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思尼克是传销吗:“延安五老”，指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

　　“延安五老”，指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人。“延安五老”这一称谓，源自朱德总司令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诗传开后，“延安五老”便在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中叫响了。“五老”其实当时并不老，也就五六十岁，但资格“老”——或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或是我党的创建者和早期党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延安五老”相继辞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五位老人晚节弥坚，为党、为国家和人民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奉献出全部智慧和力量。

　　徐特立：亲密战友朱德称他“老怪物”

　　徐特立是“延安五老”中最年长的一位，1877年2月1日出生于湖南长沙。6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后被广为传颂的信，称徐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自己的先生。徐老的亲密战友朱德也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毕竟你是一个老怪物，一直跑到了共产主义的营垒来，做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老战士，你才算是死心塌地地做了下去。”

　　这位1911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怪物”，“跑”到“共产主义的营垒”时间很特别：1927年4月。时值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大开杀戒。徐特立不怕杀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8月参加了南昌起义。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参加长征，以57岁“高龄”成为红军中年纪最大的男性。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70岁时，徐特立为自己制定了一个20年学习和工作计划。为落实这个计划，他积极锻炼身体，精神抖擞地迈过了90岁门槛，享年91岁。

　　徐特立老人最关心两件事，一是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强调“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二是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因贡献突出，徐老被誉为“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年近九旬的徐特立精神矍铄，坚持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每一次会议，每天工作、学习，忙得不亦乐乎。

　　“文革”爆发后，有人在徐老寓所附近装了几个高音喇叭，昼夜咆哮，今天叫嚣打倒这个，明天高喊揪出那个，致使一向开朗的徐老变得焦虑不安。喇叭一响，他便怒气冲冲地用手杖指着窗外，让家人赶紧把窗口关严实。他常自言自语道：“奇怪，怎么都变成敌人了？怎么个变的呢？不，我不信，我想不通！”身边有人提起林彪，徐老轻蔑一笑，说：“哼，这是个老病号，成年养病，不工作，现在倒当了接班人了！”家人一听非常紧张，连忙阻止他说：“外头有人这么说，被打成反革命了！”徐老愤然道：“我都活90岁了，还怕当反革命？”

　　有一次，徐老和谢觉哉同在一家医院住院，发现有一间大房子的墙上贴有毛泽东的头像，下面是一个很大的“忠”字，人们每天都在“忠”字下面早请示、晚汇报。谢老不解地对徐老说：“这不是把毛主席当成神一样供起来吗？”徐老连连点头，神色凝重地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导师，也是中国人民的学生啊！”

徐老很想找个机会向毛泽东倾诉对“文革”的疑惑，但一直未能如愿。1966年国庆节检阅，徐老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下决心借此机会和毛泽东说几句心里话。检阅尚未结束，他已守候在毛泽东必经的一间屋子里。毛泽东终于走过来了，但身边围了一大群人，徐老没能挤上去，只能远远地向毛泽东挥了挥手，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挥别。

　　1968年11月，徐老病重，生命垂危。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探视。弥留之际，徐老作出了一个决定：把多年积蓄交给组织。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吴玉章：骨折住院避过了“彻底清算”

吴玉章在“延安五老”中年龄排老二，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受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任校长，一干就是17年。

吴玉章校长十分爱惜人才，总是想方设法保护身边的知识分子。1955年，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谢某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吴玉章获悉公安部要逮捕谢某的消息后，十分焦急，亲自找到早年的学生、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说：“这个人的情况我了解，人民大学有责任查清他的问题，是不是查清之后再考虑要不要捕人？”

有一天，公安部突然来了一辆车，从车上下来一个人，命谢某随他上车。谢某心中忐忑不安，心想这下肯定是去蹲监狱了！他一路留意窗外飞驰的景物，发现车子竟然开到了吴玉章校长的住宅前。车子停稳后，他被带进了吴老住宅的东厢房。原来，公安部尊重吴老的意见，让谢某住进吴老家接受“审查”，每月工资照发。半年后，谢某被转移到人民大学宿舍继续接受“审查”。1960年，谢某终究没能躲过牢狱之灾，被公安部送进了秦城监狱。吴玉章虽然没能把谢某保下来，但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使他少受了几年牢狱之苦，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人民大学中国革命教研室主任、历史学家李某，1956年被高教部调去编写教材。1957年反右开始后，他突然听到一个让他魂飞魄散的消息：北京市委某内部刊物称，李某让右派分子参加其擅自召开的校务委员会，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为了洗清“罪名”，李某连忙写了一封要求更正的信，准备送交那个内部刊物登载。发信前，他想起一向关心爱护自己的吴老，便带着信和刊物急匆匆地赶到了吴老的家中。

李某小心翼翼地问吴老：“您看我的信可以发吗？”吴老缓缓地说出一句话：“他们就是要你跳嘛！”之后便不再开口。李某悻悻地离开，耳边却回响着吴老说的那句话。他反复揣摩后，豁然开朗：这封信不能发！

当天夜晚，吴老又把李某叫去，也只说了一句话：“反右派是毛主席决定的嘛，你怎能不参加呢？”李某立即离开高教部，回校参加反右派运动，从而幸运地避过了一场灭顶之灾。事后李某说，是吴老的一句话救了他。

“文革”爆发后，吴玉章被斥为“老走资派”、“黑线人物”，接连受到冲击和迫害，心情十分压抑，1966年10月病倒了。有道是“祸不单行”，病中的吴老突然跌了一跤，导致腿骨骨折。周恩来得悉情况后亲自过问，安排吴老及时住进医院治疗。而恰在此时，造反派正气势汹汹地准备把吴老揪回学校批斗，彻底清算他的“罪行”。国务院通知造反派：吴玉章腿骨骨折，周恩来总理已安排他住院治疗。造反派无奈，只得暂时作罢。

骨折尚未痊愈，88岁的吴老又患上了肺炎，1966年12月12日经抢救无效逝世。

谢觉哉：用病残之躯日夜守护日记本

谢觉哉1884年5月出生于湖南宁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在中央苏区任内务部长，主持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等法令和条例。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1963年4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从扬州视察回京不久，突发中风，口不能语，右手右腿不能动弹。经9个多月的治疗和锻炼，才勉强能走几步。1964年底，80岁的谢老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文革”中，谢觉哉与其他老革命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林彪、“四人帮”整谢老，从翻旧账入手。他们指责谢老在司法方面右倾，在法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还收集谢老历年发表的诗文，罗列出三大罪名：一是《浏阳遇险记》一文丑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二是某篇文章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三是写旧体诗吟咏风花雪月，贩卖封资修货色。

《浏阳遇险记》一文写的是1927年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铜鼓领导驻军起义，在浏阳被团防军逮捕后脱险的故事。文中有毛泽东被捕后，把钱悄悄塞到民团士兵手里而得以逃脱的细节。谢老为何要写这篇文章？那还是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谢老与毛泽东聊天，毛泽东兴致很高，说了这个经历。谢老说，这个故事很有趣啊，你写出来嘛！毛泽东笑道：你来写吧。后来谢老真的就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刊登在《北京晚报》上。身边工作人员得知“四人帮”正在网罗谢老的罪名，很担心，建议谢老给毛泽东写信说明情况。谢老说：“我一生光明正大，可以敞开心扉给人看，写什么信！”

得知许多老战友被打倒，家属受到株连，谢觉哉义愤填膺，说：“封建社会的东西，怎么可以在新社会里重现呢？”“随便抓人、关人，不遵守法律，这都是些什么人搞的？太不像话了！”

谢老从1919年起坚持写日记，几十年如一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视如珍宝的日记本丢失了一部分，但陕北之后写的基本得以保存。他的日记记录了我党我军波澜壮阔的斗争历程和重大事件，当中还有与毛泽东的书信往来，有周恩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文革”爆发后，谢老为保证日记本的安全，让夫人王定国把日记本转移出去，交给一个可靠的老太太保管。不久老太太病危，王定国只好将日记本拎回家。放在哪里安全呢？谢老和夫人一筹莫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发现王定国房间里那张破旧的长沙发是空心的，于是俩人悄悄地把日记本塞进去，把盖子盖上，用钉子把四周钉死。

1969年2月6日，王定国在参加一个会议时突然被宣布为“叛徒”，关进了“学习班”。夫人有家不能回，谢老只得担负起看护日记的“重任”。他艰难地挪移双腿来到夫人的房间，爬上那条旧沙发，日夜躺在上面不挪步。跟随了他几十年的警卫秘书高世文觉得奇怪，劝他说：“这个屋子好久不住人了，太阴凉，还是别在这里睡了，况且定国大姐又不在。”谢老说：“正是她不在，我才要在这里！”

谢老身体衰弱，十分需要人照料。但就在此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时常被叫去开会、学习，炊事员也被撤走了。无奈之下，谢老艰难地用左手给周恩来写信，报告了有关情况。信写好后，他拖着偏瘫的身子，坐车把信送到中南海收发室。3天后，总理收到来信，立即命令有关部门：一定要把王定国放回家！

王定国回到家时，谢老正孤独地躺在旧沙发上。王定国在谢老身旁坐下，用手抚摸沙发，谢老会意，连忙小声告诉她说：“在！还在！”

1971年6月14日，谢老病情突然恶化，次日与世长辞。林彪、“四人帮”、康生刻意封锁消息，下达了不准向遗体告别、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吊唁等禁令。获悉谢老病逝的噩耗，周恩来心情异常沉重。他顶住压力，果断地作出指示：要举行告别仪式！要发消息！要登照片！

朱德从报上看到谢老病逝的消息，生气地说：“谢老死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他用手杖把地面敲得咚咚作响：“这是什么世道啊！”

董必武：在遗言中提醒“党内还有绊脚石”

董必武在“延安五老”中年龄排老四，是五人中最后去世的一位。

董老1886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0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参加党的一大，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职。是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十年动乱，他经历了其中的9年，抗争了9年，并竭尽全力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1966年“文革”爆发，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老已过80岁。在承担一些国务活动的同时，他还醉心于一件事：南下北上推动植树造林。

随着“文革”的全面展开，全国出现动乱。1966年11月12日，董老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冲破中央文革小组设置的重重阻力，主持召开了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接见了与会的外国朋友、华侨代表和港澳人士。

有一天董老回到家，忽然发现墙上的毛主席像下面挂了一幅林彪手迹的“四个伟大”，一问才知道是身边一个思想“革命”的工作人员自作主张挂上去的。董老对“革命”同志说：“我看一个‘伟大导师’就可以了。”“革命”同志坚决反对。董老耐心说服他，没想到对方的态度极为恶劣。一向心平气和的董老激动起来了，大声说：“用一个‘伟大导师’就好了！如果有人来诘问，就说是我讲的！”后来，董老得知林彪的“四个伟大”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感到非常欣慰。

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不择手段地打倒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老虽没实权，但德高望重，原则性强，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所以也成了被迫害的对象。他们首先从迫害董老的子女入手。1967年1月4日，董老心爱的小儿子良翮离奇地被捕入狱，半年后被释放出来。次年3月，良翮又再次无端入狱，后经周恩来总理过问才获得释放。董老唯一的女儿良翚，也险些因莫须有的所谓“贺龙欲谋杀毛主席”的“手枪事件”而遭殃。久经风浪的董老明白，这一切都是冲着自己来的。

董老不顾个人安危，为被冠以“特务”、“反革命”等罪行打倒甚至被关进了监狱的老战友、老部下书写证明材料，为他们洗脱“罪名”。

在“文革”动荡之中，董老默默地协助周恩来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那就是打开我国的外交局面。“文革”初期，我国驻外大使除埃及外，均奉调回国，外交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到了1969年，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我国恢复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久，美国主动表达了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与美国建立关系的决策。以此为契机，我国加强了外交活动，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此时，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已被迫害致死，85岁的董老责无旁贷地挑起了相关国务活动的重任，接受国书、接见外宾，非常忙碌。1971年，董老已行走困难，但仍坐着轮椅参加繁忙的外交活动。1975年1月16日，离去世不到3个月，90高龄的董老以重病之躯最后一次接受国书。

1975年4月2日，董老病逝。逝世前留下遗言：“党中央开了会，党内还有绊脚石……”

林伯渠：累倒在工作岗位上

林伯渠的年龄比董老还小15天，但却是“延安五老”中去世最早、最突然的一位。1960年5月，林老被诊断患有严重的心肌梗死，却依然埋头工作。经不住身边工作人员的反复劝说，他只得放下手头的工作住进了医院。入院前，他嘱咐秘书代他向中央办公厅请假，说：“我去医院住三四天，最多不超过一个星期就回来。”5月29日，因病情突然恶化，抢救无效，74岁的林伯渠与世长辞。

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临澧，早年参加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是我党最早一批党员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7年冬至1948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建立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林老生命的最后时光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忙。林老把定期下去视察、调研当做一种工作习惯。1955年，先后到了湖南省的益阳、常德、临澧等县调研，找基层干部交谈，了解到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大跃进”运动于1958年全面展开，随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刚开始时，林伯渠曾被热火朝天搞建设的动人景象所鼓舞，但很快他就觉察出了一些问题。从1957年到1959年，他先后到了广东、内蒙古、辽宁、福建、湖南等十几个省区视察，对各地出现的大炼钢铁用劳动力过多、运输困难、部分省市严重缺粮等问题深感忧虑。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力戒浮夸片面”等建议。

1958年10月，他代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赴银川，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庆祝活动。会后，他抓紧时间搞调研，深入工厂和农村，与工人、农民交谈，还细致了解当地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情况。开会时，他要求中央代表团的同志统一坐大汽车，不允许坐小车，为的是减轻地方的接待压力。晚上观看表演，他反对将代表团集中安排在好位置上就座，要求把代表们分散到观众中去，以便更多地接触群众，倾听意见。从银川回到北京后，林伯渠立即参加了孙中山先生诞辰92周年纪念仪式。

1959年7月1日，林伯渠在庐山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他的发言提纲中，虽然总体上还是肯定“大跃进”的，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比如，他认为“我们的不足”是“忽视客观规律又未能综合（平衡）”，当中有属于发展中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是不可免的，但也有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如刮“共产风”、“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这是“脱离群众的”。他指出，“过去成功了的革命，经过多少周折！现在向自然开火，已遇到和将遇到的困难，不会比以往革命少些”。因此，主张“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强调“应该掌握客观规律”，要“全面执行党的政策”。7月13日，他写下《庐山即景》一诗，诗中写有“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作结论”之句，批评了“大跃进”中违反自然客观、脱离实际的浮夸现象。庐山会议结束后，林老发起了高烧。身体尚未痊愈，便率领一个代表团出访蒙古。1960年3月下旬，林老接连出席了几个重要会议。4月，接待访华的蒙古代表团，连续工作十来天，当时他正患重感冒。没等病愈，又参加了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及庆祝五一劳动节等活动。

过度的劳累，将林老的健康摧毁，并猝不及防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林老的突然逝世，使全党全国人民深感悲痛。6月2日，首都各界人民群众一万多人隆重举行公祭。 （摘自《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