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a2k18 前3选秀保护:黄兴打下江山为何仍交给孙中山？（三）

三、孙、黄分歧

　　国旗之争：青天白日旗还是井字旗？

　　据邓家彦回忆，自同盟会成立后，“克强先生对于总理，必恭必敬，可谓‘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49〕。黄兴尊重孙中山的领导，甘当配角，并不意味着他对孙中山的观点都是没有保留地附和、赞同，更不表明他们之间就没有分歧，比如他们在国旗问题上早就发生过一次尖锐的冲突。

　　1906年冬天，同盟会集会讨论革命方略，并讨论了未来中华民国的国旗，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认为这是牺牲的战友陆皓东设计的，兴中会诸烈士和惠州起义都有人为此流血，不可不留作纪念。黄兴对此持异议，他认为此种设计不但形式不美，而且与日本的太阳旗相近。孙中山再三力争，并提出增加红色，改作红蓝白三色，以符合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但因想法不统一，最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章太炎、刘揆一也设法调解，暂时搁置了争议〔50〕。

　　据《章太炎自定年谱》可知，孙中山甚至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为此大怒，发誓要脱离同盟会籍。这一点可以从宋教仁日记中得到证实。1907年2月28日，因孙中山在国旗方案上坚持己见，“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黄兴曾要怒而退会。宋在日记中说，黄兴突然告诉他要退出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宋认为其中不仅是因为国旗问题，“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耳，遂不劝止之” 〔51〕。

　　如果说宋教仁与黄兴更接近，那么让我们看看与孙中山更接近的胡汉民在自传中是怎么说的。当时，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表示平均地权的意思。孙中山认为井字旗“既不美术，又嫌有复古思想”。黄兴力争不得，很不高兴，但他最终还是为顾全大局作了让步，并在写给胡汉民的信里说： “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孙中山〕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 胡汉民接着说：“余当时乃只求革命，对于尝有为之流血之革命旗，则赞成用之。惟‘成功不居’之说，则余与精卫俱觉克强持义颇高，此意不因所争而废，盖余辈于时犹有书生之见也。因余与精卫力为克强解譬，克强后此亦不复言。”〔52〕

　　国旗之争悬而未决，但在以后黄兴亲自指挥的历次军事行动中，他都采用了孙中山所坚持的旗帜。这是辛亥革命以前孙、黄最大的一次分歧（民国成立后，1912年5月10日，经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宋案”之后：法律解决还是武力解决？

　　李书城回忆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黄之间有分歧，孙中山认为袁世凯靠不住，要继续战斗，而黄兴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53〕。这一说法恐怕未必可靠，但从胡汉民的回忆来看，孙中山当时的认识与黄兴不会有多大的差异。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回国之初，他们在香港有过一番谈话。孙表示，袁世凯虽不可信，但利用他来推翻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廷，则胜于用兵十万。

　　孙中山的辞职让总统位于袁世凯固然有种种复杂的因素，包括党内外形势的交迫，但他本身确有借袁推倒清廷的考虑。黄兴身为军事首脑，由于军饷严重不足等原因，也主张借袁的力量完成共和革命。他曾写信给汪精卫、胡汉民：“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54〕由此看来，在对袁的问题上，孙、黄并无多少矛盾。

　　不过1913年“宋案”发生后，孙、黄之间确实有了分歧。孙中山后来回忆说，宋教仁死后第五天，他和黄兴等人一起讨论对策。黄兴说：“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黄兴认为国民党内掌握兵权的人（如广东陈炯明，湖南谭延闿，南京第八师的师旅长陈之骥、陈裕时、王孝缜、黄恺元等）都不肯此时出兵讨袁，“论交深在十年前”的蔡锷更是反对动兵，仅凭他们几个赤手空拳的人是不济事的，所以主张暂时不谈武力解决，而采取法律手段，要求赵秉钧到庭受审。此时，上海法庭已向堂堂国务总理发出传票。但是，黄兴认为，当时国人还没有认清袁世凯的真面目，以为反袁是国民党人的政治偏见，如果通过法律解决的办法把袁氏授意谋杀宋教仁的真相暴露出来，使国人转变对袁的看法，打破幻想，激起公愤，就会形成反袁的舆论。从袁指使所谓北京破获暗杀机关，并通知上海法庭传黄兴到案来看，他们是恐慌的，而且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黄兴身正不怕影斜，便毅然向上海法庭报到。 然而，孙中山还是主张用兵，一面派人到各地联络军人，一面派陈英士、戴天仇与黄兴辩论，结果，不欢而散。论私交，黄、宋更接近，他之所以持谨慎态度，是深知南方武力不足以抗衡袁氏，与袁世凯论法律虽然迂阔，但在当时仍不失为一条途径。最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黄兴万般无奈，仓促上路，亲往南京，要求孙中山在义旗初举时不要前往，等创下一个局面再去主持大局。因此，孙中山等此后一直责怪黄兴不死守南京，“贸然一走，三军无主”，才导致失败，否则以南京“帝王之都，龙蟠虎踞”，如果“效死以守”，大江以北决不会“闻风瓦解”〔55〕。而黄兴当时的看法不一样，他在7月26日发表的声明中表示：“我如奋斗到底，将使大好河山遭受破坏，即获胜利，全国亦将糜烂，且有被列强瓜分之虞。……［此次讨袁］真相已被御用报纸加以掩盖，而我方目的，亦横被歪曲，传诸外国人士。”〔56〕以后他旧事重提，在1915年2月25日和陈炯明等联名发表的通电中也说：“当举事时，成败利钝，已能前睹。一击不中，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尽管其时“可战之卒，尚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但他“不肯负固以困民生”，宁愿背负战败的罪名〔57〕。

　　7月31日，袁世凯勒令北京国民党本部将黄兴、陈其美等“一律除名”，并悬赏十万元，比昔日清廷的赏金高出了许多。8月4日，香港总督宣布，孙、黄等永远不准到港。在自己创立的民国，孙、黄等成了通缉犯，再度踏上流亡之途，其心情可以想见。当年8月，黄兴黯然写下“东南半壁锁吴中，顿失咽喉罪在躬”等诗句。国民党内对于“二次革命”本来就意见纷纭，包括蔡元培、汪精卫、陈陶怡等都持稳健、冷静态度。陈陶怡还力劝黄兴不要开战，“又传精卫在沪，不以孙、黄办法为然。孑民则演说国民党自革命至南北统一时为进取时代，自此以至于今为保守时代，以中国之革命，乃系新旧合同之革命也。又谓作事不可违反多数国民心理，多数国民既不愿用武力，则决不可用武力”。尽管汪精卫在巴黎也极为愤慨，认为“宋案”必系当局指使〔58〕。8月27日，黄兴终于抵达流亡多年的东京，而孙中山已先他到达。并肩战斗了八年的孙、黄在流徙中重逢，检讨失败的根由，意见再度不一。章士钊回忆道，“克强求自杀不获”，在日本人掩护下可到日本。“共和昙花一现，重履亡命之途，浑沌穷奇，亦何所谓！顾克强精神抖擞，仍复计划多端，期于振刷。……时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由于党员不听命令，意指克强，刻责无已。而克强温温自克，不一校也。”〔59〕追随黄兴多年的石陶钧回忆说：“黄到南京，明知无成，却为孙、黄关系的内幕，不能不借此解嘲。八月，我们先后亡命到了倭地东京。黄兴约我进［晋］见中山先生，大被痛骂。其后，孙、黄裂痕显然。”〔60〕9月17日，日本志士宫崎滔天访问黄兴， “以后几乎连日往访孙、黄，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61〕。

　　不入中华革命党：“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

　　孙中山把这次失败原因归结于党员不听话，特别是黄兴不听话，要另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以服从他为第一要旨，在孙手订的入党誓约中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的内容，并要在上面加印右手中指的指模。因为党章第十条规定， “凡党员有叛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第十一至十四条进一步规定，按照入党时间先后把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以后分别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元勋公民享有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有功公民享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先进公民则仅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 孙中山曾多次希望黄兴担任中华革命党协理，这个章程上的位置也一直空位以待，但他坚决拒绝了。在黄兴看来，“无论维持国民党的名义或者另组新党，领袖非孙先生莫属。但是硬要在誓约上写明，这无异于服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搞革命；硬要在誓约上打指印，这等于犯罪的人写供词一样，两者都违背平等自由精神。至于党员入党之后，都是共患难同生死的革命同志，应该一律看待，而不应有‘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之分，更不应以所谓‘元勋公民’、 ‘有功公民’、‘先进公民’享有权利不同相号召”〔62〕。说白了就是“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

　　对此，孙中山的回答是：“要知道过去革命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我们现在要做革命能够成功，以后党内的一举一动，就要领袖来指导，由全体党员去服从。至于哪一个人来做领袖，这是没有关系的。假使你黄先生愿意当领袖，我们就可以在誓约内写明‘附从黄先生’，我当然也填誓约来服从你的。如果你不愿意当领袖，就由我来当领袖，那么你就应该服从我。至于誓约上要打指模，完全是表示加入革命的决心，决不是含侮辱的意思。” 〔63〕

　　即使在孙、黄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下，1914年3月24日，黄兴还是应胡汉民等之托写信给章士钊，请章来主编中华革命党的机关刊物《民国》杂志：“弟思袁氏作恶已极，必不能久于其位，兄能于此刻出为收拾人心之举，亦不为早。”〔64〕但章没有接受，而是另办了著名的《甲寅》杂志〔65〕。5月 29日，黄兴在给刘承烈的回信中透露了心曲：“党事弟久灰心。近来尤极其诡谲之态。”〔66〕也就是这一天，孙中山来信，历数对黄兴的种种不满：“宋案发生之后，彼此主张已极端冲突。第二次失败后，兄仍不能见及弟所主张是合，兄所主张是错。……及今图第三次，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弟之号令。今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此弟所以敬佩而满足者也。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时弟决意一到战场，一遂生平之志，以试生平所学。……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6月初，黄兴给孙中山回信，不同意孙的指责，并披肝沥胆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即便以用兵而论，最初两人曾分别致电广东、湖南二省都督，对方复电都说不可。至于以身代孙去南京，“实重爱先生，欲留先生以任大事。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 　但弟自抵日以来，外察国势，内顾党情，鉴失败之主因，思方来之艰巨，以为此次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是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今吾党既握有此胜算，若从根本上做去，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庶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又宜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夫然后合吾党坚毅不拔之士，学识优秀之才，历百变而不渝者，组织干部，计划久远，分道进行，事有不统一者未之有也。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数月来，弟之不能赞成先生者以此。

　　……惟先生欲弟让先生为第三次之革命，以二年为期，如过期不成，即让弟独办，等语。弟窃思以后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以后请先生勿以此相要。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67〕

　　针对孙中山信中希望他禁止亲信部下“对于外人，自后绝勿再言‘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之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食之亡命耳’此等流言”，黄兴恳切表示自己并未另树一帜，“故绝对无部下名词可言。若以南京同事者为言，皆属昔日之同志，不得谓之部下” 〔68〕。

　　6月3日，孙中山回信表示：“然弟终以为欲建设一完善民国，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兄所建既异，不肯附从，以再图第三次之革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此后彼此可不谈公事，但私交上兄实为我良友，切勿以公事不投而间之也。”〔69〕

　　同一天，黄兴在给刘承烈的信中说：“兴素性迂拙，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虽以人之如何毁伤，亦不稍为之动。……至于欲反对自己十余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不惜以权利相号召，效袁氏之所为，虽爱我如兄，兴亦不敢从兄之后。”〔70〕

　　此时，孙中山已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在经历“二次革命”的失败后，他在1914年4月18日写给南洋革命党人的信中说：“因鉴于前此之散漫不统一之病，此次立党，特主服从党魁命令，本须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他解释“其所以必誓服从弟一人者，原第一次革命之际及至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因而失势力、误时机者不少，识者论吾党之败，无不归于涣散，诚为确当。即如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71〕。 12月5日，孙中山在《批释加盖指模之意义》中解释：

　　第三次革命之后，决不如第一次之糊涂，将全国人民名之曰国民；必其有心赞成共和，而宣誓注册者，乃得名之曰国民。然至成功之日，其宣誓注册之人，自然争先恐后，举国若狂，亦恐根底不固，易为巧诈，借名取利，容易把真心原始之革命党推翻，如袁氏近日之所为。故定事前首义党人有优先权利，选举执政当在首义党人，民国乃能巩固。然到时冒称为首义党人，欲得元勋公民权者必纷纷也。如第一次之官僚劣绅，向来反对革命，杀戮党人；及一旦革命成功，此辈则争先自号为老革命党，把持一方权利。而向日真心革命志士，且多被此辈杀戮，真伪莫分，热诚志士，成败俱遭惨祸，实可痛也！故第三次成功之后，欲防假伪，当以指模为证据。盖指模人人不同，终身不改，无论如何巧诈，终不能作伪也，此本党用指模之意也。……况今日之法，乃欲行之于全国国民者也。吾党为首义尚不肯为，他日全国更何能望其一律遵行也。……总之，指模一道，迟早要盖，今日为党人不盖，他日为国民亦必要盖。倘以外国待犯人为言，则外国待犯人，往日单独以照相行之，岂吾人则永不照相乎？〔72〕

　　据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担任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长的居正回忆，孙中山曾对他说过：“一、革命必须有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有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时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导师。……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73〕。

　　因此，有人建议将“服从”改为“附从”，将“孙先生”改为“总理”，凡同盟会旧人免去那些入党手续等，但这些都被孙中山拒绝。当时包括李烈钧、柏文蔚、程潜、熊克武、谭人凤等在内，都认为“另组新党，要特别慎重”，多数人主张“保全国民党”。李烈钧说，国民党堂堂正正，国内国民党机关虽被袁贼解散，而海外的国民党还在，另组新党岂不是又将海外的国民党取消，所以“绝不赞成”。当时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还有很多重要人物，孙中山亲自要张继按指模，被张继婉拒。为避免相互之间意见日深，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一生甘当配角、从来不愿取而代之、也不想另立一帜的黄兴决定离开日本，远走美国，可以让孙中山自行其是。1914年6月27日，孙中山设宴与他叙别，并送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对联。7月8日，当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时，黄兴已在前往美国的途中。 黄兴：“吾非反对孙先生，吾实要求孙先生耳”

　　黄兴不愿加入孙中山另组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为了打倒袁世凯，主张争取日本政府的援助，曾向日本方面提出了中日盟约十一条，黄兴对此也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不过，他从未打算打出自己的旗号，另立门户。不要说反对孙中山，连对孙的事业有所妨碍他都不愿意。7月9日，船抵檀香山，黄兴在接见《太平洋商务报》记者采访时依然说，“本人直接奉孙先生之命向美国转达他的意见”，没有向外人说及自己与孙中山的分歧，并为孙辩护，“而孙先生在世人面前被诬为自私自利、贪赃枉法、卷款潜逃，这些都是谎言”〔74〕。因为当时袁世凯指控孙中山主持铁道公司挥霍无度、卷款而逃等〔75〕。黄兴在美期间有侨胞要捐款给他作活动经费，他嘱咐华侨将筹集的款项直接汇给孙中山，“声明自己这次来美暂居，不需要侨胞资助”。他每次与华侨谈及孙中山，都表示很尊敬孙，从未讲及他们在党的改组问题上意见分歧，因为他担心会因此影响华侨的爱国情绪〔76〕。

　　1914年8月18日，黄兴就所谓他泄露孙中山外交密函一事严正辟谣：孙中山是否有这样的外交函件还是一个疑问，“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从未与兴阅过，兴又何从宣泄？此种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为；兴虽不德，自问生平未尝有此败行”〔77〕。当时袁世凯派代表到美国接洽借款，孙中山曾电告黄兴，设法阻止。但这一切并不表示黄兴已打消了对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的看法。9月29日，他在芝加哥就阻袁借款一事与梅培商谈。梅培称自己对中华革命党章程有意见，黄兴嘱他给孙中山写信请其再作考虑，并表示：

　　吾非反对孙先生，吾实要求孙先生耳。吾重之爱之，然后有今日之要求。吾知党人亦莫不仰重孙先生，尊之为吾党首领；但为此不妥之章程，未免有些意见不合处。……章程拟稿时，孙先生曾分给一份参看，吾指其不合处要求修改，孙先生当时力允，对胡汉民先生亦然。后不果改，勉强施行，吾料确非孙先生之本意。望能与先生函商一切；若有效，不但克强一人感激，吾知党中多数分子亦当引为庆幸。〔78〕

　　梅培10月4日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转述了这番话。黄兴同时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到美国后只和林森、谢英伯、冯自由等少数几个人密商过，并未向外人透露半个字。不过孙中山没有回应。既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也未列名欧事研究会，而为国民党大联合奔走的周震麟回忆说，黄兴在美期间，曾写信告诉他中华革命党在美洲新树旗帜，强迫原来的国民党党部改名，主张对此事要“兼容并包，苦心和解”。在接到谭人凤、周震麟等8月18日谋求团结反袁的来信后，黄兴在9月 12日回信表示：“其办法以维持固有之党势入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得与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 1915年2月4日，陈英士写信请黄兴返回日本，“共肩艰巨”，并从五个方面列举了革命党人（自然包括黄兴）有负孙中山。孙后来将这封信作为附录收入了自己的《建国方略》中，这一罕见的举动说明他认同陈英士的说法。黄兴没有进行辩驳。3月，孙中山写信给黄兴，一方面责怪“二次革命”失败是黄兴 “贸然一走”之故，一方面又说“非战之罪也”，希望能和黄兴“同心一致，乘时以起”，请黄兴早回日本。黄兴也没有进行辩驳。当年秋天，黄兴接到蔡锷将去西南发难的密函，命儿子黄一欧回国参加倒袁。黄一欧回忆说：“临行前，先君交我两封信：一致孙中山，谈到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一致在东京的张孝准，略告松坡先生来信情况及需要考虑解决的问题，嘱其速与松坡先生密取联系，相助进行。”〔80〕

　　1916年4月22日，黄兴自旧金山启程赴日本，路过檀香山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否认与孙中山有任何分歧（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5月14 日）。4月24日，孙中山致电在檀香山的吴铁城，请其转告黄兴要求在上海见面。5月20日孙中山写信给黄兴，希望以两人的名义向日本方面借款买军械。“况兄与弟有十余年最深关系之历史，未尝一日相迕之感情，弟信兄爱过助我，无殊曩日。”5月下旬，黄兴为这事曾与孙中山频繁电商。6月1日，黄兴复电谭人凤，支持孙中山的第二次讨袁宣言，“并党界都消灭，何门户之可言？”袁世凯死后，黄兴回到上海就去看望孙中山，孙中山也马上回访，“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81〕。此前，孙、黄“互相过从，商谈国事，一如往昔，并无丝毫芥蒂”〔82〕。

　　由于孙中山一意孤行，中华革命党在反袁称帝的历史关头并未发挥什么重要影响，已不是处在历史舞台的中心，而居于次要的边缘化的地位。孙中山悄悄将中华革命党的旗帜收了起来，重新改用国民党的名称活动就是一个证明。此时，孙中山心中有什么想法虽难测知，但恐怕也不无尴尬。6月14日黄兴给孙中山的复电中有“尚望主持”四个字，就是表示不愿取代孙中山的地位，坦陈没有做领袖、主角的意思。这样一个没有强烈主角意识的人物出现在中国史上确是前无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