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arnold渲染器:寻求有意义与有活力的管理

组织与工作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占据了我们大部分可支配的时间，而且在工作之余还牵动着我们的心绪。“偷得浮生半日闲”，已经成为现代人的憧憬与渴望。忙与累，成为我们的口头禅，但忙得高兴和忙得悲哀、累得愉悦和累得郁闷，则有天壤之别。若工作是单调而重复的、无意义的、瞎折腾的、压迫人的，那它就会危害我们的身心与生活，甚至使人类成为它的牺牲品。本尼斯在他的著作中，特别关注人类在现代组织生活中的疏离感与无意义。他以他独特的思考与方式，寻找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时代的烙印

    本尼斯在他的自传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他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希特勒式的极权主义有着高度的警惕。从文艺复兴至20世纪，人的主体性获得极大的张扬，自由和人权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纳粹主义的出现，使民主暴露出它的脆弱和无能。人类在战争的硝烟和灰烬中开始了反思。本尼斯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谈到二战的时代影响。他的民主理念、人文关怀是与此分不开的，并体现在他的新型组织理论和新型领导理论中。

    工业革命后发展起来的官僚体系，在现实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的有效性，使各类组织不得不采用它，使所有个人不得不适应它。但是，官僚制结构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今日的环境中更加显示出它的粗钝和呆板。它如同一片汪洋，个人的小舟找不到前进的方向，找不到存在的理由，找不到行驶的动力。个人如何同组织相融合，使人生与组织不再冲突，是当代社会难以回避的问题，也是事关人类发展的大问题。本尼斯的新型组织理论和新型领导理论，就是在对旧有的官僚制结构及其领导范式的批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的理论是对旧有理论与管理模式的纠偏和改造，更加重视个人的成长，更加注重组织的活力。

    专制型的领导、英雄式的主宰，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已经成为人们下意识认可的社会治理方式。然而在告别英雄时代的今天，个人自主和组织支配的矛盾，自我实现和他人控制的矛盾，成为管理学必须正视的问题。本尼斯的领导学说，立足于对这种矛盾的破解，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他的具体观点或许可以商榷，而他的思路却体现了管理学的发展方向。

个人与组织：如何平衡

    本尼斯的论述没有把组织与个人分裂开来。而是处处把组织与个人融为一体。“领导也是人”这句俗语，在本尼斯那里得到了反复透彻的论证。本尼斯有时候说得很绝对：领导力就是人格，成为一个领导者的过程就是成为一个合格的、完整的人的过程。领导者需要具备的信念、诚信、乐观、坚韧、勇气、宽容等品质，也是做人需要具备的品格。由此，他反驳了领袖是天生的天才论观点，强调领导人的后天习得性。

    本尼斯特别反对精英主义，他处处否认高高在上的领导观，多次强调领导力要遍及组织的各个层级。在他眼里，每个人都是“领导者”，所以，领导的基本方式是授权。这并不否定领导人的主导作用，而是强调领导人的服务本质。领导人的职责之一就是培养潜在的领导力，激发和锻炼组织成员的领导力，使员工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磨砺，不断尝试，不断探索，得到更多的成长和发展。由此出发，本尼斯强调的组织是人的组织，从而彻底摧毁了把人当作组织工具的机械组织观。他主张的有机组织观，寻求的是以人为本的组织与个性独立的员工之双赢之道。

    本尼斯谈到了“组织人”这个概念。组织人遭到很多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组织会抹杀人的个性，所谓组织人会失去自我。本尼斯认为，组织造成了人类在组织中的疏离感和无意义，然而组织也可以形成人类在组织中的活力和意义。二者的差别，全在于不同的管理和领导。如果说创意、创新、创造力乃至组织的发展是潺流的“清渠”，那么信任、协作、激励、授权、愿景就是源头的“活水”。“清渠”反映了组织的成就，而“活水”来自于个人的解放。发掘出“活水”源头离不开领导者。组织人的命运相当一部分取决于领导力的有无、强弱，也就是掌握在组织人自己手里。

    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他的《逃避自由》一书中，曾把自由区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一种“个体化”过程，能够给现代社会带来独立与理性，但也使人类感到孤立、焦虑和无助。要使人实现自由但并不孤立，有批判精神但并不疑虑重重，独立但又是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则需一种积极自由。积极自由是一种“群体化”过程，是一种全面完整的人格的社会活动。本尼斯尽管不是心理学家，但他的新型组织理论与新型领导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同弗洛姆的积极自由相吻合。弗洛姆说：“无论我们意识到与否，最大的耻辱莫过于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最大的自豪与幸福莫过于思考、感觉、说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本尼斯对领导者的内心声音、个人标志的强调，正与弗罗姆异曲同工。但弗罗姆主张以计划经济来实现积极自由，反映出他的理论具有某些缺陷。本尼斯试图以区分管理和领导的方式来区分组织的规范性和个人的创造性，有意无意地“贬低”管理而“抬高”领导，可以看作是尝试走出弗罗姆缺陷的一种努力。但是，本尼斯对通过领导力的提升融合组织与个人论证较多，而对于如何融合管理与领导则论证不够。管理与领导如果不能很好融合，组织与个人的融合就依然存在某种障碍。

    人们加入组织并不是为了消灭自己，而是为了发展和成就自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本尼斯的高明之处和深刻之处。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本尼斯只是滥觞之一，还留下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讨。这不光是本尼斯一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个人应予以考虑的现实问题，因为它事关现代人的命运与前景。

内心羡慕刺猬的狐狸

    本尼斯在书中自称他是“一只内心羡慕狐狸的刺猬”。这个比喻来自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有一次伯林与朋友交谈，他的朋友给他讲了古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的一句诗：狐狸多机巧，刺猬仅一招。于是，伯林在评价托尔斯泰的思想特征时，用此作喻，说刺猬式人物只在一个方面有深厚的知识，而狐狸式人物则兴趣广泛四面出击。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的、普遍的原则体系是刺猬；追逐互不关联甚至相互矛盾的目标，采纳了杂家式的多样化知识则是狐狸。本尼斯以此自喻，说明他虽然一直不懈地研究领导力，而兴趣与关注点是广泛多变的。他实际上对许多领域都感兴趣，如文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正因为如此，使他能在著作中和课堂上广征博引，以生动、活泼、优美、形象的方式传达他的理论与观点。

    值得强调的是，本尼斯当教务长、当校长的经历，对于他的学术研究并不是可有可无，更不能把这一阶段看作学术事业的损失。如果没有切身经历，他就不可能对领导问题理解得那么透彻。正如他在二战中的战斗经历给他的研究留下了深深烙印一样，从事行政工作的实践，积累了他对组织和领导行为的感知。没有感知的理性会显得苍白，正如没有理性的感知会显得浅薄一样。如何把管理实践与理论研讨结合起来，本尼斯是一个出色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