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风险准备金:夜半抄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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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辉林
1873
公元1966年,“8·18”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前的北京大学,虽然是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运动的发源(不是策源)地,却还没有红卫兵群众组织。那是因为,以“5·25”“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团队,在6月凭借毛泽东直接批示,冲垮了北京旧市委支持的以陆平为首的北大旧党委,7月凭借中央文革直接出面赶走了新市委派出的张承先工作组之后,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于8月初通过选举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那时的聂元梓如日中天,是全国上下公认的“第一左派”。所以,北大师生中还没人想到除了校文革政权外,能够再自发建立其它群众性组织。“8·18”之后,北大师生才知道毛泽东除了支持“左派”人物贴大字报造旧党委的反,更支持广大学生娃娃的红卫兵组织造旧世界的反!于是北大校园内很快就有些“红五类”(贫农、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自发组织各种名称、大大小小的红卫兵团队。其中就有我跨系(打破系与系的界线)串联了600多“红五类”同学参加的“北京大学红卫兵”。我当时是法律系二年级学生。那时的法律系是国家规定的“绝密专业”,全系五个年级清一色“组织观念强、政治觉悟高、阶级立场坚定”的“红五类”学生。“5·25”聂元梓等七人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的大字报一贴出,法律系全系师生一致坚决反击,坚定维护党组织的权威。我在那几天与大字报支持者的大辩论中十分风头,是全校出了名的“老保”。6月份,“5·25”大字报成了毛主席亲自支持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我和系里的同学们着实痛苦反省了一个阶段。7月26日在中央文革主持的关于工作组问题全校辩论大会上,我“将功折罪”又代表法律系同学发言表态批判工作组,支持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成了全校知名的“两头冒尖”人物。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红卫兵,我多次向聂元梓和校文革的左派老师们检讨“5·25”的错误,汇报组建红卫兵的工作,得到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谅解、信任和支持。9月份时在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直接支持下,正式出任了“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负责人。时称“总勤务员”,俗称“司令”。后来社会流传很广的“北大牛司令”称谓由此而来。  北大红卫兵成立前后,全国“大串联”已经开始。虽然北大校文革一再号召全校师生“留校闹革命”,到了10月北大外出串联的学生已是十之八九了。我也就趁机与两位不是北大红卫兵的好友到长江以南去游山玩水,直到12月中旬中央三令五申停止“大串联”后才返校。抄家事件就发生在我返校不久的那些日子里。(全文8900字) ...[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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