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账户净值曲线:三农问题的出路

三农问题的出路　　

一、     三农问题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农民、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困境问题，被称为“三农”问题。自从2000年李昌平向国务院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加上新世纪初农民家庭纯收入接近零增长，中国人意识到，联产承包制为农村提供的增长动力已经到了尽头。虽然两亿多农民从田地里走出来进城从事非农产业[1]，城市化速度加快，农民数量减少，政府实施了免除农业税等多项惠农政策。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并没有逆转迹象，农村社会呈现一种悲惨的破败状态——大量青壮年离开，剩下所谓“386199部队”（38：妇女，61：儿童，99：老人）在留守。没有显示我们已经找到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不简单是GDP的数量，共同富裕是信奉社会主义的执政党最终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尼系数迅速扩大。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一篇文章中承认，中国“由1985年的0.24，上升到1995年的0.434，再上升到2004年的0.469。这超过了公认的警戒线”。这意味着除了中国贫富差距在亚洲在马来西亚后面排第二，超过全部欧洲、北美洲、澳洲发达和中等发达国家，仅仅低于撒哈拉以南部分非洲国家和中美、南美部分国家，成为世界贫富差距最大国家之一。[2]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曾经允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执政党形象，给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带来难以预测的隐患。　　

虽然城镇居民贫富分化也很严重，东西部差距日益扩大，但中国贫富差距主要来自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2007年，中国东、中、西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为100 ：69 ：67；东西部农民纯收入比为100 ：66 ：52。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比为100 ：30。[3]，比东西部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大一倍还多。即使在沿海发达地区，城乡差距也非常大。2008年，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00 ：32，接近全国城乡差距数值。[4] 2007年全国农民家庭纯收入平均4140元，比城镇最低10%“最低收入户”的4210元还低。而且占农民80%的群体纯收入只有3179元，只相当于其余富裕群体的32%。也意味着，80%的农民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23%，比城镇“困难户”还低5%！[5]最主要的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这个差距越来越大，毫无逆转迹象。　　

谁都清楚，如果农民收入问题不解决，农村破败问题不解决，中国就谈不上现代化。　　

关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中央政府实施了很多惠农政策，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这些思路包括：加快城市化和农民非农产业就业、土地私有化和集约化经营、城乡一体化、公司加农户等。但是，这些想法在已经进行的内容中，没有显现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尚属建议内容中，存在明显的逻辑悖论。　　

一般认为，只要加快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步骤，农民收入理应快速增加。但实际情况远非想象那样好。　　

1995年，我国进城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大约为4000万。2008年年底达到22542万，[6]年均增长14.2%。同期农民来自务工收入从354元增长到1596元（2007年），年均增长13.4%。这意味着，虽然进城从事非农产业使农民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例从22.4%提升到38.5%，但农民实现从非农产业收入的增长完全来自农民工人数的机械增长，每个农民工收入水平并没有因为从事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产业以及国民经济每年8%以上增长而增加。随着从事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空间缩小，这种机械增长停滞，问题会更加明显。　　

中国城市化率从1995年的29.0%提高到2007年的44.9%，城镇人口增加24205万，农村减少13197万人。扣除两者自然增长部分，以及农村大学生在城镇就业和“投资移民”的农民，大部分转为城市户籍的农民是通过这些年开发区建设和城市用地增加的农转非实现的。这些转为城市户籍的市郊农民是否很快变得富裕了呢？从统计数据看并不见得。这些新市民往往处于半就业状态，成为城镇居民中的“最低收入户”。2003年，城镇“最低收入户”与高一级的“低收入户”差距为：100 ：153，而“低收入户”与“中等偏下户”和再向上每个台阶收入比都在100 ：133-135之间。[7]最低收入群体收入明显凹陷。当年这部分居民收入甚至比农民平均人均纯收入还低2%，而他们本来城郊农民的身份往往是农民中偏高收入群体，这种城市化过程对这些原来的农民来说很难讲究竟是福是祸。　　

无论城市化还是农民非农就业，都没有显现出能够顺利解决三农问题的迹象。　　

通过土地私有化或者土地流转使中国农业实现集约化经营，也是很多人多年宣传的出路。但实际情况远非想象的那样。　　

所谓集约化，本质上是想通过提高农村劳均耕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按理说，劳均耕地应该在2亿多农民进城务工中就有所提高。1995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9.5亿亩（13004万公顷），当时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35530万人，其中农林牧渔约为33000万人（已扣除农民工以及农民家庭非农产业就业人员，后同）。劳均耕地约5.9亩。2007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31444万人，其中农林牧渔就业约30900万人。但这时耕地面积下降到18.25亿亩左右。[8]劳均耕地还是5.9亩，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与耕地面积减少速度相同，根本没有为集约化经营提供实施的空间。　　

城乡一体化和公司加农户，看起来是条出路，其实能够解决的问题很少。所有城乡一体化试点都是试图解决超大城市与近郊农村关系，也许有些成效，但对中国大部分农村来讲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即使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等地因城市扩大不少农民通过出让土地迅速获取财富，但大部分农村经济问题依然存在。公司加农户主要涉及经济作物，这对大部分种植粮食、油料、棉花的农民来讲属于画饼充饥。　　

至于一次性的免除农业税、解决农村医等惠农政策，效果都有限，不足以根本上逆转三农问题恶化趋势。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停滞、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农村社会生活破败不仅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最主要的是，它规定性地让中国宏观经济走进了一条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通道。　　

目前很多经济学者都认为，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及美国花样百出的金融创新使美元接近“无限供给”，是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国通过滥发美元和金融创新创使美元资本极速膨胀。这些虚拟财富通过金融活动产生“财富效应”。再加上通过美元特殊地位大量负债，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持续二十多年通过“花钱”就能发展的繁荣。　　

也有人机敏地发现中国在形成这样的世界格局中起到重要作用。没有中国持续近20年持续提供大量低价商品，压低居民消费，这场游戏也玩不下去。（见表1）　　

表1    到2006年寄生关系国家居民消费率变化　[9]　　

发达国家平均　　　　　　

新兴国家平均　　　　　　

美国　　　　　　

中国　　　　　　

80年　　　　　　

59.4%　　　　　　

60.0%　　　　　　

63.0%　　　　　　

56.5%（85）　　　　　　

06年　　　　　　

57.6%　　　　　　

54.5%　　　　　　

72.0%　　　　　　

36.2%　　　　　　

变化幅度　　　　

-3.0%　　　　

-9.2%　　　　

14.3%　　　　

-35.9%　　　　

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来自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降低。也就是GDP增长快，居民收入增长慢。由于国家统计局没有系统工资总额口径，我们根据分段数字进行一下分析。　　

1995年，我国第二产业（采掘、制造、水电暖、建筑）增加值28538亿元，二产业就业14315万人，人均创造GDP为19935元。4个细分行业平均工资5399元，工资占创造价值的27.1%（数据不具备与外国比较价值）。2007年二产业增加值121381万元，就业13048万人，人均创造价值93026元，人均工资19721元，工资占创造价值的21.2%。也就是说，劳动者收入占创造收入的比重下降21.8%。　　

这期间劳资关系完全是市场规则，并没有特别压低工人工资的政策，相反，正是这个时期出台了最低工资制度。那么，为什么工资占创造价值的比重下降了呢？　　

道理很简单——由于农民工的存在。农民工忍受劳动报酬的底线，直接影响该产业所有工人劳动报酬处在什么空间。正是农民工能够忍受非常低的工资底线，才使全国二、三产业包括城镇蓝领在内的劳动报酬始终难以随着国民收入增幅提高。　　

那么，为什么农民工能够忍受那么低的劳动报酬呢？因为农民在从事农林牧渔收入的高线，决定了农民工忍受非农就业报酬的底线。如果农民不能从从事农业和家庭经营其他产业中获得比较高的收入，那么他们出去做工，只要接近这个收入就能满意。正是因为上世纪中叶以来农民通过农业和家庭其他产业的收入增长率急速下降（年增长只有5%），造成农民工能够忍受低工资能力强，这又强制整个非农产业劳动者收入被压抑。于是，中国出口产品长达十几年保持无人匹敌（除了窝里斗）的竞争力，也为美国持续提供物美价廉商品，诱使美国疯玩十几年赌博经济的创造了条件。这种美国人消费，中国人生产的经济不是“可持续发展”的。于是世界经济发生剧烈震荡，迫使中国和美国都必须寻找新的发展模式。　　

农村经济停滞，农民逐渐贫困，农村社会生活破败，这些找不到出路，就找不到中国实现现代化出路，甚至对全球经济走入正常状态都有负面影响。　　

二、     解决三农问题的可能性空间　　

实际上，三农问题不仅中国存在，所有处于高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都存在，而且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能够有效解决。学者们最推崇的美国，没有每年劳均一万美元的农业补贴，照样存在三农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也都是这样，政府年年补贴，照样断不了农民隔三差四地把西红柿堆满凯旋门。而硬性财政补贴不能算解决了问题。发展中国家就不用说了，城市和农村基本是两个天地，几乎没有几个国家偏远农村没有破坏和谐安定的“游击队”。　　

为什么所有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期间都会出现“农民收入低，农村破败”问题呢？我们可以从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角度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产业的就业者的收入和生活质量能不能达到或超过另一个产业的就业者，取决于以下几点。　　

首先，这个产业的技术进步率的可能性空间是否比另一个产业大。因为技术进步率空间大，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就大。劳动生产率提高空间大，劳动者收入提高的潜在空间就大。　　

其次，这个产业的产业链扩张的可能性空间是否比另一个产业大。所谓产业链扩张空间是指新需求促使新产品出现的可能性空间。不断产生新需求的产业，增加值扩大的空间就大。同样数量劳动者就可能创造更多价值，人均收入提高的可能就大。
    第三，这个产业可利用资源的空间是否大。资源利用率空间是指这个产业能否将更多的物质作为自己的生产资料。　 　
    第四，这个产业内部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的空间是否大。组织化是通过合理的人力组合和管理组合提高效率的能力。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农业与制造业，就会发现农业处处处于劣势。　　
    首先，制造业的技术进步空间要远比农业大。水稻单产提高20%就是惊天动地的重大科技成果，计算机运算速度提高20%根本没人 注意。稍微做些改进，一条生产线增加50%的产量不算稀奇。科技部曾对改革后制造业和农业技术进步率进行了计算，结果是制造业平均年技术进步率达到8.6%，其中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要达到两位数。而同期农业技术进步率年平均只有1.7%。制造业是农业的5倍。技术进步率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就慢。你今年采用良种比去年只多生产10%的粮食，我却因为技术改进多生产了30%的鞋子，我创造的财富增加得多，工资提高的空间自然比你大。
    其次，制造业产品经常能根据需要衍生很多类型，每次衍生都有增加值增加。原来一块肥皂就洗脸洗衣服洗各种东西。后来发展成香皂和肥皂，前者专门洗人。接着香皂又发展成洗头的和洗脸的洗手的，肥皂又发展成洗衣服的洗厕所的洗菜蔬的洗器具的……再下去还有什么去头屑的，简直眼花缭乱。“行走”也是如此，从马车到火车，从火车到汽车，天上飞的地下跑的，今天烧汽油明天用电……而小麦就是小麦，顶多是氨基酸含量高点还是出面筋率高点的。新需求大不了就是现在流行吃草莓或者糯玉米。可这些东西市场空间太小，稍微一多就没地方卖了。最主要的是，农产品一往后就是制造业。农副产品随便一搞，就叫“农副产品加工业”，不属于农业了。因此，制造业增加值扩张空间几乎是无限的，而农业则有很大限制。　
    第三，农业基本资源是耕地和驯化动、植物物种。耕地面积扩大是有限的。顶多搞个大棚，或者在棚子里多种一层。而驯化一种新作物更困难，人类早在几百年前就开始研究能不能培育出新的，更有价值的作物或家禽家畜，至今没有拿出来一个像样的东西。而什么东西会变成制造业的资源简直说不清楚。几万年来都以为是一块烂石头，现在叫“稀有金属”。东疆到河西走廊刮了几亿年讨厌人的大风，现在成了世界风力发电的宝库。到哪儿讲理去！
    第四，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在市场经济中，农业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大规模生产。就算美国的农庄很大，有十几个工人就了不得了，比起制造业动辄能组织几千人几万人，一个连锁商业雇佣数以十万计的职工差得太远了。还有，制造业可以通过生产规模扩大使组织规模扩大，商业可以通过连锁结构使组织规模扩大，而农业经济体就很难通过联合扩大。或者农业联合扩大需要外部力量推动而不是像制造业、商业那样自己就产生这样的推动力。　　
    以上四点，是农业、农村、农民总是处在不利地位的根源。不管这个农业是在美国还是在尼日利亚，是在中国还是在以色列。是农业产业自身客观因素造成农民收入趋向降低，农村生活趋向恶化。没有工业化，没有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农业不显出这个劣势。而一旦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就都出来了。　　

那么，比较积极解决这一问题并且比较有成效的国家都是用了什么办法呢？　　

美国是一种典型类别。美国是人均农业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2005年美国人口29561万，每平方公里人口32.36人，耕地面积17445万公顷，人均0.59公顷。农林牧渔就业人口220万人，劳均耕地64公顷，分别是世界平均值的……。[10]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等国与美国情况接近。　　

这类国家经营农业的基本方法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大幅降低农业就业人数，使劳均耕地面积尽量扩大形成集约化生产。国家给予优惠信贷和收购政策，用现代设备装备农业。美国汽车生产线每个工人所摊装备5万左右美元，一个农业工人所用的装备则达15万美元。[11]公司加农户是这些国家最常采用的组织模式，几家大的跨国食品集体垄断了几乎全部主要农产品采购、加工和销售。专业化分工加现代化设备，使这些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常高。美国农业工人一年创造52585美元财富。虽然这些国家农业集约化程度在不断提高，现代化装备越来越多，市场组织效率越来越高，但依然只相当于美国制造业工人人均104606美元劳动生产率的一半多一点。没有美国政府每年没人1万美元的转移支付，城乡收入差距依然明显。[12]　　

第二类是德国、法国等欧洲发达国家，人口密度在120-200之间。人均耕地0.15-0.3公顷，劳均耕地面积在12-20公顷之间（德国14.8法国26.3、英国11.8）[13]，大约为前一类国家的20-30%之间。这些国家农业发展的基本模式与美国接近，主要通过城市化、集约化、现代化实现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人均资源限制，他们达不到美国等国家水平，但通过大量农业补贴和贸易壁垒，使农民的收入水平接近了城市就业者。　　

第三类是人口密度大，耕地面积小的国家和地区，典型的是日本、韩国、以色列、台湾地区等。2005年这四个国家人口密度分别为每平方公里351人、489人、320人、629人等。人均耕地分别为0.034公顷、0.035、0.045、0.038公顷。劳均耕地面积为2.1公顷、0.9公顷、0.9公顷、1.26公顷。[14]无论人均耕地还是劳均耕地均大约为第一低类国家的1-1.5%，第二类国家的5-10%。[15]　　

人均农业资源差60%到70%，与人均资源差一个数量级尤其两个数量级完全是两种概念。加上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地形崎岖，连片100公顷以上的耕地都不多，即使非农就业机会再多，也不可能达到美国甚至欧洲农业集约化水平。在双方工业技术进步程度接近情况下，通过集约化使农民收入接近城市居民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日、韩、以和台湾地区形成一种新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这就是合作化模式。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化模式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合作组织完全按企业模式组织，但合作组织又从根本上区别与企业——“通过其从事的事业，为成员提供最大限度的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日本农协章程）。农协的盈余依照成员和农协的业务多少、规模大小，按比例返还给成员（并不是“按股分红”，而是类似人民公社时期“人X劳X”的“人X股X”）。同时，合作组织还代表农民的利益向政府提出意见、建议甚至“施压”，又是一个“政治组织”。日本将农协确定为介于营利性工商企业法人和政府公益性事业法人之间的特殊法人。政府对农民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均通过农村合作组织实现。[16]　　

其次，除了一般农业合作组织的技术、生活指导等服务外，合作组织的最主要职能是组织农产品销售和农用生产、生活资料采购和农副产品加工。以日本为例，日本农协用直销、委托等各种方式组织销售了大米和小麦的95%，水果的80%，家禽的80%，畜产品的51%。同时，组织统一购买社员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包括化肥、农药、饲料、燃油、农机、汽车等。日本农协为社员年购买提供的生产资料，肥料达92%，饲料达40%，农机具达47%，农药达70%。农村生活用品的销售也由农协组织。很多合作社还以本地经济作物为原料从事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业。台湾本岛最大的酒厂就是台中的一个合作社办的。　　

第三，以农村合作信用社为农村金融中心来组织合作组织。日本法律规定农协可以自办信用事业，吸收和办理农协社员的储蓄，再优惠地贷给需要资金的社员，这给社员和农协提供了生产经营、生活和发展的最强有力的保障。国家对农村很多优惠政策通过信用社实现。目前日本农协的基层信用合作社达25，097个，仅社员的存储金就达759，765亿余日元。同时，农村保险业也由农村合作组织完成，日本全国共济（保险）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存储的长期保险金达3，757，455亿日元，短期保险金达4，766亿日元。　　

第四，农村合作组织是农村社会医疗、劳保、退休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核心组织者。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农村经济组织方式除了随着城市化逐步集约化接近外，与欧美有明显差别。最主要的是：　　

首先，欧美走的是“城乡一体化”道路，城市和农村处在一个要素自由流动市场。而日韩等要素流动是受限制的，农村得到国家特别保护，城市资本很难流入农村。加上合作组织承担农村社区的福利保险等各种服务，政府对农合组织实施优惠财税政策，实际成为一种“城乡分离”模式。　　

其次，欧美走的是“公司加农户”方式，各个农庄围绕庞大的食品集团、销售企业、农用生产资料企业等城市资本进行生产和经营。而日韩等走的是合作化道路，从农业生产上游物资供应到下游销售，直至农产品加工和金融保险业，都由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合作组织完成。所有利益都留在了农村。　　

早在70年代，日本在没有直接补贴情况下，农民收入就已经与城市居民收入持平。　　

回头看看我国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很少注意到农村经济本身在工业出现后必然衰败的趋势，而且往往脱离脱离客观条件挂一漏万地叙述某国采取某种模式取得了成就。只有从农村经济“可能”出路角度，根据中国客观条件，才是寻求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正确研究思路。　　

三、     中国走哪条路？　　

对中国来讲，选择余地并不大。中国只能从“走哪条路才有可能性”角度上考虑。　　

我们可以先从理论上做一个探讨。　　

从农业与非农产业相比自身存在无法自洽因素可以看出，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旦进入工业化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必然处于相对下降趋势，农民贫困，农村破败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我们注意到，欧美和日韩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不是市场经济规则，而是用“看得见的手”这种反市场做法去解决问题。欧美等国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对农村经济进行巨额补贴，本身就是反市场的做法。日韩用限制和抬高门槛使只有有利于农村经济的要素才能向农村流动，农村经济在政府单向优惠政策保护下从单纯的农业扩展、甚至垄断了劳动生产率扩张空间更大的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业和农村商业、农村金融业、农村保险业等领域，也没遵循市场经济要素生产自由流动规则。　　

这就表明，完全市场经济不是解决“农民贫困，农村破败”的灵丹妙药，倒是形成这些问题的肇事元凶。市场经济对于农村经济来讲就是“人之道”，不断“损不足以奉有馀”。既然要消除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就只能行“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犹如张弓射箭“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那种把农民贫困农村破败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程度不够”的说法，完全是放空炮！如果真要学习欧美和日韩在农业方面的成就，就只能学习他们是如何在市场经济总体模式下，如何配置一个反市场经济机制使农民收入接近和赶上城市居民，使农村不至于破败。正是近二十年来一些人精心编制的市场化万能谎言，使我国三农问题研究长期走入迷途，问题日益严重，政府束手无策。　　

其次，我们必须注意中国的实际情况。　　

2008年底，我国耕地面积18.25亿亩（12167万公顷），人均耕地约0.092公顷，大约为日韩类国家的2到2.5倍，美国类的1/64-100，欧洲国家的1/18-30。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比这些国家低一个数量级，人口数量比大多数国家高一个数量级。这就使中国不能简单地照搬任何一类国家的模式。　　

大一个数量级会对物体的结构产生巨大影响。跳蚤能跳自己身高的200倍，但如果骨骼肌肉结构不变而体型增大10倍，沉重的外包型骨骼使它只能跳20倍身高。如果一个人同比例放大10倍身高达到18米，向前迈一步就可能股骨骨折。　　

因此，寻找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一是要注意到成功国家的“反市场”特性，二是要适应中国超大农业经济体的特点。　　

中国完全按照欧美和日韩模式解决农村问题有以下不可逾越的困难。　　

中国是巨型人口国家。由于新中国进行了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的比例非常高，2000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78.1%，比世界平均57.9%高出20.2个百分点，也使我国总体劳动参与率高达83.8%，比世界平均高出12.4个百分点，在世界银行公布国家中排第一。[17]这使我国就业人口2007年达到77000万，是八国集团总和的187%。虽然中国农业就业人口非常高，但2006年中国一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已经比八国集团加起来还多15%。[18]到2007年，中国生产的工业品已经让全世界蓝领叫苦不迭，指望继续通过扩大出口增加第二产业就业的希望基本没有（服务业无法出口）。这同当年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台湾地区等人口比中国少一个甚至两个数量级的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不可同日而语，完全是两个概念。[19]　　

2002年（年鉴没有2007数据）中国农林牧渔就业32487万，如果按耕地18.25亿亩，劳均0.37公顷。中国要达到美国农业集约化水平，就只用225万劳动力，转移99.3%的农村劳动力。两亿多农民工出来全世界都受不了，再出来3个多亿，全球蓝领都失业才能做到。　　

中国达到日韩集约化程度呢，比如达到台湾地区水平？台湾劳均耕地1.26公顷，按这个标准，中国只需9655万农民，再转移22800万，接近2008年底全部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只有45%，如果提高到70%，大力发展第三产业，30年后倒是有些希望。　　

一、二产业创造物质财富，物质财富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美国靠印钱借钱过日子肯定不是“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第三产业存在的基础和实现就业的基础。从目前情况看，2007年20629万二次产业（中国统计口径中含矿业）就业人数已经是极限数字，今后只会减少不会增加（技术进步率使之然，同时建筑业长远会减少），今后保持在18000万的可能性最大（2005年水平）。西方国家除了美国（靠印钱借钱），二、三产业比重一般在100/250左右（日本100/212、法国100/290、德国100/228），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也很难超出这个比例。如果中国按100/250安排二三产业就业比例，在现有人口数量情况下，非农产业就业人数63000万，尚余14000万人从事农林牧渔业（城市化率已经达到82%）。中国人口峰值会达到15亿，因此农村劳均耕地面积即使达到日韩水平也是困难的。　　

中国可能学习国家和地区不可能是欧美。且不说物质条件使中国只能这样，就算真的达到他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差额部分的巨额补贴也做不到。中国目前农村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接近1万人民币，如果补贴现在的3.2亿农民，每年要拿接近3万亿，是财政收入的50%。　　

中国可能学习的是日韩模式。这不仅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少，而且与这些地区地理面貌和习惯主粮有关。日本、韩国、以色列和台湾地区在地理面貌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地形起伏很大，缺少大面积的冲积平原，不像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有连续上千公里的“玉米种植带”、“棉花种植带”。同时，除了以色列，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大米为主食，而水稻很难不靠精耕细作和复杂的田间管理获得足够高的单产。正是这个原因，虽然日本城市化非常发达，非农就业机会非常高，但户均耕地面积只有2公顷左右（台湾和韩国更少），比欧美国家少得多（美国175公顷、法国28公顷、德国17公顷）[20]。中国虽然有比较广阔的冲积平原，但这些地区恰好是东部城市化最集中的地区。目前整个珠江三角洲城市基本连成片，200公顷以上连片耕地基本看不到。这种情况在长江三角洲也是一样。因此，中国更可能的选择是类似日韩户均耕地2公顷左右。　　

那么，中国照搬日韩模式是否能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呢？恐怕也不那么简单。日韩包括台湾地区的农业经济之所以搞得好，农民收入农业之所以高，与他们主要种植水果、经济作物等市场需求量有限的所谓“高附加价值”作物有非常大关系。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粮食自给率只有25-30%，油料自给率更低。中国是个大国，粮食自给率达不到80%，全球粮食价格都会疯涨（相当于要进口世界售出粮食的一半）。同时只要中国拿出剩余的20%土地种这些东西，就像大象一脚踩进澡盆里，所有鱼虾螃蟹就都找不到了，哪还有什么“高附加价值”农产品？所以，中国即使多学点日韩，也不可能照搬。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知道组织了多少农业考察团考察过欧美和日韩，写的调研报告多了去了。但往往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没有站在宏观角度看待这些材料，也没有计算中国与这些模式的条件的差别。高度不够，容易以偏概全、瞎子摸象；条件缺失，容易方枘圆凿、削足适履。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学习国外先进经验，要看到本质而不是皮毛，要牢记国情而不是无的放矢。　　

四、     城乡分离——思路之一　　

什么叫城乡一体化？中国城乡一体化试点城市成都决策咨询网说：“城乡一体化是指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打破相互分割的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也就是说，无论后面怎样说，所说城乡一体化就是农村和城市之间“打破壁垒”，实现“要素自由流”。后面那些“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文字，无非是些“说法”而没有实际意义。　　

现代城市是工业和服务业生成的城市。市场规则是现代城市的基本运行规则。所谓城乡一体化就是将落后的，交换不充分的农村经济完全市场化，生产要素一视同仁没有壁垒，在城乡间自由流动。　　

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农村集体化、统购统销和采用城乡分离户籍制度后，要素在城乡间流动是人为控制而不是市场分配的，是一种城乡分离的发展模式。虽然这个政策这些年来一直被诟病，被认为是“剥夺农民”，但是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这个时期是中国奠定工业化时期，工农业产值比重迅速从1949年的30/70上升到1970年的33/67，1979年的70/30。但高速工业化并没有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从集体化前平均260/100，下降到整个集体化期间的250/100，其中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保持在240/100的水平。[21] 　　

改革开放后，生产要素流动逐渐市场化。目前，除了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还没有废除外，其他部分基本放开。所谓城乡一体化，也就是指土地实际私有化和取消城乡分离户籍制度。　　

前面几段已经分析，完全市场经济并不解决三农问题。即使目前这种尚有障碍的城乡市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332/100，是集体经济平稳期的1.38倍。更不要说欧美完全市场经济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巨额补贴，也无法解决农村经济问题。　　

城市工商业经济劳动生产率高，技术进步率高，组织化程度高。城市工商业资本的资本量比农村经济体大得多。如果完全市场化，城市工商业资本随意进入农村，大量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经济体根本无力对抗，只能变成城市资本的附庸，更多的只能破产并成为雇佣劳动者。结果，利润留在农村部分越来越少，城市资本所得越来越多。政府除了靠巨额转移支付无法调节这些矛盾。这是已经被多数国家证明了的结局。　　

城市资本进入农村，主要模式就是公司加农户。美国几家大公司就控制了粮食、油料的整个生产链。公司控制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加工和最终市场。农用生产资料的制造业利润、农产品加工产业利润、市场销售利润都归公司，农户从整个生产销售链中获取的利润只占很少部分。因此，看起来公司加农户比分散的农户对市场适应性更强，但这只解决了市场组织问题，没解决利益分配问题。　　

因此，设计一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程度的反市场措施，在城乡间设置一种过滤装置，有利于将收益留在农村的可以流动，不利于收益流向农村的进行过滤，使城乡经济相对分离，是解决农村经济在工业化城市化后必然衰败有可能性的思路。　　

控制目标是：　　

l       给农村以特殊优惠的金融政策，阻止农村资本流向城市；　　

l       通过给农村经济体优惠的税收政策，让农村经济逐步扩大并垄断农业生产资料、农副产品加工等行业；　　

l       通过在城市里给农村经济体以特殊行政和财政政策，让农村经济体扩大并垄断农产品批发和零售行业；　　

l       采取限制性政策，组织城市资本进入农村的生活用品零售、金融、保险行业，把这些市场留给农村。　　

这种思路的原理是：我们无法解决农业技术进步率低于工业和服务业的问题。可能的办法是将与农业关联比较紧密和农村经济范畴内的一些行业“划归”农村，成为“农村经济”的组成部分。这样会有效扩大农村经济活动总量，并“农村经济”中增添了技术进步率同样很快的非农产业，使农村经济整体劳动生产率增大了可能性空间。这就有希望减弱甚至扭转农村经济劳动生产率始终低于城镇经济的趋势。　　

我们可以用中国统计年鉴数字进行一个粗略计算。2006年我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08万亿元。规模以上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产值1.75万亿元，食品饮料1.12万亿元，其他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1.1万亿元。算上规模以下企业，总计有4万亿元。2006年，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万亿元，加上对城市的畜产品和食品销售，以及农用生产资料销售总计近4万亿元。同时，农业及乡镇企业贷款2万亿元，加上农村保险业、由于农村扩张的产业所需贷款以及其他社会事业，也会达到4万亿元。这样，原来1个4万亿元变成4个4万亿元的经济规模。这就使整个农村经济经济活动量大幅扩张。　　

最主要的是，除了农林牧渔的4万亿，其余3个四万亿的技术进步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空间大，增长速度快。这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扩张的空间。2005年到2007年，农副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为22.4%，食品为23.4%。而农林牧渔总产值只有10.5%的年增长。金融、商业等增长率的速度也远远大于农林牧渔。只有把与农业经济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归农村，农村经济才可能持续较高增长以接近城市。[22]　　

这种城乡分离措施并不涉及劳动者要素流动。相反，要尽快取消城乡分离户籍制度，促进农民进城从事非农就业成为市民。　　

以上思路是更彻底的日韩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但也是更理性的模式。因为这一思路是通过分析农业与非农行业差距巨大的技术进步率、劳动生产率扩大的可能性空间后设计的。　　

五、     合作经济——思路之二　　

如果实施了城乡分离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而载体又不是公司加农户，那么用什么样的载体来组织分散的农户以更加适应市场变化呢？　　

日韩模式给出了样板——合作化。　　

日、韩、以色列、台湾地区等为什么要采用农村合作组织为经济活动组织核心而不是公司作为核心呢？以下因素会成为理由。　　

本来政府设置门槛让财富留在农村的难度就很大，即使实施很多优惠政策去平衡城乡收入也不见得就能让农民收入达到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以公司为核心也就是以资本为核心，这些好不容易截留的财富会被资本卷走相当大部分，政府等于给资本提供了一个新发财门路。一旦以公司为核心，政府对农村经济设计的各项优惠政策会被民众质疑为官商勾结侵害其他人利益，根本无法进行下去。这恐怕是当时日本、台湾地区选择建立社团法人性质农协而没选择企业法人性质的公司来推进的主要考虑。　　

其次，以资本为核心，强大的城市工商资本一定会逐步驱赶、吞噬农村资本，占领甚至垄断农村经济，使农村成为城市的附庸。　　

第三，以企业法人作为组织核心，一旦企业经营不善而破产，公司所牵涉的农户也都找不到北。政府也没有理由专门去救助这些公司。而以农户组织起来的社团法人，不存在破产问题。同时，即使部分合作组织出现困难，政府出面救助也光明正大理所当然。　　

也就是说，只要采取了城乡分离的反市场措施，农村经济的组织者只能是农民自己建立的合作组织，而不是政府和资本。　　

通过农村合作组织振兴农村经济的实施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l       人大专门对在农村设立合作组织，组织的性质、功能、义务、权利等进行立法。规定对农村和农民的优惠政策全部通过合作组织来实现。　　

l       农户自愿参加或退出合作组织。会员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除了合作组织免费提供的技术指导等外，合作组织与农户之间的日常经济往来按企业关系。　　

l       区域合作组织可以根据需要和资源进行联合，各地合作组织之间，合作组织与更高一级合作组织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政府要在适当时候促进合作组织通过合并而扩大规模。　　

l       合作组织按企业规范管理，但不是企业法人而是社团法人，所有盈余归全体成员所有。盈余分配不完全按入股金额，而是参照日本或人民公社“人-劳”分配类似的“人-资”比例分配。（因为对全体农民的政府优惠政策是利润重要来源）　　

l       合作组织可以作为投资者开办企业，各合作组织也可以协同投资。但投资方向和计划归业主大会决定。　　

l       合作组织要成为本地农村的社会生活组织中心，福利、劳保、养老、医疗、基础教育的主要组织者。　　

这种新型合作经济与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解决当时农村经济的有效组织模式。集体经济利用其资源和人力动员能力一举解决了当时困扰农业经济最重要的农田水利建设任务；而新型合作经济是政府选择合适的产业倾斜政策和其他优惠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最有效、最公平、最容易被认可的组织模式。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这两种模式自身具备有效地遏制农村贫富分化趋势的能力。第三个共同点是，两种模式都是以“城乡分离”为基础。　　

不同之处在于，集体经济最小经营核算单位是生产队，新合作经济最小经营核算单位是家庭。集体经济受计划控制，合作经济受政策控制。集体经济“杜绝”贫富分化，合作经济“减弱”贫富分化。　　

现在讨论和实验近似集体经济的合作经济的难点在于整个理论界的错误认识。认为正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焕发了农民种田积极性，使农业飞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提高”。而且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农民在改革前期收入大幅增加，1980年至1996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8.4%，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但是，假如我们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谬误，那么“焕发积极性”农业生产就上去，农民收入就增加一样是谬误。精神没那么大作用。　　

从国家统计年鉴数据看，从解放初期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农林牧渔产业处于一个持续高增长过程，其中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前后并没有明显的跃升或下降。只是九十年代中期后这轮增长才放缓。（见表1）　　

表1              解放后主要农产品产量年均增长率[23]　　　　

粮食　　　　

棉花　　　　

  油料　　　　

肉类　　　　

水产　　　　

1949-1980　　　　

3.5%　　　　

6.0%　　　　

7.8%　　　　

5.8%　　　　

7.1%　　　　

1980-1996　　　　

2.8%　　　　

3.7%　　　　

8.3%　　　　

10.7%　　　　

11.5%　　　　

1996-2006　　

-0.1%　　

4.9%　　

3.3%　　

5.6%　　

4.9%　　

注：肉类比的是存栏，因97年以前没有肉类产量指标　　　

表1数字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农村家庭经营使农产品产量大幅提高缺少事实依据。还给我们一个启示：主要农产品年均3-4%的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8.4%的增长，原因只能是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增长。实际情况确实如此：（见表2）　　

表2          农产品收购价格分类指数年均增长率[24]　　

年份　　

总指数　　

粮食　　

经济作物　　

林产品　　

畜产品　　

水产品　　

1978-1996　　

9.9%　　

11.8%　　

9.3%　　

11.6%　　

10.4%　　

11.7%　　

表2数字说明，改革前期农民家庭纯收入的快速提高，主要来自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持续、大幅度抬高而不是别的原因。　　

正是这些被一直被“忽视”的因素，加上媒体制造的小岗村奇迹，让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变得极端丑陋，断了研究者和经济工作者从合作经济、集体经济研究三农问题出路的念头。　　

完全抛开意识形态，仅从农村经济发展“可能性空间”角度认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正视中国人均、劳均农业资源的水平与欧美等国的差异；思考日韩等农村合作经济成功的原因，也必须承认，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只有农村合作经济这一条道路。　　

加上意识形态，如果农村合作经济能够成功运行，不仅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增加了强大的社会主义成分，而且会对城市工业、服务业进行一次新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契机，甚至成为中国以和谐进程实现共同富裕的出路，其政治和经济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六、     西部开发——思路之三　　

通过合作化和城乡分离是否能完全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呢？恐怕还有困难，这是中国特别的情况所决定的。　　

中国是个人口超级大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广阔的国土面积，但由于地理、气候原因，可耕地面积并不大。从东北黑河到云南腾冲划一条线，大部分耕地在该线以东。中国牧区主要集中在西部新、甘、青、宁、蒙和陕北地区，加上西藏，号称草场面积近4亿公顷。但这一地区降水量稀少，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些地区草场蓄养的牲畜出栏量，不及内地以秸秆蓄养牲畜出栏量的一半。　　

中国吸取日韩农村经济发展经验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人口数量很难实现日韩等国和地区的城乡就业比例。正如前面分析的，中国现在农林牧渔就业人数还有3亿多人。在18.25亿亩耕地资源约束下，劳均耕地0.37公顷。如果按台湾劳均1.26公顷标准，中国只需9655万农民，再转移22800万，也就是这30年出走城市农民工相同数量。这是难以实现的。　　

首先，大约7000万在制造业就业的农民工已经使全球制造业处于难以竞争地位，再增加一倍制造业工人是不可想象的，全球经济不可能让中国一家从事制造业。因此，中国城市化率不可能达到欧美94-97%的水平，达到日韩90%城市化率水平也不容易，最终形成75%城市化率就不错了。这意味着中国在中国劳动人口达到8亿的顶峰时期，依然要有1.5亿劳动者从事农林牧渔业。届时中国即使没突破18亿亩底线，劳均耕地也只有0.8公顷耕地。　　

对中国这个必须以自己农业生产能力满足粮食、油料、棉花和肉类的国家来说，劳均1.26公顷耕地是难以达到必要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国起码要达到劳均1.6-2.0公顷，才能最终形成一个城乡和谐发展，共同富裕的局面。　　

问题在于，中国有可能增加一倍以上农牧业资源吗？从逻辑上讲是可以的。　　

前述新、青、甘、宁、蒙和山陕北部地区，总面积45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47%。这些地区海拔不高，地势相对平坦，完全可能成为宜农、宜牧、宜林地区，所缺少的就是水。只要有了水，至少40%面积可以成为良好的农牧业生产区域。也就是中国有27亿亩农牧区的潜力。有了这些农业资源，中国劳均农业资源会达到日本劳均农业资源水平。如果不能降低用城市化这一条出路来减弱城乡收入差别的作用，普通蓝领工资水准将始终被一个强大的力量进行压抑。　　

我们可以大胆设想一下：这些地区平均降水量大约在300毫米以下，如果能补充250毫米，达到500-600毫米降水，其气候条件就接近东部黄河以北，长城以南地区。180万平方公里新增250毫米水，总计约4500亿立方米。可是，哪里来这4500亿立方米水呢？　　

关于大西线南水北调已经有很多方案，基本思路是从藏东南开始在3000米高程调水至青海黄河。对这些方案的异议也很多，包括对调水量能否达到2000亿立方和对工程实施是否有颠覆性障碍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是否有必要花费数万亿资金做这样的工程。　　

如果认真读一下郭开方案和王小强、邓英陶等的《再造中国》，以及反对意见的代表作：秦晖的《朔天运河工程涉及的国际政治与环境问题》和《“大西线设想”的工程学硬伤》以及国家水利部官员的否定意见，会发现认为项目可行的人都是经过多年实际、实地调查提出看法，而持否定意见的人基本没有一个做过同样的工作。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秦晖，虽然洋洋数篇文章，但竟然从来没做过任何实际调查和研究。　　

本文不打算再提出什么新方案，因为郭开、王小强、林一山等人的研究和考虑已经很细致。只在这里增加一个人工增水的因素，这个因素一些人也提出过了。　　

首先，从藏东南经昌都地区、四川西北部、甘东南等2000米高程以上地区，山高谷深，面积100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主要水气——从印度洋上行的西南暖湿气流的主要通道，有云天气平均250天以上，降水量目前在600-800毫米。按照目前人工增水达到30%的技术计算，这个地区增加2000亿立方径流是有条件的。如果按照王小强等西南建提水电站，将2000米高程水通过筑坝和提水提高到3000多米高程的方案，大西线调水总计达到3500亿立方是可以实现的。科学家观察，在气候变暖趋势影响下，印度洋和阿拉伯海蒸腾水汽在趋于加强，这也可以从中国最近几年西南暖湿气流加强得到印证。　　

其次，由阿拉山口过来的西部湿气经过北疆、甘、宁、蒙、陕，总经过面积不少于250万平方公里。这个地区地势相对平坦，成雨条件不好，降水量在300毫米左右。但如果加大人工降水力度，新增2500亿立方降水是可能的。虽然因地势平坦而难以有很多径流，但这些地区也是形成良好农牧区的部分。　　

因此，如果把大西线南水北调与大规模人工增水结合起来，在西北和内蒙新增5000-6000亿立方水并不是天方夜谈。　　

也许无论本文所提出的大规模人工增水和其他人提出的大西北南水北调都有缺陷，但是，如果放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起码应该成为有关部门进一步论证的标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以轻蔑态度置之不理。　　

除了西北农牧业开发外，在城市经济中加大一次分配中普通劳动者收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大幅度提高工资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目前的21.2%提高到30%甚至更高。当一个劳动者就业能够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生活时，中国就有1亿人退出劳动市场，劳动参与率就可能趋向世界平均水平，从而大大增加劳均资源水平。　　

三农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终极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如果我们准备做创造历史的一代人，就要有信心面对这个问题，有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继续把这个问题留给下一代，我们将愧对后人。　　

[1]《中国人口信息网》统计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10471　　

[2]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国际数据/2008/居民收入分配栏目中列举的44个代表性国家中，中国2004年基尼系数为0.47，比中国高的只有6个国家。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08/t20090611_402564867.htm　　

[3]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国内数据/2008/人民生活：中东西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中东西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　　

[4]资料来源：广东统计年鉴2009：人民生活http://www.gdstats.gov.cn/tjnj/table/10/c10_1.htm　　

[5]资料来源：同注3：城镇家庭基本情况、按收入五等分农村家庭基本情况。　　

[6]1995年数据来自中国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调查研究通讯》98-13。2008年数据同注1。　　

[7]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年度数据/2004/人民生活/　　

[8]国土资源部2009年6月23日公布。　　

[9]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国际数据/1996、2008/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国家为表中两端数字都齐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包括中、韩、泰、马来西亚、巴西、墨、新加坡、美、英、法、日、德、荷、意、西班牙。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取自1985年（此前没这个口径）。　　

[10]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国际数据/2008/土地利用、年中人口、农业集约化经营程度/　　

[11]史伯鸿《转变观念，善待农民》http://stcity.dragon.net.cn/ztlb/znzt/kxfzgyth/200803/t20080315_30207.htm　　

[12]薛涌《中国工人的工资该多少》http://360doc.com/content/071001/20/17015_783309.html　　

[13]资料来源：同注9　　

[14]资料来源：日、韩、以同前。台湾数字来自同网站：年度数据/2008/台湾省主要社会经济指标/　　

[15]资料来源：同注13　　

[16]例如：所得税，一般股份公司要交纳62%，而农协只交纳39%；法人税，一般企业要交纳35.5%，农协只交纳27%；各种地方税，一般企业交纳50%~60%，农协只交43%。日本农协举办并获得政府同意的农产品加工项目的厂房、设备所需投资，政府补贴50%，基础设施建设有时甚至补贴65％以上；每年拨付给农协用于各类专门人才的教育培训专款就达10亿日元以上。政府对农民的补贴只针对给农协。　　

[17]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国际数据/2008/劳动参与率/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08/t20090609_402564201.htm　　

[18]数据来源：同注17：就业人数、按产业类型分就业构成

[19]日本1980年劳均耕地面积还只有　0.7公顷　，到2006年就达到2.1公顷。韩国和泰国也在这个过程中大幅增加了劳均耕地。同期中国劳均从　0.46公顷　下降到0.37公顷。　　

[20]数字来源：CNKI数字搜寻: 山东省蔬菜标准化实施问题研究  《山东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2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7，第670页。　　

[22]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年度数据/2005、2008/工业/按行业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农林牧渔总产值及指数　　

[23]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年度数据/1996、2007/农业/主要农产品产量/　　

[2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年度数据/2000/物价/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分类指数/　　

《中国三农问题——历史、现状、未来》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华德亚  张德元

三农问题的严峻现实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三农问题的既有研究也多立足当前、注重于如何解决现实问题，对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反思不够；然而，现实是历史的继承，今天的问题连接着昨天的原因，明天的希望来源于我们对今天的正确认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4年11月14日—15日，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安徽大学历史系在安徽大学联合主办了《中国三农问题------历史、现状、未来》学术研讨会，有近50位国内知名的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本次会议为经济学家、农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农村改革的实践者就三农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次对话的机会；通过面对现实、反思历史，从而对三农问题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基本科学判断；同时也是为了促进学术研究的多学科交流、融合与合作。

本次会议的讨论非常热烈，不同观点的交锋也十分激烈，讨论的问题涉及三农问题的许多方面，概括起来，包括以下三点：

一、如何理解三农问题

与会专家认为，要想解决好中国三农问题，首先必须正确理解三农问题，这是关系到正确确立解决三农问题指导思想的大事；为此，专家们对此倾注了极大热情。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在他所做的题为《科学发展观——理解三农问题的新视角》大会发言中指出，要用科学发展观去全面理解三农问题。对三农问题理解的要有三个全面观：第一，要对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有一个全面的理解，把这三方面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从历史上来看农民问题一直是这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农村最大的发展问题。第二，对二元结构及其矛盾要全面理解，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和城市差距加大，是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第三，对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多予、少取和放活”要全面理解，要把这个政策与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个方面联系起来，而不能仅仅作为经济政策来看待。还要用协调的观点去理解三农问题的六个方面：一、从全面建设小康的宏伟目标看待三农问题，包括精神、文明和政治问题和生态文明等，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的宏伟目标能否实现；二、解决三农问题与建立和谐社会的关系问题；三、处理好粮食总产总体平衡、农产品优化与农村产业结构的关系问题也应该是和谐的；四、国家财政的增长、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民增收的关系，核心问题是增加农民的收入；五、合理城市布局和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关系问题；六、加强乡村政权建设与全面提高农民素质的关系问题。

华东理工大学的曹锦清教授则把中国当前的三农问题理解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三农问题》，他认为，当代的社会转型应该定义为三个方面：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轨，单位人向在市场中谋求利益的个人的转轨。二十多年改革开放总的社会转型可以给出一个大体的判断就是集体和国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化过程和劳动力的雇佣化过程。但土地问题面临选择的困境，中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短期内无法改变，因此保存和完善农村承包制是必要的，对稳定农村社会有着重要作用，土地不仅仅是经济资源，而且它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但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化，也要求土地的自由化，土地可以买卖。对土地的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双重性要求如何解决是非常关键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林刚研究员认为三农问题与中国近代化过程存在着必然联系，他在题为《试谈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农轻重关系》中指出，近代农业和工业的关系，除了一般观点认为的近代工业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的冲击之外，近代工业和传统农业之间也有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共生共存的关系。轻纺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农村手工业是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如棉纺织业，现代轻工业必须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行业，如缫丝业，以及缺乏农村市场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的行业，如面粉工业。重工业和轻纺工业的关系，以机械制造为例，其主要服务对象是棉纺织业和农业机械。可以看出轻纺工业以农业为主要服务对象，而重工业以轻纺织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即便是现在农民仍旧保留了一些自己的手工业。在近代农轻重的关系上，对主流观点进行一些反向的思考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认识这一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钟祥财研究员认为，当前的三农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三农问题，所以要理解三农问题就必须《理解市场经济》，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最微观的方式就是市场经济。1978年以后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有它的历史和文化的起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里关于经济人的本性的概述比欧洲还要精彩，自利人的假设在哲学上是成立的，而且是全人类共通的，中国人并不是例外。自利人的假设就是每个人追求的效用都是稀缺的，所以人只能在即定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或效应的最大化。计划经济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效率，而没有效率是自利人或经济人在特定条件约束下的必然结果，如果收益是确定的，那么自利人的投入必然是最小的，那么总体的效用也是最小的。现代的中国农民也是一个理性人，如何设定一个制度，让他们的自利心得到很好的发挥，同时也能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的增长，关键要理解市场经济。很多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不准确的，没有注意到亚当斯密的第三个命题，就是自利人的自利行为在一个好的制度下面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增进社会的总体福利。市场经济是以高度的哲学理念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物质的效用只是它的一个外在表现，内在的是人的自由发展，人的平等生存。

武汉大学的颜鹏飞教授在题为《三农问题研究的重要性、现状和对策》的发言中强调，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关键问题。把土地还给农民的“土地改革”政策使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从而夺取了全国政权。但公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于1955—1956年取消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最终走向了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同时加剧了三年自然灾害，这是我国三农问题突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国家土地私有化和农业补贴使其农业得到了得到了飞速发展，而我国不但没有对农业给予补贴，而且从农村拿走大量资金以支持工业的发展，这也是我国农业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速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变现存的五级政权为三级政权、缩小地区差别，均衡各级财政、推动税费改革、做好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均衡收入分配、实施反贫困战略。

二、探索三农问题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这次会议的一大特点是，把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放到同一平台上对话；既促进学科交流，也拓宽了人们三农认识上的视野，与会专家对三农问题的讨论十分注重历史视角的使用，探索三农问题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中央党校三农中心秘书长曾业松教授认为，《历史和现实中的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他指出，农民是农村的主体，农民是农业的主人，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历史上为什么越重视农业，农业越落后，“重农”到底错在哪里？原因是统治者重的是农业生产，重力而不重利，即只重视农业生产力发展，重视税赋而不重视农民的利益，因此产生了许多矛盾。历史经验和教训说明我们过去忽视了农民的利益。建国后，我们的农业发展仍然继承了封建社会的重力而不重利的思想；在进行农业社会建设和工业社会建设时将两者对立、分裂开，并由此构筑了二元结构，一国两策，在文化、教育等方面对农民有诸多的限制。现在党和国家对农民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把它作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我们应该有一个乐观的态度。解决农民问题必须让农民耕者有其利、有其权、有其教，就是让农民有利益，有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受到利益和权利实现所需的教育，还要对制度进行创新。我们认为解决三农问题重发展是前提，重利益是核心，重改革是途径。

南京师范大学的慈鸿飞教授在题目为《中国历史上农地产权制度法学比较》的发言中指出，从历史发展趋势上看，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农地产权制度都有一个从不清晰到越来越清晰、从独占的排他的到越来越分割，从团体本位到个人本位再到社会本位的过程；农地制度都经历了土地村共有、土地领主所有和土地个人私有这三个阶段。土地他物权实践中在东西方历史上也有区别,中世纪欧洲土地他物权是不成熟的，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在中国由于缺乏独立的民事法律，土地他物权的行使是从习惯法产生并成熟的，以永佃权为例加以说明。事实说明共有产权是不成功的，中国目前的集体所有制是形式，实际运行的是家庭农场制，因此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并未完结，可以借鉴中国历史上的和外国的经验加以完善和深化。

无独有偶，北京大学房德邻教授在《关于近代中国“三农”问题的思考》中也提醒大家重视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变迁。他指出，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变迁、前苏联的集体化和中国农业合作化过程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在没有政权干预的情况下，土地私有必然走向土地兼并，进而导致农民破产。但破产是必须经历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积极的还是应该消极的去对待。土地私有化是第一个前提，只有这个前提我们才能改造城市资本，将城市资本投向农村。为了使农村社会经济有所发展，要实行土地私有化，结果可能导致部分农民破产，而为了使失地农民得到保障，必须有配套的政策来减轻社会震荡，加大对农民的投入，包括知识资本的投入。

    南开大学的丁长清教授系统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市场与农民》，他指出，关于国家和农民关系的问题，国家要为农民的劳动创造一个环境，如兴修水利工程等；市场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国家引导市场，国家引导农民，要正确处理好国家、市场和农民三方面的关系。

南开大学王先明的教授则认为，近代新学教育对城乡分离的加剧负有责任，他在题为《近代新学教育与城乡分离的加剧》的发言中强调，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是推动中国制度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新学教育不仅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的影响，没有受到注意。新学制建立之前，城乡结构性差别很小，新学制建立以来，人才向城市单向流动，导致城乡人才结构的变化，农村人口素质下降，资本流出乡村，新学制之前，农村资本并未出现外流，如晋商，但新学之后，资本外流。人才和资本的外流导致农村的空心化，农村贫困进一步加剧，城乡分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同时也打破了传统的官、绅、民的平衡局面，使豪绅权势开始崛起。原因可能与制度本身有关，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第一，新学教育失去了传统旧学教育的社会整合机制；第二，新学教育与乡村的脱离，各类新式学校都建立在城市。新学教育偏重城市而忽视农村。

    中国社会科学院虞和平教授系统阐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农业改造》，他认为，从现代化过程的角度看三农问题，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历史上晚清以来的政府一直重视对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改造，南京政府时期达到高潮。尽管失败了，但经验仍然值得借鉴。南京国民政府从三个：制度层面，主要是土地问题，实行有限私有，为农民减轻负担的减税制度；农业开发的管理层面，成立振兴农业的专门机构等，特点是采用制度化的方式，成立各级农业推广部门，派设农业推广员和农业专家，农业推广的内容广泛，重视实际的推广工作；民间的农业试验机构也有所发展，兴起乡村建设运动，从各方面对农村加以改变。总结经验三农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政府的工作，也需要民间的配合，还要有科技人员的参与。

    南京大学朱庆葆教授对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题为《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研究》发言中指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除了国民政府以外的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多数人是根本反对的，认为这只是一次改良活动，其方向是错误的，但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我认为他们的方向是对的，失误在于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以及依靠的力量太小。三农问题从历史上看既是个老问题也是个新问题。中国历史朝代更迭的周期性规律就是其间三农问题的突出化，但现在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又使三农问题出现了新情况。通过对民国时期三农问题研究，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要考虑中国国情，不能单靠城市化、新型工业化，要考虑到中国的城乡、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不能把城乡对立起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事乡村建设研究的学者已经清楚的意识到了这一点。

    安徽大学的王鑫义教授在会上谈了他对《历史上淮河流域的农业经济开发》的认识，他主要是结合研究淮河流域农业发展史，从农业与环境、农业与社会、农业与科技和农业与市场四个方面对“三农”问题的形成和对策谈了几点看法。第一淮河流域农业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就是淮河流域的环境因“黄河堵淮”遭到了破坏，洪涝灾害严重，解放后虽经治理但因多方原因仍未得到根本改善，必须重视环境治理；第二社会治安和统治者的政策与农业的关系也至为密切，保持社会稳定，农业政策立法化；第三农业与科技，我国古代缺乏农业科技，必须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提高农民素质；第四农业与市场，商品经济不发达也是制约古代农业发展的一个因素，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扩大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农业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用农业现代化的标准定位“三农”问题，由国家和地方制定现实可行的政策目标。

三、面对现实展望未来

    这次大会的另一个特点是，与会专家十分关注现实问题，面对现实，不回避矛盾，许多专家不仅对三农现实问题进行了概括与分析，并且对三农问题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也发表了他们的见解。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林岗教授把现实中的三农问题概括为八个方面。他认为，“三农”问题可以具体到八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粮食生产和供应问题，粮食产量降低，粮食供求矛盾，原因可能是耕地减少土地生产力比较低，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粮食问题如何解决；第二，农村居民的增收问题，农民收入低导致严重的市场实现问题，农民的收入靠进城打工；第三，土地问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没有得到尊重，农民土地大量被占用、征用，土地的私有化和买卖也不能解决；第四，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这是一个长期问题；第五，经营体制问题，双层经营体制已经名存实亡，完全靠农民自己不行，要根据农民的需要把农民组织起来；第六，农村基层政权功能的异化问题，农村政权的组织功能下降，导致农民对基层政权不信任；第七，农村的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主要是农村的教育和社会保障滞后，缺乏农村医疗和养老保障；第八，农村金融体制被破坏，资助农民的农村信贷体系解体，资金流向发达地区和城市，导致农村高利贷盛行。

    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何开荫教授着重谈了他对《农村改革的基本判断及未来设想》，他指出，第一，就是农村改革要改什么？我们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提出三步曲：第一步是解决温饱，这一点已基本达到；第二步是达到全面小康，以税费改革为突破口进行农村综合改革，第三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进行经济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的标志是什么？就是不仅在城市还要在农村，把计划经济完全转化为市场经济。第二，“三农”形势为什么如此严重？原因有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国家政策的问题，今年的“一号文件”已经对政策有所改变。第三，当前改革应该重点抓什么，对此我们提出了十二条建议，核心是通过企业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农民自己的企业，进行农业企业化。十二项改革建议：城乡统一税制；粮食政策改革；二元机制，把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看待；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创建全国统一开放的大市场、大流通；农业科技体制改革，；让农业科技人员与农民相结合；义务教育的八个修正；农业结构的调整；改革财税体制；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最关键的是农村土地的改革，实行永久承包制，虚化所有权实化使用权。当前重点是将五级政府简化为三级政府，争取找一个乡或镇做改革试点。

    著名农村社会学家辛秋水谈了他在推动农村村民自治实践中所体会到的《村民自治的艰难》，他认为，村民自治、村民选举是中国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是共产党人追求民主，给农民民主权利的重要举措，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战略，但实施二十多年来毁誉参半。现在有些西方人士认为村民自治是中国民主的开始，而在中国的有些地方却遭到了政府官员的抵制。反对村民自治的主要原因是贪恋权力。有些地方村民选举没有真正实现，是因为虽然我国宪法规定了村民选举，但没有完善的选举制度和选举方式，于是有人就钻空子，搞党委推荐等形式的，而非真正农民自己的选举。村民选举必须真正公开，搞村委会组合竞选，才能保证选举的真实性，保障农民的权利。

    中国人民大学的夏明方教授认为，乡村经济基本上是没有分工的市场，他在题为《没有分工的市场——中国乡村经济变迁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发言中指出。主流观点认为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就可以走出一条中国的道路。但我认为应该在适度的城市化的基础上，当城乡关系达到协调的时候，与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农业手工业结合的没有分工的市场形成一个有机的整合。从生态学角度，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这种没有分工的生产或许在将来的发展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现代工业发展是以牺牲生态多样性为代价，使生态单一化，所以要重建生态多样化，不能仅靠全盘城市化，而要在城市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发展生态农业，恢复传统的农村家庭手工业，使农村的劣势变为优势。我们不是从城乡二元对立的角度把农村消灭掉，而是从城乡互相统一的基础上建立城乡协调发展。

    厦门大学的陈永志教授就《化解三农问题的路径选择》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化解三农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大力发展非公经济或私营经济，最好的例子就是温州和晋江。温州和晋江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以前的第一产业占主导变为第二产业占主导，人均收入都有了百分之五六十的增加。通过非公经济的发展可以迅速的摆脱农村的贫困，其内在的机理就在于非公经济的发展能够很快的带动周围村民发展。沿海城市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机制的完善，而非公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各种问题随之解决。因此，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许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厦门大学的沈红芳教授认为，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外国的经验值得借鉴。她在题为《东南亚国家农业发展的特点与战略举措》中指出，我国现在的三农问题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南亚国家就出现过。东南亚国家在独立之后受到线性阶段理论的影响，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都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但六十年代末以后，这些国家发现工业的发展受到了农业发展滞后的影响，城市的发展也受到了农村的影响。东南亚和欧洲的学者的研究表明，高速发展工业而忽略农业导致农业的滞后又限制了工业的发展，结构变动理论告诉我们，我们要重视工农业平衡发展，要重视农业内部的平衡发展。东南亚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要为农村的发展创造很好的条件，同时要积极利用国际援助资金。但在利用国际援助时，要谨防其消极影响。

    安徽大学的卢荣善教授认为，工业化重心应该下移到县域。他在题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大思路——工业化重心下移到县域》的发言中指出，应该从调整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入手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立论的依据是以下四个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性目标；后起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帕罗认为发展中国家应从加速农村发展入手消除二元结构达到平衡发展；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创新和一般性的宏观性政策调整的潜力已经很小，而我国目前仍然从制度和政策的层面解决三农问题，效果不会太好。发展中大国集中精力建设城市可能丢掉农村，农村资源向城市过分集中，形成大面积的盲区，因此本人认为应将工业重心下移到县域，尽可能的将与农业相关的产业从大中城市下放到县。

    安徽农业大学的阮文彪教授谈了他《关于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几点认识和思考》，他认为，讨论三农问题的本质就是要找到农村贫穷的根本在哪里。三农问题的本质不在三农本身，在于干部队伍的理性和知识贫困。政府应该为社会提供激励机制，而政府并不是抽象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由干部来完成，如果干部缺乏理性，三农问题的讨论就没有意义。如果决策层的意识形态有问题，那么制度再好，决策层也不会采纳。我认为中国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这一观点不能成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中国早已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第二，对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现行的法律已经给予了保障，第三，土地在决定农民家庭收入方面的作用在下降，土地并不能解决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问题，第四，二十一世纪的农业应该是知识化、信息化的农业。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中心任务是如何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的问题。对此首先必须要有比较好的组织载体；其次要有好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保证农民的积极性；最后要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

    苏州大学的池子华教授建议创建农民学，他在题为《三农问题：农民学的理性关怀》的发言中指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徽学，有温州学，却没有农民学，这是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应该创建并强化农民学的学科建设，并从农民学的高度看待三农问题。中国农民学研究的内容从纵的方面包括两大部分：农民史的研究和当代农民的研究，它们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从横的方面就是农民多边关系的研究，如城乡二元结构、农民自治组织和农村富裕劳动力问题等。因此中国农民学研究包容涵盖了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