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ll of exchange模板:中医的走向

《中医的走向》作者：王丽 王其学目   录
1、中医的起源与发展…………………………………………………… 2
2、中医不是“伪科学”…………………………………………………10
3、中医临床的切脉习俗…………………………………………………19
4、庸医的临床奇术………………………………………………………27
5、中国的经验医学………………………………………………………32
6、中西医第一战  梁启超身殉西医……………………………………42
7、中西医第二战  中医告胜……………………………………………50
8、中医基本消亡了………………………………………………………59
9、中医教育也消亡了……………………………………………………66
10、中医的社会属性 ……………………………………………………74
11、西医对中医，潜移默化十七年 ……………………………………89
12、“文革”毁掉了中医形象……………………………………………96
13、传染病流行千年，中医无奈………………………………………101
14、中医退出“三大阵地” ………………………………………… 107
15、中医，扶不起来的“天子” …………………………………… 114
16、皇帝的新衣和中医的幽灵 ……………………………………… 116
17、余云岫先生的理想  ………………………………………………121
18、中医文化迷雾掩盖的真实…………………………………………124
19、医者医德滑坡，使人留连中医
20、中药发展的辉煌成果………………………………………………127
21、中医西医、千年代壑………………………………………………130
22、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华医之路………………………………………132
附录
一、中西医汇通 ……………………………………………………… 136
二、日本废除汉医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影响 ………………………… 145
三、中科院院士伪科学斗士何祚庥反对中医的报道 ……………… 168
四、部分名人反对中医的言论 ……………………………………… 182　　作者小传：王丽，女，济南市人，1964年生，中共党员，相继毕业于《山东省人民医院护校》、《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大学》，现供职于山东大学校医院（南区）。热爱医学研究，爱好读书和上网。
　　
　　作者小传：王其学，男，济南市人，1942年生，中医学徒出身，中共党员，退休公务员，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中医的走向》
　　
　　内容提要：《中医的走向》是一部中医学专著，定位范畴是“内行难言谬，外行看得懂”。本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严格的科学态度，客观地指出了中医学的科学性，指出它在与“经验医学”相比较的千年实践中为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书分析了中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肯定了“民族中医”、“文化中医”的积极作用和长期存在的价值。同时，也指出了中医学在与西医对比的医疗实践中表现出的落后性。通过对民国以来、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几次“中西医论争”进行分析，明确提出了中医的自然属性已经“基本消亡”。《中医的走向》根据陈寅恪先生“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的精辟论断，提出“让中医走进博物馆，让中药实现现代化”，用现代化诊断加现代化中药来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华医”新主张。本书思想新奇，文笔巧妙，具有较强的专业性、通俗的说理性和奇妙的欣赏性，是一部当今奇书。
　　本书已由《天津科技出版社》于2008年8月份出版，敬请关注！
　　
1、中医的起源与发展
　　　　清代名医陈修园，在《医学三字经》中，一开头就指出：“医之始，本岐黄”。就是说，中国医学起源于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
　　　　5000年前的黄帝，是“人文初祖”。黄帝时代的生活条件还非常原始，人类经常遭受野兽的袭击而负伤，黄帝为无法医治部落子民的伤痛而经常忧心忡忡。在一次狩猎中，黄帝用弓箭射伤了老虎的背部，老虎仓皇逃跑，大家都以为老虎必死。可是，后来人们偷偷瞥见那只受伤的老虎吃了许多长叶草，伤口痊愈如初了。人们把这个消息报告了黄帝，黄帝很兴奋地说：“看来，野兽有时比人还聪明。它们受伤后，知道吃草治伤，我们就不知道这个道理。”于是，黄帝命人去采回许多长叶草，专门为受伤的人们疗伤，收到很好的效果；黄帝手下驯养动物的能手叫王亥，一次，王亥不慎打伤了一只母熊的一条后腿，按说应该将受伤的母熊宰杀吃肉。可是，王亥希望母熊再生小熊，便听了大家的建议，把它放回到了山林。后来，有狩猎者发现这只母熊很特别，使劲用前爪挖掘黄土地里的白色草根。每挖出一撮，就放在嘴里嚼一阵，然后吐出来，用前掌轻轻涂抹在后腿的伤痕处。猎人感到奇怪，没有惊动母熊，就把母熊挖草根治伤的事报告给了黄帝。黄帝从这两件事情上，知道了自然界有许多东西是可以用来治病疗伤的，就命令雷公和岐伯，经常留意观察和搜集飞禽走兽、草木花卉的治病疗伤情况，进行研究、作出试验，直到最后，确认什么东西治什么疾病。然后，由黄帝亲自把它整理出来，刻制成医书，名曰《祝由科》。
　　　　从此，中国乃至世界的第一部雏形医书诞生了。随着医学知识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后世对相对粗糙的《祝由科》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增删补遗、纠偏矫斜等一系列加工整理，逐渐形成了后来的《灵枢》、《素问》两部医书。把《灵枢》、《素问》合在一起，就叫《黄帝内经》。也有人把《祝由科》中的药物部分，进行整理挖掘和编辑，编写成为后来的《雷公药性赋》。所以，《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书，《雷公药性赋》是中国最早的药书。医药之间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成为两门不同的学问。
　　　　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氏，是少典之子，因生于寿丘、长于姬水，所以也姓姬。黄帝的时代，正处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中，在“三皇五帝”中，黄帝是功勋最为卓著的一位部落领袖，所以被誉为“人文初祖”。于是，中国医学的起源，与东方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中医，不仅是古人赖以治病疗伤的医疗手段和技术门类，它还代表着东方人类的文明，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重要文化遗产。
　　　　中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大名鼎鼎的扁鹊——秦越人。他徒步跋涉，遍游列国，悬壶济世，治病消灾，医治了众多的疑难病症。所谓“入蒯之诊”、“望齐候之色”等，都表现了他在看病、治病中，高超的“望诊”能力。他还以《灵枢》、《素问》为基础，总结自己的临床实践，编纂了一部大书，叫《难经》。故陈修园先生说：“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从《难经》开始，中国医学就成为了有医学理论、有医学典籍、有医疗实践的古代正式医学科学。
　　　　东方文明社会的哲学理论，是远古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中国医学，也是以阴阳五行的古代朴素的哲学为核心理论，进行辨证论治的。所以，中医学理论，是与当时的社会哲学理论相一致、相吻合的。中医学把人的身体，置于天地人“三才”之中，强调天人合一和天地人三者相应、统一的原则，运用阴阳互换、五行生克、营卫气血理论，结合人体的五脏六腑，阐释、应对人的生老病死。为人民治病消灾，驱除病患，恢复健康，做出了卓越贡献。
　　　　到了汉代，湖南南阳的张仲景，坐了长沙太守。有一年，张仲景的府上，数以百计的家人遭受了病魔之患。熟读医书，深谙医学之道的太守张仲景，经过对众多家人病情的守候、观察、试验、治疗和深入思考，发现和验证了人体存在的“六经”。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他把“六经”分置于人体上下的手和脚，泛称“十二经”。他发现，“十二经”都与人的脏腑紧密相连。比如“手太阳”为“小肠经”，“手少阳”为“三焦经”，“足太阴”为“肺经”，“足厥阴”为“肝经”等。他发现了“中风”、“伤寒”等不同病邪的不同属性。发现了病邪在脏腑、经络中的传播条件、变化规律、错综复杂的临床表现以及治疗原则。在治疗上，他创建了“桂枝汤”、“麻黄汤”等众多处方，经过引申和辨析，确立了桂枝汤、麻黄汤中的药物品种和剂量，辨析出了进行配伍、禁忌、汇合、替换以及酌量加减的规律和法则。并且写出了《伤寒杂病论》，简称《伤寒论》。在这个基础上，张仲景又对“外感风寒”之外的内科病症，按照“六经”理论予以研究，写成了千古名著《金匱要略》。
　　　　《伤寒论》和《金匱要略》，都是中医学的经典著作。这两部经典，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在经络与脏腑的关系上，在理法方药各个方面，都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把中医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张仲景本人，也被后人尊为“医圣”。后来，医界把《伤寒论》、《金匱要略》中的处方，给与命名，取张仲景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称为“景方”。比如，现在我们常用的、对提高人体免疫力非常有效的“六味地黄丸”，就是张仲景创造的一个代表性“景方”。同时，张仲景的《伤寒》《金匱》还传到了朝鲜，又飘洋过海走进了日本，被日本人称作“汉医”，作为主流医学，为日本人治病消灾。
　　　　自张仲景以后，历朝历代的医学家层出不穷，各种医籍也相继问世。其中，三国年间的华佗，是人们最熟知的最大医学家。相传，他发明了“麻沸汤”，可以将人麻醉，予以开膛、破肚以至开颅做手术，治疗疾病。假若这都是历史的真实，那么，张仲景之后的中医学，一定会出现一次新的巨大转折，获得迥然不同的重大发展。而且，中医的后来走向，也会受到重大影响，有可能会像现在的西医一样，把做手术视为重要的治病方法。而且华佗，也会成为继张仲景之后的又一个“医圣”或者“医贤”。
　　　　但是很可惜，华佗的精湛医术被无情的岁月所掩埋，被匆匆的历史所遗忘，中国人没有能够把他的医术传承下来，使他的医术当代断根，所留下来的，只有一堆堆幻影般的谜团。到现在，成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巨大残缺和遗憾而无法挽回和弥补。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华佗，除了“神医”的名号外，就是虚幻的神奇故事、“麻沸汤”的历史传说和《三国演义》中，以小说的笔触对他的医术进行的艺术夸张和愿景描绘。
　　　　华佗以后的著名医学家和医学著作，各朝各代都有许多。比较著名的有：魏晋时期的王叔和，著有《脉经》。王叔和为中医的脉学理论，进行了精到的研究，做出了具体的阐释，成为中医脉学第一人；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发现一些新的中药品种、明确性道、功效、巡行脏腑经络的前提下，对中药的配伍禁忌和配方，提出了新的、明确的理论，著有《大医精诚》、《千金方》等，为世代流传。此后，百姓敬称孙思邈为“药王”。直到现在，中国的许多名山大川中，还保留着一些祭祀孙思邈的“药王庙”，那里面供奉的，就是药王孙思邈。
　　　　金元时期，中医学、中药学，从理论到实践，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涌现了著名的医学“四大家”。“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认为“胃是仓廪之官，治节出焉”，认为饮食不节、伤害脾胃，是危害整体健康的根源，所以他专门著述了《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宝秘藏》等，对后来医学有一定影响；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从古老的阴阳学说中，明晰了“肾水亏损”是某些疾病的根源，悟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对一些虚弱病症主张“滋阴补肾”。著有著名的医学典籍《格致余论》；
　　　　明代的李时珍，首先是一个空前的中药学家，他把几乎所有中药，全都编进《本草纲目》，对其形状、性味、药性、功效、所入经络脏腑，作了详尽的说明。其次，他还是一位继王叔和之后的又一位著名脉学家。他著述的《频湖脉学》，对王叔和的《脉经》进行了发展，发现和补充了一些新的脉象。为便于学习掌握，他的《频湖脉学》，用文学的、诗词般的语言，生动地阐释脉象，使其非常形象而逼真。比如他对“浮脉”描述道：“浮如木在水中浮。如循榆荚，如捻葱叶，如水漂木。”又以“体状诗”的形式写道：
　　浮脉惟从肉上行，
　　如循榆荚似毛轻；
　　三秋得令知无恙，
　　久病逢之却可惊。
　　李时珍之后，明代还有一位大名医叫张景岳。张景岳出身富贵，博学多才，出任皇家御医，主要为皇室和王公贵族诊病。所见病机多为虚损，所以他喜欢用滋补之剂，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中的疏漏和偏颇之处，进行再研究，创立了“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新学说。同时，他还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著有《类经》、《景岳全书》等；
　　到了清代初年，名医吴掬通有了新发现。他发现病邪的侵入，不仅仅是从外到里在六经中“循经横传”，还常常可以从口鼻而入，形成“纵传”。他把这种病邪“纵传”于人体而酿成的疾病，叫做“温病”。他著述的《温病条辨》，创立了许多治疗温病的方剂，其中最常用的有“桑菊饮”、“桑杏汤”等。有人认为，吴掬通的瘟病方剂，可以与张仲景的“桂枝汤、麻黄汤”相得益彰。于是，中医在治疗外感风寒之类的病患方面，出现了新理论，开辟了新途径。
　　就在吴掬通先生创立“纵传”理论的时候，西方的现代医学已经摆脱了“经验医学”的旧模式，走进了“试验医学”的殿堂，以显微镜发现微观世界为标志，发展成了日趋成熟的现代医学。当时的西方医学，虽然早在明朝晚期就有所传入，但其治疗效果远不及本土中医，所以影响不大。西医真正大量传入中国，还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鸦片战争，列强们揣着觊觎贪婪之心，仗势着坚船利炮的威力，把西方医学野蛮地搡给中国。从此，就有了与中医相对应的西医。这时，我们才发现，吴掬通先生的“纵传”理论，由于不使用仪器，不注重微观世界，没有与西方医学接轨，依旧没能发现诸如人体细胞、细菌之类的微观世界。宏观的中医与微观的西医成了“两张皮”，不能沟约，不能对话，似乎永远都无法真正“汇通”。
　　所以，中医、西医，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各的道，各走各的路，就连互相借鉴，都是不可能的。
　　
2、中医不是“伪科学”　　中医学，作为自然属性的中医学，是一门科学，古代科学。我们不赞成它是什么“玄学”、“伪科学”的说法。
　　（1）中医是人类最早的科学
　　科学，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都是有时效性的。如果完全脱离了中医学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单纯用现代西医的微观观点，或者用当今“克隆技术时代”的现代标准，去衡量数千年之前就存在着的中医学，然后说它是“玄学”，说它“不科学”，那是不公道的、不科学的、不应该的。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看到科学，历史地看待中医学，需要站在全人类科学发展的高度，客观、公正、不带偏见的体察中医、研究中医，才有可能做出正确回答。
　　作为科学，无论什么科学，都会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经历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原始向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于是，就形成了不同时期的不同理念，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各个时代的衡量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同时，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还在于与诸如“神学”、“经验主义”等非科学活动的比较中，能够独立存在的学问。纵观全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会惊奇的发现，产生于中国远古时期的中医学，不仅是全人类最早的医学，还是全人类最早的科学。
　　　　（2）中医学属于古代科学
　　　　按照《辞海》解释，科学就是“运用范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早在东方人类文明之初，中医学就以宏观世界作为观察的对象和范围，发现了对立、统一的“阴”和“阳”，发现了它们相比较而存在、有条件即转化的一些规律，确立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定律，掌握了阴阳交替、相互转化的规律，并从理论上，描述了这些规律、定律，及其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中医学把包括人体、药物在内的世间一切物质，划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大类别，叫做“五行”。中医学发现了“阴阳”、“五行”各自的不同属性，以及阴阳交汇，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复杂规律，并把这些规律运用于人体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经过望闻问切，进行辨证论治。中医学把“阴阳五行”作为核心理论，运用于临床，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著述了十分浩瀚的中医学典籍，其理论和实践汗牛充栋、十分浩瀚，成为一座内容浩大的古代医学知识宝库。
　　　　古老的中医学，在远古初步文明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文明程度低下的制约，不可能出现现代微观医学的种种理念。特别是阴阳五行的核心哲学理论，现在看来颇显得朴素、粗糙和抽象。但是，它依然以科学研究为主流方向，坚持从社会实践中来，服务于社会实践，所以，它所存在的缺点，并不影响我们对中医学做出的科学性定论，仍然理直气壮的承认中医学属于古代科学。中医学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进步力量，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和繁衍，贡献了力量，服务了数千年。中医学，还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使古老中国的神学，五花八门，纷乱不堪，形不成像西方国家那样的神学统一体。于是，数千年来的中医科学，以治病救人的大量事实和群众信仰的文化力量，阻止了中华民族的宗教化，使本土的道教、舶来的佛教，都没能变成像西方天主、真主、基督耶稣那样具有民族性的宗教。
　　　　数千年来，无论是按照现代科学的定义，还是按照数千年的理论、实践成果，都雄辩地证明：中医学，不是“玄学”，不是“伪科学”，是古代科学。
　　（3）中医的“阴阳五行”
　　中医学是伴随着东方人类文明的脚步，在古老的黄帝时代，就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医学科学。中医学的核心理论是阴阳五行。阴和阳是对立的统一体，既互相依存又各具特性，既相互渗透又有所区别，既相对独立又不断转化。阴和阳，犹如数学上的正负数，物理学的正负极，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如同现代化学中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元素有元素的原子量、化合价、周期率，五行有五行的各自秉性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关系。中医学把人体置于大自然之内，把大自然的自然现象，用于人体的疾病。把大自然中实际存在的“风寒暑湿燥火”现象，来象征疾病的病因、病理。把人体的经络叫“六经”，把内脏分做“五脏六腑”。人体的“六经”与“五脏六腑”，都按阴阳五行的原则进行具体的划分，与不同药物巡行的不同经脉、不同脏腑，以及所主之“器”，所开之“窍”形成对应。
　　比如：在“东西南北中”的方向上，东方，属木，色青，味酸，其脏为肝，属足厥阴经，肝开窍于目。于是，“肝经有淤则目昏不明”，“酸入肝”，宜用青色的、酸性的药物来敛肝。由此，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衍生出了望、闻、问、切的“四诊”。衍生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八纲”。衍生出了汗、吐、下、和、清、温、消、补的“八法”。衍生出了“中风”、“上焦火”、“气滞血淤”、“肝气犯脾胃”、“木克土”、“肾水不足”等症候，衍生出了“君臣佐使”用药方略……
　　（4）中医学和中药学
　　中国古代的主流医学、主流药学，在数千年的理论研究和医疗实践的探索中，在辩证论治的基础上，对大自然中可以入药的大量动植物和一部分矿物质，按照自己的核心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试验，辨明了它们的药性和作用。规范了临床上的理、法、方、药。大力推广、重点运用了以煎煮中药饮片为主要内容的草药汤剂，研究出大量的“方头”、“汤头”。创造了以“炒、煅、炙、僰”为主的中草药炮制方法，制成了内用、外敷的膏、丹、丸、散等中成药剂型。为了用药的安全有效，中医明文规定了中草药配伍禁忌中的《十八反》、《十九畏》和《妊娠禁忌药》。于是，中药学逐渐从中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了中国独有的中药学。中药学的形成，中医学和中药学的划分，由来已久，但大致是从唐代药王孙思邈正式开始的。到了明代，李时珍写出了《本草纲目》，确立了中药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地位。自明清以后，中医学和中药学，基本是分开的。所以，在中医先生之下，就对药房里负责“包药”的，叫做“拉药匣的”，对负责炮制中药的叫做“药工”，现在，就叫“药剂师”了。
　　中医学和中药学，从原则上说，都具有一定的商业性质。但是，以望闻问切之术来悬壶济世的中医学，尽管也会收取一定的诊疗费，但其商业气息相对淡薄。除了骗子，大部分中医，客观上都是以除病消灾、为人治病为己任的。也有些医德高尚的中医先生，为了让穷人也能吃药治病，有时会在处方上“张冠李戴、偷梁换柱”，导演着“穷人治病，富人拿钱”的奇妙医案。与此相反，以中药饮片之实物为商品交换条件的中药学，难以脱离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表现出物质利益第一、唯利是图的商业特点。所以，我们不能把中医学和中药学混为一谈，应该另开门户，分别讨论。
　　同时，我们还要讨论中医学与现代西医的关系。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把中医学比作农耕中的牛和犁，那么现代医学就是大型拖拉机。因为牛犁比起人工的镢头要先进许多，所以它在当时是科学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大型拖拉机的耕作效率比牛犁高、比牛犁快，就否定牛犁的科学性，也不能因为牛犁耕作慢了许多，又在现代化耕作中见不到了，就说它是“伪耕作”。
     中医学是科学，是古代科学。古代的中医学，在与神学、经验医学、巫医等非科学的种种门类，相区别而存在，相比较而发展。数千年来，它以高深而精辟的理论和大量医疗实践，为古老的中国人民提供医疗服务，既是中国古代的一门科学，也是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作为古人治病的医术和祖国的民族文化，囊括了古人对于生命进行宏观认识、宏观研究，用自然现有的材料（药物）进行治疗的理论阐释。中医学，被中国历朝历代，所有人们所公认、所推崇、所信赖。上至皇家官府，下至黎民百姓，都把它看作是具有高深理论指导和丰富临床实践的科学。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繁衍至今，其原因就应当包括中医学在数千年时间里的卓越贡献。数千年来，中医学在为东方人类治病消灾、去除病患方面，立下的赫赫功勋，有目共睹，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在世界医学历史中，中医学，是最早的、历史最悠久的科学。没有现代科技的中国古代，能够有中医这样的医学科学，应该是华夏民族的一大奇迹。如果从《黄帝内经》中，黄帝与歧伯问答的时间算起，中医的历史，几乎可以和中国的文明史并驾齐驱。在中医理论形成的黄帝时代，西方一些国家、民族，就连人类文明的记载还不曾有。与之相比，中国古代拥有中医学，应该是中国人的骄傲。我们习惯于称“西医”的西方医学，或者叫现代医学，只是在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后，才逐渐发生、发展起来的。
　　西方民族，在文艺复兴之后，医学开始了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1543年，比利时的维萨里发表《人体构造论》，建立了人体解剖学，标明了西方医学新理念的开始。17世纪，实验和度量在医学上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其中之一。显微镜的问世，把人们带进一个全新的、微观的认识领域，血液细胞、微生物的发现，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奇妙的微观世界，并把它用之于医学科学。可以说，西医的发展，得益于人类整体科学，特别是数理化的进步，得益于人体解剖和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但是，西方发现微观世界，正式创建西医的时间，比起中国汉代张仲景发现人体的经络来，落后了大约1700年。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尚不完美而非常稚嫩的西医传到古老的中国。随后的时间，随着众多科学领域在全世界的开发利用和广泛传播，西医，源源不断地从新的科技领域中吸取营养，壮大自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事实表明，西医从不绝圣弃智，是一门可以不断吸取其它学科营养，可以不断发展、能够不断发展的学问。而古老的中医学，面对咄咄逼人的外来医学，在民族自然经济的束缚下，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禁锢中，排斥外夷、蔑视西医、固步自封、墨守成规，不愿意也不敢去触动、改造古老的阴阳五行，不愿意放弃理、法、方、药，不愿意去研究、探讨具体的人体解剖位置，不正视微观世界，依旧用传统的“风寒暑湿燥火”、“喜怒忧思悲恐惊”来解释病因，依旧用“八纲八法”来辩证论治，显得古板、守旧，没有生气、没有前途。以至，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一、二百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医，谨遵古训，固步自封，没有出现重大理论突破，没有出现重大技术革命。于是，相比之下，科学的中医学，落后了！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理直气壮地说一声：中医是古代科学！中医不是“伪科学”！
3、中医临床的切脉习俗
　　传统中医，没有医院，没有让病人住院的习俗。古代人在外面生了病，不是要去住院，也没有医院可住，而是要急着回家。况且，中国人的文化和习惯，都是不愿意死在外头，愿意死在家里。即使死在外头，也要争取“魂归故里”。况且，生病后，无论到了哪里，都比不了家人伺候得好，所以生了病就要回家。
　　中医虽然没有医院，却有“药铺”。在药铺里行医的中医医生叫做“坐堂先生”。坐堂先生应对前来看病的病人，叫“应诊”、“接诊”，给人切脉的地方叫“门诊”。有的中医不坐堂，而是坐在自己家里“坐门等医”，若有病人来就应诊。若有人来请先生了，就跟着来者外出看病，叫做“出诊”。中国是个农业国，中医大都不是专职的，兼职的居多。有求便应，无求则种田劳动或是读医书。当然，也有走街串巷的江湖郎中。走在街上，招徕生意，病家听了，可以请其到家中看病人。所以，传统中医的接诊方式有四种。即：1、坐堂应诊，2、在家等诊，3、应邀出诊，4、串乡。这些接诊方式，是散漫的，自由的，同时也是很不规范的。中医学是古代科学，但这不等于说，每一个中医医生都是尊重科学的医生。良莠不齐是一般规律。中医队伍中，不可避免地掺杂着虚妄的成分，闪动着庸医的身影。
　　中医行医，很不容易，居于一方之水土，要是没有两下子，很难立住脚。这“两下子”，不光是指熟读医书、医道高明，还要学会临床“切脉习俗”，并熟练掌握，灵活应对。若是仅仅凭着自己的医道，不理会“切脉习俗”，患者和病家就可能不买你的帐、疏远着你，你的医道就变得无用，不会“兴时”。过去有的“先生”，就连《内经》、《难经》都没读过，只是凭着《汤头歌诀》中几个处方，熟练的掌握了一套切脉习俗，居然也可以兴腾一时，名扬一方，被人称为“一方名医”。有俗话说：“心肝脾肺肾，跑一天没人问。心肝脾肺贤，一天两吊钱”。就是说，对于“肾”字和“贤”字都分辨不清的庸医“先生”，有时倒比熟读经书的先生挣钱多。这是为什么？就因为他把病人“粘”住了！只要“先生”把病人“粘住”，取得了病家信赖，即使把人治死，那也是“治好了病，救不了命”，所以许多人也不喊冤，另外的一家，你无论多么高明，都会干瞪眼。如今看来，这种把病人“粘住”的“法术”，首推华而不实的“切脉习俗”。
　　切脉，像是一道关卡。这一关，连接着医患双方，暗藏着不少玄机。弄好了，你有可能征服病人，说你的“脉诀”好，取得信任，任你摆布，然后把你的大名传扬出去。弄不好，就会失去信任，遭到揶揄，获得一个坏名声。
　　过去，患者找“中医先生”看病的习惯，好像是专门来找别扭，或者是来“考先生”的。患者把一只手伸过来，表示出让先生试脉的样子，闭口不语，拒绝说出一切症状。如果先生问：“你哪里不好？”病人会很反感地反问：“还用问我？你试试脉不就知道了？” 这么一问答，医者的“医道”，在患者的心目中，就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他，会看病么？”
　　道理本来很清楚，病，生在病人身上，到底“哪里不舒服？”只要病人的头脑还清醒，自己最明白，包括脉诀好的中医先生在内，谁都比不了自己，只可惜他自己不愿说出来。病人找先生，本来为看病，不为“考先生”。那，他为什么不说出症状，而要考考先生的脉诀？如果说他不信任先生，可以不来此处，另求高门啊！不！病人往往把看病的先生，与算卦的先生联系起来看。因为算卦先生可以凭着数几根草棒或者摇几个钱儿，来占卜吉凶祸福，看病先生当然也应该凭着试脉知道症状。情理尚存，所以我们似乎不应当责怪“考先生”的病人，谁不知中国的占卜术和医术，同是源自“阴阳五行”的基本理论？它们本来就是互相通融、不能分家的，这就是中医切脉习俗中，“切脉关”存在的一个重要特征和缘由。
　　面对“考先生”的病人，先生就像“猜谜语”。“会打拳的不发毛”，聪明的先生是不会问其症状，也不会立刻说出谜底的，需要的是和他“靠上”。你不愿说啊，我还不愿问呢！咱们就靠下去，看谁靠过谁？于是，那先生，一言不发、正襟危坐，手按寸关尺，心想应对词，眯缝起眼睛，表现出“开动脑筋”的样子来。病人一看，先生那幅认真、仔细劲儿，真够先生材料。于是，病人在心理上，首先退却一步。先生继续坚持，再过一会儿，病人还会再退一步。于是，先生占据了主动。眼见得病人已经耐不住性子，看看到了火候，先生忽然把切脉的手收回来，十分肯定地说：“中焦阻塞了，脉上带着呢！。”仅此一句，已经憋不住了的病人，被十分陌生的“中焦”、“阻塞”等词语一下子提醒了，知道“脉上带着”，瞒不过先生，于是，那些自觉症状，顺着这陌生的词藻，滔滔不绝地脱口而出……
　　当然，也有的先生，通过一面试脉、一面拉家常，进行“症状刺探”。所啦内容，看似与疾病无关，实际上是为了“诱导出症状来”。啦够多时，脉试多遍，“刺探”的差不多了，把“刺探”出的一个症状猛地说出来，病人居然会很吃惊，赞叹先生的“脉诀好”，而且会随着先生的口，继续往下说，直到说出各种症状来。于是，先生一面说“该当如此的，脉上带着呢”，一面进一步顺藤摸瓜，盘问再三，终于掌握了全部症状。然后，开方下药。
　　如此“切脉”施行起来，医者居高临下，患者俯首帖耳，一方愿“打”，一方愿“挨”，显得和谐而自然，表现着某种“缘法”。至于开方取药，回去吃了是否管用，那是另一回事。在这个当口上，医者只要过了“切脉关”，业已先取得了半成胜利，常年如此，焉非“名医”乎？
　　以上切脉举例，是医者针对“闭口”病人症状，进行激发、诱导，“憋”其自述，“诓”起症候的一种“法术”。直到病人自述出全部症状后，病人竟然不知道那只是“自述”的结果，仍然觉得是“脉上带着”的，是先生试出来的，并没有任何被诱导、被激发的感觉，反倒称赞先生的脉诀好。看似奇怪，实是百姓迷信脉诀的千年习俗。
　　那么，是不是有脉诀特别好的先生，可以仅仅凭着切脉来断定病情，开方治病呢？可以肯定地回答，没有！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只好举出小说里的例子了。小说里不仅有“凭脉断症”的大量例子，还有“悬丝切脉”的不少玄说。旧时，先生，特别是年轻的先生，给某些大家闺秀看病，因为“男女授受不亲”，是不能直接接触人家大小姐手腕子的，甚至不能靠近人家的闺房，怎么办？那就在大小姐的手腕上拴一条丝线，牵引到外面，让先生在外面“试”那丝线传导过来的“脉”。小说里的先生，居然也可以在丝线上“试”得准确无误。这，可信么？当然不能。
　　除了小说，据说也真的有先生仅凭试脉，就能断出疾病来的。如果这是事实，那就需要分析，分析出里面暗藏的玄机来。这玄机就是先生在试脉的同时，或者听到了病人的咳嗽声，或者闻到了病人的某种气味，或者看到了病人的排泄物，分析出了存在的某一种症状，然后，归咎于脉象，就说“试脉试出来的”云云。另外，有的中医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脉诀好”，不惜安插亲信、收买“耳目”，在切脉之前，已经对病人症状了如指掌。所以，在中医的脉诀上，存在不少机关和骗术。骗术，给中医学这门古老科学，抹了不少黑。
　　中医学在“四诊”中，明确规定了“望闻问切”的诊断程序，除非神志昏迷或不能表达症状的患者，都不能仅仅凭着脉象来确定疾病。“切脉”只是对“望、闻、问”这“三诊”的补充、参考和验证，属于最后一关。切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知道症状，而是为了确定罹病的脏腑、经络、性质和程度。至于症状，哪儿痛、哪儿不好受，属于“问诊”的范围，比如“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饮食四问便……”都是由“明文规定”的，岂可用切脉来“猜出”症状？况且，临床上常常出现“症脉不符”、互相脱离的情况，有时需要“弃脉从症”，有时则需要“弃症从脉”。更有极个别患者，属于天生的“反关脉”，挠动脉不生在内侧，而生在外侧，就连试脉的位置都难以寻找，那“症脉不符”就会更加明显，甚至完全没有脉象的参考。所以，是不能“凭脉断症”的。一个优秀的中医，是要遵守“四诊”口诀的：“望闻问切，治病要诀，凭脉断症，任嘴胡说！”可是，到了临床上，许多中医做不到，常常为取信于患者，把这些口诀丢在一边，去遵循切脉习俗。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使切脉习俗甚嚣尘上，助长着患者“考先生”的毛病，削弱着中医学的科学成分，常常使一些中医先生感到困惑。
　　其实，习俗属于一种文化。特别是切脉文化，是扎根在广大百姓之中的千年习俗，至今还有许多残存，还有大批的人相信可以“凭脉断症”。尽管它在整个医疗卫生工作中，只是一种残存的、没有实际意义的文化假象，但因为它折射了广义“文化”的某一隅角，要真正取消它，在许多人的感情上，还是接受不了的。
　　这些“试脉习俗”，给社会上一些否定中医的人们增加了口实，抓住了中医的小辫子，甚至有人说，“中医是伪科学”。鲁迅所说，中医十有八九是骗子，大概就是指的这种切脉习俗。
　　
4、庸医的“临床奇术”　　为人治病消灾的中医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医学科学，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为了治病救人，许多医德高尚、技术精湛的中医先生，跻身于医疗行列，普救众生，大显身手，成为中医学的主流，我们对千年来的主流中医学是无需非议的。但是，也有些中医“半瓶醋”和庸医膪才，混杂其间，吹吹拍拍、故弄玄虚，骗取患者的信任和钱财，使中医队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除去上面说的用“切脉习俗”来“粘”住患者外，还有些庸医，用看似奇妙、实是拙劣的手段，来瞒哄患者。比如：
　　（1）利用“扎堆”心理
　　庸医的脑筋，好像大部分没用在治学问上，而是用在了“洞察人心”上。他们发现前来就诊的患者，同购买某种商品一样具有“扎堆”习惯，哪儿人多往哪儿去。于是，就利用人们的“扎堆”心理，笼络患者。庸医坐在门诊上，是一定要留住第一个前来就诊者的。给这“第一个”切脉的时间，要尽力延长，延长到什么份？“新的不来，旧的莫走”。当第二个、第三个病人到来时，第一个也最好不要走开。怎么才能“留住”？庸医端着和蔼可亲的态度，做着认真的切脉姿势，奢谈家长里短，奢谈某某病情，奢谈自己的高超医道，把时间拖的长长的。只要有两、三个病人在此等候，便形成了“扎堆”形势。“扎堆”形势一形成，病人就会不断增加，越聚越多……此刻，庸医也就来了本事，那诊室如同讲台，可以尽情地自我吹嘘。于是，天天都有可能形成患者扎堆、越聚越多的阵势。一旦治好一例病人，就会被天天“扎堆”的人们传扬出去，庸医，也可以成为一时的“名医”。
　　（2）诊室里的匾牌
　　个体行医，需要征得患者赞誉，方能量化、彰显高尚的“医道”，最能征服人的就是挂起许多牌匾（或锦旗）。如果诊室里挂了许多牌匾，对于按住就诊者的心，安心在此就医，非常管用。于是，一些庸医一开业，就花钱请客，请一些朋友托名送牌匾。牌匾上写几个大字，曰“妙手回春”、“华佗在世”、“救命菩萨”云云，后面的落款要有名有姓，让人看了，倍觉真实不虚。当然，大凡给人治病，总也有治好的病例，所以有些牌匾是真实的，常有些有良心的病家，治好病后前来感谢先生，那先生便趁机索要牌匾，病家也会欣然答应。“好了病扬名”，曾经是就医者“巴结”先生的常用语言。于是，诊室里挂的匾牌，往往是真真假假、形形色色。不过，都会起到吸引病人的作用。
　　（3）庸医的“恫吓”与“推诿”
　　先生一接诊，见病人被家人万分呵护，觉得发财、扬名的时机已到，便习惯地拿出恫吓手段，促使病家严重自责：“哎呀！病到这份上才来看病？若是晚来半个时辰，就性命难保了！”这么一来，病家十分自责，十分讨愧，祈求先生赶快施治。那先生，一面埋怨“父不爱子”或“子不孝父”，一面吹嘘着：“若非来到我这里，就算神仙也难起死回生了！”随后，在先生“施舍性”的诊治中，或针灸或开方，一番忙活，就赢得了病家像对待“救命恩人”一样的感激。
　　“晚来半个时辰，就性命难保”的情况肯定会有的，因为在需要抢救的病例中，时间就是生命，应该分秒必争。但对不许抢救的病例也这么说，就另当别论了。可惜，病家没有理由不相信，“晚来半个时辰，就性命难保”的话，是真是假？病家不知底细，良心是秤、鬼才知道。
　　（4）病家多责任
　　 “吃了先生的三剂药，没管用啊！”这样的话，对于庸医来说，太刺激了！若是当着人的面这么说，一准会“砸掉买卖”的。不过，庸医倒是有办法应对。可以从下面的托词中，寻找“不管用”的理由，并把责任推给病家：1、你，用的什么药引子？2、你，煎药用的什么锅？3、你，煎药烧的什么柴？4、你，煎药用的是文火还是武火？5、你，煎煮的时间多长？6、你，是否取错了药？这样，“公鸡头、母鸡头，不在这头在那头”，把“不管用”的原因和理由，找出来，推到病家身上，责任全在病家，与先生无关。“先生”是郎中，病家是外行，内行随便找个理由，都可以把病家羞得无地自容，道理，全是先生的，病家只有服从的份。当然，仅凭这“一面子理”，有时也难以服人。所以，庸医也会这样说：“哦！不管用很正常，前面的三剂药是趟趟路的，这种慢性病，没有三十副药，休想见到效果！”看！三剂药只是“趟趟路”，三十剂药方能“见到效果”，何日康复？遥遥无期。
　　（5）中药材自造名称
　　旧时的一些个体诊所，医药皆有。看病不收钱，只收药费，于是吸引了患者就医。庸医还告诉说，只要把药措全了，到哪里取药都行！但是，开处方后，是不能到别处取药的，因为庸医在处方上，对中药的名称作了手脚。中药名称甚多，做一辈子先生，也有不知道的药名，无论多么全的药铺，都一定会有缺货。这，就成了庸医可以钻的一个空子。于是，在庸医笔下，金银花变成了“姊妹花”，当归变成了“回心草”，山茱萸变成了“药王果”，如此药名，如此处方，患者就算跑遍天下，也一定筹措不全。欠一味药就不成方剂呀！绝对不行！可是，忙活半天，还是得回到庸医的诊所里来，花钱取药。这时，这一味药可就很贵了！另外，庸医用药不知道讲究卫生，有的把人的粪便用做药引子，叫做“人中黄”，说是用来治疗习惯性腹泻。有的把人的尿渍做药引子，叫做“人中白”，用来治疗中暑。有的把“童尿”、“血淤炭”（即头发灰）等作药引子，为人治病。如此种种，给反对中医的人留下了话柄，说中医“不科学”。
　　当然，庸医也不都是吃白饭的。不管他“医道”如何，反正开的是《汤头歌诀》上的方子，用的是药铺里的中草药，只要遵守“十八反”、“十九畏”，药不死人就好，总也有管用的时候。漫说庸医能治病，就算巫婆、神汉、神妈妈，让病人烧香磕头喝香灰水，有时也能治好病的。
　　守株亦可待兔，何疑庸医能治乎？
　　
5、中国的经验医学　　中国医学虽然诞生得非常早，几乎与古老文明同步，但是，在数千年的漫漫历史中，中医学却不是中国唯一的医学，与他相依相伴的是中国的经验医学。古代，长期活跃在民间的土医、巫医神婆、风水先生和算命先生，都可以看作是经验医学的操持者。这些不能入流的巫术、医术和治病、防病手段，虽然不乏蒙人骗人者的伎俩，但更多的却是真心实意的从业者和坚信不移的信奉者。有不少曾经为患者带来过福音、治愈过疾病；这样的治病手段，不仅在极其落后的古代长期存在，即使在当今少数欠发达地区，甚至在较发达的城市某些角落，也有一定数量的残存。土医、巫医神婆、风水先生和算命先生，他们的治病、防病、测病手段，虽然不能划进医学科学的范围，但都可以划归广义医学的范畴，他们，属于经验医学。
　　经验医学，大部分不需要高深的理论指导，不需要进行科学试验，甚至不需要进行普通理性的验证，仅仅把“曾经有过”的事实，总结成“经验”，为自己或者他人治病防病；经验医学，虽然完全不具有科学性，但仅仅凭“封建迷信”之类的刺激性批判言辞，是抹杀不掉的。
　　人有疾患，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进行自治自救或者互救，用不着有什么高深的说教，就像条件反射，它是人的一种本能。自我进行的捶捶打打、掐掐捏捏、扎扎攮攮、揉揉搓搓，有意识的、有针对性地服用某种食品或植物，以求治疗或防止某种恙症，是人类起码的自治自防手段。同时，也积累了许多治疗经验。一些经验积累比较多的人，如果用一些心思，搞得精湛一点，就有可能成为土医。
　　土医，常用一根绣花针，给人扎“梵气”。常用特制的板子给人刮痧。常用双手捏捏索索，进行接骨拿环、治疗关节囊脱臼。常用“挽肚子”、“摁撑子”治疗腹痛。常用“撮额头”、“撮肩稍”来治头痛、恶心和呕吐。常用烧煳的大蒜治疗拉肚子。常饮用滚烫的红糖姜水，预防、治疗感冒、心口痛。常把青青菜（小蓟）的绿汁，涂抹在伤口上，用以止血。常把棉花套子烧成黑灰，敷于伤处治疗外伤。有些土医，五月端午采百草、制丹药，为人治疗疮疡痈疽。有的土医用单方一味，或土、单、验方，为他人和自己治病疗伤。有土医用烧砖头、石头、铁屑，为人烙“老寒腿”，用以止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土医这些很原始的治疗方法，虽然难以治好大病、重病，但民间的小伤小病颇多，且同样障碍着人的生产、生活和健康，所以，个人自我治疗和用土医、土法治疗，在古代都发挥着非常重的要作用。即使现在，也还是很有用处的。
　　不仅土医，就连巫医神婆，同样是很有市场的。中国古代，信神者众多，“家里有病人，不能不信神”，曾经是一句格言。“信则有，不信则无”、“心诚则灵”、“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箴言，至今仍在流传。但是，人们所信仰的神佛，却是千差万别的。
　　古人洞悉了大自然的伟大壮观和人力莫测，觉得苍天神秘伟大，永不能及，所以就相信老天爷神通广大，一定可以为人治病消灾。特别是自秦始皇以来，历代许多皇帝到泰山封禅、祭天，对于信仰、崇拜老天爷，祈求老天保佑、治病，具有文化传播和推动作用。于是，拜天、祭天的大小仪式，常年不断。过年过节，更是要认真祭祀。家里有了病人，就虔诚的跪在香台子前面，向苍天烧纸烧香，磕头跪炉，祈祷求助。并信誓旦旦的表示，应验之后一定还愿。然后打取香灰，泡水当药，喝进肚里。奇怪，这样的“天赐神药”，往往也能治好一些病症。所以，拜天、祭天，是古代最朴素、最普遍的一种神学形式。这种祭拜，在朝廷那里，是“国祭”，在老百姓那里，有时有部族首领或巫医神婆的引导、指导，有时则完全是百姓的自发行为，也常常成为一个村庄、一条街道，许多善男信女有组织的群体举动。
　　有一些人，觉得老天爷虽然神秘难知，但相距遥远，靠祈求是求不到的。所以，就想象出了许多崇拜的偶像，赋予它神灵和意识，雕、塑、刻、画成一些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画像、雕像或泥胎，使“磕头有庙门，烧香有目标”，方便了求签问卜，有利于治病消灾。这可能就是中国古代，处处有庙、家家供神的原因。古代所供神灵非常繁杂，笔者很难尽其所有，列举以下为代表：一般性的有，三皇五帝、尧舜禹汤、王母娘娘、天神龙王、城隍土地等。道教的道观、庙宇里的太上老君、八洞神仙。佛教大雄宝殿里的释迦牟尼，寺庙里的大肚弥勒、观音菩萨等。地方性的，有药王、大奶奶、泰山奶奶、山神、三仙姑、狐仙爷、武将爷、树神、藕神、花神、福禄寿神等。应急性的，比如：某一座古坟，某一座古庙，某一个水湾，某一处甘泉，忽然出了蹊跷事，或者不可思议的治好了某人的久病，也常常能成为人们求取香灰、神水，用来治病消灾的神灵而顶礼膜拜。
　　在古代，还有一种治病的方法叫做“叫魂”，据说，人生病的原因是受到惊吓，吓掉了魂儿。所以在有人受到惊吓时，怕掉了魂，就需要戽拉着他的头囟门，说一声“戽拉戽拉毛，××吓不着”。受惊吓后如果真的出了“掉魂”的症状，那就得“叫魂”，只要把丢掉的魂魄叫答应，把魂儿叫回来，使魂魄附体，就可以病去灾除。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叫魂”方法。比如，拖拉着病人的衣服，到曾经受过惊吓的地方，一面烧纸钱，一面呼喊病人的名字，或使病人在一旁连连答应，或有人代替答应，一天、两天，天天去叫，时间一长，就有可能把丢失的魂魄“叫”回来，使病人痊愈如初。
　　驱邪送祟，是巫医神婆的另一种治病方式。认为，人生病，是邪魔鬼祟，或者魑魅魍魉来“找算”的结果。巫医神婆对侵人灵魂的邪魔鬼祟，有时以礼相待，用烧纸、烧香、送礼品的办法，劝其归正，求其走开。有时需要动武，强迫其离开。于是，巫医就用朝西南方向的桃树枝条，使劲抽打附在人身上的鬼魅，用武力把它赶走。如果文的、武的都不管用，巫医还可以“跳大神”。就是请某一路神仙，来帮助驱鬼。神婆把神仙“请”来后，神仙附体于神婆，神婆立刻双目低垂、手舞足蹈、颠沛疯失、颤颤哆嗦、呼天喝地。顿时，神婆成了神仙的化身，或持刀或舞剑，驱赶病魔，直到把病魔赶走。平时，为了防病，巫医还可以引导人们，在房间里挂一支桃木剑、风铃、巨石或其他吉祥物，用以镇宅避邪，防治疾病发生。
　　据说，风水先生是最好的疾病预防者。或许，人的居住环境关系着人的健康和事业。认为，活人居住的宅院是“阳宅”，死人居住的坟茔是“阴宅”，阴宅同阳宅一样重要。一个家庭的阴宅、阳宅优劣，都关系着全家人以及后代子孙的健康和吉凶祸福。由于祸端、凶事都可以导致生病，所以家里有病人，特别是有久治不愈的病人，也可以找风水先生来看“宅法”。指出宅法存在的缺漏，予以纠正、克服，使病去灾除。说是，“阴宅”、“阳宅”，选得好了，不仅可以防病治病，还能使一家人平安、健康、顺利、富裕、子孙满堂，甚至还有使后代子孙飞黄腾达、富贵显赫的重大功效。不过，身体健康、生活幸福的人家，一般是不去请风水先生的，只是在家人有病，经治不愈，或者屡屡出事、总不顺利时，才考虑自己的风水或阴宅、阳宅是不是出了问题？
　　经验医学对于传染病，大都认定是神鬼所为，常用鬼神之术来预防治疗。赶上一个村庄，一片地域，许多人同时患病，就觉得可能是冒犯了某某神灵，或者招惹了某某鬼魅。解决的办法有很多，可以在某一街口上安放“泰山石敢当”，挡住邪神及鬼魅的路径，不许进来。也可以泼洒鸡血、污物，把邪神及鬼魅薰走、吓走。还可以在门口悬挂辣椒、大蒜等辛辣之物，用这些辛辣物驱除鬼魅，让他们望而生畏，远走高飞。
　　但是，中国的经验医学对待“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并非全靠鬼神来防治，据史书记载（并非医书记载），从唐代，中国民间就秘密流传着“种人痘”、防天花的习俗。民间土医，根据“以毒攻毒”的朴素、模糊道理，把天花患者“痘”中的粘液，抹进孩子鼻孔里，让健康的孩子提前生一次轻微的天花，以后就不再生天花了，从而起到预防天花作用。1661年，从天花灾难中走出来执政的康熙皇帝，把一些富有种痘经验的土医调进皇宫“种人痘”，这种“种痘”技术才在民间土医中得到一定推广。“种人痘”技术，由于难以用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的中医理论作出解释，也讲不出更深刻的道理，便没有被中医采纳。所以，在中医的医书里，没有种人痘的记载描述。后来，“种人痘”传到了西方，西方人通过大量试验，把“种人痘”发展成为后来的“种牛痘”。所以，种牛痘、防天花的现代技术，说到家，起源于中国的经验医学。
　　算命先生同风水先生一样，平常属于“易学”，不属于“医学”范围。但是，古人为了治病，在各种方法用尽，仍不能奏效，或者为了把治病的时日缩短时，就会想到算命先生的“易学”。因为算命先生是预知吉凶祸福、生老病死的“先知”，能够为病家预测出一条关于病的出路来，所以也应该算作经验医学的范畴。当先生算就了病人可治时，会同时提供治病的种种条件、要求，比如求医的方向、服药的时辰、出灾的日期等等，病家按先生所说的办法积极治病，有时也会奏效。当先生算就了病人有“闯日”时，病家就要在“闯日”到来时，加倍小心，悉心呵护，过了“闯日”，兴许就会好起来。若病人死于“闯日”，那也是命中注定，非人力能治。如果先生算就了“病入膏肓、病不能治”时，治病的事，也只得作罢，并尽早安排“后事”，准备发丧。
　　在众多的算命先生中，大都依照周易八卦，进行占卜，但也有些《周易》、《彖传》、《说卦传》、《杂卦传》派生出来的其他宗派。比如，有的尊《诸葛孔明马前课》，有的尊《奇门遁甲》，有的尊《纳甲法》等等。另外，算命先生尊“诸葛孔明”者、“刘伯温”者、“魏贞”者、“张继绕”者都是有的，门派众多，五花八门，错落参差。
　　土医、巫医神婆、风水先生和算命先生，都讲不出“试验医学”和现代科学的深奥道理，从不进行科学试验，只是凭一次或多次的有效感受、有利倾向、经验感悟，以及偶然中的可能性作为经验，积累起来，约定俗成，予以传扬，为自身或身边的人们服务。其中不乏有以骗取财物、利益为目的的骗子和骗局，有不学无术，连起码的“经验”也没有的庸者，但是，不可一概而论。确实也有许多把“经验医学”当作积德行善之举，真心实意为人除病消灾的好人，更有极少数对堪舆学、风水学、《周易》理论等，非常精通，又通今博古、严谨治学的大师。
　　中国古代文化汗牛充栋、丰富多彩，就是这些文化，包容了古代中国的辉煌历史而饮誉全球。这些文化，有许多已经“在书本”，但是，民间有许多原始态文化“不在书本”，经验医学就是其中之一。
　　经验医学，与传统中医学的关系复杂。它有时是传统中医学的土壤，传统中医学从它扎扎囊囊的实践中，总结规律，进行试验，发展成为针灸、推拿等；它有时是传统中医学的参照物，在长期的参照、对比中，显现出传统中医学的科学性和高尚地位；它有时是传统中医学的补充， “凡医”能治好的病，就不用求神驱鬼，在看“凡医”、吃“凡药”都无效时，就得用“鬼神之术”治疗；它有时是传统中医学的对立面和障碍，与传统中医学抢病号，争夺医疗市场；中国经验医学用“种人痘”预防天花的“经验”，则是对全人类预防烈性传染病做出的卓越贡献。
　　中国经验医学的全部、传统中医学的社会属性，都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有两点，一是不同的从属群体，传统中医学从属于官方医学，主要为上层社会和富有人家服务，而经验医学则从属于民间医学，主要为穷苦百姓所用，各有千秋。二是无神论和有神论，传统中医学是无神论者，而经验医学大都相信神鬼。它们之间尽管存在巨大差别，但在群众的心理认同上以及治疗效果上，却是各有千秋。
6、中西医第一战  梁启超身殉西医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把天主教、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医学、药学。由于当时主要传入的只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而且西医在临床上的治疗技术并不优于中医，形不成气候，对中医影响不大，更谈不到威胁。于是，大部分中医对西医不屑理睬，不去研究它。有些人研究过，希望“中西汇通”，但通来通去，难能通约，便对西医予以蔑视或抛弃。所以，明末清初，祖宗传下来的中医学，像古代一样属于主流“国医”，并没有中医、西医之分。西医正式传入中国，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打那，中国有了两种医学：中医、西医。
　　西医检查病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必须要用双手直接接触人体，进行视触叩听。这种检查方式，男医生对男病人倒也罢了，男医生对女病人，特别是对未婚女孩，也要“直接接触”，绝大多数国人是接受不了的。被千年封建礼教束缚、桎梏的中国人民，就觉得“洋医”们一个个都是“动手动脚”、“居心叵测”，实在有伤大雅、不成体统。数量浩瀚的中医群体，对西医的“入侵”更难接受。他们听说西医给人开膛破肚做手术，把五脏六腑翻腾出来一一验看的治法，中医们担心破了元气，感到惶惶恐恐，说“洋医野蛮”、“如同野兽”。西医则说中医的切脉不科学，说阴阳五行是“玄学”，说辨证论治是“伪科学”。于是，中西医之间的论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
　　自民国以来，在中国这块炙手可热的土地上，演绎了多次中医与西医的激烈论争。很有意思的是，这些论争的焦点，不是外来的西医是否需要出局，而是本土的中医学是不是允许合法存在？这表明，西医虽是外来医学，却具有强势地位，而土生土长的中医学，却始终处于劣势，被动挨打。于是，本是主人地位的千年中医学，在自家的土地上，居然遇到了外来西医的强大冲击，自己反倒成了弱势文化，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1912年，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由著名学者俞樾提议和主张，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理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而把中医挡在教育门外，没有列进去——这就是著名的“教育漏列中医案”。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湖州府德清县城关乡南埭村人，是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清道光进士，官至河南学政，被罢官后侨居苏州，主讲紫阳书院。晚年又主讲杭州诂经精舍。他是晚清有影响的学者，一生孜孜不倦致力教育，辛勤笔耕，著有五百卷学术巨著《春在堂全集》，其中包括1879年发表的、对中医提出激烈批评的《废医论》。像俞樾这种有影响的人物，为北洋政府谋划“漏列”案，对于中医产生着强大的刺激。
　　“漏列”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轩然大波。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率先发表言论：“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自此拉开了中西医第一次论争的序幕。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并不因有人反对“漏列”而罢兵，干脆站出来，直接、公开地提出“废除中医中药”。
　　废除中医？中医如何能让！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强烈要求将中医纳入医学系。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医药界来京请愿的“阵势”，对政府“漏列”形成威胁，形成了压力。迫于压力，政府只得一面搪塞说“废除中医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
　　在这次“漏列案”论争中，梁启超先生是支持俞樾和政府，坚定地站在了西医一方的。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介绍一下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很多免细述。广东新会人，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之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甲午海战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随后，康梁与光绪帝发动的戊戌变法，归于失败。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梁先生却成了晚清至民国“两朝”的风云人物。他有一支“带情感的笔”，写出的文章说理明晰，情理交融，交口称赞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至民国年间，梁先生的政治或学术著作一经发表，即刻风行当代。梁先生振臂一呼，便会“应者云集”。梁先生登上讲台，蓝袍青褂，身材魁伟，有些秃顶，却是红光满面，眼睛奕奕有神，讲演有许多手势，以助表情。梁先生的记忆力很惊人，引用书文时，并不看原著，便成段诵出，背不下去时，便指叩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着讲下去。
　　民国之内，上至总统，下至平民，觉得不听梁先生的话，肯定要犯错误；梁先生的弟子杨鸿烈先生曾撰文回忆：1921年，一个奥地利提琴大师来京演出，梁启超便在《晨报》上撰文推荐，指出，如果不前去东城真光电影院聆听这位音乐家演奏西洋名曲，便是没有文化水平的野蛮人！于是北京大中学生典当衣物，都去购买售价昂贵的入场券。大总统黎元洪也认为自己决不是“野蛮人”，竟在影院包了一厢，携带妻妾眷属，前往捧场，并向西洋音乐家赠送鲜花大提篮。由此，可知梁启超先生的影响有多大。
　　梁启超先生支持政府“漏列中医”案，是坚定不移的。尽管全国的中医界请愿上访，要求罢黜“漏列”，使中医“合法办学”，反对“漏列”的时间，断断续续持续了十几年，“漏列”案在梁先生、余樾等人的支持下，得以维持，中医界的努力没有成功。可是，历史忽然向我们开了个玩笑，给了梁先生一个“含着冰冰不说凉”的难堪结局，同时也成就了梁先生为坚持真理、支持西医而大义殉身于医学科学的赫赫英名。
　　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毒症入北京协和医院。经X光透视，医生诊断为癌。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问医生：“不一定是癌吧？”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再问：“怎么治？”再答：“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然看见其中有一樱桃大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要命的是，割除一枚肾脏之后，病人尿中仍旧带血，协和医院却查不出病源所在。
　　梁先生术后继续尿血的原因，说法不一。但比较一致的说法是，错切了健侧肾脏，被人戏说做“割错腰子”。 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舆论大哗，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
　　原来，梁启超入院前，曾请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把脉，诊断说“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现在，在西医那里割掉一个肾之后，得出的结论也是“无理由之出血症”。 梁仲策的《病院笔记》中对西医的过失也略有微词：“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 中医陈西滢则乘机火上浇油、偷梁换柱，硬是把西医“割错腰子”说成是“拿梁先生作试验品”。徐志摩也起哄，他在《我们病了怎么办》一文中也提到：西医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大概，徐志摩先生也认为，那不是“割错腰子”，而是拿梁先生的腰子“当标本”。
　　7月5日，一贯反对中医的鲁迅先生，发表了《马上日记》，开篇便将矛头对准反对西医的徐志摩等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
　　梁启超先生为了维护他认为很科学的西医，减少不良影响，在手术后的三年中，曾经按西医之说先后拔掉七颗牙齿和饥饿疗法为代价，试图用西医治法治好尿血证。可是，当时的西医还在发展中，总是难以尽善。于是，梁先生那残缺的躯体越来越瘦，尿血症状也有增无减，最终还是寿终正寝了。令我们肃然起敬的是，梁先生去世前一个月，在反对西医的声音越来越强烈的关键时刻，先生写了一份英文声明，题目是《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他写道：“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梁启超先生之所以为协和辩护，一方面表现了他对中医的不支持态度，一方面是不希望别人以他的病为借口，对西医横加指责，阻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他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哦！梁启超，一个中国戊戌变法的领袖，一个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学问家，宁可忍受西医“误诊误治”给自己造成巨大病痛，也不随风倒去说西医的一句坏话，还违心地说“好了许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现代科学精神，这是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这是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惜牺牲的精神。许多医生和治学问的人，所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
　　中西医第一次论争，就以北洋政府不更改“漏列”、梁启超先生大义殉身为结局，宣告了中医的失败。7、中西医第二战 中医告胜
　　打开尘封的民国历史，在中医与西医的争端中，总是演绎着许多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和铮铮铁骨的风云人物。不管这些人物的观点是否准确，他们都曾为捍卫自己追求的事业，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精神风范，令人钦佩。其中1929年的“旧医登记案”，中医和西医，就彩排了一幕“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新编“中西医争端历史剧”。
　　“五四运动”后，中西医之间的论争非常激烈。一些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志士仁人，表现出了对中医严重的鄙视态度，下决心要取缔它。比如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把中医当作笑料来讥讽，他自编了一幅“骂中医”的春联，上联说：“爬山、吃肉、骂中医，年来心不老”；下联道：“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从这时，“骂中医”成了新觉悟知识分子的“饭后运动”，也成为了我们回味历史时，一椟有趣的历史“遗存”。
　　1929年初,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长薛笃弼，主持召开一次“全国中央卫生会议”。据后来反对该会议的中医们说：“名曰‘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院长、个别著名医生以及很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这次会议通过了“民国政府的《废止旧医案》”。由此开端，把隐藏着的“反对中医”、“维护中医”两股暗流激发出来，展开了中国历史上，中西医的第二次大论争。论争，直接关系到中医的存亡。
　　这次“废止中医”问题，是由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的，列出了限制中医开业、不准中医办学等限制。通过之前，薛笃弼考虑到该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权衡再三，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就改成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在实施办法上，也缓和了许多。主要规定了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通过的这个提案，虽然比余云岫等人的原始提案缓和了许多，但废、限中医的原则已经肯定。余云岫等人，也只得屈从部长意见，支持通过《规定原则》。那么，余云岫，何许人？
　　　　余云岫（1879～1954），名岩，号百之，浙江镇海人。自幼家境穷困，六岁入乡塾读书，青年时入浔溪学堂，毕业后于1905年公费赴日留学。次年先入日本体育会肄业，再入东京物理学校，1908年入大阪医科大学习医。1911年回国参加救护工作。1913年再度赴日并于1916年毕业回国。先后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商务印书馆编辑，后开业行医。曾担任中华民国医药会上海分会会长、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在医政两界颇有影响。建国后，1950年5月，余云岫被聘为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委员会华东分会的筹委和特邀代表。1951年至1953年，七十多岁的余云岫还担任了新中国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1954年1月3日病逝于上海同济医院。
　　　　年轻时的余云岫洞察了中国科学落后、国家贫穷、“中医愚昧”的现状，带着报国之志到日本求学。在日本读书期间，以勤奋好学著称。余云岫洞察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汉医遭到废止，日本医学得到全新发展的经验，受到强烈的震惊和启迪。他把在日本学到的西洋医学和早年学到的中医进行对比，觉得中医很明显的相形见绌。于是，发出了“长习新医，服膺名理”的感叹，立志以医学革命为毕生追求，下决心回国后取缔中医、推广西医。1916年，余云岫春风得意地从日本毕业回国，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医学革命。
　　　　早在“中西医第二次大论争”之前，余云岫就著作了《灵素商兑》，全书约二万五千字，是一部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医的奠基之作。为消灭中医而“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他在自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或问馀子曰：“《灵素商兑》何为而作耶？”曰：“发《灵枢》、《素问》之谬误也。”曰：“自人体解剖之学盛而筋骨之联络，血管、神经之分布，脏腑之位置功能大明。自显微镜之制兴，而四体百骸之微妙无不显露。于是乎，官骸脏腑之关系日明，而生理病理之本源流末渐得其真相，至于今日大都已为定论。洞然豁然不容疑虑。《灵枢》、《素问》数千前之书，以粗率之解剖，渺茫之空论，虚无恍惚，其谬误可得而胜发乎。”曰：“撷其重要而尚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而摧之也。”客曰：“空谈不敌事实，今者新医日盛，见地日确，前古荒唐无稽之学，将日就湮没而自尽，不攻而自破。此篇不作可也。”曰：“灵素之杀人四千馀年于兹矣，今幸真理日明，混沌荒谬之说日就衰微，而蓬曲拘滞之士，固强顽钝之人，犹复据守残喘，号召于世，日以汤药圭刀戕人之生，夺人之命，鳏寡人之夫妇，孤独人之父子，其惨狠阴毒，有过于盗贼虎狼兵戎刀锯汤火枪炮者矣。”
　　　　他认为“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灵素之渊源，实在巫祝”，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甚至把中医的一切临床效果都“归纳到‘幸中偶合’四个大字里”。作品把中医称之为“杀人的祸首”，要“坚决消灭中医”，“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迁善”也无从谈起。因此，“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在本文看来，余先生的《灵素商兑》是一部摆事实讲道理的战斗作品，处处体现着先生的爱国热情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但存在一些错误。错误之一，脱离了古代的社会背景和科学背景，没有肯定中医学在远古时代的科学性质和科学作用，没有指出它是过时的科学。错误之二，没有把中医学和中药学严格区分开来，而是混为一谈。无形中埋没了和错误的评价了中药对人类健康的治疗效果和的历史作用。另外，《灵素商兑》用相当刺激的言辞，非常激烈的批判中医，激怒了全国中医界，最终使余先生的满腔爱国情怀，付诸东流。由此来看，《灵素商兑》在当时不具有可行性。可是，余云岫先生还是以《灵素商兑》为理论基础，向政府提出了废止中医案的提案。
　　　　当时，中西医之间的敌意非常深刻，远远深过了当时文化领域中的各种争端，几成“两军对垒”之势。争端的焦点是对《规定原则》的坚持与取消。余云岫的西医阵营，要坚持“登记案”，中医阵营要取消《规定原则》。于是，以此为“药引子”, 中医、西医双方，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波及全国的中西医学大论争。
　　　　西医阵营的主将有四个，俞云岫领衔，其次是名医陈存仁、褚民谊，最后一位是卫生部长薛笃弼。薛笃弼是西学出身，但比起其他三位来，“土”一些，不过此人虽土，实战经验丰富，脑子很灵活，不希望激化矛盾。他对于中医、西医自称“两不相袒”，这也是大辩论中，西医最终落败的一个重要条件。
　　议案一旦实施，中医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因此，提案刚公布，首先便遭到了上海中医界的反抗。同时，全国各地，几乎所有中医都极其反感，许多城市的中医界，都组织起来，进行了游行、集会和抗议活动，很快形成了风起云涌之势，表现了这一时期保守势力的强大和顽固。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并组成请愿团，到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规定原则》议案。有些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说是，“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提出了许多口号，声援中医。南京方面的中医阵营中，名医、名家非常多，领头的就有名医张简斋。张简斋带领南京中医药界举行游行抗议、请愿，声势逼人，迫使国民政府宣布撤消了“废止旧医案”的《规定原则》。张简斋，何许人？
　　　　张简斋，(1880～1950)名医。祖籍安徽桐城，生于南京中医世家。30～40年代末，曾任中国国医学会理事长，南京、重庆中医师公会理事长，南京中医学校校长，行政院卫生署中医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幼承家学，20余岁医术已崭露头角，50岁以后在医学界负有盛名，有“南张北施 （施今墨）”之称。张简斋精通中医理论，临床经验丰富，尤擅妇科、儿科，诊断正确，用药大胆，敢于创新。他以治病救人与爱国爱人为心志，受到各方面的敬重。但是，张简斋先生没有出过国，很少接触西医，不了解西医的科学性。他也没有像林则徐那样睁开眼睛，去看看世界的医学发展趋势。所以，在这次请愿活动中，他成为南京方面“中医阵营”的“主将”。
　　　　这时，南京国民政府本来不愿意为一些无关紧要的具体事件，引起社会较大的动荡，加上时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又是一个求稳怕乱、左右逢源的老好人，就更是急于将这场出乎预料的风波尽快平息下去。就在中医阵营不断游行、请愿的情况下，他动摇了“废案”立场，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不久，请愿团收到了国民政府的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这一来，余云岫等西医阵营的一腔热血，化为乌有，一个个愤愤不平、倍感龌龊。这种情绪，被一家报社评论为“掐败”。西医们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有的自编对联云：“如今学得乌龟术，得缩头时且缩头。”于是，西医阵营，把胆小怕事的卫生部长薛笃弼骂做“缩头乌龟”，以发泄不满情绪。
　　第二次中西医论争，以中医界的胜利、西医界的退缩而告终。得胜回师的中医界，在欢庆胜利之际，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然而，中医的胜利，只是形式上的，不是内容上的，更不是实质上的。中西医之间真正的胜败，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长期医疗实践的对比之中。中医阵营虽然取得了这次胜利，但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战地救护、抢救伤员、传染病防治等方面，被西医阵营震慑得节节败退，溃不成军。3月17日的“中国国医节”再也没有了“庆祝”的必要。
　　至解放初期，中医们看着西医的“新手段”，好一番模仿，他们自觉地挂起了西医的听诊器，背起了西医的出诊箱，装进了西医打针的针管子和西药安瓿，对发烧的病人先试脉、后打针，再开中药。这种情况，有力的表明了中医们的自愧弗如与尴尬无奈。8、中医学基本消亡了
　　　　人类历史走进了21世纪，中国还有中医学吗？这个话题很沉重，但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根据《健康报》一篇文章刊载的数字，我国传统中医的数量，1998年是5000人，到八年以后的2006年减少了90%以上，总人数不足500人，现在，又过了两年，传统中医还有多少人？可想而知。即使还有几百人的队伍，大都已经年迈，告老隐退，而且散布在偌大中国的13亿人口中，犹如凤毛麟角，与“没有中医”只是席地之别。所以说，数千年的传统中医学，在自己的故乡中国，已经基本消亡了。
　　　　很多人会说：“怎么会没有中医呢？中医医院里的那些大夫，都是中医呀！”是的，如果按拥有中医师、中药师以上职称的中医药人员的人数统计，大概全国还拥有45万人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哦！也正因为有了这个数字，也才有了当今中医去留的新论争。比如著名的科学家何祚庥院士，就多次指出中医是“伪科学”，应当取缔。于是，取缔中医的声浪，此起彼伏。而事实上，传统中医学已经基本上消亡了。所以，这样的论争颇显多余和无味。至于，各级中医医院里的“中医”，只不过是一些会开中药方的西医。
　　　　中医医院里，坐在门诊上、巡视在病房里的医生们，他们虽然都拥有“中医师”、“主治中医师”、“副主任中医师”、“主任中医师”的种种职称，但是你看一看他们的样子，就知道那不是真正的中医。他们挂着西医的听诊器，开着西医的化验单，给病人做着西医的CT、心电图、磁共振、钡餐透视、胃镜……像西医一样的给病人打肌肉针、输液、输血、做着各种手术……这些诊断、治疗的方法，和西医一模一样，没有区别，他们是中医么？他们能算中医么？
　　　　有人会说，医生的诊断桌上摆着“小枕头”（中医称“脉诊子”），给病人摸着手腕试着脉，也开中药处方，怎么能不是中医？是的，为了打出中医这面旗，人们费尽了心思。先说试脉。许多人对中医、西医的严格区别不明白，只是凭着是否给病人试脉，来判断他是中医、西医，觉得给人试脉的就得算中医。这，可不是标准！
　　既然用试脉（中医叫切脉）来诊断疾病，何必开出许多化验单，何必再去做CT呢？多此一举！大概，那试脉的大夫，就连自己也知道试脉的诊断，远远比不了现代化仪器诊断来得快、来的准确。所以只是为了趋炎附势，迎合不懂得什么是中医的病人，对神秘中医学的好奇和尊敬，有意识摆出试脉的样子，表明自己的中医身份而已。只可惜，有的“中医”，就连王叔和的《脉经》、李时珍的《频湖脉学》，这些切脉的主要典籍都不一定认真读过，不一定背诵下来。有的甚至就连脉学上的“寸关尺”都弄不准确，说不出“浮沉迟数”“四大脉象”的具体表现。这种仅仅摆出试脉样子的医生，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只是挂着“中医”幌子的西医；至于他开出的中药方，需要另当别论，因为那处方上的药物是中草药，属于中药，不属于中医。
　　　　有人说，中医做CT，那是“中西医结合”、“互相借鉴”，那是为了发展中医、实现“中医现代化”。对此，我们不能赞同。现代仪器的检查结果，只能得出西医的诊断，是绝对得不出中医诊断结论来的。那CT片子和化验单上，一准都是西医的诊断、西医的术语，既不会有“某某风”，也不会有“某某火”。所以，每一个仪器诊断，都是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否定，都是对中医诊断的颠覆。
　　　　中医，必须坚持望闻问切的“四诊”，才是中医，不应该使用仪器诊断，一旦使用仪器，他就变成西医的俘虏，就不再是中医了。如果我们把“中医”使用仪器诊断，看作是“中西医结合”、“互相借鉴”，看作是对中医的“发展”，那就大错特错，这种“结合”、“借鉴”和“发展”，只能是促进西医从基本理论上全面吞没中医，只能是把真正的中医完全彻底的驱除出医疗市场。
　　　　中医、西医，是无法互相对话的两门不同科学，各自的发展方向属于南辕北辙，越是发展，距离越远。它们之间，只能彼此吞没，无法互相借鉴，也无法进行结合。借鉴和结合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一方取代另一方，一方征服另一方，不会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借鉴”、“结合”与“发展”。所以，实现“中医现代化”，既不符合中医自身的基本理论要求，也一定会出现西医取代中医、吞没中医的怪现象。
　　　　比如，中西医对大脑的认识和对待，就很能说明问题。传统中医学，一直没有介绍大脑的生理解剖，没有把人的大脑列入五脏六腑的范围，没有进行大脑的功能精辟论述。因此，现代人熟知的高血压、脑溢血、脑瘤这些病名，在中医学的典籍上都是找不到的、不存在的。当然，这不等于说中医对脑溢血之类的病就没有认识，只是说，中医的认识非常局限、非常抽象，与现代医学根本无法沟通。在中医学的病因学中，第一项就是“风”。脑溢血便属于“风症”，叫做“中风”。就是说，脑溢血病人忽然口眼歪斜、不省人事、全身抽搐等，不是因为脑血管发生了意外，而是因为中了外界的一种邪风。一般分为两种，即闭症、脱症，治疗的方剂则分别为参附汤、小续命汤。如今，中医若是给脑溢血病人做CT，可以肯定，CT片子上只能显示出脑溢血的位置、范围等，永远显示不出所“中”之“风”的影像。CT片子上既然没有“风”，那就得放弃“中风”诊断，服从西医的“脑溢血”诊断。于是，这两种完全不可沟约的医学，在这里发生了严重的碰撞。
　　　　于是，我们的“中医”，没有理由不去放弃 “四诊”，没有理由不去放弃中医的“中风”诊断，没有理由不屈从西医“脑溢血”诊断。这是中医现代化么？不是。这是放弃中医基本理论和基本诊断方法，向西医做出的妥协，这是中医蜕变成为西医的现实。
　　这么一分析，我们不难知道，当今的中医医院里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的中医，所谓的“中医”，不过是一些有着中医职称的西医。难怪一位台湾来大陆的客商感慨地说：我接触过许多中医院的医生，他们满脑子西医的概念，只是开药时，中、西药都开。最常见的做法是“西医的诊断，中医的处方”。
　　　　中医医院里，这些一面给病人做着西医的仪器检查，一面试着脉、开着中药方的医生，是中国现阶段的一种职业。中医学的消亡，不是这些医生的过错，他们都是为病员服务的医疗卫生工作者，本文对他们的职业、做法和处境，给予深切同情。他们在使用了西医的仪器检查后，其诊断符合率比起单纯的望闻问切来要高出一些、清楚一些、明了一些。而且，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上，打针输液做手术都会发生，既用中药，也用西药，效果上，有时还会超出西医一截，甚至还能令西医吃惊。所以，中医医院的生意照样红火。只是，我们客观地看到，“中医”们这种看似不伦不类、杂杂和和的诊疗方法，与传统中医相去甚远，与他们的中医职称极不相称，常常令人困惑不解。
　　　　困惑之余，为了分清“中医现代化”和“中医蜕变成西医”的界限，我们可以界定一下传统中医的基本条件，即“四个必须”。第一，必须运用中医最基本的望闻问切（四诊）诊断技术，依照古医籍中阴阳五行的基本理论原则，进行辨证论治；第二，必须按照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八纲”，确定“风寒暑湿燥火”这“六淫”、“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的所在脏腑、经络的位置，做出符合中医术语的中医诊断；第三，必须避开西医的“实验室诊断”模式，拒绝使用“炎症”、“脑瘤”、“心肌梗塞”、“高血压”之类的西医诊断名称；第四，必须遵照理法方药的各项要求，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开写出中药处方。要拒绝西医的打肌肉针、打吊瓶、开胸、开腹和颅脑外科手术等治疗方法，避免西药混入。以上“四个必须”，缺一不可，只要缺少了，就不是传统中医。
　　　　传统中医，前面的作古了，后面的蜕变成西医了，剩下几个年迈老人，放在13亿中国人的海洋里，不可能撑起中医的半壁江山。所以，中医学的基本消亡，已成事实。
　　　　面对中医学基本消亡的局面，有的省份采取了一些抢救性措施。某省规定，从2008年开始，每年一次，对所有在职各级“中医师”，进行“中医师资格证”考试，考试不合格的不许上岗。考试的主要内容限定在《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和《温病条辨》这四大经典上。笔者认为，这种考试虽然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整个医疗卫生工作现代化的西医大环境，已经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医疗阵地，对中医学的各种抢救措施，迟早会付诸东流的。
　　　　一切事物，都有着它自己的兴衰规律。某些先进的东西，取代落后了的东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像基本消亡了的中医学，如果抢救过来，让它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和古代医术，像参观兵马俑一样的予以欣赏、玩味，是完全可以的。如果企图让它赶走西医，取代现代医学，实现“医疗中医化”，那是徒劳。
9、中医教育，也消亡了
　　目前，我国的中医院校，从数量上说还是很可观的。但是，脱离开西医的理论、仪器、诊断，单纯进行传统中医教育的中医院校，是没有。我们的中医院校，西医、中医都要学。在课程设置上，有的中医占七成，西医占三成。有的中医占六成，西医占四成。还有一些是“倒三七”、“到四六”的。由于西医在现代社会的强势作用和极其广泛的普及效率，使我们的中医教育，不可能跳出现代医学的重重包围，单纯的去搞古老的阴阳五行和脏腑经络。于是，两种不同医学的不可沟约性，一经进入教师、学生的脑海，天天发生着剧烈的碰撞。碰撞的结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绝大部分中医学生的西医化。有没有不被“西化”的中医学生？如果说有，那是极少的，没有代表性。
　　实践证明，在中医学的教育中，“中西医结合”，是一个善良而缺少科学精神的主观愿望，真正落实起来，就会走向反面，造成西医学吞没中医学，最终取消中医学。中医院校的中医教育，都在搞中西医结合，所设的课程，既有中医科目，也有西医科目。但实际执行起来，有不少学校设置的西医课时超过了中医课时，把对西医理论的学习和理化知识课程，确定为必修课，把中医经典课目降低成了选修课。有的中医院校不提倡学习中医的医古文，而是把学习英语放在重要位置，必须要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的，不合格的不准毕业。中医学生学英语，不是不可以，如果是为了将来把我们的中医学，传播到西方去，那是无可非议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就连起码的医古文和著名的医籍都不知道，又何谈“传播中医”？中医学生学英语，其验证结果，无非是中医成分越来越少，中医的西医化速度越来越快。结果，在中医教育中，强势文化的西医，残酷的覆盖了弱势文化的中医，我国的中医教学，呈现了严重的西医化。
　　学西医的学生，由西医老师来教，这很正常。可是，在中医院校里学中医的学生，有些也是由西医来教。这，当然就不正常。可是，这种“不正常”，已经坚持了多年，慢慢就变得“正常”起来。如今，我们中医院校的西医老师，还比较普遍，已经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这规矩，令人吃惊不小、汗染裙须。中医院校的老师，为什么不用中医来担任？因为，在咄咄逼人的西医面前，中医失去了绚丽多彩的光环，慢慢退出了医疗市场，原有的那些知名的老中医已经作古，新生的中医早就变成了高举着中医旗帜的西医。现在，中医院校聘任老师，已经找不到真正的不沾染西医理念的中医，能担当中医老师的人才，已是凤毛麟角。即使找来几个，皆年事已高，力不从心，难以胜任。中医后继无人，中医教师队伍出现了严重的断档空缺，可是，中医的教育工作要继续，面对现实，中医院校的老师只能有一些懂一点中医的西医，来充当中医老师。于是，中医院校的毕业生，绝大多数是中医的名分，西医的坯子。
　　中医院校的课程安排“弃中学西”、异化培养中医学生的现象，使西医堂堂正正地“取代中医”、“取消中医”，无意中酿成了中医的夭折。所以，有些“中医”毕业生，作了“中医师”后，居然不懂得中医的望闻问切，不懂得中医的“八纲、八法”，不懂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和辩证施治，甚至就连《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温病条辨》等一些中医的经典著作，都没有认真读过。他们所知道的，大都是西医，也许还能背诵几个“汤头歌”，以用作开处方；据说，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们，把西医文化看成是一种时尚，把中医学抛至脑后，有不少人干脆改行，“弃中学西”了。一些做了“中医”的毕业生，对中医的望闻问切和针灸、按摩、拔火罐等，也很陌生。这是因为在学校学习期间，把时间花在西医上造成的。据反映，在中医医院就业、工作的中医院校毕业生，普遍不会用传统中医的思维方式诊脉看病，对照中医标准衡量，不合格。而对于西医的实验室诊断仪器，却是能开出“化验单”，也可以分析出化验结果来的。
　　于是，就在我们的中医院校里，教出了不懂中医的“中医”学生。只是，这样的“中医”学生，只是包裹了一层中医的外衣，里面的内容是西医加上中药。中医医院里的“中医”，同西医一样的学会了使用西医的一切诊疗手段，给病人开处方时，或者开中药、或者开西药，基本上表现不出中医的特点来。有调查显示，目前，在各级各类中医医院的、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中，经过西医系统进修的，占９６％以上，他们对现代医学知识的熟练程度，已远远超过中医药理论知识。
　　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在中医院校学得的中药理论知识，却是非常有用的。他们在校期间学过的中草药、方剂学、汤头歌，用在临床上，成为他们的重要特征。在事实上，一些综合性医院的西医，由于过去我们曾经比较普遍推动过“西医学习中医”的风潮，留下来一些成果，至今发挥作用。所以，有些西医，也是会开中药处方的。但是，“西学中”的医生们，大都不赞成中医的诊断，却赞成中药的疗效，所以常常在临床上摒弃中医理论，倾向中药治疗，进行“西医的诊断，中药的治疗”，使二者相得益彰、优点互补。
　　他们表现出的，不是西医和中医的结合，而是西医和中药的结合。这些经历过“西学中”的西医，若论开中药方的技术，并不比“西化中医”差。有些中医院校毕业生，看到西医也能开中药，大开眼界，见异思迁，不愿从事“半瓶醋”的中医工作，千方百计地跳槽，希望放弃“半瓶醋中医”，要求干脆利落地，做一名会开中药的西医。
　　我们的中医院校，本该是庄严而神圣的中医殿堂和学府，却不幸成为了吞没中医的壶口瀑布、告别中医的霸陵折柳。在中医院校那高高的围墙之内，中医失去了应有的至高地位，被西医无情地踩在了脚下。同时，也淹没了中医的前进道路，愧空了中医的继承人。
　　下面，是一位中医大学毕业生的话：“本人就是一中医本科生！在校期间，曾先后5次因平时小病，让不同老师开方施药，结果？！ 想哭…… 而我的经历不只是个例，最后我班52个人，考研的时候半数转西医！而最后真正走上中医临床的是：一个！一个啊！接得他老爸的班。”
　　看！全班52个中医毕业生，最后走上中医临床的，只有一个学生。而这一个学生，还是“接的他老爸的班。”中医教育的全面西化，已经使中医走向式微绝境。2005年，国家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的中医专业取消了，中医教育更加处于休克状态。
　　面对中医教育的休克，有一位很有权利的副省级中医大学校长，独出心裁，做了试验。2006年，他举办了一个完全脱离西医的中医班，招收了20个学生，2007年，又招收20名，现在，这两届学生都还没毕业。这些学生，只学中医，不学西医，学习中医四大经典，不设西医课程，说是一定要返璞归真。这样的实验能否成功？现在还是未知的。但是，“中医班”的学生家长们，却不断产生着思想认识的变化。一开始，觉得中医是“国粹”，学习中医太好了！觉得继承祖国医学遗产的重担，落在自己孩子肩上，真是一大光荣。所以，心气挺高。可是，入学以后慢慢不行了。孩子学的全是阴阳五行、脏腑经络、之乎者也，孩子就像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与现代人的就医观点格格不入，就连起码的“炎症”、“冠心病”、“脑溢血”、“阑尾炎”也学不到，学生对现代医学一无所知。于是，家长们开始担心。一是担心毕业后很难就业。他们不会看化验单、不会带听诊器、不会打吊瓶治病，更不会做手术，一切现代化的诊疗手段都不会，大医院能接受么？若不接受，可能会没有饭吃。二是担心孩子难以融进现代社会。孩子像古董，难以合群，有可能让“中医班”给“废了”。
　　笔者却觉得，家长的这些担心是没有必要的。首先，这种“中医班”不可能是“孤岛”，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船只和桥梁通着茫茫大陆，所以，孩子们不大可能脱离开现代医学的大环境。所以，应该担心的不是“孤岛”现象，而应该是“照样西化”。不过，假若真有不被“西化”的极个别学生，学成了“地道中医”，若是指望他“弘扬中医”不大可能，有可能成为整个医学界的“稀世珍宝”而受到某些人的青睐。笔者更关切的事，即使这20名学生全都学成地道中医，亦属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陌调味剂而已，距离支撑中医的半壁江山来，谬之万里。
　　于是，中医学的教育也基本消亡了。我们为中医学和中医教育的消亡，为中医学的后继无人，感到悲伤。悲伤之余，猛然觉得，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中医和中医教育的消亡，根本怪不得我们的中医院校，怪不得学生，应该责怪的是中医学本身。我们的中医，祖宗传下来的中医学，已经历时数千年。它本来是一门古代科学，可是来到现在，它在这个网络、基因、DNA为标志的新时代，在现代医学汇成的茫茫大海里，颇显落后和过时。所以，告别千年中医，是时候了。
　　告别之后，有一条崭新的路，等我们走。
10、中医的社会属性
　　在反复发生过的中医去留论争中，“取消方”抱着一腔爱国热血，心中非常主壮，但却要承担“卖国”的恶名。“支持方”常常大动肝火，向对方猛烈攻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我们冷静地观察后才知道，论争的双方都未必持有恶意，只是为某种缠丝抹挠的“中医属性”所困惑，捋不出头绪来，所以都难于说服对手。
　　中医属性？对！中医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自己的属性。中医的属性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属性，一类是社会属性。中医的自然属性，是在与中国古代经验医学的比较中，显示出了自然科学的属性。不论是它的诊断还是治疗，在各方面，它都在崇尚大自然的前提下，摒弃了巫医、神婆的“有神论”理念，显现出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实践着实实在在的治病法则。中医学的自然属性，作为一门自然科学，不再赘述。这里要弄清楚的是中医的社会属性。弄清中医的社会属性，是解决中西医论争的锁钥。
　　中医的社会属性，既牵扯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也关系到中国人民的传统文化习惯。在过去和现在的“取消中医”论争中，由于没有对其属性进行严格区别，“取消者”要取消的，似乎是中医的全部，或者被“支持者”认为是全部取消，所以伤害了一些人的民族感情而引起了“公愤”。事实上，在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的今天，中医的自然属性已经远远落后于西医，基本上不复存在，而中医的社会属性却永远不会落后，其发展势头依然非常强劲，在世界上一直拥有领先地位。所以，中医的社会属性是不可以、也不应该取消的，中医的社会属性完全应该保留下去、存在下去，发展下去。
　　中医的社会属性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民族属性，二是文化属性。
　　（1）中医的民族属性
　　中医起源于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群雄逐鹿之后，炎帝失败南迁，死后葬于湖南。炎、黄两大部落遂融为一体，成为当今黄皮肤、黑眼睛的华夏主体民族。从黄帝时期发源的中医，为华夏民族的生老病死服务了五千年。中医铸就的辉煌，曾经传到朝鲜、日本、印度、蒙古、越南等国家，并且在这些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和改造，成为当地的基础医学。比如日本的“汉医”（明治维新时被废除），南朝鲜的“韩医”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的医学。我国最著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医也曾经从印度、古代突厥、巴基斯坦等外帮舶来一些药物和疗法，丰富了自己。陈先生曾经说：“寅恪少时亦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知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这些舶来的医术，被中医消化后，丰富了本土的中医学，并于华夏民族一起，营造了民族医学的古代辉煌。以盛唐时期为代表，中医与中华民族一起，在周围国家民族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形成了“万国推崇”的荣耀。在人类历史上，中医学与中华民族，息息相关、融为一体。笔者以为，中医浓重的社会属性，几乎模糊了中医与中国的界限，如果中医像陶瓷，西方人可以把陶瓷（China）说成中国，是不是也可以把中医说成华夏？好像，陶瓷就是中国，中医就是华夏，中医和华夏民族很难分开。
　　A、中医的民族属性不是孤立的。
　　阴阳五行，本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理论，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比起西方黑格尔的古典哲学来，并不逊色。阴阳五行的哲学理论在古代无处不在，它派生出来的古代学科很多，《易经》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同时，古代的冶炼、陶瓷、造船、建筑、农耕等技术，甚至包括“四大发明”，无不是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得以发现、发展和进步的。即使生活中常说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囤”，也是源自于五行生克。
　　以阴阳五行和藏象经络为核心理论的中医学，更加突出地属于阴阳五行派生出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学科。数千年来，阴阳五行的古代哲学理论，及其派生出来的中医学，在中国人的头脑中生根发芽，而且根深蒂固，大有永远不可动摇之势，可以说，阴阳五行、藏相经络与民族精神有着血肉联系。于是，作为民族属性的中医，有时也可以成为民族的一个象征。以至，近代以来，每当出现中医去留的论争，国人都会非常敏感的感到一种“民族危机”（尽管并不存在），很有可能要“发出最后的吼声”。经过分析我们感到，这是一种民族的自爱精神在发挥作用，而这种民族的自爱精神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医去留”的范围，超出了“中医是不是伪科学”的范围，（无限的）上升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这便是中医实际上已经消亡，而在名义上还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B、支持中医是一种民族自爱精神
　　在中国人的头脑里，早已把“中医”一词诠释为“中华医学”、“祖国医学”、“祖宗医学”和“民族医学”，甚至，中医就是“华夏民族”。至少，人们已经把中医看作是民族的祖坟、华夏的“公墓”。客观地说，不管现在的中医比西医落后多少，不管它如何跟不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新形势，不管它早已经悄悄地退出了医疗阵地，中国人还是要坚定的支持中医，谁要说是取消中医、反对中医，得到的只是一片片摇头否定，甚至激烈的反抗。狰狞着“中医就是华夏民族”，“反对中医就是反对中华”，即使在自然属性的中医已经基本消亡的现在，也不去承认中医消亡的事实，不爱听中医消亡的“坏消息”。
　　然而，那些极力支持中医的人们，真的生了病，就顾不得这些了，反正怎么快怎么治，怎么及时怎么治，怎么好怎么治，也就不分辨、不忌讳什么“中医”、“西医”了。以至，生了病看中医的寥寥无几，生了病看西医，让西医给做CT的，打吊瓶的、做手术的，却是人山人海。这种情况表明，口口声声“支持中医”的国人，他们所支持的，并不是作为自然科学属性的中医，而是作为民族属性的中医。就是说，中医的自然属性，人们并不十分留连，似乎可以放弃，可以随它的便，任它消失殆尽，并没有几个人真正疼得慌、受不了。每一个人到了治病的时候，都会正视现实，不管中医西医，“怎么好怎么治”就是了。可是说起来，就言行不一了，许多人会咬紧牙关不承认“中医消亡”的现实，并且大声疾呼：“千年中医，怎么可能消亡呢？”
　　他们的疾呼有些道理，那就是中医的民族属性没有消亡，不能消亡。毫无疑问，中医的民族属性，不仅不能消亡、不能放弃、不能亵渎，有许多还是民族的基石，民族的灵魂。于是，我们理解了国人“支持中医”的真正原因，那是一种深厚的民族感情、民族自尊和民族自爱精神。笔者认为，这种民族自爱精神虽然有些狭隘，有些虚荣，但仍然是非常可贵的。
　　C、民族对中医的亚信仰阻止了宗教民族化
　　中国始终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任何宗教都没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这是事实。呈现这些事实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民族对千年中医的信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人对于中医的情愫近乎于一种“信仰”，于是，我们暂且称它为“亚信仰”。这种“亚信仰”，是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不衰、凝聚华夏儿女团结奋进的巨大力量。这力量非常宝贵、所向披靡；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实行了国家民族的宗教化，就是整个国家民族都信仰同一种宗教，国家确定某某教会为“国教”，甚至还出现了宗教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笔者认为，一些西方国家实行宗教民族化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西方国家的医学，长期停留在经验医学的水平上，迟迟不能前进，比起中国的中医学正式形成，至少晚了1700年，那里的人民，生病长灾得不到医治，便不得不求助于宗教的力量，千年养成的求助宗教治病之习惯，一定是形成宗教民族化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而在中国，却截然不同。
　　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国家民族统一的宗教信仰，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是以阴阳五行和藏象经络为核心理论的中医。西医传到中国之前，中华民族最比较一致的亚信仰，无他，唯有中医；当然，中国古代有本土的宗教，即道教。道教是从东汉末年兴起的，它尊老子为始祖、为太上老君，讲究“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实际上与中医天人合一的理论是一致的。所以可以说，本土的道教是依附于阴阳五行的哲学理论，依附于中医天人合一的理论而安身立命的。而且，许多得道的道士往往都是一个很好的中医师、或中药师。但是道教与中医是有区别的，主要是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区别，具体说有三点区别。一是道教主张修炼成神仙，二是道教崇尚炼丹术以求长生不老，三是道教讲究神学的“画符”。而这一些，都不是中医所主张的。道教具有对群众的煽动性，曾经多次引发出农民大起义，中医则没有这种倾向；
　　纵观中国历史，古人对中医是非常尊敬的，其尊敬程度仅次于帝王将相。按其称谓说，中国北方称中医为“先生”。“先生”一词，犹如西方《圣经》里的“先知”，是必须信赖的。中国南方，称中医为“郎中”。而把中医师称为“郎中”，是沿用战国秦汉隋唐时的官名，从宋代开始敬称的。“郎中”的官名始于战国，止于清代，是专门为国家或地方官府掌管车、骑、门户，充当帝王侍卫的官员，其地位相当显赫。南方人把中医敬成为“郎中”的良苦用心，所表达的是对于中医的信赖。中国人对“先生”、“郎中”如此敬称，如此尊敬，是建立在家人有病有灾，需要救治的基础上的。在民间，即使未出阁的女孩子生了病，请先生看病，也得“有病不背医”，要实话实说。民间对中医的信任程度可想而知。而“先生”、“郎中”悬壶济世，又是人民脱离灾难、走出苦海的希望和依赖。这就形成了古代中医队伍在民间的亚信仰。
　　自黄帝以来的中国人，有了这种亚信仰，就极大的淡化了对于宗教的信任。尽管在西汉初年，朝廷曾经极力宣扬、推崇过“无为而治”的老子精神，但由于中医学的存在，老子精神终未成为统一信仰，被董仲书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取代。直到后来，本土的道教，一直没能形成民族的统一信仰，没有成为中国的国教。
　　舶来的佛教，虽然借助于道教传入中国长达一、二千年，也受到包括武则天在内的许多帝王的保护与推崇，但因为中医科学的存在，因为对于中医的亚信仰无法改变，佛教依旧没能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近代以来，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在中国都有一定程度的传播，也争取了不少信教群众，但他们同佛教、道教一样，都被强大的中医亚信仰所冷漠、所淡化、所遏止、所抛弃，全都不能成为中国的国教。所以，我们可以无愧地说，中医在中华民族中的亚信仰，弱化了全民族对各种宗教的信仰，减缓了各种宗教的推广进程，阻止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宗教化。所谓“中医阻止了宗教民族化”，当然不是中医的直接功勋，更不是全部原因，但中华民族对中医的这种亚信仰，的确是阻止民族宗教化的强大力量之一。
　　认识中医的民族属性，对于我们研究中医的现状与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中医的民族属性，既是民族的一种亚信仰，又像是民族的一个图腾。你看，在中医基本消亡了的今天，谁反对中医，谁就好像是挖掘民族的祖坟，捣毁华夏的公墓，就有可能遭到“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所以，在一次一次“中医去留”的论争中，在当今西医完全覆盖了医疗阵地的大环境中，国人还是在维护中医的民族属性。否定中医的阵营，其态度无论如何婉转、如何含蓄，都会引起“支持阵营”的强大反感，产生出“挖祖坟”的感觉，常常言辞激烈、慷慨激昂。“支持阵营”的这种精神，有许多是不假思索的反应、发自内心的伤感，近乎于条件反射，几近于民族本能，就连老人娃娃、大男小女，都会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民族气节来。反对取消中医的声浪，如同海啸中的浪潮滚滚而来，没有冷静的态度，没有科学的依据，没有说理的精神，甚至没有直面现实的理智，只是一味的“受不住”。尚不去说“支持阵营”的是非曲直，单就这种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民族力量来说，已经十分可畏和十分可贵，令人动容，令人折服，令人赞叹。它表明，中医决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它具有深厚的民族属性。所以，许多人常把它称为“祖国医学”、“传统医学”、“民族医学”。
　　（2）中医的文化属性
　　中医是一种文化。数千年来，中医学的许多词汇，与汉语言文字结成了血与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文字与一些中医词汇有着互相借鉴、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可以说，在通俗汉语言文字中，在民间的口语上，中医是一种植入于汉语言文字的文化，我们叫它“中医文化”。中医文化在生活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比如说“心”。中医理论上的“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心主血脉”，一个是“心藏神”“心之官则思”。然而，心脏的中医解剖位置不是在左侧，而是在胸部正中央。于是，就有了“心眼儿不长在正当中”、“心术不正”之类的刺言戏语。就有了“多长个心眼儿”，“真是个有心人”，“心想事成”，“心有灵犀一点通”等。诸如“身心健康”、“死心眼儿”、“热心肠”、“狼心狗肺”、“心心相印”、“说句心里话”等等，这些与心脏实际解剖位置和实际功能有着错位关系的词语，在中国不但不是笑料，不是笑话，不是笑柄，反倒是约定俗成的语言定式、公式和语言定理，是中国人起码的共同认识。而且，“心”与“胃”的解剖位置在一些中医和民间也常常混淆，许多人管“胃痛”叫“心口痛”、“心里痛”；又比如，看见人的口唇上起了疱疹，按西医说那叫“单纯性疱疹”，是一种病毒感染造成的。可是，中国人，不论是中医还是百姓，人人都会说这是“上火了”！“上火了，得多喝点水呀”。为什么要“多喝点水”？因为中医和百姓都知道“水克火”的道理。至于“急火攻心”，“着急上火”，那就更是人所共知的病症了。中医和国人把“失火了，用水去灭火”的极浅显道理，用于治病，数千年来还具有普遍的认同心理，只要说起来，人人都是从容而顺畅，不打折扣。中医愿意这样说，老百姓乐意这样听，显得很和谐。如果你说那不是什么“火”，那是“病毒感染”，放到现在人们已经能够当作知识来接受，若是放到建国之前，人们一准会吃惊不小，就会如听天书，不知所云；又比如“着凉”、“受风”、“心火太大”等词藻，在民间说起来，非常习惯，几乎没有人不理解。来到现在，许多产妇，明明是住进了西医的医院，让西医作了会阴侧切，按西医的接生程序生了孩子，并出院回到家，可是，有的还是要按照中医文化，防止“受风”。即使大热黄天，也要浑身上下捂得严严实实，糗在自己屋里不出门，不开电风扇、不开空调，正儿八经地“养月子”、“坐月子”。这表明，在产妇生孩子方面，自然属性的中医真的没有了，可是中医文化还有很多很多。
　　中医“天人合一”的理论，不仅在《黄帝内经》中作了明确阐释，在“并非医书”的《吕氏春秋》中也有记载，《吕氏春秋·有始览第一·有始》有云，“天微有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吕不韦说，“天是由微细物质组成的，地是由重浊物质形成的，天地合和，这是万物得以生成的重要途径。”这种“天地合和”的理论，与中医的“天人合一”理论，大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只有表述角度的差别，没有根本性质的迥异。所以，中医，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中医的经典著作，都是用汉文言文写成的，它的写作手法，既有韵文也有骈文，具有很好的论说性。仔细阅读这些医学经典之后，就会发现，它与儒学上的四书五经都是吻合的，不矛盾的，同时，它与诸子百家的一些论著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伤寒论》这样说：“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这样的描述方式，描述理念，与《论语》、《孟子》如出一辙。再比如《药性赋》这样说：“宽中下气枳壳缓而枳实速也，疗肌解表干葛先而柴胡次之”，看，这是多么公正而对仗的赋作！所以，许许多多的医学经典，本身就是很好的古代文学作品，有时中国古代医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是不能严格分家的，中医，不光是具有文化属性，它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的许多人都知道教儿童学《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以便让下一代人了解祖国的传统文化，可是却很少有人让儿童学习《医学三字经》。殊不知，在清朝和民国年间，一些有条件读书的孩子，不仅要学习《三字经》，还要像背诵儿歌那样背诵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人百病，首中风，骤然得，八方通……”。也就是说，学文化应该包括学中医，于是，中医就拥有了广泛的文化基础，有了广泛的文化认同群体。上溯到晋朝书圣王羲之，在他的《杂帖》中说：“吾涉冬节，便觉风动，日日增甚”。说的是王羲之每经历立冬这一天，就会觉得“风动”，那实际上是“风疾发作”的症状。王羲之不是中医，却懂得“风动”，说明中国古代文人，许多都是懂中医的；如今我们常说的“风湿热”、“风疹”等西医病名，也是在把英文的西医翻译成中文时，为了让中国人看得懂，借用了中医的“六淫”词藻，按照中医的语言习惯沿用下来的。所以，中医在它的文化属性上，纵向可以上溯到远古，横向可以逼迫西医翻译名词中国化、中医化。
　　于是，中医，这个沉重的话题，除去它的自然科学属性外，还有社会意义上的“民族性”、“文化性”。总之，除了“自然中医”，剩下的都是“社会中医”。社会中医具有民族属性和文化属性。社会中医，是中医的自然属性以外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些历史文化积淀，在中国沉积了数千年，曾经酿制出民族的辉煌，赢得过洋人的欣赏学习，我们为此而感到自豪。在当今时代，在自然中医基本消亡了的时代，社会中医还非常挺拔的生长着。现在，我们要解决的，是实事求是地承认“自然中医基本消亡，社会中医仍然存在”。只有首先承认这些事实，才有可能正确评判“中医问题”，才有可能正确认识中华医学的发展方向和光辉未来。11、西医对中医，潜移默化十七年
　　中医学的基本消亡，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事件。新中国建国之后，它就在西医的潜移默化中，逐渐走向衰微了。“文革”前的十七年，是新中国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十七年。除四害、讲卫生、消灭各种传染病，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一直是整个卫生工作的中心，卫生工作的各个方面都是要服从这个中心的。毫无疑问，这对于全中国人民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爱国卫生运动的广泛开展，也冲击着和淡化了中医、西医的概念与区别。自民国年间出现的“中医去留”的论争，本来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但在如今的运动面前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了。
　　（1）卫生协会里的中医们
　　建国初期的中医，数量比较多，大都是个体行医者，有的自己行医，同时开着药铺。有的只是行医，坐门等客、不开药铺。有的则在别人的药铺里“坐堂”。整个中医体系，松弛而散漫。为了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国家按照“团结中西医”的政策，成立了卫生工作者协会。号召中医、西医，都参加到协会中来，积极为运动作贡献。于是，一些中医老先生，出于对新中国的拥护、信任和支持，纷纷加入到新中国的卫生协会中来。
　　“卫协会”的中医们，胸前挂着耀眼的“红牌牌”，背上背着时髦的出诊药箱，志愿为新中国做一名光荣的“卫协会”会员，为爱国卫生运动做贡献。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预防接种，但中医却不会，需要“现学现卖”，便自觉地跟随着西医，学习“种牛痘”、防天花。他们在热火朝天的预防工作实践中，学习使用西医的针管子，进行各种预防注射，也从中学会了、掌握了皮肤消毒、打肌肉针等西医技术。同时，他们也受到西医理论的一些影响和熏陶，把西医的一些常用词藻记在心中，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于是，他们原来掌握的中医知识，在自我龃龉中逐渐淡化、弱化，甚至动摇了固有的“五行生克”观念。
　　（2）联合诊所的中医们
　　50年代初，新中国从上到下，逐步恢复和建立起了以西医为主的各级主体医疗机构。“三大改造”中，又按照“公私合营”的模式，以“卫协会”为依托，把个体行医和个体药铺联合起来，成立了若干集体性质的“联合诊所”，老百姓简称为“联诊所”。从此，新中国的医疗机构，就有了“国家的”、“集体的”两种，个体行医的，基本没有了。规定，由同级的国家医疗机构试验卫生院、卫生所，来领导集体医疗机构“联诊所”。这种新型医疗体制，西医占主导地位。但正是这种新体制，比较好地担负起了全国人民用中医、西医两种医术治病、防病的重担，也为大规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培养了骨干队伍，功不可没。
　　联合诊所的中医们，对发烧的病人，先试脉、后打针、再开中药。他们的西医技术没有西医好，可是，“发烧就打青霉素”的治疗办法，却也觉得容易掌握，而且迅速收到比吃中药好出多少倍的疗效。于是，中医先生趋之若鹜，都打起了青霉素。打针之后，又比西医多出来一张中药处方。所以，这些挂着听诊器的中医先生，接纳的病人，并不比西医大夫少。有时，还能超过西医。
　　但是，他们中有些对人体的解剖位置不了解，无菌观念差。有的不懂得无菌观念，不知道如何消毒，玻璃注射器消毒很不严格。有些针管子，看起来很干净，中医先生就懒得去煮沸消毒，只是用热水烫一烫，就吸进药液，打进患者的屁股。有个别的，打针后竟出现感染、化脓，迟迟不愈合。有个别的，因为不懂解剖，打不准正确位置，偶然也会“打走了针”、刺伤了坐骨神经，造成患者瘸腿。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这样的医疗事故总是极个别的。其中，中医打针消毒不彻底的问题，也似乎怪不得。消毒重要，讲卫生更重要。
　　封建落后的旧中国，就连讲卫生用的肥皂也是生产不出来的，老百姓洗衣服只能用草木灰“淋灰水”，洗脸洗手只能用皂角和猪胰子。这些东西能有多少？一般舍不得用，所以数千年来，是没有条件讲卫生的。作为中医，不向西医学习，他怎么会懂得消毒？但是，从总体上说，联合诊所的中医们，曾经学着西医的方法，为广大农村人口的防病治病，发挥了巨大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同时，他们在学习西医的同时，也部分的或大部分的，冷落了、放弃了原来的中医。
　　（3）中医写病历问题
　　“三大改造”在城市医务界的深入开展，是把一些名老中医请进街道卫生机构以及现代化的大医院。在以西医为主的综合性医院里，中医遇到了书写病历的难题。写病历，写门诊病历、写住院病历、写完整病历，那是西医的必修课，也是十分重要的病案纪录。只有按照主诉、现病史、既往史、家族史、生长发育史等，询问全面、仔细，特别要对那些与症状体征相关的方面，进行毫不遗漏的描述，方可完成“病史”部分。至于查体中的物理检查，是要从头到脚、从上到下、里里外外，进行全面查体，一点也不许遗漏。视、触、叩、听的结果都必须繁繁地记录在案。加上病人的体温（T）、呼吸(P)、脉搏（R）、血压（BP），以及实验室检查的结果，进行分析，得出一个“印象”（即初步诊断）。然后，把护理常规、饮食类型、每一次的治疗情况，无一遗漏的写上去，这才是一份西医病历。这样规范的病历，让刚走进医院的中医老先生们写起来 ，有点“如撰天书”，简直是强人所难。可是，中医们还是得写。于是，就闹出笑话来。且看，一位中医老先生写的病历：
　　“患者不懂科学原理，随便玩弄炸药，只听轰隆一声，鲜血四溅。当即，其父组织人力，四人抬八人轮换，一人手提马灯，摇摇晃晃直奔我院。一进门，患者疾呼：不打针！不打针！”
　　看！老中医写得多么有文采呀！
　　可是，绝对不行！既没有主诉，也没有现病史中要求的症状体征和时间描述，那些对病人如何入院的情景描写，与诊断无助，多余而无用，对于临床诊断、治疗毫无意义，完全彻底的不符合要求。可是没有办法呀！从《黄帝内经》到《温病条辩》，所有中医学的典籍上，都没有写病历之说，那老中医先生，怎么能会写病历呢！尴尬！这位老中医真尴尬！其实，根本怪不得中医，也怪不得西医的“病历模式”，更怪不得上级让中医走进医院，应该责怪的，是中医学的老祖宗们。从黄帝、岐伯到张仲景、吴掬通，为什么不把写病历这么重要的内容，写进中医的医书，规定出统一的格式，让后代中医给病人建立医案呢？数千年来，中医在临床上需要书写的，唯有处方。除去处方，再无别的一文半字。这种情况，当属于中医学自身的严重缺陷和规范性上的疏漏！至于古代宫廷、官府留下来的某些“医案”，那不过是写给皇上、官员看的医疗实践纪录，既没有统一的格式，也缺少医学的专业性质，多与文学擦边，颇具“日记”有染。后来，清末与民国年间出现的某些医案，则是受西医影响的结果。
　　五、六十年代的中医，在没有人提出“取消”的情况下，在政府不断呼吁“继承”的情况下，就像败落的秋花，自然而然地枯萎了。这实际上是西医对于中医，潜移默化的结果。在潜移默化中，中医慢慢衰竭。这，当然不能怪爱国卫生运动，不能怪三大改造中的联合诊所，也不能怪中医走进大医院。倘若没有这一些，特别是没有持续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国人的健康水平还会非常低下，还会被人称为“东亚病夫”。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维护中国人民的群体健康的角度看问题，建国之初中医的消亡与退化，实际上是一种“先进取代落后”优胜劣汰的必然。它表达的，是我们社会的进步倾向，具有积极意义。所以，对于如今自然属性的中医学基本消亡的事实，我们既应当承认，也不该过分遗憾。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决不应该为了维护中医学的一点“脸面”，而拒绝先进的西医文化、放弃人民的健康……
12、“文革”毁掉了中医形象
　　十年“文革”，是一场人为的灾难，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文革”中的“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政策，对于“一根针、一把草”的偏爱，完全背离了中医的核心理论，把中医中药简化成了简单的“一根针、一把草”，使人们在认识上，混淆了中医与中药、中医与西医的区别。此后，人们不知道什么是中医了。
　　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虽然写有《送瘟神》的七律，指出“华佗无奈小虫何”，生动地描写了千年中医在大面积传染病面前的“无奈”，热情的歌颂了现代医学创造出的“杨柳春风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美好情景。但这只是毛主席一时的感念，不代表他的中医观。毛主席对千年中医，的确是情有独钟，对如何保护中医，做出过非常多的指示。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发布“6、26指示”，批评卫生部是“老爷卫生部”、“城市卫生部”、“城市老爷卫生部”，说是做一名医生用不着初中生、高中生，“小学毕业学二年就够了”。他还反对西医带口罩，说西医带口罩是“害怕病人传染给自己”。最后，他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就在“6、26指示”认真贯彻一年以后，1966年夏初，“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所以，我们有时可以把“6、26指示”，看作是“文革”的序幕。“文革”十年，每年的6月26日，卫生部门都要举行“6、26指示××周年庆祝活动”，用以推动“赤脚医生”、“合作医疗”、“一根针、一把草”、中西医结合等各项工作的开展。
　　十年“文革”，大办“赤脚医生”、“合作医疗”，推广“一根针、一把草”，看起来是偏爱中医中药的，而且，也确实打过中医中药的许多旗号，但在实际上并不是偏爱中医理论、中医诊断，也不是偏爱整个中医学，而是抱着急功近利的态度，借鉴经济上“土法上马”的经验，偏爱着“一根针、一把草”，并把它笼统地称为“中医中药”。“一根针”是指针灸，“一把草”是指采集中草药。要求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要“不花钱、少花钱、治大病”，对于中草药，实行“四自”，即自采、自种、自养、自制。
　　“文革”期间，我们国家还非常贫穷、非常落后，最大的问题，是人民吃不上饱饭，需要“千军万马搞饭吃”。度过了“三年困难”后，糠菜半年粮的广大农民，特别是偏远地区农民，生存条件十分艰难，医疗条件相当落后，老百姓缺医少药，慢说吃不上、用不起西医西药，做不起手术，就连中草药也很稀罕。所以，比较廉价的“一根针、一把草”的提法，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基础，老百姓用得起，曾经受到欢迎。有时也真的能够治疗一些病症，是起过作用的，所以在当时农村，具有积极意义。
　　只是，“一根针、一把草”被说成是中医中药，就名不副实了。严格的说，“一根针、一把草”属于治疗手段。而人生病后，最重要的不是治疗，而是弄清楚生的什么病，也就是要明确诊断，然后才谈得上治疗。不论中医西医，首先要明确诊断，这一点是一样的。所以，赤脚医生、合作医疗所推行的“一根针、一把草”，不是中医，也不是西医，没有实验精神，没有任何理论指导，仅仅凭着经验，所以，就那个时期合作医疗中，没学过医的赤脚医生，天天使用的“一根针，一把草”，只能是一种不能入流的经验医学。
　　赤脚医生，大都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医或者西医。只是在人民公社的卫生院里进行过一个星期至三个月的短期培训（有的时间还常些），就直接接触病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既不懂得中医，也不懂得西医，开始阶段，仅凭一腔热血，很难胜任医疗临床工作。来了病人，不管什么诊断不诊断，也不管中药西药，看看药品说明书，或者随心所欲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反正“对症下药”就是了。也或者试验着，给病人扎一顿银针，搞一些廉价的土单验方。后来的日子，虽然他们也自学一些东西，但都不系统，在临床诊疗上，带有一些盲目性。所以，就当时的他们而言，对于医学，充其量只是“半瓶醋”。
　　然而，这种非中非西的经验医学，这种“半瓶醋”，这种“一根针、一把草”的土办法，却乘上了“合作医疗”的豪华车，驶进了“赤脚医生”的快车道，受到了“文革”的极力推崇，把它与“革命样板戏”并列，成为“文革”的标志性词条。所以，一说起“合作医疗”、“赤脚医生”、“革命样板戏”，人们就会想到“文革”。
　　“文革”期间，原有“老电影”，几乎全部划成了“大毒草”，除了“四战”，全部封杀。群众能看到的新片子，除了革命样板戏，就只有《红雨》、《春苗》了。而这两部被“四人帮”极端重视的“新影片”，都是打着推广、普及“中医中药”的旗号，挑着关心百姓健康的幌子，为“一根针、一把草”大唱赞歌，也为“四人帮”的“革命造反”做嫁衣裳。一时间，“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的影片主题歌，唱遍了全中国。
　　长达十年的“文革”，长达十多年的赤脚医生、合作医疗，以及“一根针、一把草”，虽然起到过一定的好作用，但却浪费了时间，使中国整个医学事业，以蠕动的速度，缓慢行进。中医，更惨了。本来就被西医潜移默化了多年的传统中医，经过十多年漫长时光的“文革研磨”，几乎磨成了没有正式形态的粉末。于是，在十多年的时光里，中医在百姓中的形象，就被简化成了非常简单的“一根针、一把草”。在广大的群众中，慢慢形成了共同的中医认同心理，什么是中医？中医就是“一根针、一把草”。
　　现在，群众为什么会把带着听诊器、做着CT、开着中药方的医生，不做任何怀疑，认作是“中医”？人们为什么总是分不清中医和中药的界限？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文革”的影响，是“文革”，把中医的形象简化成了“一根针、一把草”。是“文革”，混淆了中医、中药的界限。
13、传染病流行千年，中医无奈
　　我们在《中国的经验医学》一节中，曾经提到，从唐代，民间就秘密流传着“种人痘、防天花”的技术，种人痘技术传到西方后，经过大量试验，发展成了效果更理想、应用最广泛的种牛痘。试想，“种人痘”这种土生土长的土医技术，可以被西方人发展、改造成种牛痘，可以写进中国的史书，却不能写进中国中医的医书，更不能被中国的中医所重视、所接纳、所应用。这是为什么？就因为“种人痘”不符合中医关于阴阳五行、营卫气血、脏腑经络等核心理论，中国的中医，把土医的这种技术看作“儿戏”，所以，就把“种人痘”技术拒之门外了。于是，我们有理由说，在预防天花和各种传染病方面，中国的中医，不如经验医学，不如中国的土医。
　　传染病，包括天花在内的、以儿童为主要传播对象的各种传染病，流行了数千年，除了“瘟”、“疫”二字，中医的医籍中没有留下关于传染源、传播途径、传播媒介、如何防治的可用理论，也没有创造出进行预防的有效方法来，甚至中医不懂得讲究卫生。以至，古代中国、旧中国，没有什么“爱国卫生运动”，卫生条件极差，苍蝇、蚊子、老鼠、跳蚤、孑孓、蟑螂等，成为传播疾病的媒介，人身上招虱子，那是再普遍不过的事情，直到红军长征、解放军参加“三大战役”期间，甚至解放以后的一段时间，战士、百姓身上招虱子，仍属于正常情况，不足为怪。面对这些害人虫的肆虐，我们的中医理论，没有做出任何阐释。所以，古代的大批人群，忍任鼠疫、天花、霍乱，三大烈性传染病的侵染之害，忍任结核病、伤寒、副伤寒、麻疹等传染病广泛肆虐，中医始终没拿出大面积预防、治疗的有力措施来。这种历史的真实，是中医理论过分注重宏观、轻视微观的存在所决定的。在它的宏观理论中，没有“病菌”之类的任何发现，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分析描述，这一点，凡是阅读过中医医籍的人们，都明白。
　　我们不能说中医面对传染病，完全没有现成的治疗方法。但是，中医的辩证施治，在对传染病方面，辩证过程缓慢而繁杂，诊断模糊不清、治疗效果比较差，用药方式儿童较难接受，远远不如西医来得快、有把握。就连《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因为生了肺结核，看过多少中医先生，喝了多少中药苦水，误不了被肺结核病夺走性命，折磨而殇。而曹雪芹笔下的中医、名医们，对治疗林黛玉等裙钗的病（结核病），一个个都是夸夸其谈，无力回天。我们想，这时，如果贾宝玉把中医先生们赶走，请西医来打一段时间的链霉素，大观园里的结核病患者们，很快就会得到有效控制，把“林黛玉们”从死亡线上拯救过来。至于说链霉素存在致人耳聋的副作用，后来当然是有的，但它比起挽救生命的“正作用”来，孰重孰轻，不言而喻。
　　天花，比林黛玉患的肺结核病更厉害。天花、鼠疫、霍乱，三大烈性传染病只要一肆虐，就会大片大片的死人，仅仅几天、十几天、几十天之内，就可以灭绝一个村庄、一个乡镇、一个县份。在古代、在旧中国，中医对这三大传染病，预防上不曾有可行之建树，治疗上无非是伤寒、温病的汤头，病人死了，就用“天灾”、“瘟人”来搪塞。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因生天花幸存下来的“麻子脸”老人，证明着天花曾经在中国人群中肆虐。我们不是说中医对传染病完全没有办法，而是比较西医的“流行病学”规定的预防措施，实在是不能如流。
　　1958年，毛主席在他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对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报道，非常动情，十分深情地抒发了他的感受。他说：“读6月30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看，这位中国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人民领袖，对现代医学的“西医们”，消灭了千年存在的传染病，是受到了极大震撼的。于是他写道：“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中国历朝历代的中医们，包括神医华佗在内，面对“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只能是“无可奈何”，望“疫”兴叹。而余江县消灭血吸虫，却不是中医的能耐，而是根据现代医学中流行病学的理论，消灭病原体、铲除田螺、切断传播途径的巨大成果。这也正是毛主席，公正的评价中医为“华佗无奈小虫何”的原因。它表明，以华佗为代表的中医和所有的中医理论，对传染病全都是无可奈何的。
　　自从1958年，我们国家开展了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传染病、提高健康水平”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虽然开始阶段有些“冒进”，但他在提高中国人的卫生意识方面、在消灭各种传染病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能抹煞的。为防治传染病，国家坚持用现代医学、流行病学的卫生观念和卫生措施，长期的、不间断地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改善环境卫生、饮食品卫生、妇幼卫生、学校卫生、工业卫生等卫生条件，进行现代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大面积、全民性的实行预防接种。持续性的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很快就把所有的烈性传染病控制住，以致全面绝迹。
　　后来，预防接种形成了制度，婴儿生下来，24小时内注射乙肝、结核疫苗，三个月开始服用糖丸预防婴儿瘫。白百破、甲肝、流脑、乙脑、流行性出血热等疫苗，按时注射，一直打到大学毕业。使每一个新生命都免去了患传染病的可能，真正实现了防患于未然。 上世纪90年代研制出了麻风腮疫苗、流感疫苗。最近又研制出肺炎疫苗，研制出轮状病毒疫苗，以预防秋季腹泻。研制出水痘疫苗。由于H型流感嗜血杆菌可引起肺炎、脑膜炎和喉炎，故新研制出了流感嗜血杆菌疫苗。有效的防止了嗜血杆菌性肺炎、脑膜炎和喉炎，使一些具有传染性质的病，都得到了及时有效的预防，使中国人民远离了传染病的威胁。对此，传统中医，大量中医院里的“中医”，在传染病的理论上，实践上，没有任何作为，比起西医来，不知落后了多少倍，
　　在预防传染病的漫长历程中，从西医那里，我们学到了消灭四害、喷洒消毒、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进行大批次预防接种、提高人群免疫力等先进预防知识和措施，避免了“老病”再发，控制了新病疫情。从西医那里，我们知道了各种传染病的症状、体征、诊断办法、病程、有效药物和预后，于是，抢回来许许多多鲜活的生命，避免了数以亿计的人口罹患。从中医那里，我们只是得到了害怕受“风”、受“气”上“火”之类的思想禁锢，得到了不着边际的虚幻意识。于是，从西医那里，我们学得了很多很多，从中医那里，我们却得到很少很少，这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大量的事实，表明了中医对传染病的无奈。应当说明的是，中医并不是在防治传染病方面“退出”阵地的，而是它本来就没有这样的阵地。在它的经典著作中，没有传染病这片领土，没有流行病学这样的理论，没有对看得见、摸得着的病原微生物作出描述。中国的传染病领域，一直是一片“没有医学”的空白，当西医来到中国后，很自然的充实起了这片空白区。
14、中医退出“三大阵地”
　　中医学的基本消亡，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在与现代西医的医疗对比中，逐渐退出医疗市场的。享受健康，是每一个人的基本要求。为了健康，人们选择先进、有效和快捷。谁先进、谁的效果好、谁的便捷，就选择谁，否则，就抛弃它。这是一般规律。就是这样一条规律，让中国社会选择了西医，抛弃了中医。当然，我们既可以说是社会对中医的抛弃，也可以说是中医的自觉退出。为什么？中国有句俗话，“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于是，这一遛，中医就相形见绌了。在以下三个方面，出现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亩春”的局面。于是，中医便自惭形秽，退下阵来。
　　（1）中医退出了战地救护
　　战争年代的战地救护，或者遇到地震灾害的救亡，时间就是生命，在血与火的征战中，需要赶紧医治大批伤病员。伤病员需要包扎、止血、缝合、输血、输液、做手术、取弹片等等，这些任务，需要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在这方面，中医的治疗手段显得拮据、乏术和无能为力。中医阴阳五行的基本理论以及四诊八纲，在这里大都排不上用场。
　　战争年代，在没有西医的条件下，也只好靠中医。纯正的，不向西医学习的中医，因为不懂得解剖学，不知道人身上有多少块骨头，不知道五脏六腑的具体位置，不懂得输血、输液，就连普通的包扎、止血、骨折固定、无菌观念也很难做到位，只能靠古老的、消极的疗养手段，服用刀伤药，外用生肌长肉的膏药，慢慢调养。可是伤员病情紧急，慢不得，慢了就要死人。所以，中医常常会贻误抢救时机，导致伤员死亡，很难把死亡率降低下来。
　　若有人抬杠说，“不是华佗曾用麻沸汤给人做手术吗！中医对伤员也是有办法的呀！”要知道，华佗的“麻沸汤”并没传下来，当然就没有中医为人开膛破肚做手术的记载，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没有纯粹的中医医生为伤员做手术的先例。如果说有，他就不是中医，或者他本来是中医，却又学习、借鉴了西医。
　　我国战争年代，在没有西医的、最艰难的时期，有些中医的确参与了救治伤员的工作，而且功不可没。但大都离不开借鉴西医、学习西医，或者有西医的指导。从战争年代的整体医疗格局来看，我军的主流医疗队伍不是中医，而是八路军中以白求恩大夫为代表的现代医疗群体。这个医疗群体，用全新的包扎、止血、缝合、输血、做手术、取弹片、骨折固定、打青霉素针抗感染等等救护手段，快速、有效的拯救了无数伤病员，使他们从死亡线上回到人间来。无数事实表明，在战地救护的大批量医疗实践中，西医比起中医，来得快、用得上、效果好。中医，在战地救护、救治伤员的实践中，确实不如西医，远远比不了西医。在拯救生命的危急关头，在救护伤病员的战场上，在做手术的手术台上，中医学，恐怕就连“医学”都算不上。所以，在这些领域和场所里，中医学，使不上多少劲，帮不了多少忙，理所当然的被淘汰，自觉自愿的退出阵地。
　　（2）中医退出了婴儿出生阵地
　　中医的营卫气血理论，堪称精彩绝伦，头头是道，在古代成为无与伦比的科学，并延续数千年。不过，即使在古代，在产妇生孩子方面，中医也没能拿出优秀的接生办法来。妇女生孩子本是大喜事，但同时也是产妇的灾难。中国数千年来，妇女没有地位。社会、家庭，常把妇女生孩子，看作是见不得人的窝囊事，民间、落后的农村尤为突出。广大农村，产妇是不能躺在干干净净的床上生孩子的，要求坐在土垃地的土坯上生产，让孩子“土生土长”。生下来了，给婴儿断脐带，收生婆不能用剪子，因为剪子是铁的，属金，会给婴儿“破元气”，不堪用。用什么？要用不属金的草席枚子，慢慢把脐带拉断。至于“消毒”，中医从无此说，收生婆更无“超医”之明，所以，千年来，中医就从未发生“消毒事宜”。于是，许许多多的新生儿，长了“脐带风”，仅活四到六天，就死了。新生儿死了，谁都无力回天，那是他“不长命”，命该如此，属于正常情况，从来不当回事，埋葬拉倒。少数幸运儿，没有感染“脐带风”的，才可能侥幸存活下来。所以，有不少妇女，一辈子生过十几个孩子，全都因“脐带风”夭折了，一个也没存活下来。
　　面对如此恶劣的医疗、卫生环境，面对大批新生儿死亡，古代的中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做了些什么工作？不言而喻。中医，不知道有个微观世界，不知道有细菌、病菌、病毒，没有“无菌观念”，完全不知道还有个“破伤风杆菌”感染作乱，当然它就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来。
　　新中国建国之初，新生儿的死亡率还是相当高的。我们培养了大批的新法接生人才，建立了一支数量浩瀚的新法接生队伍，全面、大力推广了新法接生，广泛进行了妇幼卫生常识的宣传教育，杜绝了产妇的产褥热，消灭了“新生儿破伤风”。所以，建国后出生在城市乡村的人口，几乎都是新法接生的成果。如今生孩子，“生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中国人口激增，从1949年的4、5亿人，发展到现在的13亿人，如此巨大的成果，都是得益于现代医学的全面发展，得益于新法接生的全面普及。甚至可以说，得益于中医学的退出。
　　中医历时数千年，面对产妇生孩子，面对大量的新生儿“脐带风”，一直没有拿出自己的好办法来。西医来了，有了无菌观念，有了消毒办法，有了新法接生，彻底根治了产褥热和脐带风。于是，中医，在产科的医疗实践中，在与西医对比天平上，没显示出分量，哑口无语。也只好，拱手让出“妇女生孩子”这块重要的医疗宝地。不用论争，也不用偏向谁，谁优谁劣，昭然若揭。
　　（3）中医退出了“青霉素症”
　　青霉素（盘尼西林）问世后，大约于20 世纪中叶来到龙的故乡，像神药一般，威力大显，但很不普及。不过，人们还是惊奇的发现，青霉素对于所有的革兰氏阳性菌，几乎都是特效药，都是灭门的克星。到了建国前后，青霉素对绝大部分感染性疾病，都能做到“一针见效”。特别是对那些高烧不退、昏迷不醒、濒临死亡的肺炎病儿，或者其他发烧的“青霉素症”，只需花费大约100斤小麦的价钱，打上一针青霉素，20万单位，几乎就能百分之百的化险为夷、起死回生。其神奇程度，令病家吃惊，令中医瞠目。青霉素，在它飞黄腾达的一百多年中，不知从死亡线上救过来多少条性命；在有条件的地方，孩子发烧了，找个会打针的，花一些钱财，打打青霉素，很快就好了，针到病除，干净利索。于是，西医的威望，日趋高涨起来。
　　孩子发高烧，濒临死亡，不打青霉素，去请中医先生看看，那就得先试试脉，望闻问切，辨别出是伤寒症、中风症，还是瘟病，然后，开方子取药、煎药、灌中药汤子。这个过程显得冗长而死板，或者等不得辨别清楚，或者等不得熬好汤药，或者等不得汤药生效，患儿早就一命呜呼。于是中医，在小儿发烧这个庞大的患者群体中，在整个“青霉素症”的罹患群体中，以至在几乎所有感染性疾病面前，失去了光环，日趋衰微，慢慢下课、无语而退堂了。
　　在战地救护、助产接生、小儿发烧这三大医疗领域中，在强势西医和西医队伍迅猛发展壮大的形势面前，中医表现出了自己的弱势、落后、尴尬和无奈。与此同时，西医挥舞着西药的各种抗生素和消毒药水，把长疮、流脓、疖、痈、蜂窝组织炎之类的肌肤感染，把中医的大难题“疮、疡、痈、疽”，全都消灭在了萌芽之中，消除了外科感染。西医占领了这么多的领域，加上传染病领域，西医已经占据了整个医疗领域的绝对优势，很自然的成为主流医学、主题医学、主体医学。近年来，新型抗生素的不断更新换代和有针对性使用，现代诊断仪器的出场，外科手术向内科地推进，使西医赢得了几乎是全部的医疗市场，传统中医，在不知不觉中找不到了，致使我们不能不说句实话，中医学，没有了。
　　　　就在中医慢慢退出各个医疗市场的时候，我们发现，西医是一个可以发展的医学，中医是不能发展的医学。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一个固步自封，衰微退缩，使中医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使大批“中医师”变成了西医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就这样，中医在与西医的长期比较中，在几乎所有的医疗阵地上，甘拜下风，退出去了。
15、中医是扶不起来的“天子”
　　建国后，我们的国家政府看到了西医凶猛的来势，看到了中医的衰败局面，看到了西医对中医的严重威胁，已经预见到了祖国医学将走向式微、衰败和没落，民族感情所系，政府一反常态，破格呵护处于弱势的中医，不仅不去限制、扼杀它的发展，反而制定扶持政策，不许歧视中医。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大力提倡中医带徒弟，号召青年人做中医学徒。要求要刻不容缓的继承祖国医学遗产，一定要把一些年事已高的名老中医的医道传承下来，发扬下去。二是批准一些名老中医成立“徒弟班”，把一些有志学中医的青年人组织起来，带徒弟办学徒班，聆听名老中医的理论课程，跟随名老中医进行医疗实践活动，从理论、实践两方面，全面学习。三是，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破天荒、开先河，成立国家的中医院校，聘请名老中医做中医学教师、教授，有计划、有组织、有规模的培养中医人才。四是，提出了“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为提高中医地位，在政策上，向中医倾斜，号召和责令西医学习中医。五是，对中医进行了立法保护。上世纪80年代，国家还把“在野”的中医，写进了《宪法》的21条，受到严格保护。党和政府，对待中医的保护态度，保护措施，成为有史以来的保护之最，令国人无话可说。
　　然而，中医，似乎是一个扶不起来的天子，方针政策越是扶持它，它越是不争气。它天天都在自惭形秽、以泪洗面、叹息沮丧，渐渐地焉悠消亡起来。眼见得，西医一年比一年多，中医一年比一年少，本来是中医，却不幸被西化，真正的中医，与年俱减，与月俱减，与日俱减。到了21世纪，就找不到真正的中医了。
　　中医自身，不论你的理论多么高深，不论你有多少治愈大病、重病、怪病的个案，只要在大面积、大批次的疾病面前，总是按部就班的坐而论道，总拿不出赶上西医、超过西医的具体办法，眼睁睁地看着西医，大面积收获病员的痊愈、大批次出现治疗的效果，自己要不就是出手太慢，要不就是爱莫能助，久而久之，不自行退出激烈竞争和医疗阵地，那才叫奇怪！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在事实上，真正的中医师已经所剩无几，我们已经极少见到真正的中医了，这不是偶然的。中医是在与西医相比较的大量医疗实践中，经过一、二百年的漫漫时光，逐渐被淘汰，缓缓出局的。世间一切事物的兴衰存亡，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都有着它自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优胜劣汰。
　　在优胜劣汰这个铁的规律面前，中医，辜负了党和政府，辜负了国人的热血。成为了一个扶不起来的天子。
 16、皇帝的新衣和中医的文化
　　这几年，传媒和网络上出现了对于中医的新一轮论争。论争的焦点：“中医是不是伪科学”，“要不要继续存在”。挑头的是中医院校的在读生或者毕业生。高考时因为分数不够，没有被一流的名牌高校录取，屈尊勉强，上了冷却已久的中医院校。忽然觉得，在这21世纪的克隆技术时代，为什么还要学习几千年以前的阴阳五行理论，这理论陈旧得发霉，与时代脱节，加上学得的内容非中非西，不伦不类，于是，感到厌倦、迷惘、灰心，同时，对中医学的存在下去的理由产生质疑，认为中医是“伪科学”，应当取缔。他们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写成散文、杂文，发表在网络上，产生着一定影响。
　　以反对法轮功、反对伪科学而著称的中科院院士，80多岁的何祚庥先生，脱颖而出，站在反对中医的最前沿，成为“否定阵营”中的代表。何祚庥先生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根据，证明中医是“伪科学”，说“中医害死了陈晓旭”，提出要取消中医。湖南著名教授张功耀先生则更尖锐地指出“中医连伪科学都不够”！必须“取缔”！
　　支持中医的阵营人数非常多，他们有中医教授、中医师、政府官员、普通群众。支持者把中医天人合一的理论与青霉素失灵相比较，说中医是国宝、国粹，应该支持政府向联合国为中医“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列举出中医院校和中医医院，在人员、床位、设备等方面的一串串数字，表明中医的发展正方兴未艾云云。
　　参加论争的人数虽不多，但“挑战者”、“迎战者”大都言辞激烈、慷慨激昂。由于持等待观望态度的网友，是大多数，对中医问题说不出糖的枣的来，语言比较谨慎，不过是支持、反对、点头、摇头或咂咂舌头而已，所以，这一场论争，远远没有形成“风起云涌”之势。
　　论争的最终结果，如今还闷在尚未掣签的金瓶里，暂时看不出来，但气势与重量的天平上，却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倾向，“支持中医”的力量，似乎已经压倒了“反对中医”，似乎已经独占鳌头。一时间，谁反对中医，简直就成了“不爱国”，“不负责任”，甚至就成了“崇洋媚外”的“民族败类”。于是，以网络为阵地，演绎了一出中医去留的新剧目。
　　这剧目好像《皇帝的新衣》。甲方说，这新衣不长不短、不肥不瘦、金碧辉煌、雍容华贵，颇显皇帝风范，比任何时装都要高档，什么衣服也取代不了它。乙方则说，这肉皮色的衣服，色泽昏暗、做工粗糙、档次低下、非常难看，应该劝皇上赶快脱下来，换一件能显出时代气息的时装。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笔者今日如小儿，忽然插嘴说：“皇帝早就脱掉了衣服，现在，见不到陛下的身影了！”笔者在说之前，就准备好了一台西医的镶牙椅子。打算着，谁要是因此笑掉了大牙，就重新给他镶上去。实在不行，就给他来个中医永远做不到的“种牙”，让他亲身体验一下现代医学中“种牙”的发展成果。话又说回来，皇帝的新衣，就是中国的中医。现在，传统的中医已经见不到了，中医基本消亡了。所以，没有必要再论争“去留”问题……别争了，“皇帝”下野了，实现共和了！
　　半个世纪以来，现代医学的强势文化，以无与伦比的优势占据了中国医疗卫生战线的主流、主力和主导地位。多年来，西医对中医的潜移默化，使土生土长的中医自惭形秽、逐渐蜕变，失去了原有的特质。无情的时光，把一些名老中医送进坟墓，把活着的中医变成西医。十年“文革”中的“一根针、一把草”，这些本是边缘地位的“中医毛发”，这些近乎于“经验医学”的落后手段，居然变成了今日响当当的“中医”，或者做了“中医”的形象大使。
　　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把中医的重要理论和辨证论治原则甩在了后头。现代“中医”留给社会的形象，只有“一根针、一把草”了。所以人们就有理由说：“扎针灸的、开草药的，都是中医”。社会，人们，哪里知道，“一根针”是中医的皮毛，“一把草”属于中药。“一根针、一把草”，既没有中医的理论，也没有中医的诊断，它根本不能代表中医。
　　社会上、老百姓心中的这种“中医”，很像“文革”中赤脚医生的形象。觉得，当年的赤脚医生，用上了现在的磁共振、脑CT做诊断，就等于穿上了鞋子。老百姓要是都这么猜，恐怕天王老子也奈何不得。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是，脑CT、磁共振，这本来是西医的诊断仪器，标志着西医诊断技术的发展，人们为什么看不到西医的这些发展，偏偏要把这些发展，生硬的安在他认为的“中医”、“穿鞋赤脚医生”头上？为什么硬说他们就是中医？哦！这是文化的中医。
　　我们只是看到中医消亡了，中医的文化还在，中医的文化就像中医的阴魂，这阴魂像个幽灵，时常吞吐在人们的言谈话语中，顽强的表现着它的存在、它的永生。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医西化的大潮中，医务界业内人士们，也对西化了的“中医”称作“中医”，于是就虚构了一个假定的“中医目标”。他们说中医是“伪科学”，原来就是指这个假定的“中医目标”是“伪科学”。殊不知，这些假定的“中医目标”，并不是传统中医，而是拥有“中医”职称的西医。于是，我们忽然发现，中医去留的论争，不是指的中医，而是指的中医文化，或者说文化中医。
　　历史的事实一再证明，中医和其他许多事物一样，它的去留，并非人们说去就能去得了，说留就能留得住的。不管人们如何辩论、论争，优胜劣汰的法则，一直在独立的、默默的发挥作用——这作用，酿成了中医学实际上的基本消亡。
　　现在剩下的，只有中医文化。
　　但是，文化，不能治病！
17、余云岫先生的理想
　　从民国到新中国初年，中医去留问题上形成的中、西两大阵营，其论争之激烈令人惊心动魄。其中最令人信服的人物之一，便是西医代表余云岫先生。余先生人品很好，精通中西医，医术精湛，是个真正治学问的大家，又心怀爱国爱民之志，肩负医学革命重任。为了“取消旧医、普及现代医学”，实现自己的医学革命理想，在全国解放时，他没有去台湾，留在了大陆。在大陆，受到新中国的重用。他曾经为新生的红色政权提出草案，为新中国“改造”中医献计献策。他的《改造草案》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先生用心良苦，应该赢得我们后代人的敬重。到了现在，随着现代医学的蓬勃发展和传统中医的式微、消亡，他的医学革命理想已经实现。先生的在天之灵，可以得到慰籍了。
　　余先生开始医学革命时，所处的民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只有革命，中国才有出路。医学，非常重要，但在当时救不了中国。在医学救不了中国的条件下，余先生的“医学革命”便无从谈起。这也是他参与的第二次中西医大论争，最终归于失败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
　　其实，余先生“医学革命”的最终目的并非单纯为了取消中医。取消中医，本不该是他的真实用心。他之所以要著作《灵素商兑》，痛恨、咒骂中医，要坚决废掉中医，大概是因为余先生性急，他嗔嫌中国普及现代医学的进度太慢了。为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为了普及“新医”，他巴不得在一天之内就全面完成。他以为，中医是普及“新医”的大敌，“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余先生把“新医事业不向上”的原因归结到了中医身上来了。这种“归结”，在当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中医属于中华文化之一脉，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表明，中华文化确有障碍民族进步之嫌疑。但是，中医毕竟是治病救人的门类，与其他文化还是有区别的，中医的存在，决不是“新医事业不向上”的主要原因和主要障碍。在缺医少药的旧中国，在贫穷落后的广大农村，老百姓能够看中医、吃中药，已经非常奢侈了，看西医，做手术，打青霉素，对农民很不现实。所以，真正障碍“新医”进步的，不是中医，而是余先生为之努力、为之献计献策的政府；于是，余云岫先生在急于求成的心理作用下，偏见铸成了谬误，激进惹恼了媒体，冒进激怒了中医，中医们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以致，他的主张归于失败。
　　21世纪，中医已经消亡。余老先生“祛除中医”的“理想”已经实现，普及“新医”的梦境已经化为现实。现在我们才可以对先生的“医学革命”理想作出诠释，“废除旧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健康水平，是为了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现在中国人健康水平到了什么份？不用统计，就奥运金牌总数第二名来说，再从我们可以举办一届高水平的北京奥运会来说，已经证明，先生的“医学革命”伟大理想已经全面实现，而且绰绰有余。
　　但是，“医学革命”理想的实现，不是以中医的消亡为标准的。中医的消亡，并不是因为哪一届政府、或者哪一些人要“废弃”而消亡的。它是在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普及现代卫生观念、常识、技术的基础上，在与现代医学进行各方面长期比较中，自行消亡的。
　　很奇怪，旧中国，在政府不断要废弃中医的时候，中医没有消亡，而新中国，在政府大力扶持中医、实行政策倾斜的时候，中医倒是自己消亡了。这是余云岫先生不曾想到的。
18、中医文化迷雾掩盖的真实
　　　　作为中国人，怀着浓重的民族感情，我们是多么希望传统的中医，能在中国这一方古老而神圣的土地上，蓬勃发展，不断壮大，让这一民族的古老医学，走向全球，为全世界人民服务，为英雄的中国人民，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争一口气，增一点光！可是，很遗憾，进入21世纪以后，实际上的中医，已经悄然的消失了。我们为此而痛苦，为此而遗憾……
　　　　然而，许许多多的国人，因为不了解什么是中医，不知道中医、西医有什么区别，他们看到了中医医院的医生开中药方，看到还有吃中药的，就说是“中医还在”，就坚决不认同中医已经消亡的事实。而且，他们听说青霉素不管用了，听人说“西医走进死胡同了”，就憨憨的觉得“还是中医好”，就不愿意认同中医消亡的事实。所以，他们成了“中医西化”、“中医蜕变”进程中，不自觉的拥护者。他们把中医医院的医生们使用现代化仪器诊疗疾病习以为常，把中医和中药混为一谈，咬定了“只要开中药的医生就是中医”。
　　　　不认同“中医消亡”这个事实的，是大多数国民，他们把“中医是国粹”的民族自豪感，酿制成了一团中医文化迷雾，把“中医西化”、“中医蜕变”的事实掩盖起来，把中医消亡的事实掩盖起来，于是，“中医”们不伦不类的虚夸职业，得到了国家的承认，社会的同情，群众的认可。与此同时，谁要是说“中医消亡了”的话，就有可能遭到“全民共讨之”。                                 
　　　　从这种中医文化迷雾中，我们看到，“中医”这门科学，并不纯是自然科学，它更多的是一种民族现象和文化现象。很奇怪，就在它已经基本消亡了的情况下，居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然可以支撑起一个虚假的中医“繁荣”的局面来。在这些虚假的繁荣中，“中医”只是一种称谓，一种形式，一种职业，一种文化的认同心理，一种地域性的风俗习惯，不需要有真正的实际内容。某某人如果拥有“中医”职称，不管他是不是学过中医，只要做出一些中医的样子，打出“中医”的旗号，他就是人们口头上的“中医”。他即使把西医的诊断仪器说成是中医的发明，把一些西药说成是中医固有的，把做手术说成是中医的专利，人们都不会怀疑，不会否认，甚至还会盲目的引以自豪。这更表明中医是一种文化，文化，不是自然科学，更不是医学。于是，我们不知道在中医文化迷雾的笼罩下，什么叫做愚昧，什么叫做无知。
　　　　在中医文化迷雾的掩盖下，极少数“中医专家”，离开中医学的典籍，离开了中医基本不懂传染病的历史事实，编造中医在烈性传染病预防方面全都“超过西医”的谎言。这种“无中生有”的“中医理论”所包含的，除了狭隘文化，就是强词夺理，没有任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有些人受利益的驱使，不顾事实，极力宣说中医正“非常繁荣”，制造假象，瞒哄民众，以便投机取巧，达到瞒天过海、沽名钓誉的目的。这样的人，当然是不会承认中医基本消亡的事实的。
　　　　中医文化迷雾，何日才能散去？
19、医者医德滑坡，百姓留连中医
　　　　拨开中医文化迷雾，正视社会客观现实，我们会发现人们对于已经消亡的中医存在着强烈的留连心理。当今医疗卫生事业出现了严重的商业化倾向，以西医为主体的医院里，极少数医务人员利欲熏心，道德沦丧，医德医风大面积滑坡，使人们逐渐失去了对西医的信任，于是酿成了对基本消亡的传统中医的留连。
　　　　自从中医慢慢退出医疗阵地，现代医学就逐渐占据了几乎所有的医疗空间，成为中国实际上的主流医学。近一些年来，包括中医医院在内的几乎所有医院，都引进、配备、运用了先进设备和现代化治疗手段。CT、磁共振等检查、诊断仪器设备的广泛应用，外科手术向内科和其他科室的扩展延伸，一次性注射器皿等医疗器械便捷治疗的普及推广，加上克隆脏器和DNA等高科技手段的问世，使现代医学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使中国的医疗市场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这本来是医疗卫生事业的巨大进步，是非常好的事情。可是很遗憾，现代医学慢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掌握这些现代科学技术的极少数医生，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把医疗工作岗位看作是一种特殊权利来滥用，他们把救死扶伤的现代医疗手段变成了乘人之危、挣昧心钱、发不义之财的摇钱树，极大的损害着西医的形象，造成了广大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出现了老百姓对整个西医科学的信任危机。
　　　　1、医生成了“开化验单的机器”。少数医院和医生（包括中医医院），为了使用仪器聚财敛财、搜刮民脂民膏，贪婪的对病人进行经济盘剥。他们把西医视、触、叩、听的基本物理检查手段丢弃不用，把与病人的交流对话以及心理沟通丢在一边，简单地一问症状，便开出一大堆检查化验单来。患者在“专家门诊”排了半天队，大夫“看病”仅仅几分钟，化验、仪器的频频检查没完没了。不分青黄皂白，都得用仪器检查，若是离开仪器，似乎就不能看病了；2、“手术红包”问题。做手术之前之后，病家贿赂大夫，递红包、请客送礼，在某些地方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行规。否则，患者觉得，把宝贵的生命交给医院，所面临的只有险象环生的危局以及生命之忧；3、小病大治、多多开药。百姓的小病，特别是小儿，仅仅是感冒发烧，如今都是要输液的。用的什么药？反正哪个贵加哪个，哪个挣钱多加哪个。于是，小小感冒花费几百元，乃至千元，比较普遍；4、出了医疗事故，医院处于强势力量，而患者是门外汉和没有证据的弱势群体，打赢官司的是极少数；5、个别医生抢救病人只为发财。垂危病人出现了脑死亡和心脏停跳以后，极个别大夫故意推迟宣布患者死亡时间，给已经死了的人使用价值极其昂贵的所谓抢救药物，趁机“创造效益”；6、社会上极个别“倒卖人体脏器”的案例，悄然发生，消息一经传扬，便令人毛骨悚然。极少数操持现代医学的庸医，对患者进行的经济盘剥，比起当年中医庸医的“临床奇术”，更加可恶。它折射出来的影像，造成了人们对现代医学的恐惧感和信任危机，同时也出现了医患关系的紧张与隔膜，形成了医患之间互不信任，治病过程中互相掌握证据以备自保的怪现象。
　　　　于是，泛称现代医学的西医，使人们厌恶起来。人们把看病难、看病贵和某些西医大夫失信于民的现实联系起来考虑，就出现了矛盾的交叉和错位，出现了对西医的否定，出现了对于过去中医的留连思潮。老百姓便以此为由，说是“西医走到尽头了”，需要“重新认识中医”，要让“中医回归”云云。人们笼统的感觉：1、中医就算治不好病，也绝不会让病人死在手术台上啊！2、中医治病吃中药，既省钱又环保，还能避免挨西医的“宰”，何而不为？3、青霉素失灵了，化疗伤害正常细胞，西医不如中医；4、中医先生在切脉中，可以与病人聊天，中医文化很起作用，这种文化是医患关系相对和谐。于是，人们留连中医、赞成中医、迷信中医、向往中医，希望中医回归。
　　　　但是，这些“道理”掩盖了两个事实，一个是掩盖了现代医学科学自身的真实。出现的这些问题不是西医科学自身固有的“毛病”，而是操纵者附加给西医的赘生物；另一个是掩盖了现代医学比传统中医学先进若干倍的事实。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要防止“挨宰”，必须在纠正医德医风方面下功夫，找回群众对医院、医师的信任，而不能靠“中医回归”来逆动历史倒退。假若我们真的赶走了西医，让中医全面回归了（当然不可能），不去注重解决医药队伍自身的医德医风问题，看病难、看病贵、挨宰等问题，仍然解决不了。
　　　　至于如何解决和纠正不良的医德医风，重建群众对西医的信任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但是，对西医一生的信任危机，不应延伸为对西医科学的信任危机。对基本消亡的传统中医的留连与向往，只是一种针砭时事的简单情愫和模糊思潮，不能证明中医先进、西医落后，不会使西医科学停滞不前，不可能使基本消亡的中医重新复活，更不可能使传统中医学取代现代医学，重新成为“主流医学”。
　　　　
20、中药发展的煌煌成果
　　　　中医、中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两门不同的学问。本文说中医基本消亡了，不是说中药基本消亡了。中医消亡了，中药还在。现在的中药，不仅没有消亡，不仅很好的存在，而且经过现代科学的深层次加工炮制，还获得了新的、巨大的发展，正在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健康，酿造福祉。
　　　　中药，作为客观存在的物质，它不怕被西化。原有的中药饮片和膏丹丸散等中成药，仍然还有一定的生产和使用。现代科技，充分运用先进设备和工艺，制造出了许多包括可用于静脉点滴的多种中药剂型，受到很好的疗效，极大的丰富了、提高了、拓宽了中药在整个药物学中的地位和发展道路，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药物学的内容。中草药，在现代科学之舟的帆侧舵旁，竭尽力量，扭转着或者部分扭转着现代药物学的航向。中药学可喜的发展态势，是我们民族中药学的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中成药进行了多次认真整理，将古医籍中的方头、民间和名老中医的验方进行了长期的收集和整理。改革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把许多古方、验方开发研制成了新剂型。从此，被西医称为“粗大黑”的中草药，在现代科技的酿池里获得了新生。于是，出现了中成药的微型包囊、药物微粉化、固体分散等新技术、新工艺，拓宽、增加、改善了给药途径，创制了中药的注射剂，实现了中药的静脉点滴。现代中成药异军突起，以2700多个花色品种，以多种多样的给药途径和剂型，投入进药品市场，对临床治疗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把几代人“中西汇通”的理想，变为实现。
　　　　现在，不论拥有“中医”职称的西医，还是本来的西医，谁都可以大笔一挥，给冠心病患者开出“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这种中成药处方来，谁都可以给感冒病人开出维C银翘片这类中成药处方来。特别是对于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患者的临床治疗，广泛而大量使用“丹参注射液”之类的中成药，进行静脉点滴，用以扩张、软化血管，缓解“三高”症的症状，已经成了中国医学界普遍的共识和常规的治疗。处在亚健康状态的一些中老年人，几乎都知道需要按时“冲冲”，怎么“冲”？就是打几天中药的吊瓶，“冲冲血管”。在 2700余种中成药中，按照国际卫生组织规定，规定了“处方药”、“非处方药”，极大的方便了群众，基本实现了“大病上医院，小病上药店”的理想。原来，《黄帝内经》、《伤寒论》、《瘟病条辨》等古代医学典籍上一些难以辩证的“热病”，现在，患者自己到药店买一点中成药或者再加一点西药，一同服下，兴许就能有效，甚至治好。
　　　　中成药给药方式的改造，这是多么大的进步啊！这是多么辉煌的成果？过去的传统中医是想象不到的，过去的传统西医也是想象不到的。这些进步和辉煌成果，带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药物品种的简单增加，而应该是中华民族整体医药学观念的深刻革命。
　　　　可是，很遗憾。极少数以中医自居的先生，还是要“尊古炮制”，坚持古老中药的“粗大黑”，不赞成对中药剂型进行现代化改造。少数西医，蔑视“中药西制”，不欣赏中药的静脉点滴。于是，“中西药”已经融合起来的现实，不被人们认可，仍然存在着两张皮问题。于是，在各级医院的药房，即使完全用现代工艺制造的含有中药的肌肉注射药、静脉点滴药，也要划归“中药”管理。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了给“传统中药”增加品种而贴金呢，还是受到了西医西药的鄙视与排斥呢？于是，慢说“中西医结合”，中西药的结合，就算结合成功了，也未必被人认可！
　　　　中药发展的成果堪称辉煌，但这些辉煌成果要想取得与西药相当的地位，受到广泛的认可，大概还有很远的距离。
21、中医学与封建社会
　　我们在研究中医是怎样消亡的时候，发现中医的消亡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消亡出奇的一致。于是，对它的兴起、发展、以及它与封建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认为，中医学隶属于中国封建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
　　在第一章中，我们曾经追溯过中医的起源，认为中医起源于黄帝，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黄帝时代，人类刚刚从原始社会脱胎而来，生存、生活方式还处在“半坡文化”状态中，没有纸张，没有印刷，把《祝由科》刻制在甲骨、石头上，进行长期的保存与传承，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传承黄帝创建的《祝由科》，除了靠甲骨、石刻、竹帛上有限的文字外，还需要指望一代代人的口传亲授。于是，《黄帝内经》的真正成书时间，并不是在黄帝时期，而是在战国年代。战国年代出现的《黄帝内经》，应该是在《祝由科》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整理和时人“再创作”的结果。从《祝由科》到《黄帝内经》，大约经历了2300年的漫长时间。在这2300年的历史中，《黄帝内经》已经不再是《祝由科》的初级理论和简单内容，而是形成了有理论原则、有实践积累、有经验总结、有理法方药的系统医学。所以，我们有理由说，战国以前，中医学是并不完善的“雏形医学”，中医学真正形成系统性科学的时间，是战国年代。
　　“战国”是以奴隶制社会为主要政体的周王朝分崩离析、走向衰亡的转折时期，是列国纷争、群雄称霸的动乱年代，是以秦国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摆脱陈旧的奴隶制社会，走向封建专制社会的转型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脱颖而出、纷纷涌现，各类、各门学说粉墨登场的时代。老子的无为而治、孔子的仁义道德、孟子的中庸之道、韩非子的法治方略等等，都产生在战国年代。中医学作为一个系统学科，也是在这个时期正式建立起来的。
　　中国的战国年代，是一个人类社会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专制社会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秦国的嬴政灭六国统一天下，号称始皇帝，宣布了落后的奴隶制社会的崩溃，宣告了先进的封建专制社会的正式建立。而战国时期的列国纷争和称霸，则是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的序幕。所以，中医学实际上是诞生在中国奴隶制社会土崩瓦解、封建主义社会旋即登场的序幕中。是伴随着封建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建立起来的医学科学。
　　以秦国嬴政为代表的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壮举，埋葬了把劳动力当牲畜的奴隶制社会，解放了大批奴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从而改变了落后的生产关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与这种新兴封建社会制度相辅相成的中医学，便乘机走进了上层社会，成为主流医学。
　　然而，秦始皇仅仅做了15年的封建帝王，就去世了。秦朝末年，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经过惊心动魄的楚汉之争，刘邦建立起了中国第二个封建王朝——汉朝。汉朝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把秦始皇创建的封建制度，全面提升并固定下来，使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于是，进一步带动了中医学的重大发展。中医学在汉朝末年的发展标志，是张仲景的著作《伤寒论》、《金匮要略》。从此，中医学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营卫气血、辨证论治的核心理论，同中央集权提倡的“独尊儒术”一起固定下来，成为不能更改的医学延续下来，与封建主义社会制度一起，大约延续了接近2000年。如果从战国年间算起，到1911年皇帝退位、封建帝制覆亡，中医学在中国的历史已逾2600年。
　　从秦始皇称帝到满清王朝退位，在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中，中医学一直是中国的主流医学。换句话说，中医学伴随着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走过了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说，假若辛亥革命不成功，清王朝不退位，中国继续实行封建王朝制度，闭关锁国到如今，西医、现代医学走不进来，中医学肯定还是中国的主流医学。千年中医学，随着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的兴起而兴起、发展而发展、衰败而衰败、残存而残存、消亡而消亡。现在，仍然残存的极少数中医，与社会上仍然残存的极少数封建主义势力互相适应。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是中国两千年封建主义社会走向没落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医学走向没落的时代。整个民国年间，中国沦为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的社会形态，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是封建主义势力与西方列强殖民主义的互相勾结与争夺。这种争夺表现在中西医方面，则是从未停止过的“中医去留”的论争。帝国主义列强觊觎中国的贪婪，封建主义势力固守祖宗章法的顽固，交织在一起，使中西医之间的论证表现得激烈而悲壮。当然，民国年间的反侵略战争、民主、革命和内战，也把封建、列强这两股势力一同赶下台，于是就有了新中国的诞生。同时，古老的中医学，也随着封建势力的倒台而沦落下来。
　　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发现，中医学与中国的封建制度非常适应，假若把封建王朝比做君，中医就是臣，这种君臣关系相处千年，表现出了一贯的和谐。同时，许多中医理论和中医词藻，都饱蘸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膏脂。比如，五行生克中的相互关系，“肾为肝母”。“肾生肝”，犹如“水生木”。肾是肝的母亲，肾与肝是母子关系。于是，要判断一下它们的虚实，“虚则补其母，实则泄其子”。你看，这同封建王朝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是多么相似！由此，明代御医张景岳，便创造出了许多以“补其母”为主的补肾方略，深得皇家称赞。于是，中医学与封建皇权制度，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实践中，都粘贴得非常紧密、严丝合缝。
　　再比如用药，中医用药，必须讲君臣佐使。君臣佐使之说，完全是按照皇家规定的封建等级制度进行处方下药的。一剂中草药或谓十几味，在开写处方时，却一定要分出君臣佐使来。前面的一两味药，是“君药”，相当于一言九鼎的封建帝王，后面的多味药，都是臣服于帝王的臣子。它们分别是率众出征的朝廷命官——大臣，伴君、护驾的宦官，与敌国谈判的使者。于是，一剂中草药，一张中药处方，与封建帝王的封建统治有机的衔接、出奇的吻合。可是，这处方上的君臣佐使，多种药物，放在一只锅里同时煎煮，“一锅煮”了，“君臣混编”了，尚不知各自的作用何在。所以，我们有理由说，中药处方上的君臣佐使理论，只不过是套用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等级观念和伦理制度，为封建统治者张目而已，与治疗病症没有直接关系。
　　中医与封建主义制度的关系就是这样密切。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的历史，在全世界是最长的。所以，中医学在全世界也是历史最长的医学。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早已经作古了，但是封建残余势力和封建主义的文化还有一些残存，极少数中医和许多中医文化仍然存在，证明着封建主义势力仍然残存于现代社会。
　　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的正式覆灭是以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诏书》为标志的，随之，废除了王公大臣对朝廷的朝拜礼节，一夫多妻制度迅速崩塌，八股文被白话文迅速取代，妇女缠脚裹足的习俗被慢慢铲除，留辫子的男人纷纷剃成了光头火剪成了短发……如此等等，与封建社会制度息息相关的“龙套”“行头”，一个一个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唯独中医，作为一种古老的科学和封建的文化，以它的“二重性”为依托，继续延续了一些时间，走到“基本消亡”的现在。
　　我们把中医划归到封建主义行列，许多人可能接受不了，但这是事实。况且，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度，是绝对的事实。须知，封建主义的历史，许许多多国家都是有的，中国有封建主义的历史，没有必要觉得耻辱，因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把中医划归到封建主义的范围，也是历史的事实，这同样不是亵渎中医，而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人类社会的先进程度，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封建主义比起奴隶主来，曾经是一种崭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而到了现在的“初级阶段”，封建主义还先进么？与封建主义相伴千年的中医还先进么？
　　但是，中国现在的“初级阶段”，肯定会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存在，肯定会有中医学的少量存在，但它绝对不是主流，不代表先进。按照发展的眼光看，隶属于封建主义的中医学，它的走向，必将随着封建残余势力的残存而残存，灭亡而灭亡。
　　　　
22、中医西医、千年代壑
   “中医”、“西医”的称谓，所表达的是方向和地域，属于地理概念。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的不可沟约的迥别，不仅仅表现在地理、距离上，更多、更大的是1700年的时间差别，是一个历史概念。就是说，中医科学诞生1700年之后，西方才从“经验医学”转变成“试验医学”，才有了西医这门科学。中医、西医，如此漫长的历史间隔所形成的迥别，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代沟，而是永远填不平的千年代壑。代壑的一端是古代中医学科学，另一端是现代医学科学。它们之间的苟约，就像复活了的千载医学祖宗，与它几十代后的医学子孙相遇。不仅诊断、治疗上发生激烈碰撞，就连语言都互相听不懂。
　　人类是发展的，历史是发展的，医学也是发展的。古代中医学于古代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与现代化不相适应。曾经与中医学并存的西方经验医学，在西方的发展中发生了变异，渐渐被放弃，并创造了新的医学。新医学的不断发展，发展成为了被称为西医的现代医学。古代中医学的核心理论，虽然已经不能为现代人服务，但古代中医学中存在的、被分离出来的中药，却仍然非常有效的发挥作用，为现代人服务。中草药，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呵护中，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显现了对现代医学某些缺漏的裨补作用，显示了茁壮的生命力和辉煌的发展前景，受到了现代人的普遍欢迎和青睐，它表明，中华民族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中药遗产，是应该珍惜、挖掘和予以发展的。过时的中医学，需要走进博物馆，方兴未艾的中药，要实现现代化。使古老的中药成为可以发展，永远发展的新科学，而为人民造福。
　　中医学走进博物馆，是必然的。如果沉湎于中医文化，看不见现代医学取得的重大成果，听不到基因科学、克隆技术等对现代医学的引领作用和巨大贡献，不知道它正在带动现代医学飞速发展的好消息，只是一味的闭起眼睛、捂住耳朵、崇尚空谈、坐而论道，用非常陈旧的观点看待现代医学的缺漏，以“青霉素失灵”、“化疗伤害正常细胞”等发展中的个案为借口，以中药对某些症候的补充性疗效为托词，不切实际的随意抬高中医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抬高到排斥、压倒西医的程度，整个的或部分的否定现代医学成果，大喊着“西医不如中医”的口号，那么，中国人的医学事业，就会倒退复古、停滞不前，走进死胡同。
　　出身于中医世家的已故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先生肯定了中药的疗效，否定了中医的理论。笔者以为，陈先生肯定中药的疗效是完全正确的，但对中医的理论全盘否定欠妥。中医的核心理论产生与黄帝时代，在当时是最为先进的理论，直到西医诞生之前，它比起许多经验医学的偶然性来说，都是绝对的科学。它只是在与现代医学相比较的情况下，由于“代壑”的缘故，难以对话，显得落后、过时、“不科学”。所以，对陈先生“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的说法，我们需要研究。
　　把黄帝时就有的中医理论搁置起来，把祖宗留下来的中药和方剂进行挖掘、提高，加进现代医药学，就可以填平中西医之间的代壑，为人民的健康做出新贡献。
    23、创建中国特色的华医之路
　　实际上，在中医学、中药学数千年的医疗生涯中，最终、最直接为患者治病的，是中药。中药，中医的理论可以支配它、运用它，让它为古代人服务，现代医学也可以按照生物化学的原理，支配它、运用它，让他为现代人服务。中医阴阳五行、辨证论治的一切理论，全都是古代人的科学，已经不适用于现代人类，成了过时的科学，这是不争的事实。现代生物化学对微观世界的研究，永无尽头、永无止境。是可以不断发展的科学。所以，中医的方剂、中成药、草药饮片，作为实实在在的物质体系，不会过时。所以，让已经基本消失的中医作古去吧，让可接受现代化改造的中药留下来，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它们就有了各自的归宿。
　　中医学的典籍，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象征之一，我们虽然不应该倒行逆施、继承复古，但也绝不容许遭到任何的毁坏，应当作为重要的文物资料来长久保存。对鼠咬虫蛀、潮湿霉烂的典籍，能修补的要修补，无法修补的应抓紧复制翻新，对那些濒临失传的典籍，应该进行抢救性整理、补写、补编、印刷新品，把它们放进历史博物馆，进行专业的收藏。让中医从名不副实的“主流”地位，降为名副其实的“古医”地位，并且，成立一定数量的保护性“古医诊室”，对古代中医学进行专门研究，不设病床，不设药铺，只有门诊。拒绝一切西医的诊疗理念，拒绝一切现代仪器和现代设施，就连听诊器、体温表之类的西医简单器械也拒绝，完全由纯粹的中医师坐堂看病，完全使用传统的诊疗手段和中药，对于感兴趣的患者，进行尊古医治……
　　当我们把“中医”、“西医”的名讳，把“中医医院”、“西医医院”的隔膜，把“中药”、“西药”的区分，全都取消之后，拨散中医文化的重重迷雾，丢掉一些迂腐的虚荣，打破中、西医门户之见，所有医院，都堂堂正正的使用包括仪器在内的西医诊断，都使用中国统一标准的华药进行治疗。打破中药、西药的界限，编写一部包括西药和中药研究成果在内的、中华统一的药物学，以作为临床用药的参照或规范。如此，我们就会从空洞的“中医、西医”的名讳羁绊中解脱出来、解放出来，感到非常轻松和愉悦。于是，我们国家的医生，既不叫做中医也不叫做西医，而是新型的“华医”。
　　我们可以高举“华医”的旗帜，堂堂正正的运用一切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堂堂正正、与时俱进地吸纳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创建、规范和不断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华医新学科。让崭新的华医，站在世界医学的制高点上，引领世界医学新潮流，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中医没有了，西医也没有了，中国只有一种华医，只有一种华药。中国也不要再有什么中医院和西医院之分，应该统统归类到“华医医院”的范畴。西医+中药+西药=华医。西药+中药=华药。华医，以使用华药为主，积极吸纳外医、外药的新技术，不断丰富壮大自我，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突出华医特色。华医比外医多出一招，多出来的是经过现代科学工艺加工的“中药”。这一招，其潜力深不可测。
　　作古的中医是不能发展的，华医则可以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华医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华医队伍的建设来源几乎是现成的。全国所有医生的华医进程，只是思想认识、思想观念的转变，只是一些说法、叫法和名称的改变，不需要大量投资。但是，取消中、西医称谓，创建新时期、新观念的华医队伍，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华医之路，仍然会遇到重大阻力，冲破这些阻力，需要革命精神。所以，把现有的中西医全都改造成华医，仍然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中医的走向·后记》
　　《中医的走向》是一部关于中医学去向的专著。概括起来看，本书主要讨论和阐述了以下观点：
　　1、从原则上说，中医学是一门科学。但它是古代的科学，它在与中国经验医学的长期对比中，显示出了科学性质。但是，它走到现代，在许多领域没有积极作用，与现代医学科学相比，显得十分落后。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把它看作是古代科学，而不是什么“玄学”、“伪科学”。
　　2、中医的切脉，几乎被所有的中医和患者看作是神秘的诊病技术，运用了千年，其实，它只是中医望、闻、问、切的“四诊”之一。切脉，真正被中医运用在临床上，大都是被神秘化和玄虚了的不良习俗。
　　3、中医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它的自然属性是古代科学，它的社会属性宜分为文化属性和民族属性。中医的社会属性，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群体中的一种的风俗习惯。这种习惯很难改变，可能还要存在几十年到成百年。
　　4、中医隶属于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是封建主义社会的衍化物和应声虫。民国年间的中西医论争，是先进与落后、民主与封建两股势力的生死较量和激烈斗争，最终结果是现代医学迅猛发展，中医逐渐退出医疗市场。现在，寥若晨星的极少数中医，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势力。他们人数不多，有着很少的“中医文化”市场，却自以为“博大精深”。他们中的极个别人，无视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厚古薄今、刚愎自用、不识时务，顽固不化，表现出封建地主阶级在“初级阶段”的没落、颓废、守旧与惰性。
　　4、现在，真正传统中医的从业人数，全国不足500人。与大批量从事现代医学的浩荡大军相比，只是九牛一毛。所以，中医已经基本上消亡了。至于各级中医医院中，拥有中医药职称的“中医”，因为基本上放弃了中医的核心理论和诊断技术，使用现代仪器诊断治疗，所以，他们已经不是真正的中医，而是拥有中医职称、会开中药处方的西医。同时，各级中医药院校教出来的学生，没有纯正的中医，而是会开中药的西医。
　　5、纵观中医消亡的过程不难发现，中医是自行消亡的，是先进取代落后、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一届政府、哪一些人士的责任。立法支持中医、政策向中医倾斜，全都无济于事，都无法挽救它必将消亡的命运。中医基本消亡的历史表明，爱国卫生运动、传染病防治、战地救护、助产接生、各种抗菌素相继问世、医疗卫生常识的普及等等，把中医学比下去了，比得它相形见绌、自惭形秽，自觉退出了医疗市场而消亡。中医的基本消亡，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它表明，以余云岫、陈寅恪、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先哲，告别封建中医、实现医学科学化、现代化的远大理想，已经实现。
　　6、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留连中医的思潮，究其原因，除去中医文化的惯性作用外，还有现代医院从业人员医德医风滑坡的问题。少数人的利欲熏心、草菅人命，给现代医学带来不良影响，使一些群众留连中医，希望中医回归。少数人的医德医风滑坡，不是现代医学自身的弊端，消除这些弊端，重建群众对现代医院的信任，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
　　7、中医基本消亡了，但中药还在。“废医留药”不是本书的主张。“医”，不是有谁来“废除”的，而是自行消亡的。“药”，也不是“留”与不留的问题，而是大自然的客观存在。本书认为，中草药在现代科技、现代工艺的酿池里，已经获得了新生和巨大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对于现代医药学的重要贡献和有力补充。许多中成药、中医西制、中药新剂型，加上新的给药方式大量投入使用，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新医学发展的光辉前景。
　　8、在中医学基本消亡的形势下，中华新医学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我们主张，让中医学走进博物馆，让中药学实现现代化，以此为契机，打破中医、西医的门户之见，创建中华统一的新医学。中华新医学就是“现代华医”。现代医学+中药+西药=现代华医。现代华药=西药+中药。矫正中华新医学的正确道路，虽然大都是思想意识的转变更新，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由于它是在与旧的封建势力诀别，是中国的医学科学创新发展，是一场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激烈斗争，所以，仍然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附录：
一、中西医汇通
来源：中医网
　　编者按：自从西医慢慢走进中国，有多少志士仁人，呕心沥血，研究探讨，试图接纳西医的一些理论，对古老的中医学进行改良，实现“中西医汇通”，可是从明代到现在，历经数百年，中西汇通没有实现，倒是出现了中医从主流走向消亡。下面中医网《中西医汇通》，历数了这段“汇通”的历史脉络，读后发人深思。
　　中西医汇通，任应秋释为会聚、沟通。关于中西医汇通派，《中医大辞典》的定义是：“简称汇通派，十九世纪末开始在我国出现的一个医学流派，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医学大量传到我国，一部分中医试图用改良的方法，沟通中西医学，他们或则以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等知识印证中医的古典医理；或则以中医的有关论述印证西医的有关知识……其代表人物有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等……”。对该学派，近年来研究较多，本文试就有关问题作一概述。
　　一、关于中西医汇通思想及汇通派
　　对中西医汇通思想的源起，一般认为，与近代改良主义思潮有关。如姜氏认为，中西医汇通的指导思想即是改良派的“中体西用”思想。赵氏考证也认为，中西汇通思想其源头可上溯到明代徐光启，后来则是洋务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在1903年左右，洋务派主持“新政”时，中西汇通得到进一步发展及流行；而最早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思想的人则是洋务派李鸿章。中西医汇通的实际工作，马氏认为可以从更早算起，即在明代，西医“脑主记忆说”已传入中国，并被汪昂等人接受，而略早的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已引述了西医“四体液说”，并与中医学互参，且该书已出现对中西医学术要“会通”的观点，因而方以智是“中西汇通派之第一人”，其后清初王宏翰《医学原始》亦兼采西医一些古代理论，“是提出比较成系统的中西医汇通理论的第一人”。至于首倡“中西医汇通”这一口号的，则公认为唐容川。然而赵氏对此亦有异议，据考唐氏医书初刻时并无“中西汇通”字样，《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及其中《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之书名及序，首见于1908年上海千顷堂书局版，而并无经唐氏改定之字样，且其时唐宗海不在上海，即在此年逝去，故其书名及序有后人溢美的可能。又，若据陈氏所考，唐宗海实卒于1897年，是则更足证赵氏之说。但唐氏为第一位有较大影响的汇通医家，当无疑义。
　　关于“中西医汇通派”的提法，早期医史著作如陈邦贤、范行准等人之书均无论及，贾得道的《中国医学史略》虽介绍了唐、张、恽诸家，尚无“汇通派”其名。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国医学史》统编教材中，也是到1978年的四版教材以后才有“中西医汇通派”这一章节的。1980年任应秋的《中医各家学说》讲义，亦有了“汇通学派”一节。但对“中西医汇通派”的含义和范围，诸家说法不尽相同。统编教材对此未下定义，陕西中医学院主编的西南西北高等中医院校教材《中国医学史》称：“中西医汇通派是一些思想上受到改良主义影响，学术上接受了西方医学和其他科学，以振兴发扬中国医学为目的，主张引进西方医学中先进的理论、技术与中医汇通的学术派别。”《中医大辞典》的定义已如前述。就表述上，应推后者为严谨，唯对中西医汇通派的时间下限未予说明。有的论文，如江氏称“清代至解放初期”，中西汇通派“作为一个中医学派兴盛一时。”刘氏亦云中西汇通“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展成中西医结合”，皆是把下限定至解放初期。又对于汇通派的代表医家，统编教材与《中医大辞典》以唐、朱、张、恽四家为代表，西南西北区教材则加入丁福保、陆渊雷二人；孔氏则以唐宗海、丁福保、张锡纯、张山雷为中西汇通有所建树的四家；任应秋把“汇通学派”又分三类，以汪昂、赵学敏、王学权、王清任、陈定泰为“开始接受西说诸家”；以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为“持汇通说诸家”；以恽树钰、陆渊雷为“改进说与科学化的倡导者”。浙江省中医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编《中西医汇通研究精华》(以下简称《精华》)一书，分中西汇通为三期，各期人物大率在任氏之三类的基础上有所增减，而强调指出从陆、恽起开始的第三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在观点、方法、途径上均已大有进步，与早、中期不可同日而语。对此，邓铁涛氏认为，对中西汇通派可以有广义、狭义的理解。在目前对中医近代史研究逐渐深入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定义可以狭窄一些。因而，陈大舜主编的中南五省区《中医各家学说》教材的提法：“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中国医学界中其敏锐者便开始了解并接受西说，如汪昂、赵学敏、王学权、陈定泰、王宏翰等。然而真正持中西医汇通学术思想观点，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有较大影响而形成一个‘汇通学派’者，乃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门户大开，西方医学大量传入，影响遍及国内，中西两种医学形成对峙、竞争的局面，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产生了以朱沛文、唐宗海、张锡通。
　　二、关于中西医汇通派医家的研究
　　如上所述，中西医汇通医家范围甚广，本文综合介绍各家之见。同时，这些医家大多数亦是临床上卓有建树的中医学家，这里也仅介绍对他们在中西汇通方面成就的研究。
　　早期汇通医家，任应秋分别评述了汪昂接受西医“脑主记忆”说，赵学敏记载西医炼制药露法，王学权肯定西方解剖研究方法，王清任与陈定泰亲验脏腑等，其中王清任之为汇通医家，任氏是引范行准之说，说为其可能曾受西医影响而列。马氏承此说，以其间受西说，并发挥出“脑髓说”和“通窍活血汤”等理、方，认为足以跻身“中西汇通派大家”之列。但彭氏反对此说，因为王清任既未直接接触西医，亦未倡导“中西汇通”，难当此誉。赵氏更对将王清任、赵学敏列入汇通派提出异议，专行辩驳。而一般医史著作也均不将二人列入汇通医家。对于王宏翰，马氏介绍他汇通的主要特点是将西方“四液体说”引入中医，从而与阴阳学说、脏腑学说融汇，用西方胎生学理论解释命门之形成，推崇如前述。然则王氏所据仍是早期传入的古代西医学。中南五省区《中医各家学说》教材认为他虽持汇通论之先声，“但未真正形成汇通学派。”
　　按范氏说法，“中医接受第二次传入之西洋医学当权舆于定泰之书。”陈定泰开始接触到近代西方医学，并进行了探究，马氏评其为“第一个希望从解剖角度弄清经络本质的人”。刘氏亦评述了其汇通成就，并考证了陈氏学术传承。其后，被认为早期汇通较有成就的医家，当推朱沛文。早在五十年代，江氏即著文介绍朱氏亲考脏腑、会通中西的贡献；任氏也推重朱氏于华洋医学“各有是非，不能偏主”以及“通其可通”，“存其互异”的论点；赵氏指出，朱沛文是当时中医界最了解西医的人，他能够肯定西方医学的基础，对中西脏腑、解剖记述甚详，并概括出“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西洋智士长于格物”的评价，流传广泛。马氏评介了朱沛文将中医肾生髓和西医脑髓解剖结合，创“肾精主脑髓”说的临床意义。刘氏研究了朱氏著作内容及所征引的中外医籍书目，探讨了朱氏中西汇通的思想方法，认为他学习了当时最新的西医理论，而且实践求证，“立论较为公允而先进，成就也高于同代中西汇通派医家。” 
　　唐宗海被马氏称为“中西汇通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其著作《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全面地进行以西说来阐释中医经典。黄氏亦认为真正有实质意义的中西汇通研究，是从唐氏开始。李氏总结他的汇通观点，是认定中西医学有汇通的必要，把《内》《难》诸经录其要义，以西医的学术理论来解释，求折衷于一是。近年来发现唐氏《六经方证中西通解》手抄本，黄氏研究该书在汇通上有其特点，如论脾、论心与血皆强调中西一致等。另据《精华》一书总结唐氏的汇通工作，无论深度、广度都有进步，例如，他提倡“中西医理一致”，提示了中西医汇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他在解剖、生理、诊断、治疗、药物上都广泛吸取了西说，不仅西医，还广及西方近代化学、物理学、天文学、气象学说各方面知识，可谓是多学科研究中医的先驱。不过，早在任应秋已经指出，唐宗海的汇通不免有重中轻西、崇古薄今之病，而且文字上强相比附，可谓“汇而未通”。其他评论也大率认同此说，反倒是他在血证上的成就更为后人所重，研究更多。
　　关于张锡纯的汇通工作，一般认为他开始从临床上进行衷中参西，有一定的实践意义。郑氏、王氏介绍了他用“磁气”论气化，用西医病理研究心病治法等尝试。吴氏则指出张锡纯从临床出发，客观评判了中西学说，认为中西医理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但临床上有实际意义。对西药，张锡纯也进行了辨证使用的探索。这些对今天还有借鉴意义。张氏等也介绍了张锡纯所认识的中西医之所长所短，认为他虽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唐宗海的见解，但更客观更全面，而且治疗上中西并用，是一种开创性的活动。马氏以为张氏的汇通具有“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初意。《精华》一书亦列举他在理论临床上汇通的十多项成就。孔氏评价认为张锡纯汇通思想医理互释比例小，开始走上了中西药临床并用这一中西医结合早期探索的正确道路。
　　吴氏认为，汇通派发展到恽铁樵已是又一阶段，彼时中西医论争方剧，在学术上、政治上中医都面临挑战，恽氏正是捍卫中医的主将，他一方面从理论上吸收了大量西医新成果，将中西汇通推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初步提出了以中医学术为主体的中西医结合思想。张氏、赵氏则认为，恽铁樵的进步在于认识到中西医是“根本不同、方法不同之两种学说”，强调汇通要知己知彼，认识西医“明了内景”的长处和思维上“执着”、治疗上“反自然”的短处，要重视临床经验等。张氏、韩氏则探讨了恽铁樵中西汇通的方法论，改进中医；而对中西医比较，则分别在理论基础、临床思维、指导思想、逻辑方法、诊断方法、治疗思想以及药物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评判，强调汇通要取长补短，而且指出了中西两种医学“相摩相荡”，形成“新学说”的前景。
　　关于陆渊雷，任应秋列其为汇通医家，肯定其中医科学化的主张和工作，但更指出陆氏对中医理论具有成见，他以西医理论来匡定中医，不仅未能收“科学化”之效，而且其“中医科学化”成了“中医西医化”。王氏亦认为陆氏中医科学化的主张是偏于创新的激进派，具有明显的西医化倾向，而且否定《内》《难》等中医经典，说中医是经验医，有导向“废医存药”之嫌。《精华》一书对其中医科学化论点有更详尽的征引，认为与日本汉医的思潮接近，片面之处，不容忽视。对此，陈氏为之大力辩诬，认为陆氏是在继承中医学中提倡中医科学化的，且在论争中捍卫中医，在中医教育上主张中西医结合，有其历史贡献，其局限是时代造成的，理应实事求是地肯定陆渊雷在中医历史上的地位，不可以“叛徒”视之。
　　对其他中西汇通医家的研究，如赵氏介绍了罗定昌生平、著作及学术观点；黄氏等评述了章炳麟在中西医汇通上的思想；谢氏叙述岭南汇通医家卢觉愚等。还有江氏按著作的学术观点及编写体裁，将汇通医书分“衷中参西”、“中西对照”和“中医科学化”三大类，介绍了近六十种。
　　
二、日本废除汉医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影响
来源：中医网
（1）
　　编者按：日本，这个几千年来视中国为榜样的国度，在农耕、医疗等方面，一直是依附于中国，向中国学习的。可是到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来，在西医与“汉医”的对比中，他们发现了西医的先进性、“汉医”的落后性和桎梏作用，于是，下决心废除了“汉医”，于是获得了医学和经济的大发展。在甲午海战中，日本人的舰船利炮，战败了曾经的榜样——中国北洋水师，后来，又发动了长达十多年的侵华战争。来到现在，日本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很值得我们反思。反思，当然不能把日本人的成功归功于废除“汉医”，但能够把“汉医”废除掉，却也表明了日本人富国健民的勇敢精神，这种精神，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着积极影响。郝先中先生《日本废除汉医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影响》一文，对这些“影响”介绍、总结得很到位，对于矫正民族医学的发展方向是有益的，值得一读。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欧化思潮及反传统主义的产生，是导致废止中医思想泛滥的社会和文化根由。而在外部条件中，日本明治维新中取消汉医的成功，使部分中国人产生效仿日本的动机，直接促成了大批留日医学生的涌现，既为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又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废止中医思想的代表人物。
　　一、日本废除汉医与近代留日医学生
　　西方现代医学在世界范围推广之前，各国都有与其自身文化密切相关的传统医学。近代以降，总体趋势是逐渐为西方医学所取代。日本的医学在近代的变迁就是一个典型，也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微产生了示范效应。
　　公元414年，日本允恭天皇患病，急召韩国医生治病，从此日本有了韩医方。513年，中医被引进日本，“以后关于医药的教养，悉依唐制，汉方医遂以成立，即其后所谓皇汉医道”。[1]中医日益成为日本医疗体系的主流。16世纪开始，同样是欧洲传教士把西洋医学带到日本，但对日本的影响远不及汉医深远。18世纪中期，前野良泽翻译介绍荷兰医书提倡西医，西方医学逐渐在日本立足，当时把从荷兰传入的医学称为兰方医。此后，兰方医在日本不断壮大，到19世纪中叶西医在日本势力大盛，与汉方医屡屡发生冲突。日本人开始对西方文明产生强烈的兴趣，“（日本）近世以来，结交欧美，公使之馆，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之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泰西。”[2]这种对西方文明的崇尚必然冲淡了对汉文化的兴趣，体现在医学领域，就是实施一系列的废止汉医措施。
　　明治维新（1868年）伊始，日本先后颁布了《王政复古诏书》、《五条誓文》、《政体书》，实行废藩置县，发展工商，引进西洋科学文化的方针。大政官宣布，日本今后医学学修之路，当以西洋医学为依据。为此明治政府开始实行废止汉医全盘欧化的措施。其特点是：通过议会与政令一举废止官设的汉方医校；擢西医取代汉方医掌握国家医政大权；实行医师西洋七科考试制，扼制汉方医的产生来源；用自然淘汰的方法逐步消除特许执业的汉方医。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西医事业，举办医校、医院，聘请西医学者任教讲学，派员留学海外，培养西医人才。至1906年，历经30余年，基本达到废止汉方医的目的。[3]
日本的医学考试制度的建立，实际上剥夺了汉医的授徒传业权，也就断绝了汉医的繁衍生存权。虽然，汉医们也曾组织过集会、请愿、结社等斗争，要求修改医师法，另定汉医考试条例，允许汉医办学培植人才，但均无济于事，颓势难挽。汉医人数急剧下降，日本的汉医与西医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西医所占比例日益扩大并占据主导地位。“据明治初年之调查，医师百人科学医仅21人，在明治7年顷仍有汉方医8人对科学医2人之比……。明治20年5月1日之调查，原由政府免试而许可者尚有32800人。然在明治30年，原来免试许可者已减至23900人。”而“经开业实验及格者”则从4072人增至8467人。可以看出，西医势力日益壮大并逐渐占得上风。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彻底铲除了封建幕藩体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社会面貌为之一新。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取得了西方列强近两百年才建立的成就，迅速进入世界强国之列。日本的成功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得到了启示。他们认为，日本现今的文明正是西方文明孕育的结果，日本现有的文明成果与西方文明犹如母子之关系：“磅礴弥纶于现今之世者，无分泰东西，皆唯一无二之欧化主义也。泰西文明之为母，而孕育泰东文明为之子。……观于东邦革新，输进欧化，举国风靡。哲学也，耶教也，文物也，风俗也，盖去不尽弃其旧而倾向焉。卒归日本国家之主义。是可见欧化之实效也。”而中日两国命运的迥异，正是在欧化问题上所采取不同态度所致，是否具有欧化意识是问题的关键。“欧化东渐一语，日本妇孺皆习为口头禅。而叩诸中国人，虽大夫亦多懵然。……地小地大、兵弱兵强、财困财裕，固无关两国之兴败。两国之兴败欧化故。……虽今日之比例，日本优于中国，焉知他日之比例，中国不优于日本？无他，欧化之速率每成一比例，国势之速率即遂以日增。于是而中国立矣。”因此，中国如果要迎头赶上，就必须加快欧化的步伐。
（2）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全盘吸收近代西方文化，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中国，而在其后的军事对话中，中国被打得鼻青脸肿，“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创于八国”，中日近代化历程的巨大差距，令国人如梦方醒。在痛心疾首之中，开明的君王和知识分子们不得不对日本这个突然崛起跻身强国之林的岛国刮目相看，不得不正视这个明治维新后日益强大的新对手。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纷纷上书光绪帝，主张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实现变法，以挽救清政府大厦将倾的危局，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的困境，他们向光绪上书道：“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日本为俄美所迫，步武泰西，改弦而雄视东方，此而为国者，其始遭消弱与我同；其后底盛强与我异。”对一落千丈的国势，光绪帝决定效法明治维新以图自强。其措施之一就是效仿日本，在北京同文馆设立东文馆，学习日文，同时派遣大批青年东渡日本留学。而日本从自身利益出发，也采取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这样，在中日统治者的双重推动下，自清末以来，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留日热潮。自1896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学生总数不下于5万人。在这5万留学生中，有不少是学习西方医学的。因为当时的日本，西洋医学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日本国富民强，对心怀救亡图存、振兴国运的有志青年们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896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13人奔赴日本，其中尚未有学习西医者。1902年的调查显示在日本的272名留学生中，已有3名习医者。1902年，鲁迅就是有感于“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东渡日本，1904年从弘文学院毕业后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后来弃医从文。据李喜所统计，1904年留日医学生在校人数为23人。1905年起，逐渐增加，1907年达到高峰，其中千叶医专由于与学部签订招收中国学生办法，人数最多。据1907年底中国留日医学生创立的医药学团体“中国医药学会”的调查，在日本药科的留学生有95人。另据日本外务省档案，1907年同仁堂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为35人。
　　1907年以后，留日高潮逐渐减退，但习医者仍然不少。据牛亚华统计，1911年以前，有名可考的留日医学生有163人，实际人数更多。但坚持到毕业的人数并不多，实藤惠秀调查了日本23所医学专门学校，截至1911年共有51位中国留学生毕业。
　　留日医学生在日本求学期间，成立多种医药学术团体，出版学术刊物，不断进行学术交流。1906年，千叶医专的留日学生组成“中国医药学会”，编辑出版《医药学报》，鼓吹新学，改良旧习，刊物介绍西医学、医药理论、医疗技术、医药政策、医学史、医药新闻及卫生常识。1907年春，金泽医专的留日学生成立“中国国民卫生会”，出版《卫生世界》。神户的留学生组织“中国精神研究会”，1917年出版《精神杂志》。1907年成立的“中华药学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专门协会，1909年在东京召开第一届年会，通过章程，王焕文被推为会长。协会仿照《日本药学杂志》的体例，创办药学杂志。“中华药学会”由日本到中国，规模日盛，对近代中国药学事业的发展贡献良多。
（3）
　　 诚然，在20世纪之初，日本医学模式对中国的影响还没有欧美医学体系那么深远，但它对中国西医学发展的趋势仍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中国近代医学知识群体的形成。大批留日归国学生是构成这一群体的最基本部分，因为从留学史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留日学生远远超出欧美留学生。中国近代医学知识群体的形成表明中国新医学事业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中国西医学家、医学教育家登上新医学舞台，……自此西医科学无可争辩地成为中国医药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中医学并峙于中国医坛。这表明中国作为被传播者的地位开始结束，这一知识群体既是西医学的传播者，更是专门科学的实践者和研究者。留日学生和留欧美学生形成了德日派和英美派，在西医界呈现出流派纷争的局面。”其次，丁福保先生所开创的翻译日文医学书籍揭开了汉译西医文献在华普及推广的新篇章，这些医学典籍对中国医学事业的影响甚至“远远超出欧美传教医师半个世纪的努力。”二、留日学生与近代医学事业——以汤尔和为例
　　清末的留日医学生在完全西化的氛围里接受现代医学的熏陶，不论在医学观念上还是在实际行为中，已经打上了西方医学的烙印。中国早期的西医医生中，除国内教会医学校毕业者，几乎全部是留学海外的归国学生，其中留学日本的又占绝大多数。这一留学生群体回国以后，在20世纪初承担起传播西医学的职责，成为中西医学跨文化传统的中介。他们活跃于教育界、医院、研究所；并在医药卫生知识的普及传播、医学教育、医药卫生政策、公共卫生事业及医学学术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推动中国医学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官办的医疗机构施展影响，与欧美体系的西医派分庭抗礼，各领风骚。汤尔和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汤尔和（1878-1940），原名调鼎，浙江省杭县（今杭州市）人。1905年留学日本，原习陆军，后改学医。1910年毕业于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又游德，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曾两次出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1915年，他创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任会长。1917年，在中华医学会第二次大会上被选为副会长。1922年后，历任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汤尔和是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拓荒者之一，然而，由于汤尔和晚节不保，后投向日伪，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长期以来被诟为历史罪人，“遗讥于医林”。多少淹没了他在中国近代医学事业上的杰出贡献。以下略述汤尔和作为一个留日医学生，在回国以后对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 
　　1、领衔创建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
　　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是我国最早的国立医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创建于1912年10月26日。1903年，清政府在京师大学堂设立了医学实业馆，虽然四年后停办，但在客观上为创立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奠定了前提。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开始对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予以重视。1912年9月，教育部部长范源濂电邀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汤尔和到京，筹划创立医学校事宜。此前汤尔和等人在浙江筹建浙江省立医学专门学校，并担任病院副院长。汤赴京以后，教育部以价银10，000两，购买了宣武门外八角琉璃井医学馆旧址，划拨给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使用。比汤尔和晚一年毕业于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的周颂声也应邀参与了创建工作。10月16日，中华民国教育部任命汤尔和教授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首任校长，周颂声出任教务长。1912年10月26日，民国政府颁发校章，正式成立我国第一所国立医学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至此，中国第一所国立西医学校正式诞生。汤尔和在第一届开学典礼上致辞：“医校目的，自主观言，在促进社会文化，减少人民痛苦。自客观言，西来宗教，都籍医学为前驱，各国的医学集会以及印刷物中，没有我们中国人的地位，实在是一件最惭愧不过的事。所以这所学校，不仅给诸位同学一种谋取职业的本领，使你们能挣钱，实在是希望诸位负起促进文明，用学术来和列强竞争的责任……”。他的讲话开宗明义，指明在我国建立现代医学教育的宗旨。学校草创之初，教职工仅9人，首批学生72人。有旧屋数十间，旧显微镜一台，中国旧医书数十本，开办费800元，每月经费千余元。然而，汤尔和等人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惨淡经营十几年。该校从小到大，规模日盛，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到北平大学医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直至北京大学医学院，解放前共为国家培养出1166名毕业生，构成中国现代医学事业的中坚力量。
　　2、倡导人体解剖、制定《解剖条例》
　　众所周知，解剖学被称为现代医学基础的基础。西方国家的医学教育普遍开设解剖学课程。然而，在封建传统十分悠久的中国，人们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长期形成保全尸体的陈腐观念。不独普通百姓，就连中医界也对解剖尸体持抵触态度，医校的解剖课程只是形同虚设。汤尔和认为，学习解剖学不能纸上谈兵，仅凭挂图和书本知识是不够的。因此，他敢为天下先，亲自起草解剖条例，向政府力陈解剖在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1912年11月24日，汤尔和上书教育部请求公布《解剖条例》。由于封建势力的禁锢，解剖在当时尚无先例，初次呈请并未获准。汤尔和又反复请求，中华民国政府终于1913年11月22日以内务部51号令的形式公布了《解剖条例》，从此中国有了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为医学研究之目的的解剖法令。这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里程碑，医学工作者无不欢呼雀跃，拍手称快。著名西医伍连德博士称“殊为我国医界前途喜也。”由于汤尔和等人的努力，中国医校才得以打破旧俗，开设人体解剖学课程。
　　解剖条例十分简单，共有五条，规定了可供解剖的四种尸体。1914年4月22日，内务部又颁布了《解剖规则施行细则》。充实完善了解剖条例。然而，虽然有了解剖条例，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困难重重，阻力很大，“虽有政府明令准许医校及医院解剖尸体，而地方官及当事者，每以避世俗攻击，迄未能实力奉行。”医学校和医院只有少量的尸体解剖，有时还不能顺利实施，受到非法干涉。汤尔和虽“长北平医校，以解剖说当道，垂有成议。”也遇到了“乃事闻于步军统领之夫人，坚决不许”的尴尬情状。尽管医学解剖在中国的发展不能一帆风顺，但汤尔和等倡导人体解剖，但开风气敢为先的精神是值得后人称道的。
　　3、组织学术团体、推动医政改革
　　1915年8月，汤尔和、周颂声、侯希民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该会主要成员为归国留日医学生,也吸收国内医药学专家参与。总会设在北京，各大城市均设有分会，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相互交流经验。1916年8月，该会召开第一次常会，推举汤尔和为会长，1917年编辑出版《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报》。该会的章程为：研究日新之医药学，力求进步，以期学术之独立；联合海内外同志交换智识，以期同轨之进行；扶植我国医药教育；建议卫生行政法案，请愿政府，以促卫生行政之进行。该学会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调查寄生虫病，研究中医中药。1916年受教育部的委托，汤尔和联合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博医会、江苏教育会共同审定医学名词，为统一中国医学名词做出了贡献。有人认为“在北洋政府时代，该会对政府卫生行政方针的影响大于中华医学会。”汤尔和重视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在他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期间，每年派出优秀毕业生赴德国留学，学习医学基础学科的知识，不仅壮大了师资队伍，培养了大批知名专家，也为学校几十年重视基础医学教学和研究的传统奠定了基础。1922年后曾担任过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并编著或编译了一系列我国自己的医学教材。他本人不仅担任领导工作，也不断从事医学研究。1921年，他被派往欧洲考察医学教育，曾在柏林大学解剖学及生物学院做访问研究，在德国著名学术刊物Anat.Anz.Bd.（1922，55）和Arch.f.mikr.Bd.（1922，96）发表两篇论文，很快即被组织学名家所引用。 
　　汤尔和十分注重医药管理和医师培训工作。辛亥革命以后，一些中医呼吁国家应实行统一的医药管理。1915年，固安县中医张治河及前清太医院医生赵存仁先后呈文教育部要求立即组织医生考试。北洋政府并未采纳他们的建议，而是去征询中华民国医药学会的意见。该会创始人汤尔和不久呈文教育部建议照朝鲜的办法实施。他认为，应“博采东西成法制定规程，限以科目，公布海内，俾众周知，凡非学校出身必须此种试验。”汤氏的建议比明治早期日本的汉医政策还要严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北洋政府开始进行第一次全国卫生调查。主要是调查医生。虽然这次调查因为阻力重重而失败，但无疑是北洋政府力图医政改革的一次尝试。
　　4、翻译、介绍西方医学著作
　　汤尔和在翻译和传输西方尤其日本医学专著上卓有建树。他倾其所学，翻译了大量日本医学名著。1915年他翻译的石川喜直著《局部解剖学》二册，由日本吐凤堂出版。其后，他又翻译了下平用彩著《诊断学》（1919年，商务印书馆）、志贺浩的《近世病原微生物学及免疫学》（1928年,商务印书馆）、木下正中、清水由隆的《近世妇人科学》（1928年，商务印书馆）、西成甫的《精撰解剖学》（1938年，同仁会）、宫原虎的《牙齿的病理及疗法》（1934年，同仁会）、永井潜的《医学与哲学》（1926年，商务印书馆）、《生物学与哲学之境界》（1926年，商务印书馆）、冈村周谛的《生物学精义》（1926年，商务印书馆）长谷部言人的《自然人类学概论》（1930年，商务印书馆）等，及德国学者L.Michaelis的《胎生学》（1919年，京华印书馆）、Gegenbauer等的《解剖学提纲》、F.Claty的《青年心理学》。其中《解剖学提纲》和汤尔和自著的《组织学》（1914年，东京吐凤堂）是北洋政府时期医学院校主要的教材和参考书，《近世妇人科学》和《生物学精义》被收入在当时影响很大的《大学丛书》。
　　毫无疑问,汤尔和对中国现代医学事业的发展不遗余力，贡献良多。他的生平及经历反映了大部分留日医学生相同的人生履历。 
　　三、由日本模式侈言废止中医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转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废除汉医同样给中国医界带来不小的冲击，并由此引发一场关于阴阳五行存废的论争和海归派废止中医倾向的确立，这场论争是民国时期大规模中西医论战的前奏和预演，而废止中医思想的出炉，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医学演变的主题和走向。
　　 早在1900年左右，否定阴阳五行的思想在中国学界和医界已成为时髦之语。严复、梁启超虽然没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但对日本明治维新中废除汉医的做法极为认同，他们都曾有否定阴阳五行的论说。严复在《原富》中言及五行干支，把中国的医药归为风水、星象、算命一类的方术，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是纯属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严复曾写信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梁启超更进一步，把阴阳五行同时否定。他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中率先发难，认为“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对汉代以后的阴阳五行说，梁启超尤为痛绝，指出医家经典深受其害，“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他估算《内经》中沾染阴阳五行气息的内容占全书四分之一，因此责难“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梁启超向来否定中医、推崇西医在思想界是出名的，他甚至不惜回避自己的遭遇，强忍委屈，为西医作辩护。
　　20世纪初，废中医的言论更加高涨,也出现极端主义者，他们甚至毫不吝啬地将攻击谩骂之辞统统塞给了中医。1903年虞和钦在《理学与汉医》一文中，视中医为亡国灭种的“怪物”，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否定。指出：“汉医之足以亡种，蔽其罪曰不明理学而已。有理学以发达之，则一切解剖、针灸、冰冻、医治之术无不及其精妙，行见吾黄种之强将横绝于欧亚间。譬之理学之于中国，一啮髓噬肉之野兽，驯养之可为家乘。吾汉医之于吾种，一蔽精丧神之鸦片，必补益之，始除蛊疾，是知欲禁吾汉医之怪术，不可不发明理学以消长之。”
　　朱笏云在《中国急宜改良医学说》中更是对中医深恶痛绝：“今世最可痛、最可恶、不能生人适能杀人者，非吾中国之医乎？吾中国之医，不知解剖，不辨物性，不谙生理及病理……。”
　　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吴汝纶。吴汝纶早年考察过日本，对西洋医学有所认识。他虽没有梁启超等人那样组织医学善会以倡西医的实际行动，但对中医的鄙薄和对西医的崇尚是十分坚决的。他对中西医的言论主要通过书信的方式表达出来，他在给何豹臣的信中称“医学西人精绝，读过西书，乃知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中医之不如西医，若贲育之于童子。故河间、舟溪、冬垣、景、岳诸书，尽可付之一炬。”肖敬甫、吴季白等人的信中认为中医是“含混谬误之旧说，早已一钱不值”、“于中医之一笔抹杀”。[36]吴汝纶对中医的态度十分偏执，以至于临终死身患重病也拒绝中医。
　　在政界和医界，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废除汉医影响最深的人物要数汪大燮、汪精卫、褚民谊、余云岫和汪企张。这些人物都是海归派出身，在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担任中央和地方卫生部门的要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卫生行政。
　　汪大燮1903年（光绪29年）曾任留日学生监督，1907年回国。民元前曾出使英国、日本，后担任教育总长，他有强烈的废弃中医倾向，其对中医的消灭政策与日本明治政府实出一辙。1912年民国肇建，医学教育制度首先被列入议事日程，在7月举行的临时教育会议上，订立多种学校令，陆续颁布以后，唯独没有中医教育的内容，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这次制订学制就是以日本体制为蓝本完全照抄的，其不列中医的意图十分明显的。1914年北京开业医代表向北洋政府教育部申请北京中医学会注册，教育总长汪大燮以“吾国医学毫无科学根据”为由，决定禁止中医开业，废止中药，并仿效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医学排除在医学教育之外，引发了全国性的救亡运动。
　　汪精卫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国民伊始，汪精卫更是春风得意，每以革新派领袖自居，“到处游说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件事是废止汉医”。[39]意欲仿效日本，一举消灭汉医。汪精卫是民国时期主张废止中医派人士的总后台，不但自己有大量贬斥中医、废止中医的言论，而且把持行政院百般阻挠“中医条例”的颁布。汪氏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其对中医的敌视态度，不能不说受到了日本对汉医政策及西方科学的影响。
　　褚民谊虽然没有留学日本，但同样具有西学背景，早年留学法国，后入史太堡医科大学。归国后先后但任广东大学医学院院长，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行政院秘书长等职。他极力主张废止中医，论点与汪精卫相同，也是汪精卫最亲密的同僚，其人是国民政府卫生政策的重要决策人。
　　余云岫被认为是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领袖，他1905留日攻读物理，1908年改医学，1916年毕业于大阪医学院回国，曾任中央卫生委员，是最坚决的中医消灭论者。早在1914年留日期间，余云岫就作《灵素商兑》，并于1916年发表，开近代废止中医之先声。其后，又陆续发表《六气论》、《我国医学**之破坏与建设》等文章，极力主张医学**，把中医视为我国近代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障碍。他钦羡明治维新废止汉医全盘西化，主张“倡科学之新医，而弃不根之旧医”。高喊医学教育必须仿效日本，而后来所提《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所列中医考试复训、禁止办校、禁止宣传中医等六条措施全系抄自日本。
　　汪企张是余云岫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更是主张废止中医的急先锋。任上海公立医院院长，1925年发起上海医师公会并任书记。著有《二十年来中国医事刍议》，鼓噪“用政治手段，仿照日本当时取缔汉方医办法”，将中医“拼绝消灭”。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全国教育会议，他即提出废止中医案，虽遭否决，但实际上成为次年全国卫生会议废止中医案的先兆。
　　不难看出，日本废止汉医模式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这些学生回国后，或成为政府高官显要，或成为西医界的头面人物。他们废止中医的主张一脉相承，具有同样的西化渊源。无疑，这是蕴育民国时期大规模中西医论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 
　　 三、中科院院士、伪科学斗士何祚庥
对中医的看法
2007、6、29
来源：青年周报
　　编者按：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先生是反对中医的。反对与支持，是他的自由。但他把中医看作是“伪科学”来反对，我们不敢苟同。下面的文字是他反对中医的一些看法，载之供参考。
　　1、中医就是治不了癌症!
　　我就问一个问题，我们因为非典牺牲了200多位医生和护士，在这群人中，有多少是中医？如果一个也不牺牲，就算重大贡献，我不相信！（编者注：何先生的意思是说，中医对非典这样的现代传染病束手无策，没有参加对非典的防治工作，一个也没死。所以，谈不到中医的“重大贡献”。）
　　“抓住陈晓旭一说，大家都登了，我的观点就出来了，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谁理你！”尽管上遭到……怒斥“这些借人们喜爱的影视演员攻击中医药的言论，很不严肃、很不道德、很不科学！”，下遇普通网民拍砖“信口雌黄，无聊至极”，何祚庥（BLOG）反而认为自己借陈晓旭一事来说中医，是“非常讲策略的”，也达到了让人们注意中医存在严重问题的目的。
　　5月底，当多数国人还在为“林妹妹”陈晓旭的红颜薄命扼腕叹息时，一个非常“不和谐”的声音传出：是中医害死了陈晓旭。发出这个声音的正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反伪斗士何祚庥。他声称自己就是根据报纸上对陈晓旭去世的报道，得出这个结论的。
　　“他这不是瞎胡闹吗？”在网上，他被强烈地质疑和谩骂着。6月14日……在接受采访时，对他进行了严苛的评价。第二天，他马上在网上发文予以反驳。
　　一直以来，何祚庥就以反对伪科学和学术腐败为公众熟知，而他也因为在多个领域放言引来无数争议，此次他借陈晓旭得乳腺癌致死来抨击中医甚至引来了官方人士的批评，这个顽固的80岁老人难道真的觉得自己一点错都没有？
2、中医就该为陈晓旭的死负责
　　新闻报道让我下结论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为“青周”)：您是在什么情形下说“陈晓旭是中医害死的”？
　　何祚庥：我参加全国科技活动周，在南宁给学生们做关于反对伪科学和学术腐败的讲座，有学生问到有关中医的问题，我就说了。当时这事非常热，我在飞机上看的几乎每份报纸上都有对她去世情况、治病情况的详细报道。
　　青周：您只是看报纸也没经过严密的调查研究，就下这么一个肯定的判断？
　　何祚庥：没必要，根据各大报纸的报道，提供的细节，足以让我下一个基本判断。
　　青周：不少人看完报道也认为，是陈本人因为讳疾忌医而不愿意看病导致的结果呢！怎么单单指中医害死她呢？
　　何祚庥：如果她是不愿意就医，因为自己的信仰而死，我没话可说。但事实上她是选择了看中医，吃中药。报道中并没有说她看的中医提醒她去做详细准确的诊断，如果中医说过这话，那就是陈自己负责任了。
　　像季羡林遇到的好中医太少
　　青周：这也许只是陈看的那个中医有问题，怎么能因此而指责整个行业呢？
　　何祚庥：中医就没有癌症的概念！更谈不上有能力去治疗癌症。季羡林在《病榻杂记》说自己治病的遭遇，他遇到的中医算是一个好医生，不能确诊，就让季另请高明，但这只是极少数。季得的还不是什么大病。但很多中医是敢宣称，专治西医看不了的疑难杂症的。
　　青周：凭什么西医都治不了的疑难杂症，中医也一定就治不了呢？
　　何祚庥：那你中医先把西医能够治愈的大病先治好再说嘛。你还可以去翻翻巴金的《家》、《春》、《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去看看鲁迅的书，太多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中医怎么耽误病人的。
　　我自己就出生在上海一个封建大家庭，家里看病一定是找上海当时著名的老中医夏应堂。他在我们那个大家庭也是治死了不少人的。我父亲就是一个，26岁去世，得了伤寒。(起身拿来一本书《走出寄啸山庄》)，这本书是我一个堂兄所作，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事情，在这本书里面，他就好几处提到了夏应堂，夏应堂把他一个姐姐，得天花没有看出来，几乎治送命，把一个姑姑治成了傻子。
　　一般的伤风、感冒、泻肚子、拉稀中医倒是可以治，但这些小病，很多时候不治也是可以愈的。在旧社会，如果大病中医治不了，就说：治病不能治命，得了大病命中就该死的。
　　青周：西医也照样成批治死人，为什么不去说西医的弊端呢？这能说明中医就比西医差吗？
　　何祚庥：那不一样。西医也会死人，但西医会告诉你，为什么治不好。中医治不好，就告诉你命中该死。
　　夏应堂的儿子也是个名中医，他后来就用上温度计了，他也认为温度计比用手摸要准确多了。一代人文大师陈寅恪，他家可是中医世家，他都说中医是要不得的。
　　中医反对现代化
　　农民也认有疗效的西医
　　青周：中医在普通民众心目中地位还是很高的，这种高地位来自它疗效形成的口碑吧？
　　何祚庥：那你就错了，我首先问你，有了大病的时候，你是先看西医还是中医？现在就是在农村，观念也扭转过来了。(何祚庥的爱人庆承瑞插话：我们上个世纪50-60年代下乡的时候，农民朋友最认的就是青霉素针，如果发烧得厉害了，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医生给打一针青霉素。) 1965年的时候，我在农村搞四清，有一位社员，得了胃溃疡，快要穿孔了，当时我立即做决定把这位社员紧急送到医院，做手术，治好了。社员们说，要靠中医，他就完了。
　　中医院靠西医维持
　　青周：现在中医院这么多，不照样在行使治病救人的职责？
　　何祚庥：(庆承瑞：最近三个学生铊中毒，第一确诊的就是在中医院。这难道是中医能诊断出来的？分明是西医吧！现在的中医院，你去看看，那里的设备和普通的医院完全一样。)现在你去中医院诊疗，来了以后先做的检查，是西医的套路啊。开的中药里面掺了西药。现在很多所谓的中药里面真正起疗效的是西药成分，打中药的旗号，卖的却是西药。但是这些都不让说。
　　传统中医院活不下去
　　青周：即便是现在中医不能治大病，不代表它不会继续发展，今后不能治大病啊，为什么不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医？
　　何祚庥：(庆承瑞：中医已经存在两千年了，要发展，也早就应该发展成熟了，而且，现在的中医泰斗也发话了，中医不能变，变了就不是中医了。)他们认为中医的现代化是个错误的口号，认为中医现代化就等于消灭中医，这种认识在中医界是占主导地位的。(庆：最近在广州开了一个“挺中医”的大型研讨会，所谓“挺中医”认为现在中医院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现在用西医的办法来改造中医也绝对是错误的。)
　　他们认为就应该恢复中医的望闻问切，他们主张要办完全标准的传统的中医院。这个我赞成，你办吧，所有的现代化装备都不要，连温度计也不要。你就和普通的医院比一下，看到底谁最终能活下去。
　　我只否定中医的90%
　　讲10%精华还是给中医面子
　　青周：说来说去，您其实就是要借陈晓旭的死来全盘否定中医啰？
　　何祚庥：我只否认90%，我说中医90%是糟粕，10%是精华。是他们说我全盘否认，是他们故意歪曲我的理念。他们说不出反对我的理由，就扣帽子。
　　青周：您怎么得出这两个数据？
　　何祚庥：历史上天花、伤寒、疟疾、鼠疫、肺结核……都是西医治愈的，而且把病原病理都弄得很清楚。这些大病，中医如果能治一个就是10%。好多人说我给出这个比例是给中医面子呢。
　　青周：您搞自然科学，最讲究数据精确了，这样笼统地说90%和10%好像并不符合科学家的一贯做法？
　　何祚庥：我讲过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是伪科学。阴阳五行理论只是中医的一部分，但很遗憾，它是中医的指导思想，所以我说它90%是糟粕。
　　中西医没法结合
　　青周：那10%的精华又指的是什么呢？
　　何祚庥：(庆：无非就是指几千年的中国民间的医学积累了一些有用的经验，也许这可以算作精华。)我小时候曾经手脱臼，中医的手法弄好了。后来好多人告诉我，这在西医是入门的急救知识。
　　青周：可见中医有些东西和西医是相通的，那为什么要把它们弄得那么泾渭分明，水火不容呢？中西结合一起发展不好吗？
　　何祚庥：发展一个医学体系，最重要的是科学的理论基础作为指引。中医要保证人体的完整，不能解剖，西医要解剖，要看神经血管，这两者怎么融合？中西医已经结合50年了，结合得怎么样？(西医好几百年，中医几千年呢。50年不是太短了吗？)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法结合的问题。理论体系无法结合。
　　抗击非典，都说中西医结合做出来的成就，我就问一个问题，我们因为非典牺牲了200多位医生和护士，在这群人中，有多少是中医？如果一个也不牺牲，就算重大贡献，我不相信！
　　治病不能靠文化
　　青周：即使如您所说，您怎么就判断这10%就不是中医的主流呢？而且，那90%也许是以我们目前心智尚不能开掘出来的博大精深的内容？您的划分仅仅依靠目前历史上的大病诊疗记录就行了么？
　　何祚庥：靠这个难道还不够吗?作为医学，如果绝大多数大病都不能治，那还能说是先进的东西吗？ 中医自己说，医者，意也，意念的意；有时候又说，医者，艺也，艺术的艺；有时候又说，医者，易也，易经的易；就是不说，医者，科也。现在他们又说中医是文化，我倒是同意他们这种说法，但治病不能靠文化治吧。(庆：中医存在了两千多年了，那么多中医，博大精深的东西你们还没有研究出来，你们中医都干什么去了？那现在的中医大学都该关门！)
　　署名骂我的只有一个人
　　中医在癌症的诊断上就该全部否定
　　青周：您怎么看您说出对中医的看法就遭来批评？
　　何祚庥：那有什么关系，我讲的是事实，别人骂骂，事实还就是事实。包括王国强， 他官大，说我“极不严肃，极不道德，极不科学”，我就真的这样了么？他说“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人去世，难道都是中医害死的？更何况，癌症的治疗是所有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我可没那样说，我说的是陈晓旭啊，说的是乳腺癌。
　　多数癌症死亡率是高，但乳腺癌不是，如果早发现，80%-90%是能够治愈的。他作为一个卫生部的副部长，就应该告诉人们，应该普及这样的常识；而且作为中医药管理局的局长，他应该知道中医的短处，应该告诉人们，中医是不能治乳腺癌的。中医在癌症的诊断上面就该全部否定！ 他现在是袒护啊。作为一个副部长说这样的话，太差劲了吧。你是对人民负责？还是对你手下的中医负责？
　　讲出让人不高兴的事实被说不道德
　　青周：您对中医的了解会多过一个管理中医药的官员？ 如此下结论的确让人感觉太武断？
　　何祚庥：我讲的也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常识而已。我的确不懂医学，有人比我更懂。(他起身又拿来一本杂志《抗癌之窗》 最新一期2007年6月号，他非常认真地把封二上面的主管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委员会主席吴阶平等名字读出，以示这份杂志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翻到《陈晓旭不该红颜薄命》这一篇。)写文章的人是乳腺癌专科医生。他和我所讲的几乎是一个意思。这可是卫生部主管的一份权威杂志啊，人家也是这样讲的，我讲，难道不道德了吗？
　　(翻到杂志的另一页，《抗癌仙姑“还阳草”骗局始末》读起有关已被他划上线的句子，先是1991年法院对这一诈骗当事人判了6年的有期徒刑)你看，“1982年底，经推荐，又获当时卫生部主要领导同意，王淑华的‘还阳草’居然进入中国中医研究院所属的广安门医院，开始了代号为831的临床验证，最后因无效而告终。”这就是卫生部！是我武断，尖锐，还是我说的事实让人不高兴？
　　我坚持的是我弄懂的科学常识
　　青周：但我周围很多人和网友对您感觉都很差？
　　何祚庥：网上骂我的人都是匿名的，说明那些人找不到可以驳倒我的理由，只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骂骂我啰。倒是正式署名的就是我们的王国强副部长。
　　青周：但也有不少网友在说中医治好他们病的例子，为什么对他们的说法不采信呢？
　　何祚庥：证明一个全称肯定的说法，孤证不立，要打倒一个全称肯定的命题，一个个案就行了。其实你真要了解情况，你应该去问问医院治癌症的大夫，你就可以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现在西医虽然他们在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们不敢对中医说什么，他们也没地方去说。现在不是提倡创新吗?创新难道不需要怀疑精神吗?中医是不需要创新，不准怀疑的。谁说中医坏话，就是反对传统文化，全盘打倒传统文化。
　　青周：为什么不用一种能够让普通老百姓接受的方式把您认为正确的东西传达出来，而不让人反感呢？
　　何祚庥：我觉得我现在的方法很好，抓住陈晓旭一说，大家都登了，我的观点就出来了，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谁理你？有人说我炒作，我炒作什么？再炒作我也不会成为著名大夫，也不会有人找我治病！牵涉到社会公众健康，我认为我讲的这种观点需要向社会公众传播。何祚庥从来没说，我的意见都科学，我也没说我什么都懂；我很多不懂，但我坚持的是我弄懂了的，而且是普通科学常识。
　　本文来源：青年周末 作者：邓艳玲 吕家佐
3、何祚庥其人
　　何祚庥，1927年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早期从事粒子理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近年来，对伪科学、邪教的口诛笔伐以及对经济、社会问题以独特的视角观察得出的结论使之近来成为“曝光率”颇高的新闻人物。由于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杰出成就，被称为“两栖院士”。
    过去的主要工作及成果
　　何祚庥长期以来从事粒子物理及各种应用性问题的研究。其重要工作有层子模型的研究，复合粒子量子场论的研究，弱相互作用理论的研究等，先后发表约250 篇科学论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及多种奖励。他还曾从事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研究，是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
　　何祚庥还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专家，在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先后发表约300 多篇科学论文。在反对伪科学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积极参加了捍卫科学尊严，揭露和反对伪科学等活动，社会影响很大。是反伪科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目前从事的研究领域：近年来，何祚庥从事中微子质量问题、中微子震荡问题及双β衰变理论的研究等。
　　何祚庥先生头衔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为中国两弹研制参与者之一。
四、部分名人对中医的看法
余云岫
　　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以（废止旧医），此乃国家大计，非区区主奴之见也！
鲁迅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胡适
　　看这本书“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
陈寅恪
　　先曾祖以医术知名于乡村间，先祖先君遂亦通医学，为人疗病。寅恪少时亦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知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然不信中医，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若格于时代及地区，不得已而用之，则可。若矜夸以为国粹，驾于外国医学之上，则昧于吾国医学之历史，殆可谓数典忘祖欤？……据此，中医之学乃吾家学，今转不信，世所谓不肖之子孙，岂寅恪之谓耶？寅恪少时多病，大抵服用先祖先君所处方药。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移家江宁，始得延西医治病。自后吾家渐不用中医。盖时势使然也……《小戴记·曲礼》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先曾祖至先君，实为三世。然则寅恪不敢以中医治人病，岂不异哉？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长女流求，虽业医，但所学者为西医。是孟子之言信矣……
丁文江
　　我国现代地质学和勘矿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信仰新医学”，“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
梁启超
　　科学呢，本来是无涯涘的……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1926年6月2日北京《晨报》副刊）
周作人
　　成千上万的中医实在不是现代意义的医生，全然是行医的玄学家。什么辰州祝由科，灵子术的灵学家，国民精神养成所，这是原始社会的巫师行径，是再早一个时代的东西，不必说了，就是最纯正的中医学说也都是玄学的说法，倘若真是说得特别，即使荒唐古怪，也总还是够得上说是独有，可以标榜一个国字而名之曰“国术”！但是不幸某一时期之医学的玄学说法却是世上普通的事，“以天地五运六气配人身五藏六腑”与西洋中古之以七曜十二宫配人身各器官，阴阳湿燥之说与病源体液说（Humoral'ism）等，药物之形色数的意义与表征说（Theory of Signature），根本上是一致，这种例不必等我外行人来多举，只要请去查世界及中国医学史就可看到很多。
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虽然也主张中西医结合，但有时也透露出反对中医的倾向。蒋梦麟先生追忆孙中山先生，说他是学西医的，他知道中医靠着经验也能把病医好。西医根据科学，有时也会医不好。但西医之于科学，如船之于罗盘。中医根据经验如船之不用罗盘。用罗盘的，有时会到不了岸，不用罗盘的有时也会到岸，但他还是相信罗盘。
　　孙中山先生患肝癌，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然不愿服中药。鲁迅对此十分感动，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见：《集外集拾遗》）
梁漱溟
　　梁漱溟从未出国留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人称“最后的儒家”。下面这段文字，也许读者很难想象竟是出自积极倡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儒梁漱溟的笔下：
　　“中国人虽然于医药上很用过一番心，讲医药的书比讲别的书都多。而其间可认为确实知识的依旧很少很少。用心用差了路，即是方法不对……中国人无论讲什么总喜欢拿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去说……拿金、木、水、火、土来与五脏相配属……譬如这个人面色白润就说他肺经没病，因为肺属金，金应当是白色，现在肺现他的本色就无病。又姜若泡黑了用，就说可以入肾，因为肾属水其色黑。诸如此类，很多很多。这种奇绝的推理，异样的逻辑，西方绝对不能容，中国偏行之千多年！西方人讲学说理全都要步步踏实，于论理一毫不敢苟。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算能事。若与西方比看，实在不只是论理的缺乏，竟是“非论理的精神”太发达了。非论理的精神是玄学的精神，而论理者便是科学所由成就。从论理来的是确实的知识，科学的知识；从非论理来的全不是知识，且尊称他是玄学的玄谈。但是他们的根本差异，且莫单看在东拉西扯联想比附与论理乖违，要晓得他所说话里的名辞(term)、思想中的观念、概念，本来同西方是全然两个样子的。……他所说的心肝脾肺，你若当他是循环器的心，呼吸器的肺……那就大错了，他都别有所指。所指的非复具体的东西，乃是某种意义的现象，而且不能给界说的。……他是以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为他根本的道理，而‘阴’、‘阳’、‘金’、‘木’、‘水’、‘火’、‘土’”都是玄学的流动抽象的表号，所以把一切别的观念也都跟着变化了。……中国人既然无论讲什么，都喜欢拿阴阳等等来讲，其结果一切成了玄学化，有玄学而无科学。”
　　儒学倡导者梁漱溟，在其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拿中医作例子分析了中国“有玄学而无科学”，没有走上科学道路的原因，颇为精采。这里只引开头的几句话：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在中国医学书里始终没有讲到“病”这样东西。）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
　　如果我们稍微认真地想一想，有些所谓的“国粹”难道不是无视客观实际，用缺乏证据、虚玄而不加界定的抽象词语，在牵强附会自圆其说的框架内，进行似是而非的推理的产物吗？上海中医药大学二位教授指出：现代中医依然“受着巫韵的操纵”，在组方用药上保持其巫术特征。所以，像“‘仙方’巫技”之类的“太极汤”，被“作为医学成果，堂而皇之地登在医学院的学报上。”
傅斯年
　　“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混沌的状态中，何况较复杂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是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
严复
　　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把中国的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是纯属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严译《穆勒名学》严复按语，1905）距今整整100年前，即20世纪元年，严复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陈独秀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极力呼唤民主与科学，声讨专制与蒙昧，其中就有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批判：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为何物也！
曾国藩
　　早在清咸丰十年，曾国藩对其子纪泽患病身体虚弱十分焦虑，但叮嘱千万不要服乡医所开之方药。因为“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曾国藩教子书]
吴汝纶
　　同治进士、桐城派文人吴汝纶也“于中医之一笔抹杀”，临终前身患重病，仍然拒绝中医。“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是“含混医术”，至死拒绝中医。郑观应则说：“中医多模糊影响之谈，贵空言而罕实效。”
郭沫若
　　“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巴金
　　干净彻底消灭旧医（中医）巫术，平生所愿活得长些再长些，一定要亲眼看到它的死亡，亲眼看到人人都清楚认识到旧医（中医）就是巫术 像老鼠过街一样人人喊打。
李敖
　　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麽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换句话说，不太客气的说，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中国传统上关於「医」的记载，最早的是神农、黄帝等的假历史，後来年代较近，产生了所谓「医」的始祖「彭」与「咸」，就是屈原所谓的「吴将从彭咸之所居」的「彭」与「咸」。所谓彭咸，根本统统是「巫医」。可见「巫」和「医」两者，根本就是不分家的。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所谓「医」，根本就是神医、就是「巫」、就是「迷信」的另一个名字！「巫彭」与「巫咸」是殷商时代的人物。从这两个所谓鼻祖以下，中国历代都有所谓新一代——进化的、改良的一代——人物出现，都据说是愈来愈不「巫」了，愈来愈「医」了，其实都是扯淡！他们不论怎麽改来改去，不论是什麽「华陀再世」「歧伯复生」都统统属於万世一系的巫医系统。这个系统，直延伸到中华民国五十四年的所谓「中医学院」，还没有断子绝孙，还是整年有数不尽的小「华陀」小「歧伯」出现，出现在这个可怜的国家，祸害这个可怜的民族，使他们吃树根草药、吞虫屎黑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