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最优化理论与算法:当我撞死过一个女孩

●达林·斯特劳斯 编译\钟德沪

我这一生，过到一半时，撞死过一个女孩儿。那是1988年5月，我刚过18岁，离高中毕业还剩一个月。那天我开着车，右手前方有一个骑车的女孩。马路上有四条车道，我在最左，她在最右。我记得我打开了收音机。嘿，这是什么歌？把音量调大。接下来，骑车的女孩好像晃了两下，把自行车缓缓驶入机动车道，大概离我30英尺远。我的车轮离她还有一定的距离。

突然，自行车猛地拐进左车道，我躲避不及撞了上去。她深褐色的头发非常清楚地出现在我的挡风玻璃上。一切都太晚了。我双臂抱头，下意识地护着眼睛，猛踩刹车，用力到极致。但汽车还是以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撞上了她。她的头撞到了挡风玻璃，自行车冲上了车顶。

骑车的女孩叫席琳·兹尔克，那年她16岁，并将永远16岁。我认识她：我们在同一所中学，她上高一。我见过她穿着蓝色健身短裤打曲棍球，在餐厅外的水泥长凳上坐在朋友中间……此时，席琳仰面躺在暖和的柏油碎石路上———一只手臂蜷曲，一只脚压在膝盖下，双眉中间有一小块紫色马蹄形血迹。不知过了多久，我父亲赶到了。见到他的表情，那是一种彻底的悲凉，我终于意识到这一切真的发生了———我撞死了一个女孩。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居然睡着了。在警察局，5位算得上目击者的车主一致认为我没有责任，我没有受到任何指控。第二天报纸这样报道：“不知什么原因，她的自行车摇摆进机动车道，她立即被汽车撞上。司机不可能躲避这次意外，根本没有可能。”下楼吃早饭时，父母给我看了那篇报道。我记得我想到了两件事：第一.我安然无恙，不会有牢狱之灾；第二.完了，我上报纸了，从此无处藏身。

起初，我对此事的反应，很大程度是对自己未来的担心———我会不会变成一个忧郁、心灵受过创伤的人。18岁前的那一周，我正憧憬着大学生活，谈恋爱，和朋友冒险，然后开始工作。想想有可能失去这一切，我开始抽搐，害怕和恐惧一起袭来。

但不久后，一种更深的焦虑与内疚包围了我：我想到了席琳和她的父母。

提到席琳的葬礼，我的记忆混乱了。站在教堂门口，我深吸了一口气，心脏像小鸟一样好像要跳出来：不要开门，离开这里！我可能是她父母、朋友最不想见到的人。不过，更成熟的做法是现在推门进去，像个男人一样，尽管从法律上讲我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父亲站在我身边，面无表情：一切取决于我。

我打开门，鞠躬致意———那是至今为止我做过的最难的事情，但我脸上的泪水让我释然，泪水泄露了我的害怕和不知所措：我感受到的很多，但能理解的很少，能够表达的更少。脸上的潮湿让我感觉好受些。我困惑、悔恨，说了这么多，我还没有面对席琳的父母。

她的父亲很壮，朝我走来，脚步轻得令人惊讶。他一边拉我的手，一边试图想要说什么。他的眼里闪着光，好像在说：我会比你想象的更友善。过了很久，他说：“你是达林。”我紧张得几乎窒息。

后来每当我想起这一幕，我都会脸红：我的出现把事情搞复杂了，她父母悲痛之余，还要考虑如何对待我，这也许是我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对我，这可能是一个勇敢之举，但对他们可是极坏的。可除了来参加葬礼，我不知道什么是正确、恭敬的事。

席琳的母亲也走了过来。我记得她试图向我微笑，但脸上没有一块肌肉听她的话。接着，她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声响：啜泣、叹息还是愤恨？她快速地抱了我，然后快速退回。“达林，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他们都告诉我，这不是你的错。但我想让你记住一点，无论你今后做什么，都必须要比现在加倍做得更好，因为你现在是为两个人活着。”她的脸上写满了痛苦，“你能向我保证吗？你要保证。”

两周后，我毕了业，离开了小镇。我如此渴望见到新面孔，中学里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大学里没人知道。第一学期，我看了许多物理和心理学方面的书，阅读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和数据。我在数学里找到了慰藉：时速40公里，自行车突然在你前面10英尺的地方出现———冲撞将在700毫秒后到达；人类的感知时间———不但看到危险，而且要理解危险———一般在220毫秒是可以接受的；接下来，最费神经的工作是把脚放到刹车板上，这另外需要500毫秒。我似乎被这20毫秒的差距给开脱了。

我经常想起席琳———那一刻好像变成了录像带，不知被出租了多少次，不知被播放了多少次。当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苏打水，手指抓到那潮湿、坚固的铝罐时，我会想席琳将再不能抓起这个罐子去感受它。当我坐在教室里，看见操场上几个孩子在踢毽子，一辆自行车躺在地上，我仿佛看到席琳毫无生气的脸庞。每当我开车经过骑车人时，都会想起她。

站在30岁的门槛前时，我意识到我已“消化”了席琳母亲的请求。每当我含糊其辞、想要逃避，每当我想要混日子、放弃或品行不端时，我都会想起席琳母亲要求我做的承诺———我要努力为两个人活得精彩、活得成功。席琳开始跟着我去面试、去约会，去所有的地方。当我举行婚礼时，当我妻子告诉我她怀孕时，我都想起了席琳。

我逐渐明白，当你主动去面对时，大多数事情都没那么糟。于是，今年2月，我终于驾车带着妻子和双胞胎儿子行驶在家乡的马路上。我有很多年没开车走过这条路了。

我的双胞胎儿子才6个月大，丝毫不知道爸爸要带他们去的是决定他们出生的地方———如果那次意外没有发生，我肯定是另外一个人，我不会成为一名作家，也就不会因此遇见他们的妈妈。

几分钟后，我下了车，举手示意迎面的来车，独自跑过路面。我站在这块咯吱作响的草地上，18年前意外发生的前一刻，席琳在这里，我也在这里。

如今我又站在这儿了。二月的太阳，像一个冰冷燃烧的灰泡，发出微弱的蓝光。我的思绪再一次飘回到那一刻：为什么席琳会拐进我行驶的车道———跨越了两条车道，先拐进一条，等了等，再拐进另一条？也许她被噪音吓着了。或许，一只蜜蜂对她的手穷追不舍。但我又能做出什么不同的事来吗？

我终于明白无论何时，不管她是生动的、模糊的、原谅的、暴躁的，还是临近死亡的———席琳永远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的眼里没有泪水，但即使从此后我彻底忘记对席琳母亲所做的承诺，我此生也注定不会独行。

（黑马摘自英国《泰晤士报》

图/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