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香山人文在近现代中国的先导作用

    中山古称香山，南宋建县时还包括今天的珠海和澳门。晚清以降，香山声名鹊起，后来居上。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天空星光灿烂，名人辈出。孙中山和郑观应都是香山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是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思想的早期代表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山又因地理优势再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代的潮头。1988年中山开始举行慈善万人行，持续至今，风雨不辍。认真剖析《盛世危言》和中山慈善万人行的共同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之一：在开放改革的变局时代。《盛世危言》和中山慈善万人行相隔百年，却都是转型时期顺应潮流的先声和引导中国社会进步的大势所趋。

    近代中国转型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起步的。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转型仍一波三折，步履蹒跚。费正清指出，“中国现代转型的根本基础是中国的传统核心文化……传统格局的惰性与顽固，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封闭自足，这一切都使得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时反应迟钝、举步维艰”。虽然外来的力量很强大，但没有集中掌控国家权力的政府主导和强势推动，没有社会各界的主动参与和自觉支持，社会转型难以为继。洋务运动是一次社会转型实验，某种意义上，《盛世危言》就是对洋务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和系统反思。

    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对于二元社会结构的近代中国来说，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异常艰难。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时刻限制中国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入侵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三角洲等边沿地区，没有动摇近代中国封建专制的经济基础。加上内源动力不足，中国社会转型“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还未完成”，“新中国成立后不得不继续进行这一历史遗留的庞大工程”。1949年至1952年三年过渡时期和1953年至1956年“一化三改”，是新中国社会转型的两个上升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中国重新进入了社会转型的良性轨道。中山慈善万人行是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解决现实问题的有益探索，也是经济快速增长形势下的必要而及时的补充，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改革开放新时代的《盛世危言》。

    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洋务运动和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命运大相径庭。郑观应、孙中山和他们的后人，用《盛世危言》和慈善万人行，在沧海横流中书写了香山人文引领潮流、开风气之先的“本色”。

    之二：在经济发达的前沿地区。没有宽裕的物质生活，人文兴盛是纸上谈兵。在近代西方扩张、当代改革开放中，香山（中山）人淘得了“第一桶金”，为人文的先导夯实了物质基础。

    香山买办研究专家胡波认为，十九世纪50年代以后，香山买办遍布上海与外贸有关的洋行、商号和钱庄，如上海的宝顺、太古、怡和、琼记等大洋行的买办，主要是香山人。他们积极参与官办企业，有的主持业务工作，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先后在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担当大任。在洋务运动中诞生的上海江南制造局、福州造船厂、汉阳铁厂等民族企业，也可见香山买办的身影。在“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摸爬滚打的过程中，香山买办依托洋行的庇护和授予的特权，成立自己的企业，如唐廷枢与林钦合开茶栈，与徐润合伙开设仁和、济和保险公司，郑观应与卓子和一起承办和生祥茶栈。香山是个小地方，香山籍买办是近代中国最先致富的。作为香山买办的代表，郑观应经历起落沉浮，告老还乡，梳理人生旅途，汇编成不朽名著《盛世危言》。

    中山是改革开放的沃土。改革开放十年，中山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6.6倍、6倍、13.6倍，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分别提高79.7倍、6.5倍、37.6倍。中山属于“先富起来”的那“部分地区”，1989年，国家统计局确认全国首批36个城市达到小康，中山位列其中。中山1988年组织发起敬老万人行，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举措，在国内的类似活动起步不是最早的，但一路“行”到今天,是慈善事业的成功范例。

    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买办和华侨一起铸就了殷实的香山。改革开放年代，党的政策和区位优势让中山先富起来。没有香山人和中山的先富，肯定没有《盛世危言》和慈善万人行。

    之三：在屡经风雨的中山故里。香山是孙中山的故乡，民国政府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决定将香山易名为中山，一直沿用此名至今。

    香山人群体是后形成的移民群体。移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背井离乡，浪迹天涯，尽其所能保留中原的传统语言、服饰、饮食、风俗、教育习惯等；另一方面，他们“画地为牢”，“好勇斗狠”，对后来者“表现出强烈的憎恶”，蛮横、勤劳、务实。香山人文特质反映出中原文化精粹。如潮汕人、客家人和广府人至今还是男主外女主内；又如注重家族关系的作用，家族企业大量存在。时近晚年，幽居澳门的郑观应冷静分析，独立思考，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强烈主张“商战”，废八股兴格致分类施教，引进西方刑法制度，加强海防江防边防，熟悉并遵循国际公法，加强外事管理；引导社会舆论，等等。《盛世危言》表达了一个实业家、一个思想者忧国爱国的赤子情怀。

    中山毗邻港澳。1987年底，中山市委市政府发出“娱乐升平迎太岁，太平盛世敬老人”的号召，市文化局到光荣院、颐老院、福利院慰问，受到强烈震撼，提议借鉴香港和澳门公益金“百万行”形式，在春节期间组织一次活动，为老人们筹集善款。1988年（龙年）2月15日，以“娱乐升平贺龙年，万人敬老众心坚”为主题的万人行在岐江桥头如期举行。同年9月成立的中山市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决定把“敬老万人行”改为“慈善万人行”。1990年，市红十字会宣布每年正月初七为中山的慈善日。2001年，市政府根据市民建议，把慈善万人行的日子改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寓意团团圆圆，吉祥美满，情满人间。

    辛亥革命研究专家章开沅认为，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关键，如果社会人文环境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则很难说是已经全面实现了现代化。因此，要领航中国社会转型，中山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之四：在转型路上的有益启示。中国社会转型远未结束。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探索途中，从《盛世危言》和中山慈善万人行的对比中，我们也许能够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必须强化“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意识。《盛世危言》已经具有科学发展的影子。社会的转型要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协调进行。国民收入一次分配坚持效率优先，二次分配把公平放在首位，作为第三次分配的慈善事业是必要而有效的补充。第二，必须强化“金钱仅仅是工具”的人生理念。洋务运动改变了中国，正当工业、武器、学校等都具近现代化雏形且日新月异、蒸蒸日上时，郑观应“不合时宜”地针砭时弊，表达理想，值得后人学习和敬仰。金钱和物质是为人服务的，历年的慈善万人行，增强了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提升了人们的认识水平。第三，必须淡化“人文形象不重要”的错误观念。《盛世危言》是注重人文科学研究的。中山慈善万人行是一种怀着“为人”和“无我”的动机，“由民间团体、个人自愿组织和开展活动”，“不求回报实施救助的高尚无私的支持与奉献行为”（周秋光语）。与物质产品相比，文化一旦形成，就如江上清风、天上明月，对人的浸润和感染是无形的。

    在中国近现代化历史上，中山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盛世有危言，是民族成熟的强音；官民齐慈善，是城市转型的曙光。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如此。

    （作者系广东省中山市社科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