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至北京航班查询:股票中国股市17年(1990-2006)(续1）

　 　1996年中国证券市场的热点不在股市，而是在发生“327”事件的国债期货市场。为了开发新市场，也是为了与中国证监会分庭抗礼，获得更为强势的财政 部的支持，上交所在1992年12月开始建立国债期货市场，允许部分券商进行自营买卖。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又向个人投资者开放了国债期货交 易。到了1994年秋天，国债期货发展的政策环境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面对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央行出台储蓄保值贴补政策，国债的固定利率也变成了浮动 利率，国债期货的价格波动加大，全国各地投资者趋之若骛，成交额明显放大，交易所国债期货清算保证金高达140亿元。与此同时，上交所管理层的头脑也随之 发热，对政策环境变化后的风险扩大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终于发生了1995年2月的“327国债期货事件”。　　“327”是 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库券的代号，240亿元的327国债1995年6月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上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 元。但是，“327”国债的价格却一直在148元上下波动，因为市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财政部认为与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12.24%相比，“327”的 回报太低，可能到时会提高利率，以148元的面值兑付。　　支持这一说法的是在“327”品种上做多的财政部全资子公司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 （简称“中经开”），它的首任董事长是原财政部副部长，历任总经理均出自财政部，1995年的总经理也是原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司长。只要稍有国情常识的人都 会跟着中经开做多，至少不会与它对抗。　　将万国证券公司自诩为“证券王国”的总经理管金生偏偏不以为然，他认为，让财政部掏出16亿元补贴“327”，无疑是天方夜谭。他伙同向来在市场上横行霸道的“辽国发”等公司做空“327”。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发布提高“327”国债利率的消息，多方趁此逼空， “辽国发”也临阵多翻空，管金生走投无路，在下午收市前的8分钟违规抛出700余万元价值1,400亿元的单子，让“327国债期货”价格从151.3元 跌到147.5元收市。这天“327”的成交金额占整个期市成交额近80%。当天晚上，上交所取消了最后的违规交易，万国证券一下子亏损了13亿元。管金 生因此被判刑17年。万国证券与申银证券在1996年7月合并，成为当时内地最大的证券公司，注册资本也只有13.2亿元。许多年后，申银证券的总经理阚 治东仍心有余悸，他回忆当时公司中人也想在当天做空，却无法联系到在香港出差的阚治东，申银因此逃过一劫。中经开虽然是大赢家，但流入账面的利润连1个亿 都没有，巨大的财富转移到哪儿去了至今仍是个谜。当时在中经开主管该业务的戴学民1995年年底在北京遇刺，差点没命，此后长期养病，1997年后下落不 明。　　“327”事件之后，国债期货市场仍是动荡不安，5月17日，中国证监会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说是暂停，事实上就是关门，因为到了2006年年中仍不见国债期货交易的踪影。不久之后，尉文渊辞去上交所总经理的职务。　 　“327”事件是继1992年深圳“8．10”事件后，第二个影响到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进程的灾难。它和“8．10”事件类似，都暴露了中国股市上上下下 系统性的和混乱，真正触及到了政府唯恐社会不稳定的神经，大大阻碍了证券市场新产品尤其是衍生品发展的进程。不过，中国证监会再次成了受益者，它真正 一统两地交易所已指日可待。 
(六)地方政府主导的上涨行情和混乱，最终的结果是中央政府掌握了股市的统治权(1996 年-1997年7月) 
　 　中国早年证券市场的平均市盈率振幅惊人。以深市为例，1991年最高是54倍，最低11倍；1992年是64倍到21倍；1993年是97倍到28倍； 1994年是33倍到7倍。但1995年是13倍到5倍，很明显，这一年深圳市场的最高最低市盈率差距偏小。而且不管是13倍还是5倍，对于新兴市场而 言，市盈率都是偏低的。到了1996年，中央的宏观调控已见成效，gdp增长10.2%，比上年回落1.67个百分点，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尽管高达 14.8%，却比上年回落了6.99个百分点。　　1996年，深市又要比沪市更具投资价值，因为在1月22日，深市的市盈率又到了最低的8倍， 而沪市的全年最低市盈率要到9月12日才出现，但也达到了26倍。于是，深市在龙头股深发展的带动下，从年初便一波一波往上发力，深成指从924点升至最 高点4,522点。沪市则一直比较被动，尽管上证指数全年也从550点升到1,258点。　　两市同时大涨，对已在熊市里陷入水深火热的投资者来 说，本是件好事。可是，当时两地政府把股指与金融中心挂起钩来，似乎谁的股市涨得快，谁就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于是，从市府到银行到交易所到一些券商到一些 上市公司到当地证券媒体，几乎公开共谋如何把股市搞上去。过去，两地交易所的税收和形象都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扶持帮助股市也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此大张旗 鼓地直接干预股市还是头一遭。在上海方面，由市领导直接指挥，其动员讲话由《上海证券报》的总编辑向我们传达。尽管总编辑本身就是极易激动之人，可从他绘 声绘色豪情万丈的神态言语看，这位市领导真把竞争当成战争了。我和《上海证券报》的几位老同事应该很熟悉以往政府和交易所的干预行为，但这次也是目瞪口 呆。原先要鼓动市场起来，也只不过是写些充满暗示或“转述”别人的话，而且也不会指明个股的涨跌。而现在是什么都不管了，让券商不加遮掩地在报纸上写文章 配合自己做庄的股票，犯了办报的大忌。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吧，为了找到一个与深发展相对抗的沪市龙头股，上海方面先是推出上海石化，后来又推出陆家 嘴。陆家嘴的炒作动力不仅来自对浦东金融贸易区灿烂前景的想象力，还有对它极良好的分红送股预期。可就在一天下午，陆家嘴公司送来了重大事项公告，其分配 方案大大低于市场预期。我作为编委值夜班，看到这公告，知道明天陆家嘴一定会大跌不起。可就在晚间七八点的时候，我们突然接到上交所的通知，要将早已排上 版面的公告撤下来，看来有人已将其中的利害关系告知上交所乃至政府了。为了市场大涨，不惜改变公司董事会的决策，由此可见当时的混乱劲。顺便一提，政府所 确认的“龙头股”并不被市场认同，最后市场还是选择了当时的彩电大王长虹。　　面对如此场面，北京当然要发作。随着1996年10月深沪行情的再 度大爆发，从10月22日起，中国证监会开始连续发布多道通知和评论，警告市场方方面面不要从事融资交易，严禁操纵市场，查处机构违规事件，在《人民日 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并在前一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破例宣读。代表两地交易所立场的《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利令智昏，竟然忽视了这篇重 要社论，没有及时转载。北京本来就对这两家报纸厌恶之至，便让两名副总编停职检查，且停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资格一个月。牺牲一个副总编不要紧，这 是媒体经常有的事，可是后者是要断证券报的财路，没了指定信息披露的垄断权，两家报纸就得关门。从此，两家证券报开始乖乖地跟着证监会的指挥棒转。　 　不过，深沪两地的市场早已处于亢奋中，每一次打压，只能让股指稍一回调，随后又勇往直前，市场似乎对平日最害怕的政策利空麻木了。终于在12月15晚，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又全文宣读了次日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文章指出，1996年4月1日至12月9日，上 证指数暴涨120%，深成指暴涨340%。几个月来新增投资者开户数800多万，总数超过2,100万，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按惯例，特约评论员文章在 《人民日报》发表是件严重的事情; 而且，12月14日，管理层已用电报形式将此文传到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委，提前打招呼，这都是极不寻常的举动。文章口气之严厉、用词之尖锐（如“搬起石 头砸自己的脚”、“将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清除出证券市场”），都使人联想到过去的政治风暴。12月16日，两地市场开始执行股票交易价格涨跌幅 10%的新规定，除了某新股上市上涨139%外，当天所有610只股票和基金全部跌停，第二天又是全线跌停。此时，管理层又感到害怕了，忙放低身段，说自 己是如何如何爱护股市的，中国股市还是光明的，等等。第三天，股市才在大幅低开后，有资金抄底，将市场稳住。　　半年后的1997年6月13日， 《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指出1996年9月份以来，海通证券公司、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和广发证券公司分别操纵上海石化、陆家嘴和南油物业等股价，于是三家 公司的ceo李惠珍、阚治东和马庄泉被免职，公司暂停股票自营业务1年。深圳发展银行行长贺云和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沈若雷也被撤职。从今天看，券商操纵 股价是罪有应得。而深发展是自己炒作公司股票，属回购行为；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向券商融资也很正常。但他们确实触犯了当时的法规。　　组织撰写上述 特约评论员文章的第三任证监会周正庆事隔多年后（2003年）回忆道，文章阻止了当时股市的过热，在亚洲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提前消除了股市的泡沫，对 全民进行了一场风险教育。说亚洲金融危机会对中国股市有较大的影响，没什么实质根据，因为后者至今都没好好开放，更何况十年前。至于进行风险教育，也谈不 上什么效果，大家觉得这是硬用行政手段压下来的，如果说风险的话，政策风险是第一位的。　　也就在1997年7月2日，国务院决定将上交所和深交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交易所正副总经理由证监会直接任命，正副理事长由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　　两个地方政府不仅失去了对交易所的支配，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拿得越来越少。1993年之前是全部归沪深两市政府，之后是地方与中央七三开，1998年改为中央88%，地方12%，从2002年起，中央是97%，地方3%。　　中央看中的不仅是交易税，还有股市这个融资平台。　 　至少从1995年起，一句顺口溜已在股市上上下下流传开来，“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市”。这话缺乏主语，谁在吃呢？姑且说是国企吧。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银行不行了，坏账太多了，现在恰恰相反，需要往银行注资了。从哪儿搞钱呢？当时海外的股市对中国企业的兴趣不大，加之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市场也难以 利用，只有大力发展内地股市了。内地股市的钱又从哪儿来？除了极短时间的例外，银行和国企是不能投资股票的，只有个人或者民间资金有资格进入股市。　　1997年和1998年，中央政府更加强调股市的规范，但盯住的主要是投资行为，对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却网开一面。上市公司是什么?它是股市中的商品。一味强调商店里不能有小偷、骗子，却把假货、次货、冒牌货卖给顾客，这算什么？　 　1998年左右，在市场中转轨的国企十分衰落，中小企业可以mbo或拍卖给个人，可还有一些大型企业不能卖，有些企业又卖不出去，只有去股市融资了。但 股市的钱也不容易拿，好的国企可以上市，但你必须兼并一家坏企业。一个健步如飞的人，却要背着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这是个健康的组合吗？朱基曾为国家 会计学院写过题词:“不做假账”。但一个不健康的组合，如果必须通过严格的体检，他会做什么。　　为了挽救破落的国企，让它们进入最应该奖优罚劣的股市，资源的错配是注定的。那么，为他们包装的中介机构和了解内情的投资者会采取何种博弈策略？让他们老老实实地上当？不会吧。当一座大厦的基石是劣质的脆弱的，我们还要指望在大厦里的人安居乐业、行事规矩，可能吗？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为了一场战役的胜利，人们往往会牺牲一个阵地或一支部队。在和平年代中，为了大局，可以牺牲局部利益，这就是***经常说的“九个 指头和一个指头”。它可能是中国俗语“宁可断其一指，不可伤其十指”的引申和发挥吧。可是，我们对牺牲的部队和那一个指头应有所歉意，至少有所交待吧。　 　1997年6月26、27日两天内，两地股市共上市新股16只，创历史上市数量最多。上市总量达6.88亿股。6月26日在沪市上市的是粗密股份、海南 航空b股和禾嘉股份，深圳则是长城电脑、五一文、福建双菱、南方摩托、西南化机、西飞国际和锌业股份。6月27日，深沪股市又上市6家：鼎球股份、明星电 力、清华同方、内江峨柴、山西三维和湖北东桥。　　在1个月前的1997年5月23日，前身是国营红光电子管厂的红光，以每股6.05元价格向社 会公开发行股份7,000万股，募集资金4.1亿元。1998年4月30日，红光实业年报披露每股亏损0.863元，成为中国股市上首家当年上市当年亏损 的上市公司，引起了公愤。经调查，红光实业从1996年下半年起，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彩玻池炉就已出现废品率上升、不能维持正常生产等严重问题，如此重大事 项却被公司隐瞒不报。1996年度红光实际亏损1.03亿元，却虚报为盈利5,400万元，骗取上市资格。红光上市后，又将1997年上半年亏损 6,500万元披露为盈利1,674万元，在公布1997年年度报告时，又将实际亏损2.2952亿元少报了3,125万元。而且红光仅将募集资金的 16.5%（6,770万元）投入招股说明书中所承诺的项目，其余一大部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填补公司亏损，另外的1.4亿多元投入股市买卖股票，获利 450万元。2000年年底，成都中级法院判红光犯有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罚金100万元。这是《刑法》颁布后首个上市公司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可是， 如此轻微的犯罪成本，对上市公司又有何警戒作用呢？ 
(七)中央政府对股市的重视，使中国股市迎来了一个上市高峰期(1997-1998年) 
　 　1996年中央政府对股市如此调控，仍未抑制住第二年股市的上涨。1997年是牛年，当年5月13日，上证指数冲至久违4年的1,510点，让投资者雀 跃不已。在政府“提高股票印花税”、“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尤其是宣布将股票发行额度扩大到300亿元后，1996年以来的牛市终于夭折。　 　1998年市场是熊市，政府却一反常态，给予中国股市从未有过的重视。1998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恶化和内地洪灾泛滥，8月初，上证指数连续拉出十 天阴线，从1,299点跌至1,043点。这时，媒体发表了***总书记为中国证监会周正庆主编的《证券知识读本》写的批语，明确肯定了证券市场对中 国经济的重要作用，并号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企业领导干部和证券工作者”，务必要勤奋学习认真思考证券知识。　　另一个更为长远的信号是酝酿了 六年的《证券法》终于在1998年12月29日的全国人大第六次会议上通过。早在1992年8月，就由全国人大财经委起草《证券法》，但其规范的内容却与 人大法工委正在起草的《公司法》发生了冲突。按照立法程序，《证券法》得转交给法工委去修改，双方僵持不下，《证券法》也就搁置了下来。其实，中央一直对 证券市场抱有犹疑态度才是《证券法》迟迟不出台的真正原因所在。正如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所言：“这个市场现在还看不清楚，问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要暴露一段 时间。”既然人大内部争议很大，中央也乐于其不成。但到了1997年，中央定了加快立法的调子，在**委员长的全力推动下，《证券法》才迅速出台。这部 《证券法》从总体上而言，还是比较粗线条的，里面的政策用语模糊，比如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控股的企业不得炒作股票，“炒作”是个俗语，却难以精确定义。又 如上市由审批制改成核准制，看似用语很准确，可我们看不出审批制与核准制的根本区别，无非是证监会成立了审核委员会，让员和专家一起评议公司能否上市。 但程序仍不透明，包括审核委员会的人员名单保密，结果名单成了财经公关公司的竞争手段，把它卖给投行，后者就会逐一公关。另外，对证券公司实行分类管理， 分为综合类和经纪类公司，这种资格制度也是毫无道理的。颇为反讽的是，那些自以为有实力的综合类券商在其后的自营业务中，许多因此破产或遭托管，反而那些 小经纪类公司却因无法自营，倒生存了下来。这印证了我们对其他行业企业类似的观察，企业大多不是饿死的，而是撑死的。　　可惜市场不是婢女，不能 轻易使唤。直至1999年5月19日之前，在各种政策利好之下，中国股市仍是熊气弥漫，尤其是5月8日，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消息传来，5月 10日深沪两市跳空下挫，形成了较大的“导弹缺口”。但5月19日起至5月28日几天的中国股市表现，几乎把全国人民愤怒视线转移了。上证指数从 1,058点上升至1,300点左右，累计升幅达25%左右。6月1日至6月14日，在央行降息和证监会将b股印花税由4‰降到3‰的利好形势下，上证指 数达到了1,427点。　　这场被定义为“5．19”行情的动力来自何方，市场上盛传是中央政府。1999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 表了一篇题为《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谜底终于揭开。对我们这些已对中国股市见怪不怪的人来说，读了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仍是瞠目结舌，因 为它似乎出自一位股评人士，说出了许多看多理由，还预测了将来的市场一定更为美好。我作为一名多年从事证券媒体工作的编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这稿子在我 手中的话，其水平是难以发表的，更不可能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放在头版头条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了。　　更为奇妙的是，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 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言犹在耳，2年多后的文章尽管口气要亲切柔和，可思维结构和叙述模式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前一个拼命地说市场是多么的有风 险，后一个努力地辩护说市场是多么有上升潜力，并用了一个创新名词：“正常的恢复性上升”。　　可是，我们至今仍然没搞懂，1996年和1999年中国股市最低点的市盈率都跌到8倍左右（只不过一个出现在深圳，另一个出现在上海），为什么1996 年的股市是“过度投机”、“暴涨”，而1999年的股市是“恢复性上涨”。1999年的6月29日，深沪股市的市盈都达到了48倍左右，按1996年《人 民日报》的社论标准是“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因为它指出，以1996年12月9日为例，沪市市盈率达44倍，深市达55倍，而国际股市绝大多数在20倍 左右，“中国股市明显处于过高状态”。那么又为什么说1999 年6月“近期市场运行基本正常”呢？在1996年的文章中，投资者踊跃开户是股民跟风盲目入市，而在1999年的文章中，新增开户人数成了推动市场动力的 证据。1996年12月沪深两个证交所的日均成交额达200亿元以上，也是“过度投机明显”的罪证。可尽管1997年以来上市公司流通股增加了1倍，但从 1999年5月19日以来，日均成交量也达到255亿元啊。怎么又突然变成是正常了的呢？　　《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在最后的一部分都列举了许多条措施，只不过1996年是说如何把股价打压下去，1999年又说如何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股指上升，言下之意是如何把股市搞上去。　 　2003年，已经退下来的中国证监会周正庆承认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他组织撰写了《人民日报》的两篇特约评论员文章。这更是匪夷所思。因为如果特约 评论不是由一个人策划的，那么，一个认为50倍的市盈率是过高，另一个说是正常，也可理解。可同是一个人，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对几乎相似的数据和情况，可 以作出完全相反的判断，这是“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在这种状态下，要股市正常和理性也是困难的。　　事隔两年，彻底大转弯的不仅是《人民日报》 评论员文章，还有1999年9月8日的一项决定，那就是允许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上市公司投资股票，而就在1997年5月21日，国家还发通知严 禁这么做。当然，前后两条政策有一个相似处，就是不得“炒作”，持有一只股票的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但大家都明白，上述规定在实践中是虚应故事。　 　用不着事后诸葛，只要稍微了解当时中国政经和股市常识，都会明白一场史无前例的投机和洗钱狂潮将席卷中国大地。所谓洗钱，就是将特权应用于市场。在没有 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前，中国少数人拥有特权，但由于没有广袤的市场舞台，难以尽情发挥。20世纪70年代“***”的成员王洪文当时被同伙举报腐化，这位 党的接班人只不过到处打猎多看了几部色情电影请上海小兄弟吃了几顿好菜好饭使用了高级的收音机、打火机和“可以远距离操纵”的彩电，然后让上海市委经常 “补助”个几百元钱。但当特权与市场相遇，比如股市，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产生出巨额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国有企业或银行的钱用于炒股，获得的利润 属于自己。几年后，曝出了不少用公家钱炒股票的案子，只不过是当事者炒亏了本金，无法向企业交待而败露。中国航天功臣、原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厉建 中2006年3月被判无期徒刑，他在担任“琼南洋”和“火箭”两家上市公司董事长时，让人用1亿元炒股，结果被套住而进了监狱。　　于是，中国股 市进入了“无股不庄”的时代。199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量已经接近1,000家，说无股不庄可能绝对了些，因为谁都没有核实过。但要指出一只没有庄家 的股票也不容易（有一家民间咨询机构认为，2001年年初深沪两市1,100多只股票中有860只有庄家驻扎，我看这也是一种看似精确的猜测罢了）。早期 中国股市就有庄家，可一般不那么张扬，比较典型的是庄家操纵村办企业改制的上市公司界龙实业的股价。1994年上半年，上证指数从1月初的800点一直下 滑到7月29日的333点，而界龙实业却特立独行，连涨32天。在当时，个股基本上是跟着大势跑，很少有股票能持续逆势而为，更何况连拉32根阳线。界龙 实业的上涨与公司从事印刷业务的基本面没什么关系，主要是由个人大户马晓指挥，涉及5家上市公司与14家证券营业部资金，在5个多月内，从每股12元一直 炒到33元，其个人所得扣除融资成本及有关费用后达5,000万元左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界龙模式成了庄家操纵市场的典范，即在股价底部反复购买股票， 若吸纳不了足够的量，就趁势打压震荡，让恐慌盘出来后再买入。等到外界流通的股票越来越少，每天的k线走势图就像一根介乎30度至45度之间的斜线一路上 扬，让观众垂涎欲滴。等到想出货实现利润，庄家便买通股评家到处鼓吹，或串联上市公司发布利好消息，或利用大势突然向好的机会，引诱投资者疯狂抢购。据有 经验的庄家介绍，一个做得好的庄股，应该是在上涨时出货，而且是毫不费力，因为抛出去多少股票都有人接单，股价压都压不住。　　接下庄家最后一棒 的人当然很痛苦，因为他们可能被长期套牢。但不要以为他们不知道股票有人在操纵，恰恰相反，正因为股票里面有庄家，他们才买，这就是所谓跟庄者。只要比庄 家先出货，跟庄者也会成为赢家。顾名思义，庄家就是靠聚赌的人为生，庄家让股价出现45度的走势，一如职业妓女的穿着，就是让嫖客能够识别。跟庄者每天晚 上也会做功课，认真研究哪个庄家做的图形漂亮，值得投机一把。为了识别庄家，坊间出了大量的书籍，于是，庄家与跟庄者的共生现象成了中国股市的主流。　 　终于，到了1999年，市场出现了“善庄”的说法，将中国股市的做庄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以往，跟庄者对庄家是又爱又恨，让他赚钱的庄家就可爱，把他套 住的庄家就可恨。可现在出现了一种所谓“长庄”模式，股价是长升长有，跟庄者在什么价位上买都能赚钱，股价翻了十倍，庄家就是不出货。一直能让别人得到好 处的人是善人；一直让别人赚钱的庄家，当然是善庄。　　当年中国股市最大的善庄是德隆。1992年唐万新和唐万里几兄弟创办了新疆德隆，从事餐 饮、娱乐行业。1996年7月31日，由德隆参股控制的新疆屯河在上海上市；1997年6月德隆受让上市公司沈阳合金国有股，占总股本的29.02%；同 年11月，德隆又购入上市公司湘火炬国家股，占总股本的25.71%，成为德隆的“三驾马车”。其后，三家公司的股票狂涨不已，到2001年时，新疆屯 河、合金股份、湘火炬已分别上涨了11倍、15倍和11倍。　　几个毫无家世积累的兄弟在股市里大把洒银子做慈善，只不过是德隆雇佣的“市场人 士”的鼓吹之词罢了。德隆让股价常升不跌的手法在香港等海外股市早就使用过。首先，德隆利用远远低于流通股市场价的代价收购国家股，控制上市公司，进行再 融资；其次，做高股票价格并质押贷款，也就是说，通过长年的股价上升，赢得银行信任，获取长期资金，供他们“战略发展”；第三，通过三家上市公司互相及向 外担保套取资金。最后，我们猜想上升的股价也可以为各色人等输送利益，因为只要明示他们买入“三驾马车”的股票就可从容赚钱，这对许多人还是有吸引力的。 当然，德隆也通过直接金钱交易买通了经济学家、记者和其他人士。我们之所以点名经济学家和记者等，是因为他们不惜自己的声誉，强行为德隆辩护的白纸黑字透 露了此间的消息。　　顺便一提，“善庄”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做别的庄时也一样“善良”。事实上，当他们打造了长庄的品牌后，也会假模假样地到别的股票上做庄，但拉升后很快就出货，让合作者及跟庄者大倒其霉。　　其实，不能够创造价值的德隆等的长庄模式还是脱不了金融市场的邪道——庞氏骗局，即只能通过不断往外拉钱来维持局面，而钱是有成本的，拉得越多，负担就越重，最终一定灭亡。　　中后期的德隆已不能通过上市公司和股市本身来维持庞大的资金成本，只能进入金新信托、泰阳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中富证券等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从长沙、南昌等商业银行获取大量资金，继续运转庞氏骗局。　　庄家德隆在市场上大放光芒，引来一批庄家模仿者，他们手上至少有一到两家上市公司，还要入驻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成为各种“系”，如中科系、明天系、成功系、银泰系等等。八）亿安科技的“蹦极”游戏 
　　1999年6月22日，在1993年2月6日创下的最高点1,558点的6年后，上证指数被顺利突破，并在其后两天上冲至1,705点，深沪两市放出历史天量，成交额833亿元。创出天量天价之后，股指大幅回调，1999年的“5．19”行情在此结束。 
　 　一年后的2000年7月份，上证指数还是突破了2,000点，11月23日，又创下2,125点新高。但比起指数来，当年最富戏剧性的是一只名为亿安科技的股票冲上了一百元。这只股票原名深锦兴，1999年6月亿安集团成为它的第一大股东后，更名为亿安科技，这只流通股仅有3,529万股的小盘股，业务 范围涉及数码科技、网络工程、生物工程、电子通讯、电动汽车、新能源和纳米技术等等，几乎把当年的全球高科技概念一网打尽。 
　 　1998年8月31日，深锦兴最低价是5.5元/股，但在亿安集团接手后的1999年6月29日，已是34.48元/股。2000年，中国股市受美国高科技股热潮鼓舞，高科技股纷纷上演最后的疯狂，接连涨停，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亿安科技，它的股价在1月4日还是46元/股，可到了1月21日已是80元/ 股，2月15日终于冲上100元/股。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言，历史是善忘的，上海的豫园商城早在1992年就有过100元/股以上的记录，但狂热的人们仍把亿安科技视为股市十年来的第一只百元股票并兴奋不已。有人还找出一个65岁的老太太，由于她从1992年5月起就持有11,800股深锦兴，及至亿安 科技升至126元/股最高价计算，她已拥有320万元的财富。 
　　可笑的是，亿安科技在2月17日达到最高价后一路下跌，到年底已是50元/股左右，这意味着老太太的财富半年已缩水了一大半。 
　 　事情还没有完，2001年4月25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对广东欣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四家市场上从未听说过的公司处罚8.98亿元，原因是它们违规操纵亿安科技股价。这四家公司自1998年10月5日起集中资金，利用627个个人股票账户及3个法人股票账户，大量买入“深锦兴”股票。持仓量从1998年 10月5日的53万股(占流通股的1.52%)到最高时的2000年1月12日的3,001万股(占流通股的85%)。截至2001年2月5日，四家公司共盈利4.49亿元，而它们手中的股票只剩下77万股，一次很成功的庄家行为。 
　　中国证监 会是否收到8.98亿元的罚款，外界从一开始就很怀疑，至今仍不清楚。亿安集团的老板罗成早跑了。被处罚的四家公司中，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姓罗，其中一个是罗成的侄女，一个是罗成的司机。罗成曾入选1987年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后来在广东销声匿迹近十年，直到1994年进入亿安集团。正如绝大部分中国富 豪一样，罗成的原始积累也不清楚，亿安集团的盈利点则是朦朦胧胧。亿安科技只有一个项目是可以讲清楚的，就是电动车项目。电动车可以行驶在高尔夫球场上，罗成是广东高尔夫球协会副会长、广州高尔夫球协会会长，球技接近职业选手。亿安科技在遭到证监会处罚之前，也已转让给主业是摩托车产业的重庆隆鑫集团。罗 成脱身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让兴奋的或被套的投资者很没面子的是，被逮捕的亿安科技股票操纵案的操盘手都非常年轻，主操盘手是个年仅20出头的小女孩，另外几个操盘手也是刚刚从大学毕业。 
　 　到了2003年3月审理此案时，检察院已将罗成操纵的公司确定为七家，划拨资金18亿元，另外又通过多家证券营业部股票质押融资19亿元，在全国几十家证券营业部通过所控制的792个账户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亦称“对倒”）共计68,409笔，累计5,555万股。最高时占有亿安科技流通盘的 87.34%，非法盈利4.65亿元，与证监会当年认定的数字差不多。罗成没找到，他的财务总监和资本运营部门的负责人被判了2年3个月至3年半的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