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数学建模网站: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

演讲时间：2月28日　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
苏培成　1935年出生，天津市人，196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专门化本科毕业。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辞书学会顾问、中国文字学会学术委员。著作有：《语言文字应用探索》、《现代汉字学纲要》、《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关注社会语文生活》、《新华多功能字典》（与曹先擢先生共同主编）、《现代汉语辨析字典》、《标点符号实用手册》等数种。另外发表学术论文三四十篇。
■　汉字的性质：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字形包含有字义的信息，便于传递丰富的汉文化。可是汉字字数繁多、结构复杂，给学习和使用带来不便。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这是世界上一切文字的共性；而不同的文字在记录语言的方式上又有不同，这是特定的某种文字的个性。汉字的特性是什么，这是我们研究汉字的各种问题时首先要解决的。如果这个问题认识不正确，就很难对各种汉字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建议。
朱德熙先生说：“从汉字跟汉语的关系看，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从汉字本身的构造看，汉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这个观点是很正确的。“语素”是英语morpheme的翻译，指的是语言中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在多数情况下，一个汉字记录的是汉语里的一个语素，因此汉字是语素文字。例如汉字“衣”记录的是汉语语素“衣”。每个汉字有形，它记录的语素有音和义，三者结合起来，所以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一种语言的语素数量很多，作为语素文字的汉字，数量也就必然很多。成千上万的汉字，字与字之间在形体上要有足够的区别，这样才便于使用。为了保持这种区别，汉字本身的构造必然复杂，除了形旁和声旁外，还有记号。这是汉字和拼音文字很不相同的地方。
作为语素文字的汉字，既有优点又有缺点。“衣”“医”“揖”虽然音同但是意义不同，是不同的语素。汉字可以把同音而不同意义的语素，区别得十分清楚，便于学习和使用。又因为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字形包含有字义的信息，便于传递丰富的汉文化。
可是另一方面，汉字字数繁多、结构复杂，给学习和使用带来不便，又是我们要设法加以解决的。我们最熟悉的拼音文字是英文，它使用的是国际通用的26个罗马字母，也叫拉丁字母。每个字母记录的是英语的音素，严格地说是英语的音位，所以我们说英文是音素文字，或者是音位文字。一种语言的音位数量有限，只有几十个，所以音素文字的字母数量不过几十个。罗马字母原则上说都是表音的，不像汉字那样有形旁、声旁和记号。英文字母只有形和音，没有义，不像汉字那样是形音义的统一体。音素文字字母数量少，便于学习，便于机械处理和信息处理，这是优点，可是字母只表音，不表义，不便于区分不同的语素，这又是它的缺点。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说，汉字和英文字母各有优点又各有缺点。我们使用的是汉字，要充分发挥汉字的优点，要设法克服汉字的缺点，使汉字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传承中华文化服务。
■　汉字的研究　现在从殷商甲骨文起，经西周、春秋、战国、秦，直到西汉前期，每个时期都有了当时留下的文字材料，为汉字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中国最早的一部字典，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平津馆丛书本）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的汉字，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从个别汉字的产生，到发展为成熟的文字，要经过上千年的漫长时期。如果从最早的汉字产生时算起，人们说汉字有五千年，甚至更长的历史，也是对的。
汉民族对汉字的分析研究开始得很早，在先秦时期，已经有汉字研究的萌芽。《左传宣公十二年》说：“夫文，止戈为武。”《宣公十五年》说：“故文，反正为乏。”《礼记·哀公问》和《论语·颜渊》都说：“政者正也。”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例子。
现在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是“六书说”，这是汉代学者创立的，它对汉字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功绩。作为六书名称的“象形、会意、形声、假借”等术语，直到今天大家都仍在使用。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用六书理论分析了九千多个汉字的构造，阐明了字形和字义的关系，成为汉字学的经典著作。但是汉代在文字学的发展史上毕竟属于早起阶段，那时的学者看到的古汉字资料十分有限，对汉字构造的研究不可能十全十美，有待于后人的纠正与扩充。以《说文》研究为中心形成了传统的汉字学，在中国源远流长，成果丰硕，影响深远。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在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先后进行了十五次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和其他文物。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古文字学，是汉字学研究的分支学科。20世纪70年代以前，发现了战国的楚简；70年代以后，又发现了大量的秦至汉初的简帛。现在从殷商甲骨文起，经西周、春秋、战国、秦，直到西汉前期，每个时期都有了当时留下的文字材料，为汉字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学者们根据这些资料，结合《说文》等传世文献，对三千年来汉字的演变规律，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既印证了《说文解字》里许多讲法是正确的，同时也纠正了《说文解字》里一些不正确或不准确的东西。
现在，随着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汉字的研究引起了学者广泛的注意，以现代汉字为研究对象的现代汉字学应运而生，成为汉字研究的另一个分支学科。现代汉字学主要研究现代汉字的属性和应用，简化字问题就是现代汉字学要研究的重点课题。
通过上面的简单叙述，可以说明我们的汉字研究，以传统汉字学为核心，另外还有古文字学和现代汉字学。现在我们对汉字演变规律的认识，比过去深刻得多了，这就为做好汉字的简化和整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　汉字发展中的新旧交替：汉字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

古文字中“车”的字形
汉字自产生以来，始终在发展变化着，它的发展速度有时较为迅速，有时较为缓慢。大量事实证明，汉字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这可以从字体和字形两个方面来说明。
从字体说，在古文字阶段，汉字的象形程度在不断降低。在从古文字演变为隶书的过程里，大多数的字丧失了象形的意味，圆转的线条变为平直的笔画，成为用笔画组成的符号。文字的发展是渐变的而不是突变的，所以在由前一个时期演变为后一个时期的时候，要有或长或短的新旧形式并用期。新旧形式的并用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此消彼长，最后完成了新旧的交替。启功先生说：“每一个时代中，字体至少有三大部分，即当时通行的正体字；以前各时代的各种古体字；新兴的新体字或说俗体字。以人为喻，即是有祖孙三辈，而每一辈中又有兄弟姊妹。例如秦时有祖辈的大篆，有子辈的小篆，有孙辈的隶书。而其他五体，各有所近，又是各辈的兄弟姊妹。前一时代的正体，到后一时代常成为古体；前一时代的新体，到后一时代常成为正体或说通行体。”
从字形说，早在甲骨文时期，许多字就有繁体与简体的分别。例如“车”字，在《甲骨文编》里就有20多种写法，有繁有简，繁简相差很大。繁体的车有车轮、车箱、车辕、车轴、车轭等，而简体的车就只有车轮和车箱。
汉字演变为楷书之后，字体的演变处于稳定状态，而字形却在不断简化。据统计，我们现在使用的简化字80％是由古代传承下来的，其中在先秦两汉时就有的，占到30％。例如，简体的“汉”字来自汉代的草书，在东汉《章帝千字文断简》里就有这个字。简体的“书”字，在汉代的居延简和敦煌简里也已经广泛使用。但是在古代，这些简体字被认作是俗字，只能在民间流传，用来记账、写唱本，不登大雅之堂，而繁体字被认为是正字，在经典和文书等重要的场合只准用正字，不准用俗字。进入20世纪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变化，语文生活也发生了大变化，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简体字运动，要求承认简体字的正字地位，用来代替繁体字，实现繁体与简体的交替，汉字开始进入了简化字时代。
■　简化字易学便用，有利于普及教育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
这个过程我想先从民国时期的简体字运动谈起。

一九五五年十月吴玉章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致开幕词
在20世纪，最早提出要采用简体字的是教育家陆费逵。1909年，他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的论文，明确主张把俗体字用于普通教育。到了五四时期，汉字简化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把汉字简化运动推向高潮的是钱玄同。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上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主张把过去只通行于平民社会的简体字正式应用于教育上、文艺上，以及一切学术上、政治上。提案获得通过，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成立汉字省体委员会。这表明简体字已由专家的提倡进入到政府机构研究的阶段。
1935年春季，上海文化界人士陈望道联合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组织了“手头字推行会”，选定第一批手头字300个。手头字就是简体字。2月间由文化界200人和《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15个杂志联名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参与发起的杂志社把手头字铸成铅字用来印刷。
在简体字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1935年8月,国民党主政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包括简体字324字。
由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签发的部令中说：“我国文字，向苦繁难。数千年来，由图形文字，递改篆隶草书，以迄今之正体字，率皆由繁复而简单，由诘诎而径直，由奇诡而平易，演变之迹，历历可稽。惟所谓正体字者，虽较简于原来之古文篆隶，而认识书写，仍甚艰难。前人有见及此，于公私文书文字，往往改用简体，在章表经典，及通问书札中，简体字亦数见不鲜。明儒黄氏宗羲，对于应用简体字，主张尤力，有‘可省工夫一半’之语。而社会一般民众，于正体字书籍，虽多不能阅读，但于用简笔字刊行之小说，誊写之账单，辄能一目了然。可知简体文字，无论在文人学士，在一般民众间，均有深固之基础，广大之用途，已为显明之事实。”
教育部在部令中还谈到选用简体字的标准，共三条：一是依述而不作之原则；二是择社会上比较通行之简体字，最先采用；三是原字笔画甚简者，不再求简。这三条原则都是很正确的。《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发布，受到了广大民众和进步文化教育界人士的欢迎，但同时遭到了保守势力的阻挠。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军阀何健电请中央政府收回成命，太原存文会电请教育部勿强制推行简体字，香港存文会也电请中央机关取消原有的通令；而考试院长戴季陶的反对尤为强烈，他找到蒋介石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要求蒋下令取消推行简体字。在反对势力的阻止下，国民政府在1936年2月宣布简体字“暂缓推行”，使得这次的汉字简化不幸夭折。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新中国的汉字简化工作是继承了民国政府开始的工作。现在有人说，新中国推行简化字是要割断和传统文化的联系，看了上面引述的民国政府教育部的部令，这种说法就不攻自破了。
我再谈谈新中国建立后的汉字简化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要发展教育、发展文化，决定大力推行简化汉字，把民国政府未能完成的主张付诸实施。1956年1月31日，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收515个简化字和54个简化偏旁。《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后，分四批推行。《汉字简化方案》里的简化字有两种类型，就是个体简化和类推简化。“寶”简化为“宝”是个体简化。“糸”简化为“纟”，根据偏旁类推简化的原则，“綿、紗、綢、緞”要简化为“绵、纱、绸、缎”，是类推简化。如果只有个体简化，没有类推简化，得到简化的字数较少，不敷应用，所以《汉字简化方案》里除个体简化还有类推简化。
1964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文改会编印《简化字总表》，扩大了可以用来类推简化的偏旁，并利用这些偏旁进行偏旁类推简化，共收简化字2236个。1986年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对个别简化字作了调整，调整后有简化字2235个。这可以认为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推行的全部简化字。《简化字总表》还规定：“未收入第三表的字，凡用第二表的简化字或简化偏旁作为偏旁的，一般应该同样简化。”
简化字推行后取得的效果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
一是《简化字总表》（1986年）有简化汉字2235个，笔画总数是23025画，平均每字10.3画。被代替的2261个繁体字，笔画总数是36236画，平均每字16画。繁简相比，平均每字减少5.7画。如果写2000个简化字，合计可以少写10000画。按平均每字10画计，等于少写1000字。二是减少了通用汉字的字数。汉字简化时采用同音代替（如以“斗”代替“鬥”）和合并简化（如“獲”“穫”合并简化为“获”）的办法，共减少了102个繁体字。三是提高了阅读的清晰度。简化字“乱、灶、龟、郁”远比繁体的“亂、?、龜、鬱”清晰。在纸上阅读是如此，在电脑显示器上阅读同样是如此。著名教育家吴玉章说：“简化汉字的推行，无论在儿童教育、扫除文盲和一般人的书写方面都有很大的利益，因此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少年儿童的热烈欢迎。”
还有一点应该强调一下：在简化字推行后，在全国印刷的和书写的文件上一律通用简化字，也就是“以简代繁”。被简化了的繁体字并没有废除，只是缩小了使用范围，翻印古籍和有其他特殊的需要时照旧可以使用繁体字。
■　半个多世纪以来，简化字的应用范围逐步扩大
我先谈谈中国大陆使用简化字的情况。

东汉许慎像
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说：“方案公布后，两年来，简字已经在报纸、刊物、课本和一般书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大家称便，特别是对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人的确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河南一位老师向小学生介绍简字，说‘豐收’的‘豐’字今后可以简写成三横一竖的‘丰’字，孩子们高兴得鼓掌欢呼。天津一个工人说，‘盡、邊、辦’这三字学了半年了，总记不住，这回简化成‘尽、边、办’，一下就记住了。李凤莲同志有个弟弟，在家乡种地，写信给李凤莲同志诉苦，说农民普遍感到汉字难学。农民常用的一些字，像‘農民’的‘農’，‘穀子’的‘穀’，‘麵粉’的‘麵’，‘麥子’的‘麥’，还有‘雜糧’这两个字，这一类字都不好写。李凤莲同志给他弟弟寄了一本简化汉字的书去，他弟弟高兴极了，回信说‘这些新字好学得多’，还埋怨他姐姐为什么不早些给他寄去。简体字是要比繁体字好学好写，因此包括工人、农民、小学生和教师在内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简字，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应该从六亿人口出发来考虑文字改革的问题，而不是从个人的习惯和一时的方便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首先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
解放初期，我国的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0％。用繁体字扫盲十分困难，学来学去，认识的还是那几个笔画少的字。农民说：“政府年年办冬学，我们年年从头学。”这种现象直到推行简化字后才有了改变。1964年，我国在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3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32％。汉字简化对扫除文盲起了积极的作用。
根据2004年发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得到的数据，全国有95.25%的人平时主要写简化字，只有0.92%的人平时主要写繁体字，3.84%的人两种字都写。在15—44岁的人当中，有97%以上的人只写简化字。上面的数据，说明简化字已经成为汉字的主体，汉字已经进入了简化字时代。
在中国大陆，简化字不但用来出版印刷现代白话文，而且也用来出版印刷文言文。中学语文课本每册都有一定比例的文言文。自推行简化字以来，这些文言文一直使用简化字。五十多年来，中学生就是通过学习简化字印刷的文言文课文，来学习文言知识，吸收优秀的传统文化。
近年来，用简化字来印刷文言古籍有了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简化字标点横排本的《十三经注疏》，市场销售状况良好。简化字标点横排本《十三经注疏》的读者大体说有两类人：一类是只熟悉简化字的读者，他们要读古代经典，就只能找简化字本来读；另一类是熟悉繁体字的读者，他们也愿意读简化字本的古籍，因为简化字本要比繁体字本清晰。现在看来用简化字印刷文言文的这种趋势今后还会发展。
在中国大陆，简化字的推行至今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汉字繁简体的应用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简化字在各阶层的民众中已经逐渐扎下了根，成为国内外汉字应用的主体，繁体字退出了社会一般使用的领域。周有光先生说：“一种文化工具，只要易学便用，适合时代需要，它本身就会自动传播，不胫而走。”这深刻地揭示了半个多世纪来简化字的应用不断扩大的原因。
那么，简化字在港澳台地区的使用情况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明初14世纪刻本《新编对相四言》，用来方便初学者识读汉字
祖国大陆用简化字，港澳台用繁体字。这是历史形成的状况。大陆刚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繁体字随着港澳台的书刊和其他商品一下子涌了进来。沿海的一些城市，一时间繁体字铺天盖地，代替了简化字。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简化字不但“收复”了失地，而且大举“进军”港澳台地区，显示了简化字的优越性。
台湾《联合报》2006年3月24日报道《繁简之争，国力就是实力》。文章说：“使用繁体字的3000万人口要对抗使用简体字的13亿人口，确实有困难。”“繁体字原本通行世界各国，但很多国家都已见风转舵。例如新西兰近年即将高中会考的中文试卷，由过去提供繁体和简体两种中文字，改为只提供简体字；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教育厅早先制订的中文课程纲要，已希望教师先教简体字，适当时机再教繁体字。同样是使用繁体字的香港，近年接受简体字的速度更快，不仅各大企业网站同步架设简体版，贩售简体字的书店是愈开愈大、愈开愈多。各国华人社区，随着大陆移民人数渐多，简体字的招牌也愈来愈多。这样的趋势足以说明，简体字空间愈来愈大。”
澳门《新华澳报》2008年1月16日发表了题为《简体字风行台湾》的文章。文章说：“在台湾，使用繁体字还是简体字，常常被认为是涉及意识形态、事关毁灭还是保存中华文化的大是大非问题，不仅简体字不能用，连文字横排都是禁忌。正因如此，某些台湾学者把方块字看作是老祖宗给后人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必须好好守护。当他们看到大陆的简化字‘儿’、‘厂’、‘广’等破坏了方正字形的美感时，便越发觉得‘简化中国文字是一种罪过’。”“但是随着政治的解禁、社会的变迁，以及两岸的交融，这种偏激的看法越来越失去了原有的市场。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接受简体字，认识简体字，并且从简体字里面获得越来越多的资讯、知识和机会。随着对简体字了解的增多，很多台湾民众发现，大陆用简化字确实简洁方便，能提高工作效率，尤其是像‘尘’、‘灭’这类简化字造得很高明，甚至连反对使用简体字的人也不自觉地模仿起来。”
而在海外，简化字的推行适应了全球华人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得到了很快的发展。海外汉语教学最早使用繁体字和注音符号，后来有些学校开始使用简化字和汉语拼音。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简化字和汉语拼音的使用越来越多。在美国，汉语学校和大学的汉语课绝大多数使用简化字。纽约市政府发布的中文公告，过去用繁体字，现在一律用简化字。2005年5月22日的《纽约时报》刊登著名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的文章，标题首次使用简化字。在加拿大，原来教广东话、台山话和繁体字的学校，也开设了普通话课、简化字和汉语拼音班。台湾《联合报》2008年3月5日报道说：“美国近十年来兴起学中文的热潮，华盛顿特区不少公立中小学都已把中文增列为外语选修课程之一，教学上大致虽维持繁体和简体中文并用，但简体字逐渐成为中文教学主流，已形成一股难以抵挡的趋势。”
在当代，简化字已经成为汉字中的主体，也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主体。1985年7月1日创刊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是以海外读者为对象的，开始时用的是繁体字，1992年7月1日改为简化字。该报在1992年6月17日发表的《敬告读者》一文里说：“海外版自创刊以来，一直使用繁体字。考虑到简化汉字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们在使用繁体字的同时，开辟了‘名人名言’繁简对照，‘中国古诗文选读’繁简对照栏目，以使海外华人、华侨逐步了解和熟悉简化字，为使用简化字做好过渡工作。经过七年努力，使用简化字的条件基本成熟，同时越来越看到简化字已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华人所接受的事实，因此，本报编辑部决定自下月起使用简化字。”
■　对反对汉字简化的意见的评析：中国社会需要革新，语文生活同样需要革新。楷书繁体字并不是汉字的最早形态，知晓中国文化的由来，只知晓繁体字是不够的。
汉字简化是语文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汉字历史悠久，深入到人民生活的许多方面，汉字简化也会引起种种争论。但是，自古至今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这是汉字发展的方向。围绕简化汉字争论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个：
一是推行简化字会妨碍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吗？
今年2月2日新浪网发表了署名老愚的博文，题目是《季羡林老人谈国学》。博文转述了季羡林先生的意见，要点是：“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季先生着重谈到当年简化汉字时，把‘皇后’的‘后’与‘以后’的‘后’弄成一个字所带来的遗憾”等。我们认为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商代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右图）和西周毛公鼎（左图）
传世的古书用的是繁体字，从这点说“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是有道理的，可是还必须明白，认识了繁体字并不等于就会读古书。其实，现代人读古书遇到的困难，不在于用简化字还是繁体字，难在古书用的是古代汉语。要能读懂古书不但要认识汉字，更重要的是要懂古代汉语，而弄懂古代汉语绝非三五日就能学会的。老子《道德经》一开头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几个字除了“万”字以外，都没有繁简体的分别，可是认识了这几个字还不能懂得它的意思。《孟子·公孙丑下》里有一句是“孟子去齐”，有人觉得这很容易，不就是孟子去到齐国吗？其实他讲错了，正确的意思孟子离开了齐国。“去”这个字古今的意思不同。语言文字是发展变化的，只知今而不知古，自然无法直接与古人沟通。继承传统文化历来有两种方式，就是直接继承和间接继承。绝大多数的人是通过间接继承的方式来学习传统文化的。都来搞直接继承既没有必要，又没有可能。简化字比繁体字效率高，好学好用，可是按照季先生的想法，为了能读古书，要放弃简化字回归繁体字，可是认识繁体字的人并不等于就能读古书。政府如果采纳了季先生的意见，放弃简化字、回归繁体字，结果是不但丢了简化字，而且古书照样读不懂，这不是两头落空吗？
社会是发展的，文化也是不断发展的。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的，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的事情多得很。祖先点油灯，我们点电灯；祖先坐马车，我们坐汽车坐飞机；祖先用毛笔抄书，我们用电脑打字、激光照排……中国社会需要革新，语文生活同样需要革新。一百年前，中国语文生活十分落后。那时汉字繁难，文盲众多，民智未开，说的是方言，写的是文言，这种落后的语文生活阻碍了中国的进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对汉字进行了简化和整理，把16画的繁体“龍”简化为只有5画的简体“龙”，为中国进入信息网络时代准备了语文条件。
简化汉字就是为了追求效率，现代社会就是要讲求效率。季先生说“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这句话实际上是承认简化字有高效率，不过他认为即使有高效率也不赞成简化字。
用“皇后”的“后”代替“以后”的“后”，不是新中国推行汉字简化时才发生的事情，而是古已有之的。四书之一的《大学》的传世繁体字本，开头就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五个“后”都是“以后”的“后”，而用的是皇后的“后”。
二是小学生要学繁体字吗？
近两年，有些人建议“小学设繁体字教育”，理由是“繁体字是中国文化的根，知晓繁体字，就是知晓汉字的由来、知晓中国文化的由来。而汉字的简化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同时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种隔断。”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交际工具。中国文化的历史要比汉字的历史久远得很，楷书繁体字并不是汉字的最早形态，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汉字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把繁体字看作中国文化的根，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如果要知晓汉字的由来、知晓中国文化的由来，只知晓繁体字是不够的，而要进行汉字学和中国文化学的专门研究。小学生中只有极少数人长大以后会去从事文史哲考古等需要使用繁体字的工作。至于哪些人将来会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在小学阶段是无法预知的。让小学生在学习规范汉字以外去学习繁体字，是把极少数人将来的需要扩大到全体小学生，必然会加大小学生学习的负担，加大社会的负担。对于那极少数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确定专业方向以后再去学繁体字也不迟。
三是有必要“复兴繁体字”吗？
前不久，林治波先生发表了一篇《复兴繁体字，中国新使命》的文章。文章以韩国学者张喜久的观点为理论根据，提出要复兴繁体字。张喜久说：汉字简化把“表意文字完全同化为表音文字”，失去了“东方文化的精髓”。这种说法没有根据。汉字简化只是把字形上的冗余信息减少了一些，表意文字依旧是表意文字，怎么会变成表音文字了呢？他所说的“东方文化的精髓”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象形，象形是古典文字的特征，文字进入成熟阶段后早已放弃了象形。如果指的是表意，不论是繁体字还是简化字，都具有表意性，并没有失去。张喜久说：汉字简化“没有与使用汉字的其他汉字文化圈国家进行商讨”，“得不到各国的理解和支持”。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文字政策，是它主权范围里的事情，与有关国家可以进行交流，但不必取得其他国家的同意。简化汉字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大事，是发展现代科技和现代教育的必需，难道还要等别国同意才能做吗？再说，现代的日本汉字和韩国汉字，有一些也进行了简化，如日本把“澤”简化为“氵尺”，把“團”里的“專”简化为“寸”，可见汉字简化具有共同的趋势。周有光先生说：“‘删繁就简’是人类一切文字的共同发展趋向。使用汉字的东南亚国家，近100年以来,都逐步减少通用字数、简化汉字笔画，这是适应时代需要的文化前进运动。”
■　简化字时代的文字生活
汉字已经进入了简化字时代，在这个时代，汉字生活的要点是：
第一，要坚持使用包括简化字在内的规范汉字，使汉字成为规范、易学、便用的文字。包括简化字在内的规范汉字是汉字的主体。学校要教规范汉字，学生要学会规范汉字，社会要坚持使用规范汉字。对于社会的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只要学会使用规范汉字，就能满足文字生活的需要。只有专门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士，如大学文史哲、考古专业及其他有关专业的学生，要学会繁体字。除此之外，不能强迫任何人学习和使用繁体字。个人愿意学习繁体字不受限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还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第二，推行简化字，并不是说要废止繁体字。在中国繁体字使用了上千年，有大量的传世文献，这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不能轻言废止。更何况港澳台地区现在还在使用繁体字。2000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而规范汉字中就包括了政府公布推行的简化字。这部法律还规定：“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字：⑴文物古迹；⑵姓氏中的异体字；⑶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⑷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⑸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⑹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
第三，我们说“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并不意味着今后要大量简化汉字。汉字的形体应保持稳定，正在使用中的简化字也要保持稳定。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至于要不要继续简化汉字？如果要简，什么时候简？怎么简？都要考虑实际有没有需要，并且经过认真地研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
第四，一百多年来的汉字简化运动，始终伴随着激烈的争论。这是语文改革中必然要产生的现象。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更要加强对汉字的科学研究和传播，反对胡乱解说汉字，大力宣传科学的汉字学。近些年来，胡乱解说汉字的歪风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