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样姐姐马天宇谈身世:谁培养了官员的十大恶习

恶习之一：给群众贴标签儿

        河南青年王清向南阳市行政部门提交7项政府信息公开书面申请，要求各部门公开“三公”消费，结果申请不但没有得到实质性回复，王清更是被有些单位怀疑是间谍；湖北农民石遵和因举报湖北省大冶市开发区强征土地，先后遭毒打，有领导对媒体称，石遵和举报上访是出于个人私利，他是当地出了名的“刁民”；江苏省宿迁市信访局长对媒体称，越级上访者中80%是无理访……
　    官员习惯给群众帖标签是与人民群众离心离德。一旦给群众戴上“刁民”、“恶势力”、“不明真相的群众”、“别有用心”、“一小撮”等帽子，哪个群众敢不噤若寒蝉？真正的恶势力利益集团刁民黑社会在这种对人民群众的反制之下，才真的是大行其道，而其背后，是真正为黑社会势力恶势力、利益集团撑腰的黑官僚。（摘自：《刘义昆：恶意揣测民众是一种权力恶习》、《给群众贴标签的刁官才是别有用心》）  

恶习之二：“瞒报”与事故齐发

        两年前举国震惊的“三聚氰胺”事件；河北李家洼矿难事故发生后，矿主恶意瞒报事故，将遇难矿工遗体秘密转移处理、封闭井口、破坏现场，还以高额赔偿遇难者家属、收买部分记者等手段实施隐瞒；紫金矿业在发生重大污水渗漏事故9天之后才对外披露信息，并宣称未及时公布事故信息是考虑到“维稳为重”，担心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
　    “瞒报”已成为某些事故发生地政府部门不约而同的习惯性选择，成为一种腐蚀健康政治生态的“流行病”。“瞒报”不仅隐瞒了事故真相，蒙蔽了上级组织，更剥夺了公众知情权，直接贻误了战机，扩大了事故灾害的后果。这种病背后体现的是一种与“情为民而系、权为民而用、利为民而谋”背道而驰的为政心态，这种心态所建构的政治逻辑是“罔顾民情、权为己用、利为己谋”。基于上述政治逻辑的治理生态必然腐败，而貌似偶然发生的事故也实则必然。（摘自：《“瞒报”怪相官场频发 缘何成官员习惯性思维》）

恶习之三：百姓不胜其苦、官员乐此不疲的形象工程

        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大道通天之衢，一户户农民无业哭泣，一个个工人被迫流离……无论是北方大都市还是南方小镇，无论是迁址新建的小镇还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城，都无例外地热衷于城市“化妆”：有的不惜每公里耗费近千万元修建“景观大道”，不考虑居民的交通便利和安全；有的为显示气派，在城市中心修建“文化广场”，不考虑居民生活休闲的实际需要。这些不顾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形象工程凸显了当地政府领导错误的政绩观，体现的当前财政制度、预算制度、审计制度乃至廉政制度中的固有缺陷，以及人民群众对政府行为规范和监督的缺位。（摘自：《谁来认定“形象工程”？》、《“形象工程”之痒》）

恶习之四：见惯不怪的“带病”复出

        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复出并长期担任该县县长助理一职；“瓮安事件”中被撤销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悄悄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石首事件”主要问责官员钟鸣与唐敦武在被问责不到一年内分别被任命为荆州市委副秘书长和荆州市开发区副主任，复出官场后享受与原级别同样的待遇；曾经在新加坡锒铛入狱的陈久霖于近日出现在某央企子公司的高管名单上……“带病复出”、异地任职的被问责官员，已经让老百姓见识了太多的“问责现形记”。问责官员并非不能复出，而是不应不顾民众监督权与知情权的“胡乱”复出与“悄悄”复出。（摘自：《官员复出的江湖 我们都是围观者》、《官员带“病”复出：我们从疑惑，到惊讶，到习惯》）

恶习之五：“一人得道，家族升天”的创富模式？

        广东中山市长李启红因涉嫌严重经济违纪落马，被曝家族财富达20亿；焦作修武县几个没有文化的农民，因身为教育局、人事局领导的亲戚，摇身一变成了国家正式的退休教师，每月还能领1000多元的退休工资；27名合肥卷烟厂员工9年前被借用到合肥烟草局，而后被无故转退，只因后来陆续被借用的14人均为安徽省烟草行业部分领导的亲属，而这些人却没在转退之列；温州市组织部、人事劳动局和监察局联合发文，明确规定“高校在读的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可列为这次报考对象”……
　    “一人得道家族升天”的创富模式，是财富神话随权力内核停转而坍塌的痛心现实，是权力失范、监督失效的别称。任何官员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理当执政为民，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少。可惜，官员心中想的早已不是人民而是自己及家人，用权力换取自己及家人的“幸福”才是使命之所在。（摘自：《发文招录官员子女，权力都是一家人》、《河南焦作众官员以权谋私 安排文盲亲戚当教师》、《雷人事件：三部门联合下文 录用领导干部子女》等） 

恶习之六：公款消费成自然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部分机关单位经常组织干部职弟在长沙某游戏城进行体验游戏，均为公款埋单。从前几年安徽蚌埠国土局的吃喝账单，到浙江东阳审计局局长的按摩账单，再到网帖爆料湖南某广电局长的奢侈消费明细表，频频“闪亮”登场的公款消费账单在眩晕公众眼球的同时，也展示了小小消费账单的强大“杀伤力”。“贪污浪费是最大犯罪”，但人们对于公款奢侈消费却见怪不怪。有人甚至将其概括为“只吃不带，上级不怪；只花不拿，纪委不查”，这也是机关单位敢“理直气壮”用公款消费的原因。个人消费公款埋单的实质就是挥霍公共财富，必然导致侵占挪用公款或权钱交易等违法乱纪问题，还会带来党风政风的堕落，严重损害政府形象，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摘自：《纪律对他们是废纸》）

恶习之七：必备秘技——“打官腔”

        被评为“最牛官话样板”的江西防总办公室副主红遍大江南北。其在主持人的采访中置主持人强调询问的百姓安全问题不顾，争分夺秒、不吝口舌、有板有眼、有名有姓有职务地指出了五位高级官员的‘重要指示’。期间，平主任提书记3次，省长2次，部长厅长各1次，明显事前做了精心准备并且将大小、远近、轻重、缓急分得十分清楚。整个电话连线，除了百姓生死，面面俱到，处处逢源，官腔浓郁，八股十足，平其俊平主任的官场大局观透彻，思路清晰，‘只唯上’的立场坚定不移，堪称“官僚典范”。（摘自：《江西“官腔”官员自认未讲错话 担骂名觉得冤》） 

恶习之八：“能捞就捞，不行就跑，跑了就了”

        原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滞留法国不归；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得知省纪检部门要找其谈话后，留书“我已经远走高飞，你们就不要再费劲找我了。”之后取道第三地出逃北美，与早已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相聚；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李向东更换国籍，持加拿大“绿卡”通过一道道检查，并带走了3.4亿元至4.5亿元的资金。“裸官”现象在一些官员中早已暗中流行。在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之时，将妻儿全部移民海外，既便于将腐败所得转移出境，又为自己腐败行为一旦暴露留好后路。“能捞就捞，不行就跑，跑了就了”，似乎已成了贪官们心照不宣的“心诀”。（摘自：《“能捞就捞，不行就跑，跑了就了”，谁说的！》、《媒体称近年裸官出逃事件激增 反腐人士谏言防治》）

恶习之九：官场铁律——贪官必有情妇

        从表面上看，是贪官在掠夺财富，可他们掠夺来的财富，有很多却源源不断流进情人的腰包。情深似海，欲海难填。在这场掠夺财富大战中，贪官的情人们个个都能征善战。从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到雷渊利、刘俊卿……一个个好色贪官在“金弹”加“肉弹”的一阵狂轰滥炸之下，“色”令智昏，沉湎于声色犬马而前“腐”后继，色情成为腐败的催化剂。贪官必有情妇，这几乎成了铁律。同时，伴随着汹涌的情妇保养浪潮而来的，则是官场情妇阶层的逐渐成形和壮大，以及伴随这一阶层与生俱来的对社会财富疯狂的渴望和吞噬。（摘自：《官场情人成为贪官腐败动力 疯狂吞噬社会财富》）  

恶习之十：暴力与霸权的魔爪

        2010年6月，湖北省政法委综治维稳办副主任黄仕明的妻子陈玉莲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的湖北省委机关找省政法委一名副书记。在门口遭到6名从省委大院冲出的警察围殴，施暴过程“惨无人道”。武昌区公安分局政委看望陈玉莲时称，“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这个大领导的夫人”。对于“打错门”，舆论焦点集中在“打错”上，原因是武昌公安分局道歉称这是“误会”。言外之意是：领导夫人不能打，普通群众但打无妨。然而，“打错门”之“错”不在“打错人”，而是在暴力维稳思维下的习惯性打人。
        2010年7月，湖南省娄底市在足球场上举行公捕公判大会。公捕公判最为基层政法官员推崇的是“震慑作用”。娄底市政法委书记易春阳说“通过牺牲少部分人（被示众者）的面子，来保障大多数人的安定，是可行的。”被媒体和网络炒的沸沸扬扬的东莞市清溪镇三中派出所民警牵卖淫女赤脚游街事件之后，警方回应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或指认现场时不穿鞋、手被牵警绳，已经是规则中的业界常态。这一系列漠视公民基本权利的羞耻刑，以轰轰烈烈的方式展示打击犯罪的成绩，也就只能快意于一时，而无助于长治久安。（摘自：《东莞警方回应卖淫女游街 称不穿鞋牵绳系常态》、《湖南娄底热衷公捕公判 官员称游街成习惯性做法》）

        越来越骄横跋扈的权力，越来越胆怯软骨的司法，让人匪夷所思，不免拍案而起。“依法治国”的口号喊了多年，中国老百姓的耳朵都听得长出老茧，但法律在某些权贵眼里仅仅是一种统治工具，与封建专制时代无大区别。只知道如何让老百姓臣服，而不让老百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说白了还是典型的人治思维，所谓的“依法治国”仅仅停留在rule by law（依靠法律去统治）的封建意识，而没有到那种rule of law（凭法律才能去统治）的宪政文明。
        党的领导是政治上的领导，而绝不是以党代政或党法不分，更不应成为实现司法独立的绊脚石。公民只有生活在法治的阳光下，才有自由痛快的呼吸，才有真正的和谐和幸福。（摘自：郎遥远《习惯性的权力跋扈和司法软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