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光伏支架基础设计规范:孟红：乔冠华晚年的政坛起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1 14:58:33
乔冠华晚年的政坛起伏 孟 红 
乔冠华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那独有的才气与风度令人折服，尤其是他在开拓新中国外交事业方面，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足迹和骄人的业绩。而他晚年政治生涯中的迭宕起伏却让人唏嘘不已……
荣任新中国首位出席联大会议的代表团团长
1971年10月26日，北京时间中午11时20分，纽约联合国会议大厅表决牌上的电子计票器亮出了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投票结果：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旨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驱逐蒋帮的“两阿提案”！
当晚19时30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乔冠华等外交部有关负责同志开会。周恩来开门见山：“主席本来指示，今年不进联合国。现在怎么办?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再请示主席。”
不少与会者表示，联大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毫无准备，主席经常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还有的说，联合国大会开了一半，去不去无所谓，主要是安理会，一年到头随时要开会，问题多，麻烦大，光是搞清楚那套议事规则，就得花很大功夫。现在尽快选定常驻安理会的代表、副代表和工作人员，集中时间进行准备，过了年再去。周恩来则表示：“马上参加，的确有困难；过两个月再参加，那也说不过去。能不能想出别的办法?”
这时，王海容走进来，说：“主席起床后刚刚看完外交部送去的那些材料。主席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现在就去他那里。”
此时已是晚上9点多了。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满面笑容。周恩来汇报完刚才的讨论情况后说：“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毛泽东朗声笑道：“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说到这里，毛泽东指指乔冠华，“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
毛泽东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在将近3个小时里，他说古论今，滔滔不绝，幽默诙谐：“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毛泽东指着乔冠华，“你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接下来，毛泽东条理分明地谈了这篇发言应包括的内容。他说：“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就是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讲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点历史，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1945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的许多话可以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还要讲些什么，请总理考虑。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做文章就要‘势如破竹’，才能说服人。”
毛泽东还引经据典地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的拿手戏。你们看看《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
毛泽东想得十分周到，他特别提到了乔冠华：“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据此，在周恩来亲自领导和精心安排下，外交部于次日成立了参加联合国工作筹备小组，由乔冠华、熊向晖、唐明照等人组成。接着，由外交部核心组提名，中央批准了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代表团”。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随即将中国代表团名单电告联合国秘书长吴丹。
11月4日晚22时，周恩来召见以乔冠华为团长的出席联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随后，周恩来修改了以毛泽东10月26日指示为基本内容的乔冠华出席联大发言稿，以及乔冠华到达纽约机场的书面讲话稿。两讲话稿毛泽东均批示“同意”。
11月6日，外交部将关于为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送行计划报告呈毛泽东。报告建议：代表团离京时，建议姬鹏飞、李耀文、马文波、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其他同志，有关司负责人，与外交部有关的其他部门负责人送行。毛泽东在8日批示：“规格似宜高一些，今晚可谈一下。”
11月8日晚20时，出席第26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离京的前夜，毛泽东再次约见周恩来以及乔冠华等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并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告诫乔冠华等：“我一向反对下车伊始，哇哩哇啦的人，那样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光想当先生，不愿当学生……今年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 ‘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毛泽东还对乔冠华等说：“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过去我们说以苏联为首，因为它是老大哥，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必要的时候让它牵个头，开会的时候让它当主席。但是它要掌握领导权，搞父子党，父子国，这就完全错误了。美国总是要别的国家听它的，这就是搞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应该被打倒。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最后，毛泽东交代周恩来：“明天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也通知外国使馆，去不去由他们自己决定。”
9日下午，在隆重的欢送仪式中，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离开北京经上海飞往纽约。
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乔冠华等5位中国代表以及英文翻译唐闻生，在联合国礼宾处处长引导下，步入联合国会议大厅，在标有“CHINA”的席位上落座。一瞬间，乔冠华扬眉吐气，胸中涌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自豪感。
随后，各国代表相继走上讲台致欢迎词。原定上午结束的会议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一直持续到傍晚6时许。最后，乔冠华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坛，宣读了毛泽东授意、周恩来审定的讲话稿。
当时路透社报道说：“这篇讲话使许多外交官感到震动。第三世界的代表们热烈鼓掌。美国代表和苏联代表脸色阴沉。”法新社评论称：“乔的严厉的讲话使人毫不怀疑，无论是人民中国进入这个世界组织，还是尼克松总统即将对中国的访问，都不会使北京改变它在重大问题上的政策。”德新社评论称：“在国际讲坛上非常少有的这种坦率和诚实的发言，表明了北京对联合国的政策以及对外政策意图的轮廓，表明了人民中国将使自己成为中小国家的喉舌和支持者。”共同社评论称：“这一展示基本方针的演说，是不折不扣的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它的意义和反应将迅速波及地球上的一切地区。这篇演说阐明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国际政策，坦率地表明了中国的原则性立场，明确地表示了中国作为中小国家的代表对超级大国垄断联合国的局面进行挑战的姿态。”
会场上经久不息的掌声为共同社记者的论断作了最好的注脚。
12月18日晚，在完成了本届联大的使命后，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登上法航班机回国，于22日下午回到北京。当晚20时许，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约见周恩来和乔冠华一行。意趣盎然的毛泽东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对乔冠华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中美联合公报》上的冲锋陷阵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最高领导人经过几天的紧张会谈，访问取得重大成果，成为中美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良好开端。经双方磋商并同意，以中国外长姬鹏飞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为首的班子商量有关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中国副外长乔冠华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双方如何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的问题。
中国政府为尼克松此行做了精心安排，会谈结束后，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尽兴地在北京各处参观游览，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而此时乔冠华和基辛格却留在钓鱼台宾馆，对马上要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进行字斟句酌的研究推敲。这是中美进行各种会谈达成的最后成果，十分重要。
其实公报框架早在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来华为尼克松访华作进一步安排时，双方就已大体商定。但因为这份举世瞩目的经典性文件的一些措辞，乔冠华和基辛格的实质性磋商充满了“火药味”，甚至于闹得不可开交。基辛格和助手温斯顿·洛德“前赴后继”，展开“车轮战”，夤夜重新起草、修改《上海公报》中有争议的章节。乔冠华“守土有职”，谈判桌上“针锋相对”，屡令基辛格大光其火，却又无可奈何。后来，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白宫岁月》里写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表明，中国人什么东西都不会浪费掉的；我在（上海）公报里删掉的那些有争论的话，几乎全部写进他在联合国的初次发言中了。”
事实上，公报中最为棘手、最为困难的问题是对台湾问题的表达。对美方来讲，这个问题在1945年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后发表的《开罗宣言》中早已解决，美方也不否认，但要找出双方均同意的措辞绝非易事。对中方而言，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涉及这个根本原则和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中方当然不能做出原则退让。
乔冠华反复思索着双方的分歧所在：中方表示，北京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前途是中国的内政。而美方则表示，只在公报中声明对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的观点不提出异议，同意做如下表达：“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中国要美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美国的“希望”，而美国却坚持这是美国的“关心”，而且坚持要用“重申”的字眼，表示这是一项具有连续性的义务。中国方面要求美国无条件答应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军，而美国只肯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美国还坚持，要把撤军和解决台湾问题和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为此，乔冠华引用大量国内外文件，指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措辞必须明确，绝不能含混其辞。经过一番番唇枪舌战之后，双方最终提出了各自的措辞。乔冠华提出的措辞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这一措辞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但基辛格却不同意，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与缓和整个亚洲形势联系起来。”乔冠华说：“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撤军。”基辛格也不肯退让，说：“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舆论是绝不会答应的。”实质上美国想在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同时，继续支持台湾当局。
双方谈判一时陷于僵局，挥洒自如的乔冠华这时呷了一口咖啡，说道：“博士，你是出生于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讲，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霎时，紧张的气氛为之一扫，基辛格听后哈哈大笑起来。之后，他对国务院一位工作人员说：“乔冠华这个人很有才华，不好对付。”
谈判进行到2月25日这天时，已是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后的第四天，可双方仍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但尽管时间紧迫，双方却都不急不躁、不紧不慢地继续着。这时乔冠华提出，只要提到撤出全部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国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辛格则说，美国坚持撤军一定要有某种条件，尤其要有和平解决台湾这个问题。双方仍达不成协议，遂商定各自向本国报告并获得相应指示后再行谈判。
当天下午，谈判继续进行。基辛格首先表示：“我们同意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国愿意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而不把这放在一个句子里进行表述。”
乔冠华对基辛格这一说法表示出兴趣，当即机敏地回应说：“我看可不可以做这样的改动：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用‘前提’。这样写，含义似乎更积极些，更显示出双方的意见，而用‘前提’，听上去好像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乔冠华提出用“前景”而不用“前提”的确是绝妙的想法。“前景”只是一种愿望，而“前提”则是一种条件，一词之差生动体现了乔冠华对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巧妙把握。
基辛格当然明白乔冠华的用意，他思索了一下后表示：“这样改动对美国更有利。”
在台湾问题上的艰难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最后，文件定稿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2月25日晚上11时，台湾问题的表述措辞最终形成以下文字：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分歧，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申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到2月26日凌晨两点，公报全部完成，一个历史性的文献即将面世。乔冠华、基辛格两人顿觉如释重负，都想好好地休息一下，至少睡个好觉。
本以为大功告成了，可偏偏天有不测风云。按计划，2月26日上午代表团要去杭州，在飞机起飞前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了刚刚打印好的公报样本。这时未参加讨论的国务院专家们开始逐段逐句地挑毛病，认为公报不够完满。飞机一落杭州机场，国务卿罗杰斯就找到尼克松总统，告知国务院专家们的意见，并附上一份修改清单。
他们挑了15处的毛病，如“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一句，建议把“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建议删去“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句中的“立场”二字，等等。
尼克松原以为大功已经告成，心情十分舒畅，一看那份修改清单，顿时非常生气：本来国内保守派就竭力反对他访华，现在他已批准的公报又被挑刺。身穿睡衣的尼克松在杭州宾馆的下榻处不停地来回走着，并大声说：“我批准了，毛泽东也批准了，我们却要单方面地提出修改……”
基辛格也觉得十分扫兴，说：“全世界都在等着看明天的上海公报呢？”他建议说：“总统，看是不是吃饭时由我再找乔冠华先生谈谈？”
尼克松想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说：“亨利，看来也只能如此了。宴会以后你找乔冠华再谈谈吧。”
基辛格也是一脸无奈，只好把话说在前面：“真是难以启齿啊！如果中国人坚持原来的草案，我们也只得遵守我们的承诺了。”
丰盛的晚宴结束后，时间已是晚上10点20分。基辛格找到刚刚轻松下来的乔冠华。幽默洒脱的乔冠华此时心情颇好，十分客气地对基辛格说：“博士，这时找我有何指教？”
基辛格好不容易把自己琢磨好了的话说了出来：“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的主张，还未达到我们的全部目标；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意思很清楚了，公报还有些问题要商量。
满面笑容的乔冠华顿时感到事情有了变化，于是收敛了笑容，打断基辛格的话：“博士先生，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就直说吧！”
基辛格缓缓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合作，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也做出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乔冠华立刻意识到此话的含意，他直截了当地说：“是不是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有意见，要修改？”
基辛格无奈地点了一下头，说：“是的，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进一步讲了要修改的15处地方。
乔冠华不动声色但却十分严肃地说：“博士先生，贵方的要求的确令人遗憾。中美双方已经走得很近了，而且中国为照顾美方的愿望已经做了很多让步。中方听说尼克松总统批准了公报，昨天晚上，我们的政治局也批准了公报。现在离公报发表还有不到24小时，怎么来得及重新讨论呢？博士先生。”
基辛格不得不和盘托出尼克松总统的为难之处，强调说：“整个的对华主动行动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不论尼克松总统是否由于这个问题而落选，他的继任者都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希望你们认真考虑美方的要求。”这次，基辛格没有了外交语言，讲的倒是实际情况。
乔冠华这时正式表态说：“公报事情重大，我必须请示周总理。”
听了乔冠华的汇报后，周恩来面色严峻，沉思片刻后，说道：“冠华，说说你的看法。”
乔冠华说：“美国人内部看法不一致，又要我们做让步，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多让步了。他们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周恩来用十分缓慢的口吻说道：“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且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意义。我们同意修改，但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重大，要请示主席。”
在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周恩来告知乔冠华说：“主席的批示说，除了台湾问题这一部分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主席还特别强调，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乔冠华立即找到基辛格，表示同意对公报中除台湾部分以外的大多数文字进行修改。
清晨两点，经过“修改”的公报草案完成了，并再次提交双方最高领导人批准。毛泽东接到文本后，仔细研读并与政治局其他同志商量认为可以批准，指出乔冠华较好地成了任务。此时已是第二天凌晨5点。
到上海后，乔冠华和基辛格又花了两个半小时从头到尾检查了新完成的文本，包括文章的标点符号，并做了一些文本上的改动。
至此，对推动国际关系变化至今还有重大意义的《中美联合公报》终于尘埃落定。
蒙受不白之冤期间潜心整理旧作
联合国会议每年在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二召开。而1976年的9月，正值我们党和国家为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举行各种悼念活动，这自然是当时最为紧要的头等大事，因此乔冠华赶不上这年的第31届联大开幕式了。
自从1971年第一次率团进驻联合国以来，乔冠华已经代表中国出席了5次会议，这次是第六次。尽管乔冠华在当时“四人帮”极度嚣张、政治局势较为复杂的情况下已经失意，但是参加联合国会议还是非他莫属。因为他熟悉情况，有国际会议的丰富经验，别人一时无法取代。这一次，他只好等待毛泽东主席追悼会结束再赶去美国参加联大会议。
等乔冠华能够脱开身的时候，已经是9月中旬了。这时他把精力放到了撰写联大发言上。当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字斟句酌地撰写出联大发言报告后，乔冠华却因劳累过度大病了一场。
到联大的发言稿，是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上面两处有“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当时全国上下也都在宣传使用。乔冠华启程前曾经报告党中央，如果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请在10月5日前通知他，以便及时进行修改。
但直到10月4日中央才通知外交部要删除那句话，外交部也于10月5日上午电报通知已在美国的乔冠华修改。大概有人以为乔冠华此时已经来不及修改了，所以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一经宣布，外交部马上组织批判文章，一些人马上贴出大字报，说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把‘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并在联大发言时违抗中央命令，坚决不删“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
而事实上，中国的5日上午，正是美国的4日深夜，乔冠华不仅接到了电报，而且还有充分的时间修改稿子，已把那句话删得一干二净。可是国内的大字报却荒唐地一口咬定乔冠华在联大说了这句话。等乔冠华从联大归来，一个囚禁室已经为他“布置”好了。
此时，外交部贴出了许多揭批“四人帮”的大字报，有的直接点了乔冠华的名，其中一张题为《〈红都女皇〉是怎样出笼的?》的大字报是这样说的：
“……美籍中国作家韩素音也得到了一本《红都女皇》。韩见此书，大吃一惊，在伟大祖国出现蛀虫，泄露了国家重要情报不算，还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作者并声称‘本书承江青本人口述’，使韩更加难以相信。韩立即乘车去中国驻美联络处会见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工作人员把韩引进会客室，说：‘黄华在联合国参加国际贸易会议。’韩立即打电话到联合国会议厅找黄华，说：‘如果有可能的话，请离席，我要告诉你一个骇人听闻的事。’黄华说：‘我立即就来，请你稍等片刻。’黄华把准备发言的讲话给安致远（前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代他发言，然后驱车回联络处见韩素音。黄华急步跨入会客室，韩拿出红色封面的《红都女皇》一书，黄华翻书急阅，大惊失色。稍停片刻，他代表中国人民向韩表示感谢，并说：‘你如果愿意的话，把书借我一阅。’韩表示把这本书送给黄华，便于调查此书，消除国内隐患。黄华送走了韩，发急电给乔冠华外长告知此事，要求外长调查。并说：‘魏特克本人面貌由我澄清，国内事你解决。’但乔一直没有给黄华回音。在黄华再三告急的情况下，乔又敷衍过去了。不久，中国有个代表团访美，黄华亲自接见代表团负责人，并要他把这本书交给乔冠华。代表团回国后，将此书交给乔冠华，并带来黄华一封信。黄华在信中重申了此书利害关系，并要乔一定把此事搞清楚。乔拿此书和章含之研究，章说：‘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因为第一次接见魏特克时，我就在场，了解一些情况。’章思考了半天，说：‘我看这样，这件事等黄华回来，还是由他去搞。毛逝世后，江有可能当主席，我们调查到她头上，不是好惹的。不调查，讲我有欺君之罪，是里通外国。只回他一个电报，说正在调查。’一天，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值班，收到了黄华的加急电报，说：查《红都女皇》一书，作者魏特克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盗窃了许多中国情报，要乔立即回报中央。王海容立即驱车到乔的住处，不动声色地说：‘《红都女皇》一书，你调查得怎样?’乔大惊：她怎么知道了?但乔还是隐藏内心慌张，说：‘调查无头绪，可能涉及中央某些领导人，我正想向中央汇报，正好你来了，我们一起商量吧。’乔顺水推舟地把书交给了王海容。王出了乔的住处，打电话给汪东兴，问毛主席最近忙不忙?我想和毛主席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汪说：‘你来吧!’王带着黄华的电报和《红都女皇》这本书见毛主席。王先拿出书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气得很。随后又拿黄华的电报给毛主席看，主席看了在上面写了‘江青有武则天之志，无武则天之才，有吕后之威，无吕后之德’……”
10月17日乔冠华回到北京，章含之去机场迎接时，心情沉重但开门见山地告诉他：部内贴了许多大字报，已形成打倒他的形势。乔冠华赤诚地说：“打倒‘四人帮’是大事，我个人受点审查不要紧。我们也有错误嘛!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可以打倒‘四人帮’。我三四月份想利用他们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这至少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表现，我应该向中央检查。其他的事都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有人可能要利用现在这形势向中央诬告，我回来就好了。该我检查的错误我会检查的，该说清楚的也会说清楚的。”
可是，事情并不像乔冠华想的那么简单。逮捕“四人帮”时，从王洪文家中抄查出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内容是：
一、党中央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
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
政治局委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迟群、刘湘屏、陈阿大、庄则栋、乔冠华、黄金海、于会泳、浩亮
共青团中央书记：黄帅
二、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洪文
副委员长：马天水、殷承宗、杨春霞、刘长瑜
三、国务院总理：张春桥
副总理：姚文元、谢静宜、王秀珍、陈阿大、马天水、庄则栋、于会泳、黄金海、乔冠华、浩亮、刘湘屏、迟群、刘庆棠
国防部长：王洪文
公安部长：祝家耀
农林部长：徐景贤
财政部长：金祖敏
教育部长：张铁生
文化部长：杨春霞
卫生部长：刘湘屏
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
四、中央军委主席：江青
副主席：王洪文、毛远新、孙玉国
总参谋长：毛远新
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
总后勤部主任：田维新
北京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孙玉国
“组阁”名单上有乔冠华，乔冠华成了“上‘四人帮’贼船的人”，理所当然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
这年11月11日，乔冠华会见蒙古新任驻华大使鲁特·楚龙巴特尔，具体商谈有关递交国书事宜，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几天后，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免去乔冠华外交部长职务，他的外交生涯从此划上了句号。
粉碎“四人帮”半个月后，乔冠华的老友韩素音再次访问中国。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10月22日我申请去中国，大使馆内人人笑逐颜开，所有的阴霾都烟消云散了。”“但我心里仍有一件事放心不下，烦恼不已，这就是乔冠华怎样了?他怎么会迷了心窍，在四月份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示威游行呢?也许他总是被迫的，这种一时的闪失一定可以得到宽恕。”“我到中国，发现乔冠华情况很不妙……”“乔的许多朋友也很难过，‘他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周恩来是乔冠华的保护者，是乔的良师益友，把他从一个新闻工作者培养成外交部长，他怎么能与周的敌人为伍呢?”“也许是因为他害怕再一次遭受1966年至1967年那样的折磨，在从‘四人帮’家抄出的名单上，他榜上有名，计划在张春桥当总理后，让他当副总理。”韩素音也为乔冠华婉惜。
从第31届联大回来之后，乔冠华因“四人帮”的牵连而长期受审查，他和章含之被隔离开来。尽管乔冠华、章含之分别写了上百万字的陈述和申诉，但全都石沉大海，毫无反响。
1977年3月，乔冠华因心肌梗塞复发住进医院，病情稍为稳定，又出院接受审查。不久，乔冠华患了肺癌，此时竟有人要将乔冠华送进牢房，幸亏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对此进行了阻止。同年8月，乔冠华住进北京医院做肺癌切除手术，有关领导又要取消他的“高干医疗待遇”，又是邓小平、王震出面说话才作罢。
1979年2月11日，乔冠华肺癌手术愈后，章含之接他回家养病，隔离了785个日日夜夜的恩爱夫妻这才喜得重逢。乔冠华出院后休养了一段时间，又因病情复发住进北京医院化疗。1980年秋，他再次出院回家疗养，此时外交部送来一个“改正”通知，说：1958年批判乔冠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批错了，撤销当时所给予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可是，他到底是不是“四人帮”的骨干，审查了两年多，还是没有结论。但乔冠华对此泰然处之。
随后，乔冠华着手整理旧作，把他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庆以及建国后写的大量国际评论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并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编成了《乔冠华国际述评集》。这项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一年多。
1982年初，乔冠华肺癌复发，并转移到颈部，病情极为严重。住院后，医生都认为他的生命最多只能维持3至6个月，医院也发出了病危通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和章含之的精心护理，乔冠华肺部的癌变暂时被控制住，9月底他便又出院了。
这年12月27日，乔冠华为自己的那本《国际述评集》写了1000余字的“自序”，交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这本集子直到1984年才问世，他生前未能亲眼看到。
与此同时，乔冠华还把他1971年至1976年的诗作，工工整整抄了一遍，并作了大量的注释，计得诗35首，自己留作纪念。此外，他还口述了自己的身世《童年·少年·青年》，由章含之录音整理，并在他逝世后发表。
一片丹心画上人生终止符
1982年的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乔冠华和章含之。两人详细询问了乔冠华的病情，最后习仲勋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他们还征求乔冠华对工作的意见，说：“外交战线需要你发挥作用，十天半月就可以定了。”
乔冠华听了党中央的决定，非常激动。尽管当时他知道自己癌症已经扩散，但仍然说：“虽然我病了，我还是渴望投身工作，最后为党做些贡献。”后来乔冠华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顾问，章含之任对外友协常务理事。
为庆祝乔冠华重新工作，1983年元旦那天，章含之特地把乔冠华最亲近的朋友夏衍、冯亦代和郑安娜夫妇以及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吴祖光和新凤霞夫妇等请到家中吃饭。老友相聚，乔冠华十分兴奋，他让章含之打开尘封已久的茅台，端起了久违的酒杯，和大家频频干杯，尽欢而散。他万万没想到，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饮酒了。
病魔猖獗。乔冠华的癌细胞进一步扩散了。这年9月2日，他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
9月21日下午，习仲勋代表中央到医院探望乔冠华，章含之凑近他耳边说：“仲勋同志来看你了，你有什么话要对中央讲，是不是都对仲勋同志说说?”
然而，乔冠华只是笑着对习仲勋说：“谢谢你来看我!”然后侧过头来，轻声对章含之说：“不说了，什么都不用说了。”章含之明白他的意思，一切已迟，生命已到尽头，何必再说。
章含之送走习仲勋，见夏衍急匆匆地拄着拐杖走来，她连忙迎扶着夏衍走进病房。乔冠华见了夏衍，脸上泛出一阵喜悦，他拉住夏衍的手，不等夏衍开口，就清楚地说：“两次，1958年我就说过‘留取丹心照汗青’。1968年，你进去了（指“牛棚”），我没有更多要说，还是这两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段完整的话，成了乔冠华留在人间的最后遗言。他说的“两次”，一次是1958年，他在外交部被错误批判为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另一次就是1976年的冤屈，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83年9月21日晚，是乔冠华生命中度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这天，章含之请司机张凤午从北京饭店买来两块月饼，守候在乔冠华身边。
大约凌晨3点多，乔冠华微微睁开眼睛，张嘴想要说话。章含之为他擦脸，喂他喝了几口水。他示意章含之坐在床头椅子上，拉住她的手，只见嘴唇在动，喉头发出沙哑的声音，但听不清说的什么。
章含之把一块月饼切成两半拿到床前，对他说：“今天是中秋节，我买了月饼，我们分一块，你尝尝。”
乔冠华听懂了，他艰难地微微一笑。
章含之把半块月饼送到乔冠华唇边，他动了一下嘴唇，碰了碰月饼，点头表示他尝过了，又示意让章含之吃。
章含之咬了一口，却难以下咽。
乔冠华用颤抖的手指指章含之，又指指自己，嘴唇不断在颤动。章含之把耳朵凑在他唇边，听到他喉咙里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你……我……十年……”接下去听不清了。乔冠华又用无力的手比划着，章含之明白了他的意思：“你和我，十年了，苦了你，我要说的话，你都明白。”
章含之见乔冠华如此吃力，心都碎了，忙用手巾为他擦汗，猛然发现他眼角滚出两粒晶莹的泪珠，悄悄滴落枕上。
9月22日上午，何英、朱端绶夫妇来看望乔冠华。他俩走后，章含之见乔冠华的神智异常的清醒，内心嘀咕：莫不是回光返照吧?
她对乔冠华说：“你累了，喝点白蛋白吧。”
乔冠华点点头。
章含之小心翼翼地将乔冠华扶起，把他的头搁在自己左臂上，用右手喂他喝白蛋白。
乔冠华接连喝了六七口，突然头一斜，停止了呼吸。章含之赶快找来医生，但终因抢救无效，乔冠华于当天上午10时零3分逝世，终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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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那独有的才气与风度令人折服，尤其是他在开拓新中国外交事业方面，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足迹和骄人的业绩。而他晚年政治生涯中的迭宕起伏却让人唏嘘不已……
荣任新中国首位出席联大会议的代表团团长
1971年10月26日，北京时间中午11时20分，纽约联合国会议大厅表决牌上的电子计票器亮出了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投票结果：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旨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驱逐蒋帮的“两阿提案”！
当晚19时30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乔冠华等外交部有关负责同志开会。周恩来开门见山：“主席本来指示，今年不进联合国。现在怎么办?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再请示主席。”
不少与会者表示，联大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毫无准备，主席经常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还有的说，联合国大会开了一半，去不去无所谓，主要是安理会，一年到头随时要开会，问题多，麻烦大，光是搞清楚那套议事规则，就得花很大功夫。现在尽快选定常驻安理会的代表、副代表和工作人员，集中时间进行准备，过了年再去。周恩来则表示：“马上参加，的确有困难；过两个月再参加，那也说不过去。能不能想出别的办法?”
这时，王海容走进来，说：“主席起床后刚刚看完外交部送去的那些材料。主席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现在就去他那里。”
此时已是晚上9点多了。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满面笑容。周恩来汇报完刚才的讨论情况后说：“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毛泽东朗声笑道：“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说到这里，毛泽东指指乔冠华，“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
毛泽东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在将近3个小时里，他说古论今，滔滔不绝，幽默诙谐：“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毛泽东指着乔冠华，“你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接下来，毛泽东条理分明地谈了这篇发言应包括的内容。他说：“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就是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讲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点历史，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1945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的许多话可以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还要讲些什么，请总理考虑。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做文章就要‘势如破竹’，才能说服人。”
毛泽东还引经据典地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的拿手戏。你们看看《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
毛泽东想得十分周到，他特别提到了乔冠华：“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据此，在周恩来亲自领导和精心安排下，外交部于次日成立了参加联合国工作筹备小组，由乔冠华、熊向晖、唐明照等人组成。接着，由外交部核心组提名，中央批准了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代表团”。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随即将中国代表团名单电告联合国秘书长吴丹。
11月4日晚22时，周恩来召见以乔冠华为团长的出席联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随后，周恩来修改了以毛泽东10月26日指示为基本内容的乔冠华出席联大发言稿，以及乔冠华到达纽约机场的书面讲话稿。两讲话稿毛泽东均批示“同意”。
11月6日，外交部将关于为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送行计划报告呈毛泽东。报告建议：代表团离京时，建议姬鹏飞、李耀文、马文波、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其他同志，有关司负责人，与外交部有关的其他部门负责人送行。毛泽东在8日批示：“规格似宜高一些，今晚可谈一下。”
11月8日晚20时，出席第26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离京的前夜，毛泽东再次约见周恩来以及乔冠华等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并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告诫乔冠华等：“我一向反对下车伊始，哇哩哇啦的人，那样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光想当先生，不愿当学生……今年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 ‘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毛泽东还对乔冠华等说：“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过去我们说以苏联为首，因为它是老大哥，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必要的时候让它牵个头，开会的时候让它当主席。但是它要掌握领导权，搞父子党，父子国，这就完全错误了。美国总是要别的国家听它的，这就是搞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应该被打倒。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最后，毛泽东交代周恩来：“明天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也通知外国使馆，去不去由他们自己决定。”
9日下午，在隆重的欢送仪式中，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离开北京经上海飞往纽约。
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乔冠华等5位中国代表以及英文翻译唐闻生，在联合国礼宾处处长引导下，步入联合国会议大厅，在标有“CHINA”的席位上落座。一瞬间，乔冠华扬眉吐气，胸中涌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自豪感。
随后，各国代表相继走上讲台致欢迎词。原定上午结束的会议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一直持续到傍晚6时许。最后，乔冠华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坛，宣读了毛泽东授意、周恩来审定的讲话稿。
当时路透社报道说：“这篇讲话使许多外交官感到震动。第三世界的代表们热烈鼓掌。美国代表和苏联代表脸色阴沉。”法新社评论称：“乔的严厉的讲话使人毫不怀疑，无论是人民中国进入这个世界组织，还是尼克松总统即将对中国的访问，都不会使北京改变它在重大问题上的政策。”德新社评论称：“在国际讲坛上非常少有的这种坦率和诚实的发言，表明了北京对联合国的政策以及对外政策意图的轮廓，表明了人民中国将使自己成为中小国家的喉舌和支持者。”共同社评论称：“这一展示基本方针的演说，是不折不扣的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它的意义和反应将迅速波及地球上的一切地区。这篇演说阐明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国际政策，坦率地表明了中国的原则性立场，明确地表示了中国作为中小国家的代表对超级大国垄断联合国的局面进行挑战的姿态。”
会场上经久不息的掌声为共同社记者的论断作了最好的注脚。
12月18日晚，在完成了本届联大的使命后，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登上法航班机回国，于22日下午回到北京。当晚20时许，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约见周恩来和乔冠华一行。意趣盎然的毛泽东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对乔冠华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中美联合公报》上的冲锋陷阵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最高领导人经过几天的紧张会谈，访问取得重大成果，成为中美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良好开端。经双方磋商并同意，以中国外长姬鹏飞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为首的班子商量有关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中国副外长乔冠华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双方如何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的问题。
中国政府为尼克松此行做了精心安排，会谈结束后，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尽兴地在北京各处参观游览，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而此时乔冠华和基辛格却留在钓鱼台宾馆，对马上要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进行字斟句酌的研究推敲。这是中美进行各种会谈达成的最后成果，十分重要。
其实公报框架早在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来华为尼克松访华作进一步安排时，双方就已大体商定。但因为这份举世瞩目的经典性文件的一些措辞，乔冠华和基辛格的实质性磋商充满了“火药味”，甚至于闹得不可开交。基辛格和助手温斯顿·洛德“前赴后继”，展开“车轮战”，夤夜重新起草、修改《上海公报》中有争议的章节。乔冠华“守土有职”，谈判桌上“针锋相对”，屡令基辛格大光其火，却又无可奈何。后来，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白宫岁月》里写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表明，中国人什么东西都不会浪费掉的；我在（上海）公报里删掉的那些有争论的话，几乎全部写进他在联合国的初次发言中了。”
事实上，公报中最为棘手、最为困难的问题是对台湾问题的表达。对美方来讲，这个问题在1945年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后发表的《开罗宣言》中早已解决，美方也不否认，但要找出双方均同意的措辞绝非易事。对中方而言，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涉及这个根本原则和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中方当然不能做出原则退让。
乔冠华反复思索着双方的分歧所在：中方表示，北京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前途是中国的内政。而美方则表示，只在公报中声明对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的观点不提出异议，同意做如下表达：“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中国要美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美国的“希望”，而美国却坚持这是美国的“关心”，而且坚持要用“重申”的字眼，表示这是一项具有连续性的义务。中国方面要求美国无条件答应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军，而美国只肯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美国还坚持，要把撤军和解决台湾问题和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为此，乔冠华引用大量国内外文件，指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措辞必须明确，绝不能含混其辞。经过一番番唇枪舌战之后，双方最终提出了各自的措辞。乔冠华提出的措辞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这一措辞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但基辛格却不同意，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与缓和整个亚洲形势联系起来。”乔冠华说：“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撤军。”基辛格也不肯退让，说：“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舆论是绝不会答应的。”实质上美国想在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同时，继续支持台湾当局。
双方谈判一时陷于僵局，挥洒自如的乔冠华这时呷了一口咖啡，说道：“博士，你是出生于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讲，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霎时，紧张的气氛为之一扫，基辛格听后哈哈大笑起来。之后，他对国务院一位工作人员说：“乔冠华这个人很有才华，不好对付。”
谈判进行到2月25日这天时，已是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后的第四天，可双方仍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但尽管时间紧迫，双方却都不急不躁、不紧不慢地继续着。这时乔冠华提出，只要提到撤出全部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国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辛格则说，美国坚持撤军一定要有某种条件，尤其要有和平解决台湾这个问题。双方仍达不成协议，遂商定各自向本国报告并获得相应指示后再行谈判。
当天下午，谈判继续进行。基辛格首先表示：“我们同意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国愿意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而不把这放在一个句子里进行表述。”
乔冠华对基辛格这一说法表示出兴趣，当即机敏地回应说：“我看可不可以做这样的改动：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用‘前提’。这样写，含义似乎更积极些，更显示出双方的意见，而用‘前提’，听上去好像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乔冠华提出用“前景”而不用“前提”的确是绝妙的想法。“前景”只是一种愿望，而“前提”则是一种条件，一词之差生动体现了乔冠华对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巧妙把握。
基辛格当然明白乔冠华的用意，他思索了一下后表示：“这样改动对美国更有利。”
在台湾问题上的艰难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最后，文件定稿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2月25日晚上11时，台湾问题的表述措辞最终形成以下文字：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分歧，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申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到2月26日凌晨两点，公报全部完成，一个历史性的文献即将面世。乔冠华、基辛格两人顿觉如释重负，都想好好地休息一下，至少睡个好觉。
本以为大功告成了，可偏偏天有不测风云。按计划，2月26日上午代表团要去杭州，在飞机起飞前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了刚刚打印好的公报样本。这时未参加讨论的国务院专家们开始逐段逐句地挑毛病，认为公报不够完满。飞机一落杭州机场，国务卿罗杰斯就找到尼克松总统，告知国务院专家们的意见，并附上一份修改清单。
他们挑了15处的毛病，如“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一句，建议把“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建议删去“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句中的“立场”二字，等等。
尼克松原以为大功已经告成，心情十分舒畅，一看那份修改清单，顿时非常生气：本来国内保守派就竭力反对他访华，现在他已批准的公报又被挑刺。身穿睡衣的尼克松在杭州宾馆的下榻处不停地来回走着，并大声说：“我批准了，毛泽东也批准了，我们却要单方面地提出修改……”
基辛格也觉得十分扫兴，说：“全世界都在等着看明天的上海公报呢？”他建议说：“总统，看是不是吃饭时由我再找乔冠华先生谈谈？”
尼克松想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说：“亨利，看来也只能如此了。宴会以后你找乔冠华再谈谈吧。”
基辛格也是一脸无奈，只好把话说在前面：“真是难以启齿啊！如果中国人坚持原来的草案，我们也只得遵守我们的承诺了。”
丰盛的晚宴结束后，时间已是晚上10点20分。基辛格找到刚刚轻松下来的乔冠华。幽默洒脱的乔冠华此时心情颇好，十分客气地对基辛格说：“博士，这时找我有何指教？”
基辛格好不容易把自己琢磨好了的话说了出来：“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的主张，还未达到我们的全部目标；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意思很清楚了，公报还有些问题要商量。
满面笑容的乔冠华顿时感到事情有了变化，于是收敛了笑容，打断基辛格的话：“博士先生，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就直说吧！”
基辛格缓缓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合作，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也做出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乔冠华立刻意识到此话的含意，他直截了当地说：“是不是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有意见，要修改？”
基辛格无奈地点了一下头，说：“是的，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进一步讲了要修改的15处地方。
乔冠华不动声色但却十分严肃地说：“博士先生，贵方的要求的确令人遗憾。中美双方已经走得很近了，而且中国为照顾美方的愿望已经做了很多让步。中方听说尼克松总统批准了公报，昨天晚上，我们的政治局也批准了公报。现在离公报发表还有不到24小时，怎么来得及重新讨论呢？博士先生。”
基辛格不得不和盘托出尼克松总统的为难之处，强调说：“整个的对华主动行动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不论尼克松总统是否由于这个问题而落选，他的继任者都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希望你们认真考虑美方的要求。”这次，基辛格没有了外交语言，讲的倒是实际情况。
乔冠华这时正式表态说：“公报事情重大，我必须请示周总理。”
听了乔冠华的汇报后，周恩来面色严峻，沉思片刻后，说道：“冠华，说说你的看法。”
乔冠华说：“美国人内部看法不一致，又要我们做让步，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多让步了。他们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周恩来用十分缓慢的口吻说道：“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且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意义。我们同意修改，但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重大，要请示主席。”
在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周恩来告知乔冠华说：“主席的批示说，除了台湾问题这一部分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主席还特别强调，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乔冠华立即找到基辛格，表示同意对公报中除台湾部分以外的大多数文字进行修改。
清晨两点，经过“修改”的公报草案完成了，并再次提交双方最高领导人批准。毛泽东接到文本后，仔细研读并与政治局其他同志商量认为可以批准，指出乔冠华较好地成了任务。此时已是第二天凌晨5点。
到上海后，乔冠华和基辛格又花了两个半小时从头到尾检查了新完成的文本，包括文章的标点符号，并做了一些文本上的改动。
至此，对推动国际关系变化至今还有重大意义的《中美联合公报》终于尘埃落定。
蒙受不白之冤期间潜心整理旧作
联合国会议每年在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二召开。而1976年的9月，正值我们党和国家为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举行各种悼念活动，这自然是当时最为紧要的头等大事，因此乔冠华赶不上这年的第31届联大开幕式了。
自从1971年第一次率团进驻联合国以来，乔冠华已经代表中国出席了5次会议，这次是第六次。尽管乔冠华在当时“四人帮”极度嚣张、政治局势较为复杂的情况下已经失意，但是参加联合国会议还是非他莫属。因为他熟悉情况，有国际会议的丰富经验，别人一时无法取代。这一次，他只好等待毛泽东主席追悼会结束再赶去美国参加联大会议。
等乔冠华能够脱开身的时候，已经是9月中旬了。这时他把精力放到了撰写联大发言上。当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字斟句酌地撰写出联大发言报告后，乔冠华却因劳累过度大病了一场。
到联大的发言稿，是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上面两处有“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当时全国上下也都在宣传使用。乔冠华启程前曾经报告党中央，如果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请在10月5日前通知他，以便及时进行修改。
但直到10月4日中央才通知外交部要删除那句话，外交部也于10月5日上午电报通知已在美国的乔冠华修改。大概有人以为乔冠华此时已经来不及修改了，所以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一经宣布，外交部马上组织批判文章，一些人马上贴出大字报，说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把‘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并在联大发言时违抗中央命令，坚决不删“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
而事实上，中国的5日上午，正是美国的4日深夜，乔冠华不仅接到了电报，而且还有充分的时间修改稿子，已把那句话删得一干二净。可是国内的大字报却荒唐地一口咬定乔冠华在联大说了这句话。等乔冠华从联大归来，一个囚禁室已经为他“布置”好了。
此时，外交部贴出了许多揭批“四人帮”的大字报，有的直接点了乔冠华的名，其中一张题为《〈红都女皇〉是怎样出笼的?》的大字报是这样说的：
“……美籍中国作家韩素音也得到了一本《红都女皇》。韩见此书，大吃一惊，在伟大祖国出现蛀虫，泄露了国家重要情报不算，还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作者并声称‘本书承江青本人口述’，使韩更加难以相信。韩立即乘车去中国驻美联络处会见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工作人员把韩引进会客室，说：‘黄华在联合国参加国际贸易会议。’韩立即打电话到联合国会议厅找黄华，说：‘如果有可能的话，请离席，我要告诉你一个骇人听闻的事。’黄华说：‘我立即就来，请你稍等片刻。’黄华把准备发言的讲话给安致远（前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代他发言，然后驱车回联络处见韩素音。黄华急步跨入会客室，韩拿出红色封面的《红都女皇》一书，黄华翻书急阅，大惊失色。稍停片刻，他代表中国人民向韩表示感谢，并说：‘你如果愿意的话，把书借我一阅。’韩表示把这本书送给黄华，便于调查此书，消除国内隐患。黄华送走了韩，发急电给乔冠华外长告知此事，要求外长调查。并说：‘魏特克本人面貌由我澄清，国内事你解决。’但乔一直没有给黄华回音。在黄华再三告急的情况下，乔又敷衍过去了。不久，中国有个代表团访美，黄华亲自接见代表团负责人，并要他把这本书交给乔冠华。代表团回国后，将此书交给乔冠华，并带来黄华一封信。黄华在信中重申了此书利害关系，并要乔一定把此事搞清楚。乔拿此书和章含之研究，章说：‘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因为第一次接见魏特克时，我就在场，了解一些情况。’章思考了半天，说：‘我看这样，这件事等黄华回来，还是由他去搞。毛逝世后，江有可能当主席，我们调查到她头上，不是好惹的。不调查，讲我有欺君之罪，是里通外国。只回他一个电报，说正在调查。’一天，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值班，收到了黄华的加急电报，说：查《红都女皇》一书，作者魏特克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盗窃了许多中国情报，要乔立即回报中央。王海容立即驱车到乔的住处，不动声色地说：‘《红都女皇》一书，你调查得怎样?’乔大惊：她怎么知道了?但乔还是隐藏内心慌张，说：‘调查无头绪，可能涉及中央某些领导人，我正想向中央汇报，正好你来了，我们一起商量吧。’乔顺水推舟地把书交给了王海容。王出了乔的住处，打电话给汪东兴，问毛主席最近忙不忙?我想和毛主席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汪说：‘你来吧!’王带着黄华的电报和《红都女皇》这本书见毛主席。王先拿出书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气得很。随后又拿黄华的电报给毛主席看，主席看了在上面写了‘江青有武则天之志，无武则天之才，有吕后之威，无吕后之德’……”
10月17日乔冠华回到北京，章含之去机场迎接时，心情沉重但开门见山地告诉他：部内贴了许多大字报，已形成打倒他的形势。乔冠华赤诚地说：“打倒‘四人帮’是大事，我个人受点审查不要紧。我们也有错误嘛!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可以打倒‘四人帮’。我三四月份想利用他们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这至少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表现，我应该向中央检查。其他的事都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有人可能要利用现在这形势向中央诬告，我回来就好了。该我检查的错误我会检查的，该说清楚的也会说清楚的。”
可是，事情并不像乔冠华想的那么简单。逮捕“四人帮”时，从王洪文家中抄查出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内容是：
一、党中央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
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
政治局委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迟群、刘湘屏、陈阿大、庄则栋、乔冠华、黄金海、于会泳、浩亮
共青团中央书记：黄帅
二、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洪文
副委员长：马天水、殷承宗、杨春霞、刘长瑜
三、国务院总理：张春桥
副总理：姚文元、谢静宜、王秀珍、陈阿大、马天水、庄则栋、于会泳、黄金海、乔冠华、浩亮、刘湘屏、迟群、刘庆棠
国防部长：王洪文
公安部长：祝家耀
农林部长：徐景贤
财政部长：金祖敏
教育部长：张铁生
文化部长：杨春霞
卫生部长：刘湘屏
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
四、中央军委主席：江青
副主席：王洪文、毛远新、孙玉国
总参谋长：毛远新
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
总后勤部主任：田维新
北京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孙玉国
“组阁”名单上有乔冠华，乔冠华成了“上‘四人帮’贼船的人”，理所当然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
这年11月11日，乔冠华会见蒙古新任驻华大使鲁特·楚龙巴特尔，具体商谈有关递交国书事宜，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几天后，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免去乔冠华外交部长职务，他的外交生涯从此划上了句号。
粉碎“四人帮”半个月后，乔冠华的老友韩素音再次访问中国。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10月22日我申请去中国，大使馆内人人笑逐颜开，所有的阴霾都烟消云散了。”“但我心里仍有一件事放心不下，烦恼不已，这就是乔冠华怎样了?他怎么会迷了心窍，在四月份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示威游行呢?也许他总是被迫的，这种一时的闪失一定可以得到宽恕。”“我到中国，发现乔冠华情况很不妙……”“乔的许多朋友也很难过，‘他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周恩来是乔冠华的保护者，是乔的良师益友，把他从一个新闻工作者培养成外交部长，他怎么能与周的敌人为伍呢?”“也许是因为他害怕再一次遭受1966年至1967年那样的折磨，在从‘四人帮’家抄出的名单上，他榜上有名，计划在张春桥当总理后，让他当副总理。”韩素音也为乔冠华婉惜。
从第31届联大回来之后，乔冠华因“四人帮”的牵连而长期受审查，他和章含之被隔离开来。尽管乔冠华、章含之分别写了上百万字的陈述和申诉，但全都石沉大海，毫无反响。
1977年3月，乔冠华因心肌梗塞复发住进医院，病情稍为稳定，又出院接受审查。不久，乔冠华患了肺癌，此时竟有人要将乔冠华送进牢房，幸亏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对此进行了阻止。同年8月，乔冠华住进北京医院做肺癌切除手术，有关领导又要取消他的“高干医疗待遇”，又是邓小平、王震出面说话才作罢。
1979年2月11日，乔冠华肺癌手术愈后，章含之接他回家养病，隔离了785个日日夜夜的恩爱夫妻这才喜得重逢。乔冠华出院后休养了一段时间，又因病情复发住进北京医院化疗。1980年秋，他再次出院回家疗养，此时外交部送来一个“改正”通知，说：1958年批判乔冠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批错了，撤销当时所给予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可是，他到底是不是“四人帮”的骨干，审查了两年多，还是没有结论。但乔冠华对此泰然处之。
随后，乔冠华着手整理旧作，把他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庆以及建国后写的大量国际评论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并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编成了《乔冠华国际述评集》。这项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一年多。
1982年初，乔冠华肺癌复发，并转移到颈部，病情极为严重。住院后，医生都认为他的生命最多只能维持3至6个月，医院也发出了病危通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和章含之的精心护理，乔冠华肺部的癌变暂时被控制住，9月底他便又出院了。
这年12月27日，乔冠华为自己的那本《国际述评集》写了1000余字的“自序”，交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这本集子直到1984年才问世，他生前未能亲眼看到。
与此同时，乔冠华还把他1971年至1976年的诗作，工工整整抄了一遍，并作了大量的注释，计得诗35首，自己留作纪念。此外，他还口述了自己的身世《童年·少年·青年》，由章含之录音整理，并在他逝世后发表。
一片丹心画上人生终止符
1982年的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乔冠华和章含之。两人详细询问了乔冠华的病情，最后习仲勋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他们还征求乔冠华对工作的意见，说：“外交战线需要你发挥作用，十天半月就可以定了。”
乔冠华听了党中央的决定，非常激动。尽管当时他知道自己癌症已经扩散，但仍然说：“虽然我病了，我还是渴望投身工作，最后为党做些贡献。”后来乔冠华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顾问，章含之任对外友协常务理事。
为庆祝乔冠华重新工作，1983年元旦那天，章含之特地把乔冠华最亲近的朋友夏衍、冯亦代和郑安娜夫妇以及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吴祖光和新凤霞夫妇等请到家中吃饭。老友相聚，乔冠华十分兴奋，他让章含之打开尘封已久的茅台，端起了久违的酒杯，和大家频频干杯，尽欢而散。他万万没想到，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饮酒了。
病魔猖獗。乔冠华的癌细胞进一步扩散了。这年9月2日，他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
9月21日下午，习仲勋代表中央到医院探望乔冠华，章含之凑近他耳边说：“仲勋同志来看你了，你有什么话要对中央讲，是不是都对仲勋同志说说?” 然而，乔冠华只是笑着对习仲勋说：“谢谢你来看我!”然后侧过头来，轻声对章含之说：“不说了，什么都不用说了。”章含之明白他的意思，一切已迟，生命已到尽头，何必再说。
章含之送走习仲勋，见夏衍急匆匆地拄着拐杖走来，她连忙迎扶着夏衍走进病房。乔冠华见了夏衍，脸上泛出一阵喜悦，他拉住夏衍的手，不等夏衍开口，就清楚地说：“两次，1958年我就说过‘留取丹心照汗青’。1968年，你进去了（指“牛棚”），我没有更多要说，还是这两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段完整的话，成了乔冠华留在人间的最后遗言。他说的“两次”，一次是1958年，他在外交部被错误批判为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另一次就是1976年的冤屈，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83年9月21日晚，是乔冠华生命中度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这天，章含之请司机张凤午从北京饭店买来两块月饼，守候在乔冠华身边。
大约凌晨3点多，乔冠华微微睁开眼睛，张嘴想要说话。章含之为他擦脸，喂他喝了几口水。他示意章含之坐在床头椅子上，拉住她的手，只见嘴唇在动，喉头发出沙哑的声音，但听不清说的什么。
章含之把一块月饼切成两半拿到床前，对他说：“今天是中秋节，我买了月饼，我们分一块，你尝尝。”
乔冠华听懂了，他艰难地微微一笑。
章含之把半块月饼送到乔冠华唇边，他动了一下嘴唇，碰了碰月饼，点头表示他尝过了，又示意让章含之吃。
章含之咬了一口，却难以下咽。
乔冠华用颤抖的手指指章含之，又指指自己，嘴唇不断在颤动。章含之把耳朵凑在他唇边，听到他喉咙里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你……我……十年……”接下去听不清了。乔冠华又用无力的手比划着，章含之明白了他的意思：“你和我，十年了，苦了你，我要说的话，你都明白。”
章含之见乔冠华如此吃力，心都碎了，忙用手巾为他擦汗，猛然发现他眼角滚出两粒晶莹的泪珠，悄悄滴落枕上。
9月22日上午，何英、朱端绶夫妇来看望乔冠华。他俩走后，章含之见乔冠华的神智异常的清醒，内心嘀咕：莫不是回光返照吧?
她对乔冠华说：“你累了，喝点白蛋白吧。”
乔冠华点点头。
章含之小心翼翼地将乔冠华扶起，把他的头搁在自己左臂上，用右手喂他喝白蛋白。
乔冠华接连喝了六七口，突然头一斜，停止了呼吸。章含之赶快找来医生，但终因抢救无效，乔冠华于当天上午10时零3分逝世，终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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