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媛直播:中国崛起更需摈弃“酱缸文化”

 

　                                  “文化热”中，重温柏杨

　　
　柏杨生前清醒的时候已对自己的后事进行了安排，他希望自己的骨灰能撒回绿岛。绿岛曾是柏杨坐牢的地方。他最重要的作品《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史纲》就是在绿岛监狱中完成。生于1920年，原本生日不详的他，索性将自己入狱的3月7日定为了自己的生日。也许，正是9年又26天的牢狱之灾，成就了犀利、不驯的柏杨，也成就了千百万读者的幸运。

　　2007年6月，在柏杨宣布封笔后，柏杨夫妇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还表示虽然不再卖文为生，仍会继续写作。如今只余唏嘘。本报特推出本专题，作为对他的纪念。

　　中国人讲仁义说道德的嗓门是天下嗓门中最高的，聪明才智和判断力，只要碰到那块保留地，就立刻糊涂成一罐糨糊，什么原则，什么逻辑，都会女大十八变。——柏杨

    中国崛起更需摈弃"酱缸文化"

　　在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情况下，更应该看一看我们的“文化”是否已摆脱“酱缸”。因为一个强壮但骄横自大、没有谦卑精神、缺乏自我反省的人，对人对己，都未见是好事。所以，现在比三十年前更有认真读柏杨的必要。


　　上世纪80年代，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在华人世界激起了轩然大波，自然也冲进了国门初启的中国大陆。此时，“文革”结束不久，从思想界到普通民众，都在反思这场巨大的浩劫为何会持续十年之久，为何几乎全民陷入那种疯狂之中。人们从反思政治、经济、体制起，进而反思思想和文化因素。由此，形成了80年代的“文化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国民性都作了严肃认真的思考和严厉激烈的批判。

　　然而，承担这种文化、传统反思批判重任的，其实大都是学术刚刚起步的中、青年学人。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代人的学养明显不够，学力确实不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传入大陆，引起强烈反响。他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作了深刻、尖锐的解剖与批判，语言犀利尖刻，但后面却有深厚的学术背景为支持，稍后引进的他的《中国人史纲》证明了此点。此时台海两岸暌隔已久，经济、政治、社会制度迥异，文化氛围也非常不同，从日常生活到书面语言，甚至许多词汇已经不同，双方接触之初，均有“隔”的感觉，曾经造成不少误解、笑话。然而，读柏杨的书不仅没有任何阅读障碍、理解困难，没有“隔”的感觉，反而都能感到他的尖锐深刻、痛快淋漓，感到他“说的就是我们”！因此，他的著作才能在大陆一纸风行，洛阳纸贵。这也说明，他对中国文化、中国人国民性的分析超越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层次，确实深入到了两岸、甚至世界华人灵魂深入共同的“深层结构”。

　　“文化酱缸”是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名比喻，人们往往因此将他作为“全盘”“激烈”反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的观点并非如此简单。他认为，所谓“文化酱缸”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开始沉淀，使水不能流，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因此他对中国传统典章制度、文化艺术的许多创造与辉煌都有客观的分析、评价和肯定，认为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到明代，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也就是说，他认为明代以前中国文化并非“酱缸文化”。他指出，文字狱与八股文是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酱缸”的两个工具。文字狱是外在的威吓，而八股文是内在的引诱，将读书人拖拉进官场，并且做官成为人生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而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人性尊严在封建官场中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柏杨先生不是“学院”内的学者，能写出种种洞察人性、洞察历史的巨著，不能不说与他的特殊经历大有关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尚未“解严”时期，他曾受十年无妄之灾，几乎被枪决，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个“看过地狱回来的人”。老黑格尔曾经说过：同一句话，从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口中说出和饱经风霜的老人口中说出，涵义大不一样。那么，对更加丰富万端的人类历史、人性的善恶丑美，不同人、不同经历者的叙事，涵义则更不一样。长期艰难的狱中生活磨炼，使他对历史上各种制度的优劣、政策的得失、社会的兴衰、人心的向背、人性的善恶有着超出常人的洞察力。因此，他的洞见，恰是许多高头讲章式的“学术著作”所缺乏的。

　　柏杨先生著作刚刚引进大陆的时候，我们的改革开放起步不久，也是我们刚刚“睁眼看世界”的时候，无人不为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方方面面的巨大差距所震惊。柏杨先生的著作，当时是力促我们深深自省的警世之音。近三十年过去，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令世人瞠目，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已不是中国能否“崛起”，而是中国如何“崛起”、“崛起”后对世界会有何种影响的问题，“中国的崛起”，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在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情况下，一种虚骄之气勃然兴起：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有人说五百年来一直是西方制定世界规则、现在是中国为世界制定规则的时候了，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救世界、为万世开太平……这时，其实更应该看一看国民性素质究竟提高了多少，我们的“文化”是否已摆脱“酱缸”。因为一个强壮但骄横自大、没有谦卑精神、缺乏自我反省的人，对人对己，都未见是好事。所以，现在比三十年前更有认真读柏杨的必要。
　　柏杨夫妇20多年老朋友，“柏杨研究中心”总干事周明：“他犀利地揭露中国人的劣根性，我觉得那是恨铁不成钢”


　　“我29日上午10时多接到了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的电话，告诉了我柏老去世的消息。他是在昏睡中离开的，并没留下什么遗言。”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柏杨研究中心总干事周明先生在电话专访中感伤地告诉记者。因为与柏杨夫妇私交甚好，几天来各地的记者几乎打爆了周明的手机，他在电话中的声音也变得沙哑。周明告诉记者，在记者拨通电话前的半个小时，他刚刚又跟台北的张香华女士通了电话，张香华告诉周明，初步拟定柏老的追思礼拜会在5月14日下午3时举行。

　　2006年12月，周明等三人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专程前往台北柏杨寓所接受了柏杨先生、张香华女士捐赠的文物文献资料11745件。在此基础上，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了“柏杨研究中心”。

　　“我病好了还想回大陆”

　　讲起2006年12月在柏杨台北寓所与老先生的诀别，周明感慨万千。

　　2006年，柏老的身体状况已经变差，频繁进出医院。柏杨夫妇萌生了捐赠自己文献资料的想法，中国现代文学馆也及时做了接洽工作。当时，台湾岛内有反对捐献的声音，柏杨一概不予理睬，他表示，选择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自己的根在大陆。当年12月，周明一行人，在柏杨老先生家中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了收藏事宜。周明在致辞中表示，虽然这批资料今后会收藏在北京，但却是两岸三地可共同分享的精神财富。

　　“到要离开台北的那天，我到柏老府上辞行。那天下着大雨。我还开玩笑跟开门的张香华女士说，这真应了《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首歌了。”回忆起辞行当天的情形，周明历历在目：“柏老躺在床上，我走过去俯身告诉他，‘柏老，我明天就回北京了，我还会再来看您的。’柏杨挣扎着要起身送我，张香华劝他不要起身了，他仍然坚持，只好扶他到轮椅上，一路送到门口。临别，他说最近有人指责我，可我不动摇。大陆人多来台湾走走，台湾人也应该多到大陆看看，来往多了就会多一些了解，情况就会变得更好。最后，他说，‘我病好了还想回大陆’。说话当时，他的眼睛湿润了，可能当时他已经感到没有机会了吧。”

　　周明在门口，目送张香华推着柏杨朝另一个方向的卧室走去，突然，柏杨转过身看着他，向他挥了挥右手告别。“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这是柏老在我脑海里留下的最后一幕。”

　　1988年，时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的周明在香港参加亚洲作家会议时认识张香华女士。1988年10月，柏杨夫妇第一次回大陆探亲，柏杨在上海、北京、河南辉县老家、西安都做了停留，周明全程陪同，也因此成就了他们之间二十多年的友谊。周明觉得柏杨话语幽默，为人温和、善良，重情重义。

　　“他有骨气，有锋芒，另外一面是平和、善良”

　　广州日报记者：1988年时，柏杨先生在河南辉县的老家还有亲人吗？

　　周明：他第一位妻子艾绍荷当时还在，大女儿冬冬也在辉县一所中学当老师。还有其他一些亲戚。

　　广州日报记者：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周明：当时，我陪着柏杨夫妇在北京参观了几天，长城、故宫都去了，柏杨一直在感慨大陆变化很大。后来，他就对我说，想回河南辉县的老家看看，主要想去看看艾绍荷和女儿冬冬（长女郭素萍）。幽默地笑说就不要张香华去了，原配夫人还在，打架怎么办？柏杨让我送他去北京火车站，说女儿冬冬会在郑州接他，而让我留在北京陪张香华玩。

　　广州日报记者：上世纪80年代，柏杨在内地就拥有了不少拥趸吧，那时国人比较熟知他的《丑陋的中国人》。

　　周明：他的文章犀利，可人很温和。当时，在西安的一些书店，搞了签售活动。大批市民排长队等待柏杨签名。后来看时间不够了，还有很多读者没拿到签名，他就告诉工作人员，让读者们写下通讯地址，夹在书里，他回酒店以后签完再寄还给大家。当天晚上，我陪着柏老，一直看他一本一本签完一大摞的书，第二天又按地址给读者寄回。他在《丑陋的中国人》中犀利地揭露中国人的劣根性，我觉得那是恨铁不成钢。在生活中，他对每一个人都很谦和，很尊重。

　　广州日报记者：柏老在您心目中是怎样的人？

　　周明：这两天一直有记者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柏老是中国的杰出作家，他的作品在海峡两岸甚至在全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虽然他人离开了我们，可是他的作品永存，他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从与他相处的点点滴滴，我觉得他有很动人的人格力量、有骨气、有锋芒，另外一面是平和、善良。

　　记者吴波追忆对柏杨“最后的采访”——

　　视频里，他说想写辛亥革命后的历史

　　由于身体原因，柏杨先生自2006年年底就宣布封笔。2007年6月，因新书《柏杨曰》在大陆发行，柏杨破例通过MSN视频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接通视频后，记者看见柏杨坐在轮椅上，由保姆推着。这位“十年小说、十年坐牢、十年杂文、十年著史”的传奇作家，戴着鸭舌帽，人显得清瘦但精神不错。由于听力下降，对话需要夫人张香华来协助。当时已是88岁的柏杨表示：写了几千万字的东西，真的该退休了，但“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如身体允许，我还想把史书中没有完成的辛亥革命到解放时期的历史完成。”

　　完成采访后，我的专题报道《柏杨：我只说人话》刊登在了2007年6月17日的博阅版上。张香华女士通过电话转达了柏老的谢意。2007年年底，我在北京河北大酒店与张香华女士见了一面，谈到柏杨先生的身体状况，她表示并不乐观。虽然我心里对柏老的离去有一定心理准备，但当我4月29日突然得知他仙逝的噩耗，仍然怅然不已。他未能动笔的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看来会是国人永远的遗憾了。
　　妻子张香华眼里的柏杨："博爱到滥情的人"


　　邻居说他怀有很深的爱，却是个敏感的人；妻子喊他虎、女儿说他是慈爱普通的老父亲。在亲友眼里，柏杨是位言谈时时闪现灵光的睿智老人。

　　邻居：“郭伯伯是非常敏感的人”

　　刘季伦是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柏杨的邻居。他也是在接受关于柏杨的采访时台湾知识界人士中，唯一不称柏杨或柏老的人——因为柏杨是他的郭伯伯（柏杨本名郭衣洞）。

　　当年看柏杨的小说和杂文时，刘季伦还是一名大学生，他通过柏杨作品，看到“郭伯伯是非常敏感的人”、“受了很重伤的人”。刘季伦记得当时郭伯伯看了一部电影《苏丝黄的世界》，苏丝黄是名妓女，她贫穷、卑微，生活在社会底层。她有一句台词是：“我是个处女，我爸爸是百万富翁”，电影院的观众看到这里全都笑了，“而柏杨看到这里却感到非常沉痛，他用文字把非常难过的事点出来。我看到这里，看到的是郭伯伯的痛和他的同情心。”

　　“我觉得郭伯伯在这里与鲁迅相似。俄国歌剧团来中国演出，中国观众没有看到别的，只看到了接吻。这使得鲁迅有了‘沙漠在这里，恐怖的……比沙漠更可怕的人在这里’的感受。”

　　女儿：“他的爱都是闷在心里”

　　崔渝生出生于1945年，1986年在她41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自己的生父还活着，并且正在找她。那时大陆和台湾还没有开通香港的航线，柏杨安排在香港见面。下了火车，她和先生四处张望，看到一位个子高高的老人也在张望，旁边站着位优雅的女性。“那是香华阿姨，陪父亲接我们来了，我看老人很像父亲寄来的照片。就走上前去，喊了一声‘爸爸’，爸爸说‘你是毛毛！’就一下子把我搂在怀里。那时我已经41岁了，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拥抱，无比温暖。”在香港的四天里，一家人一直待在宾馆，柏杨不停地询问这些年她们是怎么过来的，“父亲一直在屋里踱来踱去，说：‘你们受罪了’，还不停地请我们原谅。”

　　在香港时，一到过马路，柏杨就一手牵着一位女儿，“以前都是我牵着孩子，现在是被父亲牵着。”在一次次近距离地接触父亲后，她说：“父亲确确实实非常爱我，他的爱，不像他的文章那样善于表达，都是闷在心里。”

　　妻子：他是心太软的老人

　　柏杨有次对好友周明说：“我这辈子最伟大的一件事，就是娶了张香华。”1978年2月4日，柏杨与女诗人张香华结婚。

　　张香华曾向周明讲起她和柏杨结婚之初的一件事，那时两岸尚未经香港通邮，她发现桌上有封信，是从大陆通过美国转往台湾的，给她的印象是大陆有位姑娘在通过柏杨找亲人。因为没看明白，她就问那信是怎么回事。

　　柏杨一惊：你看我信了？你真看了？

　　张香华如实相告：我看了没看懂。

　　柏杨说，那是我大陆的女儿在找我。

　　当时张香华心里暗想，有女儿，那就还有妈妈了？于是打趣地问柏杨：你不嫌累啊，你都结四次婚了，但愿你不要再娶第五个啊。

　　谁知柏杨严肃地看着她说：你就是第五个。

　　张香华评价柏杨是个“博爱到滥情的人”，这位心太软的老人，对世间一切充满着同情。


　　柏杨代表作《中国人史纲》内地出版策划人尚红科：他写活了历史

　　听说柏杨去世的消息，策划出版柏杨先生多部作品的汉唐阳光公司总经理尚红科深感震惊：“柏杨先生的作品《中国人史纲》我们上周刚刚续签，没想到先生去得这么突然。”

　　谈到《中国人史纲》一书在内地出版的过程，尚红科很是感慨：“他的《丑陋的中国人》影响了很多人。2005年，我们刚好策划出一批历史类图书，也是机缘巧合，认识了柏杨著作在内地的经纪人。当时选了4本书，有3本都是柏杨狱中所写的作品。首推《中国人史纲》。很快掀起了一股阅读柏杨的新热潮。”

　　尚红科说：“好读的通史太少了，《中国人史纲》却是个例外。也许是因为书在狱中写成，很有激情，而且解读历史的角度跟一般人很不一样。柏杨把中国历史写活了。他让我们告别了过去通史的枯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