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城图片:[转贴]以色列作家谈阿以冲突：在正确与正确之间 【猫眼看人】

以色列作家谈阿以冲突：在正确与正确之间363 次点击1 个回复0 次转到微评 剑门碧玉 于 2011-11-4 0:40:1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信睿】话题：在正确与正确之间

2011年11月03日 文 / 阿摩斯 ? 奥兹 _ 以色列杰出作家 翻译 / 钟志清

谁是好人？那是每一个心意良好的欧洲人士、左翼欧洲人士、睿智的欧洲人士、自由欧洲人士首先要了解的问题。在一部电影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个判断在越南较为容易：越南人民是牺牲品，美国人是坏蛋。对种族隔离也较为容易：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种族隔离实属罪恶，为公民权、自由、平等和人类尊严而战无比正确。在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争斗中区分谁好谁坏似乎更简单。但当谈到以色列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时，事情就不那么直截了当了。我恐怕无法对事情做简单陈述，让你们容易领会：这些是天使，这些是恶魔；美好将会战胜邪恶。以巴冲突不是美国西部片，它不是好与坏的斗争，而是一场悲剧，用最为古老又简洁的词义形容：是正确与正确的冲突，是一个强大、深刻并有说服力的主张与另一个截然不同，但同样有说服力、不示弱、人道的主张之间的冲突。

巴勒斯坦人住在巴勒斯坦，因为巴勒斯坦是他们的唯一家园。同理，荷兰是荷兰人的家园，瑞典是瑞典人的家园。以色列犹太人住在以色列，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让作为国民、作为民族的犹太人称之为家园。巴勒斯坦人不情愿地尝试着住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他们遭受来自所谓阿拉伯家族的排斥，有时甚至是凌辱和迫害。他们被迫以最痛苦的方式意识到他们是“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叙利亚人、埃及人、伊拉克人都不欢迎他们，他们领会了作为巴勒斯坦人的艰难方式。犹太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拥有某种相似的历史体验。犹太人被赶出欧洲；我的父母大约在七十年前被赶出欧洲。正像巴勒斯坦人先被赶出了巴勒斯坦，而后又被赶出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我父亲在波兰是个孩子时，欧洲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涂鸦，“犹太人，滚回巴勒斯坦去。”五十年后当我的父亲重返欧洲时，墙壁上又布满了新涂鸦，“犹太人，滚出巴勒斯坦。”

欧洲人不住地向我发出令人愉快的邀请，与巴勒斯坦伙伴、巴勒斯坦同事、巴勒斯坦对手在某个惬意的圣地度过一个玫瑰色的夜晚，于是我们可以学会相互了解，相互喜欢，一起喝咖啡，于是我们意识到没人长着犄角和尾巴—这样麻烦就会消失。这是基于多情的欧洲人的一个普遍观点，即所有冲突基本上都是误解。经过一个小群体的疗伤，或家庭协商的触动，大家便从此其乐融融：首先，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犹太人之间完全不是误会。巴勒斯坦人想要他们称之为巴勒斯坦的土地，其理由极其充分。以色列犹太人为完全相同的理由想要完全相同的一片土地。一起喝许多咖啡无法消除由争取两大民族权利而造成的悲剧，同一小片土地是他们在整个世界上唯一的民族家园。因此，一起喝咖啡令人愉快，我完全赞成，尤其是阿拉伯咖啡，绝对比以色列咖啡好，但喝咖啡解除不了麻烦。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咖啡，还需要痛苦的妥协。“妥协”一词在欧洲声名不佳。尤其是从未考虑过妥协的年轻理想主义者总把妥协当成机会主义，当成不诚实的东西，当成鬼鬼祟祟见不得人的东西。对我来说，“妥协”一词意指生命。妥协的反面不是理想主义，而是狂热主义和死亡。我们需要妥协。妥协，不是投降。妥协意指巴勒斯坦人民永远不会卑躬屈膝；以色列犹太人民也不会。

我将要讨论这种妥协的特点，但首先我应该告诉你这种妥协非常痛苦—因为两个民族都热爱那片土地，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尽管历史不同，情感不同，但同样深深地植根于那片土地。这一悲剧拥有某种反讽特征的部分，则是许多以色列犹太人并没有认识到巴勒斯坦人与土地的情感联系多么深厚，许多巴勒斯坦人也没有认识到犹太人与同一块土地的情感联系多么深厚。认识到这一点是痛苦的，对两个民族来说，这一进程铺满了疲惫的梦想，破碎的幻想，受伤的希望和漫天的标语。

多年来我一直为以色列即刻和平运动工作。回溯1967 年，六日战争刚刚结束，我是最早立即倡导与巴勒斯坦领导人谈判，讨论西岸和加沙未来的少数以色列人之一，不是与埃及或约旦谈判，而是与那时连“以色利”一词都不承认的巴解组织谈判。但我们要十分清楚，我们支持和平，但并非真正支持巴勒斯坦。我们对巴勒斯坦领导人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我本人曾两次上过战场，第一次是1967 年身为预备役军人和坦克部队奔赴埃及西奈前线，第二次是1973 年战争期间去了叙利亚。那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经历，然而我并不为参加过两次战争感到耻辱，我不是那种用多愁善感的词语描绘出的和平主义者。如果我再次感到我的国家面临被从地图上完全抹去，我的百姓将遭受刀俎的真正危险时，我将会再次作战，尽管我已经年逾花甲。但只有当我觉得处在生死攸关之际我才会作战，或当我觉得有人试图将我或身边之人变成奴隶时我才会作战。我永远也不会为多余的领土而战，永远不会为民族争取多余的一张床而战。我永远不会为所谓的民族利益而战，但是我会为生命，为自由像魔鬼一样作战。

而今，这会在我和一般的欧洲和平主义者之间设立某种鸿沟，一般的欧洲和平主义者主张战争乃世间之极罪。在我的词汇表里，战争是可怕的，然而极罪不是战争，而是侵略。如果在1939 年，除德国之外的整个世界主张战争乃世间首恶的话，那么希特勒如今恐怕一直在主宰着世界。因此，当你意识到侵略时，你必须为之作战，不管侵略来自何处。

当我发明“创造和平，而非造爱”这一词语时，我当然不是竭力鼓吹做爱。但我企图在某种程度上去除流传甚广、多愁善感的由和平、爱、兄弟之情、怜悯、宽恕、让步等等组成的大杂烩，它让人觉得如果人们放下武器，世界就会立即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可爱之乡。从个人角度，我碰巧相信爱乃稀有之物。我认为，一个人，至少根据我的经验，能爱十个人。要是他很慷慨，则能爱二十个人。要是他极其幸运，则可被二十个人所爱。如果有人对我说，她爱拉丁美洲，或者他爱第三世界，就会浅薄得没有意义。多年前流行着一支悲歌，“没有足够的爱相伴。”我并不相信爱是一种美德，凭借爱可以解决国际问题。我们还需要其他美德，需要正义感，也需要常识；我们还需要想像力，一种想像他者的深厚能力。我们需要理性能力做出妥协、牺牲或让步。

依我看来，战争的反面不是爱，战争的反面不是怜悯，战争的反面不是慷慨、兄弟情谊或者宽恕。都不是，战争的反面是和平。各个民族需要和平地生活。如果我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像得体的邻居那样毗邻而居，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流血，没有恐怖，没有暴力，即使尚未普遍实现爱，我也会心满意足。

有件事情使这一冲突变得非常艰难，即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阿拉伯冲突，是两个受害者之间的冲突。同受一个压迫者的压迫。欧洲—把阿拉伯世界沦为殖民地，剥削它，羞辱它，践踏其文化，控制它；同样也是这个欧洲歧视犹太人，迫害他们，侵扰他们，最后，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灭种之罪对他们进行集体屠杀。在现实中，最恶劣的冲突恰恰发生在遭受同一个压迫者压迫的两个受害者之间，就如同遭受同一对残酷父母凌虐的两个孩子相互之间确实没有爱，他们经常将对方视为残酷父母的化身。

当然，我并不相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彼此之间会突然爆发爱。我并不期待一度会发现某种奇迹，两个对手会突然热泪盈眶地拥抱在一起，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描写的一对长久不见的兄弟突然和解—“啊，我的兄弟，你宽恕我吗，我怎么这么可怕，把土地拿去吧，谁会关心土地，只把爱给我。”不幸的是，我并不期待这样的事。我也不相信蜜月。倘若有什么我期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美事就是离婚。离婚永远是不幸的，即使他们多少有点正义。他们仍然在遭受伤害，他们痛苦万分。尤其是这场特殊的离婚，它将是一场尤为独特的离婚，因为两位离婚的父母肯定要住在同一套房子里，谁也不搬出去。房子很小，有必要决定谁住在卧室一，谁住在卧室二，起居室如何布置；房子这么小，必须对卫生间和厨房做特殊安排，非常不便，但是比某种人间地狱要强。在这片土地上，巴勒斯坦的男女老幼终日被残忍的以色列军事政府压迫、困扰、凌辱、剥夺。在这片土地上，以色列百姓终日为残忍成性恣意妄为的恐怖主义者发动的袭击平民、男女老幼、小学生、青少年、商业区的购物者事件所威胁。任何事情都比这个可取！也许最后，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两个国家实现痛苦而公平地离婚，根据目前的人口情况大致划分疆域，我这里并非要画地图，但我可以简单地告诉你，分界线基本上应与1967 年前的类似，对富有争端的圣地耶路撒冷则要通过双方共同协商，做特殊安排。一旦离婚后，分治就实现了，我相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将迅速跨过分治隔墙，一起喝咖啡。

那将是一起喝咖啡的时代。而且，我预言施行分治解决方案后不久，我们将一起在我们的小厨房里做饭，我的意思是借此发展共同经济。也许是共同的中东市场，也许是中东货币。有件事我可以向欧洲人保证：我们在中东的冲突确实痛苦、血腥、残酷、愚蠢，但并不会花上千年去创造一种类似欧元的中东货币。我们会比你们迅速，血会比你们流得少。因此，在你们鄙视我们—骂犹太蠢货，阿拉伯蠢货，残酷之人，狂热之人，极端之人，暴力之人之前，挥动手指指责我们之前，一定要小心。我们血淋淋的历史会比你们的短。我知道，处在我这个世界，发出预言是危险的。但我可以不顾一切，预言我们不会在历史悠久的欧洲传统中花数百年时间相互残杀。我们会很快。怎么个快法儿？我希望可以回答你。我从未低估双方政治领导人们的目光短浅与愚笨，但一定会这样。

而且，关键的第一步应该是，必须建立两个国家。以色列必须退回到1948 年，甚至在那之前、在最开始的以色列人的最初提案：为认识而认识，为建国而建国，为独立而独立，为安全而安全，为睦邻友好而睦邻友好，为尊重而尊重。巴勒斯坦领导人一方必须向其百姓，最终大声而清晰地说出某种从未说出口的东西，即以色列并非历史的偶然因素，以色列不是非法侵入他们领土，以色列碰巧是以色列犹太人的故乡—不管这样做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多么痛苦。正像我们以色列犹太人不得不大声而清晰地说，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故乡，尽管对我们来说有所不便。

以色列人—阿拉伯人、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冲突的最坏部分并非现在，而是在那许多年，数十年中双方谁连谁的名字都不提时。当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为发出“以色列”这一肮脏的词汇真的感到困难时，他们常常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非法侵入他人土地”。长期以来，许多阿拉伯人和众多巴勒斯坦人主张以色列是某种移动式展品。如果他们抗议之声足够大，世界就会将以色列移植到别处，也许澳大利亚，或什么其他遥远的地方。他们像对待梦魇一样对待以色列，如果他们使劲揉眼，以色列就会消失；他们像对待一时的感染那样对待以色列，如果他们抓挠，那感染不知怎么就会没了。有几次，他们确实试图通过军事力量来取消以色列，但他们失败了，并因失败而受挫。在那些岁月，以色列也好不到哪儿去，以色列人甚至不会清晰地说出“巴勒斯坦人民”一词。我们通常借助某种委婉说法，诸如“当地居民”或是“土地上的阿拉伯居民”。多年来，以色列人难以看清这一事实，即使在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人民也找不到家。我们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那些时代已经过去。两个民族而今应该意识到另一方的存在；双方大多数人而今都知道，另一方不会消失，必须学会与对方共处。他们对此感到高兴吗？一点也不。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刻吗？一点也不。此乃痛苦的时刻。对于双方来说，比较像在医院醒来时，麻药药劲儿已过，发现一条腿被截肢了。我跟你讲，这是一家坏医院，医生也不高明，两家人在手术室外面相互谩骂，并谩骂医生。这就是时下的中东图景。但是，大家至少知道手术非做不可，而今大家知道这片土地得以某种方式分为两个民族国家。一个国家必须主要是（并非专门是）而是主要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拥有在一小块土地上占多数的权利。以色列撤军后，这块土地也许只有英国的三分之一大，但这地方被以色列犹太人、整个世界、乃至我们的邻居视为我们的民族家园，不过其代价必须是巴勒斯坦人民将拥有同样的权利。他们将拥有祖国，甚至比以色列的还小，但将是家园，他们的家园。

我想提出在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离婚并实施建立两个国家的方案之后要做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实施这一项目，不需要外国帮助，两个民族应该做一样的投资，美元对美元，双方共同建一座纪念碑，反映出他们过去的愚蠢与无能。两个民族对其过去的共同愚蠢，均要作许多灵魂探索。众所周知，当和平条约终将实施后，巴勒斯坦人比55 年前，5 次战争前，我们和他们一并丧生150，000 人之前的损失要小。如果巴勒斯坦领导人在1947 1948 年间不那么狂热，片面，做些妥协，要是他们接受了1947 年1 月联合国的分治协议该有多好。但是，以色列领导人也要为那个愚蠢的纪念碑付出，因为倘若我们以色列人在1967 年取得军事胜利后不那么妄自尊大，不那么得意妄为，不那么自私，不那么缺乏想像，就可以赢得更好的待遇，更令人信服的待遇。

我想说最后一点。你能做什么？制造民众舆论的人能做什么？欧洲人能做什么？外部世界能做什么，除了摇着脑袋说“多可怕啊！”当然，也许有两件事，或三件事。第一，在欧洲制造民众舆论的人有个可悲的习惯，摇动自己的食指，犹如老式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校长，指指这边，或指指那边：“你难道不为自己感到羞惭吗？”我在报纸上看到各种欧洲国家登载关于以色列的可怕事件，关于阿拉伯世界的可怕事件，关于伊斯兰的可怕事件，实乃常事。头脑简单的事件，心胸狭隘的事件，自以为是的事件。我不管怎样不再是个欧洲人，只是我父母和祖辈的痛苦，在我的基因中永远留下了对欧洲具有某种得不到回报的爱。但假使我是欧洲人，我一定会倍加小心，不会用手指朝任何人指指点点，不会叫以色列人这个，叫巴勒斯坦人那个。而是尽我所能向双方提供帮助，因为双方正要做出历史上最为痛苦的决定。以色列人由于撤出占领地，撤出大部分定居点，将不得不缩小其自我形象，面对一系列的内部冲突与分裂，他们将在安全防务上冒大险，这危险并非来自巴勒斯坦，而是来自未来带有极端主义色彩的阿拉伯势力。有朝一日，他们也许会用巴勒斯坦领土朝以色列发动攻击，撤军后二者之间的最宽距离只有12 公里。也就是说，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家边界将会始于离我们唯一的国际机场约7 公里的地方，巴勒斯坦将会深入到近一半以色列犹太人居住地的20 公里处，耶路撒冷将成为边陲城市。这一决定对以色列人来说谈何容易，然而他们必须决定。巴勒斯坦人那边得牺牲1948 年前只属于他们自己的部分领土，这将令人心痛。别了海法，别了雅法，别了比尔谢巴，还有其他许多城镇和乡村，这些地方曾经属于阿拉伯人，不再、也永远不会再是巴勒斯坦的组成部分。这将像地狱之苦一样令人心痛。因此，如果你有丝毫同情想要施予的话，那么现在就该给两位病人了。你用不着再选择是支持以色列，还是支持巴勒斯坦。你得支持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