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叉树的叶子结点:学英语，从娃娃抓起 zt

学英语，从娃娃抓起---记景山学校六十年代的英语教改试验

 李中，2009年3月

 一九六O年初，那年我二十四岁，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工作。中宣部刘晓柳同志来到学院，说是要在景山学校进行教育改革实验，要求派一位老师参加六岁儿童学习英语的试验。我觉得这事很有趣--用现在话说，很具挑战性吧--，就自报奋勇，对系领导说，让我去吧。就这样，我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六十年代的教学改革实验。

 没想到，第一节课就上砸了。记得那天一进教室，几十个六七岁的孩子坐在下面。一张张可爱的小脸， 好奇地看着我。我说，“ 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I am your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看到台下没有反应，我连忙解释说，“我是说：大家早上好。Boy 是男孩子，girl  是女孩子，teacher 是老师的意思。咱们学习英语吧。”孩子们听我说完，先是互相看了几眼，然后就议论起来。听见有孩子低声说“teacher．．．蛐蛐儿．．．老师是蛐蛐儿．．．”。有的男孩指着女孩子说，“你们是girl．．．狗．．． 哈哈，真好玩。”课堂乱起来了，说话的，笑的，声音越来越大。一看情况不妙，我赶快打住，“给你们讲个故事吧”。课堂安静了，没几分钟，一个男孩举手说，“老师，我要上厕所。”我愣住了，这怎么办，让去？不让去？不让去会不会。。。？经过一番犹豫，“好，去吧。”没想到，那个孩子刚出教室，又有举手的，“老师，我也要去。。。”说着，说着，半个班的孩子，打着“上厕所”的旗号，溜出了教室。过一回儿，门打开了，一位校领导站在门口，“怎么回事，你的学生都在走廊上玩呢。。。”

 “厕所事件”之后，我犯了难。让我来搞试验，既没有现成的课本，也没有教学大纲，四十多学生，我根本没有应付小孩的本领，这试验可怎么搞？

 还是拜同事为师吧。听童正玉（语文老师）和郑俊选（数学老师）的课，给我很大启发。语文课正在教汉语拼音，通过识读音标，两年内突破“识字关”，认两千到两千五汉字，这在当时的普通小学一二年级，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数学课上，充分利用儿童的思维和记忆特点，讲解与训练结合，课堂生动而又有秩序。听课过程中，我不断地思考着，寻找儿童英语的切入点。我想，六七岁的孩子，语音模仿能力很强，如果从语音下手，打好发音基础，是一通百通的事。“听说读写”全面能力的培养，可以从语音训练开始。英语和俄语、法语等拼音文字不同，一上来就教单词，学生很难掌握读音，进入读写后就会出现两极分化。汉语拼音和英语的国际音标很有些相似之处，不妨试试从国际音标入手。

 就这样，编了一套语音教材，从元音和辅音开始，深入浅出地根据英语特有的发音部位和语音语调特点，在元音、辅音，轻读、重读，语音、语调．．．等诸多方面让学生大量训练。一个学期摸索下来，建立了较好的语音意识和发音习惯，不仅发音比较准确，还学会了一批单词和句子。可喜的是，他们初步具备了看国际音标就读出单词的能力，词汇量扩大很快，拼写和拼读都没有遇到困难（拼写单词往往是中国学生最感到头疼而从此失去学习外语兴趣的大问题），尽管是大班教学，没有出现两极分化。

 接着，“听说读写”全面培养。在初始阶段以听说训练为主，利用句型训练举一反三（八十年代我国流行的“英语九百句”，就是这个路子），用句型带动词汇量的扩大，如同“滚雪球”。语法融合在句型训练当中，不单独死记硬背。其实，教外语不应该仅仅是灌输知识，语言能力的训练是重中之重。课堂逐步实现了全部英语化，给每个学生起个英语名字，他们学会自我介绍，谈论家庭，日期，季节，天气，课程等等，日积月累，有了简单对话的能力。六三年我们自己编了“Let’s Speak English”和“English Poems”两本小册子，汇集了十个场合的对话和26首脍炙人口的英美儿歌和诗歌，受到孩子们的喜爱。与方晶、黄国才老师合作，我们开设了小班口语课。

 每年的“六 一”儿童节，景山学校的外语晚会有声有色。学生们上台表演“我们的英语课”，朗诵英美诗歌（一次表演了非洲独立运动英雄卢蒙巴的诗Dawn in the Heart of Africa “ 非洲心脏的黎明”，孩子们把脸涂成黑色，模仿非洲黑人），演出的话剧就多了，有“拔萝卜”，“小红帽”，“灰姑娘”，最后一年还演出了英国原著小话剧“The Sheriff’s Kitchen”（“州长的厨房”，讲的是绿林好汉罗宾汉的故事）。台上绘声绘色，台下笑声不断。有一年，各年级的孩子们用俄语、德语和英语齐唱“国际歌”，不同的语言传递着同一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信息，也唱出了景山学校教学改革的成果。当时的情景令人终生难忘，雄壮的“国际歌“，至今犹在耳边回荡…..。

 1964年，英国著名作家格莱姆 ? 格林（Graham Greene）来校参观。他听了试验班的英语课，和孩子们交谈，看节目表演。他做的现场录音报道，后来在BBC（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播放了。格林对景山的外语教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还夸奖孩子们能够流利地回答提问，英语发音纯正。他说，景山学校的教改试验是成功的，很不简单。BBC节目播出之后，在国际上引起反响，景山学校教改试验的消息也就此传出了国门：中国孩子从六岁开始学说“伦敦英语”了！
 
 景山外语教学改革，不仅有英语，还有俄语（张翠英）、法语（端木环）、西班牙语（于琦）、德语（朱芙晓）等。那时候，学校里好不热闹。来自北大、北外、复旦等高等院校，也有刚从国外回来的外语老师，济济一堂，成了景山学校独特的风景线。校领导贺鸿琛、方玄初重视外语试验，给予大力支持。尽管有些语种后来没能继续，但成果不容否定，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恐怕这是唯一一次在普通小学开设如此多外语语种的尝试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刘静和，我国儿童发展心理和教育心理的学术带头人之一，来到景山学校研究儿童学习英语在语音上的特点。她带来了一套钢丝录音机设备，听课时把孩子们的声音录下来研究。她的英语水平很高，在儿童外语学习心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对教改十分支持。记得有一次她来听课，课间，一个孩子不小心踩了她的脚，立刻用英语说，“I’m sorry（对不起）”。她非常高兴，对我说，“学英语就要这样，学了就要会用。你就这样教下去吧”。

 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前所未有的教学改革实践，中断于文化大革命，景山教学试验，被斥为“封资修的黑试验田”。我和孩子们各奔东西，他们上山下乡，踏上新的征途；我又回到外院英语系。１９７８年，我在驻摩洛哥使馆工作的时候，极为意外地收到景山孩子们给我的信。他们在信中写道，“今天，我们向远在异国他乡的您，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崇高的敬意！请您接受您过去的学生们这一真诚的心愿吧，它将飞越高山大洋，把我们的心连结在一起。…. 如今，我们已是二十多岁的大人了，您要是再见到我们，一定得吃力地辨认谁是当年的Ｔｏｍ，Ｊａｃｋ，Ａｎｎ，Ａｒｔｈｕｒ。是呀，今天我们当中有共产党员，有工人，有战士，有科技人员，而且已经有二十个大学生。其中多数是学外语的，这不能不说是您心血的结晶。… 四人帮横行的魔影给我们和您都留下痛苦的回忆。只有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景山学校才得以重建天日，获得新生。我们才能够大声地说：我们进行的外语试验是正确的，是成功的！”这封深情的信，给我带来的喜悦，哪里是言语能够描述的。是呀，这些孩子和我一起，经历了景山学校六十年代的教育改革，共同见证了一个时代，一场历史性的教育改革实践。

 1983年，邓小平同志为景山学校提辞：“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战略高度给教育改革事业指明了方向。回溯20年之前，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视英语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语言，普及英语有崇洋媚外之嫌），进行的英语教学试验， 是难能可贵的。提高一个民族的外语水平，也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之需要。只有教育的复兴，才会带来民族的复兴，中国的崛起。今天，外语教学已遍及大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人们不再怀疑儿童能否接受外语，学好外语，中国能否在小学普及外语课程。文革之后，方晶、黄国才、方碧辉、房贵荣、戴瑞辉、吴津等等许多英语老师，在外语教学的试验田里继续辛勤耕作，对教改做出重大贡献。毋庸置疑，五十年前的教学实践，是正确的。
 
 景山学校从建校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它和我们的共和国一道，走过了坎坷和发展的道路。如今，我已年过七十，回顾逝去的岁月，感慨万千。令我欣慰的是，自己有幸参加了五十年前的教学改革， 当年曾经教过的孩子们，如今已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栋梁之材。他们之中，有教师、编辑、研究员、科技、经贸工作者，有政府高级官员，驻外使节，外交部高级翻译，中外大学教授，等等。历经半个世纪的跌宕起伏，景山学校始终站在教改的前列。 当今社会上，外语教程已是五花八门，鱼龙混杂，在肯定进步的同时，我也痛感商品化大潮之下的种种弊端。 探索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体系，仍十分必要。和世界各国外语教育水平比较，我们的差距还很大。

 在庆祝建校五十周年之际，我谨衷心祝愿在未来的岁月里, 景山学校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