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衰退与中国应对

　　曹理达 周慧兰

　　《21世纪》：今年以来，全球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不断增大，引发了各方对衰退的担忧。从欧美主要经济体的表现来看，全球经济离衰退还有多远？

　　张智威：全球经济是否会走向衰退，目前还很难定义。其中最大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在欧洲。欧洲经济的表现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息息相关，尤其对于美国、中国来说，在贸易方面和欧洲的联动性是非常高的。而美国跟欧洲，不仅在进出口方面，在金融等方面的相关度也非常高。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欧洲经济的下行风险是明年全球经济最大的风险。

　　单一国家的衰退是应该比较容易定义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至少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那么就构成了经济衰退。以这个指标来衡量，欧洲经济现在是很危险的，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在零附近波动，这种状况在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持续。但是欧债危机会否恶化或是好转，还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政治上的不确定性非常大，对于预测来说就比较困难。但可以这么说，未来一段时间欧洲进入衰退的可能性不容忽视，这也是目前人们对欧洲的担心多于美国的主要原因。

　　汪涛：次贷危机过去三年了，现在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并不是马上进入下一轮危机的一个状态，而是在危机之后，复苏非常缓慢，因为毕竟美国在危机之后，需要逐渐修复它的资产负债表，这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总体上，我们认为虽然未来美国的情况可能不太好，但仍能实现比较温和的正增长。

　　欧元区现在的债务问题比较严重且越来越恶化，相信最终会找到解决方法，但在政治家们达成协议做最后决定之前，市场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而市场的恶化以及不断的财政紧缩，都制约经济增长。所以，欧元区陷入衰退的风险还是很大的，未来可能会是零增长或零点五个点的增长，非常微弱。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风险仍是来自于外部，下一步出口增长还会继续下滑；国内因为政策调控，需求在减速。但我们认为中国不会出现硬着陆，相对来说仍然会有比较高的增长。

　　因此，全球经济进入衰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欧元区进入衰退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而美国方面，我们认为明年还是会有2%左右的增长，中国则会有8%左右的增长，这两大经济体增长良好的话，全球进入衰退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欧美经济之忧

　　《21世纪》：在本月23日举行的欧洲领导人会议上，欧债危机或将迎来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您如何评价欧债危机的严重程度？假定解决方案奏效，欧盟各国走出危机需要经历怎样的过程？

　　汪涛：首先，我们并不觉得23日的欧盟峰会就能完成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案，可能市场太乐观了。实际上欧元区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阶段性的根本缓解欧元区债务危机问题需要几个步骤，包括：给现在的欧洲稳定机制扩容，使它能够救助一些因主权债务危机陷入困境的银行，可以对像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债务提供担保，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欧洲央行要在市场上持续注入大量流动性，缓解恐慌情绪；允许希腊主权债务有序重组，希腊不可能靠自身的紧缩走出债务危机，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重组，这意味着原来的债务负担可能要部分被债权人豁免。

　　现在每个环节和步骤都还在协商谈判当中，大的方向逐渐明朗，但具体细节怎么敲定、怎么实现，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此，寄希望于一个周末的峰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能性不大。

　　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是决定世界经济能否持续现在这样的增长的一个最大的风险，我们的判断是在将来3-6个月之内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包括允许希腊债务重组，给银行注资，实现欧洲稳定机制的扩容等。这是一个实质性的缓解，之后欧元区的债务问题还需要修复资产负债表、紧缩财政，同时找到经济增长的亮点，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回归常态。

　　张智威：欧债危机的根源是欧盟制度建设上的问题。欧元区是一个货币联盟，但不是一个财政联盟。当一个成员国出了问题时，需要其他成员国来提供财力来支持，而欧元区恰恰缺乏这一制度。欧债危机的解决方案能否奏效，关键在于能否推动根本制度进行完善。欧洲走出危机的过程，也是制度改革的过程。

　　随着欧债危机的恶化，目前投资者对于希腊等国已经比较失望，希腊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已经非常高了，投资者的目标已经转向了意大利等国。当原有制度中存在缺陷，同时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比较大，很多投资者就会发现缺陷，通过资产价格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们对制度缺陷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会倒逼体制、机制进行改善。现在欧洲各国的领导者正在推动机制的革新。但由于欧盟有诸多成员国，各国又是民主国家，仅就EFSF（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扩容的问题，就需要各个成员国进行讨论、投票表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当然不能因此否认欧盟制度的优越性，毕竟这样的机制保障了各成员国的话语权。

　　上一轮危机之后，企业和个人都在去杠杆化，那么政府就必须站出来花钱，来填补需求不足的空缺。但这种做法不能长久，现在政府又受到新一轮的压力，财政政策面临两难，一方面需要刺激经济，另一方面要降低债务风险。救助欧元区的确需要很大的资产，IMF这边是有资产的，中国等金砖五国已经提出来可以继续注资，所以资金并不是问题。解决欧债危机的关键是突破政治上的限制，让欧盟各国通过财政支援来渡过难关。

　　《21世纪》：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已逾3年，有观点认为，美国解决次贷危机的本质，是用政府债务掩盖私人债务。您如何评价美国救市政策的效果？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近日表示，美联储有可能会通过上调基准利率的方式来打破资产泡沫，这对未来的美国经济政策会有何影响？

　　汪涛：危机有最严重的阶段，有慢慢复苏的阶段，现在我们正进入慢慢复苏的阶段。美国当时力挽狂澜就是让政府承接私人部门和银行的债务。这些措施保全了美国的金融体系不至于崩溃，经济也开始复苏。我认为当时危机的政策应对还是比较合适的。

　　伯南克应该只是从假设角度来说的，现在美国并没有面临泡沫，只是从理论上说。现在所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令很多人担心说以后会不会有泡沫，所以他才说美联储有可能会通过上调基准利率的方式来打破资产泡沫。这都是后话，伯南克和美联储早在几个月前就表示，他们预测到2013年中期之前都不会动利率政策。现在大家讨论的仍然是如何支持经济增长，以及会不会出现第三轮量化宽松，而不是加息。

　　张智威：美国对于有毒资产的处理，分为存量和流量两方面。首先要对存量进行处理，用政府财政的钱为金融机构和个人的坏账埋单，同时流量也要控制，减少新的不良资产的产生。这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解决金融危机的手段，我认为这是无可非议的。次贷危机产生了庞大的有毒资产，存量和流量的问题都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掉，需要一个不断改善的过程。目前我们看到，美国对新生衍生工具的管控比危机前严格多了，流量方面就会好转。而存量方面只能慢慢消化。如果美国经济一直能够保持增长，盘子做大了，以前的存量问题相对来说就会变小，就会容易解决一些。

　　目前美国自身的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很强的，企业界的活力很高，所以解决次贷危机只是时间问题。明年美国那边的经济增长表现还是可以的，如果欧洲不出现大危机，美国经济的正增长应该是大概率事件。现在美国的主要问题是增长不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同时失业人口的社会救济不足，因此如果美国的高失业率保持较长时间的话，社会容忍度就会降低，矛盾和冲突就会增多。明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贸易保护主义会重新抬头，针对中国的议题也会增多，这方面的风险我们要密切关注。

　　金融体系改革之困

　　《21世纪》：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日前通过新规则，加强对系统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体系的深刻改革似乎并未发生，原因是什么？

　　张智威：在次贷危机之后，对于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资本充足率、跨国监管等议题的讨论一直在继续，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也在进行中。但是改革的进程可能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快，因为其中涉及的问题确实很多、很复杂。各国的金融体系有自身的特性，各国政府想要推行的改革目标是有差别的，很难达成一致的改革目标。同时，很多金融机构是在全球运作的，对跨国监管提出了挑战。尽管有些国际机构有一定的监管能力，但是他们行使监管要受到很多主权国家的限制，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都在推动金融体系的改革，但是过程将会比较漫长，在经济不景气、失业率较高的情况下，“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生也是可以理解的。

　　汪涛：我们正处在危机后期的复苏阶段，金融体系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如巴赛尔Ⅲ的协定，还有各国法案都在出台。什么叫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我们总是喜欢用很大的词语，好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体系分明的所谓国际金融体系摆在那儿；而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各国金融体系在一起的一个结果，每个国家都出台了自己的一些法案，包括英国、美国、欧洲等，中国国内也在争论、辩论的过程当中。在经济复苏阶段，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就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因为目前各国领导人应对的要务还是如何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走出危机。

　　至于货币政策，可能从欧美的角度来说未来的空间是变小了，尤其是美国已经做到极致了，基本上接近零利率，量化宽松政策也实施了两轮，货币政策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接下

　　来要靠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但其它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国家，它们的情况不太一样，它们的货币政策余地是比较大的。经历了这么大的危机，要恢复，最重要的是时间，不是马上有一点政策就可以平安无事、恢复正常的。

　　《21世纪》：有学者认为人们关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倒闭，对金融混业及银行自营业务的扩张不断担心，其实隐含着小国家办大金融时代的逐步终结。您怎么看？

　　汪涛：像瑞士、荷兰，包括英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世界或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现在全球金融系统需要一个全球性的监管协调。不单是小国，其实大国的银行活动也是全球性的，靠一个国家来支撑或监管，也是不够的。所以，如何实现跨境监管、建立稳定全球的机制，确实是巴赛尔协定和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在关注的问题。

　　中国应对之策

　　《21世纪》：相较2008年，新一轮经济衰退将会有怎样的规模、持续时间和表现形式？全球走出衰退的根本路径是什么？

　　张智威：相对于2008年来说，现在的情况要好一些。次贷危机爆发时，大规模的金融机构的倒台是人们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得非常快，有毒资产规模非常大，对于危机的认识、各国政府之间的协调都措手不及，所以在短时间内很难解决。

　　但现在我们是要好一些，人们已经预见到了风险，吸取了2008年的经验教训，很多的金融机构都做好了准备，从风险评估和管理来看比上次要好很多。而和2008年相比，大型金融机构出现倒台的风险还是要小一些，目前主要是主权债务的风险，主权债务问题最后还是要用公众的钱来解决，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决定，这和上一轮危机的解决方法是很不同的。

　　未来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要比次贷危机之前低，这可能成为常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回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中国经济有自身的问题，增速也在下滑，中国加上发达国家，已经构成全球经济的绝大比重，所以明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会继续下滑。我们预测，中国今年四季度的GDP增速为8.6%，今年全年为9.2%，明年的GDP增速将为8.6%。

　　对于各国来说，想要走出衰退，必须要进行改革。危机也是机会，在经济好的时候，制度革新往往被忽略或推迟，而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压力就会成为倒逼改革的动力。

　　《21世纪》：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形势下，中国经济将面临哪些新旧挑战？宏观政策是否需要进行预调？

　　张智威：过去十年中，由于“入世”及之前一系列重大改革的作用，中国长时间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享受了改革红利。但现在改革红利在逐步消退，从进出口数据上面可以反映出来。如果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推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就会持续。如果不改革，解决危机就只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公共投资来拉动增长，二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增加关税，把工作机会留在本国，这两种方法都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释放经济活力。比如政府去年提出的“新36条”，在一些行业取消投资壁垒，给民间和外国投资者提供准入机制。再如大力发展服务业，目前我国的服务业生产效率比较低的，服务业开放水平可能也不高，政策可以有很大的改革空间。此外，资源税、环境税等方面的改革也在推进中，有利于理顺要素价格机制。

　　从宏观政策方面看，最近数据显示内需还是很强的，同时通胀还是处于高位，加上前期的信贷投放规模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政策还是静观其变，不宜有较大的转向。同时，要密切关注一些高危行业和企业，要找到整个经济体里面杠杆率最高的行业和企业，对它们进行比较有效的监控，关注其风险的动向，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汪涛：这需要从长期和短期来看：短期来看，明年或下半年几个季度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外需大幅度下滑，国内投资也逐渐减速；中长期来看，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经济发展不平衡，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及和房地产相关的投资。很多人认为地方债务可能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我觉得地方债务本身反映了地方和中央财政体制的一些问题、地方大搞建设的投资冲动和整个经济太过依赖于房地产等问题，但它只是表现在这一方面，地方债务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风险点。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其实就是服务业中的一种，服务业是可以支撑就业增长的，应该说随着一个国家越来越富有，它的经济增长发生变化，服务业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服务业一般不是投资密集型产业，所以在服务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经济可能无法实现每年10%以上的增长，但就业相对来说却是不错的。另外，发展服务业，需要改变我们之前那种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我们比较习惯也比较擅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果想发展一个行业，投很多钱下去就能发展，不管是做房地产还是建钢铁厂，都可以做到；但服务业尤其是文化产业，更多的是依靠社会，社会有需求，企业自然就会去发展，个人的需求和偏好是不太一样的，很难由国家说你应该向这个文化发展还是那个文化发展。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更多地放开市场、放开准入，允许服务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