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纳酱是哪个动漫:精英的“灰飞烟灭”与大众的“浴火重生”(上)

　　2010年11月13日，就在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百年校庆之际，一把大火却没有任何预兆地降临在了这所学校的头上。该校历史最悠久、意义最重大的建筑——清华学堂，在这场大火中遭遇了重创。虽然在外观上看不出来主体结构有任何损坏，但是，当两眼蔚蓝色的天空透过空洞的窗棂呈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知道，里面的木结构材料早已经灰飞烟灭了。

　　我明白这对于一座建于上世纪初的建筑意味着什么。南开中学的校史馆——伯苓楼，那栋跟清华学堂相差仅几岁的建筑，我有机会出入过很多次。古老的木楼梯、木地板在你的脚下嘎嘎作响，似乎那声音是要跟你讲述一段段故事。它可能会告诉你，周恩来当年喜欢在哪个窗户向外眺望那盛开的西府海棠，张伯苓当年在哪个房间里用一口浓重的天津话跟杰出的学生促膝长谈。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清华学堂——那曾经是四大导师授课的地方，到现在都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象征。它的对面不远处就是“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字箴言就镌刻在上面。现在，静安先生的碑还在，而他在学堂里的足迹真的是灰飞烟灭了。难怪有清华学生在人人网上说，起火的那天晚上，看到一位老教授样子的人，推着自行车，在寒冷但明亮的夜幕中痴痴地站着，仅仅穿着单衣，一句话也不说。因为他明白学堂对清华的意义。

　　正是在这种文化建构的意义上，一位留学海外的清华学子特意用繁体字书写了自己的感叹：“學堂對每一個清華人來講，意義自然遠非一座建築、一個國家級保護文物那麼簡單，她是一種自由獨立的精神，一段厚重的歷史，是清華的百年滄桑，甚至是那個時代的人文之魂，是每個清華人心中不可侵犯的神聖。尤其對我這樣一個遠在重洋的遊子而言，學堂此番蒙難，就像是家園被毀，瞬時沒有了歸屬感。我也怨為何不天降甘霖，我甚至悔恨我此時不在她身邊，無由睹其憔悴容顏。”[1]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从一个学堂的失火而导引出的社会文化意识：在清华学生看来，学堂的劫难，其实是“自由独立精神”的灰飞烟灭，甚至是理想的精英人格的最后一点象征符号的灰飞烟灭。

　　一、同情心的丢失：精英与大众对立的表象

　　然而，我这篇文章讨论的重点并不在学堂失火事件本身。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易新闻上注意到了网友们的评论。那其实已经远远超出“评论”的范畴了，而简直就是一场争吵。我不知道争吵的由来，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清华大学某学生在这场争吵中无奈的言辞：

　　唉!随便你们怎么说吧，清华人选择沉默。烧的不是你们家，你们不知道悲伤。中国人就是这个样，能有什么办法?我们只是觉得委屈，难道我们一天天努力地跟狗一样，为了就是振兴你们这群人的中华吗?我们有99%的就业率，但我们还是高分低能。各大工程都有清华人的身影，但我们还是对不起社会……没有办法，纳税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你们纳了点的税款，就对社会做出了比两弹一星大了无数倍的贡献。反正社会上清华人少，非清华人多。清华人所能做的，只有沉默。行胜于言，你们再说也改变不了什么，清华，永远是清华!

　　我能够看出来这是怎么一回事了。肯定是在报道清华学堂失火的这则新闻下面，网友的留言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惋惜、心痛或者同情之情，相反，是一系列的冷嘲热讽甚至谩骂。清华学生在后面发的一篇总结性的长文证明了这一点：

　　在我发这篇帖子的时候，这篇新闻下边的评论主要还不是对清华本身的批评，也不是对资源分配的不满，而是很多不分青红皂白的、对清华学堂着火事件的谩骂、羞辱、嘲笑。后来的很多评论说拆迁、批清华都是对社会、对清华的一些不满和批判，其实并没有针对清华本身，而是针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这种评论，无论是否尖刻，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最开始，母校遭受严重打击的清华人，看到的只有幸灾乐祸，只有落井下石。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理，但可以确认的是这不是后来一些有理性网友的“爱之深责之切”的心态。而面对这样一种对别人的苦难看热闹的心态，我发言了，针对的是那些单纯为清华失火而高兴、围观的人。

　　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只是对于别人苦难的视若无睹，甚至还要大声叫好的人。

　　……

　　你们可以批评清华的种种不是，但请不要对失火的学堂拍手称快，这是两回事。

　　清华的学生们对于这种现象感到不理解。在构思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母校的象征性建筑被毁，清华学生感到痛惜，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感——因为烧的是“我”关心的东西。然而，这种情感是否在人性中具有共通性?现在已经是一个不相信人类思想意识具有共通性的时代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证。正像我们在上文提到的那样，清华学生对学堂被毁的痛惜，在一种“文化建构”的意义上被表达了出来。学堂不被当作一座单纯的“建筑”或“文物保护单位”，而是一种的“精神”，一段“歷史”，是“百年滄桑”，是“人文之魂”，是“不可侵犯的神聖”。这种文化建构在清华人的心中是起作用的，在理解清华精神并且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所有“知识分子”当中也是起作用的。正因为这个原因，北大人才会在那个乱糟糟的论坛中与“对门”的学生站在一起，共同守护学堂的尊严。但是，这种在小众范围内的文化建构，是否能够为大众所认同?在大多数人的心中，也许清华仅仅是一个高分学生集中的地方，他们可能不了解清华的历史，因此也不理解清华学堂在中国教育史甚至是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那么，学堂被毁是不是就无法在他们的心中产生剧烈的影响?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无法产生像清华学生热爱母校那样强烈的情感，是否就意味着一定会产生与之完全相反的情感?比如“谩骂、羞辱、嘲笑”?比如“对于别人苦难的视若无睹，甚至还要大声叫好”?比如“对失火的学堂拍手称快”?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抛开对清华学堂文化意义的建构和阐释，而对之进行解构，并且要一直解构到清华学堂的“自然状态”——那就是一个房子而已，是国家的财产，是个历史风貌建筑。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房子意味着财产，而房子被毁就意味着财产的损失。如果我们告诉一个普通人说，圆明园旁边有个房子着火了，我想那个普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问问：“死没死人?”如果答案是“没死”，他可能就不会关心这个事情了，毕竟那不是我的财产，我对之表示最低度的同情，但是绝对不会拍手称快。但是，如果我再问一句：“你知道吗?烧的是清华大学的房子啊!就是那栋清华最有名的建筑。现在正在施工，要迎接百年校庆呢!”这时，可能就会出现网络上的那种情况了——非但不会同情，反而会幸灾乐祸。可见，决定一个人对事件抱有什么情感，不取决于“烧了房子”，而取决于“烧了谁的房子”——必须要将财产与财产所有者的社会身份联系起来。而这时，情感的发泄对象也不再是那栋房子，而是房子所象征的社会身份。对房子失火将抱有什么看法，其实完全是对那个房子所归属的社会阶层的看法。那些叫嚣着的网民就好像在说：看看!你们精英的标志现在“灰飞烟灭”了，而在这场大火中，我们大众活跃起来了，我们是真正“浴火重生”的!

　　在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发现这种似乎有些病态的社会心理在其他的事情上表现地更极端。几个月前，上海大众的总经理在一场车祸中遇难，有个人就看到了跟清华学堂火灾之后一样的现象：

　　上海大众总经理刘坚和公关总监曾家麟等人遭遇车祸不幸罹难，令业界所有人震惊!造车的人，死在车祸中，这就更让人感到心情沉重。然而，可悲的是，网上有人竟然幸灾乐祸，用恶毒的语言咒骂死者，说这是上海大众“饥饿营销”、“加价销售”的“报应”，并借此攻击大众汽车的安全问题。

　　我不想猜测，这类缺乏起码人性关怀的恶意攻击是来自上海大众的竞争对手，我相信所有对手都会毫不犹豫地赌咒发誓说这绝不是他们干的，毕竟，他们明白，这实在是太缺德了，是在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但个别隐名埋姓的网民就没有这些顾虑了……对这些内心极为阴暗、对生命毫无敬畏之心的人，我无话可说，但对他们提到的“饥饿营销”和“安全”这两个颇具煽动性的问题我还是想多说几句。

　　……[2]

　　让我们再次使用刚才的那套解构逻辑：如果我们跟一个普通人说，“听说又出了车祸了，车里人全死了，可惨了!”这个人可能会用中国最朴素的宿命论感叹一句：“这就是命啊!”但是，当我们补充上这个死者的身份：“死的人是上海大众的总经理!他是造车的诶，竟然出车祸死了!”这样一来，我们如果听到“死得好!”“漂亮!”“活该!”这样毫无同情心的话也就是正常的了。

　　在跟一个同学聊天的时候，我曾经说过，现在很多新闻报道都很有意思，比如说，有个司机酒后驾车撞死了7个学生，报纸会特意告诉你：“宝马车司机酒后驾车撞死7名学生”。其实平心静气想一想，不管是宝马还是夏利，撞死了7个学生，罪恶都是一样的。但问题就在于，“宝马车”是有权人和有钱人的象征，新闻标题上一加上这三个字那可就是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了。全社会的人都会在这件事上义愤填膺，这时我们的印象好像是，大众是正义的，就像在“李刚门”事件上，大众是正义的一样。但我们可能会忽视的一点是，清华学堂失火、“大众”总经理遇难之后大众的“病态”反应，和宝马车撞人事件和“李刚门”事件之后大众的“正义”反应遵循的都是同一个逻辑：不管是受害还是加害，被关注的群体都是“精英”，反对精英的都是“大众”。而在这种二元对立中丧失掉的，则是人性的共通性，是“同情心”。

　　心地的温情，是大自然把眼泪给予人类的同时赠与的礼物。

　　可以肯定的是，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它能缓和每一个人只知道顾自己的自爱心，从而有助于整个人类的相互保存。它使我们在看见别人受难时毫不犹豫地去帮助他。[3]

　　以上是卢梭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这本经典名著中所说的话，他认为同情心是人性中普遍共通的、最自然的情感。然而，在当代中国，我们却发现，“同情心”也开始分阶层了。我会不会同情你，取决于你是不是属于跟我们同样的阶层。卢梭的《论不平等》正是要研究同情心是如何被人的理性所掩盖的，而我们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要看看现在的社会心理是如何被扭曲的。

　　二、站在精英的角度看民众：托克维尔—布鲁姆学说的有效性及其局限

　　让我们回到关于清华学堂失火的那场讨论上。正像清华学生在那篇总结性帖子中说的那样，在他发第一个帖子(也就是本文在讨论网民反应时引用的第一段话)之前，网民们只是表达自己的不同情甚至是幸灾乐祸。清华学生的那个帖子其实是整个讨论的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后，网民的讨论完全脱离的那场大火，而游移到了对一些深层原因的探讨上。比如“清华精神的堕落”、“对资源分配的不满”以及“社会的不公”等等。而最让人看着不舒服的是，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其实都是一些粗俗的谩骂，我们看到几乎每个反对清华的人都是带着脏字说话的，而清华的学生则从始至终条分缕析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纵然很多时候也能看出来情感过激的一面，但他们也一直在避免言语伤人。可以说，他们绝对是“理性”的网民。可是为什么他们的话会遭到这么严酷的讽刺和挖苦呢?我们再次来看那个帖子：“中国人就是这个样，能有什么办法?我们只是觉得委屈，难道我们一天天努力地跟狗一样，为了就是振兴你们这群人的中华吗?……你们纳了点的税款，就对社会做出了比两弹一星大了无数倍的贡献。反正社会上清华人少，非清华人多。清华人所能做的，只有沉默。行胜于言，你们再说也改变不了什么，清华，永远是清华!”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清华学生是站在典型的精英主义的立场上来表达自己的看法的。他首先区分了“我们”和“你们”，“我们”是清华人，而“你们”则是这些没有丝毫同情心，因此没有健全的人格的网民——虽然清华人没敢像我说的这样直白。而我认为最容易激怒大众的一句话就是：“难道我们一天天努力地跟狗一样，为了就是振兴你们这群人的中华吗?”

　　我很能理解清华学生的感受。他们是“书生”，未来将会是社会的精英，他们具有那种传统儒生的精神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也主观上认为广大群众会认可他们的理想并且与之一同进步。这也就意味着，在他们的想象中，作为社会精英的“我们”承担起了治国平天下的重任，作为大众的“你们”自然是会买账的。可他们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形，因此，精英的理想被挫伤了，他们表达出了对平民大众那种非理性心态的极端不满。

　　我在这里要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这场争论中，我跟清华学生一样，对网民的那些谩骂和攻击非常反感。这并不是因为我不认同他们的观点，而是我极端反对这种非理性的表达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赞同清华学生的那种言论，但这一点要留到下文再说。目前很多知识分子都提到了“大众的非理性”这个问题，我在很多的文章中也批判过这一点。正因如此，目前的很多精英，不论是持有传统儒学观点的还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倾向的人，对“平民精神”进行了批判，可以说非常类似于鲁迅先生《文化偏至论》的观点。平等的社会解决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每个人都有的那种“获得承认的欲望”的问题，但却造成了尼采所说的“末人”(last man)，末人的精神就是平民精神，他们并没有启蒙运动所描绘的那种健全的理性，只关心一己之私利，对于伟大崇高的精神生活不具有任何兴趣，甚至在根本上嫉妒和怨恨出类拔萃的精英。这样的社会是不会有任何超越性的，甚至还会在虚无主义的大环境下走向没落。托克维尔早于尼采认识到了平等的社会中将会出现的那种问题，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将自己的观点写了下来，这种观点受到了美国保守派哲学家艾伦·布卢姆的吹捧：

　　民主政体鼓励人们算计私利，只有很少的人学会了把理性运用于这件事情之外的目标，所以，考虑到他们既无时间也无能力做出判断，他们在许多问题——事实上是所有的问题，因为一切事情都需要鲜活而独立的判断力——上需要帮助。甚至他们所计算的私利——各种目的——也是不确定的。某种形式的权威对大多数人来说经常是必不可少的，对所有人来说至少在某些时候是必不可少的。[4]

　　但是，这种权威往往不是作为“少数人”的“精英”的声音，而是多数人所形成的“舆论”，是“大多数人的共同信念”，因此，“理性解放的荒谬结果是让人更多地跟着舆论走，是对独立精神的削弱。”[5]所以，精英要在这个平等主义的平民社会中生存，就必须服从舆论，因为一旦他反对了舆论的风向，就成为了“人民公敌”，成为了平等制度的威胁。因此：

　　在托克维尔看来，在民主体制中，这种类型的人——理论型的人——的生存可能是最受威胁的，要使人性不致丧失殆尽，必须给予强有力的保护。现代民主下的理论思考，大多可以被解释为是平等主义对以帕斯卡为代表的更高境界的人的怨恨，毁坏他的荣誉，扭曲他的形象，抹杀他的存在。……即使他真的出现了，我们也会对他的卓越视而不见，我们会对他引起的不愉快避之唯恐不及。[6]

　　布鲁姆用美国社会的大量例子来证明这一点。而他的理论立足点在于，要让大学跟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学的围墙应该是用来保护民主社会中的精英的，让他们免受平民意识非理性的侵扰，这样一来，那些精英们就可以完全独立自由地将自己的理性运用到那些崇高的学问上去。

　　如果仅仅从现象上看去，我们发现，托克维尔和布鲁姆以美国为背景所描绘的平民精神的泛滥，似乎跟网络上关于清华学堂失火事件的辩论非常相似。这里面节选一段完整的对话来说明这一点。为了让读者看的更加清晰，我们将代表清华大学学生的观点称为“正方”，反对其观点的称为“反方”：

　　【反方】法国网友：我曾经在清华学习半年，发现清华大学不像学校，很像大市场，什么东西都卖;后来发现，清华其实早就死了，现在只不过别人盗用其名而已!!!!!

　　【正方】清华大学网友：你只来半年?你没有发现清华精神的权利。

　　【反方】浙江杭州网友：清华的精神究竟是什么啊?是发现还是发扬?我希望这位学子能教下我们这些愚人，谢谢。

　　【正方】清华大学网友：你给杭州丢人!

　　【反方】云南昆明网友：你别管别人丢人不。请解释下清华精神?说啊。狗屁!

　　【正方】北京网友 [清华科技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就是清华精神你懂么?

　　【反方】浙江网友 [一针] ：天行健……耳熟……好象是脑白金的广告吧。

　　【正方】清华大学网友：这两句话出自《周易》，意思是作为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刚毅坚卓;作为君子，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样，用深厚的道德修承载万物。最早是梁启超在清华作了题为《论君子》的演讲，用这两句话激励清华学子。因此清华将这两句话写入了校规，后来逐渐演化为校训。

　　此外，清华校风是行胜于言，这句话一直深深刻在清华学堂对面的日晷上，而清华学子也确实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这句话。清华学子也许从来不属于说话最娓娓动听的人群，但是一定属于最踏实肯干、富有实效的人群。

　　【反方】浙江宁波网友：打的字不少, 但要说起踏实能干富有成效……嘿嘿……

　　【正方】北京网友：典型的阿Q!在网络上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比阿Q还差的是多了很多骂人的声音。真是悲哀!!

　　【反方】北京网友：《周易》是个讲鬼神的书，清华还拿来做校训，我笑而不语，哈哈!

　　【正方】北京网友 [老君洞居士] ：没读过周易，竟敢在这里摇头晃脑地胡说八道。这人好可怜。

　　【反方】广东深圳网友：一本风水书罢了，还不如小学生手册。

　　如果仅仅看这些言辞，我们很容易就知道，那些反对清华大学学生的人完全是在无理取闹。他们自称是平民，是“愚人”，他们对于那些清华学生对校训的阐释根本不关心，甚至说《周易》是个“讲鬼神的书”，是本“风水书”，“还不如小学生手册”。难怪对这种无理取闹的观点看不下去的人会说他们都是“阿Q”。我们看到，这些现象确实意味着“平等主义对以帕斯卡为代表的更高境界的人的怨恨，毁坏他的荣誉，扭曲他的形象，抹杀他的存在”。布鲁姆用的这些词用在上面那段对话中简直可以天衣无缝。

　　我们完全可以去批评甚至鄙视中国的大众素质，因为仅仅就事论事来说，他们的言论是愚昧的、无知的，如果是陈独秀在世，我相信他会极尽一切手法对那些人进行挖苦和讽刺——当然，是在他1919年剧烈向左转之前。但是，仅仅从个人品质上批判民众，也许阻碍了我们分析事情的本质。虽然，正像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说的，中国人的精神若想进步，就必须让每个人都“发扬蹈厉”，发挥其“意力”，也就是意志。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在于对目前的现象做一个深刻的社会科学分析的话，就不能停在对民众个人素质的批判之上了。我看了那些反对清华学生的言论，其中有一句说得其实很引人深思：“网络暴民也只是一群在生活中被压抑了的平民而已。”那么，他们是如何被压抑的?

　　还是从托克维尔、布鲁姆他们的观点谈起。我们提到过，这些观点跟上引那段对话中表现出来的平民精神现状可谓是完全相符。但是，托克维尔、布鲁姆是以美国这个典型的民主国家作为样本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的，而这与我国的国情相去甚远。但是，二者之间之所以有可比性，其原因在于，自1911年共和革命以来，民主共和的观念确实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不管社会的实然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不管政体形式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其遵守的政治哲学原理有多么根本性的不同，“民主”这两个字在中国的政治宣传中从来就没有被放弃过。军阀时期谈民主，国民党统治时期讲民主，延安时期也是民主，在新中国之后的毛泽东时代里，民主更是被推倒了极端，要“四大自由”，要“大民主”。改革开放之后，更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当然，在这些“民主”下面，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卢梭的人民主权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专政论和儒家共和主义相互激荡、互相冲突，有些能够导向真正的民主，有些则很容易在实践中走向反面。但这些不同只有经过严格的政治学训练的人才能分析出来，对于中国最广大的民众来讲，“民主”就是那个“民主”，就是国家的事情由人民做主，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传统儒家的那种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破碎了，宪法规定了人民的平等权利，人民也知道自己应该是能够享有这些平等权利的，他们之所以不能捍卫自己的权利，是因为他们没有“权力”——如果我们将“权利”定义为“权力”的正当化的话，我们可以说现在的民众没有“权利”;但如果我们将“权利”仅仅看作是一种“声明”，就像《利维坦》中描绘的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宣称”对任何事物享有权利一样，那我们可以说这种“权利”是存在的，只不过他们没有“权力”，也就是“力量”来保障自己权利的行使。因此，当网络给了他们一个自由的空间，让他们可以对某些不直接触动社会稳定的事件进行评论的时候，他们就获得了这种权利，因而也就具有了民主社会之下的平民精神——托克维尔、布鲁姆所论述的现象就出现了。正像一篇网络评论所说的那样：“互联网时代以技术进步打破了信息传播的屏障，使民众的自我启蒙成为可能。这既动摇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启蒙者的地位，以及其作为社会启蒙导师的权威。互联网既从技术手段上削平了身份的高度，也通过提供海量信息，打破了精英及教育机构对知识的垄断。网络使公众获得了接受信息以及意见表达的双重主体地位，这就带来了众声喧哗，知识精英的声音无论再响亮，也只是淹没在其中的一种。在一个民众可以进行自我启蒙的时代，精英自然不可能继续高高在上。”[7]这与布鲁姆的观点完全一致。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国情在根本上是与美国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只有在网络上才能够有这样的开放空间，而这种空间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是很小的——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被归结到“名实不符”之上。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网民们讨论的问题其实都是宏观的社会问题，正像清华学生自己说的，都是些关乎资源分配不公平这样的大问题。这其实表明了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中，“声明”总是很理想的，而“现实”总是很残酷的。我们可以在口头上谈“权利”，但是我们没有“权力”来捍卫“权利”;我们可以大谈精英要为社会服务，精英必须尊重民主法治，但是，现在的精英已经有“寡头化”的倾向了，他们的内心根本没有“制度”的概念。同样的，布鲁姆倡导大学必须要与社会保持相对独立，以保护自由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能力不被平民精神侵蚀。他之所以持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对于美国的大学有这样一种信心——只要按照我的建议去做，大学就一定能够履行自己的使命和承诺，知识分子将保持独立的人格，不对任何政治势力阿谀奉承，并运用理性为人类贡献崇高的思想和价值。但是，中国的大学有这样的信心吗?清华大学有这个能力吗?清华大学的学生一再用解经学的方式强调自己立校的精神，强调清华校训中对理想人格、君子或者说精英的那种规范性要求，强调“行胜于言”的学风。但是民众关心的是，你能不能实现你自己的承诺?如果不让我们这些“愚人”骂你，清华大学难道就真的能够培养出校训中描绘的那种理想的精英了吗?

　　[1] 付苏：“谁的学堂”，2010年11月13日。

　　[2] “上海大众精英之死呼唤道德和安全底线”

　　[3] 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第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4] 艾伦·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第20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

　　[5] 同上。

　　[6] 同上，第206-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