“休有成事”、“休厥成事”之“休”在這裏當動詞蔭庇或庇佑講，詳參裘錫圭先生《文字學概要》第143－144頁，商務印書館2004年。
[20]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下冊第140－141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裘燮君先生也有類似的意見。裘文第324頁注16。
[21]張新俊：《<周易>新證一例­——“厥孚”可能是“有孚”之誤》，《開封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
[22]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22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3]張新俊：《<周易>新證一例­——“厥孚”可能是“有孚”之誤》，《開封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
[24]裘燮君：《“有孚顒若”考釋》，《語言學論叢》第二十二輯第10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有孚”，裘先生認為是“那個筮象”的意思，可從。
[25]張玉金：《論西周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中“厥”的用法》，張玉金主編《出土文獻語言研究》第一輯第1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26]張玉金：《論西周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中“厥”的用法》，張玉金主編《出土文獻語言研究》第一輯第10－11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27]黃天樹：《比盨銘文補釋》，《黃天樹古文字論集》第466－467頁，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
[28]張玉金：《論西周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中“厥”的用法》，張玉金主編《出土文獻語言研究》第一輯第10－11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關於助詞“之”來源問題的討論，可參看張玉金：《甲骨文中的“之”和助詞“之”的來源》，《殷都學刊》2005年第2期。
[29]蔣紹愚：《論詞的“相因生義”》，《漢語辭彙語法史論文集》第97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30]清·吳昌瑩《經詞衍釋》第55頁，中華書局2003年。
[31]清·吳昌瑩《經詞衍釋》第172－173頁，中華書局2003年。
[32]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22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