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卡·特朗普的乳头:清对外战争的继续与吏治的腐败（一）

清对外战争的继续与吏治的腐败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是康熙帝以后统治时期最长的皇帝。在他退位以前的二十多年间，统治机构由腐败而渐趋于腐朽，清王朝逐渐进入了衰败时期。

　　以武功自诩的乾隆帝，在侵缅战争失败后，又在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发兵侵入安南，镇压安南人民的起义。清军遭到失败，损失惨重。由于西藏内部的纠纷，又招致了清朝与廓尔喀的战争。乾隆帝在战胜廓尔喀后，在西藏地区确立了各项制度，使这一边境地区得以安谧，是他退位前对清王朝的最后一个贡献。

　　乾隆帝统治时期，清皇室挥霍无度，早已成为最大的贪婪集团。乾隆帝晚年信用大学士和■秉政，形成了以和■为首的官员贪污网。自朝臣至地方官员，竞相搜括，以贪贿为能事。各地自督抚以下的贪污大案不断发生。乾隆帝虽然陆续处置了大批触法的官吏，却无法遏止普遍形成的贪风。自省县至乡里，吏治腐败，贪赂公行，清政府自上而下，日益腐烂了。

　　不堪忍受严酷盘剥的各地民众，酝酿着推翻清王朝的斗争。甘肃和台湾相继爆发了人民起义，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就要来临。

　　一、对邻国的战争与英国使团的来使

　　（一）对安南的战争

　　一四二八年，安南黎利建立黎氏王朝。一五二七年，权臣莫登庸篡位。一五九二年，贵族郑松从清化出兵攻占■龙（今河内），立黎维潭为王，政权掌握在郑氏手中。郑氏派往镇守顺化的阮潢，逐步控制了南方，与郑氏对峙，形成了南北分裂割据的局面。从一六二七年至一六七二年，郑氏与阮氏先后进行了七次大战，在安南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一六六六年，郑氏用黎维禧的名义，把南明永历王朝颁发的敕印送缴清朝。次年，康熙帝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一七七一年，阮文岳、阮文吕、阮文惠三兄弟在归仁府西山村领导农民起义，推翻了当地政权。一七八五年打退了暹罗侵略军，消灭了南方统治者阮福映的军队，控制了安南南方地区。一七八六年挥军北上，直捣■龙。国王黎维祁于一七八七年潜逃。黎维祁母、妻及宗族二百人，逃往广西太平府龙州边界。清两广总督报告朝廷。乾隆帝认为，百余年来，黎氏王朝朝贡不绝，清朝有“兴灭继绝”的义务。遂派两广总督孙士毅率兵一万二千人，云南提督乌大经率兵八千人，并纠集黎氏王朝残余势力镇压安南农民起义。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十月末，孙士毅和提督许世亨的部队出广西镇南关，直奔北宁，渡过富良江（即红河），于十一月十九日占领■龙，黎氏族人出迎。黎维祁也在夜半求见清军统帅，孙士毅传乾隆帝谕，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

　　在清军侵入北宁时，安南农民起义军吴文楚部转移到宁平和清化交界的三迭山。十一月二十五日，阮文惠率领部队北上，反攻入侵清军。沿途农民纷纷参军，到义安时，已经组成一支十万人的大军，配备大象一百头。阮文惠到达三迭山与吴文楚研究敌情后，断言：“他们（清军）来到这里是自寻死路而已。这次我亲临指挥，攻守之计已定，不消十天功夫，就可以打退清军。”阮文惠部署军队，准备一举歼灭清军。孙士毅在■龙毫无戒备，正在策划侵略南方，俘获阮文惠，向乾隆帝报功。清军官兵都忙着筹办筵席，饮酒作乐，欢度春节。除夕之夜，农民起义军秘密运动到■龙前线，清军并未察觉。当阮文惠指挥军队突然进攻时，英勇的农民起义军战士冲锋陷阵，大象载炮投入战斗。清军惊慌失措，自相践踏。在混乱中，黎维祁首先携带家属逃窜。孙士毅在亲兵掩护下，慌忙撤退，渡过富良江后，便拆断浮桥逃命。在南岸的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等官兵夫役万余人，或被农民起义军击毙，或是落水淹死。孙士毅在镇南关，收容逃回的官兵，不到清军总额的一半，大量的粮械火药丢失殆尽。从云南开化厅马白关出兵，侵入安南宣化镇的乌大经部，遭到农民起义军反击后，也仓慌逃回国内。清朝侵略军损兵折将，狼狈不堪，受到了安南农民的惩罚。

　　阮文惠领导安南农民打退了清朝侵略军，保卫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和国家主权。但他并不愿继续与清朝为敌，因而派侄阮光显“赍表入贡”。阮文惠改名阮光平，于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亲自到北京祝贺乾隆帝的八十寿辰，乾隆帝封他为安南国王。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阮文惠病死。一八○二年（嘉庆七年），安南南方贵族阮福映攻陷■龙，受清封为越南国王。

　　（二）对尼泊尔的战争

　　尼泊尔自一四八二年以后，巴德冈王国、帕坦王国和加德满都王国并立。一七三一年分别向清朝贡献金叶表文。一七六八年廓尔喀族沙阿家族的普里维·纳拉扬攻占加德满都，登上尼泊尔王位，并统一了全国。因此，清朝称尼泊尔为廓尔喀。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病死，其兄仲巴胡图克图独占他的大量财物，弟舍玛尔巴愤恨不平，逃往尼泊尔，挑拨廓尔喀与西藏的关系，阴谋夺取仲巴财产。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廓尔喀王朝借口西藏商税增额、食盐糅土，由巴哈杜尔·沙阿派达莫达尔潘德率领尼泊尔军队，从聂拉木侵入西藏，并围攻坚守协噶尔宗的西藏军队。清廷命四川总督鄂辉、成都将军成德增援，但他们都按兵不战。清驻藏查办官员、侍卫巴忠密令西藏堪布私自与廓尔喀议和，许岁币银五万两。达赖喇嘛反对，巴忠不理，遂与廓尔喀私订和约。廓尔喀退兵，巴忠向清朝谎报得胜，又劝说廓尔喀遣使朝贡，受封为国王。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因西藏没有缴纳岁币，派步兵数千人，从聂拉木大举进攻西藏地方。驻藏大臣保泰张慌失措，赶快把班禅转移到前藏，并奏请迁移达赖到西宁，班禅到泰宁暂住。仲巴早已闻风携带资财先逃，喇嘛济仲扎苍乘机造谣说，占卜不宜作战，动摇人心，藏军溃败。廓尔喀兵大掠扎什伦布寺，震动了西藏地方，达赖和班禅急速向清朝报告战争形势，请求增援。

　　这时，在热河扈驾的侍卫巴忠听到消息，畏罪自杀；驻藏大臣保泰被定罪，枷于军前。乾隆帝任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调索伦兵二千人、金川土屯兵五千人，进军西藏，反击廓尔喀侵略军。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二月，福康安等从青海草地进后藏，闰四月会合西藏官兵三千人进军，五月侵入西藏境内的廓尔喀兵败走，六月清军向廓尔喀境内进军。领队大臣成德、岱森保为左路，总兵诸神保为右路，中路为主力部队。海兰察率领三队前进，福康安带领二队跟进。海兰察在铁索桥（距济陇八十里）上游，结筏抢渡；福康安在铁索桥处造桥夺卡，合攻廓尔喀兵，追击一百六十里至协布鲁，又前进一百数十里至东觉岭，两崖壁立，中隔横河，水深流急，清军分兵在上下游抢渡，才通过这一险要地方。六月初九日至雍雅山，廓尔喀王朝感到惊慌，遣使到清军营议和。福康安置之不理，继续进攻，六战六捷，侵入廓尔喀国境七百里，到达纳瓦科特，距国都阳布（加德满都）仅一日路程。廓尔喀派兵十营，固守山岭，坚决抵抗。八月初，清军冒雨上山二十里，在陡险地方，遭到廓尔喀军滚木雷石的冲击。廓尔喀兵乘势三路反击，清军且战且退，损失很大。海兰察、额勒登保等督师力战，才稳住阵脚。

　　廓尔喀虽挡住清军的进攻，但大军压境，国都仍处于危险地位，因此再次遣使与清军议和。清军遭到挫败后，感到进军国都非常艰难，并且到八月底大雪封山，全军则处于危险境地，便与廓尔喀议定和约：宣布巴忠私订的协议书作废；廓尔喀归还在西藏掠夺的财宝，包括金塔顶、金册印等，以及俘掳的人丁；并交出沙玛尔巴的尸体；还规定尼泊尔每五年向清朝朝贡一次。清军退出廓尔喀领土，战争结束。

　　中尼战争中，英属印度总督康沃利斯勋爵曾派遣柯克帕特里克使团赶到加德满都，名为援助，实际是要乘机控制尼泊尔，进而侵略西藏地方。中尼迅速达成和议，英国殖民者这个阴谋才未能实现。

　　（三）英国使团来使

　　清初，英国商船主要在郑成功父子统治的厦门和台湾，与中国贸易。康熙帝开放海禁后，英商在广州设立商馆。乾隆时，英国商船主要在广州贸易。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英国总商喀喇生与通事洪任辉，向宁绍台道申请在宁波贸易。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诏谕封闭各地口岸，只准外商在广州一处通商。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洪任辉到天津，向清廷告发粤海关勒索外商，并再要求在宁波贸易。乾隆帝派员查核，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又谕英商不准去宁波贸易。这时，英国经过产业革命，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以东印度公司为据点，不断侵入东方，扩展商品市场。据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的统计，进入广州的西方商船共五十九只，其中英国船四十六只，居各国之首。

　　一七八七年（乾隆五十二年），英国国王曾应东印度公司的请求，派遣查尔兹·凯斯卡尔特为使臣，来中国交涉通商事务，使臣在途中病死。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派出以马戛尔尼（Gtorge Lord Ma- cartney）为首的庞大使团，以祝贺乾隆帝八十三岁寿辰为名前来中国，以探听中国内部情况，谋取商务利益与各项特权。

　　全权特使马戛尔尼勋爵在英国统治集团中是个有声望的人物，他在印度担任过重要职务，曾任驻俄国彼得堡公使，签订英俄通商条约，后来又被推荐为孟加拉总督，辞不就任。在他出使中国的使团随员中，还有秘书乔治·斯当东爵士（兼代缺席时的全权特使）、使团卫队司令官本松上校以及医生、机械技师、测绘员、画家等；另有炮兵、步兵、工匠、仆役等，使团全体人员共一百三十五人。分乘装有六十四门大炮的“狮子”号兵船和“印度斯坦”号、“豺狼”号海船，配备水手、官兵六百五十人。使团带有精心选购的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器用、图象、毯■、车辆、军器、船只模型等礼品。使团的开支和礼品费用都由东印度公司负担。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使团从朴次茅斯港出发，绕过南美洲，于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到大沽口。清廷派长芦盐政瑞征接待，直隶总督梁肯堂亲自迎接。使团于八月二十一日到北京，九月二日去热河行宫，十四日乾隆帝在万树园御帷接见特使和秘书，并设宴招待。随后由大学士和■、福康安等陪同游览万树园，为乾隆帝祝寿，观剧，二十一日起程回京。十月三日，清朝颁赐国书和礼品，示意使团回国。马戛尔尼匆忙开具说帖，提出六条要求：“第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第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第三，请于珠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行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第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第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如不能尽免，请依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之税律，从宽减税；第六，请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请将中国所定税率录赐一份，以便遵行。”（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中卷）乾隆帝颁发国书，对这些无理要求逐条驳斥，并对英国提出在舟（珠）山划一海岛及广州附近之地归英商使用等节，严肃指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帝看到英国有侵占领土的企图，随即通令沿海督抚戒备，说“今该国有欲拨给近海地方贸易之语，则海疆一带营汛，不特整饬军容，并宜预筹防备。即如宁波之珠山等处海岛，及附近澳门岛屿，皆当相度形势，先事图维，毋任英吉利夷人潜行占据。”（《广东海防汇览》卷二十二）又在给英王国书中警告说：“若经此次详谕之后，尔国王或误听尔下人之言，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当立时驱逐出洋。”

　　十月七日，马戛尔尼使团从北京出发，由军机大臣松筠伴送，沿运河南下，再经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于一七九四年一月十日自广州回国。

　　马戛尔尼使团此行，虽然未能实现对清朝的各项要求，却由此探察了中国军事、政治和社会情况。他向英国政府提供了中国各方面的资料，并认为中国停滞不前，对世界民族知识贫乏，宽衣大袖的军队未受过军事教育，武器也还是刀枪弓箭。预言英国将能在中国未来的变化中获得利益。作为英国侵华先驱的使团，为英国以后武装侵略中国提供了依据。

　　马戛尔尼在热河觐见乾隆帝时，曾因朝见礼仪发生交涉。清廷坚持要英使行跪拜礼以维护“天朝尊严”，马戛尔尼作为英国特使，拒不跪拜。最后，许以单膝下跪的见英皇礼觐见。乾隆帝在接待英国使团和对英使无理要求的批驳中，表现了昧于世界形势，以“天朝”自居的保守性，也表现了对英国侵略企图的必要的警惕性。他已模糊地感到，力求侵入中国领土的这个海上之邦，已不同于他所谓的“蕞尔小夷”，而将是难于应付的对手。

　　二、西藏制度的改订

　　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雍正帝封颇罗鼐为郡王，兼管前后藏政务，留驻川陕兵两千人（后减为五百人）。颇罗鼐执政二十年间，西藏在清廷统治下，大体保持着稳定的局势。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颇罗鼐去世，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封郡王，与七世达赖不和，并反对驻藏大臣纪山，奏请撤出驻藏军队，又刺杀在阿里地区的长兄策布登，以防清廷倚任分权。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乾隆帝侦知珠尔默特与准噶尔部联络，任命傅清和拉布敦为驻藏大臣进藏，伺机除珠尔默特。傅清等召珠尔默特至驻藏大臣衙门，乘其不备，将他杀死。随侍珠尔默特的藏军焚烧衙门，傅清自杀，拉布敦被乱军打死。清廷派川督策楞与提督岳钟琪领兵进藏平乱，七世达赖与西藏僧俗官员已将叛乱平定。乾隆帝嘉奖七世达赖，并随即改革了西藏的政治体制。此后，不再封授郡王、贝勒、贝子、台吉等官爵。在西藏设立“噶厦”作为地方政府。噶厦设噶布伦四人，管理西藏事务。“遇有紧要事务，禀知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遵其指示而行。”清廷由此提高了达赖的政治权力，并确定了驻藏大臣的职权，派兵一千五百名长期驻藏，三年一换。此后约四十年间，七世、八世达赖和摄政第穆诺门（八世达赖年幼，设摄政代行），与驻藏大臣协同执政，西藏的政局又趋稳定。

　　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清王朝对廓尔喀的战争，以反击廓尔喀的入侵开始，以侵入廓尔喀的失败告终。战争暴露出西藏地方制度的许多弱点。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乾隆帝派工部侍郎和琳为钦命西藏办事大臣去藏，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查询西藏情势。又命吏部尚书摄四川总督孙士毅驻前藏，与大将军福康安等会商西藏善后事宜。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至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间，清王朝对西藏的各项制度，作了一系列的改订。

　　金瓶的颁授——达赖、班禅的转世，例由吹忠（护法巫师）作法，指示转世活佛呼毕勒罕所在之地。其间不免产生弊端，前辈达赖、班禅家族有如世袭。乾隆帝认为，廓尔喀之战，即由班禅家族兄弟之争所招致，是“族属传袭之流弊”。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乾隆帝制作金瓶，颁发给西藏。此后达赖、班禅转世时，命四吹忠将所指灵童的姓名及生年月日，各以藏、满、汉文写在牙签上，置于瓶内。在驻藏大臣主持下，当众抽签决定。乾隆帝确定此项制度，以防止西藏贵族从中作弊，同时也是在保存西藏宗教传统的形式下，加强了清朝政府对达赖、班禅转世时的监督和任授的权力。达赖、班禅的坐床典礼，也由驻藏大臣主持。

　　藏军的建立——西藏原有藏兵，系作为居民的差役。平时很少训练。廓尔喀军侵入藏境时，藏兵并无防御能力，甚至“乘间即逃，遇敌即退”。战争之后，清廷在西藏建立正规的藏军，定额三千名，拉萨及日喀则各驻一千名，南部边地定日与江孜各驻五百名。藏兵每年给予粮饷青稞二石五斗，遇有征调，再增加支给。军官设戴琫五名，下设如琫十二名，各管兵二百五十名。如琫之下设甲琫、定琫。兵丁发给军器军火，认真操练，按时检阅。各级军官由驻藏大臣与达赖会同选任。驻藏大臣定期到各地巡视军防。

　　货币与贸易——廓尔喀与西藏贸易，购买食盐、酥油等物，例用廓尔喀所铸银钱，往往因折价不公，发生纠纷。战争之后，清廷在西藏铸造银币行用，正面铸“乾隆宝藏”字样，背面铸藏文。又对周邻各国商人到西藏贸易，规定了登记造册、纳税等制度。外国来往人员并须由驻藏大臣签发路证。

　　赋税差役——西藏民众负担繁重的赋税差役。富户及官员、活佛家属均领有执照免役。清廷规定，此后将执照一律收回，所有差役，平均负担。只有新建的藏军兵员，可予免役。经历战争的地区，分别免去一年至两年的差徭。前后藏所有人民以前积欠的税收，予以捐免。又规定僧俗官员向人民催收赋税，不得提前预收来年赋税及逃亡民税。达赖及班禅的收入支出，需报驻藏大臣审核。

　　以上各种改革，均由福康安等与达赖、班禅会商后，逐条开列实施细则，呈报乾隆帝核准。战后至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间，前后共奏报一百另二条，称为西藏“善后章程”。福康安等又将历次呈奏的主要内容合并为二十九条，奏报乾隆帝，并将藏文本存放于拉萨大昭寺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由西藏官民遵照执行。（原件现存两寺，汉译文见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由于章程经乾隆帝钦定，又称“钦定章程”。

　　廓尔喀战争之后，清廷对西藏实行的改革，加强了清廷和驻藏大臣对达赖、班禅转世的监督，也加强了驻藏大臣对西藏地区的军事、财政、经济的管理。“钦定章程”进而对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行政权力作了明确的规定，主要内容是：

　　——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布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系属员，事无大小，均应禀命驻藏大臣办理。至扎什伦布诸务，亦俱一体禀知驻藏大臣办理，仍于巡办之便，就近稽察管束。

　　——前后藏遇有噶布伦、戴琫、商卓特巴以下大小番目等缺，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分别奏补拣放，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亲族人等，概不准干预公事。

　　——大寺坐床堪布喇嘛缺出，俱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秉公拣选，给与会印执照，派往住持。

　　——达赖喇嘛所管大小庙宇喇嘛名数，开造清册，噶布伦所管卫藏地方各呼图克图所管寨落人户，一体造具花名清册，于驻藏大臣衙门及达赖喇嘛处各存一份，以备稽查。

　　——藏内喇嘛前往各外番地朝山礼塔者，由驻藏大臣给与照票，限以往还日期，回藏之日，仍将照票缴销，不得逗留边外，如有潜行私越者，即行究治。

　　——外番人等来藏布施瞻礼者，由边界营官查明人数，禀明驻藏大臣验放进口，事毕后查点人数，发给照票，再行遣回。

　　——廓尔喀、布鲁克巴、哲孟雄、宗木等外番部落，如有禀商地方事件，俱由驻藏大臣主持。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通问布施书信，俱报明驻藏大臣译出查验，并代为酌定回书，方可发给。至噶布伦等，不得与外番私行发信。（《卫藏通志》卷十二）

　　清廷的这些规定，极大地加强了驻藏大臣的行政权力和管理涉外事务的权力，使清廷对西藏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强化，西藏内部的统治秩序，也因而进一步巩固。英国自建立东印度公司以来，蓄意插手西藏内部事务。西藏章程的制订和制度的改订，也抵制了英国的觊觎，巩固了边疆，是乾隆帝退位前对清王朝做出的最后的一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