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呼吸频率是多少:向普及科技知识和科学精神者致敬/杜继文

 带动我国科学技术有效发展的是两个轮子，一是科技创新，一是科技普及。作为一个门外汉，我就科普问题谈点感受。
一
 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为了从根本上摆脱国家贫困愚昧、落后挨打的局面，我们的先辈作了各种努力，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教育的，各个领域都有不少探索者，试验者，实践者。其中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那种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精神，以及由此形成知识界的那股蓬勃生气，每一想起，总能令人胸襟顿开，催人奋发。这也是一种无形的财富，我们理应继承下来，继续创新和发展。
 就文化方面言，我记忆犹新的就有几件事情。首先，是著名的“文学革命”———“白话文”、“大众语”，是至今我们仍在坐享它的重要成果之一，由此开展的文字改革，包括成功的拼音、半成功的简体化和远未成功的拉丁化，都力图把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话语和文字，交给普通老百姓，让老百姓也有享受学习文化知识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权利；而将文学从象牙塔里解放出来，把反映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表达他们的需要，吸引他们参与创作，则导致了大众文学和革命文学的产生。与此相应的是，以工人、农民为主要对象的识字和扫盲运动，遍及城乡的夜校和业余学校，推动平民教育多处开花，不论是作为教育救国的手段，还是启发革命的措施，都把教育的重点定位于人民大众。
 文化教育大众化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内容，就是科学知识的普及。因为我属于“科盲”群体，对这方面的情况不了解，但却十分关心。有些印象的是，西方近现代科学引入中国社会，首先是部分先进的文人，而后通过政府应用于机器制造，走进学校课堂，随后构成了我们教育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与此同时，是将这些科学知识提炼成一种精神，与科学知识一起，向社会宣传，向大众普及。以《天演论》为例，它所张扬的进化论，提供的不但是一种知识，而且对改变国人的因循守旧，为民族的独立和发展提供了信心，整整影响了几代人。
 就我了解的情况说，当年的科普工作，重点大体放在两个方面：一是传播基本的科学知识，一是用这些科学知识，清除风行于社会的愚昧迷信。这里以鲁迅先生为例。他早年是学矿、学医的。他的第一篇论文，是１９０３年与人合著的《中国地质略论》，第一部翻译作品发表在同年，是法国人儒勒—凡尔纳写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他的第一批学术论文是写于１９０７年的《人间的历史》———对海克尔种族发生学的诠释，以及１９０８年的《科学史教篇》———关于西方科学史的简介。此后他投身新文化运动，科普工作不得不停下来，但始终关怀有加。而运用既有的科学知识，与一切封建迷信作斗争，则成了他建设新文化的重要一面。
 鲁迅对于普通民众的宗教以至迷信，抱有同情心，特别厌恶的是文化人去提倡愚昧，传播迷信，是他斗争的主要对象。因为这种斗争，既是普及科学知识的需要，更是提升国民科学精神所必须，所以贯穿于他的学术一生。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战斗，是参与对１９１７年以来在沪京两地盛行的“灵学”的批判。１９１８年他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三十三》，从中很能看出他之把反对愚昧迷信同传播科学精神紧密结合的意向，至今仍有实际意义。此文开头的话，是大家都熟悉的：
 “现在有一般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言成了讲鬼话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
 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 这令科学也带了妖气的灵学，就很像我们的“人体科学”———文章举的例子里，理论上有所谓“精神能改造肉体”之说；“实践”上则捧出一位“神童”：“他说他能看见天上地下的情形”，“因为他有天眼通，所以本领在科学家之上”。
 此外，是我们当前被视为极时髦的一种观点———“科学害了人”： “‘适值欧化东渐，专讲物质文明之秋，遂本科学家世界无帝神管辖，人身无魂魄轮回之说，奉为国是，俾播印于人人脑髓中，自是而人心之敬畏绝矣。敬畏绝而道德无根柢以发生矣！放辟邪侈，肆无忌惮，争权夺利，日相战杀……’这简直说是万恶都由科学，道德全靠鬼话”了。
 后边还有一段专对某类文化人说的，今天似乎也有针对性，引在下面，不妨作面镜子照一照：
 “其实中国所谓自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即此几条，已足可推测我们周围的空气，以及将来的情形，如何黑暗可怕了”。
二
 现在我们距离鲁迅说这番话已经快九十年了，中央把发展科学和教育作为兴国的战略决策，“黑暗”是从根本上驱除了，但此类“诸公”的思维，似乎依旧停滞在那个年代。
 当前几乎家喻户晓，我国在进行体制改革。这体制改革中经常说及的，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由此涉及到每一个人，尤其是处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和农民。对这一转型的理解和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大多数舆论认为这是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转变，是把人无例外地推向社会，把人商品化，依靠市场的竞争发展生产力。在这里，我不想对这种舆论表示异同，但我想强调一点，还有一个方面，我认为是更重要的方面，是被舆论普遍地忽略了，这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从近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看，工人政党一向高举的是革命大旗，致力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变更。这些党执政以后，普遍注意发展经济，但重点是放在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热情上，因为多种原因，科学技术以及与之有关的教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更好的发展。当前舆论界阐释的体制转型，我认为依然停留在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上，不过方式变了，不再用政治思想工作去动员劳动者，而是打破他们的“铁饭碗”，“大锅饭”，让他们在下岗待业中自谋出路，通过市场方式推进生产力发展。“恭喜发财”，“时间就是金钱”，是两个代表性的口号。
 然而，我不认为这是中央推行体制改革的唯一内容。我们的市场经济前边有一个限制词，叫做“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无政府的市场竞争，也不能靠剥夺和掠夺，更不能用血泪和生命去换取经济效益。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唯一可行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劳动者的教育程度，兑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突出的是国家和人民。国家要强盛，人民要幸福，从根本上说，要寄托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精神的确立上。近来中央反复强调“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我认为这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什么是科学技术？国内外有许多界说。我的理解很简单，那就是人类可以无限延伸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自然能力，保障人类生存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能力，当然，它也是创造财富的根本手段。
 我们都是承认价值是劳动创造的。钱可以生钱，资本可以积累，但钱、资本自身却不能创造价值。一个赌城可以富甲天下，但它的社会生产力等于零，因为它根本不事生产。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是社会生产力，不仅是拥有金钱多少。生产力由两个主要成分构成：生产工具和使用工具的劳动者，这二者的水平，直接受制于科技的发展水平和劳动者掌握科技的能力。假若我们的生产工具，能够用先进的科技装备起来，普通劳动者能够熟练地运用它们，社会生产力的先进性就有了持久的保障，经济的持久发展也有了物质的支持。人海会战，投入劳动量，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传统上起过作用，但关键是用科技知识和科学精神将我们的劳动者充实起来。这也是保护劳动者，不断改善他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的基本途径。说到底，“科教兴国”要落实到广大的劳动者身上。国家发布《科普法》的本意，可能也在这里。
 因此，不论就国家的发展战略，还是增强劳动大众的创造能力，以至提高国民素质，科普工作和科学研究一样，是神圣的。科普面向的是缺知乏识的芸芸大众，播下的是文明，送去的是光明，当然，还有尊严和财富。我很惭愧，我没有科普的能力，只有表示我对科普工作者的尊重和敬佩。
三
 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运用于新的生产方式，把科学和教育作为兴国的战略，是国人奋斗上百年才实现的梦想，略知近现代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它在振兴中华，改造国民性中的伟大意义。有些出人意外的是，政治障碍消除了之后，还会有那么多的思想干扰。
 第一个干扰来自“人体特异功能”。它轻蔑人类数千年发展起来的近现代科学，用第Ｘ次“科学革命”予以全部否定，而由此创建的“人体科学”，唤醒的是冬眠久矣的封建沉滓，把极其宝贵的科学资源———科学领导部门、科学研究资金、一大批学者和青年学子的精力，用于发掘、论证和传播神秘主义上，由此还带出了所谓科学算命的预测学、科学风水的环境学，如此等等，欺世骗人，造假作伪，形成一股极端恶劣的学风，和非常不利于科学发展和科学普及的社会舆论氛围。我们的一些长者，捍卫科学尊严，反对伪科学，针对的首先是“人体科学”以及这一类假科学之名，行欺骗之实的江湖术士。至于“水变油”、“邱氏鼠药”之类，更多的属于商品作假———把自己的低劣伪造的产品，打上“科学”创新的印记，盗名窃利，是更典型的伪科学、伪技术。
 特异功能的理论，涉及到最新的科学成就，也涉及到我们的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未得到系统的清理，而反科学主义和为伪科学作辩之风接踵而起。
 科学主义是个什么概念？听过好多解释，主要是把科学与人文对立起来，把发展科学与以人为本对立起来，不一定能代表科学主义的所有涵义。我了解的一种是西方，尤其是美国一些人的观点：科学绝对是个好东西，但绝不可作为方法论去认识世界和指导人生，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应该原原本本地教授和继续研究，但不允许用进化论去考察《圣经》的创世记，以及其他神迹和灵异；如果从事这样的教学和研究，就是“科学主义”。他们是把科学与科学主义对立起来的———因为科学只能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提供“客观知识”，而不能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不能提供人生的目的、价值和意义。解决后者问题的是宗教，伦理判断是基于宗教传统，而不是科学。
 由此来看，科学主义一词的出现，实因为科学干预了宗教世界的世袭领地，所以才给这种干预一个恶谥的；我们有些学者把人文关怀解释成宗教的特权，恐怕也来源于此。所以他们反科学主义的一大用意，就是颂扬宗教，替宗教布道，期望把科学从人文和伦理领域驱逐出去，让宗教独占。
 当然，“科学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反科学主义者的用意也不是一种。但当我国的科技刚刚从落后起步，努力向前追赶的时候，当我国国民的科学知识普遍低下，亟待普及提高的时候，突然冒出个反科学主义来，难免不令人质疑，这是怎么回事？就我所知，说科学也会迷信，所以不能迷信科学，这是抨击科学最拙劣的一种；另一种最普及，说科学的坏作用太多：它破坏环境和人文伦理，它使杀人的武器精良，战争升级，它令人变成机器，失去人性；它会促成人类的最终毁灭……如此说来，他们的反科学主义就是反科学，他们讴歌的是自然———因为科学破坏了自然。如此一来，人是越愚蠢越没有知识越好，回归原始才是出路。这其实是复述国内外某些反科学反理性，欣赏和赞叹“混沌”者的陈词滥调。
 我们不想讨论宗教信仰是否就会导人从善，令人心灵净化。就其对科学自身的评价言，符合事实么？科学技术是人类能力的外化，是作用自然界的工具。它和一切工具一样，没有道德属性，对任何后果都不负有责任；不论给我们带来的是利，还是害，取决于使用者，占有者，支配者，说到底，是社会的统治者和管理者，是社会制度。鲁迅在《电的利弊》一文中说的很中肯：
 “前年纪念爱迪生，许多人赞颂电报电话之有利于人，却没有想到同一是电，而有人得到这样的大害（注：指电刑），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作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也”。
 我们的反科学主义者，不是追究破坏生态平衡的牟取暴利者，不是谴责掠夺成性的战争贩子，不是呼吁制止垄断资本、利益集团和法西斯的横行霸道，而把他们造成的种种恶果，都算在科学头上，人们质疑你们在为谁，以及为什么行为作辩护，不应该么？
 最后，反科学主义、反科普法，反反伪科学，是同一类思潮，其中不少有为的中青年学者，思想开放，文章多有文采；他们的许多知识，是很多人缺乏的。但他们的方法不对，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家在干什么，他们不知道人民大众需要什么，他们高高在上，指手画脚，也不知道他们的言论会产生什么社会后果。他们像是坐在文化沙龙里的文化贵族，认为只要发一个宣言，或者搞一个签名运动，就是拥有了真理———而真理其实是不靠宣言，也不由多数表决决定的。
 “科教兴国”是我们最正确的选择，把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送到最需要的普通劳动者和最底层的民众去，与科技创新是同等的重要，同等的伟大。建议乐于同科技过不去的学者们，也能参加到这个行列里来，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作些实实在在的事。
作者简介：杜继文，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

原载《科学与无神论》双月刊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