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织里抗税事件调查：奥迪冲撞人群致事态恶化

2011年11月03日 18:14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徐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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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资”与“机头税”

但“夫妻队”也招来一些规模化制衣企业的憎恶。原因是，熟手都跑去开“夫妻队”，工厂为了留住熟手，必须提高工资待遇。

10月28日夜，织里街头，一位童衣厂老板站在门前，大声对人群诉说他的不满。“‘夫妻队’总说税收高，但是他们工资每年都在涨，一个裁剪工现在每天至少要挣250块钱，机工也要100元以上，石狮、广州都没有这样高的工资，这样下去工厂怎么受得了？”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这位老板的说法在织里童装企业中有广泛代表性。普通机工工资前年还是每月1500元～2000元，今年已经涨到每月3000元～4000元，裁剪工因对技术要求更高，今年平均月薪已经涨到6000元～7000元。

涨薪带来成本的提升，再加上棉布等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这只是织里童衣厂面临的问题之一。更大的困境是，童衣市场同质化严重，恶性竞争加剧。“若一个款式好卖，一个星期内，仿制品就会遍布整个童衣市场。”10月28日，在织里童衣批发市场，一家童衣批发店铺的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精明的童衣企业，一年到头，四处嗅探市场青睐的童衣款式，一旦瞄中，就买一件快递到厂里。这件童衣被迅速拆解成一堆布块和零件，负责进货的员工只须扫一眼，就清楚该进哪种颜色、质地的面料和辅料。面料和辅料当天就可运进工厂，裁床立即开动，裁剪好的布料会被立即打包，马不停蹄地运送到遍布织里乡村的“夫妻队”。一两天后，第一批仿制品就会挂到批发商的店铺里。

另一方面，小加工作坊的兴起，与日渐红火的生意，也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

与正式的企业不同，“夫妻队”最初无须经过工商注册，只要通过消防安全检测，拿到安全证明后就可开工，在初期也不需要缴税。

随着夫妻队数量剧增，当地税务局终于决定要对这些作坊征税，这便是当地人俗称的“童装税”或“机头税”。据了解，从2009年起，“夫妻队”开始缴纳这种税款，第一年，按每户拥有的缝纫机数量征税，一台缝纫机征税100多元；到2010年，则按工作人数征税，每人征税300余元，不足5人按5人征收；从今年10月开始，每人征税额涨到了626元。同时，有人说，明年会涨到每人每年1000元。

对于大多数“夫妻队”来说，每人每年600多元的税收，并不是承担不起，但是，在此次从每人每年300元，翻番涨到每人每年626元之前，没有任何公示与意见征求，仅靠税务部门的一纸通知，使他们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

同时，多家“夫妻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机头税”的征收往往采用社会化征管方式——即非由税务部门，而是村委会派出的税收协管员来征收，如若不交，便会采取“锁门”“恐吓”等方式。

然而，织里模式已对“夫妻队”形成了严重依赖。

“我现在是在消化库存，货很快就没了，再过两天再不开工，我就没货可卖了。” 10月29日傍晚，杨成坐在织里中路的店铺前，对“夫妻队”停工感到忧心忡忡。他的小厂只有10个工人，没有了“夫妻队”的协助，如若断货，每天仅房租、工资就要支出6000多元。

“抗税”风波与“税收杠杆”

对于抗税风波的缘起，众说纷纭。《中国新闻周刊》走访当地政府及多名目击者，得知了事件发展的大致经过。

10月26日晚，600多个安庆籍“夫妻队”到织里镇政府大楼前，要求对刚刚翻番的“童衣税”给出合理解释，引来大量人群围观。檀节林骑着三轮电动车，载着晓河村的一些“夫妻队”，也来到现场。

晚上11点多时，一辆浙E牌照(湖州市车牌)的白色奥迪车驶入人群中。奥迪车驾驶座上是一个年轻男子，副驾驶座上是个女孩。有人不停地拍奥迪车，提醒驾驶员掉头驶开，不要撞到人。拍得越来越大力，奥迪车驾驶员好像受到惊吓，突然加大油门，时速猛然提到100公里以上。“我当时就在奥迪车旁边，眼看着一个人飞了起来，重重落在地上，另一个被撞出老远。”檀节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看撞了人，奥迪车又开始后退，惊慌中又轧到撞飞倒地的人。此人是檀节林的领居，26岁的安庆籍男子王舒东。他被紧急送往湖州第一人民医院，经诊断，肝脏破裂，切除一大半，4根肋骨骨折，所幸已脱离生命危险。

对税收不满的安徽人，转而将情绪发泄到所有浙E牌照的汽车上。从10月26日晚到第二天，上百辆停在路边的浙E牌照汽车被打砸，富民路上一家中国移动店铺也被砸，另有一家织里本地人的童衣厂被砸。

至10月29日，织里人开始组织“护厂队”，对安徽人展开报复性攻击。当晚，有数辆安徽人的车被砸，南海路上安徽人开的“米娜阿奇”童衣厂遭到砸抢。

一个车祸就这样点燃了对税收的不满情绪，既而又引发了湖州人与安徽人的对立。生计不易，家庭重压平时紧张劳作压抑的情绪，都借此抒发了出来。

然而有30万人居住的织里却只有一个派出所，无法应付数百人的风波，浙江省紧急从各地区调集数千名特警前来制止，至10月30日，事件基本平息。同时，为平息众怒，织里镇政府开除了一个名叫许荣泉的税收协管员。

对于征税标准的变化，《中国新闻周刊》从织里镇上的吴兴区地税局管理5科了解到，此标准是由政府、地税、国税共同拟定，626元中，大部分是国税，地税占小头，但税务局工作人员无法说明征税的准确依据。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吴兴区地税局人士透露，政府大幅提高对“夫妻队”的征税额度，目的不是征税，而是有借“税收杠杆”调整市场格局的意图，即通过提高对加工户的征税额度，缩小童衣加工厂在城乡之间的税收差距，并借此将“夫妻队”形式的童衣加工作坊淘汰出局，以解决正规童装企业招工难、不停加薪的怪圈。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织里每年尚有1至2万人的用工缺口。这与童装市场饱和的现状相符，而真实原因，就是熟练技工不断从大型童衣企业流失，变成“夫妻队”。不仅如此，大量“夫妻队”的存在，给小型童衣作坊提供了快速仿制、剽窃的基础，加剧了童衣市场的恶性竞争。该知情人表示，“长此以往，‘童装之都’的称号将名不副实。”

但他也承认，想要通过税收杠杆进行市场调节，很可能罔顾社会公平，缺乏解释的政府作风，也容易引起社会矛盾激化。或许更合理的手段是，以加强市场监管和政策引导的方式，使市场向更合法、积极的方向发展。 ★

(实习生薛雨萌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