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内阁辅政大臣:谁在拍卖中国 7-8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0 19:33:16
第七章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博士盗墓者（1）
“直到2003年，佳士得、苏富比这两大拍卖行似乎已经走出了衰败，美国的拍卖市场又重新活跃起来，尤其是中国陶瓷的价格被炒得很高，一只清代的官窑瓷瓶，从原来的几万美元炒到几十上百万美元。当时我想，现在我可以兑现曾经向渔民朋友的承诺，卖出一部分藏品，让他们都变成百万富翁！于是，我研究了美国所有拍卖行的资料，选择了一家中小拍卖行作为首次合作伙伴。因为中国瓷器的价格本来就是苏富比和佳士得炒起来的，他们不缺货，而对于那些中小拍卖行来说，我的那些海底宝贝随便哪一件都是求之不得的上等拍品。
“像第一天潜水寻宝时一样，我选择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走进了纽约曼哈顿东区的格恩西拍卖行。我对总经理阿兰·埃廷格说：‘上帝让我和您的拍卖行一起发财，您乐意吗？’我敢肯定，那家伙当时一定认为我是个疯子，他说：‘对不起，先生！如果您没有别的事，只是为了到这里来跟我讲几个天方夜谭的故事，我谨向您表示感谢！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我拦住了总经理先生，并给他看了我带去的一只绿色的盘口瓶，中国名称叫‘南宋官窑青釉棒槌瓶’。他拿在手上看了半天，又让另外一个人仔细辨认了一番，那人说：‘苏富比拍过一件残品，成交价120多万美元……’总经理先生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可以留下，请您去跟我的手下签合同吧！’我告诉那家伙，先别忙着签什么合同，我家里还有很多同样的宝贝。那家伙呆呆地看着我，我对他说：‘当然，假如您不相信我，也可以选择不去，我再去找别的拍卖行合作！’
“总经理先生将信将疑地随我走进这个院子，一进门他的自矜很快就不翼而飞。当他亲眼看到这些中国宝贝以后，显然有些眼花缭乱、不知所措。那家伙有些语无伦次地说：‘如果说有谁经常看到大批古董的话，那个人很可能是我，我干这一行有几十年了！可是今天您还是让我非常吃惊，您的这些收藏品太让我难以置信！’
“接着，他查看了我们‘香港牧马寻宝公司’的资质，我又向他出示了由菲律宾国家博物馆馆长Fr·加布莱尔·卡塞尔签发的打捞许可证复印件，还有国家博物馆总顾问约翰·西尔瓦签名、由海关签发的特别出口许可证复印件。
“差不多花了两天时间，我们列出了一份长长的委托清单，上面登记了近2万件中国瓷器的名称。我们接着又签订了委托合同，起拍价暂定为1500万美元。那些只是我收藏中的一小部分，更多、更好的中国古董还存放在我的另一处别墅里。我敢打赌，那些东西如果被那家伙看见，他一定会当场晕倒！
“我的两万件中国古董即将拍卖的消息传出去后，这里天天都像是开新闻发布会，几乎所有美国的知名媒体都来这儿找我，我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人物。也就是这个时候，中国人才知道我的名字，中国媒体纷纷转载美国媒体的采访报道，所用标题几乎全部是‘一个美国老兵将拍卖数万件中国海底古陶瓷’。我还听说中国有关方面向拍卖行申请优先购买权，理由是根据国际条约，流失文物原属国可以享受优先购买的权利……”
录音戛然而止，不知道是格里克没再往下讲，还是MP5的播放器出了问题。后续情节我只能从罗曼教授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得到补充，那里面全都是一些美国和菲律宾媒体对这件事的后续性报道：
就在格里克2万件中国瓷器即将开拍的头一天，格恩西拍卖行接到美国警察当局通知，要求他们停止拍卖“香港牧马寻宝公司”委托的拍品，理由是菲律宾代理司法部长古特雷兹要求美国引渡格里克，并且签发了逮捕证，格里克被指控“没有注明文化财产，假造商业出口文件，使用假冒商业出口文件，违反海关出口法”等多项罪名，而这些罪名的起因则是不久前菲律宾海关截获了格里克的一船准备运回美国的文物，大约有1316件，申报的价值只值20万比索。海关扣下了其中的34件交给国家博物馆做鉴定，鉴定的结果让在场者大吃一惊：这34件中国瓷器件件都属菲律宾国宝级文物！
格恩西拍卖行说：“格里克送来拍卖的每一件陶瓷器皿都有一个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登记证明，上面还加盖着博物馆的印章。这些文物都得到了菲律宾的出口许可，是通过美国海关进口的，绝对具有一切正规手续……”但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前馆长Fr·加布莱尔·卡塞尔断然否认国家博物馆曾向格里克或者他的“香港牧马寻宝公司”颁发过任何捞宝与文物出口证件。
最终，由于格里克迟迟未能拿出菲律宾有关当局的证明原件，格恩西拍卖行不得不放弃对这些珍贵文物的拍卖。不过，格里克对此毫不在意，他决定将这些中国文物改在网上拍卖，以电邮方式与有兴趣的买家进行交易。半年后，格里克公开声称：他已经兑现了让那些帮助他的亚洲渔民都成为百万富翁的承诺……
第七章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博士盗墓者（2）
时间：2009年2月
地点：香港国际机场1号楼CaffeRitazza（咖啡专营店）
受访人：“冥王”（绰号，美籍华人）
采访人：本书作者
“记得小时候我在农村常听老人们说过一句话：‘富贵生*，贫穷起盗心’。这句话用在过去，我的师傅、我师傅的师傅身上，还真是那么回事。他们穷，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穷得娶不起老婆，只好去偷去抢，活人没啥东西可偷可抢了，就去偷死人的东西，去盗墓！那都是一群没文化、没脑子的土贼、蟊贼、饿死鬼！现在深山老林里找墓困难了，他们就成群结队涌到大城市郊区，天天一群人围着建筑工地转，人多的时候能有几十条汉子窝在一个工地上，候着挖土机勾上棺材板儿了，就像一群野狗见到骨头似的围上去抢挖底下的墓，有什么好东西也往往叫他们捣得稀烂，出几个明清罐子、女人的金银头钗和小玉件，就地卖了，按照老家过去上山打猎的规矩，见者有份，一人分几十百八块钱，然后去路边野鸡店里吃顿饱饭、搂个女人睡上一觉，第二天又重新来过……”
跟我说这话的人是一位年龄40挨边的中年人，长得很精神，休闲打扮，上身著一件浅色宽松羊毛外套，蓝格子衬衣领随便耷拉在脖子上面，下身牛仔裤，脚蹬运动鞋，一看就知道他在刻意模仿比尔·盖茨，连脑门上的头发造型也相同。他说他不喜欢乔布斯的色调，太深沉、死板。他还说，他之所以喜欢比尔·盖茨，并不是羡慕他所拥有的财富和身价，而是自己的经历和现在从事的事业跟比尔·盖茨有很多相同之处。
“我大学没读完就辍学去创业了，比尔·盖茨也是如此。另外，我们都在寻找一种能够破译世界的密码，只不过比尔·盖茨要攻克的是一种快速沟通已知世界的操作平台，而我是在开发一条认知另一个未知世界的科学通道！”中年人自信满满地说。他的真实姓名我不可能知道，他戏称自己是“哈迪斯”——古希腊神话里的“冥王”。
直到此刻，我并不知道这个自称“冥王”的中年人究竟是哪一路“地下工作者”，因为他是我的一位外国友人辗转通过各种关系为我找到的一个特殊的采访对象。我给朋友的要求是请他替我找一个从事国际文物走私，并跟国际拍卖行有关系的中国人。年初，朋友打来电话，约我在香港国际机场与我所需要的采访对象见面。
“我不是走私者！”“冥王”直截了当地否定了我最初的判断。“我是一个个体考古工作者，您不必用这种质疑的眼神看我，换一样称谓您可能更容易接受——‘盗墓贼’。可是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列入那个行列，因为第一，我不是单纯为了钱去挖掘古墓，也不去偷盗有明确个*属的墓穴。非偷何谈盗？”——中年人措辞相当讲究，在往后的谈话中，他都坚称自己是‘挖掘墓穴’，而不是盗墓——“第二，我从不挖掘没有研究价值的墓穴，哪怕里面藏金万两；第三，我挖掘出来的重要文物，尽管也必须通过各种渠道辗转，但是最终都必须收藏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博物馆里面，这是我跟一些外国古董商之间的君子协定。谁做不到这一点，我就断绝供货。这么跟您说吧，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在内的许多国际知名文博收藏机构，很少没有我提供的藏品！牛吧？”
第七章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博士盗墓者（3）
“我的问题可能涉及到一些个人隐私的层面，假若您不方便回答，也可以选择不回答！”这几年我已经暗访过很多这方面的人士，但是眼前这一位的确让我感到有些与众不同，无论外部气质还是言谈举止，他都让你失去一个守法公民在面对一个违法者时所特有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不，不必。我答应过老美（一位美国古董商），不拒绝回答您提出的任何问题！”他非常平静地看看手表。“我还有90分钟离开机场，您不必客气，请提问吧！”
记者：“您刚才说您有着比尔·盖茨一样的经历，也就是没有读完大学就辍学创业了，能告诉我您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吗？”
“冥王”：“还是用你们的话说吧，那样您更能接受一些。我读完大三后，就开始随师傅去盗墓了。”
记者：“为什么您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由于某种诱惑所至？”
“冥王”：“也许您会先入为主地以为所有盗墓者一定都是受到金钱的诱惑，刚才我已经明确地告诉过您，我不是。如果说有诱惑，那种诱惑也是源自于我内心的一种高尚的奋斗目标。读大学的时候，我的家庭经济情况很好，父母亲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每个月能有两三万块钱的收入，他们希望我读完本科后接着读硕、读博，最后成为他们希望看到的那种中国式学者……”
记者：“请原谅我打断一下，什么是您所说的‘中国式学者’？”
“冥王”：“在非常理想化的理念指导下的实用主义学习和研究模式。国学也好、爱国主义教育也好，在这种模式下面去为自己的生存而诠释或卖弄自己对教科书中若干教条的理解与发挥，而就是为了得到这样一点点‘发挥’的机会，也不得不去迁就一些学阀和官僚的主观意志，因为不这样做，就得不到升迁、加薪、晋级，就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您不妨去调查一下，中国那么多从事考古工作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的研究人员，有几个人能通过正常途径获得自己应有的利益与待遇？所以，多少年来考古专业一直都陷入冷门，无人问津。这些年似乎情况有所改善，但并不意味着体制上有什么进步，而是得益于国内古玩市场突然火爆，只要是与文物专业沾得上边的人都被称作‘鉴定专家’，不少人纷纷放弃真正的专业研究，整天飞来飞去，来往于各大城市之间，为多如牛毛的古董鉴定公司效力，看一件东西收几百块，开一张证书挣千把块钱。于是，大家见利忘义，有多少人还会去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就连我父母那一代人推崇的、充满腐儒气的‘中国式学者’也渐渐难得一见，成为稀罕物了。”
稍事停顿，“冥王”似乎陷入了一个正常人的思维状态，说话的语调暂停了调侃味儿，流露出些微忧患：“人们对当代知识分子缺位的思考，过分偏重于知识分子自身的蜕变，很少有人会去谴责政府官员的保守和不作为，正是由于这种体制上的不作为，才导致了中国文物事业的落后与混乱，使许多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年轻学者丧失了专业信心。我在大学学习的是与考古有关的专业，学了三年，除开参加一些简单发掘实践以外，就是整天让你去咀嚼那些散发着福尔马林气味儿的陈旧教科书，让我无时无刻不感到胸闷气短……”
讲到这里，“冥王”深吸了一口气，仿佛是被回忆刺激了神经。看起来这是一位非常率性的中年人。
第七章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博士盗墓者（4）
“说起来您也许不相信，有一次，我读了一本关于盗墓题材的畅销小说，觉得非常荒唐，作者只不过是将《西游记》和《封神演义》重新做了一次翻版。我想，自己去写一本吧！还有一天，读了两篇老师推荐的某专家撰写的优秀考古论文——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用自己的语调重新描述一次别人的考古发现而已——我想，我来写一篇吧！可是按照常规，不等我大学毕业后熬上个研究员或副研究员之类的职称，我哪有机会去主持挖掘现场啊？只有另找出路。于是，每到星期天，我就去古玩市场转悠，借买古董为名，寻找盗墓者。终于有一天，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认识了一个河南人，人称‘老鬼’，他老婆的摊上经常有几件非常开门的出土玩意儿。买了她几次东西，跟她老公见面了。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的东西不错，但不值钱，都是一些很平常的玩意儿，我可以帮助你找到值钱的东西，但是你必须答应收我为徒。’接下去放暑假，我没回家，就跟着‘老鬼’上了河南。”
“就这样‘上岗’了？”我问他。
“是的。‘老鬼’是我第一个师傅，他没什么文化，但却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和对自然现象的感知能力。他连一些历史朝代的顺序都搞不清楚，但是他却能准确报出出土文物的时代属性，据他自己说，这很简单，下‘坑’（墓葬）下得多了，东西见得多了，通过买家报出来的文物名称和朝代，稍微留意一下就熟记于心了。‘就像你娘、你爹、你七大姨八大姑，就是算出百十来个亲戚朋友排在你面前，你会眼怂不认识吗？傻子也能认出爹和娘来！’这是‘老鬼’师傅告诉我的‘鉴定秘诀’之一——熟能生巧；‘老鬼’师傅是个搞墓的天才，他能嗅得出‘墓气’，他把寻找古墓的过程叫做‘走穴’。他‘走穴’的时候绝不像别人那样，手持洛阳铲到处乱转乱打洞，而是一路走过去找“地眼”，把鼻子贴上去，凭借嗅觉判断有没有古墓，他说这样做可以避免留下痕迹。”
“等等，您所说的‘地眼’是什么？”我暗访过不少盗墓者，尽管各有高招，但从来没听说过“闻地眼”这种奇术。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所谓‘地眼’就是寻找深层的地面裂缝，有些在岩石边缘、丘陵地区的‘地眼’一般靠近地面负荷相对沉重的地段。这其中的奥妙很难口授，只有身临其境才更容易明白。简单讲吧，‘地眼’就是地底下特殊气味的出口，有大型古墓的地方，一般密闭度很强，一旦地面出现直达墓穴的裂缝，里面都会有一种特殊的气味散发出来，下葬的时间越长，传出来的气味越沉、越纯，甚至有一种特殊的芬香，与单纯无物的地气有明显差异。”
“您说的事情听起来似乎更像是盗墓小说里面的一些情节，太悬了吧？”我对此明确表示出质疑。在我采访的多名“工兵”里面，尚未发现有如此神功之人。
“信不信由您。别说您不相信，倘若不是亲眼所见，光听人说说，我同样也会嗤之以鼻。我是知道的，国家考古队主动找一处墓穴，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找资料、调设备，得花上数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搞定一个墓穴。可是我师傅‘老鬼’从业20载，哪一年不搞定几十座墓穴？当然，他们是什么墓穴都搞，哪怕是弄几只清末、民国的青花罐、小玉牌子也行，卖给一些古玩市场上的摊主，也多少能换回几个钱，过过日子没问题。可我不行，我毕竟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
第七章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博士盗墓者（5）
世界上的确有这种人，干着同样龌龊的勾当，却偏偏要标榜自己比其他同伙更高尚。我极力控制住内心的厌恶，尽量不让自己的眼神透出不屑。
“跟着‘老鬼’干了两年，我很快学会了他的全部看家本领，开始另立门户。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能长期陪着师傅他们去掏那些毫无研究价值的小墓。首先，我以唐代为终点，向上追溯，将历朝历代的古都以及当朝有影响的皇亲国戚的墓葬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并亲自去那些地方进行实地考察，用‘老鬼’教给我的‘走穴法’，并且结合我自己制作的方位仪进行测绘，绘制了一本标有详细方位的藏宝图，然后在安徽招了两个胆大心细的‘工兵’做帮手，开始试挖掘。”
他看看表，继续说：“我的第一个试掘点选在河南商丘，那地方有着极丰富的文物堆积层，从石器、青铜器、铁器时代的遗迹，一直到汉唐古墓，都是我所感兴趣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当地文献以及当地老百姓关于黄帝的口头传说，时时刻刻都勾动我考古求证的欲望！”
尽管我非常刻意地提醒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职业盗墓者，但仍然还是不时掉进他的身份陷阱，误以为与我对话的是一名事业心很强的考古工作者。
“结果怎样？”我看看表，离他登机的时间只有半个多小时了。
“出土了一件银缕玉衣、几枚印章。”
“银缕玉衣？”我很吃惊，据我所知，此类文物全国博物馆馆藏数量很少，十分珍贵，可是“冥王”对此却很冷淡，看不出有什么成就感。毫无疑问，这样的“战利品”对他来讲，也许算不了什么。
“然后把它给卖了？”我问。
“当然，留着它干啥？这种东西全国加起来少说也出土了近百件。”
“哪有那么多，全国各地出土的金缕、银缕玉衣加起来也不足40件！”
“您那是国家的说法，照他们的计算方法，我那件玉衣也不在其中。”“冥王”的语气里不无嘲讽。
“卖了多少钱？”
“60多万港币，就在香港转的手。”
“你怎么过的海关？”
“嗨，大摇大摆！人家压根儿没把它当回事，‘工艺品’、仿品，这样的东西人家见得多了！”
“也就是说，海关不识货？他们不是有专业鉴定人员吗？”
“有专业人员又能怎样？一大堆玉片，新的、做旧的、老的，全都混在一起，一片片去分析研究，得花上多少天？再说，真品、赝品就差一个字，往哪边说都行，如果是您，会往哪边说呢？”“冥王”诡谲地看着我。
“难道每个人都会毫无例外地被你们收买吗？”
“冥王”狡猾地笑笑，看起来他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于是，我继续问道：“这么多年，您一共盗挖了多少座墓葬？卖了多少件文物去境外？”
“不是盗挖，是考古挖掘！”他再次对我的说法提出抗议，接着又抬起手臂看看时间。“您这老头好奇心真强，告诉您也没关系，就算您去检举，也拿不出任何对我不利的证据。我现在是美国公民，没有完整无缺的证据链，是得不到美国法律支持的。再说，说出来也许您会对我刮目相看，这10年，我一共成功地发掘了100余座古墓，准确率达到98%以上。在这些古墓中，有50%以上是隋唐以前的王公贵族墓穴，按照国家《文物保护法》分类，出土一级文物200余件，二级文物800余件，三级文物2000余件。其中一级文物，大部分由我自己收藏。二三级文物部分分散卖给国外大的收藏机构，另一部分通过拍卖转让给一些大收藏家，我计算了一下，大概有100多件‘出口转内销’，被我们中国富豪从外国拍卖行买回去了！”
第七章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水兵司令”（1）
“您不是说盗墓的目的不是为了图钱，而是为了搞考古研究、写书需要吗？为什么要把东西卖给外国人？”我又问他。
“是呵，没错。可是搞研究也得要有研究经费呀！我不自己弄钱，政府会给我下拨科研经费吗？国内不让卖，只能出境交易。这些年，我添置了免棱镜、C14测年制样装置等最先进的设备，并且在美国建立了非常现代化的考古实验室。除此之外，我还在美国读完了考古博士学位，在国际专业刊物上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对石器时期中原文明起源、夏商周时期文物断代要领等课题进行了勘误、更新性地阐述，并且还出版了几本专著。您平心而论，我做了这么多事，没花费国家一分钱，是功还是过？国内那些拿国家薪饷、用国家专项经费的人，有多少人的学术成就能跟我比？”
“您为什么不算算另外一笔账？经您之手将那么多珍贵文物卖给外国人，给国家文物事业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
“错！我出土的一二级文物，不管以何种形式转让，绝大多数都收藏在外国博物馆或文物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收藏条件和管理体制都代表了当代文博界的国际最先进水平，无论从文物的保养、安全性，还是文物的展示面、开放度，都远远超过了中国国内的收藏机构。换句通俗的话讲，就是借用外国人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更好地保存和传播我们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听老美的朋友说您也是一位文物爱好者，您平心而论，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
“您的所作所为让我想起鲁迅的一句话！”
“又想做婊子，又要竖牌坊，对吗？”
我没回答，只是注视着对方。此时我的内心很复杂，除开对这个中年人的违法行为我心存不齿之外，他对国内学术界现状的不满与愤懑，我基本上也感同身受。
“是啊，在你们眼里，我跟‘老鬼’师傅、还有许许多多盗墓者一样，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盗墓贼。哦，还多了一条罪状——里通外国，走私、倒卖文物。可他们纯粹是为了钱、为了过好日子去盗墓，而我不是！建议您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如果不走这条路，我有能力去建造自己的实验室，取得那么多的科研成果吗？我顶多还是一个扛着设备跟在老同志屁股后面去按图索骥、拨土弄坟的小助理而已！
“我再告诉您一件事，去年我回了一趟老家，碰上我的一位中学老师，他大概听说过我曾经干过什么，要我帮他买一套勘探地下文物的仪器设备，说是日本进攻中国时，他爷爷曾经在老宅子里埋过一窖祖传宝物，而老宅子已经拆迁多年，他想借助勘探仪器去寻找窖藏宝物。这事儿千真万确、绝对不带虚构。所以呀，别看许多人冠冕堂皇地把爱国挂在嘴上，义愤填膺地咒骂我们这类人贪财无良、卖国卖祖，您真要把一窖宝贝埋到他家窗户底下，看看他会不会推开窗户？”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最初的抱负大多已经成为现实，你现在有名有利，有自己的实验室，考虑过金盆洗手吗？”我知道这个问题是何等苍白无力，可是我实在为眼前这个中年人感到惋惜。
“冥王”看出了我的心思，善意地朝我笑笑，虽然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什么凄楚之色，但我却读出了一丝惶然。接着，他举起右手，用拇指和食指围成开口圈，其他三指并拢竖起，转身向洗手间走去。
我心情复杂地瞅了他几眼。我知道，这个陌路相逢的高智商盗墓贼，不可能再回到我身边……
第七章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水兵司令”（2）
2008年12月，记者接到一个半生不熟的人打来电话：“吴树老师，我是小汤，上次您到过我们古玩店，买过一个汉代的青瓷罐子，还记得吗？”
“噢，记得记得……您有事吗？”老年人常有的尴尬，记忆力叛逃了，哪怕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也不一定能说清楚，但出于礼貌，“记得记得”就成为“文明用语”了。
“我昨天买了一本您最近出版的新书《谁在收藏中国》，一个晚上就看完了！”
“哦，谢谢……小汤，您找我有事吗？”我推测，一般的情况下，半生不熟的人是不会打电话来谈读后感的。
“我想找您谈一件事。”
“什么事？能在电话里说吗？”
“不行，一两句话说不完，必须当面跟您谈，是关于我们老板的事。”
“你们老板？”我如坠云雾，他的老板是谁？
“就是您在我们店买汉罐的时候见过的那个台湾人，矮矮胖胖、黑不溜秋的，说话港腔港调，您还夸他的眼力很好……”
想起来了，他的老板姓林，说话哪有港腔港调，完全是福建口音。林老板的眼力的确不错，尤其是在鉴别高古瓷和高古玉方面，是地地道道的高手，而且，不管谁找他看东西，他都乐意效力，碰上东西好，对方有出手的意思，他还会收购下来，给的价格比北京古董市场的平均价略微高出一些。所以，尽管林老板从台湾来北京开古玩店时间不长，但是他那家古玩店却在圈内小有名气，买家和卖家都乐意去。
说起那个林老板哪，还有一些怪癖。比如，他眼力那么好，却时常收购一些中档水平仿制的假古董，问他买那么多赝品干什么用，他说回台湾或去国外办事的时候，将这些仿古艺术品送朋友还是不错的，特别是老外，他们对好的现代艺术品一样喜欢，不似中国人那样厚古薄今。林老板还有一怪就是对店里的一些高端古董定价奇高，基本上跟国内拍卖公司的起拍价相近。所以，尽管他店里的东西大家都看好，但是难得看他卖出去几件。10月份我去他那里的时候，他还对我说，这两年经济危机，东西不好卖，一直在亏本经营，他考虑等合同满期后将古董店关张，回台湾去。
“……他是个骗子！一个大骗子！在台湾的时候只是一个流氓、穷光蛋！”小汤在电话里愤愤地对我说：“今天我找您就为了说说他的事！”
于是，我把小汤约到华威桥南面的一家瑞士咖啡屋，这地方人少，比较安静，平常我采访别人或别人采访我，差不多都选在这里。
“跟老板闹矛盾了？”我笑笑，散伙了的主仆没几人有念叨好的。
“他溜跑了，电话打不通，公安找他也联系不上！妈的，他答应给我开的两万多块钱奖金一分没给，还有……”小汤很激动，一口气把一杯咖啡当白开水喝下去。
“你就为这事儿来找我诉苦？”我有些不高兴：“我也没能耐帮你找到林老板要回工钱啊！”
“不，我是有重要情况告诉您。您知道吗，那个姓林的不单是个骗子，而且还是一个文物走私犯。他有一个绰号，叫‘水兵司令’！”
“水兵司令？什么意思？”我问。
见我对他的话题有兴趣了，小汤接着往下说：“这是他在韩国的一个同伙告诉我的。您知道什么叫‘水兵’吗？跟‘水客’一个意思，就是通过水路走私的人。”
“你是说林老板是走私集团的头目？”我问。
“千真万确！他到大陆来开古玩店是个幌子，五六年了，您瞧见他正经卖过几件东西？没有。尽管他给我提成的奖金比别的老板开得要高，但是他把东西的价格定得跟拍卖行的价格一样高，谁买？他压根儿就没想卖，只是把古玩店当作收购站，目的是吃货。可这样一来，我就只拿得到每个月千把块钱的死工资了！”
七章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水兵司令”（3）
“可是我也没见到他买过多少有价值的老东西，倒是看到你们店里买了一大堆赝品。”
“那是假象！知道他买那些假东西做什么用吗？”
“不知道。”
“报关掺假用的，填单子的时候就可以写上‘工艺品’，鱼目混珠！”
“就那么容易蒙混过关吗？你是不是把我们海关专业人员的水平过于低估了？”不知为什么，我对眼前这个人所说的话有一种出于本能的质疑，干这一行吃古董饭的人，不是人精就是人渣！
“您还真以为咱们海关能看住多少文物啊？太天真了！我给您看一样东西吧……”小汤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早已准备好的纸单给我看，上面详细记录着一堆数字，看上去像是他们老板的走私清单。小汤只允许我看，不让拍照或摘抄，当天晚上我根据记忆，对一些自己认为比较贵重的文物作了一份补录：
某月某日，向美国邮寄齐家玉器30余件；
某月某日，向韩国托运红山玉器20余件；
某月某日，托台湾人带走杂项300多件；
某月某日，装集装箱夹带战国汉代玉器和青铜器400余件；
某月某日，委托深圳朋友直接开车运走马家窑彩陶10余件，由香港转英国；
某月某日，通过国际快递向伦敦发战国汉代玉器20余件；
某月某日，通过香港旅行团带走宋代古画2张；
某月某日，通过深圳蛇头运走青铜器60多件……
数字非常惊人，仅仅大约5年时间，一共从中国大陆运走5千多件古董，而且通通都是元代以前的珍贵文物，有些明显属于国家一二级文物。
“这些数字你是怎么弄到的？你们老板就如此信任你？这不等于把自己的命都交给你了吗？”
“刚开始他非常信任我，他自己到全国各地去跑货，留我在店里守摊子。他还说要把在美国读大学的女儿嫁给我，那女子长得可漂亮呢！就是个子矮一点、皮肤黑一点，刚开始我还信以为真！”
“就为这个你就给他卖命了？”
“年轻人还图个什么呢？不就求个财、爱个色！”
“林老板走私了那么多东西，就没有翻过船？”我迅速把话题转到我感兴趣的方面。
“基本上没翻过船，要不人家怎么当‘水兵司令’？”
“能跟我说说他使的什么高招吗？”
“我就给您说几招吧！这第一招啊，叫‘新瓶装老酒’，主要对付玉器和字画。老玉件儿配上新座儿，或者把几件老东西摆成新的造型一起镶进带油漆味儿的木框子里面，用不上检查，闻一鼻子就知道是新东西。老字画装新轴或重裱，也是一个道理；这第二招是武林秘籍中的‘移魂*’，适用范围比较广，各类文物都好用。办法是事先购买一件符合出口规定的文物送检，获得《文物出境许可证》后，在海关实际申报时将珍贵文物调包出境；第三招是跟孙悟空学的‘障眼法’，将小件文物装入大件常见物品里面，蒙混报关！”
“真新鲜！这万一败露了怎么办呢？”我又问。
“万一出了点小岔子再装装糊涂也没事，比方说，有一回，林老板手下一个‘水兵’乘飞机去英国，在机场被扣下一只宋代钧瓷小香炉，后来文物缉私队查到店里来，老板说是自己看走了眼，当假货送给了那位朋友。他还主动告诉缉私队，说这样的东西自己买了一批，非常便宜，都是当作仿古艺术品买进的。然后请他们到后面仓库里察看存货，还果真有几十件东西没卖。但是经过缉私队鉴定，剩下的东西全部都是假货，结果被罚了点款，息事儿了！他的鉴定水平您是知道的，收东西能打眼吗？告诉您，他在北京郊区租了好几个仓库，有些我知道，有些我都没到过。这个单子上记下的东西是我经手出库的，还有许多他自己办的我根本就不知道……”
第七章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中国官员收藏热（1）
“假定你这单子上所写的，还有你刚才所说的都是事实，那么林老板走私的物件还不止5千件，他来大陆才几年时间？怎么能搞到这么多贵重的文物？再说，平常在店里看到的也没那么多好东西呀！”我对小汤的说法，依旧表示质疑。
“他那些最值钱的宝贝别说外人看不到，我也看不到，鬼知道藏在哪里。有一回，她女儿放假过来，亲口告诉我，他爸爸快递过去的一件青铜盉，在纽约拍了120万美元，可是我连那件青铜盉的面都没见过。还有些在福建那边买的海捞瓷器，他干脆直接在海上交易，通过事先安排好的‘水兵’（水上走私者）用渔船偷运去台湾。在海上偷运的活儿我帮他干过几次，一般接货的都是台湾渔船，挺大，有时候一雇就是几条船，甲板底下有两层，上面一层堆鱼，下面一层密密麻麻摆满了瓷器，一次每条船可以运走一两千件出水瓷，中间也会夹带一些从外地运来的古董。他经常独自去福建，到底从海上运走了多少东西谁都说不清楚！”
“你不是还兼着帮老板管账吗？”
“您以为他有那么傻？我管的那本收支账是明面上的，专门为政府部门检查所用。我感觉他在美国、英国、台湾到处都开了账户。哦，您刚才问我他怎么搞得到那么多好东西是吧？我告诉您吧，大部分关系是他来大陆之前就挂上钩了的，以往都是那些搞墓的下线将出土物件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弄出去，最近两年有时候海关查得紧点，那些搞墓的人不敢直接往外运，他才亲自来到大陆。开古玩店是幌子，真正的业务还是把东西运到国外去拍卖，人家是挣大钱的，才不在乎这一间小小门面的租金。可以说，这明面上的生意，他从来就没有放在心上，主要由我打理。最后，他妈的给老子来这么一下，人财两空！”
“就因为这个你才约我出来？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我问。
“我……”事情有时候的确很凑巧，我们的谈话还没结束，小汤的手机响了，我就听他在电话里喊了一句“老板”，接着就去门外接电话，等了好一阵子才回到座位上，匆匆忙忙地对我说：“吴老师，也没什么，就是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心里郁闷，刚才讲的事也就是随便说说，您别当真，只当听一故事……”说完去吧台付咖啡钱。不一会儿，我隔着窗户看见他急匆匆地上三环坐车去了。
一周后，我再给小汤去电话，想通过他联系上林老板本人，进一步核实有关情况，可是他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我去他原来待过的古玩城打听，有熟人告诉我，小汤去台湾继续帮林老板打理古董店了。我又去了林老板隔壁的几家店，想进一步了解一下文物走私的情况，但是老板们似乎对此都讳莫如深。后来还是一位刚来此开店不久的甘肃小伙子对我说：“只要是老北京人或者老港（香港人）、老台（台湾人）开的古玩店，多半都有一些外国客户，韩国人和日本人最多，偶尔也有美国人和英国人。而且，那些外国人还都是回头客居多，基本上是固定客户。所以生意再不好，他们都能挺得住……”
“水兵司令”林老板撤退了，估计是嗅出了什么对他不利的气味，古玩城内有传言说国家安全部门找他谈过话。小汤也失踪了，不过我琢磨以后没准儿还会碰得上他，因为林老板再次雇用他，无非还是割舍不下大陆这边的货源，利用他来回跑跑。
第七章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中国官员收藏热（2）
“我不是和珅！”
在古玩圈内泡了几年，结识了不少朋友，在北京古玩城开店的祝老板就是其中一个。原来只知道祝老板店里的古董地道，价格也奇贵，比别人店里的东西要贵很多。后来听人说，祝老板的经商之道主要是走“官货”，每年都可以出几件“大东西”，所以店里压了货他也不会降价。所谓“官货”，指的是官员收藏品，所谓“大东西”，一般指的是价格在10万元以上的古董。
我没事经常会去祝老板的店里坐坐，看看古董聊聊天，慢慢地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告诉我：其实跟他打交道的客户一般并不直接是政府官员，多是一些似官非官、似民非民的角色。那些人对古董似懂非懂，找东西非常挑剔，要求品相完美，还要“到代、保真”。
后来，我在祝老板的古董店里见过几次这样的客人，他们多半不喜欢说话，看中了什么东西就掏出手机拍照，然后简单地问问价格，不管店主把价格开得多高，他的“临别赠言”永远只有一句话：“回头再谈！”下次真的回头来了，他再跟你玩真格的，把价格往死里还。但是，讨价还价结束后，即便成交价在开口价的基础上被砍杀过半，他们还会要求店主按照略低于拍卖会的价格给开具发票，一件10万块钱成交的东西，开出几十百八万的发票不算新鲜事，不过开发票所需交纳的税钱一般还是由客户自负。这样的客人很难知根知底，更别说找他套近乎聊些什么，问他买这么贵的古董干什么，他回答你的也永远只有两个字：“喜欢！”尽管这些人如此诡谲，还是躲不过开了几十年古董店的祝老板的“鹰眼”，他告诉我：“这些人只是些掏钱的主，并不是真正的藏家！”
为了见到这部分客人身后的“真正藏家”，我取得祝老板的同意，决定“下钩钓鱼”——将一块大尺寸的汉代蒲纹九龙玉璧交给祝老板代卖。大约两个月后，临近春节了，祝老板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人看上您那块大玉璧了，您自己来谈价吧！”自己谈价是我交代祝老板的。他在电话里还悄悄告诉我：“客人前天来过，拍过照片，我当时开的价是120万……”
到了店里，一位穿戴旧军装的中年男子正在跟祝老板聊天，见我来了，他要求留下部分押金，先将玉璧带回去给朋友看看，然后再谈交易。我告诉他这个玉璧很贵重，只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可以让朋友上店里来看。拿出去可以，但未付清全款之前，玉璧不能离开我的视线——合情合理，老古玩行里的人告诉过我，这也是游戏规则之一。对方说这样做不方便，下次再联系。
第二天，我又接到祝老板的电话，说对方答应了我的要求，但要我答应去了他朋友家不要乱说话。我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在出租车上，那人让我喊他老顾，再一次叮嘱我不要讲话，等他朋友看过以后，我们俩再回店里单谈价格。
老顾的朋友住在城西一幢别墅里，别墅外表很一般，里面的装修也未显豪华。保姆将我们迎进客厅落座后，通告说：“先生用完早餐后就会出来。”
我趁闲环顾四周，客厅里摆了一组线条简单的木沙发，尽管木料上等，但由于上面垫了海绵垫和布扶手，看上去也就跟普通的木工板沙发没什么区别，遮掩了几分奢华。其他还有四只花几，面上各摆了一只成色不错的紫砂盆，种了四株名贵的兰花。四壁墙上挂有四幅古画、两幅现代名家书法挂屏。潜意识告诉我：这栋别墅的主人是一位有着非凡文化素养的人，应当是学者或老艺术家之类。
第七章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中国官员收藏热（3）
“你朋友的品位很高哇！”我试探着问老顾。
“那当然。”看样子，我说些拍马屁的话，还是不在老顾禁止范围内的。趁着主人未出台，我决定先声夺人、引鱼上钩：“明代‘出头官帽椅’两对、茶几两只……”
“木器你也懂？”老顾问。
“买卖古董，什么东西都得略知一二吧？不过我告诉你啊，这些都是现代仿品！”
“你别瞎说！跟你讲过的！”老顾紧张了，马上记起事前跟我有过“不乱说话”的君子协定。
“你别急，话没说完呢！别看这两套官帽椅是仿品，但是怎么也要值两三百万，这用料可全都是货真价实的上等海南黄花梨呀！”听我这一说，老顾才松了一口气。什么朋友，看来他与这家主人的地位相差悬殊。就在此时，我听见客厅里间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听见我们的谈话后止步。
看来“鱼”已靠近，我越发提高音调，一吐为快：“这四角一组紫檀花几看上去不起眼，却真正是地地道道的明代中期作品，每一只花几的拍卖价都在50万元上下；此外，你可别小看花几上的这几盆兰花，每一盆的卖价都在这四只明代花几的总价之上！”
看来老顾对此道一窍不通，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我接着卖弄，目的当然不是吹给他听，而是藏在里间的那位呼之欲出的主角儿。
“老顾你看啊，东面那一盆叫莲瓣兰，单株最高成交记录244万元人民币；南面这一盆叫感恩荷，最高成交记录80万元一苗，盆里种有3苗；西面那一盆叫天逸荷，最高成交记录180万元一苗，盆中种有2苗；北面那一株叫绿云，你看它叶似碧波、青翠欲滴，粉中点紫的两蕊并生，若碧波中一对金童*、亭亭玉立。这种兰花本来就是花中*，这一株造型高雅，富于奇趣，看上去还像是原生种，这价格无法评估，文人雅士若能得此一株，倾家荡产也不算冤枉！”
经我这一番吹嘘，老顾似乎暂时“梦里不知身是客”了。他情绪亢奋起来：“墙上那几幅字画还要更加值钱吧？”
我故意压低嗓门：“我告诉你啊……”
“是民国画匠仿宋人之作，对吧？”冷不丁，主人边说边走进客厅。此人看上去长我十几岁，大约古稀过半，但身材高大、胸挺腰直、精神矍铄，一派军中儒将气质。
“老首长！”老顾起身谦卑地打招呼。
老首长摆了个让他落座的手势：“看来你今天给我引见的是一位高手哇！”
老顾不知说什么好，我起身作答：“老首长过奖了，哪里呀，我只是一个喜欢收藏的退休教师。您才是高手！一进您这客厅，我就大饱眼福……”
“对对，老张一进门就是这么说的！”老顾顺着我继续拍马屁。这“老张”是我在古董圈内用得最多的姓氏，张三李四，让人好记。
“我不是什么老首长，行伍出身，原来在南方工作，现在也跟你一样，退休了，没事在家里喜欢搞搞收藏！”
“你那只玉璧拿出来给首长看看吧！”老顾显然不想让我在此多待，迅速切入主题。我从包里取出玉璧，摆放在茶几上。
老首长用放大镜看了大约一两分钟，明确地说：“好东西啊，正面九只‘过壁龙’，这一只是王，这一只是王后，旁边都是文臣武将、嫔妃人等。反面为五只花龙，两面合计则是‘九五之尊’！应当是汉代王侯的陪葬品，尽管裂痕大了一些，但是这么大尺寸的玉璧被泥土重压近两千年，没有破裂的痕迹谁敢认它？再看这破裂之处，朱砂沁色老旧，非常开门，极为难得！市场上这种仿品很多，真家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能告诉我，你是从哪里买到这只玉璧的吗？当然，不方便说就别说，这一行的规矩我懂！”
第七章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中国官员收藏热（4）
看起来，我今天也是遇上“真人”了。我一时兴起，立即进入角色、假戏真唱起来：“都是藏友，没什么不好说的，前几年在古玩城的古董店里‘淘’到的！看起来老首长的眼力比市场上那些鉴定专家还更厉害，一定藏了不少宝贝吧？”
“走，我带你看看去……”尽管老顾心存芥蒂，连连对我暗使眼色，但老首长此刻却兴致所至，毫无顾忌地把我带进楼上的书房。
记者认识不少大小藏家，也见识过不少私家宝库，有珍品满架的私人博物馆，也有赝品遍地的“国宝庄园”。毫不夸张地说，像老首长这样的书房还真仅此一见：一壁线装古书，其中不乏珍、精、孤本，尽藏纳于两架明代紫檀书橱之内；一壁名人字画，垂于素色纱帷之中，有宋代《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所作的《西湖烟云图》、有唐人张旭的狂草《古诗二首》，这两幅字画都堪称*。更为珍贵的是，书柜里还藏有一本宋代名人雅士的小品画册，内收集了苏东坡等8位书画诗家的精品书画。据我所知，像这样的小册子在拍卖会上拍出过上千万元的天价；窗户底下立着一张雕龙刻凤的清代红木条案，上面摆放着一只硕大的明代“八仙过海”紫檀笔架，笔架上悬挂着几支明清两代的和田玉杆毛笔，还有历代古砚台数方；另一壁是一排博古架，架上的古董寥寥数件，远不及我在别处看到的那么海量，但其中不乏珍品重器。我能辨认的几件是：战国龙虎纹漆面白玉六棱出戟尊一件，高约40公分余、战国乳丁纹羊脂白玉尊一对、汉代凤纹白玉梳一把；新石器时期彩陶若干件、汉代水波凤纹青釉罐一对、南宋官窑青瓷尊一件、宋代龙泉凤耳瓶一对、明洪武青花凤纹双耳瓶一只……
“老首长，您这儿可是方寸之间藏天下呀！”回到客厅，我由衷地发表观后感。
“没那么夸张吧？我可不是和珅噢！有些是孩子们从海外买回来孝敬我的，有些是我自己多年的淘换，还有一些是朋友之间的赠送……”谈到酣畅，老首长留我一起喝了一壶碧螺春。茶话间，我大概知道了有关他的一些个人信息，大多在我意料之外：学生兵、高级将领、离休老干部。他有十几个子孙，半数在国外，还有些在国内政府部门从事不同级别的领导工作。
两天后，老顾给我打电话，愿意出30万买下我那只大玉璧，我坚持说120万一分也不少。老顾不知道要高价只是我设下的局，在电话里愤愤地说：“哪有你这样卖东西的？你以为你是在拍卖呀？在古玩城买东西最多给一半价！你把我给坑苦了，人家还等着我办事……”
最终还是祝老板出面解围，他给老顾出了个主意，让他告诉老首长，我那块玉璧送国家博物馆做了仪器测试，结论是仿品。老顾在他的店里另外挑了一件30多万块钱的古董，临了还在祝老板面前痛骂我不够哥们、太抠门！祝老板向我透露，老顾原来是老首长的部下，转业后在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任公关顾问。祝老板最后还提醒我：“别忘了我们的约法三章！”我说：“当然！”
我事先与祝老板的“约法三章”是：不曝光所有当事者的真实姓名、职业和社会关系；不影响所有受访者的社会声誉和利益。
中国“雅贪”集锦
早上7时，两名狱警拎着一只大饭盒走进一间重刑单人牢房。
第七章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中国官员收藏热（5）
“吃饭吧！”狱警对犯人说。
脸色苍白的犯人朝狱警惨淡一笑，将目光移向刚搬进来的小饭桌，上面摆着几样他平常爱吃的饭菜，外加一瓶酒。他尽量保持外表上的平静，若无其事地吃了几口饭，搁下筷子，从床上拿出一张字条：“可不可以替我递给我的家人？”
狱警接过字条，上面简单地写着两行字：“昨日忘了交代，两幅清代楹联退还×××，他的事未能帮上忙……”
狱警离开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名法官进来，向犯人宣读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依法核准河北高院判处其死刑的裁定和死刑执行命令。
上午8时17分，面无人色的死囚犯身披刑具被几名武警押出牢房。门外，几名武警和一辆大车守候在那里。犯人最后匆匆看了一眼天空，在两名武警的帮扶下，木讷地登上刑车。
车上有一张小床，还有一些用于固定四肢的设施。死囚犯被蒙上眼睛带上那张床。不一会儿，四位身着白大褂、面戴大口罩的护士先后上了刑车，轮流将早已准备好的四支注*先后注入一个通电注射容器。护士们离开后，观察室里的行刑人员按动通电注射器的按钮，将里面的液体推进死囚犯的血管里。据说，四位护士小姐手里的注射器，有三支灌装的是葡萄糖，只有一支灌装的是能使人在最短时间内走向死亡的致命毒液。当然，这四支注射器究竟哪一支灌的是葡萄糖、哪一支灌的是毒液，护士们谁也不知道——这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行刑程序，可以减小行刑者的内心压力。
大约过了20秒钟，一阵短暂的痉挛过后，年轻的死囚彻底撇下了他的官位、他的财富、他的珍宝、他的亲人，用自己选择的注射行刑方式结束了昙花一现的生命，独自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他叫李真，罪名是贪污受贿巨额金钱财物。李真入狱前曾是河北省红透半边天的政治明星——28岁升任省委第一秘书，34岁调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政厅级干部。同时，听说他还是一位隐形文物收藏家，很多古董圈内的人都知道他家藏珍宝，但一直到他行刑前，很少有人亲眼看过他究竟藏了一些什么。
2004年4月，记者听河北的朋友说有一场“李真涉案物品拍卖会”将在石家庄举行，届时会有一批李真的收藏品集中亮相。于是，几天后记者即时赶往拍卖现场。
“李真涉案物品拍卖会”在石家庄市“东方龙大酒店”四楼拍卖厅举行，此次拍卖共有李真收藏的619件古董和现代珍贵工艺品，吸引了不少收藏界人士的眼球。据举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3天预展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者达到1万多人，其中不少参观者表达了强烈的竞买意向。
听河北的一位同行说，他曾经到李真家看过他的部分藏品，实际上还远不止展出的这些，李真亲口对他说，他收藏的许多文物精品连省博物馆都没有。那位同行还告诉我，比起别的贪官，李真收受文物贿赂的手段“很仗义”，收藏品位也很高，他有几不收：事情没办好的不收、求助者个人掏钱的不收、不具备文物价值的古董不收。给李真送文物的大多是两类人：一是在他担任省委书记程维高的一秘时，一些巴结省委书记想升迁的官员；二是他出任国税局局长后，一些想偷税漏税、减免税收的企业主。前者送古董花的钱可以巧立名目公款报销，后者送出去10万元古董，可以为自己的企业省去几十上百万元税收。所以受贿者“心安理得”，行贿者也能“乐得所图”，皆大欢喜。
第七章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中国官员收藏热（6）
尽管部分文物撤拍对竞买者的热情不无影响，但剩下的拍品最终还是全部成交。这次李真受贿物品的拍卖，开创了中国贪官受贿文物专场拍卖的先河，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官员收藏文物现象的高度关注。
李真文物受贿案公开曝光后，有人给中国贪官的*形式添加了一个新品种，叫“雅贪”。其实要认真考究起来，这“雅贪”与“雅贿”的事儿真还算不上李真的首创，这词儿也算不上网友们的新创。中国自古就有“粮油一分利、百货十分利、珠宝百分利、古玩千分利”的说法，因而以文物古玩行贿，早就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了。往远里说，那只脍炙人口的贡品“和氏璧”，距离我们就有2600年左右了；再说“雅贿”这词儿，它就是算不上“高古词”，至少也算得上是“古词”。太远古的不说，也说说“明朝那些事儿”。据明代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一书中揭露，明代奸臣、大贪官严嵩以爱好收藏闻名于世，引来百官争相效仿，一面收受属下行贿的古物，一面又用那些东西转送严嵩以作升迁的敲门砖。沈德符在书中记载：严嵩的受贿物品有“碧玉白玉围棋数百副，金银象棋亦数百副……然收藏书法名画最多，直至想要贪占名画《清明上河图》。”这位文学家据此评判道：严嵩“贪残中，又带雅趣。”沈德符以后，这“雅贪”、“雅贿”之词就开始流传了。
传至清末，“雅贿”、“雅贪”现象在官场上被演绎得更加淋漓尽致。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北京琉璃厂多数古玩店已沦为行贿受贿的掮客，官员们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送礼者掏大价钱买来再送给官员。双方不提一个钱字，大把黄金白银却源源不断地通过古玩店流进官员腰包……”
到了民国，又有一人将“雅贿”和“雅贪”之勾当发挥到登峰造极，此人就是东陵大盗——北洋军阀孙殿英。此人虽出身行伍，却深得发“雅财”之道，1928年7月，孙殿英花费7天7夜的时间，率兵盗掘了皇陵地宫，盗取了无数稀世珍宝。这以后为了压制国人众怒，他将盗得的两柄“九龙宝剑”送给了蒋介石与何应钦、将乾隆脖子上的108颗宝珠送给了戴笠、将慈禧枕下的翡翠西瓜送给了宋子文、将慈禧嘴里含着的一颗名贵夜明珠送给了宋美龄……
新中国成立后，这“雅贿”和“雅贪”一词曾经销声匿迹，可是到了“*”期间，一伙祸国殃民之徒一面仿效秦始皇焚书坑儒、做尽毁灭中华文化之恶行，一面却私下疯狂索取“雅贿”，大量贪占国家文物。据*反革命集团窃夺文物的清单记录：在“*”中，*、叶群贪占国家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陈伯达以研究历史人物为名，从北海调来2800多方铜印子和砚台，拿走了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其中有徐悲鸿的画46幅。字帖301册，古书5355册；黄永胜贪占国家文物342件，古书5702册；吴法宪贪占国家文物151件，古书620册；李作鹏贪占国家文物579件，古书1494册；邱会作贪占国家文物188件，古书1161册……
第七章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中国官员收藏热（7）
*集团如此，“四人帮”集团也不例外。记者在采访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博物馆顾问孙学海老人时得知，他在“*”期间曾担任过国家文物保管工作，经常亲自接洽“四人帮”反党集团骨干江青、康生之流派来索要国家珍贵文物的人。那些人打着借用的幌子，一不打收条、二不打借条，空口白话，仅凭“军管会”的军代表一句话，或点点头，或象征性地交几块钱，就强行将许多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文物据为己有。
如果说在“*”当中，有能力做“雅贪”侵占国家文物、索取“雅贿”的贪官仅限于少数上层权贵，那么，在“*”结束、文物市场放开后，贪官收受“雅贿”的现象则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了。有人戏称当代中国贪官“收藏热”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的贪官很“土”，只知道收藏现金，往往一出事就在他们家里搜出一大堆纸币或存折，通常是数数钞票就可以给他们定罪；第二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初，贪官们更加年轻化、知识化，他们除收藏现金外更偏重收藏美女，只要把他们从情妇的床上揪下来就可以“人赃俱获”；第三次浪潮则是在中国文物市场开始跑火以后，“精英化”的中国贪官们精通经济、“略输文采”，受贿不收现金，只收文物。这种变化的好处是回避了直接的钱权交易概念，一旦东窗事发，文物的价格无法准确衡量，不容易定罪。假若不出事，收藏文物也是保值升值的最佳选择。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受贿案就是典型事例，听当地同仁们介绍，此贪官平日不喝酒、不抽烟，也不近女色，唯一的爱好就是收藏名人字画、古玩和瓷器。在马继国落马受审后，检察人员在他家里查获了整整5箱的名人字画、古瓷古玉等赃物，价值昂贵。
在李真、马继国身前身后，中国各地都出现了一批有“雅贿”罪嫌的贪官。
2002年，与李真同在一省为官的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原河北省沧州市委书记薄绍铨因犯受贿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和无期徒刑，在两位贪官被依法没收的财产中，都发现有数量可观的珍贵文物。仅薄绍铨一人，就接受“雅贿”名人字画59幅，其中包括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楷书七言诗》、范曾的人物画、董寿平的《墨竹》、启功的《行书七言诗》等等。
2001年，原沈阳市市长、大贪官慕绥新因贪污罪被判处死缓。此人嗜古董字画如命，按照古董的价值高低回报“雅贿”者不同级别的官职。据办案人员介绍，当他们进入“慕府”后，“眼前的景象让人大吃一惊，从金银饰品到玉器珠宝、名人字画让人目不暇接。十多名工作人员在这里清理了三天才理出头绪。在慕绥新居住的房子里，一次就整理出各类文物和工艺品近400件。那些价值不菲的古董字画，都是有求于他而送上门来的……”慕绥新获刑后，他的第二批赃物在沈阳拍卖，16幅名家字画成为现场买家的竞买热门。
被称作“慕马案”的另外一位主角——原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在南京被注射执行死刑后，他那至死未能说明来源的价值1068万元的巨额财产被拍卖，其中就有他“收藏”的大量名人字画、珍贵文物和奢侈工艺品。
“双规”前夕突然失踪，后来经查证叛逃到美国的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据称先后向美国转移的文物价值亿元以上。此人将“收藏”名贵的寿山田黄石作为活储蓄，凡来求官办事者，只要送上田黄石即可如愿以偿。福建一位寿山石收藏家向记者透露，近30年来福州出土的寿山石名品，差不多有三分之一落入周金伙手上。该收藏家曾亲眼见过周金伙收藏的四块寿山石，每块价值都在200万元之上。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Ⅰ：直面“文物私生子”（1）
原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王天义，案发之前在当地也是一位“著名收藏家”。案发后经查实，此人在职期间，曾先后收受他人赠送的文物达数百件，家中陈列的古董和字画之多堪称“私人博物馆”。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认定王天义受贿的财物主要由这些价值高昂的“礼物”构成。在其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中，收藏品的最低评估价值总计高达600万元。这些收藏品包括书画作品195件，古代瓷器及西方艺术品27件，邮票、文物、鸡血石等1351件，其中不乏上乘之品，如价值24万元的刘奎龄书画作品动物四条屏、价值34万元的齐白石春山图、价值8万元的19世纪法国铜鎏金竖琴纹托盘座钟、价值24万元的清乾隆年间斗彩团花罐、价值18万元的*邮票全套和红特邮票全套等。
已被司法机关判处死刑的原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副市长李乘龙，经查实先后收受他人行贿的文物近千件，其中有106件经广西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为专管文物，后被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博物馆收藏。
原浙江省丽水市建设局副局长邹建新曾被人戏称“藏宝局长”。这位“藏宝局长”被批捕后，办案人员在他的秘密仓库里搜查出大量古董，有高档青田石雕、古瓷、古玉、名画等。为了避免招来外界猜疑，邹建新还在家中专门挖了一个40平米左右的地下藏宝室，专门用来存放这些藏品。后经专案组查证：邹建新的藏品绝大部分均为收受他人贿赂所得……
尽管上面所列举的接受“雅贿”的贪官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一时半刻还难以根除这种密室里的“隐形收藏”现象，有关这方面的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还会经常不绝于耳。如：在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等6人的赃物拍卖会上，一位在字画拍卖环节的“明星”买家对记者说，他是做企业的，快过年了，免不了要到业务单位和管理部门看看领导。“如果送2000元卡什么的人家根本不当回事，有的人都不抬眼看一下，送多点钱吧人家又不敢要。现在很多领导喜欢字画收藏，从拍卖会上买些字画，特别是有背景人的收藏，省事又讨领导喜欢，何乐而不为？”一些参加竞拍的合肥市民也纷纷告诉记者，竞拍赃物是因为“快过年了，买一件古董回去送给领导……”
一面在拍卖获罪贪官的赃物，一面依旧有人将这些赃物古董重新买回去，继续用于另一场“雅贿”。一批“雅贪”倒下去，另一批“雅贪”跟上来，接过“前辈”的藏品，前赴后继，誓将这一场“另类收藏”进行到底。
其实，中国官员收藏热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雅贿”代替了头些年的送酒送烟、送美女、送脑白金，几乎已成为屡见不鲜的事了。只不过现在行贿者的社会身份与过去那些送礼的人有着天壤之别。过去送礼的人绝大部分是一些社会底层人士，他们送礼的目的多半为了改善基本生活条件，如：子女升学、就业，本人调动工作、加薪等等；而现在搞“雅贿”的人则大部分都是一些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他们将这种贿赂视作一项基本投资，打进成本核算，诸如：批项目、批土地、批贷款、谋猎权重。一句话，通过这种变相的钱权交易，达到牟取最大利益的目的。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Ⅰ：直面“文物私生子”（2）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上一种奇怪的现象，当一群人围绕着一个大命题有滋有味的讨论、纷争，甚至是深陷迷宫时，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我们失去了前提！”呵呵！于是，所有参与讨论者立刻陷入了茫然：向后看，一切原有的逻辑化为乌有，一切原有的推理陷入悖论；向前看，前提是那么虚幻、立论是那么遥远……
记者在做文物流失内在原因调查时，就曾遇到过这种“痛失前提”的现象。先期逻辑非常清晰，良性循环：保护国家文物——防止文物外流——打击“三盗”（盗墓、盗捞、盗窃）和走私——堵住源头、收缴赃物——保护国家文物……可是调查到最后，记者却突然发现：我们根本无法接近这一逻辑的前置对象，我们所要保护的文物在哪里？它们的认知标准又是什么？
也许有人会认为记者是在故弄玄虚，因为从地域上讲，我们所要保护的文物无非一部分在国外，一部分在国内。从收藏形态上讲，一部分在各级各类博物馆，一部分流散在社会上，还有一部分则深藏于未经发掘的原始遗址中。从文物定义及属性上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里都有明确阐述。
继续往下走，我们将会发现难题所在：对于已经非法出境、流散国外的中国文物，现实告诉我们——鞭长莫及。这些年，尽管我们年年“强烈抗议”、奋力追讨，可是收效甚微。虽然也曾有过一些成功追回的案例，但几十年追回的文物总数，往往赶不上海关几天的文物流失量。而且，办这种事还得看当事国的心情好不好，是否有别的事有求于中国，否则哪怕是证据确凿，我们喊破嗓子也徒劳。更何况那些盗墓者、走私者，绝大多数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记者采访时，就有西方记者嘲笑我们是“贼喊捉贼”。至于花钱去赎买，那更要闹笑话，就算我们愿意忍气吞声找各种借口去洋人的拍卖场上拼杀，要想把数以千万的流散文物都买回来，恐怕最多也只是一个美丽的“爱国梦”而已。
那么，我们可以保护的对象主要就剩下国内这一大块。对于国内博物馆等收藏单位的已知文物，只要给予足够的人力和财力，保护起来并非难事。而对于数量最大、流失危险性最强的那部分文物，因为它们生于非法、流通于黑市，而且还有高仿品如影随形、真假莫辨，使之被掩盖于黑幕之下，阻塞于瓶颈之中，要对它们施加“保护”，我们只有撕破黑幕、打破瓶颈。
撕破黑幕，毫无疑问就是要打击形形色色的文物犯罪分子。而“瓶颈”何在？记者通过数年的专题调查后认为，中国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的“瓶颈”有三个：一是政策瓶颈，二是技术瓶颈，三是国民素质。
虽然说盗墓这个行当古往今来未曾歇业，但是繁荣到今天这种地步恐怕算得上是“登峰造极”。自打中国文物全球跑火以来，盗墓者大有“农村包围城市”之势，先拿下陕西、河南等高古之都，夺取先皇后帝之暗藏，再分兵边陲及远古遗址，掏尽天工造物及塞外奇珍异宝，然后各路兵马汇集北京，争夺元明清诸王御器珍玩，最后“兵分三路”，将大量可以成为国外市场高端商品的文物，借“海陆空”国道走私出境，或成为国外拍行的天价标的，反复被炒卖，或成为外国博物馆和收藏者的藏品；少量无法出境或低价古董则滞留国内市场，混迹古玩摊店或黑市交易，成为没有户籍的“文物私生子”。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Ⅰ：直面“文物私生子”（3）
记者涉足文物市场多年，亲身参入市场交易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文物收藏家以及他们的藏品也见过很多，可以负责任地下一个结论：我所到过的国内古玩市场，不管它们挂出什么样的招牌，古玩城也好、旧货市场也罢，没有一处不是以真假出土文物为主打卖点的；我所见过的收藏者，没有一个人家里没收藏出土文物的。而现在对于中国文物管理部门来说，的确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依据国家《文物保护法》严格执法，数以万计的古玩市场基本上全军覆没，七八千万收藏者和众多古董经营者恐怕半数以上都得被投进大牢，剩下的一半侥幸者则是得益于眼神不好，耗资费时淘换回来的藏品全部是假货赝品。
管理者处境尴尬，收藏者也一样怨声载道。大家费尽心力、财力淘回来的出土文物，依照法理判定那就是贼赃，属于国家所有。你能卖吗？你能公开展示吗？都不行，违法。碰上不缺钱、而且真正好古识古的主子还好说，将那些“文物私生子”藏于密室谨供自己和家人玩赏。但毕竟绝大多数贪古淘客不说是完全冲着钱搞收藏，可也没多少人有能耐只进不出，一件都不卖，还得“以藏养藏”，赚一点儿钱再买不是？
你要卖，问题就来了。往哪儿卖？回到潘家园，你多少钱买的，也就只能多少钱卖，*不离十，眼力好的赚个功夫钱就不错了。送到拍卖公司去上拍，没门儿！你这是明令禁止交易的出土文物，谁给你拍？接下来，只好兵分两路了：胆子小的，自己去古玩城开个店或委托那里的朋友代卖。胆子大的，一不做二不休，通过各种渠道将宝贝儿走私出境，去国外拍行或古董市场找出路。于是，这部分“文物私生子”就变成了漂泊异乡的“文物流浪儿”。别看这些“流浪儿”在潘家园仨瓜俩枣就可以搞定，可一上异国拍场，可能立马就身价百倍，碰上好心人想要将它们赎回故里，那还得伤筋动骨，花上大笔真金白银才能办到。
世上有些事儿怪就怪在说不清道理，就拿这件认养“文物私生子”的事儿来说吧，那些去国外赎买“文物流浪儿”的养父养母，媒体给他们封了个绰号叫“爱国者”，养子更是贵为“国宝”。而在国内含辛茹苦、沙里淘金的养父养母们可就憋屈得慌，别说自己的收养行为被称作“违法”，就连那些养子们也上不了正当户口，被人贱称“贼赃、黑货”。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就遇到过很多此类令人费解、令法律尴尬的怪现象。
“俞兴伟现象”
古越之地水土好，经常会出一些擅长行为艺术的特殊人才，如绍兴人鲁迅笔下的“多乎哉？不多也”、“窃书不算偷”的孔乙己，还有挨揍以后自娱“儿子打老子”的阿Q，他们都能于无奈的生存环境下，创造出一些超乎常人的举动，给自己残存一份聊以*的精神空间。
前几年，浙江农民俞兴伟先生也秀了一把精神胜利法，但与以上两位仁兄不同的是，他的行为艺术不是用于安慰自己，而是为了他所钟爱的一样情结。故而由此，在文物界冒出“俞兴伟现象”这一说。
俞兴伟先生的家乡在浙江嘉兴市的一个剪纸之乡，他从小受到乡风熏陶，对古老的乡土文化怀有浓厚兴趣，17岁时，就从师学艺，开了一家仿古陶艺和雕刻作坊，当起了小老板，并用攒下的钱，买了一辆破自行车，走街串巷，收集流散在当地民间的一些古老石器和陶器。后来通过阅读地方史志，他渐渐对自己陆陆续续收藏的一些出土文物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和认识，知道其中不少器物属于距今60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这以后，俞兴伟多了一份心思，他要以一己之力，大量收集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历史遗物，进行系统研究，以期有朝一日让家乡的马家浜文化像河姆渡文化一样弘扬于世。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Ⅰ：直面“文物私生子”（4）
从此，嘉兴城南一带的农村，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年轻的“拾荒者”，不分寒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来回穿梭于羊肠阡陌之中，收购一些当时被人们得而毁弃的石斧、陶罐之类。
十年过去了，尽管俞兴伟的手工艺收入不算少，但仍旧四壁空空、家境贫寒。他的全部积攒只换回一大堆破铜烂铁、旧石残陶。开始几年家人和邻里都不理解，觉得他神经有问题，后来城市里的古董热悄然兴起，许多文物贩子也纷纷活跃于乡间地头，收购这些东西拿到外地去倒卖。这时候，当地人又开始猜疑俞兴伟有先见之明，肯定指着家里那些古董赚大钱、发大财。的确，在此期间，也有不少文物贩子慕名前来，要高价收购俞兴伟收藏的古董。可是，小伙子仿佛另有所图，毫不为之所动，一件东西也不卖。乡里人越发奇怪了：俞兴伟究竟想干什么？难道他也想像别人一样，将那些古董走私到国外去天价拍卖？
外界的猜测也并非空穴来风，渐渐地，俞兴伟还真生出一样野心，不过跟别人猜测的倒卖赚钱完全两回事。那一天，他坐在房间里，一遍遍摆弄自己十年“拾荒”的战利品——数百件历史遗物，从新石器时期到商周、战国、秦汉，直至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同一区域出土这么完整的文物，对研究地方史乃至中国区域发展史都有着重要价值。俞兴伟心想，自己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积攒了十多年，图的是什么？假若为了几个钱把这些东西卖了，使之流散，往后国家再想重新去系统收集这么多历史信物谈何容易？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泛起：他要创办一家“马家浜文化博物馆”。
有了梦想，俞兴伟越发千方百计地寻找藏品。越到后来，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价格越抬越高，俞兴伟不管不顾，只要有目标，他便找到物主死磨硬泡，宁可少吃几顿饭、少穿几件衣，都要千方百计地把东西搞到手。有趣的是，在外面他找人家泡，回家别人找他磨，要买他的藏品，有些出价高的一件东西就答应给几千上万块钱。有时候俞兴伟也动过心，几百件东西都卖了，那最少也是几十上百万的收入啊！有那么多钱，在农村盖一幢小洋楼完全不是问题。但思来想去，俞兴伟还是选择了坚守自己收藏文物的初衷——只进不出！
又是几年过去了，算起来俞兴伟搞收藏已经十个年头，他收集到的史前文物已经多达500余件。可是随着物价高涨，俞兴伟突然发现自己距离开私人博物馆的梦想越来越远，几乎变得遥不可及——批地买地、盖楼添设备、管理人力，这些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每一样都需要用钱去堆积。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过后，俞兴伟痛苦地认定了一个事实：自己这间狭小的屋子，再也无法存留那么多本属于更多人群、更广阔天地的祖宗遗物，已经到了跟那些朝夕相伴的伙伴说再见的时候。于是，这个平凡的年轻人终于做出了一项伟大的决定……
1996年10月，浙江省嘉兴市市长两次接到一位名叫俞兴伟的青年农民的来信。信中写道：“……位于嘉兴的马家浜文化如同河姆渡文化一样，同是早期人类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长期以来，马家浜文化之所以受到冷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研究、宣传不够……我呼吁政府进一步重视当地史前文物的发掘和保护工作，并尽早筹建一个嘉兴史前文化博物馆，让马家浜文化成为嘉兴市对外的一张名片……为此，本人愿意无偿捐献自己耗费十年时间收藏的500余件史前文物……”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Ⅰ：直面“文物私生子”（5）
市长收信后，当即指示市博物馆接受俞兴伟的捐赠，并认真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接着，俞兴伟诚守诺言，先后两次将自己用了近10年心血、耗费全部个人财产收藏的500多件马家浜史前文物全部捐献给嘉兴市博物馆。经专家鉴定，这些藏品基本上分别属于国家一二三级文物，所有藏品对进一步了解马家浜史前文化有着重要研究价值。
事情到了这一步，可能大部分人都跟记者一样，料定接下来一定就是俞兴伟受到政府嘉奖或表彰，他的无私行为带动了当地文物捐献热。可是，结局却完全与人们的预料大相径庭——当地博物馆非常低调地接受了俞兴伟的捐赠，并给这种行为定性为“上缴非法所得文物”。
对此，一些知情的收藏爱好者非常愤怒，纷纷出面要替俞兴伟讨个说法。当地博物馆的领导对人们的质疑作如此回答：“如果我不懂法律，我也会同情他，问题是，他上缴的都是出土文物、史前文物，不是家里的传世文物，这些文物都是从别人手中购买来的。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因为我国的《文物保护法》中规定，除国家指定的收购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收购业务，而他在收购这些文物时就已经是违法的了，按《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这些文物本来就属于国家的，他把这些文物交给国家，就谈不上‘捐献’，只能算是‘上缴’。”那位领导还认为：“俞兴伟的行为使一大批文物避免了流失破坏，应当肯定，但是他的收购行为也会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副作用，因为有人收购，就会刺激不法之徒去盗挖古物……”
很快，俞兴伟捐赠文物所遭遇到的法律尴尬，被圈内人称之为“俞兴伟现象”。在愤怒和无奈之余，不少人发出面对现实，修改现行《文物保护法》，尽快出台有利于保护“文物私生子”的呼吁。
针对“俞兴伟现象”，记者作了若干民意调查。有普通民众怒斥：“法理缺陷、官僚伤人！”更有藏友戏曰：“兔死狐悲，打死不捐赠！”还有学者将“俞兴伟现象”的悲剧效应归罪于“法律滞后、行政不作为……”
当事者俞兴伟先生倒是个心胸开阔之人，他对记者说：“我为保护史前文物尽了一份力，别的事由人家说去吧！”
一个修成正果的“非法收藏”者
距离俞兴伟的家乡不远，在同属浙江省的绍兴市，有一位名叫孙海芳的民间收藏家，他与俞兴伟起步时间相近、收藏志趣相同，而且都揣着同一个建立私家博物馆的美梦，但由于他们俩有着不一样的经历和境遇，结局却大相径庭。
孙海芳最初也是一名普通的收藏爱好者，在绍兴本地当警察。孙先生说，他的第一件藏品是在本地出土的一只汉代青釉罐，“一张口就要了我5000块钱，那时候工资很低呀，搞掉了差不多半年的工资！刚开始收藏，见到老东西就想买，那点工资怎么够花？1986年，附近出土了一枚直径超过60公分的东汉车马镜，纹饰非常完美，肯定是皇宫里的落地大镜，文物贩子开价10万，那时候对我来说，这是天价呀！我卖掉房子也拿不出那么多钱。但那么好的东西可不是想买就能碰上的呀！于是，我东拼西借，找朋友、找亲戚，可是到第二天等我借足了钱再去找那个文物贩子，他告诉我铜镜已经被一个香港人买走了。哎呀，这20多年，我一直关注那枚铜镜的下落，要是找到了，再贵，哪怕砸锅卖铁我也要把它买回来，可惜至今音信全无！”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Ⅰ：直面“文物私生子”（6）
这件事情对收藏上瘾的孙海芳刺激很大，后来，为了满足自己越来越强烈的淘宝欲望，他毅然摘下当时人所羡慕的“大盖帽”，下海经商挣钱，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先后开了三四家公司。随着资本日渐膨胀，孙海芳的收藏胃口也越来越大，只要是打听到哪里出土了古越国的陈迹旧器，他都要千方百计地尽收囊中，为此，他每年仅此一项就要耗费下属公司所获利润的80%。
下海20年后，已是藏宝满盈、富甲一方的孙海芳终于修成正果、梦想成真。
记者有幸亲临这家目前全国最大的私人博物馆，并拜访了该馆馆长——现任浙江广科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孙海芳。
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共有馆藏文物5000余件，其中有历代越窑青瓷3000余件、春秋到宋代时期的青铜镜560件、春秋到唐代时期的冷兵器460余件、春秋到清代时期的金银玉器500余件。这些藏品分期、分批、分类在越国兵器、会稽铜镜、越窑青瓷、金银玉石四个展厅展出。
除开这四个公开展厅之外，在四楼精品室内，还存放着若干件国宝重器。如：开国越君的“王者之剑”、三代吴王的兵器、唐五代秘色瓷、五代柴窑穿带壶、双重列车马神人画像镜等，后者还被评选为浙江民间收藏“十大宝物”之一。这些珍贵的文物精品，在许多国家博物馆都难得一见，尤其是一组（33件）完整的唐代早期青瓷兵马俑，更是存世仅有。
对此，孙海芳先生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开馆那天，浙江省政府和省博物馆举办了一次越窑青瓷高峰论坛，由我们越国文化博物馆承办，专家们一致对这套兵马俑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至今为止数量最多、品种最全、工艺最精的越窑青瓷兵马俑，是越窑俑类中的*，对研究唐代的政治制度与越地风俗也有很高的价值！就连一向出言谨慎的故宫博物院顶级陶瓷专家耿宝昌老先生看到这套青瓷俑后，也非常吃惊。他说：‘国家级的博物馆都很少这样好的东西，有些藏品堪称绝世珍宝。过去，国家博物馆将关注点放在宋元明清的官窑上，而事实上，这些古代陶瓷，是极具研究价值的。别说花500万，花更多的钱也值得’……”
“买这一套青瓷俑花费500万人民币，是真的吗？像这一类本地出土的东西不需要花这么大的价钱呀！”记者实话实说。
孙海芳说：“这套东西是2001年在我们绍兴一个建筑工地上被推土机推出来的，本来是花不了这么多钱，问题是我得知消息后去晚了，已经被人卖到了香港。后来，我千方百计托人联系上了那个香港人，诚意要求他转让给我，他第一次让给我18件，最后在我一再恳请下才全部转让给我，总共花了500万人民币。有些出土文物一旦被境外人买走，再想买回来就不得不花血本……还有一次，一个朋友说他刚收到两件好东西，几万块钱转让给一个香港人，我一打听那个人还在杭州没走，就赶快开车赶到杭州华侨饭店找到他，提出要买那两件东西。他到客房打开包，一件是越国开国国君允常使用的青铜戈，上面有12字铭文。另外一件是春秋晚期的一只小青铜鼎，非常少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我花了96万才把两件青铜器买下来。一天时间，让他赚了十几倍！”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Ⅰ：直面“文物私生子”（7）
采访时，记者重点与孙海芳先生探讨了有关出土文物的若干政策性问题：
记者：“据我观察，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的藏品几乎全部都是出土文物，如果严格按照国家《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对这些东西进行买卖都是违法行为，您对此怎么看？”
孙海芳先生坦率作答：“这些出土文物都是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很多东西都被外国人买走了，我用我自己搞企业赚的钱把它们买回来、保护起来，有些东西还是花大价钱从香港买回来的，这样做难道还有错吗？”
记者：“省市政府和文物部门对您的这些藏品持什么态度？”
孙海芳：“我这个馆是经省文物局批准注册的，开馆那天，省里的领导和专家都来了，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高度评价。兴建这座博物馆，从征地到办理各种手续，绍兴市政府都给了我很大支持！”
记者：“可是据我所知，浙江省对出土文物交易的打击力度很大，就在不久前，我还从绍兴政府门户网站中看到，上虞市文物部门会同公安、工商和文广稽查大队，对东关收藏品市场进行了3次突击检查。共检查经营户59户，地摊120余摊，查到违法经营户12户，收缴出土文物（疑似）91件……”
孙海芳：“……过去我们只注意对文物交易进行打击，导致许多文物流到海外。很多文物在建筑工地一旦出现，农民工们知道不能买卖，就干脆当场砸烂，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难道我们就不能给发现文物的农民工一点实惠？允许文物在国内流通，避免被人家偷偷卖给外国人，难道有什么不好吗？藏宝于民总比文物流失好吧？就说我这套青瓷兵马俑，如果政府不鼓励文物回流的话，我还会花重金买回来吗？”
记者：“不管怎么说，按照现行《文物保护法》规定，一切出土文物都归国家所有，您就不担心您这么多价值连城的文物有朝一日会被收归国家所有？”
孙海芳：“坦率说吧，我也曾经反复想过这个问题，办这个博物馆，将这么多藏品集中亮相，会不会给自己惹麻烦。可是我不怕，因为把事情想到底，这些藏品，我现在只是暂时保管而已，它们的最终归宿当然是社会，它们是民族、人类的共同财富。纵观中国各个时期的大收藏家，在身后都将文物无偿捐给社会，我们不是唐太宗啊，我们的觉悟比他高多了！”
记者：“您讲得很好，问一个很长远的问题，若干年以后，您会对您的博物馆、您的藏品最后的归宿作何安排？也会捐献给社会吗？”
孙海芳笑答：“我还年轻，这个问题还没考虑……”
采访结束后，孙先生向我透露：“现行《文物保护法》在下一届全国‘两会’上将会有较大的修改，国家文物局去年就在浙江开始了调研工作……”
我不知道孙海芳先生的最后一条消息是来自民间“路透社”，还是出自北京那些上层专家之口，但是有一条我敢肯定：许多类似孙海芳这样的民间收藏者，非常渴望国家对于这方面的政策能够有所松动。
如果单纯将嘉兴的俞兴伟和绍兴的孙海芳做一个浅表的比较，难免会让人觉得二者尽管志趣相同，但命运却有天壤之别。但是，如果站在法理的层面上去看，我们又会发现二者的行为价值在内涵上区别并不大，因为依据现行法律，他们都是在“违法收藏”，他们的收藏品大部分都是“赃物”，单凭这一点，他们即便修成“正果”，也不可能得到国家法律的庇护和政府的公认。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Ⅰ：直面“文物私生子”（8）
发生在中英两地的相似故事
比较法经常会使一些僵硬的结论变得更富于弹性，还有可能为一些钻进死胡同的逻辑找到新的出路。如果说上面两个故事的主人公的命运比较只能带给人们某种情绪上的递进，那么，新近分别发生在中国和英国的两个故事，则会使我们在一种有关法理的比较中获得更多的启迪和灵感。
村民组长李均娃和另外五位修水渠的农民准备拉完最后一车土收工回家，踩下最后一锹的时候，“噗”的一声闷响，铁锹碰上了一块硬物。李均娃以为土里是块石头，习以为常地扒开表面浮土，打算清除障碍物，可没想到打开一看，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惊叫：“青铜器？”
其余的人闻声都围过来，大家轻轻刨去周围的泥土，里面的东西越来越多，有编钟、簋、斗……全都堆积在一个垮塌已久的地窖里。扶风是个文物富藏县，著名的古迹法门寺就在该县境内，这个村子周边也不止一次出土过青铜器，所以一般的物件，大家几乎都能够准确地报出它们的名称来。
随着泥土的清理，东西越来越多，突然有人说：“俺们还是别挖了，东西弄坏了担不起那个责任，通知公安吧！”
大家一听，觉得在理，他们六个人先当面将已出土的文物进行登记，然后分头行动：刘银科和刘东林去打电话，李均娃和另外两位村民则呆在原地看守窖藏文物，分开行动前他们还约定：此事不得向外透露，连各自的媳妇、儿女都不能说，现场看守的人不得少于三个。
半个小时后，扶风县有关党政领导以及县文物局工作人员火速赶到现场，宝鸡市文物局和市考古队工作人员也随后赶到，在当地公安、武警的保护和当地村民的配合下，连夜对此处进行科学清理，那几位当事农民也在现场守了一夜。
经过进一步挖掘清理，从这个窖藏里一共出土青铜器27件（组），其中有制作精美的青铜礼器大口尊一对、编钟5座、斗3只、簋和鼎各1只。5件青铜器上共有铭文250多字；兵器有12支铜矛、103件组件的车马器一组；此外，还有汉白玉杖头1个。经专家鉴定：这批窖藏文物的年代属于西周时期，造型特殊、形态优美，特别是其中一对形制和纹饰都完全相同的大口平底尊，其形制过去只在陶器中见到，而在出土青铜器中从来没有发现过。更为可贵的是，在两具尊的内部，专家们还惊喜地发现了各有228字内容完全一致的铭文。现场参加发掘的专家告诉记者，铭文的意思大概是讲一个叫周生（音）的人，因为与人发生土地和奴隶所有权方面的争议，要和别人打一场官司，他就给自己的一个宗亲送礼，想让他替自己给法官求情，请法官在宣判时能偏向自己这一方。这大概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司法贿赂吧！
事后，宝鸡市文物局和扶风县委、县政府联合表彰了这次考古发现的有功人员，给当日在第一时间发现、并自觉保护文物的村民李均娃、张铁路和李雄辉每人颁发5000元奖金，对护宝有功的上宋乡政府、上宋派出所、红卫村委会、村小组等集体共奖励15000元。
当记者采访这几位农民时，他们说不是不知道这些东西值钱，附近有人盗墓找的就是这些东西，而且经常有人来收货，卖给他们一件就是几十万。可他们这个地方是重点文物地区，年年都接受国家《文物保护法》的宣传，大家都知道地下文物归国家所有，“如果隐瞒不报，万一事情给捅出去，可是要犯法的！”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Ⅰ：直面“文物私生子”（9）
无独有偶，事隔一年，记者又从英国《每日邮报》上读到一则与此非常相近的报道。
英国一位名叫汤姆·皮尔斯的老公交车司机是一位业余探宝者，一有空闲，就喜欢使用金属探测器到郊区去寻找地下宝库。年初的一天，60岁的汤姆·皮尔斯开车送一群孩子到多塞特郡斯沃尼奇镇近郊的一个农场开Party。把孩子们送到目的地后，汤姆·皮尔斯按惯例抄起时刻都带在身边的金属探测器，在农场四处乱转悠。不一会儿，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用汤姆·皮尔斯自己的话来讲，“这一天，我终于分享了上帝的阳光！”探测器发出嗡嗡的声响，汤姆·皮尔斯赶紧停下脚步，从旅行包里拿出铁铲，开始使劲刨地。大约刨了25公分深，一把锈迹斑斑的铜质斧头从泥土里被挖出来。于是，汤姆·皮尔斯在征得农场主人的同意后，又打电话找来两个朋友帮忙，一起挖掘地下宝藏。
挖掘一共进行了5天，共出土了近500件青铜器。汤姆·皮尔斯又请来当地的考古专家进行辨认，专家们认定：这些包括青铜斧在内的几百件青铜器均属于公元7世纪英国青铜器时代的制品，距今有2000多年历史。专家们推测，这处考古遗址，可能是当时一个部落先民的定居点，在这里举行过部落的某种典礼仪式，这些青铜器就是祭天拜神灵的礼器和祭品。专家们还说，这批青铜器的出土，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对于英国青铜时代的考古研究有重要意义。另据英国媒体最新报道，近期，大英博物馆已经表示，愿意按照专家的估价80000英镑向汤姆·皮尔斯和农场主收购这批出土文物。汤姆·皮尔斯表示，通过这一次考古发掘，他更加热衷于业余考古寻宝，等拿到了酬金，他甚至打算辞去公交车司机的职务，专门去偏僻的地方寻找新的发财机会。
将两件时间和内容基本相近的事件编辑在一起，记者多少有些想法：假若在陕西扶风县发现文物宝藏的不是6个农民，而是1个，那个故事的结局会不会有所改变？假若第二个寻宝故事不是发生在英国，而是发生在中国，结局又会是怎样？当然，对于前者，记者并不排除哪怕是一个农民在场，由于政治觉悟高，他也会放弃发大财的机会，将青铜器捐献（或叫“上缴”）国家，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万一不幸结局是另一种可能，那一批对研究西周时期社会关系有着重要意义的珍贵文物被倒卖到境外拍场，我们想要赎回，又得要花费多少银两呢？恐怕仅仅那一对带铭文的青铜尊，它的价值也应该是在法国拍卖的那两只铜兽首的数倍以上才是，不交付几千万、甚至上亿元人民币，谁也没本事将他们搬回来，就算是你想打国际官司追讨，又无凭无证，恐怕只能无果而终；对于后一个故事，英国政府对待私人探宝者的赎买政策，是否有一些值得我们政府借鉴的地方呢？在此，记者所提“私人探宝者”的概念，当然不包括盗墓者。
《文物保护法》能保护“文物私生子”吗？
记者曾就以上几个真实的案例，向多位专家学者及业界人士征询主张。受访对象对于“文物私生子”主体属性的认定几乎没有分歧，大家一致认为：不管那些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私生子”是什么“出身”，它们自身并不带有任何“原罪”，都是祖宗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产，都承载着记录和传递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信息的重任，必须受到国家和民众的呵护与尊重。但是，在如何“收养”、怎样保护的问题上，意见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Ⅰ：直面“文物私生子”（10）
有人非常生动地说：“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保护文物，其实最需要保护的对象正是一大批被‘三盗’分子（盗墓、盗捞、盗窃）生产出来的‘文物私生子’。因为国家考古队挖掘的文物都进了博物馆，成为‘公仔’，公爹公娘疼爱有加、重点呵护。而可悲的是那些一出世就成为流浪儿的‘文物私生子’，它们却一直被视做‘赃物’，受到法律法规的追杀、社会的歧视和专家们的排斥，没有户口、没有名份，甚至没有安全感。有许多珍奇宝物由于得不到各方面的承认，不是被‘驱逐出境’，就是被自毁家门。所以，国家要认领那些‘文物私生子’，首先就要为它们正名，给出路，只有通过允许它们上市场，才能找到它们、发现它们，否则连面都见不着，还奢谈什么保护？”
国家文化部市场发展中心艺术评估委员会副主任、北大资源美术学院文物学院院长李彦君先生认为：“盗掘文物是违法的，但盗掘出的文物是无辜的，对于在错误情况下出土的文物，我们不能再错误地把它打倒、限制，这样文物只能面临走私、黑市交易或被破坏的命运。只有因势利导，给文物一个合法的流通平台，非法出境自然就会减少……”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许新国说：“要想保护文物，应该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国家应当给予发现者接近于市场价的奖励。哪怕是低于市场价，这个东西市场上值几十万，国外给几百万，国家给几万，他也愿意给国家。农民很容易满足，只要能变现，给些钱就够了。而且交给国家还没有风险，农民都愿意……只有完善法律规定，鼓励发现者上交文物，给予与市场等值的奖励，才能避免文物大量流失。像现在这样堵是堵不住的，只要有利益，就有贩卖，有公职人员参与其中也不足为奇，谁都架不住这个（钱）呀！（不这样做）造成损失的是国家利益！”
许新国先生的说法，得到了业界部分人士的认同。中国收藏家协会民族艺术品收藏委员会秘书长孙欣公开表示：“民间收藏得不到认可，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文物法》规定地下的文物都归国家所有，其实，大部分的文物都没有真正归国家所有，老百姓手里的文物基本是出土的。老百姓手里的文物那么多，国家要全部收上来，要建多少馆？要花多少钱？现在藏宝于民，由民间来保护，难道不好吗？藏家有藏品，很多企业家有需求，市场却不繁荣，这是体制问题。建立交易平台，建立鉴定机构，建立风险抵押体制，修改文物法，这都是政府需要去做的事情。”
上述观点，也受到了部分文物理论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有人斥之为“公开为盗墓者正名”、“倘若照此办理，为了经济利益，农民会如同上山挖草药卖一样去掘坟盗墓，地下文物将遭受空前的涂炭，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文物局顾问、著名文物理论家谢辰生老人，对开放出土文物市场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作为国家《文物保护法》的主要起草人，谢老有着强烈的文物保护情结，自20世纪以来，他一直在国家文物局从事文物理论工作，在有关文物大政的问题上，谢老多次单打独斗、力排众议，公开与一些有损文物保护的言论和决策大唱反调，甚至直接向*中央几任最高领导人谏言献策，直抒己见。如今，虽然谢老早已退休，未担纲文物局实质性的工作，但他仍然不顾自己年近九旬高龄，拖着重疾之身，出席各类有关会议，为日渐恶化的文物资源环境四处奔走、呐喊。2009年6月，谢辰生先生因对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