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美国 股市 大佬:张闻天（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11:20:49
张闻天：中共倡导优秀传统文化第一人
曾彦修
2002年第4期 炎黄春秋杂志193
我感到，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高层人物中，强调必须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第一人。下面扼要地谈谈此事。（按：本文是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加以严格区别的。前者仅指一切历史存在的总和；后者则指对这个总和的根本理解和概括。对后者，我同意一些学者的看法，它的主要特征是专制主义。）
历史事实是，中共自成立至抗日战争前，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由于种种必然原因（详下）是不重视和大致采取否定态度的。但是古老的中华文明是十分光辉灿烂的，其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成分。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八个字，胜过西方多部宣扬人道主义的奇书。对这些，我们当然是必须加以充分的继承和发扬的。但是，自中共成立前后起，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止，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各个知名饱学之士，约20年间，确实未曾做这一工作。反过来，倒是予以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占绝对优势。
出现这种现象，决不是哪个人的过错或犯了什么极“左”错误之类的原因，而是历史环境和条件决定了不能出现这个历史的必然现象。
这些历史条件是：
第一，中共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成立的，是在反对旧道德、旧传统、旧文化的思想观念的革命高潮中形成的，它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旗手，它的第一批领导人和发起者们，当然都是新入门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响了”，“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要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些口号声中出现的。既然如此，还能承认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礼教、道德等观念中有什么好的东西么（中国元老级共产党人，作为个人爱好，大都喜欢史书和诗词歌赋等文艺作品）？
第二，他们当时都是新入门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还不大可能懂得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人类文明的既批判又十分尊重的态度，更不知道列宁在几篇重要文章中，强调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继承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的号召（列宁的《论青年团的任务》是1939年在延安才由王实味译出发表的）。
第三，这种对旧传统基本上采取一律否定的态度，在世界史上，几乎一切启蒙革命家都是如此。中国当时一些思想界的猛士几乎都是无视以至仇视旧传统的，这不是他们的缺点，而是他们的极大贡献，无此精神即无法前进。而且，往往是越明古学的人，讲的话越激烈。例如，鲁迅有大量反对中医、中国传统剧、线装古书的文章，其实，这些都只能证明他拥护科学、提倡创造、反对限制思想自由的坚决态度。鲁迅说过：我从旧垒中来，反戈一击，易致敌人以死命。（大意）当时，有一些人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问题上确实是这么做的。例如，人们只知道鲁迅十分反对京戏，却不大知道胡适见诸文字的更加反对京戏。精通文字学的钱玄同和他的某些同道，甚至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类理论。这些当然都是过激的、不现实的，因而也就是并不正确的思想。但这些在当时却是进步的、革命的口号，这些思想界的英雄都是提倡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科学的、创造的新文化的猛将。我们在今天绝不应当笑话他们，而应当十分尊敬他们，纪念他们，他们就是鲁迅称颂的“这样的”好战士！今天有些人说“五四”过左、过激，甚至有人说“文革”就是“五四”“过激”思想的发展等，真是无法与之理论。“五四”时那么强调的自由、民主、科学、创造、个性解放……怎么能够成为要把专政发展到每家每户的“文革”呢？“文革”是对“五四”精神百分之两百的反动，怎么可能有一丝一毫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呢？还有所谓责备“救亡压倒启蒙”说，也很滑稽，日本的军刀已经架到中华民族的脖子上了，你还不奋起救亡，那就只有等待日本军刀砍下来一下子就彻底启你的蒙了。这类东西，近乎儿戏，竟在学术论坛上大讲特讲，俨然成派，尚何言哉！
在中共第一代革命家中，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等；在1925年前后兴起的第二代革命家，如张闻天、李一氓、杜国、吕振羽（当然也包括那时期入党的康生、陈伯达）等；以及更晚一些入党的如范文澜、齐燕铭、邓拓等，当然还有一位贯穿这个时期全期更著名的历史人物郭沫若，他们都是精于国学或于国学很有根底的人物，但他们在抗日战争前，均未发表过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部分这个原则性问题的意见。
而这是必然的，没有任何人有过什么错误。因为那个时代和环境，不允许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提出这种意见。1925年孙中山逝世不久，国民党右派（其实国民党当权集团均是右派或其附庸）的代表理论家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书，就是强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全是来源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此后，蒋介石当然不可能满足于以戴季陶主义来代替孙中山主义，于是就改由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等人宣传的墨索里尼主义与希特勒主义即法西斯主义来充三民主义。同时期，蒋介石又在全国大搞“新生活运动”，主要利用的又是中国的旧东西，如礼义廉耻等。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尤其在1927年—1937年时期，中共和一切左翼进步人士，不得不同蒋介石划清界限，因而也就不可能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去发扬其优良部分了。这是在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现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历史上一切优良的传统文化都必须予以充分发扬，以便更加激励全国人民更高的爱国热情。张闻天便是迅速感到对这个问题必须迅速予以根本转变的中共第一个历史人物。
张强调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的思想，比较系统地发挥在延安的两次大型演讲中。一次是1938年4月12日在陕北公学的演讲《论青年的修养》，另一次是同年7月26日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演讲《论待人接物问题》，后者特别重要，本文要谈的主要是这篇文章中的思想。前者大概是共产党人第一次谈“修养”二字，这本身即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修养”二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大问题，而且大体上是偏于主观世界方面的，即内心修养的问题。这就同只讲革命斗争、革命锻炼有所不同了。这篇演讲已吸收了儒家思想中着重内心世界的修养的一些合理的内涵了，张闻天是把这种内心修养运用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上，把儒家着重内心世界的修养，给予了革命的改造。用一句老话说，这篇文章就已经是具有民族的形式和革命的内容了，而且这二者在此文中已是结合得相当紧密的了。笔者当时是听这个讲演的台下一千多革命青年中的一个，那么多活跃的、基本上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们，在露天风沙中，一片鸦雀无声，可见其感人之深，把青年们的身心全吸引住了。
关键的是第二篇，即7月26日在抗大的讲演《论待人接物问题》。这个题目其实是不大确切的，实际上应该是“论如何继承和发扬优良民族传统文化问题”才更确切。这个问题，在中共党史上恐怕是第一次这样被提出，而且又是出自当时中共的一个主要领导人之口，它的历史意义就特别巨大了。这就使全党以至于一切民主进步人士都知道，从此以后对待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采取什么正确态度了。
严格地说，在这种场合下这么引经据典地（当然，很多引文是以后发表时才加上去的）阐述这么一个问题，并不是最适合的场所。看来，张闻天是久有此意，不能不借此机会早日表露，以便公开发表，迅速传布全国。
这篇演说，确实未曾谈多少抗日战争问题，而是大量谈如何认识、接受和发展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优秀内容问题，根本上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大问题。这就一改“五四”以来20年间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进步民主人士，对传统文化问题的根本态度了。它在当时的影响之巨大，对以后的影响之深远，它所起的最良好的历史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但这篇文章在延安整风中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带头发难并猛批此文的，正是当时在整风中地位只次于毛泽东的康生。因为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的主任是毛泽东，日常执行领导整风工作的是副主任康生。
闻天同志在此文中引用了大量的古籍，从先秦诸子到宋代名儒，为数甚，此处自然只能略引一二，以资佐证。以下分为小点，择要介绍张文的主要内容。省略之处自然很多，选用也不一定全抓住了要点。即以下述介绍而论，已可见张文之博大于一斑了。张当时37岁。
第一，一切问题必须考虑民族的特点。这是张演讲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张一开场就开宗明义提出，在中国进行革命，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必须要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适合中国的“各种传统和特点。”他说：革命者在中国工作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时，“要求认识一切中国人所有的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风俗习惯的各种传统和特点”。要“估计到中国人的这些传统和特点，再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适合于中国革命的要求。”他声明，演讲的全文只是“就这个问题提出一点意见”。
第二，张是第一个提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人。张说，任何人都应善于作自我批评，也应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这是避免兴亡勃忽的根本条件。张在这个问题上论述彻底，也较详，这里只能引用他其中的一小段话：“人们的弱点，在于常常喜欢恭维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马屁的人，……对于那些正直不阿、大公无私的人，却常常抱有厌恶与不快之感，对于过去有过争论的人，有过恶感的人，常常表示怀恨。”“那些善于恭维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马屁的人，正是那些最容易把事情弄坏的人。……中国人从来所最为称道的美德之一，是‘从谏如流’。……所谓‘商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这已成为中国人公认的历史真理。”黄炎培老先生在六七年之后，在延安也重提这个问题。黄、张是小同乡，均是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黄故居在旧川沙县城内，张靠海边，二处相距约二三十华里。
第三，张提倡要宽宏大量，兼容并包，真诚坦白，实行恕道。张在讲演中说，一个革命者不但要做到“禹闻善言则拜”，并要能够在一定的原则下，服膺中国古人所谓“‘不念旧恶’，实行恕道。”因此，他
曾彦修
2002年第4期 炎黄春秋杂志193
我感到，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高层人物中，强调必须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第一人。下面扼要地谈谈此事。（按：本文是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加以严格区别的。前者仅指一切历史存在的总和；后者则指对这个总和的根本理解和概括。对后者，我同意一些学者的看法，它的主要特征是专制主义。）
历史事实是，中共自成立至抗日战争前，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由于种种必然原因（详下）是不重视和大致采取否定态度的。但是古老的中华文明是十分光辉灿烂的，其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成分。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八个字，胜过西方多部宣扬人道主义的奇书。对这些，我们当然是必须加以充分的继承和发扬的。但是，自中共成立前后起，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止，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各个知名饱学之士，约20年间，确实未曾做这一工作。反过来，倒是予以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占绝对优势。
出现这种现象，决不是哪个人的过错或犯了什么极“左”错误之类的原因，而是历史环境和条件决定了不能出现这个历史的必然现象。
这些历史条件是：
第一，中共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成立的，是在反对旧道德、旧传统、旧文化的思想观念的革命高潮中形成的，它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旗手，它的第一批领导人和发起者们，当然都是新入门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响了”，“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要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些口号声中出现的。既然如此，还能承认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礼教、道德等观念中有什么好的东西么（中国元老级共产党人，作为个人爱好，大都喜欢史书和诗词歌赋等文艺作品）？
第二，他们当时都是新入门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还不大可能懂得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人类文明的既批判又十分尊重的态度，更不知道列宁在几篇重要文章中，强调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继承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的号召（列宁的《论青年团的任务》是1939年在延安才由王实味译出发表的）。
第三，这种对旧传统基本上采取一律否定的态度，在世界史上，几乎一切启蒙革命家都是如此。中国当时一些思想界的猛士几乎都是无视以至仇视旧传统的，这不是他们的缺点，而是他们的极大贡献，无此精神即无法前进。而且，往往是越明古学的人，讲的话越激烈。例如，鲁迅有大量反对中医、中国传统剧、线装古书的文章，其实，这些都只能证明他拥护科学、提倡创造、反对限制思想自由的坚决态度。鲁迅说过：我从旧垒中来，反戈一击，易致敌人以死命。（大意）当时，有一些人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问题上确实是这么做的。例如，人们只知道鲁迅十分反对京戏，却不大知道胡适见诸文字的更加反对京戏。精通文字学的钱玄同和他的某些同道，甚至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类理论。这些当然都是过激的、不现实的，因而也就是并不正确的思想。但这些在当时却是进步的、革命的口号，这些思想界的英雄都是提倡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科学的、创造的新文化的猛将。我们在今天绝不应当笑话他们，而应当十分尊敬他们，纪念他们，他们就是鲁迅称颂的“这样的”好战士！今天有些人说“五四”过左、过激，甚至有人说“文革”就是“五四”“过激”思想的发展等，真是无法与之理论。“五四”时那么强调的自由、民主、科学、创造、个性解放……怎么能够成为要把专政发展到每家每户的“文革”呢？“文革”是对“五四”精神百分之两百的反动，怎么可能有一丝一毫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呢？还有所谓责备“救亡压倒启蒙”说，也很滑稽，日本的军刀已经架到中华民族的脖子上了，你还不奋起救亡，那就只有等待日本军刀砍下来一下子就彻底启你的蒙了。这类东西，近乎儿戏，竟在学术论坛上大讲特讲，俨然成派，尚何言哉！
在中共第一代革命家中，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等；在1925年前后兴起的第二代革命家，如张闻天、李一氓、杜国、吕振羽（当然也包括那时期入党的康生、陈伯达）等；以及更晚一些入党的如范文澜、齐燕铭、邓拓等，当然还有一位贯穿这个时期全期更著名的历史人物郭沫若，他们都是精于国学或于国学很有根底的人物，但他们在抗日战争前，均未发表过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部分这个原则性问题的意见。
而这是必然的，没有任何人有过什么错误。因为那个时代和环境，不允许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提出这种意见。1925年孙中山逝世不久，国民党右派（其实国民党当权集团均是右派或其附庸）的代表理论家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书，就是强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全是来源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此后，蒋介石当然不可能满足于以戴季陶主义来代替孙中山主义，于是就改由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等人宣传的墨索里尼主义与希特勒主义即法西斯主义来充三民主义。同时期，蒋介石又在全国大搞“新生活运动”，主要利用的又是中国的旧东西，如礼义廉耻等。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尤其在1927年—1937年时期，中共和一切左翼进步人士，不得不同蒋介石划清界限，因而也就不可能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去发扬其优良部分了。这是在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现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历史上一切优良的传统文化都必须予以充分发扬，以便更加激励全国人民更高的爱国热情。张闻天便是迅速感到对这个问题必须迅速予以根本转变的中共第一个历史人物。
张强调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的思想，比较系统地发挥在延安的两次大型演讲中。一次是1938年4月12日在陕北公学的演讲《论青年的修养》，另一次是同年7月26日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演讲《论待人接物问题》，后者特别重要，本文要谈的主要是这篇文章中的思想。前者大概是共产党人第一次谈“修养”二字，这本身即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修养”二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大问题，而且大体上是偏于主观世界方面的，即内心修养的问题。这就同只讲革命斗争、革命锻炼有所不同了。这篇演讲已吸收了儒家思想中着重内心世界的修养的一些合理的内涵了，张闻天是把这种内心修养运用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上，把儒家着重内心世界的修养，给予了革命的改造。用一句老话说，这篇文章就已经是具有民族的形式和革命的内容了，而且这二者在此文中已是结合得相当紧密的了。笔者当时是听这个讲演的台下一千多革命青年中的一个，那么多活跃的、基本上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们，在露天风沙中，一片鸦雀无声，可见其感人之深，把青年们的身心全吸引住了。
关键的是第二篇，即7月26日在抗大的讲演《论待人接物问题》。这个题目其实是不大确切的，实际上应该是“论如何继承和发扬优良民族传统文化问题”才更确切。这个问题，在中共党史上恐怕是第一次这样被提出，而且又是出自当时中共的一个主要领导人之口，它的历史意义就特别巨大了。这就使全党以至于一切民主进步人士都知道，从此以后对待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采取什么正确态度了。
严格地说，在这种场合下这么引经据典地（当然，很多引文是以后发表时才加上去的）阐述这么一个问题，并不是最适合的场所。看来，张闻天是久有此意，不能不借此机会早日表露，以便公开发表，迅速传布全国。
这篇演说，确实未曾谈多少抗日战争问题，而是大量谈如何认识、接受和发展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优秀内容问题，根本上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大问题。这就一改“五四”以来20年间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进步民主人士，对传统文化问题的根本态度了。它在当时的影响之巨大，对以后的影响之深远，它所起的最良好的历史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但这篇文章在延安整风中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带头发难并猛批此文的，正是当时在整风中地位只次于毛泽东的康生。因为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的主任是毛泽东，日常执行领导整风工作的是副主任康生。
闻天同志在此文中引用了大量的古籍，从先秦诸子到宋代名儒，为数甚，此处自然只能略引一二，以资佐证。以下分为小点，择要介绍张文的主要内容。省略之处自然很多，选用也不一定全抓住了要点。即以下述介绍而论，已可见张文之博大于一斑了。张当时37岁。
第一，一切问题必须考虑民族的特点。这是张演讲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张一开场就开宗明义提出，在中国进行革命，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必须要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适合中国的“各种传统和特点。”他说：革命者在中国工作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时，“要求认识一切中国人所有的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风俗习惯的各种传统和特点”。要“估计到中国人的这些传统和特点，再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适合于中国革命的要求。”他声明，演讲的全文只是“就这个问题提出一点意见”。
第二，张是第一个提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人。张说，任何人都应善于作自我批评，也应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这是避免兴亡勃忽的根本条件。张在这个问题上论述彻底，也较详，这里只能引用他其中的一小段话：“人们的弱点，在于常常喜欢恭维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马屁的人，……对于那些正直不阿、大公无私的人，却常常抱有厌恶与不快之感，对于过去有过争论的人，有过恶感的人，常常表示怀恨。”“那些善于恭维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马屁的人，正是那些最容易把事情弄坏的人。……中国人从来所最为称道的美德之一，是‘从谏如流’。……所谓‘商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这已成为中国人公认的历史真理。”黄炎培老先生在六七年之后，在延安也重提这个问题。黄、张是小同乡，均是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黄故居在旧川沙县城内，张靠海边，二处相距约二三十华里。
第三，张提倡要宽宏大量，兼容并包，真诚坦白，实行恕道。张在讲演中说，一个革命者不但要做到“禹闻善言则拜”，并要能够在一定的原则下，服膺中国古人所谓“‘不念旧恶’，实行恕道。”因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