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投资基金法释义:深圳只相信权势和成功者吗?

金钱与效率至上的“深圳模式”坑了谁?

近日,当记者询问深圳市教育局某负责人有关“深圳立法探索15年义务教育”的问题时,这位负责人表示不知情,并对这种提法感到奇怪。再前些日子,深圳市发生了某公务员虐打自己的农民父亲的事情,人们被要求进行反思。

其实,不必对那位负责人的“奇怪”感到奇怪,也不必对那位公务员的“坑爹”行为进行反思,因为他们都是金钱与效率至上的“深圳模式”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思维与行为与“深圳模式”是一致的。

“深圳模式”是什么?从深圳以下的流行口号中,就可见其大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追求卓越,祟尚成功”......

“深圳模式”基本上是遵循了边沁的功利主义,结合了以“自我”为核心的个人至上主义。边沁的功利主义打着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就是说使功利最大化的旗号,不问过程,只看结果。不顾质量,只算数量。只重有用,满足人们的物质和金钱欲望,不考虑事物的价值以及提升人的人格。一句话:只重效率,舍弃公正。

在经济上,功利主义以市场化和个人竞争的形式出现,在“做大蛋糕”方面是有效的,然而在“分蛋糕”上,它造成了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个人和社会道德快速滑坡两大致命的问题。

在功利主义社会里,无疑个人的成功是会得到奖赏,并籍此有权享用他们设法凭自己的才智和努力而获得的东西,而失败者就不能。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共同体》一书中,对这种精英思想作了以下一针见血的剖析:功绩(成功)而且只有功绩(成功)才必须得到奖赏的这种理念,轻易地被加工成了一个自我陶醉的通行证,通过它,有权势的人和成功者能够获得社会资源中的大量好处。这个对所有人才开放的社会很快就变成了这样的社会,在其中,展现特殊能力的失败,足以成为把这些人置于一种屈服式生活境地的充分理由......“有权势的人和成功者”不会轻易地放弃精英阶级的世界观,而且要将这一世界观变成公共美德的准则,拒绝接受共享的集体原则。

深圳教育局这位负责人和这位公务员,无疑就是这种“有权势的人和成功者”。有这样一种说法,你仇官仇富,只是因为你是一个失败者,而一旦你成功了,立马你就会义无反顾地站着他们的队伍中。

而市场化的观念,已深深地在人们心中扎下根,形成了惯势思维,并强烈地影响了人们对一些事情的判断。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共同体主义代表人物桑德尔在清华大学就“公正”问题进行演讲,在演讲中,他做了一个小实验,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在一个暴风雪天,商店店主预计到很多人需要铲雪铁锹,于是他把价格从15美元提升到20美元。桑德尔教授问台下的学生认为这种行为公正和可以接受吗?结果90%的学生举手赞成这种行为。而桑德尔教授告诉他们,在加拿大、德国、瑞士等地的学生调查中,有82%不赞成这种行为,认为不公正,不可接受。教授还开玩笑地笑,他相信,在中国这种事情没有什么问题。

桑德尔演讲并没有同步翻译,能来这里听演讲的清华学子们,在咱们一般人眼里,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以市场的供需原理来评价这件事,可见市场的魔力有多大!这或许也与他们自小就习惯的“分数为王”的没有价值判断训练的应试教育有关。

“小悦悦事件”和“公务员虐打老爹事件”后,咱们的政府和官员要求民众进行反思,其实首先最应该反思的恰恰是政府和官员,面对道德滑坡,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政府可以做些什么?

深圳的社会与经济模式走的是个人主义和金钱和效率至上的路径,而另一方面又想只依靠宣传和教育去倡导关爱、团结、奉献的精神,这种背离的情况,在当下没有与社会和经济相配套的超越“自我”的精神信仰和人们自律、责任意识普遍缺乏启蒙的现实下,也就是说缺少了有效的“利我”与“利他”的润滑油和中和剂的情况下,虽然说有宣传和教育总比没有好,但所能达到的效果之微,可想而知。

咱们老是说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顾名思义,很简单,就是社会主义?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连篇累犊,引经据典,几千字,几万字甚至几十万字地来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最后,还是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我们何不去繁就简,就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定义为社会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所应有的合作、互助、共同富裕精神,并在政策制定和施政上体现出来,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公共事业领域内充分地体现出这种精神。因为合作、互助、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而且必然地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法理依据。

咱们的思想解放从一个精神桎梏的牢笼走出来了,却又走进一个物质桎梏的牢笼。当我们的物质穷得口中只有理想时,我们需要一场思想解放。当我们的精神穷得眼里只有金钱时,我们不也需要一场思想解放吗?一场从物质的必然王国走向精神的自由王国的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