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何子欢名字的意思:论人类行为与制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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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8年3月28日 出处：《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 作者：易杏花 卢现祥 编辑：fjskyfass 阅读：893 【字体：大 中 小】
摘 要：人类行为与制度关系的研究有三大视角，即理性假设、有限理性及认知科学三个方面。这三个视角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人类行为与制度的关系。人类行为与制度关系研究的视角之一是规则遵循者与理性最大化者之间的关系；视角之二是制度与人的有限理性的关系；视角之三是基于认知科学的制度研究。这三个层面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也就是讲更接近于现实的人，这在很大程度已验证了科斯的断言，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从现实的人出发，只有从现实的人出发，我们才能揭示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规律。
关键词：人类行为；制度；理性；有限理性；认知科学
关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关系的研究有三大视角，即理性假设、有限理性及认知科学三个方面。这三个视角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人类行为与制度的关系。
一、人类行为与制度关系研究的视角之一：规则遵循者与理性最大化者之间的关系
在主流经济学的视阈里，经济人（理性人）具有关于他所处环境的完备信息、能对其稳定偏好进行排序、具有无懈可击的逻辑推理和计算能力。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现实中的人就会发现，人们在不少的情况下并没有在所谓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化，而是做了规则的遵循者。凡伯格和科尔曼指出，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使得个人因遵循规则或规范，而不是尝试根据每一具体情况作出调整来获利?眼１?演。
哈耶克就一直主张人是追求目的的动物，也是遵循规则的动物。人应在多大程度上概念化为“规则遵循者”而不是理性最大化者。前者建立习惯和常规，更重要的是采纳社会规范和惯例；后者则根据其环境和机会的变化调整其行为，以使他的净收益最大化。如何理解规则遵循者与理性最大化之间的关系？
首先，规则遵循者也是一种理性行为。在竞争世界中，人们需要知道大量的价格，以便做出最优决策。所有这些超出了人脑信息处理能力。个人用推测填补了他们的知识空洞。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提供了协调成为可能的习惯和共同预期。预测可以起作用，即使该预测是以错误前提为基础的。阿罗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情形，社会事实本质上是惯例，而不是潜在事实”?眼２?演。
事实上，人们不可能像理性人那样行动，即使像理性人那样行动也是不划算的。弗兰克说：理性选择模型的朴素描述中所隐含的收集信息、进行计算的工作大概要花费超过任何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大多数人都靠习惯和拇指规则来作日常决策。照这个观点看，习惯代表对逐案最大化的偏离。决策的质量下降了，但质量下降的损失可能被信息和决策成本的节约抵消还有多的。?眼３?演
根据哈耶克的观点，标准的理性假定高估了人所具有的“理智力”，低估了他们活动于其中的社会领域的高度复杂性。个人面临普遍的不确定性和无知，而规则是被利用的手段，人们利用规则是“因为我们的理性不足以把握复杂现实的全部细节”（哈耶克１９６０）。像哈耶克一样，西蒙也想脱离最大化计算概念和最优概念。?眼４?演由于所要求的信息及计算能力的容量大大超出了人们的能力，要对经济行为的所有方面进行完全有意识的理性思考，是不可能的。了解到这一点，当事者就获得某种机制，使实际要进行的行为从连续的理性估计中摆脱出来，这就是人所共知的习惯。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制度本身就是由“为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固定的思维习惯”所组成的?眼５?演。习惯的存在可以大大地节省交易成本和决策成本。
新制度主义通常认为之所以出现规则遵循行为，是因为存在信息和决策成本、认知及信息处理约束、尝试逐案调整而出错的风险及个人由于其行为被规则决定而得到的某种利益等?眼６?演。
其次，规则遵循与理性最大化是相互补充的。人类行为可以看作既包含理性过程又包括非理性过程。现在的问题是理性与规则遵循如何相关：各自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它们如何结合。如艾尔斯特指出的，“行为典型地受理性和规范的双重影响”，结果有时是妥协，有时是理性制约社会规范，有时理性又受规范制约?眼７?演。当然，也不是所有遵循规则行为都可以最大化的。一旦遵循规则，“就不会每换一个环境就重新选择是否继续服从原有规则”，从而特定的规则遵循行为有可能是非最大化的。这方面的例子可能包括：个人或企业遵循某项运作良好但有时达不到最优结果的决策规则；个人保持一种特殊的消费模式，尽管相对价格有所变化；个人以高昂的私人成本追求社会正义目标等?眼８?演。
规则遵循者与理性最大化并不是矛盾的，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人们决策除了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化一面外，这个过程还包括通过规则遵循而获得最大化。现在问题是，完全理性的假设没有分析制度与人的相互适用性的问题。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下，人类行为与制度关系的分析还是两张皮，只是在对理性行为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选择而已，即在什么情况下遵循规则，在什么情况下追求最大化。实际上人类行为与制度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关系。
与对理性选择理论宗教般的接受形成对照的是，有些主要在认知科学、行为心理学和新近的实验经济学领域工作的社会学家，已经论证了很多人类决策的形成不同于理性选择理论所规定的方式。试验已经表明理性选择模型没有抓住人类决策行为的许多特点。举例说，人们过分重视短期结果，并通常更关心防止损失而不是追求获益?眼９?演。
二、人类行为与制度关系研究的视角之二：制度与人的有限理性的关系
关于个人与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的争论持续不断，究竟是个人创造制度还是制度塑造个人？借助于认知科学的相关成果，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社会过程的舞台上，制度与人类行为、互补与对比永远相互塑造”。?眼１０?演人类的行为，在本质上，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规范：一是直接凭借外部权威，它靠指示和指令来计划和建立秩序以实现一个共同目标（组织秩序或计划秩序）；二是间接地以自发自愿的方式进行，因各种主体都服从共同承认的制度（自发秩序或非计划秩序）?眼１１?演。
１、制度塑造个人，能扩展有限理性
从本质上讲，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大，但为什么有的成为“好人”，而有的沦为“坏人”？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如果人们在一个地方显得宽宏大量，在另一个地方显得自私并不是他们的本质不同而只是社会组织不同。在制度分析中，意义重大的不是罗列这种或那种动机，而是动机在其中起作用的制度结构，通过明确的制度法令，这种结构促进了一些人类倾向，压抑了另一类人类倾向。?眼１２?演
人类行为的社会方面无疑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遗传之中。人类通过社会交往训练其各种分化出来的认知能力；人在与他人的协调中获得了演化上的优势并生存得更好。惯例与正式制度，通过建立或多或少是固定化的人类行为的范式，或者设定人类行为的界限，或者订立人类行为的规则，或者约束人类行为，实际上都提供给其它当事者以信息。这种约束告诉每个人其他当事者可能的行为，因而他就可以相应采取行动?眼１３?演。制度不仅塑造个人，而且还具有传递性。它减少了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学习的成本。例如，家庭中的个人消费方式是通过一套以前形成的惯例而保持下来的，它会受社会文化以及有关人员的性格的影响。所有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中都有可能发现惯例化行为的广泛影响，包括教育系统、科学联合会、公共服务、贸易联盟、以及地方及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惯例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在所有制度中充当“基因”?眼１４?演。
受客观上的不确定性与主观上的智力资源稀缺的双重约束，人类深受有限理性之苦。如果仅有不确定性，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无限的，那么人类能通过理性计算实现最大化；或者人类的认知能力虽然受到限制，但人与人的交往都是确定的、无任何风险的，那么人类也能依靠有限的智力资源实现理性选择。因此，在此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制度不可或缺。
人类具有自利、机会主义等行为特征。自利的个人经常会满口应承却在后来忘得一干二净或者自食其言，有时还妄图不劳而获地“搭便车”甚至“损人利己”。而制度则有助于为了长期的有效协作而抑制人们的固有本能，能增加逃避义务的风险，增强互利合作的习惯，达到抑制这种本能性机会主义的目的。同时，制度使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为社会交往提供一种确定的结构。在行为经济学家眼中，制度是对不确定性的反应，它们节省了稀缺的认知资源。罗伯特·海纳确定了一个能力———困难差距（ＣＤｇａｐ），当不完全和不完善的考虑将导致错误时，人们可以依赖标准操作程序。?眼１５?演
制度使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它们为社会交往提供一种确定的结构。制度促进着可预见性，并防止着混乱和任意的行为。制度协调人们的各种行动，建立起信任，并能减少人们在知识搜寻上的消耗。即使受规则约束的行为并非百分之百地确定，人们仍会觉得它比混乱更恰当，更合理?眼１６?演。稳定的及惯例化的行为建立并再造了一套法则与规范，后者由“习惯、习俗固定下来，默契地或合法地支持社会共识或一致性”。它不一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重要的是它能帮助当事者估计其他人可能的行为?眼１７?演。
制度还可以缓解知识的不足。我们对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并不以“完备知识”假设为基础。知识的不足可以靠恰当的制度安排来缓解。恰当的制度能在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中引导个人决策者，并能帮助我们减少对信息的需要?眼１８?演。对于经济学这一研究如何克服稀缺性的科学来说讲，人类的无知及其应付无知的办法成了绝对的中心问题?眼１９?演。
总而言之，制度有助于约束人类某些有碍于合作的本性，有助于增进可预见性，有利于缓解人类知识的不足，从而扩展人的有限理性。
２、个人塑造制度，人性的演变影响着制度变迁的方向
惟理主义建构论者认为立法者的理性意志是法律等制度的起源，个人可以塑造制度。但我们认为，个人塑造制度应该体现在人类行为会影响制度的构建方面，而不是人类对制度的设计。人类行为模式本身对制度的形成就有决定意义。
由于人类本身是不断演变的，这决定了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制度必然随人性的演变而变迁。最初的原始人类是蒙昧的、单纯的，不存在理性计算的能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稀缺的，因而约束人类行为的制度不会产生。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人们有了交换的需要，“结绳计物”、以物易物等制度开始产生。物物交换的范围与数量的扩大又进一步促进了实物货币的诞生，而贝壳、甚至黏土块等充当的实物货币的流通则是建立在人们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环境的复杂程度增加了，人性中贪婪自私、损人利己的一面开始凸显。除了包括习惯、禁忌以及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外，由国家强制执行的法律条例等正式制度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正如诺思认为的，“在经济变革的长期趋势中，制度或认知模式的变化往往起源于不同个人群体面临的初始条件的改变。正如不同群落因其所处物质环境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经验，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不同语言，并用不同思维模式来解释周围世界。语言和心智模式形成非正式约束力，它们限制了该群体的制度框架，并被当做习俗、禁忌或是神话，世代传承下去，产生了我们所谓的文明，从而形成了路径依赖的关键部分。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发展，群落演化出不同政治与经济形式。随着在解决稀缺性这一根本经济问题上取得各种不同程度的成功，经验和学习的多样化逐渐产生出差异日益扩大的社会和文明。随着人类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环境的复杂性增加，为了从交易中获得潜在收益，就需要更加复杂的制度结构。”?眼２０?演有限理性的条件下研究制度是一个重大进步，但有局限性。他们的分析离现实的人还有差距；不能解释互惠制度的起源；没有吸收其他学科关于人的研究等等。
三、人类行为与制度关系研究的视角之三：基于认知科学的制度研究
认知科学或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经济学理论的科学，它使人们对理性的认识从有限理性发展到非理性层面。经典理论假定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私的、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个人是同质的计算机器。到了行为经济学那里，人是充满人性的异质的人，人的行为所追求的远不止经济人追求的范围，他们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理查德·萨勒等人从进化心理学获得灵感，认为大多数人既非完全理性，也不是凡是皆从自私自利的角度出发，以此为基础，专门研究人类非理性行为的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
阿兰·斯密德认为，制度经济学是建立在行为科学的基础上的，各种描述大脑工作方式的变量与步骤的有效模型为制度影响与变迁分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于经济学来说，下面重点阐述的人脑的四个方面非常重要：第一，有限理性，即大脑及其各模块的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第二，大脑富于感情和感觉，是一个可估价的程序；第三，有几个行为规律将影响制度的绩效；第四，大脑是一个开放系统，人类在不断地学习。上述四个方面都发生在人们进行交易的社会系统中?眼２１?演。有学者认为，制度经济学可以被理解为一套连锁理论或模式模型，制度是它的建筑材料，而行为主义则是它的心理学基础?眼２２?演。
最新的认知模型把大脑描述成一个非常特殊的设备，即一个不断完善的松散组合，这个设备不断调整以适时解决现实问题。认知科学对人的认知的分析有这样几个特点，１、人们“追求满意”而不是最优化?眼２３?演。２、认识和思维过程最好看作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系统，而行为本身则是根据不同思想水平而发生的。３、人们的心智处理复杂数据的分层方式与活动本身的分层组织是相对应的。?眼２４?演４、人类的认知构造是长期进化过程的产物，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人类的基因结构与人类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人类的基因结构是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演变而来的，而人类的文化环境则是人类为梳理自己的环境而创建的制度架构的结果?眼２５?演。
人们的心智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呢？心智模式被理解为心灵在环境反馈之前对环境所做的预测或期望。心智模式可以被修正、改进或被彻底否定，这要取决于所做出的预期是否得到了环境反馈的检验。学习就是人类依据从环境中得到的反馈对心智模式进行修正的复杂过程。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心智模式去阐释周围的世界。这些心智模式一部分源于文化，而不同民族的文化又是有差异的。另一部分则是通过经验获得的，这种经验对特殊环境而言有“本地性”，因而不同环境下获得的经验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由此则导致人们心智模式的巨大差异，形成对世界的不同理解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正是基于与预期不一致的结果，人们进行着不断的学习，并改变其心智模型?眼２６?演。
认知科学对制度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认知科学为我们研究制度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视角。
我们必须要区别两种情况：强外在约束下的选择和较弱约束下的个人认知。新古典经济学在强外在约束情形下最管用，而在用于个人弱约束下的认知时，却不那么恰当或干脆失败了。因而，完全成功的经济理论应涵盖这两类情形，而且（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能在某种高度严谨的框架中这样做。
在人类的制度体系中，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强外在约束是人类集体思考和行动的结果。这样，在制度和组织强外在约束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人类心理起根本作用。对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些外部结构的作用和渐进发展。并且我们看到了相关线索，即个人认知与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如何相互作用产生了不同结果?眼２７?演。个人认知的差异如何影响制度及制度结构，是新制度经济学需要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往往是在不确定性状况中做出选择的，那些选择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在把认知科学应用到经济学方面，诺思认为最有前景的方法是假定：和合理性原理及其演绎推理暗示的相比，人有一个相当不同的智能。在他看来，伴有导向认知科学的文化影响路径的制度分析似乎是最有前景的方法。诺思认为，联结说的框架最适意，这个框架揭示大部分的学习来自吸收、适应微妙的事件，这些事件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并且逐步修改我们的行为?眼２８?演。诺思和杰克．奈特还是相信“认知过程本身是由同外部世界的互动形成的”。
这使他们断言：如果外部因素对理性和认知有优先权，那么对制度在影响认知方面的作用的分析就比对制度在影响经济绩效方面的分析更重要。它从本质上对理解认知和理性很重要?眼２９?演。
第二，用认知科学可以更好地解释制度的起源。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看，作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共有方式，制度深嵌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对于人类认知图景而言，共有心智模式或共有知识的主要作用就是对行为层面上的个体活动进行协调。在漫长的演进的社会化过程中，社会成员建立起了相同的认知结构，并形成了各自的行为规律。
认知科学对人脑描述的词汇是很多的，如有限理性，无意识强化，多重自我，情感，社会地位追求，他人的关心，关心他人，想像力与创造力，直觉，暗示与似合，感知约束，采用启发式的方法或技巧，学习，不断演化的综合适应系统。这些不同认知层次可以解释相应制度的产生。有限理性和大脑其他倾向的基本含意意味着世界处于脆弱的均衡状态或非均衡状态、市场必定不完善以及竞争不可能产生预期结果。有序选择、智力帐户、经验法则等与大脑的有限信息处理能力是一致的。约束选择的法律、习惯与模块大脑是一致的，偏好逆转和矛盾及模块大脑也是一致的。可选择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影响分析必须建立在行为科学的严格基础之上?眼３０?演。
第三，用认知结构可以更好地解释制度的多层次性。
根据认知科学的研究，人类行为受大脑认知结构的影响，可以分为意识行为、直觉行为、前意识行为和无意识行为，见表１．１。新古典的理性假设属于第一层次，即有意识的推理行为。
表１．１ 心智结构与行为?眼３１?演
由表１．１可见，人类行为除了新古典的理性行为外，还有许多属于半理性甚至非理性的行为。不同的认知层次导致不同的行为模式，而不同的行为模式又与不同的制度结构相对应。其基本模式是：不同的认知层次—不同的行为模式－不同的制度结构。人类心智的局限性使得在各个决策层次上进行完全有意识的考虑是不可能的。假定所有的行为在有意识和意图的所有层次上是具有同等的理性变得很难让人相信。借助完全理性和最大化行为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家没有在这方面区分不同的行为。然而，无论怎么讲，把心智和有意识看成多层次的和结构性的，是建立在科学客观分析基础上的。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看，人类当事者可以既是理性的，又是次理性的。在有意识和考虑的较高层次上，我们进行的理性计算确实有限。我们正是基于这些计算来计划未来的活动。但是，正如约翰·塞尔指出的那样，“认为所有有意图的行为都是某种深思熟虑的结果，都是经过一连串实际推论的产物”，是人们“常犯的错误”?眼３２?演。
认知科学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析可以大大地深化我们对制度及制度结构的认识。完全理性的行为模式适合于市场制度，政府只要界定好私有产权，并对国家和私有产权提供保护，个人在“无形的手”的指引下，出于自利的计算可以实现个人和社会福利的一致最大化。在非完全理性的情况下，个人行为不可能实现最大化，人们倾向于沿用惯例或模仿方式行使以节约心智资源，此时，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非正式制度将在引导人们的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眼３３?演。
制度经济学必须包括本能、习惯、有意识与无意识推理。习惯特征的固有学习在人类和高级动物中无处不在。渐渐地，心态和意识知觉都得到升华，并且能熟练掌握较基本的学习方法。精神、身体和环境是相互依赖的，行动引起反馈和所谓信仰，而信仰提供了行动基础。?眼３４?演就人类推理而言，在这种结构与环境中，最为重要的是语言以及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文化产物。理性决策模型需要对推理手段进行定位，仅仅把它看作是具有时间敏感性的复杂反馈机制中的一个要素，并且在此反馈机制中，这种外部结构起重要作用。个人认知和它参与其中的长期环境循环之间具有复杂的相互作用，如何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眼３５?演。
四、几点思考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从现实的人出发，只有从现实的人出发，我们才能揭示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规律。我们必须在多学科的合作中研究制度才是出路。诺思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们在稀缺的社会如何进行选择的理论，在一个不确定极为普遍的世界，人们需要通过认知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相关的分析来解决不确定问题。通过将认知科学引入制度分析后，我们实际上发现了原来的社会科学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没有预见性，另一个则是我们不敢回忆。一方面，大家所理解的历史可能是错的。
另一方面，通过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诺思发现经济学家也有特定的学习曲线，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家是通过推测和回忆来理解制度过程的。这样就不免在复制历史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有意识的遗漏。诺斯认为，我们必须从认知科学领域，从心理学领域再挖掘对制度的理解。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如果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使经济学向精确化、模型化及数量化方面发展的话，那么认知科学的发展及其运用于经济学，将使我们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及其制度的研究更上一个台阶。经过对经济史长期的研究，诺思发现，长期来看，影响社会繁荣与否的，表面上是这个社会的制度矩阵；但是，更根本的因素，其实是社会大众的“思维架构”。然而，如何影响社会大众的思维架构，诺思却没有进一步阐明。对“思维架构”的研究则正是认知科学的主题。可以预计制度矩阵和思维架构之间的关系将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沿课题。
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４）
（责任编辑：陈 燕）
摘 要：人类行为与制度关系的研究有三大视角，即理性假设、有限理性及认知科学三个方面。这三个视角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人类行为与制度的关系。人类行为与制度关系研究的视角之一是规则遵循者与理性最大化者之间的关系；视角之二是制度与人的有限理性的关系；视角之三是基于认知科学的制度研究。这三个层面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也就是讲更接近于现实的人，这在很大程度已验证了科斯的断言，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从现实的人出发，只有从现实的人出发，我们才能揭示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规律。
关键词：人类行为；制度；理性；有限理性；认知科学
关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关系的研究有三大视角，即理性假设、有限理性及认知科学三个方面。这三个视角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人类行为与制度的关系。
一、人类行为与制度关系研究的视角之一：规则遵循者与理性最大化者之间的关系
在主流经济学的视阈里，经济人（理性人）具有关于他所处环境的完备信息、能对其稳定偏好进行排序、具有无懈可击的逻辑推理和计算能力。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现实中的人就会发现，人们在不少的情况下并没有在所谓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化，而是做了规则的遵循者。凡伯格和科尔曼指出，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使得个人因遵循规则或规范，而不是尝试根据每一具体情况作出调整来获利?眼１?演。
哈耶克就一直主张人是追求目的的动物，也是遵循规则的动物。人应在多大程度上概念化为“规则遵循者”而不是理性最大化者。前者建立习惯和常规，更重要的是采纳社会规范和惯例；后者则根据其环境和机会的变化调整其行为，以使他的净收益最大化。如何理解规则遵循者与理性最大化之间的关系？
首先，规则遵循者也是一种理性行为。在竞争世界中，人们需要知道大量的价格，以便做出最优决策。所有这些超出了人脑信息处理能力。个人用推测填补了他们的知识空洞。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提供了协调成为可能的习惯和共同预期。预测可以起作用，即使该预测是以错误前提为基础的。阿罗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情形，社会事实本质上是惯例，而不是潜在事实”?眼２?演。
事实上，人们不可能像理性人那样行动，即使像理性人那样行动也是不划算的。弗兰克说：理性选择模型的朴素描述中所隐含的收集信息、进行计算的工作大概要花费超过任何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大多数人都靠习惯和拇指规则来作日常决策。照这个观点看，习惯代表对逐案最大化的偏离。决策的质量下降了，但质量下降的损失可能被信息和决策成本的节约抵消还有多的。?眼３?演
根据哈耶克的观点，标准的理性假定高估了人所具有的“理智力”，低估了他们活动于其中的社会领域的高度复杂性。个人面临普遍的不确定性和无知，而规则是被利用的手段，人们利用规则是“因为我们的理性不足以把握复杂现实的全部细节”（哈耶克１９６０）。像哈耶克一样，西蒙也想脱离最大化计算概念和最优概念。?眼４?演由于所要求的信息及计算能力的容量大大超出了人们的能力，要对经济行为的所有方面进行完全有意识的理性思考，是不可能的。了解到这一点，当事者就获得某种机制，使实际要进行的行为从连续的理性估计中摆脱出来，这就是人所共知的习惯。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制度本身就是由“为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固定的思维习惯”所组成的?眼５?演。习惯的存在可以大大地节省交易成本和决策成本。
新制度主义通常认为之所以出现规则遵循行为，是因为存在信息和决策成本、认知及信息处理约束、尝试逐案调整而出错的风险及个人由于其行为被规则决定而得到的某种利益等?眼６?演。
其次，规则遵循与理性最大化是相互补充的。人类行为可以看作既包含理性过程又包括非理性过程。现在的问题是理性与规则遵循如何相关：各自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它们如何结合。如艾尔斯特指出的，“行为典型地受理性和规范的双重影响”，结果有时是妥协，有时是理性制约社会规范，有时理性又受规范制约?眼７?演。当然，也不是所有遵循规则行为都可以最大化的。一旦遵循规则，“就不会每换一个环境就重新选择是否继续服从原有规则”，从而特定的规则遵循行为有可能是非最大化的。这方面的例子可能包括：个人或企业遵循某项运作良好但有时达不到最优结果的决策规则；个人保持一种特殊的消费模式，尽管相对价格有所变化；个人以高昂的私人成本追求社会正义目标等?眼８?演。
规则遵循者与理性最大化并不是矛盾的，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人们决策除了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化一面外，这个过程还包括通过规则遵循而获得最大化。现在问题是，完全理性的假设没有分析制度与人的相互适用性的问题。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下，人类行为与制度关系的分析还是两张皮，只是在对理性行为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选择而已，即在什么情况下遵循规则，在什么情况下追求最大化。实际上人类行为与制度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关系。
与对理性选择理论宗教般的接受形成对照的是，有些主要在认知科学、行为心理学和新近的实验经济学领域工作的社会学家，已经论证了很多人类决策的形成不同于理性选择理论所规定的方式。试验已经表明理性选择模型没有抓住人类决策行为的许多特点。举例说，人们过分重视短期结果，并通常更关心防止损失而不是追求获益?眼９?演。
二、人类行为与制度关系研究的视角之二：制度与人的有限理性的关系
关于个人与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的争论持续不断，究竟是个人创造制度还是制度塑造个人？借助于认知科学的相关成果，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社会过程的舞台上，制度与人类行为、互补与对比永远相互塑造”。?眼１０?演人类的行为，在本质上，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规范：一是直接凭借外部权威，它靠指示和指令来计划和建立秩序以实现一个共同目标（组织秩序或计划秩序）；二是间接地以自发自愿的方式进行，因各种主体都服从共同承认的制度（自发秩序或非计划秩序）?眼１１?演。
１、制度塑造个人，能扩展有限理性
从本质上讲，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大，但为什么有的成为“好人”，而有的沦为“坏人”？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如果人们在一个地方显得宽宏大量，在另一个地方显得自私并不是他们的本质不同而只是社会组织不同。在制度分析中，意义重大的不是罗列这种或那种动机，而是动机在其中起作用的制度结构，通过明确的制度法令，这种结构促进了一些人类倾向，压抑了另一类人类倾向。?眼１２?演
人类行为的社会方面无疑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遗传之中。人类通过社会交往训练其各种分化出来的认知能力；人在与他人的协调中获得了演化上的优势并生存得更好。惯例与正式制度，通过建立或多或少是固定化的人类行为的范式，或者设定人类行为的界限，或者订立人类行为的规则，或者约束人类行为，实际上都提供给其它当事者以信息。这种约束告诉每个人其他当事者可能的行为，因而他就可以相应采取行动?眼１３?演。制度不仅塑造个人，而且还具有传递性。它减少了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学习的成本。例如，家庭中的个人消费方式是通过一套以前形成的惯例而保持下来的，它会受社会文化以及有关人员的性格的影响。所有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中都有可能发现惯例化行为的广泛影响，包括教育系统、科学联合会、公共服务、贸易联盟、以及地方及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惯例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在所有制度中充当“基因”?眼１４?演。
受客观上的不确定性与主观上的智力资源稀缺的双重约束，人类深受有限理性之苦。如果仅有不确定性，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无限的，那么人类能通过理性计算实现最大化；或者人类的认知能力虽然受到限制，但人与人的交往都是确定的、无任何风险的，那么人类也能依靠有限的智力资源实现理性选择。因此，在此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制度不可或缺。
人类具有自利、机会主义等行为特征。自利的个人经常会满口应承却在后来忘得一干二净或者自食其言，有时还妄图不劳而获地“搭便车”甚至“损人利己”。而制度则有助于为了长期的有效协作而抑制人们的固有本能，能增加逃避义务的风险，增强互利合作的习惯，达到抑制这种本能性机会主义的目的。同时，制度使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为社会交往提供一种确定的结构。在行为经济学家眼中，制度是对不确定性的反应，它们节省了稀缺的认知资源。罗伯特·海纳确定了一个能力———困难差距（ＣＤｇａｐ），当不完全和不完善的考虑将导致错误时，人们可以依赖标准操作程序。?眼１５?演
制度使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它们为社会交往提供一种确定的结构。制度促进着可预见性，并防止着混乱和任意的行为。制度协调人们的各种行动，建立起信任，并能减少人们在知识搜寻上的消耗。即使受规则约束的行为并非百分之百地确定，人们仍会觉得它比混乱更恰当，更合理?眼１６?演。稳定的及惯例化的行为建立并再造了一套法则与规范，后者由“习惯、习俗固定下来，默契地或合法地支持社会共识或一致性”。它不一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重要的是它能帮助当事者估计其他人可能的行为?眼１７?演。
制度还可以缓解知识的不足。我们对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并不以“完备知识”假设为基础。知识的不足可以靠恰当的制度安排来缓解。恰当的制度能在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中引导个人决策者，并能帮助我们减少对信息的需要?眼１８?演。对于经济学这一研究如何克服稀缺性的科学来说讲，人类的无知及其应付无知的办法成了绝对的中心问题?眼１９?演。
总而言之，制度有助于约束人类某些有碍于合作的本性，有助于增进可预见性，有利于缓解人类知识的不足，从而扩展人的有限理性。
２、个人塑造制度，人性的演变影响着制度变迁的方向
惟理主义建构论者认为立法者的理性意志是法律等制度的起源，个人可以塑造制度。但我们认为，个人塑造制度应该体现在人类行为会影响制度的构建方面，而不是人类对制度的设计。人类行为模式本身对制度的形成就有决定意义。
由于人类本身是不断演变的，这决定了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制度必然随人性的演变而变迁。最初的原始人类是蒙昧的、单纯的，不存在理性计算的能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稀缺的，因而约束人类行为的制度不会产生。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人们有了交换的需要，“结绳计物”、以物易物等制度开始产生。物物交换的范围与数量的扩大又进一步促进了实物货币的诞生，而贝壳、甚至黏土块等充当的实物货币的流通则是建立在人们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环境的复杂程度增加了，人性中贪婪自私、损人利己的一面开始凸显。除了包括习惯、禁忌以及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外，由国家强制执行的法律条例等正式制度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正如诺思认为的，“在经济变革的长期趋势中，制度或认知模式的变化往往起源于不同个人群体面临的初始条件的改变。正如不同群落因其所处物质环境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经验，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不同语言，并用不同思维模式来解释周围世界。语言和心智模式形成非正式约束力，它们限制了该群体的制度框架，并被当做习俗、禁忌或是神话，世代传承下去，产生了我们所谓的文明，从而形成了路径依赖的关键部分。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发展，群落演化出不同政治与经济形式。随着在解决稀缺性这一根本经济问题上取得各种不同程度的成功，经验和学习的多样化逐渐产生出差异日益扩大的社会和文明。随着人类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环境的复杂性增加，为了从交易中获得潜在收益，就需要更加复杂的制度结构。”?眼２０?演有限理性的条件下研究制度是一个重大进步，但有局限性。他们的分析离现实的人还有差距；不能解释互惠制度的起源；没有吸收其他学科关于人的研究等等。
三、人类行为与制度关系研究的视角之三：基于认知科学的制度研究
认知科学或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经济学理论的科学，它使人们对理性的认识从有限理性发展到非理性层面。经典理论假定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私的、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个人是同质的计算机器。到了行为经济学那里，人是充满人性的异质的人，人的行为所追求的远不止经济人追求的范围，他们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理查德·萨勒等人从进化心理学获得灵感，认为大多数人既非完全理性，也不是凡是皆从自私自利的角度出发，以此为基础，专门研究人类非理性行为的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
阿兰·斯密德认为，制度经济学是建立在行为科学的基础上的，各种描述大脑工作方式的变量与步骤的有效模型为制度影响与变迁分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于经济学来说，下面重点阐述的人脑的四个方面非常重要：第一，有限理性，即大脑及其各模块的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第二，大脑富于感情和感觉，是一个可估价的程序；第三，有几个行为规律将影响制度的绩效；第四，大脑是一个开放系统，人类在不断地学习。上述四个方面都发生在人们进行交易的社会系统中?眼２１?演。有学者认为，制度经济学可以被理解为一套连锁理论或模式模型，制度是它的建筑材料，而行为主义则是它的心理学基础?眼２２?演。
最新的认知模型把大脑描述成一个非常特殊的设备，即一个不断完善的松散组合，这个设备不断调整以适时解决现实问题。认知科学对人的认知的分析有这样几个特点，１、人们“追求满意”而不是最优化?眼２３?演。２、认识和思维过程最好看作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系统，而行为本身则是根据不同思想水平而发生的。３、人们的心智处理复杂数据的分层方式与活动本身的分层组织是相对应的。?眼２４?演４、人类的认知构造是长期进化过程的产物，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人类的基因结构与人类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人类的基因结构是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演变而来的，而人类的文化环境则是人类为梳理自己的环境而创建的制度架构的结果?眼２５?演。
人们的心智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呢？心智模式被理解为心灵在环境反馈之前对环境所做的预测或期望。心智模式可以被修正、改进或被彻底否定，这要取决于所做出的预期是否得到了环境反馈的检验。学习就是人类依据从环境中得到的反馈对心智模式进行修正的复杂过程。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心智模式去阐释周围的世界。这些心智模式一部分源于文化，而不同民族的文化又是有差异的。另一部分则是通过经验获得的，这种经验对特殊环境而言有“本地性”，因而不同环境下获得的经验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由此则导致人们心智模式的巨大差异，形成对世界的不同理解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正是基于与预期不一致的结果，人们进行着不断的学习，并改变其心智模型?眼２６?演。
认知科学对制度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认知科学为我们研究制度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视角。
我们必须要区别两种情况：强外在约束下的选择和较弱约束下的个人认知。新古典经济学在强外在约束情形下最管用，而在用于个人弱约束下的认知时，却不那么恰当或干脆失败了。因而，完全成功的经济理论应涵盖这两类情形，而且（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能在某种高度严谨的框架中这样做。
在人类的制度体系中，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强外在约束是人类集体思考和行动的结果。这样，在制度和组织强外在约束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人类心理起根本作用。对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些外部结构的作用和渐进发展。并且我们看到了相关线索，即个人认知与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如何相互作用产生了不同结果?眼２７?演。个人认知的差异如何影响制度及制度结构，是新制度经济学需要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往往是在不确定性状况中做出选择的，那些选择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在把认知科学应用到经济学方面，诺思认为最有前景的方法是假定：和合理性原理及其演绎推理暗示的相比，人有一个相当不同的智能。在他看来，伴有导向认知科学的文化影响路径的制度分析似乎是最有前景的方法。诺思认为，联结说的框架最适意，这个框架揭示大部分的学习来自吸收、适应微妙的事件，这些事件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并且逐步修改我们的行为?眼２８?演。诺思和杰克．奈特还是相信“认知过程本身是由同外部世界的互动形成的”。
这使他们断言：如果外部因素对理性和认知有优先权，那么对制度在影响认知方面的作用的分析就比对制度在影响经济绩效方面的分析更重要。它从本质上对理解认知和理性很重要?眼２９?演。
第二，用认知科学可以更好地解释制度的起源。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看，作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共有方式，制度深嵌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对于人类认知图景而言，共有心智模式或共有知识的主要作用就是对行为层面上的个体活动进行协调。在漫长的演进的社会化过程中，社会成员建立起了相同的认知结构，并形成了各自的行为规律。
认知科学对人脑描述的词汇是很多的，如有限理性，无意识强化，多重自我，情感，社会地位追求，他人的关心，关心他人，想像力与创造力，直觉，暗示与似合，感知约束，采用启发式的方法或技巧，学习，不断演化的综合适应系统。这些不同认知层次可以解释相应制度的产生。有限理性和大脑其他倾向的基本含意意味着世界处于脆弱的均衡状态或非均衡状态、市场必定不完善以及竞争不可能产生预期结果。有序选择、智力帐户、经验法则等与大脑的有限信息处理能力是一致的。约束选择的法律、习惯与模块大脑是一致的，偏好逆转和矛盾及模块大脑也是一致的。可选择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影响分析必须建立在行为科学的严格基础之上?眼３０?演。
第三，用认知结构可以更好地解释制度的多层次性。
根据认知科学的研究，人类行为受大脑认知结构的影响，可以分为意识行为、直觉行为、前意识行为和无意识行为，见表１．１。新古典的理性假设属于第一层次，即有意识的推理行为。
表１．１ 心智结构与行为?眼３１?演
由表１．１可见，人类行为除了新古典的理性行为外，还有许多属于半理性甚至非理性的行为。不同的认知层次导致不同的行为模式，而不同的行为模式又与不同的制度结构相对应。其基本模式是：不同的认知层次—不同的行为模式－不同的制度结构。人类心智的局限性使得在各个决策层次上进行完全有意识的考虑是不可能的。假定所有的行为在有意识和意图的所有层次上是具有同等的理性变得很难让人相信。借助完全理性和最大化行为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家没有在这方面区分不同的行为。然而，无论怎么讲，把心智和有意识看成多层次的和结构性的，是建立在科学客观分析基础上的。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看，人类当事者可以既是理性的，又是次理性的。在有意识和考虑的较高层次上，我们进行的理性计算确实有限。我们正是基于这些计算来计划未来的活动。但是，正如约翰·塞尔指出的那样，“认为所有有意图的行为都是某种深思熟虑的结果，都是经过一连串实际推论的产物”，是人们“常犯的错误”?眼３２?演。
认知科学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析可以大大地深化我们对制度及制度结构的认识。完全理性的行为模式适合于市场制度，政府只要界定好私有产权，并对国家和私有产权提供保护，个人在“无形的手”的指引下，出于自利的计算可以实现个人和社会福利的一致最大化。在非完全理性的情况下，个人行为不可能实现最大化，人们倾向于沿用惯例或模仿方式行使以节约心智资源，此时，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非正式制度将在引导人们的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眼３３?演。
制度经济学必须包括本能、习惯、有意识与无意识推理。习惯特征的固有学习在人类和高级动物中无处不在。渐渐地，心态和意识知觉都得到升华，并且能熟练掌握较基本的学习方法。精神、身体和环境是相互依赖的，行动引起反馈和所谓信仰，而信仰提供了行动基础。?眼３４?演就人类推理而言，在这种结构与环境中，最为重要的是语言以及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文化产物。理性决策模型需要对推理手段进行定位，仅仅把它看作是具有时间敏感性的复杂反馈机制中的一个要素，并且在此反馈机制中，这种外部结构起重要作用。个人认知和它参与其中的长期环境循环之间具有复杂的相互作用，如何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眼３５?演。
四、几点思考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从现实的人出发，只有从现实的人出发，我们才能揭示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规律。我们必须在多学科的合作中研究制度才是出路。诺思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们在稀缺的社会如何进行选择的理论，在一个不确定极为普遍的世界，人们需要通过认知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相关的分析来解决不确定问题。通过将认知科学引入制度分析后，我们实际上发现了原来的社会科学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没有预见性，另一个则是我们不敢回忆。一方面，大家所理解的历史可能是错的。
另一方面，通过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诺思发现经济学家也有特定的学习曲线，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家是通过推测和回忆来理解制度过程的。这样就不免在复制历史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有意识的遗漏。诺斯认为，我们必须从认知科学领域，从心理学领域再挖掘对制度的理解。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如果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使经济学向精确化、模型化及数量化方面发展的话，那么认知科学的发展及其运用于经济学，将使我们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及其制度的研究更上一个台阶。经过对经济史长期的研究，诺思发现，长期来看，影响社会繁荣与否的，表面上是这个社会的制度矩阵；但是，更根本的因素，其实是社会大众的“思维架构”。然而，如何影响社会大众的思维架构，诺思却没有进一步阐明。对“思维架构”的研究则正是认知科学的主题。可以预计制度矩阵和思维架构之间的关系将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沿课题。
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４）
（责任编辑：陈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