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网共享:读书掇存(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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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启康


 


(224)1957年反右运动时,有一特点,即没有单位受辖的人,大都可以幸免于难。张伯驹本是一个闲散的人,不幸他因为喜欢京剧,方挂名在一个单位,是牛鬼蛇神、才子佳人荟萃之地,所以成为大右派,远戌辽东。


(225)文革期间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说:


“那时,范曾画了一个屈原像。先生看后,善意地给他指出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指着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记得那是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先生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我们家。他眼睛气得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要憋死的。’”这是沈从文晚年最惨痛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再也不提范曾的名字。


(226)卫立煌赋闲香港期间,常偕其秘书唐人(本名严庆澍)到茶楼品茶,消磨时光。品茶之际,每每与唐人聊起蒋介石的一些轶闻趣事。向喜舞文弄墨的唐人,便据之写成文稿,以章回小说形式,发表在香港的一家小报上,每日一篇,连载了两年之久。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纷纷致函报社,要求结集出版单行本,此即《金陵春梦》出版的由来。


(227)杨帆(本名石蕴华,解放初期上海公安局长)早在二、三十年代便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新四军军部担任副军长项英的秘书,从事保卫工作。项英听说毛主席要和江青结婚,出于对党的忠诚和负责,要杨帆整理一份有关江青在上海那段历史问题的材料,以项英的名义,用密电向延安报告。不幸的是这份报告落入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的手里。善于投机取巧的康生出于他的政治目的,把这份报告交给了也在政治部工作的江青。


(228)谭富英有时很“逗”,有意见不说,却用行动表示。他嫌谭小培给他的零花钱太少了,走到父亲跟前,摔了个硬抢背。谭小培明白,富英的意思是说:你给我的钱太少,我就摔你的儿子!五爷(谭小培行五,梨园行都称之为五爷)连忙说:“哎呀儿子!有话你说!有话说!别这样!”梨园行都说谭小培是个“有福之人”。谭鑫培活着时,他花老爷子的钱;老爷子死了,儿子富英唱红了,他把富英挣的钱全管起来,每月只给富英有数的零花钱。富英这一抢背,使他觉得对儿子克扣得太紧,是得给长长份儿。


(229)爱因斯坦说:“人的差异在业余。”


据计算,人的一生,除了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平均大约有13年,而业余时间倒有17年。一个通过业余学习,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另一个没有利用业余时间,成为平庸之人。


(230)魏建功(1901—1980),一生研究语言文字学,留下许多有价值的著作。他领导台湾的国语学习,主持《新华字典》的编辑,为语文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晚年被迫参加“四人帮”的“梁效”(两校)写作班子,白璧微瑕,为世诟病。《罗马法》说:威胁下的错误没有责任。王西徵挽联说:“大千界桃李芳菲,耕耘从来多花雨;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吴晓铃挽曲说:“立雪红楼日,荏苒五十春,且慢提帮滂并明言语道断;愿师先生性纯真,飘萧归去应无根,倘余愤,要咒那捣鬼造神人?”


(231)秘境不丹,是中国的邻居,但是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有这个邻居。它非常贫穷但是非常自在。不丹国王根据藏传佛教,1980年向国际社会提出一个衡量人的幸福程度的“幸福度”( GNH)社会。发达国家有许多物质丰富而精神痛苦的人,他们会同意“幸福度”的概念。


(232)孔子的学费。﹒


        $30。三十而立。交30元,只能站着听课。


        $40。四十不惑。交40元,可以发问,直到你没有疑问。


        $50。五十知天命。交50元,可知明天考试的命题。


        $60。六十耳顺。交60元,老师可以讲些你喜欢的话给你听,让你耳顺。


        $70。七十从心所欲。交70元,上课可以或来或不来,随你的便。


(233)陈诚在台湾病逝前,特地约见名噪一时的李敖,说:“先生,你还不到三十岁,真是前途无量!”李敖笑答:“好比玻璃窗上的苍蝇,前途光明,但没有出路。”过后陈诚叹道:“今天我们国民党终于知道了,共产党的失败,并不是国民党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