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茶扑蝶钢琴曲:30年前 “拨乱反正”如何拉开帷幕（薛庆超）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按照“两个凡是”，当时两个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

1977年初，人们从粉碎“四人帮”后的兴奋之中渐渐冷静下来，热烈地期盼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能够拨乱反正，拿出治国大纲，迅速扭转形势。国家百废待举，究竟什么是扭转形势的根本枢纽，不仅群众不明白，党亦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中。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这在当时看来似乎是继承毛主席遗志的理所当然的方针，实际上却是拨乱反正的障碍。

肖劲光在回忆录续集中，回顾了“两个凡是”提出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普遍看法：

按照“两个凡是”，当时两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一个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对此我是不赞成的，我和陈云同志也谈过。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邓小平同志1975年整顿是正确的，工作有魄力、有成绩，应尽早恢复工作。而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有些事情是错误的，不能以为凡是毛主席说过的事就一成不变。对天安门事件，我们老同志也有所议论，认为不能说是“反革命事件”。大家在一起议一议，谈一谈，感到大多数老同志的心都是相通的，所见也基本相同，思想上也越来越感到这两件事的解决势在必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陈云同志决定向中央上书，直言自己的意见，我们这些老同志自然十分赞同，又十分高兴，因为陈云同志德高望重，推举陈云同志挑头，代表大家向中央陈述这些意见，也正是这段时间大家在酝酿之中的事情。

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夕，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了，王震同志打电话邀我去商量要事。同去的还有王铮、耿飚等同志，大家在一起议论的中心议题还是那两件事。过了一会儿，陈云同志也来了，陈云同志发表了意见，大意是说中央工作会议要召开了，他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准备在会上作个书面发言。他对坐在旁边的我说：“请劲光同志给大家念念吧。”这篇书面发言，主要内容就是现在收集在《陈云文选》第三卷中的《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

陈云旗帜鲜明的书面发言，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并部署了当年的工作任务。华国锋在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沿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等。

会上，陈云、王震等老同志抵制华国锋的错误，郑重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陈云于3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发言中指出：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1)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2)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3)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4)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旗帜鲜明的书面发言，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反映了与会同志的共同心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但是，由于华国锋仍旧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陈云这个深受与会同志拥护的书面发言却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但是，对华国锋坚持的“继续批邓”、“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意见，由于陈云、王震、肖劲光等同志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意见，而引起了与会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们坚持原则的斗争，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赞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尽管还没有实现解决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这两件大事，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将这两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改变了一家之言的局面，毕竟是进了一大步。

马、恩、列、斯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和各项工作中，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还没有恢复工作的时候，就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

1977年上半年，邓小平在武汉期间的一次谈话中，更加鲜明地表示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决不退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气魄。据当时任武汉军区政治委员的王平回忆：小平同志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讲了许多问题，使我们茅塞顿开。其中他谈到华国锋同志1977年初提出的“两个凡是”。他说“两个凡是”是不对的，是违背毛主席的《实践论》和实事求是原则的。小平同志讲，毛主席一旦觉察到自己有错误，是能够改正的。在历史上，毛主席也多次作过自我批评。因此，不能说凡是毛主席说错了、做错了的也不能改。他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

此后，叶剑英、邓小平、陈云、聂荣臻、徐向前和一大批老同志，亲自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重要文章中强调指出：“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在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在这些老同志的带动下，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大规模的拨乱反正。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为干部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和解放干部制造了舆论，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方面，打开了新局面。

“现在我的身体还好，‘零件’都还健全，还可以做几年工作。”

在粉碎“四人帮”9个月以后，经过叶剑英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反复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全会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并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

全会完全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全会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感谢全会的信任。粉碎‘四人帮’，我实在高兴。我现在73岁了，想再活20年到30年，但自然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外国通讯社讲我74岁，给我加了1岁，实际是73岁。现在我的身体还好，‘零件’都还健全，还可以做几年工作。”

“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0人，代表着全党3500多万党员。根据大会的议程，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叶剑英作了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报告。

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左”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甚至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等等。因而中共十一大未能完成从理论上和党的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恢复高考成了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十年内乱”是从教育界打开缺口，导致“天下大乱”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也是以教育界为“突破口”，率先突破，带动全局的。而这个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效果的“突破点”，便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推荐上大学”制度，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行之有效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

邓小平于1977年7月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重要职务，一恢复工作，就自告奋勇抓科教。

7月19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他复出后抓的第一件大事。他说，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才华的教学人员参加座谈会，而且这些人与“四人帮”没有牵连。

邓小平指出：高中毕业生是否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在中学、小学时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劳动，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要坚持考试，尤其是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要有鲜明的态度。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分别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和全国部分著名大学与科学教育第一线的知名专家学者吴文俊、马大猷、钱人元、邹承鲁、沈克琦、唐敖庆、杨石先、王大珩、严东生、黄家驷、苏步青、查全性等老中青科教工作者33人，座谈会由邓小平主持。

8月4日会议开始时，邓小平说：“召开这次科学和教育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搞得更好些更快些，教育怎么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水平的要求。”由于这次座谈会由邓小平主持，与会的科教工作者再也不用担心有人“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了，大家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畅所欲言，一吐为快，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教育系统取得的巨大成绩，批判了“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系统造成的严重危害。鉴于“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高校招生制度使人才匮乏现象愈益突出，大家对废除文化考试、靠“推荐上大学”这种做法十分不满，认为它不利于选拔人才和培养人才，违背了人才成长的正常规律。

8月5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邹承鲁在发言中率先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高校招生制度的弊端。8月6日，武汉大学查全性在发言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必须改进大学招生办法，并大胆痛陈“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高校招生制度的严重弊端。

邓小平明确感受到广大科教工作者恢复高考制度的急迫心情，果断作出了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决策。他当即指示：“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接着，邓小平问在场的教育部长刘西尧：关于今年高校招生的报告送出去没有？

“今天上午刚送出去。”刘西尧答道。“那还来得及追回来。”邓小平当机立断，语气十分坚决地指示：现在就要办，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高考。

事实证明，邓小平选择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这个涉及千家万户的问题，作为“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大获成功。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创纪录的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云提出为彭德怀、陶铸平反等具有强烈爆炸性的问题，震撼着每一位与会者的心灵。由此开始，与会同志纷纷提出对“一月风暴”、“二月逆流”、“7·20事件”等“十年内乱”中已经定性的问题重新评价，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始了……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薛庆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