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手工俱乐部我自豪:在“中医中药的深层次问题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在“中医中药的深层次问题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2007年3月18日，北京协和医科大学）

张功耀

会议组织者在开会通知上开列了5个问题，希望我们发表意见。我准备了这个书面发言，现在发给大家，请与会者批评指正。

1、中医是科学，经验，还是文化？

答：都不是。

· 关于中医不属于科学。

一种理论是不是科学，不是自我标榜就可以的。把“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医科学研究院”并不能说明中医的科学性。中医不属于科学，大致说来有以下三点可以证明：

（1）中医概念（包括最基本的五脏六腑、病机、病名、脉象）不明确，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极为混乱。

（2）中医没有实验基础。中医没有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病原学基础，就对疾病现象的理解来说，中医至今还没有“病灶”概念。一种既不能理解人体，也不能理解疾病，甚至还没有找到理解人体和疾病的途径的医学，能算是科学医学吗？

（3）中医不是任何意义上整体医学。把中医吹嘘为“整体论医学”亵渎了整体论哲学的荣誉。

首先，中医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论”。

受精卵是一个整体，一个月的胎儿也是一个整体，刚生下的婴儿还是一个整体，从正常人体到有病人体的演变，是以这种“不可分割的整体论”的方式发生的吗？有那一种中医理论可以说明这一点？

其次，中医也不是“可分割的整体论”。

众所周知，局部发炎会导致整体发烧。这里的“局部”，已经从“整体”中分割(其实，这里的“分割”只是观念上的分辨，不是物理上的“切割”）开来了。中医有那一个理论认识到了“局部发炎”与“整体发烧”的关系？中医至今还没有“病灶”概念。这意味着，中医还不知道怎样对整体进行分割，即不能从身体的整体结构中分辨出病灶。一个不会对整体进行分割的医学，可以被称为“可分割的整体论”吗？

我在我的博克上发表了《中医中药理论是地地道道的伪科学》（上），已经指明中医中药的概念是伪概念，中医中药的逻辑是伪逻辑。下面我还将要证明，中医中药的经验是伪经验；中医中药的方法是伪方法；中医中药缺乏疗效评价，而且一直热衷于“个案有效”，不敢正视“个案无效”；中医中药的语言属于伪科学语言，思想表达上不明确、不严谨，充满江湖口吻。我将依据科学的基本特征，系统地证明中医基础理论的伪科学特征。

· 关于中医不是经验医学。

所谓“经验”，包含三种最基本的实践形式：观察、实验、测量。由“观察”得到实体性描述；由“实验”得到因果关系；由“测量”得到被认识对象的数据信息。

西医通过观察发现了疾病的“自愈性”、“自缓性”、“自限性”、“趋平均性”，中医的“观察”得到了什么？一个中医肝病专家，终身没有见过人肝，能说这样的医生具有观察经验吗？事实上，中医至今连五脏六腑的实体性都不能用观察语句来描述。此外，中医至今没有实验依据，也没有测量数据信息，就如人体37℃为正常体温这样的数据信息，中医也没有。所以，中医至今不能做体检。一种连体检都不能做的医术，其诊断方法到底有多可靠，是可想而知的。再有，中药有秽物入药，金元时期尤甚，如百齿霜（梳垢），白龙沙（白狗粪便中未消化的粟米），牛洞（牛屎），马通（马屎），这些都被当作“药”来使用，并且几乎每一本药书都说这些秽物是“无毒”的，这难道是通过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吗？

· 关于中医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化。

医学所面对的是人体，而人体属于自然界的范畴。因此，当医学研究疾病的产生、治疗和病程演化的时候，毫无疑问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文化。

“中医药文化”是有的。中医生喜欢自我吹嘘“华陀在世、岐黄复生”，热衷于咬文嚼字和故意做雅（如把蝙蝠屎说成“夜明沙”之类），在判断植物的药用价值的时候望文生义，比如，用千里光治疗眼疾，用合欢树治疗夫妻吵架，用忘忧草治疗心情郁闷。立方配伍不做实验，也不进行安全性论证。中医不研究眼睛的构造，却热衷于“五轮八廓”的标榜。这些都属于中医药文化的范畴。这样的医药文化通常具有哲学、宗教或信仰的背景，是值得研究的。但是，当医学面临治病救人这个问题的时候，医学属于科学，不属于文化。

2、如何定义科学？自然科学的定义是否适合于定义中医？

答：既然中医也要努力解决治病救人问题，则它必须自觉地向科学看齐，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治病救人问题。文化可以麻痹人、欺骗人、约束人、安慰人和鼓舞人，但不能治病救人。

“科学”是从笛卡尔的“真实而确定的知识”（Vera et certa scientia）这个短语延伸而来的。这意味着，一切关于自然界存在和演化的真实而确定的知识就是科学。以后的科学哲学关于“什么是科学”的争论，都是围绕着“真实”和“确定”这两个概念而展开的。笛卡尔本人在解释满足真实而确定的条件的时候给出过五个准则：

第一，科学是有秩序的知识。在20世纪的科学哲学中，这个准则叫做科学的“有组织性”。

第二，科学概念和逻辑关系“对任何有心人开放”。这条准则，现在已经被表述为科学的“可理解性”。

第三，科学的美与自然界的美具有一致性。如果科学的理论构造不能满足与自然美的一致性，那一定是科学理论出了问题，而不是自然界自身存在问题。这个标准，现在已经被描述为科学的“完备性”。

第四，科学是建立在最不可怀疑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说，科学所赖以存在的经验基础与逻辑基础都能够经得起怀疑。经不起怀疑，甚至拒绝怀疑的知识体系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这个准则，现在已经被概括为科学的“可检验性”。

第五，科学不限于对某些特殊事物的认识，而是“可以推广到其它领域”（笛卡尔语）的真理。假若一种疗法只对一个特殊的患者有效，对别的罹患相同疾病的患者，尤其是对任意的“下一个”罹患相同疾病的患者没有效，则这个疗法就不能算是一种科学的疗法。这个准则，现在我们通常把它叫做科学的“普遍性”。

以上五条标准，中医一条都没有达到。所以，中医至今还不能叫科学。

尽管科学定义的表述可能不同，但科学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就如我们没有人的标准定义可以区别“人”与“非人”一样，我们没有标准的“科学”定义，也能依据科学的基本特征来区分“科学”和“非科学”。关于科学的基本特征，我将在我即将出版的论文集著作《科学技术的历史与哲学论稿》将给以系统地回答。

认为科学具有“双重真理标准”，是四人帮在我国科技界的流毒还没有彻底肃清，或这些流毒已经死灰复燃的标志。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开展了科学技术领域的拨乱反正，废除了“自然科学真理也具有阶级性”的提法，正式确认了“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这个结论，后来延伸到了“所有的真理都没有阶级性”。这就是说，不存在什么“无产阶级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科学”的区分，所谓“东方科学”和“西方科学”的提法也是不能成立的。把伪科学标榜为“民间科学”，就更加可笑了。哥白尼、牛顿、波义尔、戴维，甚至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所搞的科学都是“民间科学”，他们都非常认真，遵守科学规范，自觉接受科学界的检验。任何游离于科学方法之外，拒绝接受科学检验的“科学”，不管它是来自民间，还是来自官方，都有可能是伪科学。

1976年，李约瑟博士在《交叉科学评论》第3期上发表一篇论文，讨论“中国科学”和“西方科学”的融合问题。其中特别指出，“中国科学”的提法不能成立。所以，他的“中国科学史”概念是 “科学在中国”。比如，他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表达是science in ancient China。同时，他也认为，所谓的“西方科学”也不能成立。通过这样的考察以后，他引入“文化积淀”这个概念研究了“各民族的科学”走向“普世科学”（oecumenical science）的过程。从那以后，科学具有普世性，不具有民族性，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

其实，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提过一个“世界性文学”这个概念，否认所谓“民族性的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性文学”概念比李约瑟的“普世科学”概念要早128年。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我国还有人鼓吹“民族性的科学”，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这种鼓吹，如果仅仅是出于一种民族情感和对科学的无知，那是可以原谅的和值得同情的。但是，如果明明知道不存在所谓“民族性的科学”，硬要给不科学的、甚至属于迷信的东西用“民族的科学”去涂脂抹粉，那就是别有用心了。

据笔者考察，把中医标榜为“民族性的科学”通常是以“中医有效”来做脚注的。他们的理由是，西医有效，中医也有效，所以西医和中医都是科学。

其实，“有效”从来就不是确立科学的依据。如果一个病人先看西医，西医没有看好再看中医，中医还没有看好，再找巫婆神汉化水，结果好了。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根据这个“有效”把巫婆神汉的迷信活动也标榜为“民族的科学”，而把西医和中医反倒斥责为“不科学”。

再举欧洲两种哲学医学理论对感冒现象的解释为例。

古欧洲人与古中国人相类似，都把“感冒”叫做“着凉”（catch cold）。对这种疾病现象，在古代欧洲存在两种解释。

一种是根据希波克拉底（公元前5世纪，与传说中的扁鹊为同一时代）的体液学说所做的解释。根据体液说，人体的健康在于体液的平衡。由于天气寒冷，患者没有采取恰当的御寒措施，使得腠理紧张，体液排泄不畅，于是就导致了“着凉”。其疾病表现就是一身紧，发烧，流鼻涕，打喷嚏。治疗的原则就是把没有排泄出来的体液排泄出来，把“着凉”后变紧张了的腠理重新恢复松软，基本做法就是发汗。

另一种是根据阿斯克莱皮亚得（公元前1世纪，比传说中的华陀大370岁）的原子论学说所做的解释。他认为，决定人的健康和疾病的东西是微观粒子。这些微观粒子需要借着身体小管和毛孔而不断地运动、结合或分离。当天气变冷时，这些小管和毛孔就会收缩，使得身体里边的粒子运动停止或减缓运动，如果不采取防寒措施，人体就会“着凉”。着凉意味着小管和毛孔堵塞。因为身体自己有一种自动恢复的倾向，于是就出现打喷嚏，想呕吐，发烧这样一些现象。治疗“着凉”的基本原则，就是采取措施使小管和毛孔重新舒张。

这样的解释和治疗方法有效吗？有效！科学吗？不科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解释更接近于整体论，而且其解释逻辑比现代中医的解释更明确。但是，这样的整体论解释并不充分。比如，希波克拉底体液说把人体的体液平衡当作健康的基本条件，但是，这个健康条件并不充分，因为有些体液平衡的人也会生病。其次，天气变冷使腠理变紧，导致体液流通不畅，应该是对所有人都均衡发生的过程。但是，在相同条件下，有的人生病，有的人不生病。

我们只要认识到，“有效不是确立科学的条件”，我们就不会以“跟着感觉走”的方式来确立我们的科学观了。

3、医学是地方性的，还是普世性的？

答：根据科学的普遍性准则，任何科学医学必然都是普遍性的，不可能是地方性的。

我们这个民族今天还讨论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个民族莫大的悲哀，用前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先生的话说，这是“最叫人短气的”。

科学的普世性决定了医学的普世性。这意味着，一种医学理论或医学方法，当它对中国人有效的时候，对其它民族的人民也应该是有效的。不存在一种医学理论或方法只能解释中国人的疾病和对中国人有效，不能解释外国人的疾病和对外国人无效的现象。因为最高贵的教皇所得的感冒与最低贱的流浪汉所得的感冒是相同的。

疾病现象中有一种地方病现象和一种群发性现象。前者如南美洲的恰嘎病和中国的克山病，后者有军团菌感染引起的肺炎。但它们不能说明医学也有地方性。人类征服地方病和群发性疾病的方法，依然是具有普世性的。1935年，我国首次发现克山病的时候，只限于黑龙江省的克山县。现在，随着我们认识范围的扩大，这种地方病范围扩大到了从东北到西南的一个狭长区域。尽管我们目前对它的病因还不清楚，但是，只要确诊为克山病，在黑龙江省治疗克山病的有效方法，用在其它地方征服相同的克山病也必然是有效的。同样道理，军团菌感染引起的肺炎，最初是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军营里群体爆发的，但医学科学征服这种疾病以后，所有军团菌感染的肺炎都能够用相同的方法进行诊断和治疗。

其次，医学方法的多元性也不否认医学科学的普遍性。一种疾病可能采用多种方法进行诊断和治疗。但是，只要一种方法对对应的疾病有效，它就应该满足普遍有效。否则，如果一种医学方法只能满足个案有效，而不能满足普遍有效，这种医学方法是不应该贸然用于临床的。

还有一种疾病现象是导致医学具有“地方性”的认识论根源。那就是把“症”等同于“病”。众所周知，具有感冒症状的并不都是感冒。于是，当一个医生用治疗感冒的方法去治疗具有感冒症状的病人的时候，就是出现医学具有“地方性”的误解。SARS的早期症状就像感冒。当你用治疗感冒的方法去治疗SARS的时候，就会出现所谓的“地方性”。

可见，说医学具有“地方性”存在一些认识论上的偏差。克服这些偏差，一切有关“医学具有地方性”的认识障碍就会冰释。

4、中医在当代的医学体系中是什么定位？中医的未来走向是什么？

答：中医自身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它自己的定位和走向。陆渊雷说，中医被废的危机来自中医自身，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愿意，现在就把张功耀和方舟子拉出去枪毙，然后再把我国原计划增加军费开支的17.8%全部加给中医，也未必能够挽救中医被废的危机。

同其它民族的原始医学是从本能医学开始的一样，中医也是从本能医学开始的。但是，中医在后来的发展中被引错了路。使它在本能医学上面凭空增加了一些玄迷的思想外壳。这些思想外壳窒息了中医的生机。

战国时期，我国先民对“医”还保留着一种警惕，即所谓“谨疾之道”。《周易》有“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无妄之药，不可试也”的说法。《礼记·曲礼》还把“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作为一种礼节记载下来了。《汉书·艺文志》记载医方著作很少，没有20部。而且，一本医方著作，记载方剂最多的也只有12个。这些都说明，从远古到西汉，我们的先民对待疾病是十分慎重的。

从东汉开始，中国的学术风气开始浮躁和退化了。捏造伪书，自我标榜，故意做雅，欺世盗名的人多起来了。正是东汉时期的儒生违背古代的“谨疾之道”，医书也开始泛滥起来。一些民间医术，被阴阳五行八卦之类的东西搞得混乱不堪。仿佛一本书只要写得读者看不懂，就算作者有水平了。

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曾经写过一本小说，叫《唐·吉珂德》。那唐·吉珂德的第一个癖好就是喜欢读“奇书”、钻“奇文”。塞万提斯说，越是那些要是亚里士多德活过来也不可能弄懂的“奇文”，唐·吉珂德越喜欢读，喜欢钻。其实，经由东汉文人写出来的那些东西，别说一个亚里士多德复活过来，就是全世界已故的哲学家都活过来，也是不可能懂的。恰恰这些不可能被弄懂的东西，在我国培养了成千上万个唐·吉珂德。

一个学术领域被一些人引错路，在科学史上并不少见。亚里士多德在力学和光学中引入“第五元素”，误导了人类2400多年。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盖仑的灵气学说，也曾经误导过欧洲的医学很长一段时间。到15世纪，德国还流行过“宇宙医学”。这些都是在医学领域曾经误导过人们的东西。可是，欧洲人没有把这些理论当作“祖宗的”“民族的”“奇葩”“国粹”封闭起来不让别人置疑。一个医生或医学家，在医学史上犯错误是正常的。犯了错误而不允许后人怀疑和纠正，则是不正常的。中医的错误就在于，自东汉文人背离谨疾之道以后，就没有人起来纠正错误，以至于谬种流传到了今天。

东汉以前的医书出版可能还比较慎重。那时的医书可能还讲究一些“三世”经验。东汉以后，医书中经验性的东西越来越少，矫揉造作的东西越来越多。许多医书的作者没有行医经历，写出来的书居然被当成了不可更改的教条。《黄帝内经》的早期著作者是谁，至今无考。但冒充师傅珍藏密授为《黄帝内经》作增补的王冰，不是医生。写《针灸甲乙经》的皇甫谧，终身也没有给人看过病。《神农本草经》是谁写的不知道，宋朝的一些学者认为是张仲景伪造的。张仲景这个人不是职业医生，他是长沙太守，他当这样大的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亲自进行医疗实践和鉴别。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伤寒论》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由原来的16卷变成了10卷。后来，晋代的王叔和胡乱伪造了一本《金匮玉函经》16卷来冒充《伤寒杂病论》。到了宋朝的时候，真正的《金匮玉函经》被找到了，人们才发现王叔和这个人在学术上的伪造劣迹。王叔和还写了一本《脉经》。现在中医界的人还在把它当“脉学圣经”。其实，他的书是信不得的。

中医如果保持战国时期的传统可能要好些。可惜，它在错误的道路上走的时间太长，在阴阳五行之类的“奇文”中陷得太深，它自己早就已经中断了走向科学化的可能性。我认为，中医已经没有什么“走向”了。回归民间是中医唯一可能的去处。因此，我对中医未来的判断是，中医中药既不可能现代化，也不可能科学化。但是，用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手段研究中医还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我所谓“用现代化或科学化的手段研究中医”，目的不是去拯救或发展中医中药，而是为我国目前还在选择中医中药的公民，提供一些与维护生命安全有关的咨询意见，为政府有效监督中医中药提供一些科学依据。

5、为什么关于中医中药的争论不能达成共识？

关于中医中药的批判其实是古已有之的。宋朝的寇宗奭批判过药的“四气理论”，沈括批判过中药里边的“归经”概念，还批判过“人有三喉”和“五运六气”，并且注意到了某些中药从“大善”转为“大毒”的现象。清朝的王清任系统地批判过中医的“脏腑学说”。不过，引起对中医中药发生旷日持久的争论的，还是从1879年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开始的。

导致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的原因，可能是西医进入中国以后中医出现的尴尬。

1569年，葡萄牙籍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医生卡内罗在澳门开设圣加礼医院。这是中国的第一所医院。此前，中国只有药铺和郎中，没有医院。这个时候的欧洲医学，以维萨留斯发表《人体解剖论》为标志，解剖学已经登上一个新的高峰。14世纪开始的病理解剖，使得欧洲古老的疾病概念，挣脱了旧的医学思想的束缚。“病灶”（disease focus）概念已经形成。药物学已经被引上了化学的道路，形成了结晶、浸膏、酊剂等新的药物形式。

当时的葡萄牙，并不是欧洲医学最发达的地区。来澳门的医生也不是欧洲顶尖级的医生。不过，中国人毕竟开始感受到了一种新的医学气息。除葡萄牙人在澳门办医院外，意大利人利玛窦开始在北京传授神经生理学，德国人邓玉函在上海传授人体解剖学。这些新的医学实践和医学理论，开始动摇中国传统的医学思想。

17世纪末，来华的欧洲医术陆续展现出了它无可比拟的优势。其中，最突出的医学事迹有如下一些：

1693年，康熙皇帝打摆子，中国的所有医生束手无策，葡萄牙医生刘应（Mgr Claudus De Visdelou）用不到两钱的金鸡纳霜，只两天时间就让康熙皇帝康复了。

1805年，英国医生皮尔逊把种牛痘的方法介绍到中国，大大降低了天花发病率和死亡率。虽然中国古代也尝试过种牛痘，但是，既不可靠，也不安全。

1835年，美国基督教医生伯伽在广东创办眼科医院，用简单的消炎方法一年接治眼科疾病患者达2000多人，使得当时使用中医方法治疗眼科疾病的医生叹为观止。

1844年，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仁济医院”实现了断肢再植，并成功地为一个妇女切除了一个巨瘤（有“妙手割瘤图”流传后世），在整个手术过程中，病人并不觉得痛苦。与之相关的医术便是剖腹产。这种在中国死亡率相当高的疾病，在仁济医院可以非常安全地得到解决。

此外，仁济医院施行导管洗胃抢救中毒病人，也是使中医生们大跌眼镜的。据郭嵩焘记载，19世纪90年代仁济医院抢救中毒病人的人数一直保持为3位数。它比中医推行喝绿豆汤、喝羊血解毒要可靠得多。

西医的神奇和中医的尴尬，使得不少中国人对中医丧失了信心。19世纪60年代的一位叫葛元煦的中医，在欧人成功实现断肢再植以后写过一首《竹枝词》：

断肢能续小神通，

三指回春恐未工，

倘使华佗生此时，

不嫌劈脑治头风。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安徽桐城的吴汝纶医生更是认为：“中医不若西医，若贲育之与童子。……故河间、丹溪、东垣、景岳诸书，盖可付之一炬。”

遗憾的是，中医至今还没有发展出这样一些医疗技术。

19世纪下半叶应该是中国医学融入世界医学体系的最好时机。可惜，中国人口太多，医生所面临的治病救人的压力太大，“土医”的活动空间大大超过了“教士医”（西医）。仁济医院原来看病是施舍的，大约是中国要求治病的人口太多的缘故，仁济医院的施舍没有能够长期坚持下去。这表明，当时的西医毕竟是“远水”，它救不了中国病夫盈门的“近火”。再尴尬的中医也是断不可少的。于是，中国人“明知菩萨不灵又怕打了菩萨”的矛盾心理就这样形成了。

医学是人命关天的科学。欧洲中世纪曾经禁止了许多学术，唯独没有禁止过医学。我国大陆的情形则不同，欧洲中世纪都可以讨论的医学问题，我国到20世纪下半叶有50多年的时间，根本不允许对中医说半个不字。直到去年中医存废大讨论中，还有平面媒体公开发表“不容置疑”的言论。其实，没有任何科学有免于批判和置疑的权力。科学的基本精神就是怀疑精神。“不容置疑”不符合科学的基本精神。

2005年中医存废问题大讨论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场大讨论中，我国一些习以为常的医疗观念得到了反思。一些体制建构引起的积弊也在讨论中充分暴露出来了。其中最伟大的成就就是，中医中药终于从高高在上的神坛上被拉下来了，成为每一个民众都可以自由讨论的东西了。

正由于中医中药待在神坛上的时间太长的缘故，我国许多公民对于学者们公开发表对中医中药的批判，心理准备不足。神坛上的神，对于敬神的人来说，尽管它没有用，也不愿意它被打掉。这是敬神的人的基本心理。《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正好印证了这个心理。这项调查显示，87.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相信中医”。但是，仅有27.7％的人声称，“如果生了病，愿意首先看中医”。其实，这27.7%的人当中，还有许多是渗透了不少心理暗示的，有些答卷者可能自己就是中医或具有中医背景。

我国公民为什么明知菩萨不灵又害怕把菩萨打掉呢？

第一、对科学技术进步可能造成的后果缺乏清醒的认识。

恩格斯说过，科学技术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这股力量对于旧事物有摧枯拉朽的能力。科学技术的这种革命后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社会，不可能既接受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又要保守基于旧技术的存在物。现在，骑兵部队已经灭亡了，用长矛大刀打仗的没有了，蒸汽机车也没有了，20年前，长沙还有个专业的汽车喇叭厂，现在也没有了。为什么呢？是骑兵部队作战“无效”吗？不是！是长矛大刀杀不死人吗？也不是！是蒸汽机车开不起来吗？完全不是！人们并不是因为它们无效而淘汰它们，而是因为它们落后要淘汰它们。一个清醒的人，不应该讳言这样的新陈代谢。对科学技术进步引起的社会后果，早知道，早获益；谁知道，谁获益；谁不敢及时地面对这个可能发生的后果，谁就会倒霉。

医学同其它科学一样，也是不断进步的。古埃及的平安莅临者医生生于公元前2725年，在公元后一世纪被罗马帝国的台比留皇帝奉为“医神”。能够被奉为医神的人，他创造的医术难道是无效的吗？但是，医学科学的进步，使得原来的医神也黯然失色了。

中医治疗一个肛瘘病人，非得把它先辨出“实证”和“虚证”，然后再根据患者的体质，辨出“脾气虚”或者“肺气虚”，再开一剂萆薢渗湿汤（萆薢、苡仁、黄柏、赤苓、丹皮、泽泻、滑石、通草），脾虚再加白术，肺虚再加麦冬，煎水内服，再动员患者用莲子壳烧烟熏肛门，用猪大肠煮蚕豆补身体。这样的“整体疗法”，折腾一个月甚至半年也未必能把肛瘘治好。可是，依据现代医学科学方法，治疗这种病非常简单。

新的医学方法必然冲击落后的医学方法，这种趋势谁也阻挡不了，为什么还要讳言呢？

第二、冲击了一部分人的当前利益。

50年代，我国进行了一次“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这场“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中，未经任何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程序，就创办了中医药大学、中药厂、中医研究所、中医医院。这个体制建构导致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其中，最严重的是在这些社会建制的框架下累积了依靠这些社会建制生存的人口大军。无庸讳言，目前，这支人口大军的生存环境非常尴尬。不用说别的，现在的中医医院已经名不副实。中医医院靠西医项目生存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而且，中医医院的西医因素如果小于80%，这所中医医院的经济效益肯定不会好。50多年以来中医药大学的教育，累积了那么多靠中医吃饭的人，尽管大家都知道中医已经衰落，靠中医吃饭已经靠不住了，但中医似乎又还是他们的“依靠”。这种心情与当年国有企业里的职工的心境相同。尽管企业不景气，总归还有一个企业，于是，许多求稳的人就靠着国有企业这个“影子依靠”过日子。只有大胆一点的人及早脱离了这个“影子依靠”，自己下海闯出了一条生路。当前，中医这个靠山其实就是一座“影子靠山”。但是，并不是所有靠中医吃饭的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有的至今还相当痴迷于这个“影子靠山”。受“明知菩萨靠不住又生怕打了菩萨”的矛盾心理支配，他们便不顾一切地起来保护这个“影子靠山”。

第三、我国公民的民族心理脆弱，对通过创新来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我国的文化国力，缺乏足够的认识。

不管什么文化，也不管这种文化在过去怎样辉煌，都必须在发展中才能保存下去。对旧文化文过饰非，是不可能真正地保存和弘扬旧文化的。要创新和发展，就要敢于打破一个旧世界。

有的人喜欢谈论辩证法。其实辩证法的核心所强调的是事物的辩证否定。所谓“辩证的否定”，其含义是重在否定，而不是重在肯定。黑格尔哲学首先是脏水，是要倒掉的东西，其次才是把孩子捞出来的问题。没有否定，没有发展，就没有辩证法。卡尔·波普尔的科学进步观采取的是“试探－除错”模式。其中，“试探”相当于“肯定”，“除错”相当于“否定”。只有试探，没有除错，科学就不可能发展。中医的问题就在于，它只有“试探”，而且所有的“试探”都没有科学指导，至于中医的“除错”（否定）勇气，至今也没有。

欧洲医学的历史，是一部不断自我否定和自我发展的历史。它的任何一个否定过程，都使医学思想和方法得到了更新。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欧洲的医学不但自我否定，还吸收其它民族的医学来丰富自己和否定自己。阿拉伯的医学、拜占庭的医学都曾经在欧洲的医学进步中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东方医生阿维森纳的《医典》，曾一度成为欧洲医生的圣经。这些外来的医学思想和方法曾经改变了欧洲医学的许多方面。尽管琴纳（Edward Jenner）医生发明的种牛痘方法与中国、印度和埃及没有关系，但是，欧洲医学史家还是把最早记载天花的荣誉的归于埃及，把种牛痘早期探索的荣誉归于印度、中国和土耳其。

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公民的民族心理至今不成熟。一些自认为对中国哲学有研究的人，甚至还在竭力为迷信辩护。这种脆弱的民族心理，严重扭曲了我国公民的爱国热情。他们错误地把爱国等同于文化保守。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种基于脆弱的民族心理而形成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当今中国社会变革的最大障碍，也是妨碍中医中药大讨论形成基本共识的主要原因所在。

文化保守主义是国家和民族进步的大敌，应该彻底批判。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应该要有一种成熟的民族心理，这样才能在世界的风云变幻中，“风吹不动，沙打不迷”，理直气壮地融入国际社会，昂首阔步地走向未来。保守过去，为过去的落后做辩护，为死人脸上贴金来争回活人的面子，并不是我们的光荣。只有不断使中华文化重现蓬勃向上的生机，才是我们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