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家：日本3次卷入战争皆因中国软弱

    本文摘自《共和十年·政治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郑曦原编，蒋书婉，刘知海，李方惠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7

    题记：著名远东事务专家乔治·T.莱德教授（Professor George Trumbull Ladd）近期就袁世凯政权变动背景下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问题发表看法。（注：文章完成于1921年）

    公正、欣赏与宽容，是制止战争的最好方式

    比起通过狡诈的外交途径、纸上谈兵的条约、国际调停甚至海牙国际会议等方式来阻止战争的罪行和惨剧，有一种更好、更有效的方式。这种方式很容易说明，本身也具备操作性，但在所有可预见的方式中，这种方式又是在实际中最难进行谈判的。这让我想起，在某次部长级会议上通过多项旨在减少人类恶行的决议。会议接近尾声时，有一位睿智的资深阁员缓缓站起，提出一项弃绝人类原罪的提案。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更多地欣赏另一个国家的优秀品质和杰出成就，能够以宽容的心态来看待对方的缺陷和不足，即使无法慷慨待人，但能秉持公正，那么各国之间就不会爆发战争。再没有别的方式比这更能制止战争了。

    此时此刻，在美国处理与勇敢、有趣而令人尊敬的“新日本”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尤其有必要这样提醒自己。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了解自己所说的事实，而且我可以对这些话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起全部的责任。

    日本亲美情绪恶化

    我于1906年下半年至1907年第三次访问日本，尽管最忠诚和最有学识的日本友人们都对最近旧金山学校委员会的所作所为感到吃惊和愤慨，但日本人仍然尊敬和热爱美国，这种感情历经一代人，比西方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感情更为深厚。在所有场合中，无论在官方宴会上，在日常授课的讲台上，抑或是普通学校的节日里，美日两国国旗总是并列悬挂，或以友好的方式间隔悬挂在一起。

    然而，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这种亲切的感情有了很大改变。总体来说，大部分日本人，不论官方还是民间，公开或私下，都带着对美国的怒意或憎恶。只有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他们在美国有私人朋友，与其共同生活并平等、友好相处过，才看到我们的其他优点。我认为，造成这种危险而令人担忧局面的责任，更多在美方，而非日方。

    日本的对华政策被夸张和歪曲

    数年前，日本在朝鲜半岛的行动①被一种歪曲和夸张的方式传播到国外，而这一邪恶手段再次被不遗余力地运用在宣传日本对华行为上，也将产生类似后果。我们不必讨论日本对朝鲜的行为被讹传所带来的具体影响，最近的有关声明已将有关事实记录在案。根据消息来源和事情的性质判断，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些反日宣传大都是煽动，其目的是通过与腐败的朝鲜李氏王朝勾结，妄图继续控制朝鲜半岛的资源。这些无耻的煽动者不仅利用外国记者和短期到访的外国客人，而且利用常驻朝鲜的传教士来实现他们的阴谋。

    我们必须痛苦地承认，这些人中大部分是美国人。每一位爱国的美国公民，尤其是那些极度反对战争，甚至反对备战的人都需要查明有关的指控，他们宣称日本近期正胁迫中国接受苛刻而不公正的让步，或认为即使日本还未破坏与美国就所谓“门户开放”原则达成的谅解，也准备侵犯中国了。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快速回顾远东历史，也就无法评判或真正查明远东这两个国家最近签署条约的有关情况。

    中国政府对于外国人从来都采取敌视态度

    我希望说明的第一点是，中国政府对于外国人从来都采取敌视态度，当其他国家希望与中国建立公平、友好关系时，中国的回应毫无道理可言。中国人的自负到了可笑的程度，只有开放口岸中那些接受过外国培训的买办阶级以及少数虔诚改信基督教的华人除外。

    在中国不时会有一两个胆小怕事的县令，他们却能够残忍无比地对待落入他职权范围内的外国人。我们只需回顾一下满清统治的历史，从开国到义和团运动，再到慈禧“老佛爷”和她最宠爱的太监以及李鸿章之流臭名昭著的合谋，从清朝被耻辱终结的历史就能看到我所有说法的事实依据。

    尽管中国全心全意地要进行彻底和充满希望的改革，但其内政的现状和对各国态度几乎还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或改善。在说这些时，我完全认识到，我与主流观点的不同。但是对于中国任何真诚和坚定的自我发展的努力，我无意进行任何贬低或是保留我的同情心。毫无疑问，中国对于认识帝国之外的世界的兴趣大大增加了。也有迹象表明，现代的社会和政治意识的启蒙思想、基督教的道德观念正在中国形成，我们对此感到欣喜。但中国从整体而言，仍软弱无力，也不愿像曾经那样进行改革。事实上，中国在某些方面的情况甚至比十年前更糟糕，袁世凯统治下的中国就像慈禧太后治下时一样无耻狡诈、残忍无道。

    有一位极有信用的证人的观察和描述可印证我的上述言论。他刚刚在中国的心脏地带访问了三个月。他深怀对中国的强烈同情，对日本的意图和行径感到万分焦虑。而十年以前，他也怀着与现在几乎一样的心情。他写道，“中国的情况比十年前更为恶化，政府远比原来更为专制，各类强盗行径比先前更加猖狂。”

    我的另一位朋友也刚结束一段中国之旅。他告诉我，所到之处，民众皆充满了对袁世凯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对于外国人的恐惧和仇恨并未减轻。现政府建筑在恐惧的基础之上，也只是出于恐惧，义和团运动才未在更大范围内重演。难道这个世界竟如此快就遗忘了15年前的悲惨一幕吗？

    中国无论称为帝国或民国，无论是光绪或袁世凯统治，都无法切实履行国际义务

    上述思考让我不可避免地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无论称其为帝国或是民国，无论在光绪或袁世凯统治下，都无法与外国签署公平、公正的条约并切实履行义务，或是以自由之身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通过长期平等相待，同时施以强力和威慑，各国才有可能实现将中国带入文明社会大家庭的崇高目标。不仅在教育和传教方面如此，在政治和商业方面亦是如此。

    在这里，我要再次引用一位朋友的话，他在远东地区生活了三十多年，熟知这里的人民和政治事务。他写道，“这些年来，我已养成习惯，询问那些熟悉中国事务的人，看他们哪怕能给出一个例子，证明中国倡议建立的新秩序能够成功有效地运作。我指的是在中国人自己的管理和控制下有效地运作。至今为止，我没有听到过一个这样成功的事例。”

    这位朋友还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是唯一有能力实现国家秩序的东方国家。如果墨西哥的动乱威胁到南北美洲的和平，当然，我们是假设墨西哥大到足以产生这种影响的话，那么难道本地区高度组织有序的国家会无动于衷吗？而这恰恰是远东的现状。日本人高度自治的国家组织系统应获得整个文明世界的尊重和鼓励。日本可能也应从其行为中获益，但其他国家，最主要是中国人自己也会获益。”

    日本三次卷入战争皆因中国的软弱和欺骗

    日本在其卷入的三次对外战争中，每次都并非自己情愿，而且都耗费了巨大财力和人民的生命，这都是因为满清政府的软弱和欺骗。

    日清战争爆发在于满清政府寻求与对美政策相同的对日政策，这导致美国也卷入朝鲜事务。满清政府宣布对朝鲜的宗主权，怂恿朝鲜针对外国人的抢掠和屠杀行为，但拒绝对此负责。美国有意忽视这段历史，是违背公平、强硬外交原则的典型事例。这使得美国在妥协退让后长期陷于被动。

    由于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的软弱腐朽，俄、清密谋勾结，意图消除日本对朝鲜的影响。由此，日本在强大的沙俄面前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威胁，导致两国爆发严重冲突。

    我相信，最近日本采取了被广泛质疑、非公平的武力威胁方式，与不情愿的中国政府狡诈多变的领导人签署了“二十一条”。日本的行为将被证明是合理的。当然，日本的激进分子和机会主义者们通过恐吓和贿赂（通常是贿赂政府官员，因为按照规矩，中国官员的手掌必须被紧握或是被润滑）获得利益分成后，不愿意看到其他国家在华占据更优越的地位。

    然而，日本人中也包括品行高尚的政府官员和商人，他们对亚洲的现状和未来持有更崇高、深远的看法。即便在日本对华作战时，这些人也没有忽视中国自身的最终利益。让睡眼惺松的中国人“坐直身子，开始学习”，开始准备，才可能避免吞下懒惰和无所作为的苦果。因为日本不能坐视列强通过控制资源、侵占土地或以武力占领中国港口来威胁和支配中国政府。

    这些情况即使近期不一定发生，但从长远来看，面对西方强权，日中这两个伟大国家或并肩屹立，或同时陨落。

    反日游行缘自德国公使的挑唆

    然而，有一个非常特别而具说服力的理由表明，中日条约（“二十一条”，译注）应尽可能立即、彻底、全面和永久性地实施。因为情况紧急，机遇难得。即使从我们自己最近的经验也很难判断德国武力夺取胶州湾将对中国带来何种影响。

    中国人崇尚务实和效率，中国人和我们美国人都知道，没有任何民族能在效率方面超过德国。德国人在开发山东半岛时充分展示了他们的高效率。中国人非常惧怕德国人。但德国政府毫不掩饰对日本的憎恶之情，也不掩饰德国征服欧洲后将惩罚日本、恢复在华权益的意图。更有甚者，德国对中国政府仍有很强的影响力，而且正有效地应用其传统宣传手段来加强对华控制，激起中国人对协约国、特别是对美国和日本的疑虑与仇恨。

    为充分说明这一点，请允许我引用最近在东京传媒上公布的可靠消息。消息称：“据查证，最近2000名旅日中国学生针对中日条约谈判的游行示威①，起因于德国驻华公使辛慈（von Hintze）的阴谋挑拨。在中日北京谈判前夕，似乎是辛慈公使向袁世凯进言，指出通过中国留学生抗议日本的好处所在。袁世凯最终同意向其驻日特工发出密令。辛慈担心如果由驻北京的外国使团出资会被很快察觉，于是建议西门子公司的舒克特（Schuckert）这位最近陷入海军丑闻的臭名昭著的德国人出资支持学生运动。有消息称，一些参加运动的学生开始疑心其中的阴谋，并后悔自己的轻率举动。另一方面，袁世凯总统的特务继续在东京郊区举行会议，筹划第二次游行示威。”

    日本因维护自身利益而蒙羞

    除此之外，其他一些事件也加剧了日本人急躁、不妥协和过于紧张的情绪。其中最严重的，是中国政府一贯以来的狡诈善变、行动迟缓和诡计多端，这使得日本保护自身利益和中国利益的努力受到羞辱与打击。

    各国掠夺中国资源的计划违背中日两国的利益。英、美尤其热衷于制订和推动这类计划，这是日本外交无法承受或克服的困难，因为英美两国政府都公开宣称与日本有特殊友好关系。这些国家再次采取在诋毁日本对朝鲜行动时曾用过的伎俩，让一些传教士脱离本职，滥用特权，花费1000多日元向美国国务院发电报、提建议。电报费当然是由中国人或德国人支付的。这一伎俩虽不光彩，但却十分成功。

    我们一方面要考虑到情况的紧迫性，同时也必须考虑到面临的机遇，尤其在日本与德、俄关系方面。德国现在两手握得满满的，而且看起来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会安全地掌握其所得。至少近期内，德国不会再将手伸向新目标或去翻腾旧账。而俄国签署《朴次茅斯和约》后立即着手处理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冲突，并相当成功。而且，俄日两国已成为坚定的盟友，两国在对华利益上虽不完全相同，但并非敌对关系。

 中国已割让出满洲和山东权益

    鉴于上述历史和现状，我们才可以去认识并理解中日近期签订的“条约”。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和特殊条款，以便真正认识它。

    认为中国由于签署条约而将丧失对满洲和山东的所有权完全是无稽之谈。日本接管上述地区时，中国并非其权益的所有者。由于中国政府的懦弱、腐朽，满洲的权益已被割让给俄国，中国银行家和政府官员都在与俄国同行们合作，共同开采矿产、林地和兴建铁路。日俄条约规定所有这些权益都是两国的“战利品”，北京政府也最终承认了这一条约。

    事实上，中国政府出于对德国的恐惧，才将山东半岛及青岛基地的权益割让给日本。山东权益是德国从中国夺得的，属于德国而非中国，这也是日本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的战利品。日本没有任何法律或道德义务要将这些权益归还给中国。日本对德最后通牒中宣称，最终将山东归还中国，这是在特定条件下针对德国而非中国所言。德国没有同意这些条件，因此现在日本没有任何承诺，保证要将山东归还给中国。

    但是满洲权益和山东权益是分别割让给俄国和德国的，这并非不受限定继承的不动产。因此，日本应对满洲和山东权益的所有者提出租借要求，而非对中国。由于自身的懦弱和腐朽，中国已割让出了这两个地区。

    应将租借权延至2002年、2007年

    现在，包括旅顺港在内的满洲租借期只有25年。在这之后，中国将恢复行使完全的司法权和所有权，但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偿还租借期间内投入本地的所有开支，包括利息在内。

    辽东半岛价值巨大，满洲其他地方的铁路、矿产和各项资产也异常丰富，但中国完全没有可能以自身财力或尚未开发的资源按照条约规定赎回。中国只好无限期延长租借期，或向外国大举借债，然而这必须以中国其他已开发的资产作抵押。

    有些人明白这对于俄、日两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意味着什么，对于俄、日平静、礼貌地接受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要求由几个外国财团接手这些商业利益的虚伪提议，他们也表示尊重。但他们一定感到奇怪，为何日本没有表现出焦虑和犹豫就接受这样的险恶建议。

    尤其是现在，日本边境已扩展到鸭绿江边，满洲铁路和矿山存在巨大经济利益，日本的战略安危也系于对此不受干扰地开发和利用。并且，如果义和团运动再次爆发，或发生类似的起义，成千上万西方国民的安全就只能依靠这些铁路来运送日俄军队得以维持了。因为如同墨西哥一样，中国政府无力保护各国在华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日本人唯一应做的事就是坚持将割让地区租借权延长至公元2002年和2007年，即民国91年和96年。条约有关满洲的有三项条款，一是如果外国要在中日两国共同利益所在地区投资修建铁路、开采煤矿或建造铁厂，应优先考虑日本资本；二是如未经日本政府同意，中国政府不得没收或接管中日共同投资经营的汉冶萍公司；三是在南满和东蒙古将新增商埠，口岸置于中国政府自行制订的规则管理之下。

    日本驱逐德国是防止列强在华获取租界

    对于日中两国长久利益而言，如何安排和治理山东半岛及其附近海域比满洲条款更显重要。该地区的军事基地由外国控制，将导致外国掌控远东商业利益，威胁日中两国领土完整和主权。因此，条约中的有关条款非常公平合理。在“山东省条款”前言中称，日本从德国获得土地、权益和财产，要求中国政府对于日德处置上述资产的最终条约概行承认。

    同时，条款规定，战争结束后，胶州湾租借地完全置于日本管辖之下。日本在满足如下条件时可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一是胶州湾全部开放为通商口岸；二是由日本政府指定一个区域为日租界，日本在此行使完全司法管辖权；三是如列强要求，可建立一个国际租界；四是处理胶州湾德国房产和其他资产的相关条件与程序，日中两国政府应在实施前达成共识。其中第三项更进一步对“门户开放”做出规定：“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为商埠。”

    另有一项针对未来中日安全和利益的重要条款中规定，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别国。中国对条约签署表示欢迎，因为条约要求日本动用全部海军力量反抗德国恢复青岛军事基地，防止其他国家眼见中国政府软弱腐朽便采取类似德国的政策从中国获取租界。

    第五号条款以委婉方式提出

    如非对中日两国当前在南满和东蒙古的经济和道义利益及该地区经济民生情况了如指掌，就无从正确评判中日条约各项细则的公正合理之处。然而，我坚信，如果我们了解更多情况，就能得出更为公正的判断，对于日本在形势紧急、正是对华施压良机时依旧保持克制，并撤销和调整各项对华要求的做法表示惊叹和敬意。

    应予注意的是，在日本外相加藤高明（Baron Kato）授意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方提出的条约中，第五号条款是以“愿望”而非要求的委婉方式提出。日方多次表示，“第五号中各项条款的性质与前四号完全不同。”然而意在诋毁日本的人紧紧纠缠第五号不放，因为这尤能激起各国对日本的疑虑和讥讽。

    日本对华建议，各国已在华建立和经营的宗教和教育机构，其自由行动权利不受影响。在我看来，北京的传教士和基督教“教育家们”对此所采取的立场和发出的声音极不妥当。美国人应能记得，过去50年来，日本一直保护和支持境内的传教士，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他们中没有一个牺牲者。相反，中国却杀害了无数传教士和改信基督教的华人教民。今天的日本与美国所一贯坚持的立场是一致的，即坚持宗教信仰自由。

    日本外交堪称典范

    到此，我想可以对日中近期签署条约的动机、程序及最终确定的条款做一个总结。从两方面来看，日中关系在地理及其他领域都处于特殊危险的境地。

    其一，与外界印象不同，日本人了解真相，即中国政府软弱无力，总统地位岌岌可危，随时可能下台。而如果中国现政府被颠覆，社会制度瓦解，日本将不可避免承担更大责任。

    其二，中国仅有共和之名。中国实际上仍然只是一个人的政府，袁世凯在实施独裁专制。但是，欧洲战场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多，为应对不可预知的紧急情况，必须准备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措施，抵消德国对华的强大影响力。如果德国取得战争胜利，哪怕只是与协约国方面打成平手，也会出现“天怒之日”（day of wrath）。为阻止这一天到来，相关准备工作迫在眉睫。

    日中最终达成的条约条款将比目前各方所期待的更为公平、合理。官方文本已经公之于众，了解本国地理与历史知识的中国学生可自行判断，是否认可或反对条约。条约也已译成英文出版。日本最忠实的朋友们也无法否认，日本在谈判中不必要地加入了某些令人不悦的条款，不幸还轻率地威胁要使用武力。但在当前形势下，这些都只是瑕疵。以西方文明世界通行规则衡量，日本外交传统和近期行为仍堪称文明国家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