倩氏牙膏骗局:曾国藩从政为方略

第一讲 把握时代变局营造发展舞台
【忠告】：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方有成事之可冀。
面对“变局”，不坐壁上观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时代的任何“变局”都可能成为我们改变人生轨迹的契机。
任何一种新旧“体制”及政策的转换都可能成为我们个人营造发展舞台的“好风”。
任何想有作为的人，都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听从时代的召唤。如果墨守成规，拘泥旧的体制束缚，就难以成功。曾国藩在京时以理学家自居，理学讲孝道。按礼制的规定，曾国藩无论时局发生什么变化，他都应该在家乡为母亲守丧3年。但儒家礼法也有变通的办法，即当确实需要时，为官者可以不必等到守丧期满就去任职，这被称为“夺情”。后世这种“移孝作忠”的事虽屡见不鲜，但当事人仍要遭到士人的白眼。明代宰相张居正的“夺情”，曾引起朝政的大波澜，以至于张居正成为言官们攻讦的对象。清代康熙时期，大学士李光地也有一次“夺情”，时人也争相攻击他，并说这是李光地的平生三大耻之一。因此，当曾国藩最初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请他出山时，他委婉坚拒。当咸丰帝的朱谕诏示他时，他也三缄其口。为什么?这就是礼制的限制。
恰巧在这一天，郭嵩焘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县令朱孙诒知郭与曾的关系非常，故不敢怠慢，立即传官轿送郭嵩焘往曾国藩家。120里的路，赶到曾家时已是深夜。两人秉烛畅叙，当谈及时事时，曾国藩说明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郭嵩焘则“力止国藩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郭嵩焘素知曾国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为己任，现在面临“乱世出英雄”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大大施展抱负，尽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来说服曾国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给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台阶下，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郭嵩焘又反复与曾国藩的父亲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曾国藩这才应允。但多日不见起行。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崑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以郭氏兄弟入幕参赞其事为先决条件，郭嵩焘只好答应。此后四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都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 “大业”初起时的主要人物之一。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开始着手筹练湘军。
郭嵩焘后来叙述此事时，说曾国藩成就“中兴”之业，他劝出山的功劳最大，当时曾国藩接到上谕后，具疏力辞，正准备派专使赴省城送奏折。“束装将行矣”的时刻，他赶到了曾家，极力劝说，结果曾“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这大体上与事实相符，但时间上显然有出入。如前所述，曾国藩于十二月十三日接到上谕后就写了这个奏折，已经抄好，但没有发出。两天之后接到武昌失守的消息，从情理上推论，只能使他更倾向赶赴长沙，决不会深更半夜的打发人去省城送这份奏折。郭嵩焘所谓送信人“束装将行矣”的场面，可能是事过多年记忆上的错误，更可能是郭嵩焘为了渲染自己劝说曾国藩出山的“功劳”而有意“记错”的。除了“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外，曾国藩还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他深知自己讲理学、佐朝政尚可称职，而对于兵法阵战、练兵打仗可以说是个外行。而且，打仗是人命关天的事，与写写文章不同。尤其是现在朝廷让地方乡绅自筹饷项，而自己平素所交之人，大多贫寒之家，拿不出银子，就招不到兵、勇。因此，当乡间名流好友及巡抚大员一再请他出山时，他最初均表拒绝。咸丰二年十一月，他写信给刘蓉，解释迟迟不赴团练局的原因：国藩之所以迟迟赴局暗诸君子之后者，盖自七月二十五闻讣，至十一月初五始克释缟素而更墨绖!。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绖!显干大戾。且局中要务，不外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二端。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而侧闻石樵先生之胆勇，及左右与罗山、赵、康、王、易诸君子之讲求切实，国藩寸衷自问，实不能及十分之二三。至于催促捐项，无论斩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门，即使冒尔从事，而国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力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一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是以再四踌躇，迟迟未出。
曾国藩办事讲究条理，往往从最根本处讲求。让一个身带墨孝的人出入乡绅富户之家，是对先人不孝，对他人不恭，况且，他的“人力资源”对于筹集饷项可以说没有大补。但是曾国藩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他对刘蓉说：“国藩居湘乡之土，为湘乡之民，义不可不同心合力保护桑梓，拟于百日之后前赴县门，以明同舟共济之义。”随即提出自己的意见：“鄙意以为壮勇贵精而不贵多，设局宜合而不宜分”，认为“但得敢死之士400人，则固可以一战。”
十二月十五日，曾国藩又给他的内兄欧阳秉铨写去一信，请他前往京师，帮助将家眷接回湘乡，他还说自己在家服丧仅满4月，家中诸事尚未料理，此时若立即出山办理官事，则不孝之罪滋大。
且所办之事亦难寻头绪，若其认真督办，必须遍走各县，号召绅耆，劝其捐资集事，恐为益仅十之二，而扰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认真，不过安坐省城，使军需局内多一项供应，各官多一处应酬而已。
再四思维，实无裨于国事，是以具折陈情，恳乞终制。为了取得昔日友好对他内心苦楚的理解，他还将折稿寄到京师，请内兄转交。相好中如袁、毛、黎、黄、王、袁、庞诸君，尽可令其一阅。
此外如邵蕙西、李少荃、王雁汀、吕鹤田有欲阅者，亦可一阅。
盖欲使知交中谅我寸心，不必登诸荐牍，令我出而办事，陷于不孝也。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出山办团练的困难考虑得十分细致、具体。这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务实的人。
【忠告】壮勇忠精而不贵多，设局宜合而不宜分。
巧借“亦官亦绅”的双重身份
曾国藩最初出山办团练，是以丁忧侍郎的身份来“入局”的。丁忧是为他母亲守丧，按儒家的礼制，无论官做多大，必须尽孝道，为父母守丧3年(实际是27个月)，在此期间，朝廷要开去官缺，但仍享有原官品级的待遇，服丧期满，再到中央重新任职。也就是说，曾国藩有的是二品侍郎的虚衔，他这个“官”是虚职。同时，他又有“在籍”的身份，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于原籍，曾国藩在家乡守丧，因而又有了乡绅的身份。但他这个乡绅的身份也是虚的，因为他一旦服丧期满，又要离开湖南重返官场。而那些退休的官员才是真正的乡绅。就此而言，曾国藩的“亦官亦绅”都是虚衔，这就是他经常谈起“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原因。
曾国藩早在衡阳练军的时候，常说自己是“非官非绅，办事不灵”，而刘蓉却说，“我看这句话要倒过来说，应该是‘亦官亦绅，办事必成’。侍郎公曾经有为官的身份，在朝廷上的影响绝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而侍郎公如此体贴民情，与我们这些书生能打成一片，也不是一般当官的人所能做到的。现在这支上万人的队伍，主要还得靠侍郎公。”
曾国藩听了这话，并不表态。他作为湘军统帅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也不用推辞。倒是刘蓉说他“亦官亦绅”，好像让他感悟到自己的身份也有其特定的优势，他今后应该想方设法发挥这种优势。
曾国藩何以有“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感慨呢?原来，曾国藩在长沙初练湘军的时候，由于他本来处于一种非官非绅的地位，可实际上却干着官和绅的事情，这样就必然要侵犯到他人的权利。再加上他常自以为是，一切只凭自己的想法去做，根本不知道迁就别人，也使得别人很难与之合作。起初，湖南巡抚张亮基是信任他的，又有左宗棠在中间沟通，所以矛盾还没有显露出来。不久，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左宗棠也跟着离开了长沙，由潘铎署理湖南巡抚，曾国藩与长沙官场之间的矛盾便公开化了。后来骆秉章正式出任湖南巡抚，但他对曾国藩一时间同样也很不理解，矛盾并未有大的缓解。
尤其是其间发生了绿营兵冲击曾国藩公馆使他差点被枪伤而地方巡抚骆秉章却敷衍塞责，不了了之的事，使曾国藩更加狼狈不堪。所以曾国藩感慨“办事不灵”。而这次到衡阳后，听了刘蓉的话，他倒决定利用自己的“亦官亦绅”的双重身份了，变原来的“不是”为“是”，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
首先，一个“有利”条件是，“非官非绅”的身份使曾国藩没有封疆大吏肩负的守土之责，从而“逃避”许多罪责。在太平天国发展前期，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江南几不为清廷所有。而丢弃城池是地方官的大罪，湖南巡抚骆秉璋等人都受到革职查办的惩处，甚至有不少钦差大臣为此受到斩首的严惩。曾国藩出山之初，因为无实权，因此叹息“办事艰难”，但他也因为“在籍侍郎”这块挡箭牌使自己免受清廷的惩处。等到太平天国势衰，曾国藩手中又有实权，也就不再慨叹“非官非绅”的身份之苦了。
【自检】
问题
回答
①你如何理解非官非绅，办事不灵?
②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
③你是如何做的?
④通过学习，你将如何改进?
其次，曾国藩以“官”的身份，打通官场，以博得当地官员的好感及支持。为此，他跟比自己小二级的衡州知府以“兄”相称。衡州知府陆传应在曾国藩到来之前已有巡抚的札文，照例开城相迎。知府官位仅是从四品，比曾国藩的二品大员低了二级，但曾国藩并不以高压下，照样以“兄”相称，给陆知府的印象颇佳。
经由陆传应的首肯，团练大臣的“署衙”很快有了着落，决定暂设于小西门演武场。这个演武场位于衡州西门外的蒸水滨，是当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开辟，场面很大，有现成的阅兵台和“行署”，实际上是一处大祠堂。曾国藩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练武场。觉得事情办得比在长沙时顺遂多了。
后来，曾国藩还利用他的名声、出身与人品赋予他的类似“绅”的身份，广招英才贤士，并通过各种方式结交地方乡绅，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军饷”问题，终于练成一支“忠诚”、“血性”之师。也一雪在长沙“非官非绅，办事不灵”之耻。
脱胎换骨，打造湘军
第一是千磨百折。曾国藩多次说，造物主对大功大名是十分吝惜的，“必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他饱尝的人间苦难，比神怪人物唐僧取经路上的八十一难还要多。他自己说：“平生受挫受辱之时多矣，无一次不打脱牙和血吞”。一向傲视群伦、挟“帝王之术”而又以霸才自诩的王运在观览曾国藩的奏疏时，也感其“悲苦，令人泣下”，当读到“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时，发出“《出师表》无此沉痛”的慨叹。
曾国藩的磨难既是个人的，又是时代的。因为他走的不是爱新觉罗家族给他铺就的路。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办团练，但他没有像其他团练大臣那样，他要“赤地立军”。这是他的成功所在，也是他历经磨折的由来。薛福成作为他的四大弟子之一，道出了这番道理。他说当时团练大臣虽有几十位之多，但或者有名无实，或者以身殉国，或者闻敌即逃，只有曾国藩走出了团练的框框，“是文正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之规制也。”他还说曾国藩虽以团练发轫，“然惟早变其实，并变其名，所以能有成功，否则前事可睹矣。”由于曾国藩打造了湘军这条船，而且湘军出征不久就把武汉打了下来。他的突出表现让倚食国家饷禄的正规部队汗颜多多。但湘军这条船实在造得太大、太显眼，磨折也就接连不断。直到40多岁时，他还说自己是“命薄福浅之人”，不足以当大任。尤其是每当关键时刻，总有大的突发事情降临到他的身上，为此他说“事机不顺，似天在磨折”，这或许是他后来总结的成大功大名“人天各占一半”的由来。
第二是厚饷养兵。曾国藩深知，打仗是要死人的，尤其是战时状态。因此他在组建湘军时，采取厚饷养兵，用其死力的办法。在确定一名勇丁的月饷时，他找来几位勇丁，对他们在家务农一年的收入情况进行了调查，有人回答自己一年的收入大约有十多两银子。他又对现行的绿营饷章进行了认真的计算，尽管绿营兵的月饷不多，但加上打仗时所发的行粮，每月也达到白银4两多。他想，当兵的应该比种田的收入多三四倍，这样算来，每月就得发给他们白银4两上下。这个数字也正好略低于绿营月饷与行粮的总和，一旦朝廷询问起来也有个说法，不至于授人以口实。他拿定了主意，湘军正勇的月饷被定为白银四两二钱。
清朝的绿营兵平时每月饷银马兵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清朝初年尚可维持生活，但200年一贯制，绿营兵饷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哪会有战斗力!江忠源等人募勇时，规定每人每月饷银四两五钱，已是绿营兵的近3倍。湘军比此还要高。不过，曾国藩讲究“技巧”，将绿营的行粮也加在一起统算，表面上湘军饷银不高多少，实际上绿营兵很难发足饷，往往发到二三成。至于行粮，就不能保证了。换言之，他算绿营兵时用的是“虚数”，他发给湘军的是实数。可见曾国藩还是动了相当心思的。
曾国藩为了使士兵卖命，还给每营增加长夫120人以减轻士兵的劳役负担，这对提高士兵的战斗力很有益处。原来军队中兵、役混杂的情况至此大为改观，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明显分开，军队向近代化转变。将弁的标准当然更高。规定陆师营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办公银一百五十两，夫价银六十两，共计二百六十两，凡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及置办旗帜、号补各费用统统包括在内。其他各弁兵每月饷银为哨官九两，哨长六两，什长四两八钱，亲兵护勇四两五钱，伙勇三两三钱，长夫三两。水师兵饷，营官与陆师营官同，头篙、舵工与哨长同，舱长与什长同，惟哨官薪水为陆师两倍，每月银十八两。总计湘军饷用，大约平均每人每月需银六两。如果统计其各项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六十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以上者三百九十两，五千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薪饷的优厚刺激了湘军的发展，其兵源也就不成问题，曾国藩用的正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策。
于是，“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这对于调动湖南农民尤其是绅士、文生的从军积极性，有很大作用，但为日后筹饷带来困难。为解决这个矛盾，湘军采取发半饷的办法，一般只发五成饷，欠饷数月以至半年，成为普遍现象，久而久之，形成风气，士兵亦习以为常。
为防止士兵离营，甚至有意拖欠军饷，或扣下大部分的银存入公所，等士卒遣散或假归时进行核算，酌发部分现银以充川资，其余部分由粮台发一印票，至湖南后路粮台付清。若士兵擅自离营，欠饷、存饷即被没收，不再发给。这样，士兵苦无川资，又恋于饷银，也就不会轻易离营了。同时，士兵一旦假归或遣散回家，就能领到一大笔银两，对未曾应募入伍的人也可以产生巨大的诱惑力。这样，曾国藩就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既减轻了筹饷的困难，又防止了士兵的逃跑，还能引诱大批农民和书生踊跃应募。
【总结】天下事无实意者鲜有成效，务虚名者多后患。
曾国藩打造的湘军中，第一个精神即是万人同心。这是鉴于国家正规军的腐败至极而“改弦更张”的。
本来，清朝的武装力量即国家的“经制额兵”，主要由八旗兵和绿营兵两种构成。在编制和待遇等方面，二者有很大不同。八旗兵在许多方面优越于绿营兵。但早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兵的衰落已是不争之实。因此，在这场长达八年的战争中，最后主要是通过绿营兵平定的。三藩平定后，八旗对绿营的依赖日益严重。至乾隆时，连皇帝也说，“打起仗来，八旗不过随众行走，还不如绿营奋勇，深为可恨”。这表明，八旗的主力地位已逐渐被绿营取代。
但由于绿营兵平时担负繁重的地方杂役，战时又为八旗打先锋，当后勤，而各种待遇又远不如八旗，处处受压制，加之装备落后，兵将不亲，因此自嘉庆初期五省白莲教起义以来，绿营也开始走向衰落。
除正规军外，清朝还有乡兵。这种兵始自雍、乾，但当时“旋募旋散，初非经制之师”，就是说，它只是权宜之计，是对正规军的一种补充与应急。但由于乡兵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立有战功，更主要的是由于八旗、绿营的衰落，乡勇的地位也就日益重要。
本来，清朝的军事体制吸取了历朝历代的教训，主旨在于防止武官造反。为此，国家每有战事发生，临时派遣亲王、郡王为大将军，这就是统帅；兵则一般东省五百、西省八百，临时凑成几军。有大战事，则派京师劲锐八旗，也是从各旗抽调。这样，兵与兵不相知，将与将不相识，兵、将之间更难有“私属”关系发生。这种立意防范的体制到了嘉庆年间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因此，当白莲教五省起事后，清廷在利用国家传统的正规军打仗的同时，也让地方官员举办团练，以自保乡里。这后一种不起大作用的新办法到了咸丰初年却派上了大用处，唱起了主角。原因除了军政腐败外，更重要的是清朝的财政十分枯竭，正规军一年的兵饷二个月都开不出。而且，国库空虚，再拿不出打仗的钱来驱使绿营兵。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突破了“变通”的政策界限，让地方大员自筹兵饷，自办团练，也就是朝廷给了个最大的战时政策：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这一体制的转变造就了曾国藩一生事业的转机。否则，天下无论如何大乱，也轮不到他这个汉人进士去指挥千军万马。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为我所用的人。他用咸丰帝的“练”字招牌，开始了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人生历程。
团练是保甲法的遗意，用于防守地方小股盗寇还勉强称职，如果用来防御强敌就变得无能为力。多少年后，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在总结曾大帅成功时还颇有感触地说：“有得力之劲军以剿强寇，而以团练辅之，为坚壁清野计则可，专恃团练以剿强寇则不可”。他还指出：无论从决策层还是言官们，都认为团练可以成功，因为没有筹饷之难，没有募兵之劳，反而能坐享其成，“其说非不美也”。但作为思想家的薛福成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事没有实际意义的很少收到成效，而务虚名的多留后患。”他举出三个例证：一个是罗绕典，当时在籍“丁忧”，闻诏后即赴长沙与本省巡抚会办军务；另一个是前刑部尚书陈孚思，在南昌与江西巡抚办军务。这也是清廷最早任命的团练大臣。由于二人与巡抚同在城中，又时间非常短，因此虽然没有收到成效，但也不至于互相倾轧。后来者就不同了。像安徽的吕贤基，以工部侍郎在籍办团练，但当皖北危急时，无兵无饷，赤手空拳，最后殉难舒城。
与这些人相比，曾国藩走出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即打“练”字招牌，将勇改练成军。所以薛福成说：“文正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之规制也。”
曾国藩属于帮办团练，咸丰帝在接连发下的办团练谕旨中，一再申明办兵原则，即不能取代正规军：“著各该抚分饬所属，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办理，并出示剀切晓谕，或筑寨浚濠，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密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这是镇压白莲教起义故伎的重演，妄图以此遏制太平军扩大兵力，“驱民为寇”，由于团练不脱离生产，不拿政府军饷，不离本土本乡；同时，团练还要接受地方大吏的督促和管辖，因此团练大臣则只是帮同办理。但曾国藩对这样办团练不感兴趣。他要另立新军。曾国藩认为，对付集中而强大的太平军，必须有一支强悍敢战的军队。有了它，太平军返回湖南，可以据城抵抗，守卫桑梓；太平军不来湖南，则可以出省作战，主动进攻。而这支军队的来源，就是自己募勇训练。
曾国藩带领湘乡练勇赶到长沙后，就向湖南巡抚张亮基表示了他的以上想法。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张亮基也早有此意，二人遂一拍即合。因此，曾国藩到达省城的第二天就发出了他早已拟好的奏折。
曾国藩通达政务，对清廷政治的运作过程十分清楚。因此，对于回乡之后的第一份奏折，他写得很委婉，第一层讲了自己遵照皇帝谕旨，前往长沙办团练，是“勉竭愚忠，稍分君父之忧”。第二层讲团练虽然好，但今昔不同，因为嘉庆年间是官给发饷，现在需要乡绅自己出钱，弄不好会走向反面。第三层讲长沙现今空虚，必须练兵才能缓急可恃。最后则抛出自己的练兵计划，他说：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训练，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足资剿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无裨益。臣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
清廷急于平定太平天国，因而只要对此有利，就都开了绿灯。因此咸丰帝令其“悉心办理，以资防剿。”曾国藩的练兵计划获准通过。
曾国藩的政治眼光确实比清政府及同时代的大僚们高出许多。他看到了问题所在，尤其是利弊相权取其轻。他的计划通过后，给朱孙诒的信中说，“去冬之出，奉命以团练为名，近来不谈此二字，每告人曰乡村宜团不宜练，城厢宜练不宜团。如此立说，明知有日就解散之弊，然解散之弊尚少，若一意操切行之，则新进生事者持札四出，讹索逼勒，无所不至，功无尺寸而弊重邱山，亦良可深虑也。”在给张亮基的信中更直接了当地说：“惟团练终成虚语，毫无实裨，万一土匪窃发，乡里小民仍如鱼听鸣榔，鸟惊虚弦……难可遽镇也。”他还在批给手下人的批牍中，将本来并无二致的“团练”一词，“谬加区别”，一分为二。他说： “团练”二字须分看。团，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简兵请师，制械造旗，为费颇多，故乡民不肯举行。本部堂每与各州县道及，宜乡间团而不练，城厢练而不团，庶几有益而易行。
曾国藩是文章高手，更是通达时变的人。他改造“团练”，使他与当时的四五十位团练大臣分道扬镳。而且，由于“改图之速”，所以“立竿见影”。当然，艰辛的过程又非三言二语可以道破。
北宋刘书在《刘子·兵术》中说：“万人离心，不如百人同力。”宋人许洞也说：“和于国，然而可以出军；和于军，然后可以出阵；和于阵，然后可以出战。”曾国藩不仅是从理论上，而且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中，认识到一个群体团结的重要性。
他在给林源思的信中说道：现在大营所调之兵，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和，将与将不和；彼营败走，此营不救；此营败走，彼营不救；此营欲行，彼营顾止。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
曾国藩深恶痛绝的还是八旗绿营彼此“败不相救”，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说：“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关于这一点，早在衡阳练军的时候他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他说：今欲扫除更张，非万众一心不可。
因此，他认为绿营军的种种恶习、积习、陋习必须一扫而光，他制定了“别开生面，斩断日月”，“改弦更张，赤地立新”的方针，立誓要创建一支崭新的军队。为了他新建团体的“纯”，曾国藩招募湘勇、组建湘军时，决定一个绿营兵也不要，他怕“一根鱼腥一锅汤”，怕勇丁染上官兵习气。这是一支“士卒精强”，“制械精致”的武装，一支可“破釜沉舟，出而图事”的劲旅，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的队伍。
为此，他为自己所要编练的湘军确定了最基本的建军标准。用他的话说，这支军队必须要能够做到：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太平军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当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只有这样，才可以血战数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建军标准。为了达到这个标准，他从招募勇丁、挑选军官以及军官对勇丁的控制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同时，还创制了《要齐心》的歌谣：
我境本是安乐乡，只要齐心不可当。一人不破二人帮，一家不及十家强。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来帮。若是人人来帮助，扶起篱笆便是墙。……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纵然平日打官方，此时也要和一场。大家吃杯团圆酒，都是亲戚与朋友。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手一双。
【自检】曾国藩出山时，手中既无兵又无权，本人又不擅长打仗，但何以能打败十倍、百倍于己的太平天国?成为“中兴名臣第一”?
【忠告】万人离心，不如百分同力。
【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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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执理不移 遇事敢争
【幕僚总结】大臣建树之基，在得一行省为之用；而其绩效所就之大小，尤视所凭之地以为准。——薛福成
卧薪尝胆，不轻易出底牌
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曾国藩早在京城为官，深研《易经》，对“潜龙在渊”尤为加意。他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抗清廷圣旨，而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击败，见死不救，可以说把事做得够绝情了。
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廷合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熟练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剧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一时形成“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局面。
其实，清廷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以湖南乡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绿营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这也是过去常有的事，决非要他充当主力，独力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重任。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处处以四省合防为词，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因而，咸丰皇帝再次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人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与座船一起丢失），与咸丰皇帝的“朱谕”一起保存， “同志恩遇”。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接到吴的信函后仍不想赴援，只是由于王■誓报江西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积极要求赴援湖北，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后来一接到“武昌解严，暂缓赴鄂”的谕旨，便乘机取消了王■赴鄂之行。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皆复函拒绝，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轻发的道理。吴文镕终于被其说服，虽自度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而出。还特致书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份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
当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亦拒绝出征，仅派刘长佑和江忠睿率1000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江、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这对曾国藩是个沉重的打击。江忠源在曾国藩诸门生中，办团练最早，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概交江忠源指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不料未待出征而江忠源毙命，这无异于砍去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使他明知自己不善带兵而又不得不亲自出征。吴文的死对曾国藩打击更甚，吴文身任湖广总督，既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是他强有力的后台。若吴文镕仍在，处处有人帮他说话，或许不至陷入后来那样的政治困境。可见，曾国藩坚持不轻易出省作战的方针，虽然使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曾国藩深通天道盈缩、洪荒变换的道理，他常常告诫诸将说：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决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懦弱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
与强悍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在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了。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不要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
【自检】通过学习请你回答下列问题:
问题
回答
①在工作中你是否“贸然行事”?
②应该吸取怎样的教训?
吸取教训：
③通过学习，你将如何改进?
改进计划：
曾国藩在衡州编练水陆两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本打算在形成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之后，再出省作战，去剿灭太平军。曾国藩深知太平军绝非以往的农民起义，自起义开始，从广西一路北上，过关斩将，使清政府苦无良策，频频更换钦差大臣和军中主帅，致使清军不敢贸然与太平军交锋，只能尾随其后。在兵多将广，日益壮大的太平军面前，没有形成一支劲旅而轻易与之交战，那必将是以卵击石。况且在太平军率先取得长江中下游水上优势以后，没有一支技术先进的炮船和熟练的水军，是无法与拥有帆如叠雪，所向披靡的太平军相抗衡。因此，曾国藩抱定：战船要坚固耐用，战炮要配置先进的洋炮，兵勇要训练有素，船炮不齐，决不仓促出征。“不练之兵，断不可用”，“此募成军以出，要须卧薪尝胆，勤操苦练，养成艰难百战之卒，预为东征不归之计。若草率从事，驱不教之士……行三千里之远，以当虎狼百万之贼，未与交锋而军士之气固已馁矣……庶与此剧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
然而，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却不容曾国藩去按部就班完成自己的计划。面对太平军北伐、西征的凌厉攻势，清政府疲于奔命，四处调兵，明知湘军水、陆两师刚刚组建，缺乏战斗力，但为解决兵源不足，征调湘军出省作战的谕旨却也源源不断地飞到曾国藩的手中。黄州告急！庐州告急！武昌频频告急！这使曾国藩着实为难。要想担负起与太平军作战的重任，断不能草草出征。可面对一份份措辞严厉的谕旨，曾国藩只好硬着头皮以船炮不齐、兵勇不足为由，拒绝出征，“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这使咸丰皇帝十分恼火，他无法理解一介书生能作出何等事业。当曾国藩面对太平军西征，提出四省联防、合力堵围的措施时，咸丰皇帝便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现在安徽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著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所编练的湘军，只不过仍是团练，调其出省作战，无非是去配合绿营军，以解燃眉之急，而曾国藩开口要编练成军，训练有素，闭口要四省联防，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捧。面对咸丰皇帝的嘲讽和高压，曾国藩十分为难，听其调遣，则一个时期以来的心血及努力必将付诸东流。无奈，曾国藩在接到谕旨后，依然拒绝出省作战，他在陈述其不能出征的诸种理由之后，激昂地表示：此次奉旨出省，徒以大局糜烂，不敢避谢，然攻剿之事，实无胜算。……臣自维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钝利败，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伏迄圣慈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
咸丰皇帝阅了奏折以后，也深为曾国藩的赤胆忠心所感动，在朱批中安慰到：“成败利钝不可逆睹，然汝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
曾国藩为坚持其断断不能草率出征的原则，不仅拒不执行咸丰皇帝的谕旨，同时也对处于危困之中的师友江忠源、吴文镕等的求援于不顾。
曾国藩在局势急转之下的情况下，即使千呼万唤，仍坚持不可草率出省作战的原则，使他赢得了编练水陆两军的时间，为其日后独立镇压太平天国奠定了基础。当然，也使曾国藩付出了当前利益的巨大代价。然而“忘其小丧而志其大得”。这也是曾国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忠告】忘其小丧，志其不得。
刚柔互用，争让适度
曾国藩认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的还要靠把握刚柔的尺度。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
一个人如果把随波逐流当作是坎坷中的精神自慰和权宜之计，他(她)或许还有自立于人的时候，而如果真的把它当作人生的信仰、理念，那必将一无所成。一个永远自甘平庸无特立之行的人不仅与成功无缘，而是一个活着有无意味的问题。
但是，最易使人成功的勇敢，当还属于策略性的勇敢，曾国藩“按兵”“抗上”则可属于这一种的勇敢。
1862年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鼐、李榕三人的献议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
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入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肯令鲍超归胜保管带，而胜保乃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但鲍超不明底里，认为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故露出不满之意。还是胡林翼善于做思想工作，写信劝诫说：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
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则可谓是另一种的“柔”。
【自检】你如何理解“刚柔互用，争让适当”你认为如何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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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与作为，无权断不能有所为
无权定难办事，权大易遭不测，曾国藩对此体会颇深。因此，他认为无权一定要争，权大一定要让。
自古道：无粮不动兵，运兵打仗，筹集粮饷为第一要着。但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带兵，只有兵权，没有总督、巡抚拥有的筹饷之权，他在湖南、江西遭遇的窘境，就是因为筹饷问题受制于人，正如他在与邵位西信中说的：“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但是，督抚实职，朝廷从不肯轻易授人。咸丰四年，曾国藩攻下武昌，咸丰帝兴奋之余，授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任命下达后又反悔，随即收回成命。可见，朝廷对曾国藩的信任是有保留的。曾国藩仍是没有捞到实权。
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上书恳请终制。这本是针对朝廷不给予督抚职任的要挟手法，朝廷起初未识破此用心，回批不允终制。曾国藩于是上了一封很长的奏折：《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历述自己以侍郎虚衔领兵以来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因无实职，以致地方官员时加“讥刺”，甚至“往往疑为伪造，酿成事端”；尤其是筹饷之事，更令曾国藩十分无奈，他说：至于筹划军饷等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没有一样不经过州县官员之手，有时我军营抽厘之地，州县官员故意阻挠。有时我军营已劝捐的人户，州县官员却要另行逼迫捐财，强行勒索。我想听之任之，则很担心事情窒息阻碍；我想惩处，则怕与大官吏们相磨擦。……对于吏治、学额、减漕、豁免各种事务，我更不敢越俎代庖。即使想出个告示，来儆戒官员邪气和安慰民心，但是我因为不是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也终难相信。
曾国藩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无督抚实权，他只好赤裸裸挑明心迹：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这就是向朝廷告白：你若继续让我治军，就要给督抚实权，否则，不如让我回乡终制。谁知，此时战局正在起变化，太平军意想不到发生内讧，江南大营围攻金陵甚急，胡林翼已攻下武昌，形势开始有利于清廷。于是，朝廷毫不客气地回批：允许曾国藩开侍郎缺，在籍守制。
曾国藩大失所望，不仅捞不到督抚，连手中兵权也被夺去了。只好怏怏回乡，以待时机。
数年之后，当曾氏兄弟的湘军攻取金陵，建不世之功，他们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的时候，曾国藩则主张远权避祸。郭昆焘说：“侯相兄弟克复金陵，竟犯天下之大忌，群起而力诋之。”其实，矛盾的焦点人物是曾国荃，群言嚣嚣，主要是对着他来的。曾国荃为人“傲”，自从带吉字营出征，战功累累，但与诸将的矛盾也愈益深刻。如与彭玉麟、杨载福有事相商，往往“声色俱厉”。诸将极为不满，又碍于曾国藩情面，于是不断出现“告去”的情况。曾国荃再一点就是“贪”。连曾国藩也说他“老饕名遍天下”。这个问题不解决，早晚会生出事情。于是曾国藩苦心告诫：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
金陵之役，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常吝惜之，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金陵，而余屡次去信多危悚儆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建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老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为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在此，千嘱万嘱，无煎迫而深疾也。
曾国荃总算听了阿兄的劝告，在攻占金陵两个多月以后，就以“遍体湿疮、彻夜不眠”为由，奏请开缺回原籍，带着成箱的金银财宝，回湘乡享清福去了。
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如孔翠洒屏，好自耀其文彩。林文忠晚年在家，好与大吏议论时政，以致与刘玉坡制军不合，复思出山。近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二人皆有过之才，又为本籍之官所挤，故不愿久居林下。
督抚本不易做，近则多事之秋，必须筹兵筹饷。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筹饷则恐以搜括而致怨，二者皆易坏声名。
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未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
【忠告】无粮不动兵。
【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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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上）
【幕僚总结】事须才而立。才大者必任群才以集事，则所成又有大者焉。累而上之，能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以平天下。
【忠告】：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成大事者，以多得助手为第一要义。
鉴人有术，冷眼识英才
曾国藩之所以“成功”，可能有诸多原因，但他能够网罗人才，把一大批有各方面才能的人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成为他的幕僚，为他出谋划策，是十分重要的原因。《花随人圣庵摭忆》说：“文正之事业，所以不可及者”，原因就在于此。
曾国藩以培植、宏奖人才自诩。他说：“君子有三乐，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其一乐。”对于曾国藩的知人善用，封建阵营普遍评价甚高，曾氏的故旧门生尤多褒辞赞语，郭嵩焘为曾国藩作墓志铭，说他“以美化教育人材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俞木樾说藩国藩“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就连刚直自负的左宗棠，后期与曾国藩龃龉甚深，但曾国藩死后，仍寄联挽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清史稿》说曾国藩为人威重，长着漂亮的胡须，三角眼睛棱角分明。每次接见幕客，注视很长时间却一言不发，被接见者精神不免紧张，悚然不安。幕客走后，曾国藩记其优劣，从没有差错。又说“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
世传曾国藩还颇精于相术，并著有相书《冰鉴》，他在运用相书的理论察颜闻声、评判人品方面堪称一绝。
曾国藩颇精于相术。他所编写的《相人口诀》说：“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而在《相人十二字法》中又论述了六美六恶，提出“美者曰：长、黄、昂、紧、稳、称；恶者曰：村、昏、屯、动、忿、縜”。
《见闻琐录》记载这样一件事：曾国藩善知人，预卜终身。任两江总督时，陈兰彬、刘锡鸿颇富文藻，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并负重名。有人推荐到幕府，接见后，曾国藩对人说：“刘生满脸不平之气，恐不保令终。陈生沉实一些，官可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作为。”
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西洋，两人意见不合，常常闹出笑话。刘写信给清政府，说郭嵩焘带妾出国，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辱国实甚。”郭嵩焘也写信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自然倾向于同为曾门的郭嵩焘，将刘撤回，以后不再设副使。刘为此十分怨恨，上疏列举李鸿章有十可杀大罪。当时清廷倚重李鸿章办外交，上疏留中不发，刘气愤难平，常常出语不驯，同乡皆敬而远之。刘设席请客，无一人赴宴，不久忧郁而卒。
陈兰彬于同治八年（1869）经许振禕推荐，进入曾国藩幕府，并出使各国。其为人不肯随俗浮沉，但志端而气不勇，终无大见树。
作者说，观曾国藩预决二人，真如天算一般。然其衡鉴之精，尚不止此。在军命将，说某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名终。皆一一验证。
实际上，曾国藩观察人并不完全以貌取人，譬如罗泽南“貌素不扬，目又短视”，骆秉章“如乡里老儒，粥粥无能，”但他都能倾心结好，许为奇才。又如塔齐布，因为他出仕很早，穿草鞋，每朝认真练兵，便为曾国藩所赏识。后来一力保举他，并且说：“塔齐布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所以说，曾国藩善于识拔人才，主要是因为他能观人于微，并且积久而有经验，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对于观人的方法，“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惭的人。
曾国藩能这样“冷眼识英雄，”所以在他夹袋中储藏了不少人物的档案，等到一旦需用，他便能从容地按其才能委以职务，而且一一胜任。后来和太平天国打仗，曾国藩幕府中人才之盛，一时无二。这不能不说是由于做京官时，观察罗致人才的好处。
【自检】你如何理解“鉴人有述”?你受到什么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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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人之私  成一人之公”
曾国藩利用幕府训练与培养出大批人才，并委以重任，保举高官，以至“荐贤满天下”。这样，保举也就成为了曾国藩吸引人才、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曾国藩从军之初，对这一点体会并不深刻，“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百分之三。咸丰五、六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主要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至。回顾往事，亦甚感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沉于下位，实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曾国藩有所触动。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
赵烈文说：阁下爱贤好士，天下所共知。远者可无论，仅左右人士屈指可数者，是士负阁下邪？还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我以为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人志日嚣，凡其器能略过俦辈，咸思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因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苟非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使诚无求，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邪！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夫与人共患难之际，而务慎密于登进，殆自孤之道也。谓宜多储广纳，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误滥，则亦为损甚徽，而以获好贤之称，利甚厚也。军旅之间，一技不没，有道以御之，孰不思尽其力。况贤否之分，不可仓卒，士有造次倾动，亦有暗然日章，观人之难，及久而后可尽也，故曰‘贤主求才终日，及其得人，不出闾巷’，信笃论也。自古英霸之略，汲汲不遑，惟有求贤自助而已。而士恒偃蹇不乐者，徒以既出则当分人之忧，非荣宠安乐已也。自后世志节凌夷，以干谒为进身之阶，一登仕途，有利无患。于是，游谈之士争扼腕而言利害，虽衡石程书犹不可计，是使周公在今亦将爽然而废吐握，何论余者。阁下奋其勇智，矫世违俗，恳诚拳拳，千里之外，将共兴起。尤望敦尚儒者骨干之士，以佐不及，宽以纳才，严以责效，是实安危之大端，治乱之所存也。
赵烈文的话讲得入情入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于是，“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从咸丰十一年(1851)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自检】你如何理解“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合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思。曾国藩奏保幕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艰难，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刘瀚清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刘是江苏武进人，原是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幕僚，负责草拟奏稿，很受胡的器重。咸丰七年(1857)四月，太平军席卷苏、常，胡林翼病情日危，刘瀚清身当幕主及形势危殆之时，辞归乡里，引起胡、曾的不满。胡林翼于同年六月奏保16人，刘瀚清不在其列。同治元年(1862)，刘瀚清进入曾国藩幕府，以后又随曾北上镇压捻军。但移督直隶时，刘又迟疑不肯随行。在曾国藩的眼里，刘是不能任艰巨的人，因此虽敬其有才，但也不保举。刘后任上海预备学校校长，负责培训赴美留学生。此外，还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迁升太快之人，一是个人不愿出仕之人。
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一入保案，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遭连章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他在《日记》中写道：“老年一膺荐犊，遽被参劾，抑郁潦倒以死。悠悠毁誉，竟足杀人，良可怜伤。”曾国藩以后接受教训，对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并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解释说：“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则弹章严旨立时交至，无益于我，反损于渠，余拟自买米外，不复录用。”
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直接间接地奏保，于二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擢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劾降调。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同治四年九月清政府欲令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丁日昌以江西知县，因案革职，三年之内开复原官，荐保府道，擢任两淮运司，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浮。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蕺其诡谋而慑其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结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消此议。
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恩，反成仇隙，说来颇令曾国藩伤心。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谈到奏保之难时说：“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
曾国藩一生荐举人才甚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他的幕僚。现已查明的曾国藩幕僚有4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受过他的保举。可以说，凡为其幕僚者几乎人人都有顶戴，即使不是实缺官员，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名堂，无此资格者反倒为数极少，成为凤毛麟角。而获得实任者，更是直接间接地借助于曾国藩的荐举之力，幕僚中26名督抚、堂官，50名三品以上大员，以及难以数计的道、府、州、县官员，多受过曾国藩的保举，有的甚至一保再保，不只一次。他们所以得任现有最高官职，有的系他人奏保，有的是曾国藩死后循资升迁，有的则完全出自曾国藩的推荐。殆至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者已达22人，其中总督四人，巡抚七人，至于道府州县则难以统计。
【忠告】宽以纳才，严以责效是实安危之大端，治乱之所存也。
【自检】 当你的下属是位难得的人才时，你是否举荐给上级?你认为被举荐的人必须具备何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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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面做大，才能群雄影从
【自检】你认为建立基业的条件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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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杂著》中有《居业》一条，意思说打江山创事业都要有基础。他说：“古时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衮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曾国藩把建立基业归纳为两个必要条件，即：规模宏大，言辞诚信。
他具体解释说：就像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诚信如果站得很稳固，结构就会很牢靠。《易》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修辞立在诚字上，可以居为”，说的是诚信。大程子说：“道之浩浩，从那里下手呢?只有立下诚才有可以居住的场所。诚就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如果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就被埋没动摇站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就是所说 “居业”；现在俗话说“兴家立业”就是这个意思。子张说：“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专一，还能叫有吗?还能叫无吗?”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宏大诚信，那么我的知识浮泛动荡，说我有不行，说我无也不行；这样终身没有可居之业，这就是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了。
曾国藩几乎从零开始，到一呼万应，正是借助做场、做局而发生变化的。他多次谈到“局”，鄙视那些在局外纳喊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自入局，认为这样，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
曾国藩起家之初，手中无权无势，所以跟从他的人并不多。从长沙临行前，邀左宗棠参谋军务，遭到拒绝。但左宗棠拒绝入幕后不久，即加入到骆秉章的幕府，令曾国藩很难堪。李鸿章初次来投，曾国藩也说：“少荃(李鸿章号)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绝，实际上耽心水浅养不了大鱼，李鸿章吃不了这份苦。
曾国藩还同时发出另外几封邀请信，但应者寥寥，甚至连过去的好友冯卓怀、郭嵩焘都不肯随行，刘蓉虽被他强拉硬扯出来，但不久即坚辞而归，留下来的只有李元度、陈士杰数人。
陈士杰字俊臣，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分发户部，遭父忧回籍。因在家办团练镇压当地会党为曾国藩所赏识，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授官黔阳教谕。李元度曾上书曾国藩言兵事，为其所赏识，约于1854年2月前后入幕。曾国藩深感孤立无援之苦。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又说：“甄甫先生去岁在湖北时，身旁仅一旧仆，官亲、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尽。此无足怪之事。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之秋，不致如甄甫处萧条已甚。然以为此为乐地，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则大不然也。”曾国藩当时惨淡经营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局面尚未打开，台面小，又不轻易向朝廷推荐人，当时环境又恶劣，随时有送命的危险，当然人们不愿死心踏地跟从了。因此，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二省的实权，对稍有才能者，保奏、荐举不断，加之打了几次胜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云合景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的局面。
曾国藩做两江总督后，台面越做越大。由于清廷倚重，曾国藩手握四省兵符，有请即准，可以说是权倾朝野。但曾国藩权大责也重，他意识到随着台面做大，必须更要注重网罗天下人才，为两江用，为天下用。因此，他自祁门开始，张榜晓示，召集人才。一时间各地来投者络绎于途。曾国藩把得来的人才分为二类，一类是实用型人才，包括治军、治饷、冲锋陷阵等，另一种是很有名望，兼有一定智谋，对前类人才，曾国藩以实为实，即是要他们做实事，就要给他们以实惠、实权、实职。对后一类人才，他虚实兼予，即给丰厚的待遇来“养士”，同时不轻易让他们任实职。但遇有难决难断之事，也让他们发表“高见”，以示尊重。在曾国藩“养士”中，有三圣七贤之说，三圣者即吴竹如、涂朗轩辈，七贤者即邓弥之、莫子佃诸士。曾国藩诗云：幕府山头对碧天，英英群彦满樽前。
也许以某种精神感召，把人们聚笼过来，还算容易。而对聚笼在一起的士人怎样进行教化和使用，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曾国藩对此问题的处理，就是把自己的幕府(包括自己所率之湘军)办成一所人才学校。
曾国藩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小到个人治心治身，大到治军治饷，无不以自己的信条、经验严格要求，耐心训导。在他给部下的批牍和书札里，训导劝勉之语甚多。
曾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仅是治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幕府的要求。可以说是他设立幕府的一项宗旨。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觉去做，还把它写成对联，帖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在曾国藩这所人才学校中，也许李鸿章得到的教益是最为典型的。曾国藩日常起居颇有规律，每天早起查营，然后和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落拓不羁，贪睡懒散，对于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深以为苦。一天，他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耍滑装病，大动肝火，接二连三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饭，说：“必待幕僚到齐乃食。”他见势不妙，披衣“踉跄而往”。曾国藩在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却严肃地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完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
这里既有纪律的约束，又有道德的说教，李鸿章深感“受益不尽”，从而逐渐养成了“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的习惯，并获得不少学问及经济而又实用的东西。李鸿章后来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和我辈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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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下）
广纳群言，倾听幕僚的意见
多年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等等，真是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二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即如镇压太平天国一事，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并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西汉初年刘邦在向诸将解释为什么张良足不出户而封赏最高时，曾把战争比为狩猎，以猎人喻张良，以猎犬喻诸将，称指示之功胜于奔走之劳，诸将为之悦服。而在安庆、江宁两役中，曾国藩的幕僚则不仅有指示之功，尤有筹饷之劳，可谓功兼张（良）、萧（何）。自咸丰十年(1860)六月至同治三年(1864)六月，四年之中曾国藩报销军费1600多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与盐税。这笔巨款主要靠幕僚筹集，没有它湘军早已饥溃，何成功之有？曾国藩所谓“论功在前敌猛将之后”，绝非夸大之词，至于曾国藩刊行《王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等重要书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更是离不开幕僚的努力。否则，他很难挣得洋务派首领的地位。
曾国藩经常以各种形式向幕僚们征求意见，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时尤为如此。有时幕僚们也常常主动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以供其采择。幕僚们的这些意见，无疑会对曾国藩产生重要影响，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如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之关键。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围困长沙，官绅求救，全赖湘军。而羽翼尚未丰满的湘军能否打好这一仗，事关存亡之大。曾国藩亲自召集各营官多次讨论战守，又在官署设建议箱，请幕僚出谋划策。曾国藩最终采纳陈士杰、李元度的意见，遂有湘潭大捷。咸丰十年(1860)秋，是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出逃前发谕旨令鲍超北援。曾国藩陷入极难境地：北上勤王属君国最大之事，万难辞推；但有虎将之称的鲍超一旦北上，兵力骤减，与太平军难以对峙，多年经营毁于一旦。曾国藩令幕僚各抒己见，最后采纳李鸿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策略，度过了一次大危机。不久，下安庆、围天京，形成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优势。那些闻旨而动的“勤王军”，劳民伤财，贻笑天下。其他如采纳容闳的意见，设“制器之器”，派留学生出国，使他成为洋务派的领袖。等等，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可以说，曾国藩是把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众人相助之益，也多次写信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如法炮制。他说与左宗棠共事，“则以其气概识略过人，故思与之偕，以辅吾之不逮。”他还劝曾国荃“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其后曾国荃屡遭弹劾，物议也多，曾国藩认为是他手下无好参谋所致。
与此相反，曾国藩拒绝幕僚的正确建议，而遭致失败或物议鼎沸的事例也不少。如天津教案的处理，大多数幕僚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直接对曾国藩提出尖锐批评，态度坚决，但曾国藩一意孤行，杀害无辜百姓以取悦洋人。其结果，“责问之书日数至”，全国一片声讨声， “汉奸”、“卖国贼”的徽号代替了“钟鼎世勋”，京师湖南同乡，将会馆中所悬曾国藩的 “官爵匾额”砸毁在地，“积年清望几乎扫地以尽”。曾国藩晚年对未听幕僚劝阻颇为后悔，“深用自疚”，“引为渐怍”。他在给曾国荃和曾国潢的信中说：“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心绪不免悒悒”，回到江宁仅一年多即死去。
总体而言，曾国藩能够虚心纳言，鼓励幕僚直言敢谏，这与他在事业上取得一些成功有很大关系。有人评论说：曾国藩“以儒臣督师，芟夷蕴崇，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固由公之英文钜武，蕴积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众思广众益也。”
【自检】在你生活和工作中是否做到“集思广义”?通过学习你受到什么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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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对待反对者的意见
曾国藩前期身体较强，精力较好，对幕僚依赖也较少，“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直到同治四、五年间，虽然“精力日减，目光逾退”，但仍“沿此旧习”。但到了晚年，尤其由直隶再回两江后，目疾加剧，“看文写字深以为苦”，不仅公文令人代拟，文章亦令人代作，有时甚至“除家书外，他处无一亲笔”，对幕僚的依赖也就愈来愈大了，但“其最要者，犹不假人”。咸丰五、六年间，由于“幕府乏好帮手，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拂乱之余，百务俱废，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直到咸丰十一年春天，将大营移至安徽东流江边时，仍在感叹“此间现无幕友，奏咨信缄皆本店一手承造，颇以办保案为苦。”要找到好的秘书人员实际上并非易事，而其中尤以好的草奏人员最为难得。因为要拟好奏、咨、函、札，不仅需要学识渊博，文学优长，还要有一定的政治经验，懂得公文程式。有些人，例如刘瀚清，虽然“学问淹博，文笔亦雅，特章奏笺牍不甚合式。”这就很难得心应手。因此，曾国藩幕府中虽然人才济济，好手如林，仍不时发出幕中乏才之叹，谓“空言泛论者求之较易，拟奏拟信拟批者求之较难，即善书者亦不易得。”因为人员经常流动，而好的秘书人才又失之甚易(主要是调动和保举升迁)，得之甚难，所以曾国藩有时不得不临时拉人为他草奏，并非秘书人员的左宗棠、张树声也都曾为他拟过奏稿。
曾在曾国藩身边工作过的秘书人员大约有上百人，有名可稽者只是其中较有地位、名气的那部分，而那些仅任抄写、收发、保管等一般事务性工作的人则未留下姓名。在曾国藩上百人的庞大秘书班底里，赵烈文是个十分特别的人物，他随侍曾国藩终生，两人私交甚密，无话不谈，可说是曾国藩的心腹。而他第一次入曾国藩幕府，却因直言湘军“暮气”，两人不欢而散。
赵烈文系江苏阳湖人，字惠甫，又字能静。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父赵仁基，官至湖北按察使，母亲方氏。赵烈文乃次子，少年时代不乐习考试举业，因而三应乡试都不中，于是绝意仕途，一心钻研学问，博览群书，留心时事。与同乡也即其四妹夫周腾虎及刘翰清讲求经世之学，以有才名闻乡里。
咸丰五年(1855)底，曾国藩坐困南昌，随行的幕僚大多星走云散，离他而去。周腾虎极力向曾推荐他的好友赵烈文。曾国藩四顾茫茫，便下聘金百两，修书一封，请赵入幕。此时赵烈文正赋闲在家，得书后欣然上路，于十二月到了南康大营。
六年正月，曾国藩命其参观驻扎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本想借以显示湘军军威，令其折服。不料赵烈文回到南康大营时却对曾国藩说：“樟树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闻之“怫然”，使赵“未便深说”，且自尊心受到损伤，深感曾国藩并非虚心纳谏之人，决心离去。恰在这时接到家信，言母有病，赵即向曾国藩“乞归”。曾也未甚挽留。显然，曾对赵虽颇欣赏，亦未尝不以狂放书生视之。五天之后，正当赵烈文将行未行之际，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樟树败溃的消息，殆赵向曾辞行，曾国藩定要赵烈文说出如何看出周军不可恃，赵不愿再说，只以不幸而言中逊辞搪塞。
周凤山原是绿营的千总，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奏调，加入湘军，是湘军陆兵的主要营官之一，在护卫水师、配合作战上立过功。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周凤山会合水师，攻克被太平军占领的樟树镇。十九日，曾国藩刚将这一“喜报”以奏疏的形式呈送清廷，不料正月初二，太平军又发起进攻，樟树镇得而复失，湘军陆营败溃，营官岳炳荣逃走丰城。赵烈文是对湘军的弊端发现较早的一位。曾国藩精心操练，亲定营规，倾注了满腔心血，以为湘军是天下最好的军队，打了胜仗，颇为自得。而赵烈文的话虽是直言，但当局者迷，也有损曾国藩的形象和信心。所以曾国藩面露难色，大不高兴。可是，曾国藩又是一位勇于面对现实的人。在事实面前，他勇于承认错误，并立即改变了对赵的看法，但赵去意已坚。尤其是南昌此时已危如累卵，太平军在江西的军事形势发展到最高峰，控制了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曾国藩被困守在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家书都不得不用隐语腊丸，化装潜行。即使如此，送信人还是往往被太平军识破，被捕杀者达百人以上。后来王门运在写《湘军志》时，连夜阅读当时的文件，朦胧之中似乎看到了曾国藩当年的窘迫相。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曾国藩亦描写当时的情形说：“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又说：“余昔久困彭蠡之内，盖几几不能自克。”由此可见曾国藩当年的处境是何等狼狈。赵烈文不想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前途未卜的曾国藩，遂于正月离营。曾国藩只好嘱其家中无事，望早来相会。
曾国藩做事很有主见，一旦认准，就不为浮言所动，创水师、扎祁门、围安庆都是如此。但有主见与固执己见有天壤之别。有主见是对事物发展趋向判断后的对策，当然不能朝令夕改，而要坚持实施；固执己见是一种认识偏差，带有性格上的不健全性。一个人的智慧终归有限，一个人的识见也受个人经历、知识等各方面的限制。如何将他人智慧为己所用，这是用人上的问题，也反映一个人心胸局量之大小。
曾国藩兄弟攻克金陵后，朝野官绅奔走相告，曾国藩每天都要多次接见向他庆贺的人，人们以书信的形式表达同样意思的更不计其数。但大体都是官样文章，无非说一些“英谋远略、勘定大乱”之类的话。曾国藩自然不会认真。可是，有一篇洋洋三千言、文采恣肆、寓规于颂的书信引起了曾国藩的极大兴趣。上书人开头也讲了曾国藩以书生张空拳与巨敌相斗，号召学生子弟忍饥转战，备历艰阻但百折不回，终于成就大功的过程，文字简练而有力，说到了曾国藩的心里。
重要的是后面：你们兄弟俩从湖南偏僻的小村庄走出十几年后封侯荫子还不算，手挽四省兵符，天下的大吏几乎都是“曾家人”，这是千载一遇的事。曾国藩看到这一段，头发都竖起来，这分明是一种警箴啊!是在给自己敲警钟。
最末一段尤其让曾国藩掩卷沉思、汗浸脊背：两江总督不但手挽三省，而且治河、漕运、盐法、水师等常人难以处理的事都归您管辖。国家和平时期只有才兼文武、有威望又知大体、可以信赖又有魄力的人才能肩此重任。现在江南哀鸿遍野，草莽尚未消弭，而西方各国张开大口，群相逼伺，狡犷不可测度，如果没有安内攘外的本事，没有消大乱于未萌的才能，后果不堪设想。我真为你担忧啊!
天大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到了上书人手中简直是四面楚歌、布满陷阱。曾国藩当然要吓出一身冷汗。其实，曾国藩知道，这是一种激将法：说他肩上的担子重了，不要辜负人们对他的希望。上书人并未就此而止，在最末一节又提出了他的方略：窃谓图治以教养为先，在今日则养先于教，世乱才胜法，若由乱而治，则当以才用法，而不为法所缚，至于内治既修，外侮自戢，道在蓄威养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喙论不遑。曾国藩读着读着，为上书人所叹服。曾国藩知道没有才略的人写不出这样的佳作，同样，没有勇气的人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冒然进谏。再者，对他不十分熟悉的人也犯不着如此下笔。他猜想这一定是他身边的幕僚或下属所为。待看落款：平江李观察次青，果真是李元度!曾国藩立即给李元度写信，请他暂时放下手中之事，到江宁作彻夜谈。
【自检】你是如何对待反对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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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事业，瞩意光大门庭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接班人培养的成功。这一方面保证了后来人不会掘自己的“坟墓”；另一方面也使政策有了一定的连续性。
曾国藩卒于周甲之年后的第一百天。然而，曾国藩的影响远没有结束。主宰晚清大政的李鸿章“薪尽火传”，内政外交，一脉相承，清末学者夏震武说：“合肥(李鸿章)、南皮(张之洞)一生所为，其规模皆不出湘乡(曾国藩)，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曾国藩确有识人之明，他一见李鸿章，就以“国器”相许。其后载培、磨砺，使李鸿章大受教益。但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前，门庭狭小，加之俩人在李元度问题上产生分歧，所以李鸿章离开祁门曾国藩的幕府。
李鸿章离开祁门，打算返回南昌哥哥家中。途中走访了胡林翼，并告知离开曾幕的缘由。胡林翼素知李鸿章有才略，就说：“君一定会发达，但希望不要离开涤生(曾国藩)，若没有涤生，君何以进身?”李鸿章听后，不以为然，愤愤地说：“我初以为你是豪杰之士，不需要别人而可以发展，今天才知我看错人了。”言毕，拂袖而去。归到下榻之地，整装将行。胡林翼派人挽留，李鸿章脾气又来了，仍执意要走。后经胡林翼强留，李鸿章才放下了行装。随后，两人又每日饮酒畅谈，只是不提离开曾之事。尽欢多日，李鸿章方才离去。送别李鸿章后，胡林翼即写信劝说曾国藩：“李某终将发达，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曾国藩经过冷静思考，认为胡林翼的看法很有道理，便于咸丰十一年(1861)二、三月间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出任南昌城守事宜，以抗拒南路西征太平军。李鸿章也未间断与曾国藩的联系，直接写信劝说或请胡林翼代劝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先清江西内地”。胡林翼支持李鸿章的主张，特地写信给曾国藩说：李鸿章之议“颇识时务”，左宗棠移驻九江之策“亦握形势”，“然丈未必采纳。能于湖口、东流驻使节，联络南北两岸之兵气，乃合使节之体裁，且功效必大。”他甚至委婉地批评曾国藩因小失大，不顾战略全局。曾国藩随即移节东流。
李鸿章滞留南昌期间，曾给丁未同年沈葆桢去信询问福建情况，有意去闽任道员之缺。沈葆桢回信劝阻：“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枉才耳!”另一位丁未同年郭嵩焘也致函李鸿章，“力言此时崛起草芭，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仍劝令投曾公。”李鸿章“读之怦然有动于心”。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十八日，曾国藩乘机写信给李鸿章，情词恳切地请他回营相助：
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年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险，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
曾国藩敦促李鸿章出山，意在为自己罗致建功立业的助手。李鸿章环顾左右，也确信当今可资“因依”而“赖以立功名”者只有曾国藩，因此捐弃前嫌，于六月六日赶至东流，重新投身曾幕。
李鸿章第二次入幕曾府，曾国藩对其“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吴汝纶撰《李鸿章江苏建祠事略》中说：“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虽不全是事实，但李“认真”的品格确为老师所欣赏。
李鸿章进曾国藩幕府等于进一个高级研究班。在军事上，他得以独当一面地招练骑兵、组建淮扬水师，复习他以前自学的步兵战术，故出幕时三大主要兵种的大部队指挥已相当娴熟。
同治元年(1862)上海官员惊奇地发现，李鸿章亲自动手绘图描型，改建了上海水师战船、战艇式样，十分在行。以前，李鸿章能浪战而不耐战，不善防守；在曾国藩身边，他学到了深沟高垒的“站墙子”防御之术，学到了保饷道、粮道而无后顾之忧的坚守之法。李鸿章曾说：“我以为湘军有异术，今天晓得，不是别的，只不过听到长毛来站在墙子前罢了。”正是这站在坚厚墙壁前的防守战术，使当年淮军在关键的虹桥之战、北新泾之战中未被太平军击。
李鸿章在曾国藩身边变得成熟起来，从政事到立身处世均有长足进步。从李的身上常常可以看到曾的影子：曾早就使用洋炮，李来沪后更爱洋枪洋炮；曾上马杀敌，下马讲学，幕府中供养“三圣七贤”十位名儒，李来沪后也效其技，并与上海势力中的商绅打成一片；曾处理军政大事虽征询幕友，然决断善断一由己意，李更青出于蓝，来沪后不容他人与自己平起平坐。李终其有生之年感谢曾的“积年训植”，他曾向部将刘秉璋述曾之恩：“我跟从的师辈多了，没有一位像这老翁善教的。他随时随地随事都有所指示。”李成名后朝野舆论也说他“果毅坚贞，克绍曾门衣钵”；他自己则说：别的弟子多不愿遵从师门成法，但“鸿章笃守”。无疑，李保持谨守师法的形象对自己最有利；而曾国藩授心传于李，也有其明哲保身的深意。
曾实际上是清军的前线总司令，且握有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不过谁都知道，朝廷已经在忌其兵权过重，尽管表面上圣宠甚隆，骨子里君臣都为后事发愁。因此，曾亟需一位不会掘自己祖坟的传人，他最怕清廷内部矛盾激化成灾，殃及自家。曾国藩曾有一座右铭，后为李鸿章所发扬光大：“禹墨为体，庄老为用。”即吃苦实干，又无欲无为。表面上看它很消极，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曾有过写一本《挺经》的想法，书虽未出，李已深谙内中之味。李曾对知己者说过：“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在湘军攻陷天京后，曾氏兄弟一度大遭物议，李暗中支持老师，并用“墨守挺经”四字相勉。它表明《挺经》之道乃对抗压力之宝，又表明李未辜负师门厚望，大纲一致。
待曾国藩通过各种方法，将李鸿章磨砺成大才之后，又将自己的底牌交出，支持李鸿章组建淮军。李果真不负师门重托，很快成为上海滩的最大赢家。李一生的基础也在此间夯实。曾国藩在政治上的老成，在于他承认现实，即不促使矛盾激化，使之尽可能符合自己的预期目标。曾对李与淮军的期望是：(1)打“长毛”，(2)隐然“制夷”，(3)共同对付朝廷和权贵派的压力，(4)平定捻军。这四点都没落空。其中的第一点自不用说，第二、第四点也在以后得以实现，至于减轻来自朝廷和权贵派的压力，曾、李态度相当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达成了共识，双方不计前嫌，相互扶助，力求共保本集团的利益。为达到其目的，李对权贵派大肆进行攻击，挖苦奕訢“佩服洋兵，畏慑番势，而洋人仍多方欺侮、恐吓”；挖苦都兴阿“胆小张皇”；挖苦总理衙门无能，“趋于柔和，须外有重臣阴持其柄”，这重臣除了指曾外，也包含李本人。曾则对李的洋务长进大加赏识，称誉李比总理衙门高明，“委曲周详，无微不至”，甚至表示要以李的准绳为准绳。更重要的是，曾预感到与上海势力结合后的李与淮军将比湘军强大，而湘军将难容于朝廷，功高盖主后解甲归田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李与淮军无形中会对自己有保护作用，会对朝廷的处置功臣起到牵制作用。所以，当天京被湘军攻陷，湘军随即大量遣散时，曾便密函“谆嘱”李切切不可撤淮军。
不错，当曾国藩决定让李鸿章组建淮军之初，就对李寄予厚望，称淮军“正可以济湘军之穷，而为鄙人弥缝无限之缺憾也!”以后曾国藩又三番五次强调这一点。当李鸿章复信致谢、倚师门为砥柱后，曾国藩立即复信一封，再申前意：“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这确是实情。读曾国藩给其弟曾国荃的家书里，所谓“淮、湘两军，曾、李两家，必须联为一气，然后贼匪可渐平，外侮不能侵”的话，当日倚淮军以自重的情况殆可概见。
【自检】你如何理解曾国藩对幕僚的教育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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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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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曾国藩事上司之法
【自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人的一生很多时倚人而起，不着痕迹
人是社会中的人，越是走向高位，人的人际关系也越复杂。因为社会关系不仅仅是“友道”，而要打上很多互相借助、互为利用的印迹。通常说人是最复杂的动物，实际是说人我之际很难处理。曾国藩一路冲杀，从乡野之民走向二品大员，在中央十余个部门任职，在地方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要职，由此可以推想，他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这里交待的是他走向仕途最初的交际网络以及各项原则。曾国藩的社会关系网最初主要包括老师、湖广同乡、以及举人、进士同年。
对于师长辈的，曾国藩在交往中贯穿一个“敬”字，比如对他的老师吴文镕，逢年过节，自然拜谢有加，吴升任江西巡抚赴任时，曾国藩早早起来，一直送到彰仪门外。
祁隽藻，号春浦，当时颇得皇帝宠信，也属师长辈，曾国藩自然少不了与之往来。他知道祁喜爱字画，于是亲自到琉璃厂买了最好的宣纸，为祁写了一寸大的大字260个，恭恭敬敬送上，让祁高兴不已。
对于乡辈同僚，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谨”字，即保持一定距离，不可过分亲近，但必须尽职尽责。比如他主持湖广会馆事务，每逢节令时日，他都想得很周到。
对于同年，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亲”字。曾国藩说，同学情谊在所有亲情之外是最相亲谊的。这种感情不源于天然，但又胜过天然。因此，他主张对同年要有求必应，尽己力而为之。
其实，任何一个成功者，其发展都有轨迹可寻。尤其是关键时刻，必有人相助，才能破格升迁。曾国藩的“发迹”当然有其自身的因素，但也不排除他倚人而立这一原因。
道光二十年(1840)是曾国藩而立之年。“弹指人间三十春”，岁月匆匆，怀抱“无穷志愿”的他或该有所作为了吧！
5月18日，曾国藩迎来了庶常馆散馆考试之日，题《正大光明殿赋》，诗题《赋得“人情以为田”》。次日出单，得二等第19名，授翰林院检讨。检讨虽是小官，品秩不高（从七品），但却是曾国藩入仕为官的开端。由此而起，他春风得意，左右逢源，仕途一帆风顺，扶摇直上，不到10年连升12级，成为二品大员，可谓幸运之至了。
道光二十三年(1843)4月9日大考翰詹（翰即翰林院，詹即詹事府，原为皇室服务机构，雍正后与翰林院同为“储才重地”，性质完全一样，故并称“翰詹”），临考前，曾国藩如坐针毡，仓皇失措。他在《日记》中写道：“初十日大考，闻之甚觉惊惶……恐进场难完卷也。”曾国藩何以如此“惊惶”？
原来，道光年间最重翰詹，翰詹得第，要不了几年，不是总督、巡抚，便是尚书、侍郎。反之，一旦大考失败，成为“穷翰林”、“黑翰林”，前途就渺茫了，因此，大考翰詹，对“天子门生”、“玉堂神仙”的翰林们来说，简直成了命运攸关的大事，岂敢等闲视之！大考俗称“翰林出痘”，升黜所系，面对大考，无不诚惶诚恐，有诗云：“金顶朝珠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难怪曾国藩闻考失色，不知所计了。向来大考，一般6年一次，距上次大考仅满4年，也大出曾国藩意料之外，因此感到太突然。
这次大考，曾国藩的“成绩”完全出乎他自己预料之中。
4月12日，忽得喜讯，曾国藩名列二等第一。第二天，以翰林院侍讲升用。曾国藩喜不自胜，4月22日在给祖父母的信中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名大受，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胡林翼之父)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那种得意之形，颜喜之状，如在目前。
清代官员的官阶分为九品，每品之中，又有正、从之别，人称“九品十八级”。如果说曾国藩初官翰林院检讨，为从七品，那么翰林院侍讲就是从五品了，3年之中连跃4级，官升得不可谓不快。此后，曾国藩更是官运亨通。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7月13日，曾国藩再“蒙皇上破格天恩”，荣膺高官，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内阁学士为从二品，如兼侍郎衔，就是正二品，难怪曾国藩在《禀祖父》书中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这年他仅37岁，“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2月14日，曾国藩升授礼部侍郎，此后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人称“侍郎专家”。
曾国藩从1840年入仕为官，到1847年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八年间连跃六品十二级，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这对生长在深山野岭、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曾国藩来说，诚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曾国藩特别感到自负的。仕途如此顺遂，连曾国藩本人也感到意外，他在给友人陈源兖（字岱云，湖南茶陵人，曾任江西吉安知府、安徽池州知府）信中不无坦白地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曾国藩如此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当然不无原因，这原因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所谓内在的原因，即曾国藩本人学有专长，为士林所佳许。所谓外在的原因，说俗了就是朝中有人帮忙。“朝中有人好做宫”，“有人”就是要有强有力的大员的鼎力荐举。这个人就是红得发紫的朝廷重臣穆彰阿，因此，对穆、曾关系及穆在曾“速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不能不作些考察。
穆彰阿是满洲镶蓝旗人。1805年（嘉庆十年）中进士，由翰林累官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最受道光皇帝信任，任军机大臣达20余年之久。鸦片战争中，他包庇走私烟贩，阻挠林则徐禁烟，诬陷林则徐、邓廷桢，主张妥协投降，支持耆英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穆彰阿不仅贪，而且颇善于玩弄权术，对上以欺罔蒙蔽为务，史载，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正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利用衡文大权，网罗私党，培植亲信，以致于门生故吏遍布朝野，人称“穆党”。1838年，曾国藩三上春闱，穆彰阿为春闱大总裁，二人从此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亦从此成为“穆党”中人。在曾国藩《日记》中，曾、穆交往的记述，不绝如缕。1843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次拜访成为曾国藩飞黄腾达的新起点。在此之前，曾的秩品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几乎年年升迁，岁岁加衔，5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极为明显的。一些稗史曾对曾国藩官运的这一转机作过生动的描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当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暂歇。第二天到了皇宫某处，却发现并非往日等候召见的地方，结果白白等了半天，只好退回穆宅，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见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干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嘱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明晨入觐，则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以后，曾国藩便“浸浸向用矣”。不难想见，穆彰阿在曾国藩升迁过程中，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若不是穆党中人，他怎会有“速化”若此的官运！
1850年，道光皇帝崩逝。咸丰皇帝即位后，穆彰阿被罢免，永不叙用，曾国藩似乎没受到牵连，因此有人认为曾国藩不算穆党。但整个咸丰年间，清政府对他时冷时热，忽信忽疑，迟迟不愿把地方督抚大权交给他，使他在政治上事事棘手，处处碰壁，似乎又说明与“穆案”有关!
对于政治家而言，不可能没有“倚人而起”的经历。“朝中有人好做官”这是为官之道的首着。“倚人而起”即跟人，做政治赌注。但世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政治家之间的“友谊”更经不起考验。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相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畏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因倚重穆彰阿、咸丰朝倚重肃顺、同治朝倚重恭王等等，而且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訢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与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继起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对权力的争夺尤为执著。
他一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使大学士翁心存，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安于位；甚至怂恿咸丰帝处死曾为大学士的耆英、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清廷对大臣一向较为优礼，平时以罪论死者极少。肃顺不顾这一点，在两三年内，竟两次力主处死大臣，这显然是要在朝廷中树立自己威严的形象。另一面，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当他访知江西道员李桓为干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向他递“门生柬缄”，“即可晋秩两司”。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訢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最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耘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运、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也关系密切。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龙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的儿子，并加资助。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 “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郭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云）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王运）为豫亭知赏，亦兼善尹、郭，而号为肃党。”这就是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谘而后行”。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王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不过由于肃顺身败名裂，这类资料已被销毁，交往的具体情况已无法弄清楚。但在一些私人记载中，仍偶有记述。如九年樊案发生，官文欲趁机打击左宗棠。此案后来和平了结，左未受辱。胡林翼求情于官文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归功于肃顺大力相助。肃顺得悉要严惩左的诏旨，即告知幕宾高心夔，高转告王运、郭嵩焘，王求救于肃顺，肃答以“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乃策动潘祖荫上疏，肃即趁机言左在湖南“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这样，官文自然不能不见风转舵。这件事不仅证明，肃顺主动讨好于湘军集团，并且力图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而且，也生动反映肃顺和文庆一样主张重用湘军集团，比墨守成规的祁隽藻、彭蕴章等高出一筹。
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建立友谊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时君者为尚书肃顺，适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肃顺，肃然之。翌日下直径至高馆，握手曰事成焉”。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十月，任命严树森为河南巡抚。十二月，更命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贵州军务。十一年正月，命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此后数月未再有新任命，湘军集团人员出为督抚的势头似遭到了抑制。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死，朝政由肃顺等执掌，任命高潮再起。七月二十日命骆秉璋为四川总督，毛鸿宾为湖南巡抚，八月命江忠义为贵州巡抚（未到职，命田兴恕兼署巡抚），九月十七日，命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不久即发生祺祥政变，肃顺等人成了阶下囚。
肃顺多次向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予以肯定的表示，但善于揣摩政局变化的曾国藩并没有投桃报李，他只是通过郭嵩焘等人暗送秋波。当曾国藩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拴在肃顺这颗极易撼倒的大树上。这就是肃顺被处死抄家后，抄出很多文武大吏与之往还的书信，而曾国藩不与之交一字的原因所在。正因如此，慈禧才称曾国藩为“忠臣”。
候都在给“别人”做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别人事业的成功，还是自己成功，你认为什么是决定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
功归于上，己能安享
不贪名、不居功，也是说时容易做时难。但是对于成功的人来说，就是要做各种各样的他人难以做到的事情。曾国藩的湘军最终攻下天京，镇压了太平天国，面对这样的大功，曾国藩却在上疏中将攻克金陵之功归于朝廷的“神谋庙算”，他说：我考虑金陵的部队围攻敌人两年多，先后死于疾病的有一万多人，死于战阵的有八九千人，令人悲痛流泪，不堪回首，仰仗皇上天威洪福，至今才得以收到功效。据我的考查，洪秀全在广西首倡祸乱，至今已经一十五年，占据金陵也有一十二年，流毒海内，神人共愤，我朝武功之强盛超越以前，多次削平大难，彪耀历史。但像嘉庆年间四川、湖北的战争，蹂躏仅仅达到四个省，沦陷不过十多座城市。康熙年间削平三藩的战争，蹂躏也只有十二个省，沦陷也只有300多个城市。现在广西太平军的变乱，蹂躏竟达到16个省，沦陷的城市达到六百个之多。其中凶猛的首领强悍的党羽，像李开芳守卫冯官屯，林启容守卫九江，叶芸来守卫安庆，都坚忍不屈。这次金陵城被我军攻破，十多万敌人没有一个人投降，甚至自焚而不后悔，实在是古今少见的强敌。
但是最后终于荡平，我们深信其中的缘故，应该是由于我文宗皇帝盛德宏谟，早裕戡乱之本。
宫禁之中虽然极其简朴，但不惜用巨款招募战士；名器虽然极其慎重，可是不惜破格奖赏给有功之人；朝廷的计谋虽然极其精密，可是不惜委屈自己而听从将帅的谋略。皇太后，皇上遵守这三件事，全部遵循旧的规章而增加新内容，除去邪恶更加能够达到目的，寻求贤才更加能够广集人才，使用能人除去叛逆，蔚成中兴的大业。
我们忝窃兵符，遭逢到这种际会，既为我文宗皇帝不能亲眼目睹我军成功的日子而哀恸，又考虑到生灵涂炭为时过久，只有始终谨慎勤勉，扫荡余下的匪寇，以复苏老百姓的困境，来分担圣上的宵肝之忧。
正是这种不居功、不贪名的行为使得曾国藩能够洒脱地游刃于他的上下司之间。古今不知有多少贪功求利之人而将自身置于众人所嫉的樽俎之上。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曾国藩的“红旗报捷”，列衔时将官文居于首位。
【自检】 你是如何理解“功归于上，己能安享”?在工作和生活中，你是如何运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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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时刻 他不树敌
曾国藩在晚年曾经历数一生中有数人可以称为金石至交，其中倭仁就是他十分钦敬的至交之一。但世间人与人的关系又有许多不能维持长久的，除了利益、权位等重大事项不相让外，价值取向、观点之不同也会让相交如金石的友情破裂。在天津教案中，曾、倭关系经历“险情”，但旋即和好如初，这不能不说是两人在重大观点发生分歧情况下善于处理友道，将公事与私情合理处理的范例。
天津教案发生后，关于如何处理此案，朝野上下一时“群议纷纷”。据曾国藩的观察，大致有“论理者”与“论势者”两派意见：论理者以为当趁此驱逐外国人，大张挞伐，以雪道光皇帝之耻而振作民气。论势者以为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从同仇。能御之于一口，不能御之于七省各海口；能坚持一二年，不能坚持数十百年。
“论理”一派的主要人物有倭仁、李鸿藻等人，“论势”一派则有崇厚和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董恂等人。按理说，曾国藩也与倭仁等人一样，应属“论理者”一派。然而，不幸的是，曾国藩以直隶总督受命为办理天津教案的主持者，他之“为言势者所惑”，其实也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这正是他的心理矛盾与痛苦的症结所在。据时人的观察，“当事者欲以求和了局”。曾国藩也非常明白这一点，他更明白“求和”势必得罪“清议”，然而他又不得不这样做。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崇帅欲余撤道、府、县三官以悦洋人之意，余虽知撤张守即大失民心，而不得不勉从以全大局。”“余所办皆力求全和局者，必见讥于清议。但使果能遏兵，即招谤亦听之耳。”他因此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落到个身败名裂的地步，“一转眼间，钟铭世勋，圣相威严，都变为谤议纷纷，举国欲杀”，甚至有讥为“汉奸”、“卖国贼”者。
在那弱肉强食的时代，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蒙受耻辱的责任由一个人来承担，对于曾国藩来说显然是难堪的。曾国藩只是无奈地成了清廷与总理衙门的替罪羊，同样无奈地充当了时代的悲剧角色。他只好又一次“打脱牙和血吞”。
倭仁作为京师士大夫“清议”的代表，就个人而言，似乎只有他能理解和同情曾国藩的苦衷，而这种理解和同情是建立在认曾国藩为“同道”的基础之上的。倭仁虽身在京城，却一直关注着天津教案事态的发展，他与曾国藩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往来，因而对津案的具体情况非常了解，“相国倭文端公屡接曾公手书，深知津务崖末”。倭仁自然很了解曾国藩的难处。因此，倭仁的“清议”，与其说是针对曾国藩，还不如说是直接针对总理衙门大臣。翁同和就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倭仁与总理衙门大臣之间的矛盾冲突：“（醇亲王以倭相曾致书湘乡论津事，以为阻扰大计”。“枢廷见起时又力诋艮老，意在排击清流，可畏也。”倭仁对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的心态很复杂，出于理解与同情，他必须顾惜曾国藩的声名，但又对曾国藩将天津府县张光藻、刘杰交刑部治罪的举措不以为然。在两宫皇太后召见廷臣集议津案时，曾经做过倭仁学生的醇亲王奕譞首先上奏讲出了倭仁的心思，他说：“曾某亦不得已，惟民惟邦本，民心失则天下解体”。而倭仁只是说：“张、刘两员既是好官，不宜加罪。”后来，倭仁上《叩恳矜全良吏疏》，借“矜全良吏”为名，一方面，为曾国藩求情，认为曾国藩是因 “误听人言”而为天下人误解，曾国藩已有悔过之心，应该不能再让他蒙此不白之冤：另一方面，倭仁还表达了自己关注天津教案的真实心迹。他说：“今日重罪守令以谢洋人，将来此端一开，何以立国？”
倭仁在此又一次提出“何以立国”的问题，再次表明他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前途与出路的忧虑和关怀。在倭仁看来，“夷人”是中国人的“仇敌”，历史上的汉宋故事的教训昭示着现实，对“夷人”必须采取强硬的不妥协的态度，可见其对“夷人”、洋教乃至西方文化的排拒心理。同时，他认为，天津守令是国家的“忠臣”，必须“矜全良吏”，“以存正气而培国脉”，这是立国的“百世不拔之计”，这样才能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和稳固“夷夏大防”秩序。
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颇遭物议。有人以为倭仁因此而“贻书绝交，中有‘执事媚献，朋辈之羞，即士林之耻’”。倭仁是否与曾国藩“绝交”呢？二人的关系确实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但绝非断交。
在办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秉承清廷与总理衙门的旨意，依从崇厚，将天津守令张光藻、刘杰送交刑部治罪，此举颇为朝中“清议”所非难。倭仁很熟悉曾国藩办理津案的内情，他也曾上疏抗议，然而，人们忽视了倭仁奏疏中关键的一段话：曾国藩为我朝重臣，始参守令系误听崇厚之言，后蒙举世清议。中心自疚不可为人，屡次函商总署，深自引咎，竟不推过于人，惟乞恩免解。我皇上之待大臣有礼，岂有因其一时误听人言而忍其终身之大耻，而使天下称冤，令曾国藩不可为人，即国家亦将耻不可为国也。
倭仁此疏说出了曾国藩不得已的苦衷，这与其说是为“矜全良吏”，更不如说是为曾国藩求情。在倭仁看来，朝廷“矜全良吏”正是为曾国藩求得天下人的理解。时人论曰：“文正公之调停津事，孤诣苦心，初尚不理人口，而文端昭雪之于前，津民感戴之于后。”可见，是倭仁为曾国藩“昭雪”鸣不平，而不是与曾国藩“绝交”。事实上，他们此后也并未“绝交”。曾国藩办完津案后进京晋见时还专门拜访过倭仁。次年倭仁去世后，曾国藩在唁函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惟念太保中堂名德硕望，讲求正学四十余年，存养省察未尝一息少懈。即历载日记，已为海内士大夫所同钦守之正轨，戒宗旨之稍偏。凡有志学道者，皆仰为山斗而奉为依归。至夫黼座论思，讲筵启沃，皆本致君尧舜之心，以成中兴缉熙之业，洵属功在社稷，泽及方来。
曾国藩在致友人私函中也称倭仁“不愧第一流人。其身后遗疏，辅翼本根，亦粹然儒者之言”。曾国藩还与老友吴廷栋谈及倭仁遗疏，“交口称之，谓倘非自撰，不能抒写其心中所欲言”，并为“昔年故交零落殆尽”而“黯然”神伤。此种暮年怀旧真情之流露，足以说明曾国藩与倭仁终生交谊至深。
【忠告】能力和舞台是决定成功与否的两个关键因素。
第六讲 英雄援手 大事易成
【自检】：青梅煮酒，实为两虎相斗。倾身结纳，志在英雄援手。曾国藩以他的亲身实践告诉人们，待英雄要屈身，处小人要谨慎。人以类聚，事以助成。而强强联手，则更是大事易成。
引用一班正人
名位相当的人如果涉及利害关系，总不免暗使诡计，心生忮心。这也是同僚最难相处的地方。本来，宋代以前的官僚体系权责明确，上下统属关系明析，不会出现“谁也管不了谁”的弊端。自宋代以后，为使官员之间互相牵制，在体制上有意权责不清，统属不明。到了清代，这种弊端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同是一个省，在名义上，布政使、按察使是最高的行政、监察司法长官、巡抚是以中央监察官的身分负责协调。在二个省又设置总督，尤其是重要的大都会，总督、巡抚同驻一城，极易产生矛盾和磨擦。加之武官系统又有驻防将军等，往往一个省内驻有三四位权位相当又不相统属的官员。这种体制一遇战事，或者互相推卸责任，或者暗使诡计，陷对方于死地。曾国藩指出的绿营兵的种种恶习，在官场上也同样如此。
曾国藩积于对方官弊端的痛恨，主张“引用一班正人”，以转移风气。他有一段名言，说朝廷上下，几十年来养成不痛不痒、无是无非的混沌风气，让英雄和有作为的人寒心，记那些按步升迁，混日子的人飞扬跋扈。那些富贵已极、整日无所事事的人因为健康如初，久居高位，而那些有所作为的人却沉积下僚，在岁月的磨折中很少能脱颖而出，这是最为浩叹的事呀。为此，他从入仕之初，即上书皇帝，提出转移天下风气在于用人。他率兵出山后，更加意于此。对胡林翼、左宗棠的扶植就是如此。
曾国藩在临终前一年，曾和心腹幕僚赵烈文讨论成功之道，两人共同的认识是湘军将帅的团结，并推胡林翼为第一人。胡林翼最初官位比曾国藩要低得多，但他是湘系将帅中第一个掌握实权的人，曾国藩费尽心机甚至不惜向朝廷摊牌也得不到的巡抚之位，胡林翼却很快就得到了。而且，凭他和官文的关系，凭他手下掌握的将帅、财饷等资源，如果不支持曾国藩，曾国藩决不会有后来的成功。所以曾国藩推胡林翼为第一是发自内心的。
尤为可贵的是，胡林翼早取得巡抚之权，但却甘居曾国藩之后，事事推曾国藩为第一，不但多次上奏为曾国藩请命，而且还一再对曾国藩的谨慎风格提出忠告和批评，让他不任封疆不出山。胡林翼还直接通过官文为曾国藩谋四川总督一职。这些都使曾国藩铭刻在心。
胡林翼，字润之，道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十八年散馆，授职编修，廿六年捐升知府，分发贵州，历任镇远黎平等府知府。其父官至詹事府詹事，其岳父陶澍为两江总督。他青年时期，一度过着颇为放荡的贵公子生活。但自其岳父、父亲相继去世，仕途又遭挫折之后，早年所受程朱理学教育，陶澍名臣榜样，在他身上发挥愈来愈大的影响，一心要为名臣，留名后世。以至史书上将他称为“从豪杰到圣贤的人”。
胡的转变很耐人寻味。相传他与陶澍之女订婚之初，陶夫人竭力反对，但陶澍不听她的话。到结婚之夕，四处找新郎不见，后来探知他在妓馆买醉，连忙派人把他找回，新郎已大醉如泥，草草扶入洞房。亲友宾客无不啧啧称异，怎么新郎这时候还去同妓女胡混呢。陶夫人更是埋怨丈夫不该取他做女婿。陶澍百般劝解，并说：“胡家少爷将来是国家栋梁，前途未可限量，他的功名事业皆在老夫之上，夫人切不可小看他。他将来担当大事，一定不会胡涂的。”
胡林翼少年时好冶游，与曾胡同事的文人常有记载。说胡林翼在翰林院供职时，常与同乡周寿昌冶游，被巡城御史所辱，其事甚为有趣：善化周荇农以文章名世，相传胡林翼入翰林后，在京常与荇农冶游，一夕方就娼家，坊卒掩至，荇农机警，亟入厨下，易服而立，得免，林翼及他人并被捉去，司坊质讯，不敢吐姓名，坐是颇受辱，释归，即与荇农绝交，谓其临难相弃。后此治军，且不喜用善化籍，曾国藩为荇农屡解释于林翼，卒不得大用。
还有的野史说，胡林翼结婚以后，他的岳父陶澍在南京做两江总督，胡林翼陪送岳母前往南京督署，顺便就在岳家作客。目睹南京城中的六朝金粉，纸醉金迷，顿时使他的游兴大发，也忘记了他在南京是总督大人的娇客身份，竟然在秦淮河钓鱼巷等处的歌榭灯船中流连忘返起来。督署中的幕友，有人将此情形告知陶澍，意欲请陶澍加以督教制止。然而陶澍却说： “润之之才，他日为国勤劳，将十倍于我。后此当无暇行乐。此时姑从之，以预偿其日后之劳也。”竟不加干涉。这些传说彼此并不抵触，当可使人相信，胡林翼从读书时代以至作官入仕，始终都是放荡不羁而性好冶游的。而从他捐赀出任知府之后，就有了显著的转变。
盛行于清代末年的捐官办法，造成了制度败坏与吏治贪下，最为清代政治上的大弊。然而，亦正因为有此一种办法的存在，总可以使胡林翼由一个待补缺的七品内阁中书，一下子超擢为四品的知府。如其不然，胡林翼在仕途的淹蹇沉滞，真不知要到那一年才有出头之日呢！
胡林翼在陕西赈灾案内援例捐纳知府，照例可以自行指定前往候补的省分。当时胡林翼所自行指定的，是贵州省。贵州素称地瘠民贫，服官者视为畏途，而胡林翼居然自请指分贵州，在当时人看来，自不免大感意外。
胡林翼年谱中亦说到，胡林翼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将往贵州候补之先，“偏谒先祖，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以眙前人羞。”可见胡林翼之所以要指名贵州，正是希望要藉贵州之贫瘠困穷及政多击错，来磨练他自己的志节。由于他的这种抱负，到贵州不久之后，他的声誉就蒸蒸日上了。
胡林翼在贵州7年，由于治绩卓著而致政声大起，既得上司之倚重，又承皇帝之垂注，理应一本初衷，继续留在贵州服务才是。但是他在奉调为贵东道之后，却向本省当局一再禀辞，请求体念老母年高及自己因心劳力绌而百病丛生，恳允放归故里。
恰在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已在湖北湖南等地兴起，清军所向溃败，湖广总督吴文镕指名奏调胡林翼前往湖北，已奉皇帝允准。于是，胡林翼亦就在咸丰三年的十二月，率领他自己所训练的黔勇六百人，奉母汤太夫人自贵州回湖南，参加了征讨太平天国革命的行列。自此以后，他的事业迈向了另一个新的开始。
曾、胡两人的早年遭际、出身、作为可以说都有很大不同。就资历、家世而言，胡林翼均优于曾国藩，他出身名门，中进士比曾国藩还早。曾国藩庶吉士散馆时，胡以翰林院编修充会试同考官，又充江南乡试到考官，已是一名红翰林。但胡林翼也因这次试差受牵连被降级调用，丧失了美好的前程。第二年，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病逝，当时曾国藩管理长沙舍馆事，作诔词相悼。灵柩返乡时，曾国藩又亲往送行。在家守制的胡林翼颇为消沉。他的一些江南门生，集合了几个颇为富有的同年说：我们受两位座师之恩，今日才能来京会试，现在两老师出了事，文老师不用说了，他是大臣，又是旗籍，向来为皇上所重用，他很快就会爬起来，说不定三两年后就能光复旧物。只是林(胡林翼)老师家非丰裕，一旦降职，要循资渐进，时间颇长，我们受恩深重，不如凑一笔钱来替林老师捐个官职，向外发展。林老师为人能干，在京既然不能得意，出外做州县官，也有发达机会的。于是为他捐一个知府。这便是胡林翼由京官改外官的缘起。而此时的曾国藩，步步高升，已成为礼部侍郎，国家大员，而胡还是一个知府。
曾国藩由于出身寒素，似乎看不惯官宦人家的所为。与胡家虽有往来，但心中另有一番认识。当胡达源去世，灵柩南下时，随带财物数车，曾国藩心中对胡家的“清白”有所怀疑。但胡家在湖南属于巨宦，又之胡林翼的才华，因此曾、胡在京师交往仍是很多的。
12年后，曾国藩的母亲去世，胡林翼以厚赙相赠。曾国藩将胡视为前辈。他初出办团练，与张亮基、江忠源、左宗棠慨谈时势，“无日不屡称台端鸿才伟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会合，以并抒桑梓兵后之余虑。”“闻台端翦除强暴，不遗余力，鄙怀欲取为伐柯之则，倘肯授我方略，时示成法，实为厚幸”。这是曾国藩回籍后第一次与胡通信。
吴文镕奏调胡林翼后，胡带黔勇师行通城时，吴已战殁，胡阻梗于途。咸丰四年正月，当时胡尚在途中，曾国藩即望其相助：方今世变孔棘，而宦场泄沓之风，曾无少为振作。有识者以是深惧，皆怀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之志。故侍之不克罗致英彦，固由素行浅薄，不足以引针拾芥，亦实因有道之往往潜藏，不肯轻予人以一知也。
二月，曾国藩奏请清廷，留胡林翼在岳州附近会攻太平军水师。胡林翼遂隶曾国藩部下。胡以功旋援四川按察使，仍留湖北。曾国藩此后大举“东征”，又向清廷奏请留胡，称胡“胆识绝人，威望素著”，“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请随同东征。咸丰帝允准。胡也成为湘军中仅亚于曾国藩的二号人物。
【自检】胡林翼从“豪杰到圣贤”的转变，对你有什么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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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港之败，曾国藩投水自杀的第二天清晨，好友左宗棠从长沙缒城而出，前往铜官渚舟中探望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气息仅属”，所着单衣沾满泥沙，痕迹犹在。左宗棠一向气傲，见此情景，不免感伤颇多。他劝慰曾国藩，“事尚有为”，此时“速死非义”。曾国藩“嗔目不语”，只令人将战败的详单找来，交给左宗棠查点。左宗棠知道，曾国藩已经心回意转。恰在此时，曾麟书写给儿子的劝戒信也正好到了大营，曾国藩展信相阅，泪流纸上，只见上面有这样几行字：“儿此出以杀贼报国为志，非直为家乡桑梓。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我不为你哭!”曾国藩咬牙立志，这是第一次。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省湘阴县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自幼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早年精心经世之学。是闻名乡里的才子。
左宗棠出色的才能立即受到湖南籍名臣贺长龄兄弟及陶澍的赏识。左宗棠不耻下问，向贺氏请教各种学问，贺氏对比自己小了许多的左宗棠十分器重，“以国士待之”。贺长龄去世前，适逢左宗棠长子孝威出生，遂将自己最小的女儿相许。忘年师生又成为儿女亲家。
道光十七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阅兵江西，顺道回乡(湖南安化)省墓，途经醴陵。陶澍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他的到来，醴陵县令自然要竭力款待，大事欢迎，为其准备了下榻的馆舍，并请当时的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书写楹联，以表欢迎。左宗棠崇尚经世致用之学，对陶澍也早有仰慕之情，于是挥笔写下一幅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幅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景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一年多前，道光皇帝在北京皇宫连续14次召见陶澍，并亲笔为其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写匾额。这件事，朝野相传，极为羡慕，陶澍也自认是“旷代之荣”。因此当他看到这幅楹联后，极为赏识，询知是左宗棠所作，便立即约请相见，“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为此，陶澍还特意推迟归期一天，于次日与左宗棠周游醴陵，极为融洽，成为忘年之交。
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第三次赴京会试，结果又不中。南归途中，他绕道专程去南京谒见陶澍。陶澍并不以左宗棠的连连落第为意。他格外热诚，留其在总督衙署中住了十多天， “日使幕友、亲故与相谈论”。一天，陶澍主动提议将他唯一的儿子(时仅五岁)陶桄，与左宗棠五岁的长女孝瑜定婚。当时，陶澍已60岁，左宗棠仅27岁。左宗棠为避“攀高门”之嫌，以亲家地位、门第、名位不合而婉言谢绝。陶澍却不以为然，说：“左君不必介意，以君之才，将来名位一定高于吾人之上”，仍然坚持原议。陶澍去世后，陶、左两家终于结为亲家。
左宗棠第一次赴京会试时，曾去拜访过在詹事府任詹事的胡达源，并结识了后来也成为“中兴”名臣的人物——胡达源之子胡林翼。
左家和胡家原是世交。胡达源，湖南益阳人，早年曾与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同读书于长沙岳麓书院，交往密切，感情弥笃。而胡林翼与左宗棠先是同年，后来又成了亲戚。胡林翼8岁时就被陶澍看中，招为女婿。
左宗棠与胡林翼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从此成为莫逆之交。两人在一起谈古论今，朝政腐败、官吏无能、民生困苦和西方各国的侵逼，无所不及，都预感到天下将要大乱。为此，二人 “辄相与欷虚欠太息，引为深忧。”以致时人均为之诧异，不知他们为何忧叹。
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陶澍在南京逝世，家眷迁回安化。次年，左宗棠受老师贺熙龄之托，就馆陶家，教其子陶桄读书，达8年之久。
在这期间，胡林翼因父忧归里，几次来安化岳父家。胡林翼虽然中举比左宗棠迟了2年，却已于道光十六年(1836)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还任过江南副考官。左宗棠在安化陶家得与胡林翼再次相会，两人风雨连床，纵谈古今大政，以至通宵达旦。
道光二十九年(1849)，左宗棠离开安化，来到长沙开馆授徒。女婿陶桄仍跟他学习。此外还有长沙名流黄冕的三个儿子和益阳名宦周振之之子周开锡与之受教。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进围长沙。当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奉命调京，由张亮基继任，张鉴于湖南局势严峻，责任非同小可，便广搜人才以备顾问，并协助处理军政事务。胡林翼得知这一消息后，便将乡中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列名推荐，在推荐信中对左宗棠特别称赞：“左子季高则深知其才品超冠等伦，曾3次荐呈。此人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访问之余，定蒙赏鉴。即使所谋有成，必不受赏，更无论世俗之利欲矣。”张亮基一到常德，就赶紧派人到湘阴东山白水洞，请左出山。左复信辞谢，没有答允。胡林翼写信劝他出山，这才使左宗棠决定应聘出山一试。
左宗棠这时已经41岁，他在围城中晋见了张亮基巡抚，两人握手言欢，一见如故。张随即将全部军事委托给这位新来的“参谋长”。从此，他的各种建议不仅都能被张采纳，并立刻付诸实施，其知识和才能也得以施展，有了用武之地，一生功名也便由此开始。
由于其时左宗棠已是张亮基的得力幕僚，并且在抵御太平军、镇压征义堂起义中显露出超群的才能，因而曾国藩很快就与之结识，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是曾、左结识之始，也是二人亲密关系的开端。同时，曾国藩的权力、左宗棠的才能，更加深了他们彼此间合作的需要。二人互相依靠和支持，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点，在他们当时各自的私人书札中曾多有记述。如左宗棠是年与其婿陶桄的信中写道：“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次年初，曾国藩在致胡林翼书中亦写道：“(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亦无日不屡称台端鸿才伟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会合，以并纾桑梓兵后之余虑。”此段时间，曾左互往信函颇多，在对时局的判断上达到许多共识。由于左宗棠在巡抚幕中，因此曾国藩不断将自己所办之事请左宗棠拿主意。曾国藩认为人才对地方建设十分重要，因此，也经常向左推奖一些人。如咸丰三年六月信中说：武弁实乏者，曾在北省物色几人否?文员如宜章之王，耒阳之唐，实难多得，而衡、永、郴、桂四属，非得贤有司，落落分布，则土匪之兴，殆无了日。宝庆五属，邵葆皆贤，赵尤卓卓，亦赖古愚后之可登荐牍者也。靖州防堵保举案中，储玫躬现在长沙火药局，实朴士；其次丁姓者，闻尤一时之英，极结实而能肩大事。督署批靖州禀言当予以保叙，岂亦有所闻乎?尊处亦可谓兼视并听，无微不烛者矣。
咸丰三年十月，是曾国藩一生中几次艰难受挫之时的一段时光，他非常希望左宗棠能加入他的阵营助一臂之力。他在信中，把左引为“骨肉至交”，劝其来助：惟弟智虑短浅，独立难倚，欲乞左右，野服黄冠，翩然过我，专讲练勇一事，此外，概不关白于先生之前。先生欲聋两耳，任先生自聋焉，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两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凿之也。先生若果惠然不弃，则请携老筠(郭嵩焘)俱来田镇一走。姓字已编入逃勇籍中，此中阅历，应较深确，弟另有书致之。所怀千端，纸不能悉。冀或者枉驾，痛切面陈，乃能倾泻耳。
此次左宗棠虽未入幕，但对曾国藩取得湘潭之胜利起到重要的谋划作用。因而曾国藩在写给清廷的奏折中多次举荐左宗棠“才略冠时”，“自湖南用兵以来，出虚发谋，皆其赞画，现又经营船炮，接济大军，应请以知府归部尽先选用”。咸丰五年又上奏称赞左宗棠“维护水师，保卫两湖，大有裨益。”
做大事要明剖是非，不可暗斗
有些事情需要回护与掩饰，有些事情更要明剖是非。什么时候要回护掩饰，什么时候要明剖是非，通过曾国藩的作为来看，主要的还是要以大局为重，以人品为准绳。曾国藩处事不与人结怨，处同僚以和衷共济倡。但在事关大局时，又不讲情面，连同乡、同年也不回护。
本来，曾国藩以侍郎空衔领兵江西，处“客寄虚悬”地位，事事依赖地方，容易与地方官员产生矛盾。江西巡抚陈启迈，气度狭隘，刚愎自用，当武昌落入太平军之手，两湖的钱粮、子药来源截断，因而全赖江西接济。但陈启迈由于与曾国藩有矛盾，遇事“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且不断制造磨擦，湘军在江西境内屡被乡团截杀；曾国藩所信任的万载团练首领彭寿颐，竟被陈启迈指使人“严加刑责，酷暑入狱，百端凌虐”；陈启迈还不经曾国藩同意，擅自调动湘军，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由于陈启迈是江西的第一高官，因此上行下效，江西的官僚、士绅也与曾国藩作难。盖有曾国藩关防的捐输执照，不被地方官员承认。上下都有讥讽声：说曾国藩“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又说“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说“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等等，大有挤垮曾国藩之势。连与曾国藩积怨很深的王■，也不无同情地说：“涤帅遭际若是，直令人急煞。”“涤帅所处真是不易，其尤难者乃是饷项一节耳。”
自九江、湖口兵败，困守南昌两年有余。军事上连遭打击，一筹莫展；政治上与地方官员磨擦，其根本原因是曾国藩无督抚实职，因而受人掣肘。这一时期，又连损罗泽南、塔齐布两员大将，曾国藩精神极为苦闷。咸丰五年(1855)六月十二日，曾国藩认为陈启迈“劣迹太多，怕要误了大局”，终于忍无可忍，上奏参劾陈启迈。
文中历数陈启迈种种罪责与劣迹，最后说：我和陈启迈是同乡、同年、同是读书出身，向来没有嫌恶间隙，在京城时还看到他供职勤勉谨慎，自共事数月以来，我看到他颠倒是非，全改了平时的表现，使得军务混乱，舆论哗然，确实不是我意料之中的事。目前东南贼匪形势，江西、湖南最为严重，封疆大吏，关系重大。我既然确有所见，很怕害了全局，不敢不罗嗦叙述以上各事，陈列在皇上的前面，恭请圣上独自思量判断，权衡到最为妥当，这不是在下所敢妄自推测的。
接到弹章后，皇上上谕：“陈启迈立即革职，听候新任巡抚文俊查办。该抚到任后，立即把曾国藩所奏的各种情况，逐条严查详细上奏。”
上疏参奏的数日后，他写信给家中，谈不得已弹劾陈启迈之情：我的癣病还没有好，用心特别多，夜晚不能入睡，经常恐怕忠心耿耿的感情，最终对国事没有益处，但是办一天事，尽一天心，不敢有片刻的疏忽懈怠。陈中丞(陈启迈)办理军务，不如人意，和我在各方面有很多意见不合。共事和衷共济，大概是最不容易的。澄弟近来还在外办事没有？应当以我为戒，不出门一步，谢绝一切。我食俸禄已很久，不得不把国家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各位老弟则都可以不闻不问时势的纷乱与否。对儿子侄儿们总应当用勤奋教导，人一勤奋各种弊病都会被消除，希望各位贤弟留心这一点。
显然，曾国藩还是慎重的，尤其是陈启迈是自己的同乡、同年，他如果理由不充分，不会把弹章加给这位同僚。为了取得时人的谅解，他四处写信，以表明自己不得已之情。
【自检】
您认为如何才能做到“明剖是非，不可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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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英雄要屈身
有作为的人大多有棱有角有性格，在他做事的时候不可能没有磕磕碰碰。一心想当和事佬是成不了大事的。但如何与怨恨自己、且又有能力的人相处，曾国藩也有妙法。
曾国藩主张不断绝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人。当然，接受他人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因为人性的弱点总是怀疑他人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这无异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再度出山以后，他首先奔赴长沙，去见骆秉章与左宗棠，商量出师计划。而左宗棠此时在曾国藩心中即是一个怨恨他的人，并且曾国藩对他也很不满，去年曾国藩弃军奔丧时，左骂得最厉害，现在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怒。但认真想想，左宗棠骂得也不错，自己的确不该在那时负气离开湘军，向皇帝伸手要官的行为既不符自己的初衷，也徒取其辱，所以，自己一定要以老子的“大柔非柔”，以屈求伸的态度处理好左宗棠及诸文武官员的关系。此时，47岁的左宗棠还是以举人的身分在骆秉章的幕府中襄理军务，虽然如此，他的名声却很高。早在3年前，左宗棠在家自办团练之时，其名声已誉满三湘，御史宗稷辰向朝廷推荐人才，左的名字被排在第一位。咸丰打听了左宗棠的情况，记下了他的名字。后来咸丰帝召见郭嵩焘，君臣又议论了左宗棠，当皇帝知道左宗棠常以未中进士感到遗憾时，便宽慰他：“不必非要以文章功名建功，而要在国家用人之际立业。”
曾国藩到了长沙，在骆秉章的预先传话之后，随即会见了左宗棠。曾国藩以无比真挚的态度与左宗棠交谈，毫无掩饰之情，使左宗棠很是感动，左不免疑虑：自己骂得他那么厉害，对方却屈驾造访。一下子消解了左宗棠心里的疑块，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于是又和好如初了。
他们谈了很久很久，从用兵谈到做人，从做人谈到学问。左宗棠那气冲斗牛的气概，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凛然正气，也不时感染着曾国藩。但此时的曾国藩已不再是一年前的曾国藩了，那种儒道溶揉的老练、神鬼莫测的神态，连左宗棠也感到曾国藩的再次出山，已今非昔比了。
考察曾国藩一生的处世与为人，曾国藩这一举动却也并非偶然。他是一个在很多场合都讲究忍让的人，如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庵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
【自检】通过学习，你如何理解“待英雄要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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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七讲 自立达人之道
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在一个大团体中，如果仅靠一二个“英雄”，那么事业就难以持久。因为个人英雄主义不适合于社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实际上，中国的老祖宗就很讲究“和合”、“谐和”之道。儒家的创始人还提出立人达人之道。
曾国藩对孔子孟子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尤为推崇，把是否施于人的问题当做识量大小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
他认为：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曾国藩把这种信念用在自己的事业中，就是功不己居，名不己出。在军营里，每每听到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有一句话提及他自己以及他的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这往往从他的奏折和信函中表现出来。
同时，曾国藩自己升迁，也荐举幕僚和下属升迁。曾国藩一生荐举人才甚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他的幕僚和下属。现已查明的曾国藩幕僚有4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受过他的保举。可以说，凡为其幕僚者几乎人人都有顶戴，即使不是实缺官员，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名堂，无此资格者反倒为数极少，成为凤毛麟角。而获得实任者，更是直接间接地借助于曾国藩的荐举之力，幕僚中26名督抚、堂官，50名三品以上大员，以及难以数计的道、府、州、县官员，多受过曾国藩的保举，有的甚至一保再保，不只一次。他们所以得任现有最高官职，有的系他人奏保，有的是曾国藩死后循资升迁，有的则完全出自曾国藩的推荐。至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国藩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者已达22人，其中总督4人，巡抚7人，至于道府州县则难以统计。所以欧阳夫人曾有一句戏语说“我胯下出来的都是将军”。是说甚至在曾家当过差的下人也都发达成了材。
【自检】您是如何理解“自立立人，自达达人”?请列举出中外历史上依此信念而成事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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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以艰危，责以实效
曾国藩在长期的用人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切实可行，屡试不爽的“要义”与“要则”来。在这些要义、要则中，有一条即是“试以艰危，责以实效”。试以艰危有二重含义：一是把他放在艰难而又十分危急的环境中加以考验，看他是否是胆小鬼、怯生虫。他说：经历艰危者可以委以重任。二是人才本人在艰危中脱颖而出，能够处理危急而艰难的事变，这种人也是“缓急可恃”，可以倚任的人才。责以实效即做事踏实肯干，工作业绩突出，能够胜任繁巨之任。咸丰末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他接连向朝廷举荐人才。其中举荐胡大任、厉云官二人，即充分体现了他用人上“试以艰危、责以实效”的要义。他上给清廷的奏疏说：我认为求才必须放在艰险危难中考验，用人应当注重实效。
湖北军务办得好，无论兵事、饷事都在于用人得当。而要想在凋敝残破的地区得到人才，尤其不是那么简单的。现查明有四品卿衔礼部员外郎胡大任，在咸丰三年奉旨回老家帮办团练。咸丰四年闰七月，臣国藩率领军队进入湖北，委办粮草转运，接济军饷。
当胡林翼于咸丰五年正月由九江援助湖北时，胡大任办理厘金，奋勉出力；后来又委托他办理荆、沙牙帖厘金，共计筹集钱赋50 余万串。以后又筹集银两达万钱，由此军饷得以接济。尤为可贵的是，咸丰四年、五年乱贼屡屡犯上作乱，全省上下一片糜烂，当烽烟四起之时，豪绅居住在湖北大多迁徙殆尽。而独胡大任能在万难艰险之际，奋不顾身，经营筹划。不但稳固了军心，还激发了士气，大概他沉着刚毅果断坚决，力挽狂澜，才能任艰难临危而不变，历险阻矢志而不渝。以后必可重用。该员前不久已奏请简放，现正在楚境肃清残贼，敬请圣上能否以四品京堂记名，遇有用人之际，让他施展才华。
又有湖南、湖北盐运使厉云官，咸丰三年、四年两年，曾国藩委托他办理发审及粮台事务。咸丰五年十月，官文、胡林翼奏请留在湖北省总理水陆各军的粮台。该员办事勤慎廉明，每月的军饷三十余万两，出入校对稽查，一丝不苟，加上采办制造之事，昼夜辛勤工作。自从留在湖北以来，五年如一日。现在大军向东挺进，兵分则事情就越纷繁，粮饷多则责任就越重大，必须任用一个精于办理军饷的官员，就在本省附近筹划开支，方能使粮饷军火四方接应不断。在这湖北征伐安徽正当吃紧之际，敬请圣上恩准，将厉云官交军机处记名，遇到有道员缺空，加以任用。要是能让他马上开展工作，更有裨益于军务。清廷见曾国藩说的有理有据，立即“钦准”。
【忠告】求才必须放在艰险危难中考验，用人当注重实效。
待属员不可太谦
经过10余年的风风雨雨，曾国藩的性格有了很大改变，尤其是经过家居反省，他出山后以圆通处世，但对待下属，他仍认为严比宽效果好，如果上下过份亲密，一遇大事，下属以上官为倚恃，而抛弃公家应尽之义，这就会妨碍成大事。
咸丰十年(1860)八月，曾国藩的心腹幕僚李元度即将挂印出征，行前，曾国藩谆谆教诲，说“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不得与此类人接近”。又说：“对待属员不可太谦，恐启宠而纳侮也。”虽然彻夜与李元度谈了几次，但曾国藩仍不放心。十四日，李元度赴徽州，曾国藩与之约法五章：
第一是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曾国藩一直认为，文人心多委曲，不像武将直来直去，同时，文士多读书之辈，自以为胸中有点墨，遂认为天下事很容易，因此常放言高论，但多不切实际。曾国藩认为李元度本身也有文人的毛病，如果他重用这类文人，极易坏事，故第一戒就是不要用好大言的文人。
第二是戒过谦，启宠纳侮也。李元度这个人平时对自己约束比较严格，对别人的过失也能宽恕，这本是从曾国藩身上学到的一种“美德”。但曾国藩反过来认为，这不是好事，因为行军打仗不同于平时与人相处，打仗必有胜负，如果不能让下属有畏惧感，就会关键时刻号令不通，因此必败无疑。
第三是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李元度跟随曾国藩多年，从没有单独当一面，久屈下位者，一旦权令在手，往往忘乎所以。曾国藩知道李元度平时交往较多，也意气用事，他认为这也足以妨碍成功。因此嘱其不宜过多保举，不要滥花钱。
第四是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
第五是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李元度长期跟随曾国藩左右，是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属下。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被削除兵权后，在籍守制。闲居家乡，感怀故旧，便写信给李元度说：鄙人皆有三不忘焉。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三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
又在《复李次青太夫人书》中指天誓日，不忘李元度长期相随，历尽艰险，维护曾国藩与湘军的恩德与苦心。信的结尾说：“闻次青有两儿，不知有女几人，或平辈，或晚辈，有相当者可缔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负义之心。”
在家信中曾国藩还说：次青是个很难得的人才，带兵打仗虽然不是长处，但百折不挠。他在我这里，更是肝胆相照，使我非常感动。我在外面这几年，非常惭愧，没能很好的报答他。去年腊月我派韩升到李家探望，送了些礼物。又与次青定下婚姻之约，以表示永远友好。眼下两家儿女没有年龄适合的。将来他或者能有男孩，弟的次女、三女可与他订婚，我在信中已经答应。你在吉安，希望常常与他通信。派专人往返，十多天就可回来。只要次青能生还与我相见，那同甘共患难的这些人中，就不至于留下莫大的愧疚和遗憾了。他的长处是精力坚强，聪明过人；缺点是举止轻佻，言语伤人，恐怕咏公也不可能十分看重他。
李元度以道员奔赴浙江后，曾国藩千叮咛，万嘱咐，唯恐这位老部属出了差错。可李元度命运不济，在徽州一战中大败而归。曾国藩对其不遵约束，致败军谋，深表气愤，遂重劾不饶。后在众人救护下，李元度才免于发配边远充军之苦役。
同患难，更当同富贵
考察成功者的视角可以有很多，但有一点十分重要：即当众人拥戴、台面做大之后，先前的共患难者能否在此时共富贵?“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类是皇帝出于稳定江山的考虑，自然与我们所讨论的主旨不相吻合，也没有比较的基础。
这里着重强调的是一个团队、一个团体成功后，首脑人物在升官或发财的同时，对昔日共患难的有功者能否善待?曾国藩的做法不无启示。曾国藩自咸丰十年任两江总督后，对共济时艰、患难相从的有功者多次上疏，请朝廷不吝其赏，越级提拔。但按照清朝吏部的要求，曾国藩必须于上奏时将“何员系何项劳绩，奏准声明”，而且还要条分缕析。这对于一次大战役、大行动的首要有功者来说，并不难知晓，但军务倥偬，又怎么能做到每一次都“分列清楚呢?”曾国藩一如既往地上报，但吏部按照成法办事，所以很少给予记录军功、批准奏请。到攻下天京时，曾国藩所上的保奏已在吏部积压了22件，涉及到数百上千人。这一次，曾国藩开始与吏部算总帐了。
天京攻下后，曾国藩兄弟封侯荫子，部下主要人员也一一荣耀有加。但曾国藩想到的是死的以及活着的“有功未赏”者，他要为这些人讨说法。同治三年(1869)八月十三日，他一天连上三折，有的公开、有的密上，反映出他“于公于私”界限清楚，但又都有所交待。他先上攻打天京时阵亡伤故的五百零一人名单，恳请清廷要“议恤”。对准备“荣归故里”的数百人，他请求朝廷不能过河拆桥，要让他们“同戴皇恩，宠耀闾里”。
同一天上的第二个折子名为《保密请免注考语片》，这也是一个公开折，是对吏部的批评，是对湘军将士的一个交待，他说自己上奏的保荐案已有22个之多，这都是“积年有功之士，所保官阶，悬而无薄(兑现)”，将使他们有被朝廷抛弃的“向隅之感”。他语气坚定地说：如果每一案都查个清清楚楚，非数年不能办到，这对他们很不公平。请皇帝下旨发交吏部， “将臣营自(咸丰)十年起所保各案，均免加考，报部核议，即照原单一体注册”，让现在仍在军营中出生入死的人“有所激励”。
同日曾国藩上的第三个折子是份“密折”，即直接上给皇帝、慈禧太后的。这里涉及到曾国藩的“私谊”，因此用了“密折”。在这份密折中，他大讲自己“内疚”的几个人，有健在者，有已故者，曾国藩认为这些人都有“冤屈”，而这“冤屈”之造成，与曾国藩本人有密切关系，他请求皇帝、皇太后能够允准他的请求，为这些人正名。这些人是李元度、江忠源、何桂珍、刘腾鸿、毕金科五人。他委婉上书中，对李元度、江忠源的措辞是这样的：李元度跟随微臣时间最久，遍尝了艰难险阻，远近皆知。他在咸丰十年守卫安徽的战役中，到郡还不满10天，伪侍王的大股部队突然到来，抵挡不住以致府城失陷，微臣奏参把他革职拿问。他在咸丰十一年援助浙江的战役中，事情还没了结，就擅自回了老家，而且沿途还谎报胜仗，又不全力救援杭州，臣又奏参把他革职留营。议者都认为微臣后参援助浙江之事最为公允妥当，前参拒守安徽失之太严，而自我反省还不是最为内疚的。所最歉疚的当数咸丰六年春，臣部的陆军在樟树大败，江西也无法收拾，依赖李元度力战抚州，来支撑危局。次年臣回原籍，留彭玉麟、李元度两军在江西，听任他们饥困交迫、蒙受讥讽，忍辱负重，几乎放弃而不顾及他们了，这是一疚。李元度下笔千言，而且条理周密，本来有多方面的才华，司道清要各职，均可胜任，只是战阵不是他所擅长的。
咸丰五年他请命带兵，咸丰十年夏，微臣又强令他带兵，未能量才而用，以致使他身败名裂。文宗有李元度未能量才而用的惋惜，人才难得的叹息，这都是微臣不能知人善任的过错，此又是一疚。这二疚，微臣累年来，每饭都不能忘记。自己因身居高位，常感恩怀旧，惭感交加。
此外微臣还有惭愧之处，江忠源的将才，在当时本可以大有作为。人们都知道长江水师由微臣创建，而不知道是江忠源提出的建议。咸丰三年，江忠源在江西的围城战中，一面奏请设立江面水师，一面函请微臣在湖南造船。臣因为没有钱而最终未能办成。
后来，江忠源屡次催请救援，微臣因为没有兵没有战船而无法答应他。等到刘长佑、江忠浚驰援庐州，微臣也不能以一兵相助，以致庐州沦陷，江忠源阵亡，良将不能尽其才，这又是一疚。此外在这第三个折子中，曾国藩也以同样的心情为何桂珍、刘腾鸿、毕金科等将领明辨是非，申请奖励或抚恤，申明自己的过错与内疚。上书的最后说道：微臣添任将帅，以爱惜人才为天职，而历年来压抑的人才，实在已是不少。此谨将微臣抱疚的原因，一一上陈。
对于曾国藩的三折，清廷处理得也十分微妙，对前二个“公折”，清廷破例“允准”。这对跟随曾国藩出生入死十余年的湘军将士而言，是个极大的安慰，虽然赏已迟时，但终究对共患难者有所交待。
对属于“私谊”的密折奏请，清廷令左宗棠查明李元度之事，等左奏报时再降谕旨。清廷认为江忠源已蒙厚赏，已无不当之处。其他三人“应如何一并加恩之处”，命曾国藩查明具奏。是年底，曾国藩再上奏疏，又表彰三人功绩，请求赐谥，即钦定谥号，也就是给这三人“盖棺论定”。至于何桂珍一事，后来在曾国藩的执着努力下，朝廷也都有了交待。
【自检】许多未成功者，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同患难，而不能同富贵”。谈谈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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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高官为政，务持大体
【自检】：对于为官的人来讲主观上都想像曾国藩那样有所作为，不做“脑满肠肥之达官”。但是一入仕途，尤其是位高权重时，却有许多棘棘手的事情缠身，决断去从十分难以权衡。哪些事情该办，哪些不该办，哪些事怎么办，办到何种程度等等，都是十分费解的难题。对此，曾国藩总结出一套 “为政务持大体”的居官之道。
整顿官场积习
早在当京官时，曾国藩便对官场的腐败风气极为不满，但那时想改变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既然有地方之责，就着手办这件事。军情变幻莫定，全面整顿吏治虽然办不到，但风气须改。曾国藩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入手办法也是多方面的。1860年6月14日，也就是署理两江总督刚刚一个月，他就专门写下饬令三条给总督衙门的巡捕、门印、签押，这饬令的内容大要如下：
凡为将帅者，以不骚扰百姓为第一义。凡为督抚者，以不需索属员为第一义。督抚与属员交涉，以巡捕、门印、签押三处为最。明日起早经过地方，即是与州县交涉之始。兹特严定条约，愿巡捕、门印、签押敬听而牢记之。
第一，不准凌辱州县。人无贵贱贤愚，皆宜以礼相待。凡简慢傲惰，人施于己而不能堪者，己施于人，亦不能堪也。往常见督抚过境，其巡捕、门印、签押即委员等，见州县官，皆有倨侮之色、严厉之声，实可痛恨。今当痛改恶习。
第二，不许收受银礼。凡收人礼物，其初不过收茶叶、小菜之类，渐而收及鞍马、衣料，渐而收及金银、古玩。其初不过投赠之情，渐而笑索授意，渐而诛求逼勒，贿赂公行，皆始于此。嗣后我巡捕、门印、签押，务各自爱，不准收受丝毫礼物。倘有隐瞒收受者，重则枷号棍责，轻则递解回籍。
第三，不准荐引私人。凡巡捕、门印、签押，势之所在，人或不敢不从。或其亲族，或其旧识，或荐至营盘，或荐入州县衙门，纵有过失，互相袒护，为患甚大。自此次告诫之后，概不准荐人入将领之营，入州县之署，亦不准各营各署收受。
以上三条，巡捕、门印、签押三处，各写一分，贴于座右。如其自度不能，即趁早告退；若其在此当差，即小心凛遵。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湘军将领们自然非常高兴，曾国藩自宿松赴祁门，沿途经过杨载福和彭玉麟水师，事先写信告诫杨载福迎接时不要讲排场：
国藩赴水营，请阁下告诫各营，无迎接，无办席，无放大炮。除黄石矶三、五里外，上下游各营，均不必禀见。方今东南糜烂，时局多艰，吾辈当屏去虚文，力求实际。整躬率属，黜浮崇真。
不料各营仍有大搞迎接排场的，曾国藩再度写信给杨载福、彭玉麟：
十二复雪弟一缄，十四复厚弟一缄，皆言力戒官样、黜华崇实之事。兹国藩于十六日抵横坝头，各营迎接已极热闹，特此专布，恳两君严戒各营，禁止迎接、排炮、爆竹、吹手、酒席等，千万之恳。
曾国藩要求属下地方官要勤、俭、廉、爱民。为此他不厌其烦地一再告诫属下地方官。还是前面所说的批冯卓怀的禀文，他又写道：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在给其他地方官的批札上，他写道：为政首在爱民。此时安抚灾黎，尤须心诚。
勤、廉二字，是居官根本。该署令颇能从此著力，案到即办，是勤于治事也。严禁需索，是廉以持己也。至除暴所以安良，原不可稍存姑息。如医者攻治邪毒，即所以培养元气。但须察得仔细，办得真耳。
唯俭可以养廉，唯勤可以生明。此二语是做好官的秘诀，即是做好人的命脉。临别叮嘱之言，千万勿忘。
勤、廉二字，系为政之本。平日必须于此二字认真体会，俾案无片纸积留之牍，室无不可告人之钱。自有一种卓然自立之象。望努力图之，并告诸同年，无负我初心也。
勤、廉二字，看似平浅。实则获上在此，信友在此，服民亦在此。舍此二字，上司即偶然青盼，亦不能久。欲求寅僚之敬佩，百姓之爱戴，即袭取于偶然，亦不可得矣。欲讲廉字，须从俭字下工夫。用人宜少，官气宜轻。欲讲勤字，须从清理词讼下工夫。当限定每日讯结几起，作为自己工课。
1861年8月27日，江苏阳湖士人赵烈文到曾国藩大营，他在日记中写道：闻营弁言营中规矩甚严，黎明即起，每日二操，武弁皆令赤足穿草鞋，营中无一人吸食鸦片者。合营办事及供役，悉用官弁，无私从一人。应酬简易，巡捕官白事，长衫而已。帅（指曾国藩）亦躬尚约素，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与士卒卧起同时，不苟安逸。每夜常私出巡行察听，更号有违误者，亦不加严责，好语训诲而已。民间辞讼，虽细必亲，小民直至督辕递呈，无一钱之费，其忠清艰苦，至于如此，可为流涕。
此情此景，让小才子赵烈文十分感动，他在日记中企盼上天垂鉴这样的大臣，停止战乱，则老百姓实受其福。又说象曾公这样的人即使没能成功，其人也可以千古不朽。曾国藩向来优待士子，就便恳请赵烈文入幕，赵烈文先上了一份万言书，然后欣然入曾国藩幕，以后成为替曾国藩起草章奏和机密文件的心腹幕僚。
【忠告】为官首在爱民。勤、廉二字，是居官根本。
首要之地，为官当守六大原则
历来做官有许多讲究。本来，根据各地差异，做官之地有“冲”、“繁”、“简”、“要”的区分。一般的官员，多选择“繁”、“要”之地，因为繁要之地虽说责任大些，但权力大，利益多，容易出成绩。而“简”、“冲”之地要粮无粮，要钱无钱，而且，越是贫困，越是盗贼峰起，斗杀成风，官员不但升发无望，反而多以不称职降革。清朝康熙年间有名的清官于成龙，在广西一个县为官十余载，虽挣得清廉之名，而且生当康乾盛世，朝廷倡导清廉，但于成龙不几年即病死。一百多年后，胡林翼在贵州做官道台，后来宁愿当幕僚，也不愿在那里干下去。这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
直隶属于另外一种情况，既属于天子脚下，又属于地方官。这种地方，达官显贵，多如牛毛，很多人都有通天的本事。因此，稍有疏忽，就出大问题。曾国藩非常精通为官之道。认为首要之地，为官更当勤苦耐劳。他赴京途中，在为高官“三不主义”基础上，又体晤出“六项原则”。这六项原则就是针对直隶而发。
第一是平争，即平息争执。直隶的官不好做，主要在于朝廷养的众多御史就在眼底，通天的人太多，因此稍有动作，即会引起别人的议论。曾国藩奉行的原则是平息争执，也即只做不说。别人怎么说，自己也不参与。
第二是因势。中国有个传统，喜好翻前人的案，凡前任官所为，不管对错，后任总要诋毁一番，以示自己高明。曾国藩给自己定下因势的原则，即是肯定前任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再施拳脚。
第三是善习。
第四是从俗。中国幅员之大，各地区的风土民情有很大不同，当政者不能要求整齐划一。相反，善于利用当地的风俗民情以施加教育，往往容易成功。曾国藩因此定下从俗的原则。
第五是便民。便民即不与老百姓为难。不了解下情的官僚，往往朝令夕改，并且很少符合实际情况。曾国藩认识到，好的政策往往是对普通百姓有利的，因此容易受到拥护，实行起来有基础。
第六是救弊。天下的政策、法令、条规、制度，大概设立时总有许多充足的理由，但实行时间长了，情况发生了变化，再用这些去衡量就会出现偏差。因此，要改变不尽合理的东西。
曾国藩认为，自己平生以“不参与、不称职、不遑”为高官不败之三大法宝，如果再严格品味，执行“六项原则”，那就不会有失败了。他的日记中写道：
思古圣王制作之事，无论大小精粗，大抵皆本于平争、因势、善习、从俗、便民、救弊。非此六者，则不轻于制作也。
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三者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轻于有所兴作，则咎戾鲜矣。
直隶总督当时署衙设在保定。曾国藩于同治八年(1869)正月二十七日抵达保定。这时本省司道一级官员早已迎候在城外。第二天开始，曾国藩接见直隶地方官，直隶各州县，每十人为一班，共计十一班于二十八日接见完毕。二十九日，又接见提镇等武职官员，前日未能接见的州县以及教职官员也都安排在这一天。稍晚时分，他又接见佐杂十四起。每起十人，前四起坐见，佐杂立见，“至午正方毕，殊以为苦”。
有了感性认识，曾国藩随后开始清查各官履历。对于要提拔的以及要参劾掉的官员，曾国藩不但将其历年政绩查阅一番，而且还亲自微服私访。曾国藩有知人之名，他不能让自己的名声在直隶丢失。因此，对要参劾的劣员，他研讨再三，审之又慎，他说自己“连日为此事疲弊精力，恐有差失也。”
本着吏治为先的原则，曾国藩在审慎地参劾提拔一批以儆官方的同时，着重从劝导、训化上下功夫。他朝思暮想，三更不眠，在枕上作劝诫州县官厅联：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作毕后，又想沉吟更改，以致久不成寐。三更二点乃入睡。
第二天，他对昨天所做联不甚满意，于是改作一联：念三辅新离水旱兵戈，赖良吏力谋休息；愿群僚共学龚黄召杜，即长官藉免愆尤。
沉吟良久，至夜方定。曾国藩向来作联作诗，每每苦吟不辍，他虽然说“由才思迟钝之故，亦过于爱好也。”实际是求尽善尽美，起到警示的作用。睡后仍反复思之，缠绕不休，以致不得酣眠。次早初起，又作一联云：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
第三次改定。
曾国藩对整饬吏治确实下了番苦心。二月初二日，他将官厅二幅对联写好后不胜疲倦，说自己“用心太过也”。
他还马不停蹄，巡访各州县。州县地方的条件自然比不上总督衙门，时常有臭虫、蚊子咬得他不能睡觉。这时，他又拿出恢谐的本领，将白香山的诗句略作改动，说：“独有臭虫忘势利，贵人头上不曾饶”。
【忠告】 平争，因势，善习，从俗，便民，救弊，为居官者当守六大原则。
【自检】
问题
回答
①曾国藩为官“三不主义”是什么?
三不主义
②曾国藩为官“六项原则”是什么?
六项原则：
③通过学习曾国藩的为官原则；请制定你的为官原则：
你的为官原则：
京信常通，三种情况不上报
现代社会信息渠道很畅通，但信息垃圾也害人不浅。因为行色匆匆的人们很难把各种信息进行过滤、筛选，而那些有价值的信息又一时捕捉不着。中国传统社会是个信息不发达的社会，但官场的规矩还是有的，其中之一即是《一翦梅》中讲的“京信常通”，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不忘从最高处讨风信”的处事之道。
《一翦梅》四首：
其一云：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其二云：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其三云：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其四曰：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前，照例要觐见同治皇帝及两宫皇太后。曾国藩也急于了解朝廷将他调任直隶的意图，以及朝廷最关心的问题，以便于自己有所遵循。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如果有了最高指示，也就逢难易解了。
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十四、十五、十六 3天，曾国藩三次觐见皇帝、皇太后，他从中了解到，朝廷最关心的是练兵，保卫京师安全。
同治六年，小皇帝责备曾国藩近来奏报少了，他回奏说：我自从参与军事，几年以来，向朝廷呈上的奏章非常少。之所以这样谦谦自守，也是有原因的：
第一是不轻易地将谣传之言上奏朝廷。例如最近贾臻上奏朝廷说已经收复庐州，袁甲三奏报说已经收复巢州，都是把探子的无稽之谈作为向朝廷报告的真凭实据的例子。还有，有时太平军的踪迹尚未接近，我军之中便相互震惊，动辄以发现和接近10万、20万太平军的消息向朝廷上奏，这更是足以惑乱军心而使大的决策失误。我从不凭借探子的报告就向朝廷上奏，是因为我不愿意用谣传之词而淆乱朝廷的视听。
第二是不将尚未确定的事情轻易向朝廷上奏。一般说来，凡属大股强悍的太平军到来，在开始的时候常常是形势万分危急的，如果能够坚守支持一段时间，后来就会渐渐地趋于安稳。例如去年黄文金向内地进扼，攻陷七县，我军坚持了3个月，我仅仅综合成四个奏章向朝廷汇报。去年冬天徽州被围，苦战9次，坚守了将近一个月，可是我仅仅向朝廷上奏了2次。我不愿意用尚未确定的事实，以增加朝廷的忧虑。
第三是不将尚属计划中的设想轻易上奏朝廷。战争情况瞬息万变，是胜利还是失败，很难通过计划进行预测，咸丰八、九年间，江南大营多次上奏朝廷说金陵指日可克，咸丰十年夏天，又多次上奏朝廷说嘉兴指日可克，可是事后都不能实践诺言。我当初督帅江南江北的时候，曾上奏朝廷说，由宁国进兵，可以到达江苏境内，但后来宁国失守，至今我不能履行诺言，我一直深深地以此为耻辱。至于最近内臣上奏朝廷而又承蒙圣恩抄录以后传达到我这里的那些奏章中，有的说援助浙江的军队可以从嘉兴直捣苏州；有的说扬州的军队，可以从常熟进攻苏州，都是没有考虑到兵源和粮饷都很穷乏的情况，而拟出的万万不可以成功的计策。我不愿意把预计中的设想上奏朝廷，不仅仅是顾虑到徒放大言难以兑现，也是担心忧乱朝廷正常的规划部署。由于这三个原因，我每次都必存谨慎严肃的想法，不料却反而得到了迟延的罪名。在此以前文宗皇帝统御天下，对于封疆将帅各分其责，使之各任其职，我尚且能够以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跟随在诸位将帅后面，遵循着我这种愚陋笨拙的规则。现在正是圣上刚刚登基之时，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臣蒙受到非同寻常的恩遇，所倚侍寄托的责任越来越重，圣上对我的延访也越来越经常。现在接到圣上谆谆告诫的谕旨，我自然应当改变以前的作法，今后随时将奏章飞驰入告朝廷，从此以后决定每隔十日便向朝廷呈上一个奏章，如果有紧急情况就加班具奏。
可见，当时曾国藩主张的不必事事、时时向朝廷汇报，少上空言，多做实事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尤其是军事行动时，瞬息万变，早晨报告的事情晚上可能发生了变化。至于因为朝廷对他的倚重而改变做法，打算以后多上奏章也是不无道理的。
清廷收到曾国藩的奏章后，认为所言在理，不仅免去了责备之词，而且还令曾国藩按照自己的想法奏报，不必拘泥十日一奏的设想，一切要从效率出发。曾国藩有了“圣旨”，自然做起事来心中就更有数了。
【自检】通过学习、总结你在工作中哪些情况不能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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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用人者应具备的三大素质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领导的职责无非两样，出主意，用干部。用干部，就是用人。成功的领导者一定是成功的用人者。汉高祖刘邦在解释自己为何得天下的时候，曾有这样一段大实话：“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筹运粮饷，使将士无后顾之忧，我不如萧何；指挥千军万马，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之杰。我善于使用他们，这是我所以能取天下的原因。”这句话很值得我们回味：从单项素质来说，刘邦比不上张良、萧何、韩信中的任何一个，但三个人在最关键上的一点上不如刘邦，这就是用人。做为一名领导，你可以在所有的地方都不如你的部下，但有一点你必须要有过人的地方，这就是用人。这样，才能服人之心，得人之力，尽人之才。
曾国藩正是这样一个善于用人的人。有人这样评价曾国藩：他用人指挥军队就会打胜仗，自己亲自指挥军队就会打败仗。应当说这基本上是事实，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初期所打的几次败仗，都是他本人亲自指挥的。由此可见，曾国藩本人的战役指挥能力并不十分高，他对此也很有自知之明，以至于后来凡是重大的战役，他都会尽量避免亲自指挥。就连1863年到1864年湘军攻打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他都不去前敌。但奇怪的是，湘军将帅，从胡林翼以下，即使与他地位差不多的，对他都是毕恭毕敬，乃至于把他当做自己的老师。就拿李鸿章来说，李鸿章在当时绝对是一个人物了，但他一接触曾国藩，就非常感慨地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那么现在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乐意为曾国藩所用？曾国藩身上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呢？解剖曾国藩的这些过人之处，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者应该有哪些启示呢？
从曾国藩身上可以看出，一名领导，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用人者，应该具备以下三方面的素质：一是要有用人的诚意，二是要有知人的智慧，三要有容人的度量。
要有用人的诚意
湖广总督李瀚章对曾国藩有这样的评价：推诚布公，不假权术，故人人乐意为他所用。
曾国藩自己也说：我认为驾驭下属的方法，最重要的推诚布公，而不是玩弄权术。诚心诚意地对待别人，渐渐地就能使他人为我所用。即使不能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我效力，也必然不会有先亲近而后疏远的弊端。光用智谋和权术去笼络别人，即使是驾驭自己的同乡都是无法长久的。
凡是正话、实话，多说几句，时间长了人家自然就会了解你的心意的。即使是直率的话，也不妨多说几句。
由此可见，以诚用人，可以是曾国藩用人的基本出发点。曾国藩认为，领导艺术并不是玩弄权术。权术，离不开欺骗这两个字。他认为，人之所以要欺骗别人，一定是因为有私心杂念，有了私心杂念，不敢告诉别人，所以只好编造假话来欺骗人家。不知天下并没有真正的傻子。能在一件事上玩弄权术，却不可能在每件事上玩弄权术，玩弄权术的人可能得逞于一时，却不可能永远得逞。以权术来驾驭人，只能驾驭那些一般的人才，而真正的人才都是有自尊心的，他们最讨厌的就是受人愚弄。所以从长远来看，玩弄权术的人只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只有以诚用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人才。
【自检】领导艺术与权术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说用人之道，忌讳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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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人将领导艺术与权术混为一谈，错把权术当艺术。实际上权术是虚伪诡诈的骗术和投机术，它是官场倾轧、害国害民的工具。而领导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领导技巧。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像用人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而嫉贤妒能，排斥异己，无疑就是一种心术不正的权术。具体来说：
(1) 运用权力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这是区别领导艺术还是权术的基本标准。如果一个领导者用权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或少数人的私欲，为此甚至不惜牺牲他人乃至国家的利益，给社会带来破坏作用，这就是权术。
(2) 能不能正确维护社会道德、自觉接受道德规范的约束，是领导艺术与权术的基本区别。领导活动必须受道德规范的。而权术则是道德败坏的产物，不讲道德、不讲良心，违背道德规范，并使其行动想方设法披上合理的外衣。这是权术的虚伪性、投机性的表现。所以就其个性品质来说，讲求领导艺术的人往往反应机敏、热情自信、豁达乐观，而惯于施展权术的领导者，擅长投机钻营，不择手段以饱私欲，在个性品质上，表现出孤僻狭隘、冷酷无情等特点。
(3) 要运用高明的领导艺术来战胜权术。玩弄权术只能败坏领导在群众中的形象，使领导的威信毁于一旦。但由于权术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欺骗性，这就给人品正直的干部很大的困难。对于权术不应该逃避，既要有斗争的勇气，同时也要讲究斗争的艺术。只有进一步提高领导艺术，才能使正直战胜邪恶。玩弄权术必自毁。历史上玩弄权术最高明的莫过于袁世凯了，但他靠权术起家，以权术处世，又在玩弄权术中绝望的死去。回顾曾国藩所忠告的不要玩弄权术，要用人以诚，这也是曾国藩的有感而发。
【忠告】用人之道，忌讳权术。
用人要有诚心，是对于用人者的第一条要求。但是光有用人的诚心还是不够的，除了以诚用人之外，领导者还要有知人的智慧。
要有知人的智慧
知人是用人的前提。用人恰不恰当，关键在于对人才的了解是否正确。很多人对曾国藩知人识人的能力有很高的评价，就连石达开也说曾国藩虽不善长打仗，但他在战略谋划和识拔人才方面却几乎没有什么漏洞。
曾国藩所推荐的人，有做到封疆大吏的，有做一般官员的，他们遍布全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表现，都能不辜负曾国藩的荐举。如他保举左宗棠说“才华可以独挡一面”，说李鸿章 “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说沈葆桢“可以大用”。这些评价后来无不有所应验。
传说曾国藩精于相面之术，其实曾国藩观察人并不以貌取人。如罗泽南其貌不扬，眼睛还近视，骆秉章长得就象乡下的老先生，一副没有本事的样子，但曾国藩一见，都认为他们是奇才。曾国藩考察一个人，有一个诀窍，就是考察他的志向和趣味。他说：大致说来，考察人才之道，应该看他的志向与趣味。志向、趣味低下的人，安于现状，囿于世俗的陋规，因而越来越低贱污劣；志向和趣味高尚的人，向往先贤的辉煌功业，因此也就一天比一天高尚明达。人才的优劣智愚，由志向趣味就可以区别开来。
像罗泽南穷困潦倒，10年之中，家里边连续遭遇了多次不幸。有一次他参加考试，晚上步行回家的时候，家里人已经揭不开锅了，他的妻子也因为连续死了3个孩子，连眼睛都哭瞎了，但罗泽南更加刻苦，和他的学生们一起讲求学问，表现出了极强的意志力。曾国藩以此知道罗泽南的为人，对他十分敬重，认为是一个可以倚重的人。再如江忠源，他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有两位朋友去世，他一路护送着朋友的灵柩走了几千里，使两位朋友安葬在了家乡。他做秀水知县的时候，衙门里一贫如洗，所以曾国藩说他是一个侠士，是一个忠烈之士。
【忠告】考察人才应该看他的志向和趣味
要有容人的度量
人分三六九等，个性、能力、品质，都不相同。要用人，首先就必须容人。成功的领导者都有容人的雅量和气度，既要宽容有短处的人才，容忍工作中的合理错误，又要容许人才的冒犯，听得进人才的不同意见，还要能容得下人才的不同个性，容得下人才的成就与独立发展。曾国藩的容人之量，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这在他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左宗棠这个人物我想大家肯定应该都很熟悉了，他是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左宗棠这个人很有才华，很有魄力，也很有个性，我们可以用目中无人、桀骜不驯这两个词来形容他。他自称为“今亮”，即当今的诸葛亮之意。可惜这位诸葛亮科举考试很不顺利，考了多次，却只中了个举人。咸丰二年，他41岁时，发现科举已经走不通了，便到湖南巡抚的衙门里当了“师爷”，从此也就与曾国藩打上了交道，这位傲慢的左师爷，就连曾国藩也不放在眼里。左宗棠，字季高，有一次，曾国藩幽默地对左宗棠说：“季子言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我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不示弱，说：“藩侯当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他经济又何曾!”也把“曾国藩”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由此可见左宗棠性格的桀骜。但对于这些曾国藩并不计较，他非常欣赏左宗棠的才华，多次举荐左宗棠。咸丰九年，左宗棠因为与当时的一个湖南总兵闹矛盾，差点丢了性命，曾国藩专门上了奏折给咸丰皇帝替他说情，并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一日不可无左宗棠”这样的话，于是，朝廷下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从此正式成为曾国藩的部下。而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招兵，重新组成一支部队，也就是后来左宗棠赖以起家的“左湘军”。到了曾国藩手下以后，左宗棠如鱼得水，连获胜仗，而左宗棠打一次胜仗，曾国藩就保举一次，从四品京堂一口气做到了浙江巡抚。左宗棠一个举人，3年就成了巡抚，固然与他的才能和战功有关，但没有曾国藩的不断报功保举，也根本是不可能的。
但是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后，却发生了曾、左失和的事情。曾国藩在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后，与清政府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自古以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功臣不得善终的事太多了，曾国藩正在努力缓和自己同清政府的矛盾的时候，却因为左宗棠而半路上跳出个幼天王的问题来。幼天王洪天贵福是洪秀全的儿子，湘军攻破天京以后，与忠王李秀成一起从城墙缺口跑了出去，李秀成被湘军捉住以后也交待了这个问题。但李秀成说，幼天王虽已出城，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估计跑不远，很可能已被追兵所杀。曾国藩也心存侥幸，在奏折中没有提幼天王逃出天京城的事情，而是报告说可能已经死了。然而不久左宗棠却从难民口中得知，幼天王还活着，而且已经逃到了湖州。于是左宗棠一面写信通报了曾国藩，一面将这件事上奏了朝廷。朝廷得了左宗棠的上奏，便开始找曾国藩的麻烦，说幼天王逃走无疑，所报已死一说不实，并命令曾国藩严惩防范不力的将领。
三个月之后，幼天王在江西被沈葆桢抓住了，沈葆桢与曾国藩早已有了矛盾，这次抓住了曾国藩的把柄，自然不会放过，便与左宗棠一唱一和，宣扬幼天王逃脱的严重性，说倘若幼天王真的跑掉了，太平天国肯定要死灰复燃了。沈葆桢还要求将幼天王押送到北京，他的目的，是想让曾国藩让幼天王逃掉了这件事让天下人都知道。这无疑是在曾国藩最危急的时候，又从后面推了一把。这不能不使曾国藩恼怒异常，同左宗棠、沈葆桢的关系自此决裂，不通书信。
对于这次曾、左失和，大部分人都认为责任在左宗棠一边。左宗棠的情报虽是准确的，也给曾国藩作了通报，但是在通报中他并没有就要不要将这件事上奏朝廷征询曾国藩的意见，而是在向曾国藩通报的同时，就向朝廷作了汇报。曾国藩与朝廷的关系本来就很敏感，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无疑是在客观上加剧了他与朝廷之间的矛盾。以左宗棠的聪明，他不会不知曾国藩当时的微妙处境，因此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故意与自己为难。他心中恼怒，也是正常的。但是，他对于左宗棠却还是很宽容。他对儿子曾纪泽也说：“我对于左宗棠以怨报德，心里面当然不能没有芥蒂，但我已经年老了，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有偏狭的行为。你们这些少年人，尤其不应该妄生意气，对于左宗棠只是不来往就算了，此外不得有丝毫的意见。”即使在这种心存芥蒂的情况下，他仍然十分倚重左宗棠的才干。新疆发生叛乱之后，急需一位懂得用兵之道的人带兵平叛。他问一位幕僚说：“你对左宗棠有什么看法?”幕僚回答说：“今日的朝廷，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象他这样更合适的人来了。”曾国藩敲着桌子赞叹道：“你说的太对了！收复新疆的重任，倘若左宗棠不去，不但我不能做到，即使是让已经去世的胡林翼再活过来，恐怕也做不到。你说朝廷找不出第二个人了，我以为他就是天下第一。”于是他便专门向朝廷推荐左宗棠担任收复新疆的重任。左宗棠也果然不负所望，收复了新疆，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所以当时人都认为曾国藩对得起左宗棠，而左宗棠有负于曾国藩。曾国藩去世之后，左宗棠驻军兰州，一天饭后与幕僚聊天，有一位年轻人当面批评左宗棠对不起曾国藩，说：“曾国藩心中时刻都有先生，而先生心中从来没有曾国藩!”左宗棠诚心诚意地说：“你说得太对了，曾国藩生前的时候，我一直很轻视他，他去世以后，我却非常看重他。”左宗棠所佩服的，无疑包括曾国藩对他的宽容和大度。
有用人的诚心，有知人的智慧，有容人的度量，这三者加在一起，使曾国藩有一种特殊的感召力。这是他能够将大批的人才吸引到自己身边并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的重要原因。
【自检】你认为领导者在用人问题上应该具备哪些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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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告】★ 要有用人的诚心。★ 要有知人的智慧。★ 要有容人的度量
【心得体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讲 用人者应该把握好的三大手段
【重点提示】 注重与人才情感的交流离不开利益的引导；用人之道要宽严结合
【难点】：如何防止在利益引导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自检】：假如你是一个领导，要想让人才乐意为你所用，你认为，你可以运用哪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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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认为，领导者用人应该把握好三大手段。这三大手段是：情感、利益、约束。
注重与人才的感情交流
白居易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感人心者，莫先于情”。这句话的意思是能打动人心的，莫过于情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如果说人的心灵有一扇大门的话，那么情感就是开启这扇大门的钥匙。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身边每一个高明的用人者，肯定是精通运用情感的艺术的。有句俗话，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刘备这个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非常善于运用情感。《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讲道，长坂坡之战，赵云单枪匹马，从万军之中，拼死将阿斗救了出来。见到刘备之后，赵云下马伏在地上大哭，刘备也大哭起来。赵云将阿斗双手递给刘备，刘备接过阿斗，扔在地上，说：“为了你这个小东西，差一点折了我一员大将！”赵云十分感动，连忙从地上抱起阿斗，哭着对刘备说：“我赵云就是肝脑涂地，也不能回报主公的恩德！”刘备这一哭、一扔，赵云这位英雄，就对他死心塌地了。善解人意，以情感人，是刘备能够建功立业的奥秘所在。诸葛亮为他父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操对关羽又是封官，又是送钱，关羽却千里走单骑，回到了刘备那里，这些，都离不开一个情字。由此可见情感交流的重要性了。
曾国藩同样是这样一个善于运用情感的人。曾国藩所从事的是带兵打仗的事情，有那么多的人团聚在他的周围而至死不渝，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曾国藩很注重与人才之间的情感交流，因此在他和人才之间，有着十分牢固的情感纽带。
【忠告】感人心者，莫先于情
塔齐布是曾国藩的一员勇将，在一次作战中，塔齐布因寡不敌众，马陷泥潭之中，迷失了道路，后来被当地的一位农民发现，将他带回了自己的家中休息。第二天早上，塔齐布的部下们因为主将一晚上都没回来，认为他肯定战死了，都哭成了一团，曾国藩也悲痛不已。正在这时候，塔齐布回来了，曾国藩听说后，连鞋子都没穿，光着脚就跑了出去，抱住塔齐布大哭起来。塔齐布说：“我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吧。”曾国藩这才破啼为笑。我们看，这一哭、一笑，都是曾国藩真情的流露。如果你是塔齐布的话，你怎么能不感动呢？
1855年8月，塔齐布因为打九江打了很长时间打不下来，又急又气，结果呕血而死。曾国藩听到塔齐布的死讯以后，伤心欲裂，连续几天都不睡觉，不吃饭。他亲自赶到塔齐布在九江城下的军营中，为塔齐布主持了葬礼，并且在塔齐布的灵前大哭了一场，在场的将领们也都忍不住哭了起来。塔齐布家在北京，家中还有老母亲，十分清贫，曾国藩知道后，便让湘军粮台设法为塔齐布筹了一笔银两，委托人转交给塔的老母，并对塔齐布的两个弟弟的生活也作了安排。
湘军之中还有一员大将，叫李续宾。曾国藩对李续宾十分推崇，李续宾对曾国藩也是忠心耿耿。曾国藩父亲去世，回家守制的时候，清政府乘机剥夺了他兵权，而李续宾不管这一套，还把曾国藩看作是最高统帅，不管什么事情都向曾国藩报告、请示。朝廷迟迟不肯让曾国藩出山时，李续宾甚至表示要辞职回家。1858年，李续宾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孤军猛进，结果被围于三河。曾国藩得到消息后，就非常伤心地对人说，以李续宾的刚烈性格，肯定会死在这场战役中了。后来果然如此。而当李续宾战死的确切消息传到曾国藩大营的时候，心如刀绞的曾国藩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当着众人的面放声大哭起来。
曾国藩与李续宾的弟弟李续宜感情也很好。李续宾在三河战死后，他的部队就归了李续宜带领。曾国藩和李续宜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同治元年八月，李续宜在曾国藩的大营中冶病，曾国藩每天都到他的病床上去探视，晚上还要看一看李续宜的睡眠情况。他在给弟弟们写的家书中说：“我每天到李续宜那里探视，他身体很瘦，又经常咳嗽，好象是有了内伤，但他的精神还很好，静心调养，应该可以痊愈。”当他看到李续宜晚上睡觉十分香甜的时候，感到由衷的高兴，特意写信给弟弟们，让他们跟自己一同分享这个快乐。
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湘军之中，很有一种“家人父子之情”。曾国藩还说，湘军所建立的，是千人同心、万人同力的“死党”。很多人才乐意为曾国藩所用，其中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这个“情”字有关。情感是有回报力的，凡是人才，都需要情感上的关怀、体贴、理解、尊重、信任和鼓励。今天的领导者，也应该将情感当成一种力量，用它去动员、感染、影响周围的人，激发人才的热情和活力。
不过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领导者的情感一定要出自真诚。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曾国藩用人很讲究诚字，这个诚字，同样也是与人才进行情感交流时所必须把握的。只有真实的情感才能真正打动人，虚伪的情感不但打动不了别人，反而只能弄巧成拙。还有，在运用情感的时候，也要把握感情和理智的分寸，不能让情感的洪流冲垮了理性的大堤，否则只能坏事。比如上面谈到的刘备为了给关羽复仇，不顾与东吴联合抗魏的大局，发动了对东吴的战争，结果兵败身亡。这其中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自检】为什么要注重与人才的情感交流？你认为与人才的情感交流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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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毕竟是现实中的人，除了精神上、情感上的需求之外，还有利益上的需要。曾国藩在以情感打动人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以现实的利益驱动，来调动人才的积极性。曾国藩用人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利益的引导。
用人要以利益为引导
【忠告】人除了精神上的需求之外，还有利益上的需要
曾国藩自己对于钱财看得很轻，并且要求将领们也能不汲汲于名利，认为汲汲名利者是干不成大事的，但他也知道，“凡是勇于做事的人，都是因为心中有大的欲望。”，因而利益的驱动不但不能少，而且一定要做足。所以他的《水师得胜歌》最后两句总结性的话，就是“仔细听我得胜歌，升官发财笑呵呵”。在给弟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凡是出来带兵的人，都不可避免会稍肥私囊，要想让做到一点钱也不拿，是不可能的。
【忠告】凡是勇于做事的人，都是因为心中有大的欲望。
实际上，高谈忠义的湘军将帅并不忌讳谈名谈利。咸丰八年曾国藩第二次出山的时候，他的部下大将李续宜就劝他说：对于名将来说，“非花费十万两白银才能请求他出来为你所用，出来之后，又必须每月花费一万两才足以够他使用。”因此李续宜建议他不要怕花钱，而是要“轻视银钱”，以重金求人才。左宗棠首次出来带兵，胡林翼也写信教他“军营中的办公费用一定要多定一些”，因为“聚集人才依靠的是钱财”，特别是“用兵打仗更是不能在乎钱”，让他“不要学那乡下里的老教师，得到一笔学生交的学费，就觉得一生都吃不完了”。曾国藩也曾经向清朝皇帝奏报说，湘军以当兵为名利两全的事情。所以曾国藩给将领们定的薪水都很高。按照湘军饷章的规定，营官每月为白银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的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的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的六百五十两。《湘军志》说：“带五百人的每年收入白银三千，带一万人每年收入六万，这还是廉洁的将领。”所以湘军将领人人都很有钱，有10万家产的大概有100多人。彭玉麟号称最廉洁的将领，但他自己说，打完仗后，除了已经报销饷项及阵亡恤赏养伤各银外，剩余可以归入私囊的白银近六十万两。加上克扣军饷、包揽货运，贪污税款，更加上打完仗以后的公开劫掠，湘军将领都发了大财。郭松林号称400万，席宝田分给10个儿子每人24万，加上公产及捐助，财产将近300万。曾国荃有田万亩，房产、钱庄还不在内，其他将领也都拥有巨资。
除了以丰厚的报酬来吸引将领之外，曾国藩还非常重视对将领的保举。曾国藩刚出来带兵的时候保举不多，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不妄保举，不乱用钱”，结果是“人心不附”，人才都流向了胡林翼幕府之中。一开始曾国藩还以为是因为自己德不服众，后来才渐渐发现，主要是保举太少，使追随自己的人感到升迁无望而导致的。因为人才长期没有出路，就很容易产生离心倾向。像李元度追随自己多年，患难与共，忠心耿耿，竟然没有获得自己的保举，长期沉沦于下面，心里自然不会痛快。
对这个问题，曾国藩的一些贴身幕僚，像刘蓉、赵烈文等，也多次向他进言。赵烈文说：阁下爱贤好士，这是天下人所都知道的。可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还是离开您了呢？以前的就不必说了，就说最近一段时间相继离开的那些人，是他们有负于阁下呢，还是阁下以为他们没有用而放弃了他们呢？都不是。来投奔您的人，除了少数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大部分是为求利而来的。假如得不到发展的机会，那么他们将都会销声匿迹，又怎么会肯来为我所用呢？所以明智的用人者，一定要满足人才的欲望，这样人才才会认为得到了赏识自己的人，才会竭尽才力来报答您。这样，才能合众人之私，而成就一人之公，完成您所从事的事业。
【忠告】合众人之私，才能成一人之公。
赵烈文的话对曾国藩影响很大，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更是让曾国藩茅塞顿开，使得他马上意识到了保举的作用，这就是：一定使优秀的人才感觉到有升迁的希望才行。于是曾国藩开始改变作风，效法胡林翼，大力保举人才。1854年，湘军攻克了武汉，这是清军从太平军手中所攻克的第一座省城，朝廷上下都十分振奋。曾国藩把握住这个机遇，给皇帝上了折子，开了一大堆的名单，请求奖励。咸丰皇帝高兴之余，批准了曾国藩的全部请求。罗泽南、杨载福、李续宾这些人由此崭露头脚，这对于鼓励湘军的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曾国藩也由此尝到了甜头，后来凡是重大的战功，他都要保举一大批人。像安庆之战，他将功劳归于胡林翼；打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以后，他又将功劳归于将领们，在保单中开列有功人员有1000多名，参战部队的统领、分统、营官等几乎一个不落。据统计，曾国藩的幕僚有四百余人，其中绝大多都得到过他的保举。所以他的幕僚，即使不是实缺的官员，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的名堂，这其中，有26人成为督抚一级的大员，50人成为三品以上的大员，至于道、府、州、县的官员就数不胜数了。因此只要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就可以说是有了升迁的机会，这样人们自然就拼命地来投奔他。而曾国藩本人也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他和他的人才之间，是水涨船高的关系。下属得到了提升，他的影响自然也就更大了。所以他后来说过这样一句话：凡是遇到利益问题，要注意分配；凡是遇到名声的问题，要注意分享，这样才能成大事。这无疑是他的经验之谈。
【忠告】凡是遇到有利的事情，要注意分配；凡是遇到有名的事情，要注意分享。
曾国藩的利益引导，确实是很成功的。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为官者一定要注意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引导。这是决定人才能否为你所用的基础。这一点做不好，就根本谈不上用人。
不过，曾国藩的利益引导也有两重性。湘军将领所得的利益，一部分是来自自己应得的薪水，一部分是公费、克扣军饷甚至是在战争中掠夺而来的，曾国藩对于后者实际上是默许的。这就使得湘军很快就没有了战斗力。因为等到将领们个个都发了大财，也就没有人愿意再肯卖命了。所以后来一打完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湘军就再也不能用了。从这个意义上，利益的引导是一把双刃剑，用人者在使用的时候，不可不用，但也不可不慎。
【忠告】利益的引导是一把双刃剑
【自检】如何理解利益分配和利益引导的重要性和两面性？
重要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两面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恩格斯）
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是唯心论。 （邓小平）
利益引导的两面性告诉我们，对于人才，还需要有一个手段，这就是必要的约束。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曾国藩用人的第三个手段：要宽严结合进行约束。
用人之道要宽严结合
对于利益引导方面的失误，曾国藩是有察觉的。他说：近年来我对待将领过于宽厚，又与诸将相距遥远，因而一遇到危险，就暴露出很多问题。经历了这些我才明白了古人所说的话：“多一点约束，少一点放纵，人数虽然少，但也能成功。”违背了这一条，就肯定是要失败的。
这应该说也是经验之谈。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由此对人才就应该很苛刻，并不是这样。曾国藩认为，如果说利益引导是宽，严格约束是严，那么用人之道，就应该宽严结合。具体来说，是在名和利问题上要宽，在是与非问题上要严。湘军中有这样一些将领：很能打仗，但又很能惹事生非。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两头冒尖。他曾经以如何处理与这种人的关系为例，讲明宽严结合的道理。他说：对待这种人的办法，在两方面应该宽，在两方面应该严。
应该宽的：一是花钱要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手中钱财较多的时候，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手中钱财紧张的时候，则将好处让给他，那怕自己过得很苦；一是不要与他争功，遇有胜仗，将全部的功劳归于他，遇有升官的机会，将保举的机会给他。
应该严的，一是对他的礼节要疏远，跟他的往来要少一些，给他写的信要简单，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是要与剖明是非，凡是他和他的部下做得不对的，坚决进行惩治。
总起来说，在名和利问题上要宽，在是与非问题上要严。四者兼备，你的手下又有强兵，那么就没有不可以相处的人了。曾国藩这一手确实是很高明的，他用这一手降服了很多两头冒尖的将领。陈国瑞就是很好的例子。
陈国瑞早年是太平军的将领，后叛变加入了清军，他性情残暴，但打起仗来又十分勇敢。曾国藩奉命镇压捻军起义，陈国瑞率领部队驻扎山东济宁，归了曾国藩节制。曾国藩见陈国瑞力量比较单薄，就派了刘铭传进驻济宁城北，以便相互照应。不想陈国瑞看到刘铭传的部队配备有大量的洋枪洋炮，竟然动了抢夺的念头，他率领亲兵五百人，闯进刘铭传的驻地，见人就杀，见枪就夺。刘铭传也不是善茬，发兵把陈国瑞团团围了起来，把他的亲兵全部打死，然后把陈国瑞关了起来，一连饿了3天。事后，两人在曾国藩面前打起了官司。曾国藩先把陈国瑞叫来，一件件地列举了陈国瑞以前所干的那些坏事，一下子就打消了他气焰，然后又表扬了他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希望他能振奋起来，不要自毁了前程。接着，曾国藩又坐到他面前，很诚恳地和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违令三条规矩。陈国瑞口头答应，不久却又犯了老毛病，曾国藩知道后马上上奏，跟他算起了老帐，并革去了他的帮办军务之职，剥去了他的黄马褂，暂时保留他的处州镇总兵之职，责令他戴罪立功，并告诉他如果再不听令，就要将他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这一软一硬，彻底降服了陈国瑞。陈国瑞乖乖地跑到曾国藩那里低头认错，从此老老实实地听从曾国藩的命令，再也不敢抗命不从。
【忠告】在名和利问题上要宽，在是与非问题上要严
名利问题上要宽，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利益引导。是非问题上要严，就是要在利益引导的同时严加约束。这样一来，就使人既知道向上，又知道忌讳了。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要恩威并用。恩威并用，才能刚柔相济，保持一种策略的弹性。所以曾国藩的这种用人之道，对于我们今天的用人，也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自检】曾国藩的三大手段对你有什么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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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手段
启发
情感
利益
约束
【心得体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一讲 成功用人的关键环节
在上两讲中，我们主要讲了用人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应该掌握的基本手段。这一讲，我们开始讲用人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才的特长。而要想人尽其才，就要做到三点：一是进行全面的考察；二是慎重进行工作的安排；三是要防止用人惟亲。
考察是用人的基础
曾国藩在谈到用人时曾经说，要广收、慎用。的确，对于人才的使用，曾国藩是很谨慎的。为了掌握人才的基本情况，曾国藩十分强调对人才的考察，认为考察是用人的基础。对于前来投效的人，曾国藩认为可用的，先发给少量的薪资，把他们安顿在幕府，然后亲自接见，暗中观察。等到感到了解得比较深，确有把握的时候，再根据具体情况，保以官职，委以重任。而对于那些他认为可以大用的人，他的考察就更细致，时间也更长。
鲍超是湘军名将，四川人，长得短小精悍，又性情豪爽。在湘军中他与多隆阿齐名，号称“多龙鲍虎”。他本来是胡林翼的旧部，他的同乡李申甫是曾国藩的幕僚，因而荐之于曾国藩。一开始曾国藩交给他两营人马，鲍超嫌少，对李申甫说：“过去胡大人待我推心置腹，比起对待其他将佐来都要另眼相看。兵若干，饷若干，凡我请示的事情，从来就没有不准的。我有战功，胡大人就马上赏赐；我身体不舒服，胡大人就马上送来医药。我没有衣甲，胡大人就解下自己的给我穿；我缺战马，胡大人就将自己的马给我骑。因此我对他十分感激，愿意为他效力。现在曾大人就给我两营的兵力，哪里够我使用呢？请您赶紧给我写一份咨文，就说我仍愿意归胡大人节制。”李申甫好言相劝，并将鲍超的不满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说：“鲍某尚无尺寸之功，怎么能现在就嫌兵少呢？姑且先率两营，待稍著成效，虽然十倍于此的兵力，我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李申甫再三为鲍超求情，于是曾国藩才勉强给加了一营。李申甫回来后对鲍超说：“曾大人待人，未必不如胡大人，你刚来，还不了解情况，还是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再说吧。”鲍超于是默然而退。
第二天，曾国藩请鲍超吃饭，席间，鲍超屡屡说给自己的兵太少，曾国藩却说：“今天我们喝个痛快，先吃猪肚，不要谈论兵事。”便举起酒杯劝酒，于是鲍超再也没有机会发牢骚。退下之后，鲍超对李申甫说：“曾大人跟我说话，又不让我说完。我只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怎么能忍耐这种生活？我还是走吧。”李申甫又劝慰他一番，鲍超仍然郁郁不平。不久传来警报，太平军大举来进攻了，曾国藩派遣鲍超前去增援，结果大胜而归，曾国藩立即对之进行奖励，并马上给他加了好几个营的兵力重。鲍超从此再也不提要走的事，而曾国藩从此对他十分重用。
曾国藩对属下的考察有一个诀窍，就是从小事入手，来以小见大。一次刘铭传率军追击捻军，途中与刚获大胜仗的鲍超相遇。后来曾国藩问刘铭传：“鲍春霆穿黄马褂了吗?讲自己的战功了吗?”刘铭传回答，说鲍超没有穿黄马褂，也没有夸耀战功。他说：“我有幸与春霆见了一面，他唯恐自己待人礼貌不周，十分谦虚，那里会夸耀自己的战功呢?”曾国藩由此而知道鲍超还保持着朴实的本色，仍有不表功的美德。
【忠告】：考察应从小事入手
【自检】：你认为考察一个人才应该从哪些方面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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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曾国藩特别重视对人才的考察，所以他对于人才的特点也总是了如指掌。这就为他用人一般不出问题提供了保证。
对人才进行了充分考察，并且了解了他的特点之后，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将他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将人才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将人才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不同的人才各有不同的特长。曾国藩说：即使有好的药物，如果不对病症，还不如一般的药物有效；虽然有贤才，如果工作不适合他的特长，就不如普通人。质地好的木梁可以冲开城门，却不可用它去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可以去捕捉老鼠；也不可以用骏马去看守家门；用价值干金的宝剑来砍柴，不如用斧子好使。三代时的宝鼎，用它开垦荒田，还不如用犁。在一定的时间，面临一定的事情，普通人也可以发挥神奇的效果。不然，分辨不清。就将一事无成。因此说世上不害怕没有人才，怕的是用才的人不知道正确地使用人才。
曾国藩的这段话，说得非常好。的确，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既有长处，也有短处的。人本身也是一个长与短的统一体，都是优点和缺点同在，长处与短处并存。上至伟人，下至百姓，都是这样的。所谓人有长短，世无全才。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领导所用的人才，没有一个不是有短处的人，又没有一个不是没有长处的人。更重要的是，一个人身上的优点，在特定的情况下可能恰恰又变成了缺点。一个人身上的缺点，在特定的情况下又可能恰恰是优点。关键是你怎么用。把人的缺点用在适合的地方，缺点就会变成优点；把人的优点用在不合适的地方，优点也就会变成缺点。有这样一句俗话：“垃圾是没有被利用的财富，而庸人是放错了位置的人才。”应该说这是有道理的。对于用人者来说，没有绝对的优点，也没有绝对的缺点。善于用人的，就是要根据人才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使用方式，以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忠告】：不要怕没有人才，怕的是不会正确使用人才。
为了使人才的才华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曾国藩十分重视下属与幕僚的工作安排。对于擅长治军的，就安排到营务处，使其历练军务，以为他日将才之备；对于精于计算的，便安置到粮台、转运局、筹饷局等机关，使其学习筹饷、理财、转输等工作；对于善于发明创造的，便安排到制造局，参加造舰制炮的工作。总之，务使人人能尽其用，尽其才。象我们上面说的鲍超，勇猛善战，但是将材而不是帅材，因而在作战中，曾国藩常让他冲锋临阵，却不让他独当一面，以免出问题。
由于曾国藩的量才使用，这些人中不少在当时就享有盛誉，有的在后来也卓有成就：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是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成为著名经学家，左宗堂在后来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乱中建立了不朽功勋，郭嵩焘成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薛福成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容闳成为洋务运动的骨干人才。
在用人问题上，最忌讳的，是用违其才。我们先讲一个别的例子：三国时诸葛亮错用马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史书上说马谡这个人，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率军南征孟获的时候，马谡详细分析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心理和魏蜀对抗的大局，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十六字方针，诸葛亮十分高兴，立即采纳，经过七擒孟获，终于安定了南中，为蜀国取得了一块稳定的战略后方。由此可见，马谡是一位很有眼光的参谋人才。但马谡缺乏实战的经验，刘备在临终前曾经告诫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你要小心。”假如诸葛亮听了刘备的意见，继续让马谡当参谋，马谡的长处无疑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可惜的是诸葛亮没有这样做。也许是诸葛亮太偏爱马谡了，第一次出兵祁山，他放着魏延等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将不用，却不顾众人的反对用了马谡，让马谡当了先锋。结果街亭一战，蜀军大败，诸葛亮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史书上批评诸葛亮用马谡是不能根据人的才能而用人，这个批评，应该说很公正，也很深刻。
无独有偶，曾国藩在这方面也有深刻的教训。在曾国藩的心腹幕僚中，除郭嵩焘、刘蓉这些老朋友外，就数李元度的资历是最老的。尤其是在曾国藩几次遭受打击的时候，郭嵩焘、刘蓉这些老朋友都不肯出来，勉强拉出来的，也很快就找借口离去，唯独李元度始终不渝，从咸丰四年便与曾国藩同甘共苦，渡过了六七年的艰难岁月。李元度这种支持和忠诚，对于长期处于逆境中的曾国藩来说，是比什么都真重要的。因而曾国藩经常在书信中对李元度说一些感激的话，甚至有所谓的“三不忘”之说。
李元度这个人才华横溢，学识丰富，下笔千言，他所著的《国朝先正事略》，曾国藩的评价是“当时的学者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写出这样的巨著，这部书一定会风行海内，传之不朽”，他尤其擅长吟诗做对，有“神对李”之称。但带兵却不是他的长处。然而在曾国藩看来，李元度是一位忠诚信义的君子，是特别可以依赖的部下。所以尽管李元度打仗不行，但曾国藩对他仍然十分袒护。咸丰十年的时候，曾国藩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悔终生的安排：这就是让李元度守徽州。对于李元度的缺点，曾国藩很清楚，所以他一再叮嘱李元度，要他遇到太平军攻城时，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并且说你只要不出来应战，能肯定能守住5天，只要你守住了5天，就算完成了任务。这应该说是太简单了。但李元度口头答应，却并不以为然。不但如此，急于立功的他还每天出城向太平军挑战，甚至当曾国藩对李元度不放心，又加派了两千人前往增援时，李元度竟然让一天走了120里的援军，立即出队找太平军交战。这完全是违背用兵之道的。而太平军针对李元度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李元度于是更加狂妄，结果中了埋伏，大败而归。太平军随即大举进攻徽州，李元度却还不接受教训，而是轻率地开了城门，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其结局自然是一败涂地，徽州城只守了一天，便告失守，这就使曾国藩的大营直接暴露在了太平军的兵锋之下。曾国藩赶紧请了李续宜带兵增援，这才稳住了阵脚。李元度败得这样惨，曾国藩不得不将他弹劾革职。事后曾国藩很后悔自己用违其才，害了李元度的一世英名。
违背人才的特点而用人，会一害人才，二害事业。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忠告】：用违其才，很可能会误人才、害人才。
【自检】：你认为应当如何才能掌握好人才的长与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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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唯亲是用人的大忌
曾国藩的家族，人丁兴旺，叔姑舅妻，子侄甚多。加之他本人是科举出身，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又屡当考差，同年同窗、门生故旧自然不少。从他创办湘军起家到出任两江总督，先后前来投奔的，何止成百上千。然而他始终注意惟才是举，非才不用。而且他还教育曾国荃等人，一定要“才能低劣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宜久留，怕的是贤者不愿意与其共事”。
【忠告】才能低劣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宜久留。
当年曾国藩进京赶考时，盘缠拮据，告贷无门。幸得南五舅变卖家产，才凑足了盘缠，这无异于雪中送炭。对此，曾国藩十分感激，一直铭记在心，念念不忘。在京城做官后，曾国藩每年都要寄些银两回家，接济南五舅，以报当年扶植之恩。南五舅过世之后，他的独子江庆才前来投奔曾国藩，曾国藩自然十分关照。可是这位表弟既无才能，又十分懒惰，交给他办的几件事都搞得一团糟，偏偏还爱以总督表弟自居。曾国藩认定这位表弟不堪造就，尽管南五舅生前有恩于他，他还是委婉而坚决地劝说表弟离营回乡了。
曾国藩驻军安庆时，有一位姓戚的人从湘乡乡下来，行李简单，衣服破旧，沉默寡言，因家境贫寒而出来谋事。曾国藩见是家乡人，当然很热情，他向老乡打听家乡的一些事情和亲友的近况，这个人很拘谨地做了回答，像是嘴笨说不出话的样子，但是偶尔几句言语，又切中要害，曾国藩对他很有好感，就把他留下来。
曾国藩每次吃饭，都要召集幕僚一起吃。一次，正好饭中有谷粒，戚某捡出后才吃。曾国藩看了很久，也没有说话。饭后，曾国藩与幕僚下了几局围棋，然后支出“应备银”20两，赠给戚某作路费。戚某大惊，便向曾国藩的表弟彭杰南求助，让他去给说情。曾国藩对彭杰南说：“他吃饭时连一颗谷粒都要挑出去，从庄稼地里来到军营，才不过一个多月，就有这样的举动，我恐怕他见异思迁，富贵之后会忘本，到头来反而害了他啊。”彭杰南为某戚求情，说：“这件事也算不上大的过错，您还是再考察一段时间再说吧。”
当时曾国藩在军营周围种有蔬菜，每天采摘新鲜的来吃。于是，曾国藩就让戚某主管菜园。戚某从此以后，勤勉自励，每天和工人一起劳作，同吃同住，从早忙到晚，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曾国藩暗中观察他，见他带着锄头等工具，与工人通力合作，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如此。曾国藩这才对他的看法有所好转，把他召来，向他说明了原委。戚某很惭愧地表示了谢意，曾国藩于是给他找了另外的事做。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贞干，字事恒。他厌恶举子业，喜欢搏击之术。当曾国藩奉命帮办团练时，曾国葆已经招募了600人，镇压了当地的农民起义。当时杨载福是一名把总，彭玉麟是一名秀才，都在曾国葆那里充当僚佐。曾国藩编练湘军需要用人，曾国葆就将杨、彭二人推荐给了曾国藩，给曾国藩解决了大问题。岳州、靖港之战中，湘军大败。曾国藩总结经验，认为导致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功罪不清，赏罚不明，于是对湘军进行了大力的裁撤，凡溃散之营，一律不再收集，营官、哨官、兵勇一概不用。结果曾国葆的部队也在被裁之列，于是曾国葆只好黯然回到了老家。回家之后，曾国葆感到无脸见人，好几年都闭门深居，不见宾客。
曾国藩之所以对用人惟亲保持警惕，是因为用人惟亲和用人以长是截然对立的。用人以长是以才能优劣为标准的，而用人惟亲是以关系亲疏为标准的，二者的落脚点完全不同。用人唯亲，顾名思义，就是关系密切，感情好。从历史上看，用人惟亲至少会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打击人才的积极性。二是必然会造成一个集体的离心离德。曾国藩所说的“才能低劣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宜久留，怕的是贤者不愿意与其共事”，当然，反对任人唯亲，并不是说凡是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都应当疏而远之，真正有德有才的人同样应该重用。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一切以人才的高低为标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出人才的长处。
附件：自检题参考答案
(1) 看人先看长处，后看短处。先看长处，就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实现他的价值，发掘他的潜能。先看短处，长处就容易被忽视。请大家记住这样一句话：先看长处，到处是人才；先看短处，天下无人才。(2) 用人之长，避人之短。既然长与短是统一体，在用人的时候，就应该用其长，避其短。需要注意的是，长，只是在特定领域里的长，如果不顾条件和范围，随意安排，长处也会变成短处。(3) 也要警惕人才身上的短处。避其短并不是不看、不问他的短处。对于人处的短处，用人者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防止这种短处所可能带来的消极因素，并尽力帮助他弥补。使人才在使用的过程中得到提高。【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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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讲 成大事者以人为本
【名言】成大事需要有血性之人
【自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高明的领导者之所以高明，就是因为他们独具慧眼，善于发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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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不可以眼光太高
人非圣贤，才无全才。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中国古代有部兵书叫《太白阴经》，对于这个问题讲得很明白：温顺安分的人，可以让他循规蹈矩，却难以让他灵活变通；强悍刚勇的人，可以勇敢地对待大难，他的个性却难以持久。性情谨慎的人，可以保持已有的成就，却难以开创事业；性情沉静的人，可以让他考虑长远的规划，却难以应对突发的事件。对于人才，如果一味求全责备，“眼光太高”，肯定就要有“无人可用”的感觉了。曾国藩不相信所谓的“全才”的存在。他认为，书上所说的“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完人，只是后人的追崇之词罢了，选拔人才有人一定不要上当。总起来讲，一世之人才足够一世之用，就看怎么去发现、去识别了。他说：大约上等的贤哲，只能靠天缘才能遇到。中等人才，则可以以人力求得。阁下眼界太高，将来恐怕没有一个能够为你所用的人才。程子曾经对司马光说：愿相公宁愿受一百个人的欺骗，也没有使好贤之心从此而没。阁下仔细体会一下这两句话，降低取才的标准，获取的人才也渐一天比一天多了。
【忠告】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全才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选人呢？曾国藩认为，选拔人才的关键在于不拘一格，论事评人的关键在于不求苛细。不能因为有一点朽烂的地方，就把几抱粗的大木给丢弃了；不能因为仅仅撒了几网就灰心丧气，以至于错过了逮到大鱼的机会。评价一个人，只要有一长可取就可以了，不能因为有一点小毛病而将有用之才弃而不用。如果对于独立特行的人过于苛求，那些平庸的人反而会得以幸全。
【忠告】不能因为有一点小毛病而将有用之才弃而不用
同时，曾国藩也反对以出身、资历来衡量人，他引用历史上的例子说：汉代的大将军卫青年轻时给人做过奴隶，后来却拜相封侯，娶了高贵的公主为妻。这是什么时候，又怎么能用平常的条条框框来束缚人才呢？当今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只待人们搜罗、发现而已；人才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人在乎，就会被遗弃于社会的下层之中，有人求才，就足以为国家之用。
【忠告】不要以出身、资历来衡量人
曾国藩本人对于人才的延揽，正是不拘一格的。象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李世忠、陈国瑞这些人，有的是出身秀才，有的是出身农夫，有的是出身行伍，有的是出身土匪，有的是出身叛将，曾国藩对他们都能以至诚相待，使他们的长处得到充分的发挥。其中杨岳斌、彭玉麟二人，是曾国藩在衡州练兵时识拔起来的。曾国藩认为他们两个，一个是“智胆超群，秉性忠直”，又“口不言功”；一个是“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因而立即将他们从无名之辈中提拔到统领水师的高位上。事实证明，这两个人确实是最佳的人选。在建立、发展湘军水师，以及在指挥湘军水师作战中，二人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曾国藩的幕僚中，就籍贯言，89人中，湖南籍21人，占23%；江苏籍17人，占第二位；安徽籍16人，占第三位；浙江籍10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人幕。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业人才，无不毕集”。由于曾国藩首先提倡洋务，一批洋务官吏也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府幕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入曾氏幕府。
曾氏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自检】你能够容忍人才身上的缺点吗？你是如何与有个性但有缺点的人才相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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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人才的缺点，并不意味着曾国藩就没有选人的标准，相反，曾国藩认为，要想成就大事，最需要的是有血性的人。有血性，也是曾国藩选人的最核心的标准。
成大事者需要血性之人
【自检】您做为一位领导，选用人才时的标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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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四个标准：有治民之才；不怕死；名利心不要太强；要能吃苦
在选用人才的标准上，曾国藩提出了四个标准：第一要有治民之才，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名利心不要太强，第四要能吃苦。但四者的关键，则首先在于必须有“忠义血性”。他说： “大致说来，只要有了忠义血性，那么这四个条件就都会具备；忠义血性，虽然貌似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也终究是不可靠的。”显然，曾国藩是将忠义血性做为选用人才的前提的。
曾国藩所强调的忠义血性，指的是一种强烈的忠诚感、道义感与责任心，也就是政治上的自觉性。曾国藩是以文人带兵的，带兵打仗的事情，他从来没有学过。他所面临的处境，又是十分险恶的。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曾国藩所处的时候，又是封建社会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已经完全腐败，军队也失去起码的战斗力。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统治集团本身的腐败。天下之乱，不在强敌，而在人心；不患老百姓难治，而在于为官者的好利忘义而无法挽回。
没有兵不值得担忧，没有饷不值得担忧。惟独举目向这个世界望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了有利可图的事情不奋勇争先，见了急公好义的事情唯恐落人之后的人。
因而在曾国藩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来号召那些“抱道的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狂热，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去投身于镇压太平天国、挽救封建王朝、封建礼教的“事业”之中。在著名的《讨粤匪檄》中，他号召一切忠于孔孟之道的封建士人都起而向太平军作斗争。他说：我自从奉命以来，自己知道才能浅薄，不足以谋事，惟有用“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提醒自己而已。
在实际的用人中，不论是选拔军官，还是招聘幕僚，曾国藩对于具有书生之“血诚”者都是特别重视。他评价江忠源是一个“血性男子”，“死生患难，都可以依仗”；评价王■是一个“忠勇男子”，“血性耿耿”；评价塔齐布说：“塔齐布忠勇奋发，习劳耐苦”。1860年，太平军横扫苏、常，两江总督何桂清先期自常州逃走，地方官随之逃散一空，唯有当地的反动士绅据城顽抗。常州城破后，他们还组织团练武装，继续与太平军为敌。曾国藩听后十分高兴，对这些士绅推崇备至，上书朝廷，保举周腾虎、刘翰清、赵烈文、方俊谟、华蘅芳、徐寿六等人，请求朝廷令各地督抚将他们咨遣来营，收入幕府加以“造就”，以为他日之用。他手下的许多幕僚和将领，都是因为誓与太平军为敌，被曾国藩目为“血性男儿”，而收为部下的。幕僚何栻和后来成为淮军将领的潘鼎新都属于这种情况。
“忠义血性”是曾国藩选人、用人、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他藉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尽管曾国藩的“忠义血性”有其特定的内涵，但它揭示了政治信仰对于人的极其重要性，因而对于人才的选拔来说，也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只有立场坚定、不为任何利益所动、不为任何困难所吓倒，才能成就一番大的事业。
在“忠义血性”的驱使下，曾国藩的湘军确实表现了它异于此前任何一支军队的凶悍。《中兴将帅别传》说曾国藩“有百折不挠之志”，胡林翼“虽然一败再败，但斗志更加旺盛”，江忠源“每当作战的时候都是亲自上阵”，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己任”，“忠义愤发，虽败犹荣”。这些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竟然表现出如此的凶悍，这与所谓“忠义血性”的激励是有很大关系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曾国藩对太平天国怀有刻骨的仇恨，并以大量残杀太平军将士为“痛快”，但是他有时对于那些特别顽强的太平天国将领，又是深表敬佩的。林启荣是太平军的名将，他率太平军在九江与湘军进行了无数次激战。即使是在天京之乱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毫不动摇，表现出了对太平天国的无限忠诚。对于这样一位强硬的对手，曾国藩却对友人说：“九江竟然还没有打下来。林启荣的坚忍，实在是我们比不上的，但可惜他是太平军而已。”陈玉成部将刘玱林也是一员忠于太平天国事业的勇将，曾国藩也不只一次表示过类似的敬佩。他在书信中甚至称刘玱林为“玱翁”或“玱林先生”，并特地注明：“敬其人故称先生”，“爱其人故称翁”。安庆之战中，曾国藩并特地叮嘱所部一定要严密巡逻，“千万不能让玱翁逃脱”。一方面是将之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必欲灭之而后快，一方面又隐怀敬佩之心，曾国藩对太平天国将领的这种矛盾心态，正是从他对“忠义血性”的要求而来的。
【自检】你如何看待曾国藩所说的只要有了忠义血性，那么四个条件就都会具备；没有忠义血性，虽然貌似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也终究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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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兼备，以德为本
曾国藩选才，是很重视才识的高低的。他对“带勇之人”提出四个要求，第一便是“要才堪治民”。他也曾提出“将才四大端”，对为将者的才识提出四个要求：“一、要知人善任；二、要善于观察敌情；三、临阵要有胆有识；四、营务要整齐。”这四条，都是指的才识。而才识二者之间，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至于他平日夸奖部属的才识的言论，更比比皆是。例如，对被他参劾了两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给曾国荃写信说：“李次青的才华实在是不能比。”又如，对与自己常闹别扭的左宗棠的才能，他非常折服，多次上奏朝廷进行重用，左宗棠也因此得以迅速升迁。
然而在德才之间，曾国藩更强调人的德行。曾国藩所谓的“德”，含义十分广泛，忠诚、勤俭、朴实、耿介、不怕死等等，总体而言，就是政治上忠于自己的信仰与事业，能心甘情愿地为之尽心尽力；作风上质朴实在，吃苦耐劳；精神上坚韧有拔，顽强不屈，等等。
基于对“德”的重视，曾国藩特别强调要“于纯朴中选拔人才”，认为“于纯朴中选拔人才，才可以蒸蒸日上。”曾国藩所谓“纯朴”主要是指朴实、无官气、不虚夸，不是以大言惊人、巧语媚上，而是具有踏实、苦干的作风。他把人才分为两大类：一类“官气多”，一类 “乡气多”：“官气多的人好讲资格，好装样子，办起事来四平八稳，说起话来面面俱到。实际上却是一点生气都没有。乡气多的人好逞才能，好出新样，办起事来不顾忌别人的看法，说起话来不讲求避讳。因此往往是一件事还没有办成，先招来一片议论。”无疑两者都有缺点，但曾国藩更痛恨的是有官气，不实干的官僚，而宁愿有乡气的人，提倡选“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的“明白而朴实”的人。他说：
大概说来，考察人才的优劣，应当以看他是否具备朴实、廉正、耿介的品质为主。有这样的品质，又有其他的特长，才是最可贵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品质，即使有其他的特长，也是靠不住的。甘甜容易调味，洁白容易着色，古人所说的无本无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忠告】要选拔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的人
曾国藩对 “心眼太多，好说大话”的浮滑之辈深恶痛绝。他认为：“好轻易谈论用兵之道的人，他的阅历肯定很浅；好攻击人家的短处的人，他的自我修养一定很差。”所以强调“崇尚朴实，杜绝浮华”，厌恶油嘴滑舌的夸夸其谈。他说“湘军的优点，全在于没有官气而有血性，如果官气增加一分，那么血性就必然要减掉一分” 。“湘军向来不喜欢用花言巧语的将领” ，“凡是不经过深入的思索，就信口开河的，我从来不跟他们说长短。”
【忠告】好轻易谈论用兵之道的人，他的阅历肯定很浅；好攻击人家的短处的人，他的自我修养一定很差。官气增加一分，血性就必然要减掉一分。
曾国藩识用塔齐布、鲍超，就是用“朴实之人”的极好例子。
塔齐布，姓托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身材高大，面身赤红。1853年曾国藩在长沙开始组建湘军时，塔齐布还只是个绿营的守备。曾国藩要求绿营与湘军一起训练，塔齐布便每天早上很早就到校场，指挥士兵们训练，即使是下着大雨，也毫不动容。曾国藩检阅部队时，塔齐布总是穿着短衣，腿插短刀侍立一旁。曾国藩到他的营中检查，见他训练精严，而且能够团结士卒。当时的绿营中，能够这样带兵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曾国藩因而十分器重于他。但是副将清德却因为塔齐布参加曾国藩的训练而十分忌恨，因而常在提督鲍起豹面前讲塔齐布的坏话，提督鲍起豹也不分青红皂白，多次羞辱塔齐布。曾国藩于是上疏弹劾清德，举荐塔齐布忠勇可用，并保证说，若塔齐布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塔齐布也果然不负所望，屡立大功。咸丰四年，塔齐布以收复湘潭之功，超升湖南提督。
塔齐布以严于治军，并能与士卒同甘苦而著称。有一次，德化县令给他送来了一张草席，塔齐布说：“军士们都卧在泥地里，我睡在草席之上，哪里能睡得下呢？”
鲍超是重庆奉节县人，因家贫从军，他不识文墨，只认得自己的姓名，但作战勇敢，带兵有方，曾国藩很喜欢他。有一次鲍超孤军被困九江，将派人向曾国藩求救，叫文书写信，多时没有送来。鲍超心急，顿足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咬文嚼字？”立即喊亲兵拿来一幅白纸，自己握着毛笔，于幅中大书一“鲍”字，四周作无数小圈围绕着，急急封函，派人送去。曾国藩幕府中的人不解其意，就给曾国藩看，曾国藩大笑说：“老鲍又被围起来了！”于是立即派出援军。
曾国藩了解鲍超，鲍超对曾国藩也十分敬重。有一次鲍超学写“门”字，末笔没有写上钩。别人告诉他还缺一个钩。鲍超指着大厅的门大怒说：“这门两边都不是直的吗，哪里有钩？”正好墙上悬着曾国藩所赠对联，中间有一个“门”字，这人于是说：“曾大帅写门字也有钩。”鲍超一看果然不错，便立即跪地叩了三个头，说：“先生饶恕我这个武夫！”
不过，曾国藩晚年对于选才的标准，也略有改变。多年的经历使他发现，“有德或者有才，能有一样就已经很难了，要想两者兼全，更是没有几个。”事实上，凡愿出来“做事的”，大多好名、贪财，而不贪名利者早就隐居起来了。对此曾国藩感叹道：“勇于做事的都是有自己的欲望啊”。他甚至说：“在当今的乱世之中，如果对于战争的胜败不能有益的话，即使是道德再高尚又有什么用呢？我生平里喜欢用老实人，现在回头一起，其实是药不对症。”所以他说：“对有才无德的人，应当不要埋没他的长处，只是要稍微与他保持一点距离。”显然，这时他在“德才兼备”的标准上已有所让步。
【忠告】对于有才无德的人，不要埋没他的长处，只是要稍微与他保持一点距离
【自检】在选人问题上，应当如何处理德才二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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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讲 不可泄了沉毅之气
【名言】挫折是磨砺成功的石头
【自检】你遇到过挫折吗？你是如何应付挫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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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难免要遇到挫折。为官者可能遇到的挫折，也就比一般人要更多一些。曾国藩一生，可以说是历经折磨，迭遭排挤。他自己曾说生平有四次大的挫折。然而曾国藩以“忍”与“挺”二诀逆来顺受，忍辱含垢，终于笑到了最后。这种应对挫折的毅力与方略，正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那么曾国藩是怎样应对挫折的呢？他的方略对我们今天的领导者有哪些启示呢？
曾国藩应对挫折有三个方略：
把挫折看成是磨砺自己个性的机会
孟子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对于孟子的这段话，曾国藩深有体会，他的一生，充满了挫折与逆境，但他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以挫折来磨砺自己的个性，从而愈挫愈奋。
曾国藩是一名理学家，他非常相信意志的作用。他生在一个“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能自己把握住自己已经是很困难的，要进一步挽回大局，就更需要有超出常人的意志。曾国藩很明白这一点，他也非常渴望能够通过艰苦的磨难和逆境的洗礼，来淬砺出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他说：古代的贤人，在困苦忧患之际，正是道德功业突发猛进的时候。其大处在于胸怀坦荡，其小处在于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关键都在于遭到过大的磨难。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然屡遭挫折，但他都将挫折看成是磨砺自己的机会。
【忠告】挫折是磨砺自己的机会
他经常举自己平生四次受人讥笑之事为例，来说明成功皆从磨炼中来的道理：我平生吃了几次大亏。第一次是我做秀才的时候，学台公开指责我写的文章文理不通。第二次是我做翰林的时候，在给皇上讲课的时候，画了一个图十分丑陋，王公大臣们没有一个人不笑话我的。第三次是我初出带兵的时候，在岳州、靖港战败后，全省官绅没有一个看得起我的。第四次是九江战败，我厚着脸皮走入江西，又弹劾了江西的巡抚、按察使；结果当我被围困在南昌，全省的官绅人人都喜笑颜开。
其实，自从出来带兵，曾国藩就几乎每天都在艰难中度过的。官场中的讥议攻击自不待然。在长沙的时候，他与长沙的官场闹得如同水火，倍受侮辱，甚至差一点被绿营兵打死。但这并没有影响曾国藩编练一支新军的决心，他在给弟弟们的家书中说：我自从为官以来，尤其是近年办理军务，心中经常有很多郁郁不平之气，我经常仿效着母亲，指着肚子对儿女说：“这里面蓄积了无数的闲气，却没有地方发泄。”往年的一些事情你可能不知道，今年二月在省城里，凡是我所带的兵勇，每次上城，一定会遭到绿营兵的痛打，这是你们所亲眼看到的。到处是对我的诽谤埋怨，到处是对我的嘲弄讽刺，这是你们所亲耳听到的。自从四月以后你们不在这里，情况就更加令人难堪了。我只有含羞忍辱，埋头练兵，希望军事上能有所成就。
尤其是被困在南昌的时候，曾国藩更是困窘异常，他自己说是“一听到春风的怒号，心就要碎了；一看见敌人的船开过来，就急得绕着房子转圈，却没有办法”，而他与江西官员的关系，更是到了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容得下他的地步。后来王闿运写《湘军志》，读到当时的文件，还说：“曾国藩在江西实在悲苦，现在读当时的文件，都让人忍不住要流泪”。直到曾国藩担任了两江总督，日子才好过了一些。这期间他曾经多次自杀。其中投水就有两次。然而虽然他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和挫折，但他还是打败了太平军，成了同治中兴的第一名臣。挫折困难对他来说，正是一个“增益其所不能”的过程。
曾国藩不仅自己抱定一个以挫折“增益其所不能”的信念，而且在别人遇到挫折的时候，也经常以此相劝。曾国荃弹劾官文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京中流言四起，使曾国荃陷入了极大困境之中，曾国藩写信劝曾国荃说：你现在，应该将什么皇上的看法，别人的讥笑都一概不管。你就按照袁了凡所说的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句话，这样另起炉灶，重开世界。谁知道这两次的大败，非不是老天要磨炼英雄，使你大有长进叱？俗话说得好：吃一堑长一智，我平生的长进全在受挫受辱的时候。你一定要咬牙立志，积蓄自己的斗志，而增长自己的智慧，千万不要从此气馁。要想立不世之功，成不世之业，离开了坚忍二字是不可能的。
【忠告】要想立不世之功，成不世之业，离开了坚忍二字是不可能的。
对于遇到小小挫折即怨天尤人，曾国藩则深不以为然。他认为，“心里抑郁太多，怨天尤人，不光不可以处世，也不利于自己的道德修养；不光不利于自己的道德修养，也不利于自己的身体。”
在给儿子的家书中，他还以练字为例，说明知难而上才会有所成就的道理：我以前学颜真卿、柳公权的字帖，每一次都是一临就是几百张，但却都是一点也不像。四十八岁以后，练习李北海的《岳麓寺碑》，经过八年之久，几千张纸的临摹，才有了一点进步。你现在用功不满一个月，哪能一步就登上神妙的境地呢？凡事都要下一番困知勉行的功夫才能有济。你不可追求很快出名，很快见效。以后每天练习柳字百个，数月之后，手会变得很笨，字会变得很丑，兴趣也就会变得很低，这就是所谓的困。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以稍稍进步，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然会有亨通精进的一天。不仅是练字，做什么事，都有极困难的时候，只要克服困难坚持下去，就是好汉。
正是凭着这种“打通极困极难之境，才能成为好汉”的信念，曾国藩才硬撑着走过了艰难，并像长江在经历了千折百回一样，终于走上了一日千里的顺境。
【忠告】打通极困极难之境，才能成为好汉
【自检】曾国藩所说的打通极困极难之境，才能成为好汉，对你有什么启示？
要知道自己败在那里
将挫折当作磨砺自己的机会，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对于领导者来说，遇到挫折之后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要知道自己败在哪里。这就是曾国藩应对挫折的第二个方略：靖港之役，是曾国藩带兵以来所遭受的第一次大挫折。
靖港之役是这样发生的：1853年湘军东征，与太平军的西征军迎头而遇。先在岳州之战中败给了太平军，湘军出师不利，除塔齐布外，其余各军都退回了长沙。湖南官绅议议论纷纷，有的骂曾国藩无用，有的主张乘机解散湘军。湖南巡抚骆秉章虽然因为无兵守卫长沙，不同意解散湘军，但对曾国藩的态度也极为冷淡。好在湘军的主力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太平军因为进攻太锐，也暴露出了不少弱点，其中占领湘潭的林绍璋一军由于后军不继，攻势停顿，已经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这给了湘军以反攻的机会。曾国藩抓住这个弱点，制定了集中兵力攻打湘潭的计划，并安排杨载福、彭玉麟等五营先行，曾国藩率其余五营于次日续进。
然而，这天晚上，曾国藩临行之前，忽然有靖港民团前来报告，说是那里太平军少而无备，并说当地民团已经搭好了浮桥，愿意协助进攻，充当向导。曾国藩一听机会难得，就不顾打湘潭的兵力已经出发，放弃了原定计划，率领所余水路各军改攻靖港。不想民团所提供的情况有误，太平军的力量远远超过湘军。湘军遭到了太平军炮火的猛烈轰击，战船也很快就被太平军击毁了10余只，余下的也被太平军俘获。湘军水勇纷纷上岸逃命。曾国藩急忙调动陆勇前来救援，但陆勇见水勇溃逃，也纷纷后退。曾国藩亲自执剑督阵，并竖起令旗，旗上写着“过此旗者斩”几个大字，然而兵败如山倒，勇丁们一个个绕过令旗，继续狂逃，湘军的局面于是不可挽回。以前曾国藩一再讥笑绿营兵望风而逃，不料自己训练的湘军竟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是不堪一击。他左思右想，既羞愧，又气愤，决定跳水自杀，一死了之。他的幕僚陈士杰、李元度见他神色不对，恐怕会出问题，就让人乘着小船紧随其后，以防不测。果然，船到铜官渡，曾国藩支开随从，扑通一声跳入水中。随从们急忙抢救，将曾国藩从水中捞出，背到了船上。陈士杰、李元度也过来再三劝说，曾国藩这才回到了大营。
湘军在靖港战败的消息传到长沙，那些湖南的官员们，本来就恨曾国藩多事，听说曾国藩打了败仗，更是幸灾乐祸。还有人跑到巡抚骆秉章那里告状，要求参劾曾国藩，并解散湘军了事。一时之间，闹得个满城风雨。曾国藩自己也悲观到了极点，回到长沙后就不肯吃饭，不肯更衣，也不肯洗脸，整个人蓬头垢面。他还暗中写好了遗书，让曾国葆买好了棺木，准备再次自杀。好在突然之间传来了安排去打湘潭的那部分湘军大获全胜的消息，这就像一阵大风，吹散了曾国藩的满面愁云，也改变了长沙城内的形势。长沙官场一改对曾国藩和湘军的歧视，骆秉章也开始热情起来。甚至远在京城的咸丰皇帝，也很始重视湘军。曾国藩和湘军的政治处境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然而，处境改善的曾国藩并没有沾沾自喜。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湘潭这三次战役的经验教训，意识到湘军在靖港的战败，固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湘军自身存在着严重的弱点。这些弱点是什么呢？他认为主要是两条：第一个问题是湘军的训练仍然不精，特别是水师成师过于仓促，大都未经过训练，这就大大影响了它的战斗力。第二个问题，是赏罚不明，缺乏严格的纪律，在有些地方甚至还不如绿营。
曾国藩看到了问题的所在，立即设法加以解决。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在长沙南门外的妙高峰展开了认真的整军运动。他对各营在此次作战中的表现进行了调查，发现在岳州之战中，敢于对抗太平军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中，敢战者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其他各营都是望风而逃。即使是这数营敢战之勇，在打过胜仗之后，也只知道抢分太平军留下来的财物，全不回到长沙，还有一些直接跑回了湘乡。甚至还有人将战船开入湘乡内河，各自登岸逃归，听任战船漂流河中。彭玉麟战后为有功水手发放功牌，水手们见到忽然得到的顶戴，便说明自己原来在花名册上的名字是伪造的，是为将来逃走做准备的。
曾国藩对此十分气愤，他决定对溃散各营全部裁撤，各营的勇丁也不许别的营重新招募。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之营也在被裁之列。曾国藩的父亲写信为小儿子求情，希望曾国藩能再给他一次机会，但曾国藩坚决不肯。
经过整顿之后，湘军水陆原来的17000多人，只剩下了5000人左右。在大量裁撤的同时，曾国藩又让在这次作战中涌现出来的几位有带兵和指挥能力的营官增募新勇。塔齐布所统领的部队，包括原带的抚标中军和新带的提标各营在内，官兵总数达到了六七千人。罗泽南一军增加到了1000人，其他彭玉麟、杨载福等中也都有较大规模的扩充。曾国藩还从两广奏调水师弁兵来湖南，结果广西知府李孟群募水勇1000名、广东总兵陈辉龙率水师官兵400人先后来到湖南，使湘军水师的力量有了明显的增强。在总的规模上，湘军水陆师人数达到了19000人以上，还不包括长夫等非战斗人员。
对于新招募的勇丁，曾国藩强调绝不许滥竽充数。他对湘军营官也明确表示，今后不论是谁，打胜仗就可以升官发财，打败仗则立刻滚蛋。在平时训练和军营生活方面，曾国藩也为湘军立下了规矩：每天早晨必须五更起床，起床后立即进行早操，在扎营时要认真筑垒，垒墙须高8尺，厚3尺。壕沟须宽8尺，深6尺。墙内须有内壕一道，墙外有外壕2道或3道。壕内须密钉竹签。
通过两个月的长沙整顿训练，湘军的弱点得到了很大的克服，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湘军以后所以能战，与这次整顿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自己对长沙整军也评价很高，认为是建军成功的第一步。
有自知自明，知道自己失败是败在哪里，自己受挫折原因在哪里，并且及时进行改正。这正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
【自检】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自己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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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耐心等待形势的变化
人没有不犯错误的，曾国藩也曾经犯过致命的错误。犯了错误之后，关键是不要破罐子破摔，而是要耐心等待重起的机会。
1857年，曾国藩因为没有地方实权，在江西处境过于困难，当得到父亲去世的讣告后，便不待谕旨，即委军而去，回家守制。假期将满后，咸丰皇帝命他遵照前旨，返回军中，继续督办江西军务。鉴于以前没有实权的难处，曾国藩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列举了办事的三大难处，并含蓄地提出了“非任位巡抚”不可的要求。对于曾国藩的伸手要官，咸丰皇帝十分恼火，加上咸丰帝认为太平天国在经历了天京事变以后势力大衰，不用曾国藩也能打败太平军，便索性批准了曾国藩在家终制的要求。曾国藩本来是想以退为进，没有想到弄巧成拙，不仅没有得到地方实权，就连回去带兵的机会也没有了。
更让曾国藩感到痛苦的是，这一时期江西的战局发展十分迅速，全国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湘军借石达开离开江西的机会，将整个湖北和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控制在了自己手里，并开始向安徽方向进攻。杨载福、李续宾等人都穿了黄马褂，官文、胡林翼都加了太子少保衔，这些消息传到曾国藩处，他的心中更是既羡慕，又不好受。根据他的估计，照这样发展下去，一年之内就可以将太平军镇压下去。到时候战争结束，他也就失去了立功扬名的机会，也分享不到胜利的果实了。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很感慨地说：善始者未必善终，行百里者半九十。近来胡林翼等人都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唯独我一个人虽然平日里很有点抱负，此次却一点进步也没有。只好希望弟弟你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不但为我补救前非，也可以为我们的父亲增光。
曾国藩虽然有一颗强烈的做事之心，但却处于一种无事可做的状态，因而只能在郁闷之中煎熬度日。好在湘军本来就是曾国藩一人搞起来的，将领全部是曾国藩一手培养与提拔起来的，甚至连胡林翼这样的统帅人物都得到过曾国藩的保奏，因而这些人一直都在替曾国藩复出想办法。早在九江未破之前，湘军大将李续宾就写信给胡林翼，公开提出请曾国藩复职的要求。胡林翼也一直在替曾国藩复出想办法。但一直没有机会，也不好说话。
机会终于来了。
1858年4月，石达开统率所部太平军由江西进入浙江。石达开的行动，使清廷十分紧张，以为他要进军杭州，这样必然要对清军围困天京的行动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要求派湘军东入浙江，攻剿太平军。胡林翼和左宗棠认为这是一次要求清廷起复曾国藩的极好机会，经过串联，他们决定采取统一的，给朝廷施加压力，以达到允许曾国藩复出的目的。5月12日，胡林翼与官文首先联衔上奏，说目前湖北属下的李续宾部万难东赴浙江，而江西境内几支原有曾国藩指挥的湘军队伍却可以抽调援浙。这实际上是要朝廷派曾国藩赴浙江督师。过了一段时间，湖南巡抚骆秉章也上了一个折子，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朝廷果然批准了胡林翼等人的要求，表示同意让曾国藩出山，率领一部湘军迅速赶赴浙江，攻剿石达开部太平军。曾国藩接到谕旨后，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马上就从家中起身，开始了他新的带兵生涯。
【总结】曾国藩说自己平生长进，“全在受辱受困之时”。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也说：“一个人要能够经受住领导人必须经受的艰难痛苦，他就非得相信自己的事业不可。他必须相信自己，否则不能说服别人相信他。”
曾国藩的经历告诉我们：作为一名领导者，最需要的是一种不甘失败的精神。同时，也需要一种等待时机的耐心。挫折也是一笔财富。天下有一帆风顺的庸才，却没有一帆风顺的英雄。成功的路上从来都是充满荆棘的，是艰苦磨炼出了真正的英雄。
【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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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 曾国藩的为政艺术之一
【重点提示】居官者有四大败身之道；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情绪化的反应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自检】你是如何理解“宦海”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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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喜欢用“宦海”两个字形容封建官场。人在江湖，身不由已。官场最能成就人，也最能毁灭人。对于官场中的酸甜苦辣，每一位身处其中的都会有自己的感触。曾国藩一生为官，经历了无数的荣荣辱辱，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风风险险，对于官场体会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但他始终是一个清醒的人。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是曾国藩为官之道的核心，也是所有为官者，都应该时时提醒自己的。
如何才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呢？来自曾国藩的忠告有三个：(1)居官者有四大败身之道；(2)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3)情绪化的反应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居官者有四大败身之道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宦海是很险恶的，在官一日，即一日是在风波之中。能够平平安安地上岸的，实在不容易。
他详细总结历代为官为宦成败之关键，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他说:居官有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 昏惰任下：是非不明，不干正事，放纵自己身边的人胡作非为。
★ 傲狠妄为：举止傲慢，为人蛮横，什么事都敢做。
★ 贪鄙无忌：贪得无厌，无所忌讳。
★ 反复多诈：为人反复无常，好用诈术。
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每天都提醒自己。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并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 不管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是由于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有个幕僚叫李鸿裔，四川人，风流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很钟爱他，把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秘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所谓“三圣七贤”，都是名极一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仰慕他们的名声，把他们都召进来。然而只是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并不让他们担任具体的职务。
一天，曾国藩与李鸿裔在室中谈话，正好来了客人，曾国藩便出去接待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闲来无事，便翻看桌上的文稿，看到一篇《不动心说》，是我们上面说的三圣七贤中的一个写的。诗文中有一段说：“你把我放在美丽的姑娘面前，我会动好色之心吗？我不会。你再把我放在大红的顶戴面前，吾我会动高官厚禄之心吗？我不会。”李鸿裔年轻好盛，看到这里，觉得十分可笑，就拿起笔在上面题了一首打油诗讽刺道：“美丽姑娘前，大红顶戴旁，你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掷笔而去。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见到所题的文字，说了一声“这小子”，便让左右叫来李鸿裔，对他说：“这些人难免有欺世盗名的成份，言行也不见得一致，我也是知道。然而他们能达到今天的地位，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公开揭破它，使这些人失去衣食的来源，那他们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语言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都隐伏在里边了！”李鸿裔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此以后便深深地收敛锋芒，不敢再出言不慎了。
确实，身处官场，一定要知道有所畏惧。尤其是在顺利的时候，更不能忘乎所以。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惊惊。他说：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这样才可以持盈保泰，不会马上颠覆。你们如果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作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忠告】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同治元年六月，已经升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又写信给曾国荃，表达了自己升官之后的惶惶之情：我侥幸居于高位，又有一点虚名，时时刻刻都有摔下来的忧虑。我观察古今人物，像有我这种名位权势的，能善终的很少，我很担心在全盛的时候，无法使弟弟等们有所长进，我摔下来的时候，却要连累弟弟们。只有趁还没有事情时经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才差不多免于大祸吧。
曾国藩所讲的宦海之途应当知道畏惧，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在封建官场中，权力是最敏感的，权力太大的人总是很难有好的下场，所以曾国藩才有如此的畏惧。曾国藩强调要有敬畏之心，就是提醒自己要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这一点，对于充满风险的封建官场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他事业的成功是得益于“倔强”这两个字，那么他全身而退，则是得益于他的“敬畏”之道。这一点对于今天的领导也还是有启发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给你带来荣耀，也能给你带来毁灭。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时时刻刻还是要提醒自己不要放纵了自己，只有这样，才会避免大起大落，大成大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曾国藩的确是一个很清醒的人，他一生所经历的风险，确实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然而他时刻提醒自己，在顺利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不顺利的时候，在兴盛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衰落的时候。这使得他始终保持一种谨慎、清醒、冷静的心态，从而顺利渡过了宦海的风波，避免了历代权臣败家丧身的命运。
当然，曾国藩的为官之道，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直接有关系。在传统中国，谦谦君子是最受鼓励的人格。曾国藩以谨慎、谦虚作为为官的原则，体现了他在那个时代的生存智慧。今天人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已经很不一样了，尤其在今天，社会更需要进取型、开拓型的领导干部。但曾国藩的四败之道，毕竟是从历史上总结出来的，对于今天的为官者保持清醒的头脑，自然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自检】如何理解曾国藩所说的宦海之途当知畏惧？你认为今天为官者的败身之道是什么？应该如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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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官场即为名利之场，为官者最难处便是名利二字。在导致为官者身败名裂的原因中，最常见的原因，应该说是名利二字。所以才有了“利令智昏”这样一个成语。确实，一个人如果利欲熏心，那么他就是再聪明的一个人，也会头脑发昏，忘掉一切的。所以，要做到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必须将“名利”二字看得淡一些。
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着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他至死都以自己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而感到惭愧。然而曾国藩是一个饱读历史的人，对于历史上因为过于汲汲于名利而丧身败家的先例，曾国藩十分熟悉，并且时时引以为戒。他认为，无论是为人、做官，都不能太贪心，都必须知足。在名利问题上，应该以“恬淡”之心处之，学会“尽性知命”。他在日记中写道：近年来焦虑非常多，没有一天是坦坦荡荡地度过的，总是由于名利之心太切，世俗之见太重所导致的。现在要想消除这两种弊病，必须从“淡”字上着力。功名富贵一概淡然忘却，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心境自由自在。
要想胸怀广大，就必须从“平淡”两个字上用力。凡是为人处事，都要有平常之心。对于功名要看得淡一些，这样心胸才能日益开阔。
同治年间，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一心想得到一个人打下南京的大名，但是打了很长时间，却是孤城难下，外面由此有了很多对曾国荃很不利的说法，湘军内部的矛盾也一天一天尖锐起来，曾国荃十分焦躁，以至生了肝病。曾国藩多次写信相劝。劝他“不要代天主张”，认为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对于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才行。他说：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人的谋划只占十分之三，天意要占十分之七。往往是出力的人并非就是成名的人，成名的人并非就是享福的人。这一次行动，像克复武汉、九江、安庆，出力之人就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经算是十分公道了，但这是不可靠的。我们兄弟但在尽心尽力上下工夫，成名这两个字则不要管了，享福这两个字就更不必问了。
他告诫老九，即使攻克了南京，也应该明白不要居功的道理，认为“富贵功名，都是人世间的浮荣”，只有“胸襟开阔”，才是“真正的财富”。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最终攻下天京，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了下去。这是曾国藩与湘军苦战多年的结果。然而，曾国藩却在上疏中将攻克南京之功完全归于朝廷，表现得十分理智。
与曾国藩不同，曾国荃是个追求“百尺竿头，更上一步”的人。攻陷南京之后，曾国荃认为全是他一人的功劳，认为朝廷应该给他更多的赏赐才对，所以经常发牢骚。曾国藩对此十分担心，他告诫曾国荃说：“有高的官位，有大的权力而又享有大的名声，自古有几个人能保全自己的末路呢？”他还对曾国荃说：“你虽然有本事，但你必须让一半功劳给老天爷才行”。为了开导郁郁不平的老九，他还写了这样一首诗：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事例】屠羊说的典故，出自《庄子·让王篇》。屠羊说是楚昭王时一个卖羊肉的屠夫，名说，人们便叫他屠羊说。事实上这是一隐士。伍子胥为了报父兄之仇，率领吴军灭了楚国，楚昭王被迫流亡，屠羊说跟着昭王一起逃亡，途中为昭王排忧解难，功劳很大。后来昭王复国，大赏那些与他共患难的随从。当赏到屠羊说时，屠羊说答复来人说：楚王失去了他的故国，我也失去了卖羊肉的摊位。现在楚王恢复了故土，我也恢复了我的羊肉摊，这样便等于恢复了我固有的爵禄，还要什么赏赐呢？楚王一定要他领赏。屠羊说说：楚王丢掉了国家，不是我的过错，所以我没有请罪杀了我；楚王夺回了国家，也不是我的功劳，所以我也不能领赏。楚王越发要他领赏，而且一定要召见他。屠羊说依然不为所动，说：依据楚国的规矩，只有立了大功，应受大赏的人才可以进见国王，我屠羊说智不足以存国，勇不足以杀寇，吴军打进郢都的时候，我只是因为害怕而跟着大王逃跑的，并非是为了效忠大王。现在大王非要见我，这是违背楚国规矩的事情，我可不想让天下人笑话。昭王听了这番话，感慨地说：屠羊说只是一个杀羊的屠夫，地位卑贱，说的道理却如此高深，这是一位贤人啊！于是便派司马子綦亲自去请屠羊说，要“延之以三旌之位”，也就是要让他做地位最高的卿。不料屠羊说还是不吃这一套。他说：我知道卿的地位，比我一个卖羊肉的不知要高多少倍，卿一年的俸禄，恐怕是我卖一辈子羊肉也赚不来的。可是我怎么能够因为自己贪图高官厚禄而使国君得到一个滥行奖赏的恶名呢？我是不能这样做的，还是让我回到我的羊肉摊上去吧。
【自检】看过“屠羊说”的典故，你是如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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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屠羊说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它为为官者提供了另一套价值模式，另一种行为选择。人间的事情，总是有荣，有辱；有兴，有衰；有得，有失；有沉，有浮。荣也好，辱也好，兴也好，衰也好，得也好，失也好，沉也好，浮也好，关键是要时时刻刻把握自己，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样，也就可以进退自如了。
【自检】在官场上应该如何做到淡于名利?
【忠告】从“平淡”两个字上用力；胸襟开阔，才是真正的财富
在官场上，要想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还必须做到第三点，这就是避免情绪化的反应。这也是来自曾国藩的第三个忠告。
情绪化的反应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对于领导者来说，具有良好的心理品质，是顺利的实施领导行为的关键。人生不如意时常八九，为官者更是要经常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什么事业的成败，个人的进退，别人的毁誉……等等。曾国藩一生，经历了官场内部的无数排挤、诽谤和攻击，顺利的时候少，不顺利的时候多。有人曾经告诫曾国藩：“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曾国藩深以为然。这里所说的耐烦，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要遇事冷静。曾国藩在总结自己走过的路时感慨地说：天下绝对没有一帆风顺的境遇。大致说来，出来办事的人，绝对不可能只有人称赞，而没有人诋毁，只有人感恩，而没有人抱怨。遇到棘手的事情，必须从“耐烦”两个字上痛下工夫。
在曾国藩看来，古往今来的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大都败在气度不够开阔、不能耐烦、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上，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我一天天老了，也还经常有控制不了自己的肝火的时候。但是我总是提醒自己要抑制住怒气，这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火，虎就是肝气。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没有过去这两关啊，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让他随便发作。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而言之，不能情绪化，这样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在另一封信中，他说：老弟你近年来在我愤怒和激动的时候，总是好言相劝；即使老弟自己发生愤怒和激动的时候，也常常马上收敛。由此看来，老弟你以后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后福也是不可限量的。担任国家大事的人必须有气度，忧虑之气积于心中就变成了负担，所以说倔强到了极点，就不能不流露为情绪。以后我们兄弟动气的时候，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劝诫，保留住倔强的品质，除去愤怒激动的情绪，也就可以了。曾国荃在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所进步，曾国藩便十分高兴，写信给他说：你在忿激的时候，也常常是有发有收，以此来看，你的道德器识一定是不可限量的，将来的福分也是不可限量的。一般来说，干大事的人靠的就是一口气，这口气长期郁积在胸中，所以倔强到了极点，就不会不表露出来。以后我们兄弟动气的时候，要互相劝诫，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这样就可以了。
在曾国藩看来，为官者如果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做出情绪化的反应来，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实际上曾国藩是一个十分倔强的人，倔强的极端，是容易控制不了脾气。早年的曾国藩正是有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毛病，一次他在家中为父亲祝寿，他的一个朋友也前来助兴。吃饭的时候，两人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结果曾国藩对着这位朋友破口大骂，几乎忘了场合和身份。曾国藩脾气最坏的时候，是咸丰皇帝免去他的兵权、他回家守制的时候。这期间，曾国藩因为心情不顺，变得性情格外粗暴，经常因为小事而大骂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妇。他在家的一年中，与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闹过别扭，而且这些别扭都是曾国藩挑起来的。曾国藩后来对这段经历感到十分后悔，尤其是第二年曾国华战死于三河镇，他更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认为正是他的情绪化反应引起了这样的灾祸。此后的曾国藩下了一番在力气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且逐渐改掉了易怒的毛病。虽然有不顺心的事情，但都能理智地去处理。
同治三年，发生了沈葆桢与曾国藩争饷的事情。沈葆桢是他一手提拔起来，在最关键的时刻，却拆起了他的后台，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愤懑。然而他最后还是从大局出发，没有将事情弄大，而是以忍让一步而息事宁人：近日因沈葆桢截留军饷，心中很愤懑。然而细心想来，古人办事，被牵制、遇抵触的情况很多，每个朝代都有。人的天性不免会厌恶抵触。那些一定要别人顺从，总是设法铲除异已的行为，是权臣的行径。听任别人的抵触而百般忍耐，委曲求全的行为，才是圣贤的良苦用心啊。我正可以借用别人的抵触，来磨砺我的品德修养，这也许才差不多吧！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得曾国藩处事多了几分成熟理智，少了几分意气用事。这使得他在处理与其他人的关系的时候，更加游刃有如。
同治九年五月，曾国藩做了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对联，足以体现出曾国藩的为官哲学，也足可以成为所有为官者的座右之铭。
【自检】 通过学习请你回答下列问题：
问题
回答
①你有没有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时候？
②你身边有没有人因为情绪化而最终失败？
③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④如何才能保持一颗冷静的头脑？
【心得体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五讲 曾国藩的为政艺术之二
每一位领导者都希望自己成为一名高明的领导。人们也经常用“高明”来评价具有良好素质的领导者。
自检】什么是高明?你认为高明的领导者，首先要具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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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的领导者，首先就是具有战略头脑。
有这样一项社会调查：这个调查以“你追求或景仰具备什么特质的领导人？”为主题，用了近10年时间，走访了数千家企业和政府行政部门。经过反复整理，最终有战略头脑的领导人获得了75%的选票，仅次于诚实。由此可见，领导者具有战略头脑的重要性。
的确，高明的领导者，总是能够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把握问题，牢牢把握好长远与眼前、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从而牢牢地驾驭着时势的发展。高明的领导者，总是能够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迷雾。他能使人们在挫折能看到希望，在迷惘中能看到出路，在利害交织中能看清本质，在微小的变动中能洞察到历史的走向。一句话，高明的领导，就是具有战略头脑的领导。古今中外，每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领导者，无不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
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
俞樾曾经把曾国藩与诸葛亮作过比较，认为曾国藩在用兵方面要更胜一筹。蔡锷也认为曾国藩一介书生，对于用兵打仗的道理，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然而却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给镇压了下去，足与古今中外名将媲美而毫不逊色。毛泽东年青的时候也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之役，完美无缺。”实际上曾国藩的战役指挥能力很差，只要是他亲自指挥的战役，都没有不失败的。然而曾国藩长处，在于他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具有超出常人的战略头脑，长于从大处落墨，长于整体的战略谋划。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
他能总揽全局，抓住要害，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水平，能够从战略上胜人一筹，因而也就笑到了最后。
【忠告】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
曾国藩超出常人的战略头脑，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出来。1853年，在战争初起之时，曾国藩就写信给王■，纵论当时的军事形势，提出“湖北省的存亡，关系到天下全局的安危”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说是眼光独具。当时清政府为了扑灭太平天国，在南京周围相继建立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然而清政府的注意力只局限于东南一隅，用兵的重心也在南京一城的得失，而并没有意识到必须着眼于与太平军争夺整个长江流域，才能最终攻下南京。曾国藩从全局出发，根据地理形势，认为必须首先控制长江中上游地区，先武汉，次九江，次安庆，只有这样，才能由上制下，克复南京。这个计划，表现出他在战略眼光上要高出清政府不知多少倍。1854年初，太平军西征部队由安徽挺进湖北，先后克复安庆、九江、汉阳，湖北省城武昌戒严，清政府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无所适从，一会儿救东，一会救西，被太平军搞得团团转。曾国藩在这个时候给咸丰皇帝上了一个奏折，认为不能光顾眼前的得失，还要考虑到大局的发展。他说：论目前的警报，那么庐州是燃眉之急；论长远的发展，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为什么呢？能保住武昌，就能控制金陵的上游，就能巩固湖北的门户，就能打通两广四川的饷道。如果武昌不保，那么就会成割据之势，这是最值得担忧的。
因而他极力主张集中两广、两湖、江西、安徽的兵力，与太平军争夺武昌，进而由上而下，沿江攻占两岸重地。以着眼于发展为原则，湘军先是攻占了武昌，接着顺江东下，连连突破太平军在田家镇、半壁山的防线，包围九江，占领湖口，使太平军遭受了重大损失。这是曾国藩战略的初步胜利。
1859年2月，曾国藩针对石达开率数万太平军入浙、入闽，又转入赣南，使江西湘军处于东、南、北三面受敌的不利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及时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很有战略眼光的折子，这也就是著名的《通筹全局折》。在这个折子中，他全面论述了当前的形势，和湘军应该采取的应对之策。在这个折子中，他提出了两个原则：第一个是论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他说：“就全局来看，如果两样都有利，就应当取其大者；如果两样都有害，就应该取轻者。要敢于舍弃小利而图大利，舍弃枝叶而图根本。”第二个是要分清轻重缓急，在一个时期，只能保持一个主要的战略方向。从这两个原则出发他指出：“论大局的轻重，应该集中力量进攻江北，以便早日肃清中原；论目前的缓急，则应该先攻景德镇，以便保全湖口，先巩固南岸。”于是湘军收拢兵力，集中进攻赣北重地景德镇，不仅改变了被动局面，而且为后来进军安庆奠定了基础。
1859年11月，曾国藩又向清政府提出了全力进攻安庆，迫使太平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说最充分地体现了曾国藩的战略水平。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太平天国的首都是南京，清政府一直是盯着南京来用兵，为此还先后组织了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结果打了几年，不但南京没有打下来，江南、江北大营却全军覆没，清军在整个战略形势上也更加被动起来。曾国藩认为，清政府之所以越来越被动，从根本上来说，是战略指导上的错误。他认为要想攻破南京，必先驻重兵于滁州、和州，而后可以打破南京的外部屏障。而要驻兵滁州、和州，又必先围攻安庆，以攻破陈玉成的根据地，并迫使陈玉成前来决战。事实证明，曾国藩的这个见解是十分高明的。由武汉而九江，而安庆，而南京，清军一步步地控制了长江流域，在战略上占尽了优势。曾国藩曾经夫子自道说：“我对于大利大害所在，都能悉心考究。” 他还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势就是大局大计”。还说：“应该从大的地方去分清界限，不要斤斤于小处去剖析微芒。”这个大利大害、大局大计，就是战略重心的所在。
由于曾国藩始终坚持要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根据敌我各方面的形势来制定战略计划和进行战争指导，把总揽全局作为制定战略的出发点。始终具有强烈的全局观念，所以湘军虽然在局部的战斗中不断吃败仗，但在战略态势上却越来越有利。而太平天国尽管在局部的战役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整个战略态势却越来越不利。这是湘军最终能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用兵如对奕，谋势不谋子。用兵如此，为政之道，也是如此。
战略的根本特点，在于它的宏观性和长远性。表现在力量的综合运用上，就是计划性和有序性。一个具有战略头脑的人，能够把力量的各种要素和各种制约的条件加以整理，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进行排列，然后提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
【自检】
你认为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培养自己的战略头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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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将正确的战略决策执行到底的决心
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并不意味着就能通向胜利，关键还在于要有将这种战略决策执行到底的决心。李瀚章曾经说，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定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只要他认准的，他就会排除一切干扰，争取一切机会，去将胜利的可能变成胜利的现实。
【忠告】要有将正确的战略决策执行到底的决心。
确实，在关键时刻能否有定见，也是衡量一位领导者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我们上面所说的安庆会战，是关系湘军与太平军最终胜负的一次战略决战。1859年，曾国藩制订了进攻安庆的战略，希望通过集中力量进攻安庆，迫使太平军前来进行战略决战，达到先取安徽、次取江浙、以上制下的战略目的。因而太湖之战后，湘军立即长驱直入，将安庆太平军团团围了起来，准备实施既定的计划。
然而安庆会战的计划制订不久，曾国藩就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这种压力先是来自朝廷。1860年，太平军以围魏救赵之计，先攻杭州，吸引围攻南京的清军来支持，然后出其不意地杀了一个回马枪，趁着清军调动围攻南京的兵力救援杭州的机会，一举攻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并且乘胜追击，连下苏州、常州。苏南地区于是全部落入了太平军的手中。
江苏、浙江向来为财富之区，是清政府的主要赋税来源和粮食供应地，所以清政府十分重视苏州杭州的得失。早在太平军进攻杭州的时候，清政府就慌了手脚，急忙命令曾国藩与杨载福水陆东下，以分散太平军的兵力。不久，清政府得到江南大营溃败、苏州常州危在旦夕的报告，再次命令曾国藩从安庆撤围东下，救援苏、常，并说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湘军现在顿兵坚城之下，很难马上得手，即使能够很快攻下安庆，倘若丢掉苏、常，也是得不偿失的。为了促使曾国藩能够东援苏浙，清政府随后又赏给曾国藩兵部尚书衔，授以署理两江总督的职务，命令他兼程赶赴江苏上任。当清政府得知苏州已经落入太平军之手后，仍然认为苏州是“财赋之区，而且是数省的咽喉，自然应该立即想办法克复，因而要求曾国藩如果安庆马上可以打下来的话，就可以先攻取安庆再进军支援浙江；否则，就应该马上撤安庆之围，大举东援，保卫浙江，收复江苏。
在这种情况下，安庆会战还要不要打，便成了关系到是否坚持以上制下战略的关键性的问题。面对来自清政府的压力，曾国藩没有丝毫的动摇。他决心置江浙于不顾，依然将战略重点放在安庆会战上。为此，他专门给朝廷上奏，说自古平江南之贼，必须占据上游，建瓴而下，才可以成功，战争初期向荣所率领的清军，本来是准备控制江苏浙江的，然而几次进攻都以失败而告终，不但不能打下南京，反而丢掉了苏州、常州，这并不是兵力不够，而是因为从下游进攻上游，形势不利。现在这个情况，如果仍然先打苏州、常州，然后从东面进攻南京，必然要重蹈覆辙。所以绝对是不应该分安庆之兵进军苏、常地区的。安庆之兵不但不能撤，反而应该进一步加强，因为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整个皖北的大局，将来是进攻南京的基础，因而也是整个胜利的基础，是决不可撤的。针对朝廷对太平军的担心，他强调说，虽然目前太平军声势很大，但只要拿定主意，立稳脚跟，形势就会慢慢地发生转变。否则，只能欲速则不达。苏常拿不回来，连整个安徽地区也会丢掉，这样，现在的有利形势就彻底失去了。曾国藩的分析是很透彻的，他的态度也是很坚决的。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终于同意了他的安庆会战计划。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安庆会战的胜利，对于彻底打败太平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安庆会战的计划，曾国藩也遇到了来自湘军集团本身的压力。太平军为了解安庆之围，1860年9月，决定再用围魏救赵之计，发动第二次西征，分兵两路，合取武汉，以迫使清军回兵，这样也就可以解安庆之围了。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率部自桐城出发，很快逼近武汉。当时湘军的主力都在安庆前线，湖北兵力极为空虚，只有湖广总督官文所率3000防兵驻守武昌，而且战斗力极差。听说太平军来攻，整个武汉三镇的官员富户逃徙一空。正在太湖作战的胡林翼也惊慌失措，骂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害怕武汉失守，急得连日吐血。湘军内部也发生了意见纷歧，许多人包括胡林翼都要求撤安庆之围，回救武汉。然而曾国藩却仍然十分清醒和坚定，死死盯着安庆，不为浮议所动。他看得很明白：即使是太平军有破湖北之势，却无守湖北之力，武汉即使是一时失去也会马上收复，而围攻安庆的军队一撤，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说，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攻城掠地，都无非是要分散我的兵力而已。我只求攻破安庆，此外的得失一概不与之争，再过一两个月，大局就可以决定了。
因而他下定决心，即使是武汉落入太平军之手，围攻安庆的湘军仍然不可退。他叮嘱曾国荃说，如果武汉能够保住，太平军必然会回头以全力来进攻围攻安庆的湘军；如果武汉有个三长两短，落入太平军之手，太平军也会以一部分力量守武汉，而以大部队回来攻打安庆，甚至会打下武汉后弃而不顾。去年以围魏救赵之计破江南大营，是太平军的“得意之笔”，今年肯定是“抄写前文无疑”，目标仍在安庆。所以无论武汉能否保住，总以太平军回来攻打安庆时湘军能不能坚持住，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如果安庆之围能坚持住，即使是武汉落入太平军之手，李续宜部队也会收复，这样局势就存在着转机；如果安庆之围坚持不住，即使是武汉没有什么事情，太平军的声势也会大涨，这样局势就完全没有转机了。因此，他对曾国荃强调说：这次安庆的得失，关系到我们曾家的气运，也关系天下的安危。
曾国藩的这一招是非常高明的。战略上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就是要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行动，迫使对方跟着我们的步子走，而不是按照对方的战略安排行动。说白了，就是将通过掌握战略枢纽，将战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在曾国藩的鼓动下，曾国荃所率领的湘军不惜一切，拼死不解安庆之围。陈玉成部攻武汉受阻后，不得不直接救援安庆，与湘军在安庆进行战略性的决战，最后不但未能解安庆之围，陈玉成也在转战途中英勇牺牲。从此，太平天国后期战争形势更加恶化。亲自参加过此役的洪仁玕事后沉痛地说：“我军最重大的损失，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安庆是天京的锁钥，直接保障天京的安全。一落在清军之手，就可以成为进攻天京的根据地。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天京就无法再守了。”从洪仁玕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曾国藩专图安庆的战略确实是很高明的。曾国藩在关键时刻敢于坚持定见，更是很了不起的。
用兵需要战略头脑，为官同样也需要战略头脑。每一个要想有所作为的领导者，都应该学会规取远势，在大处胜人。视野狭窄、眼光短浅，则从来都是领导者的大敌。既有高明的战略头脑，又有将战略决策执行到底的坚定意志，一个领导者如果能够同时具备这两点，那么就一定会敲开成功的大门。
【自检】有定见与刚愎自用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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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自检题参考答案
一个好的战略，必须能够回答三个问题： “做什么”，“如何做”和“用什么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目标，途径和手段。具体来说，培养战略头脑，应该把握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1)“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培养战略头脑，重在有长远的战略视野。领导者只有做到审时度势，深谋远虑，极目放远，才能未雨绸缪，从容应对。
(2)“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培养战略头脑，重在能从全局出发。只有做到全局在胸，宏观在握，才能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
(3)“不谋总体者不足谋一事”。培养战略头脑，重在能从系统着眼，要着眼于追求整体效益，分清主次、轻重、缓急，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有“谋势重于谋事”的系统观念，才能做到进退有序而攻守有节。
【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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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讲 曾国藩的六条齐家格言（上）
古人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都是很重的。家庭对事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每一个成功的领导者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家庭。成功领导者的成功，也不仅仅是在政坛上。那么，曾国藩的齐家艺术，对我们领导者应该有什么启示呢？从本讲开始，我们就开始讨论曾国藩的齐家艺术。在这方面，曾国藩为我们留下了六条非常值得深思的格言。这一讲先讲前三条。
不要有代代做官的想法
旧中国的社会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做官自然是最好的职业，然而做官的风险也是很大的。在封建官场上，升官与发财总是连在一起的。曾国藩从一个农家子弟，做到两江总督，可谓享尽了人生的荣华。但对于宦海的险恶，以及仕宦人家的不旋踵而败，曾国藩也有着比常人都要深刻的体会。道光年间，曾国藩的妹夫王待聘到京城来找曾国藩，希望“得一官以养家”。曾国藩知道妹夫的家境很困难，但对于做官一事，却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宦海风波，安危莫测，小官小吏，尤其会遇到很多危险，我经常看到那些在官场上跑腿办事的，他们的下场很少有好的”，因而他再三劝王待聘“在家里勤勤恳恳做点事情，不必外出做官”。
在给夫人的家信中，曾国藩也说：居官不过是偶然之事，居家才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即使一旦罢官，也不会失去兴旺的气象。如果贪图衙门的热闹，不立长远的基业，那么罢官之后，就会觉得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早做打算。希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的时候，能常常作家中没有人做官这样的想法，时时有谦恭省俭的意思，这样就会福泽悠久了。
【忠告】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常常作家中没有人做官之想
官场无常。曾国藩见惯了仕宦之家的衰败，所以极力教育和鼓励子弟读书，以求得家道的悠久气象，希望家庭的气运不要由他一世而衰。
我细思，天下凡是官宦家族，往往至多一代人便享用殆尽，其子孙后代也开始骄逸懒散，继而放荡不羁，最终走向堕落，能侥幸延续一两代是很少见的。巨商富贾的家族，勤俭的能延续三四代；农耕读书的家庭，谨慎朴实的能延续五六代；孝敬长辈、与人友善的家庭，则能延续十代八代。我今生依靠祖宗积德，顺利得志，唯恐我一人享用殆尽，因此教育各位弟弟和儿辈，共同立志发奋成为耕读、孝悌、与人友善的家庭，而不愿成为仕宦家族。
他又说：我深知自己学浅才疏，谬得高位，所时时留心的，是此时我虽在宦海之中，却时刻作着弃官上岸的打算。要使得罢官回家的时候，我自己可以淡泊处之，妻子可以吃苦，可以对得起祖父兄弟，对得起家族乡党，仅此而已。
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我不思自己的子孙做大官，只愿成为读书明理的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既可以过安乐的生活，也可以过俭约的生活，这，就是君子。
一般人之所以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是因为做大官有权有势，有显赫的门第，有丰厚的钱财。曾国藩之所以不愿做大官，是因为他看惯了盛极而衰后的艰难、悲惨和世态炎凉。所以当曾家的富厚堂修成以后，曾国藩在给家人的信中反复叮嘱，门外挂匾时，一定不要挂“侯府”、“相府”之类字样。他说，这些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如果这个匾一挂出去，曾家人自然就会有优越感，就会忘乎所以，那样离家道衰败也就不远了。
【忠告】为官者的家人一旦有优越感，离家道衰败也就不远了。
不要沾上官宦人家的习气
崇尚俭朴的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曾国藩治家，也十分崇尚俭朴。他说自己“生平好以俭字教人”，他认为一个家庭，只有崇尚俭朴才可以长久，他说：居家之道，只有崇尚俭朴才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
与俭朴相反的，是官宦习气。曾国藩认为，齐家之道，最忌讳就是染上官宦人家的习气。他说：我当了二十年的官，不敢染上一点官宦的习气，饮食起居，还是保留着寒素家风，非常俭朴也可以，稍微丰盛也可以，太丰盛我是不敢的。
他在一封家信中，详细分析了其中的道理：看历史上国和家的兴旺，都是由于能够克勤克俭带来的；历史上国和家的衰败，都是由于不能克勤克俭带来的。现在衙署中服役的人数很多，厨房中每天的花费，也可以称得上是奢侈了。我在两江总督任上卸任时，还存留有两万两的养廉金，如果像现在这样放手去花，很快就会花光。我当初带兵时，下决心不损公肥私，现在看来是基本上做到了。但我也不希望子孙过于贫困，以致被迫低声下气地去求人。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勤俭节约，善于持家而已。
所以他要求家中的用度一定要有计划。他说：至于家中的用度，绝对不能没有计划。崇尚奢侈，漫无节制，这是败家的气象。一定要爱惜物力，不要丢了寒士的家风。不要怕寒碜这两个字，不要怕吝啬这两个字；不要贪图大方这两个字，不要贪图豪爽这两个字。
他的弟弟曾国潢是主持家务的，曾国潢曾经写信给曾国藩，说家里已经很节俭了。曾国藩就回信给曾国潢说：俭这个字，你来信说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注意，我听了很是感到安慰，但这件事做起来恐怕并不容易。习惯了奢侈的生活，再想回过头来过俭朴的日子，那比登天还难。就比如进城的时候，过去只用两名轿夫，一名挑夫，现在进趟城轿夫挑夫加上其他的跟班已经增加到了十几人。你想回过头来只用七八人都不可能，况且回到过去的三四人呢？还是要随处留心，牢记有减无增这四字，这就很好了。
他还用前辈的俭朴来不厌其烦地教育家里的后代们，他说：我们家累世以来，一直是以孝悌勤俭传家。我的老祖父、祖父都是天未亮就起床，整个一天里没有片刻的闲暇。老祖父小的时候在陈氏宗祠里读书，正月上学，他的父亲给了他一百文铜钱，作为零花，五月份回家的时候，只用去了两文，将剩下的九十八文还给了他的父亲。我的祖父在我入了翰林之后，还是亲自种菜收粪。我的父亲如何勤俭，更是你们所能亲自看到的。
现在家中境地虽然渐渐宽裕起来，但你们切切不可忘记先世的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不要穿华丽的衣服，第二不要多用下人雇工。
为了保持以俭持家的家风，避免染上官宦人家的习气，曾国藩有一条原则，就是不与官宦习气太重的人家联姻。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儿女联姻，一定要找勤俭孝友之家，不要与做官的人家联姻，这样才不会助长子弟们奢侈懒惰之习气。
有一次，一个姓常的家族想跟曾国藩攀亲家。曾国藩得知这件事之后，坚决不同意，倒不是门不当，户不对，而是他认为对方官宦的习气太重。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他解释说：常家欲与我结婚，我所以不愿意，是因为听说常家的公子最好依恃父辈的权势作威作福，穿着华丽的衣服，带着一大批仆从，恐怕他们家有官宦人家的骄奢习气，会乱我的家规，诱坏我家的子弟。所以我是不能跟他们联姻。
所以在曾纪泽的婚事上，曾国藩专门写信给家里，希望能在乡间选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
曾国藩对俭朴这两个字，确实是很看重的。有一次他的家人把老房子给装修了一下，花了7000串钱。他得知后十分不安，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修理旧屋，为什么要花钱七千串之多？即使是新盖的房屋，也不应费钱这么多。我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然先这样做了。
在日记中，曾国藩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之心：接到腊月廿五日的家信，知道修整富厚堂房屋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实在是太让我惊讶了！我生平以买地盖房为为官者的恶习，发誓不这样做。不料靡费如此，还有何脸面见人！平日所说的话却无法实现，真是太可羞了！连修个房屋都这样，以后各种事情都会奢侈，不用问就可以知道。大官家里的子弟，没有一个不骄奢淫逸的，我实在是太担心了！
还有一次，曾国藩的家人商量着要在黄金堂买地盖房。曾国藩听说后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曾国潢，告诫他千万不可如此。他说：家里的事情有你照料，我很放心，但黄金堂买田盖房的事情，这是一件造孽的事情，我心里十分不安，不但生前做人不安，就死了后做鬼也是不安。所以特此预告贤弟，千万不要这样做。你如果听我的，我就感激你；你如果不听我的，我就恨你。如果你非要这样做，我就以公函的形式将我的那一份捐出去。
曾国藩的五位兄弟都成家之后，曾家的人口渐渐增多，弟弟们便新建了不少房子，曾国藩很不高兴。后来在外带兵的曾国荃更是在家乡修建了华丽的“新大夫第”，他阻止无效，就发誓此生此世，决不踏入“新大夫第”半步。后来他果真没有踏入新屋一步，直到卒于任所。
曾国藩每餐的饮食也十分简单，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有一次，曾国藩和赵烈文在闲聊，这时候下人拿了一张纸给曾国藩看，曾国藩点了点头，转过脸来问赵烈文：“你猜猜这是什么东西？”赵烈文猜不出来。曾国藩说：“这是我的食单。每顿饭一个大碗，一个小碗，三样菜，共五份，不要丰盛，但一定要提前一天定下来。”赵烈文说：“我在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发现您吃的菜中连鸡鸭之类都没有，好象也没有火腿。”曾国藩笑着说：“住年人家送过，我从来不收，现在已经成了风气，很久没有人送了。就是绍兴酒也是一斤一白地零买。”赵烈文感慨地说：“大清二百年，没有这样的总督衙门。”曾国藩说：“以后你替我写墓志铭，这些都是作料。”说罢，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有一次巡视扬州一带。总督来到，扬州盐商自然不敢怠慢，特地摆了一桌非常丰盛的宴席，山珍海味，罗列了满满一桌子。然而曾国藩从头到尾，仅仅稍微吃了一点面前的几道菜，事后他对人说：“一食千金，我不忍心吃，而且也不忍心看。”
他30岁那年，曾做了一件青缎马褂，但平时舍不得穿，只是遇到庆贺及新年时才穿一下，这件衣穿了30年，还如同新衣一般。他很自豪地对人说：“古人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而在我看来，衣服也是新的不如旧的好。你看今天的衣料，哪里比得上当年的精细呢?”
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曾回忆说：有一次李鸿章曾请曾夫人和小姐们吃饭，两个小姐只有一件绸裤，结果两个人都想穿，争持不下，急得哭了起来。曾国藩连忙安慰道：“明年如果能继续当总督，一定给你们再添制一条绸裤。”当时曾纪芬年幼，一听这句话，顿时破涕而笑。
即使是他贵为总督以后，他的夫人和媳妇也要绩麻纺纱，做针线工作，直至起更后，始能休息。有一个笑话，就是曾国藩家庭工作的真实写照：曾国藩的儿子新婚不久，睡在床上，听着纺车的声音，辗转反侧，心中十分焦急，于是就大呼曰：“妈，你那不懂事的媳妇，吱吱呀呀，纺车不停，闹得我睡不着，请将她那部纺车打碎好了。”曾国藩在隔屋听到了，也高声大叫道：“太太，如果要打，最好先将你那部车子打碎，我也睡不着呢!”这仅是曾国藩每日晚饭后照例与幕友闲聊时所讲的笑话之一。众人听后，笑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在曾国藩的影响下，夫人欧阳女士也全无官太太气息。欧阳夫人早年跟从曾国藩，受了很多的苦，后来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欧阳夫人所穿鞋褂等仍然是由女儿们所做。1863年，欧阳夫人自老家东下，前往南京与丈夫相会，只带了一个乡下的老太太，每个月给工资八百文。当时两房儿媳没有丫环服侍，家中的粗活也靠这个老太太来做，后来船到安庆的时候，儿媳们感到堂堂总督夫人，连个丫环都没有，太不象话了，商量了一下，就凑钱给欧阳夫人买了一个。然而欧阳夫人接着就把这个丫环送给了其他人。
曾国藩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僚，他其实完全有机会让自己的家庭富裕起来，但他没有。实际上，曾国藩是有意这样的，因为他有这样一个信念，这就是居家之道，不可多有余财。
居家之道 不可多有余财
可怜天下父母心，做父母的，没有不希望儿女过得比自己好的，也都想给儿女们能留些什么。有的留钱，有的留权，有的留名。曾国藩是一个十分有远见的人，他认为做父母的，要想儿女真正有出息，就不应该给儿女留下太多的银钱。他说：儿子如果有出息，那么不靠我的宦囊，也能自己挣饭吃；儿子如果没有出息，那么多积一钱，他就会多造一孽，以后淫佚作恶，一定会大大玷污我家的名声。所以我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也决不肯留银钱给后人。
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说：做官的人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们自己明白不能依靠长辈，一天不勤劳就会有饥寒之患，这样子弟们就会渐渐勤劳，知道要想办法自立了。
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他告诫说：银钱田产，最容易助长人的骄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也断不可买田，你们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有饭吃。
曾国藩是一个“阅历数十年，对于人世间的穷通得失思之烂熟”的智者。他总结了一个规律：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他说：“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关系颇大。”因为，钱多就易骄横，就容易奢侈，就容易淫逸，就容易放荡，最后必然导致家败名裂。
终其一生，曾国藩都严格坚持不给子女留余财的原则。他曾经明确规定，嫁女儿的嫁妆，不能超过二百两白银。曾国藩的前三个女儿出嫁，都是按照这个规矩来的。直到第四个女儿出嫁时，欧阳夫人仍然按照这个规矩来办。曾国荃听说这件事以后，不敢相信，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如此。于是再三感叹，以为实在不够，便又赠送了四百两。嫁女如此，娶媳妇亦如此，咸丰十年，他派人送家信和二百两银子回家，以其中的一百两作为曾纪泽的婚事之用，另一百两作为侄儿的婚事之用。那么大的一个官，办个喜事用一百两，确实是太难得了。
在给弟弟的信中，曾国藩有这样一段话：听说林文忠公（即林则徐）三个儿子分家的时候，各人只得六千串钱；林公为总督巡抚二十年，而其家底清寒如此，高风亮节，实不可及。我们这些人做官，就应该效法这样的作风。这，也是曾国藩的心声。
不过，虽然不留钱财给后人，但曾国藩非常重视接济自己的亲戚。曾国藩京为官的时候，曾经从俸禄中省下来的一千两银子寄给了家里。他详细地开了一个单子，说明这一千两银子的用处，其中用四百两是馈赠族人和亲戚的。在给家里的信中，他详细地说明了为什么要拿出接近一半周济亲戚族人：我之所以十分重视馈赠，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家的气运太盛，不能不格外小心，这是持盈保泰的办法。一旦旧债还清，就会好处太全，恐怕反而会盈极生亏。留有债务没有还清，就会感到美中不足，家庭中也就会时时提醒自己了。第二个原因，是家里的亲戚们都很贫困，而且上了年纪，现在不周济他们，他们的日子不知该怎么过呢。家中的债务，虽然现在先不还，以后总是能还上的；馈赠自己的亲友，现在不作，恐怕以后后悔都来不及了。
曾国藩并说，不要说这些赠送是他的主意，而要说是父母和祖父的主张，这样才符合恩出于上的情理。曾国藩的父亲收到信后，认为这是很好的美德，所以完全按照曾国藩所开的单子馈赠了亲友。
曾国藩一生节俭，他去世的时候，也确实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财产。但他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曾家后来人才辈出，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自检】曾国藩的“居家之道，不可多有余财”对你有什么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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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讲 曾国藩的六条齐家格言（下）
上面已经讲过前三条齐家格言，今天讲四、五、六条格言。
盛时常做衰时想 上场当念下场时
对于家族的盛衰、贫富、贵贱之无常，熟悉历史的曾国藩的体会很深刻。曾国藩认为这其中，似乎有冥冥者在主持一样。他曾经感慨地说：天道五十年一变，国运也随之改变，家庭也是如此。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之后，曾家的势力进入了全盛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家人们不免志得意满，无所顾忌起来。像曾国荃不思功成身退，反而百尺竿头，想更进一步；曾国潢在家中置买良田美宅，生活一天比一天奢侈。曾国藩知道这些情况后，深以为忧。同治元年，他写信告诫曾国荃说：我们家目前正处于鼎盛时期，我身居将相之位，沅弟所统领的人马近两万人，季弟所统领的人马有四五千，近世以来，像这样的情况能有几家？沅弟近半年以来，七次拜受国恩，近来以来，像沅弟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太阳上升到最高的时候就会向西偏，月亮圆了以后就会亏缺，我们家现在也是满盈的时候了。
几个月之后，对老九放心不下的曾国藩又写了一封信，嘱咐他说:我想嘱咐你的，只有两句话而已。这就是，兴旺发达的时候要想着衰微的时候，在台上红火的时候要想着下台后冷清的时候。富贵人家，不可不永远牢记这两句话。
他听说曾氏家庙落成，要请省中戏班子来庆贺，深感不安。在给曾国潢的信中，他说：听说家庙落成，将由县城叫省中戏班以志庆。我认为我们家正是在鼎盛之际，这些地方还是以收敛为宜，不要过于张扬。希望弟弟能时时留心。
他还说：凡是官运极盛的时侯，公私之事格外顺手，一倡百和，然而闲话即由此起，怨谤即由此兴。我们兄弟应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
为了保持家运的长久，曾国藩一再要求家中之人切莫忘记以前的贫寒。在给曾国潢的信中，曾国藩说：我们家现在虽然处于鼎盛时期，但不能忘记寒士家的风味。子弟要力戒傲、惰这两个字，戒傲首先就要不能大声喝斥家里的仆人，戒惰首先就要能够早起。我不要忘记当年在蒋市街卖菜蓝子的情景，弟弟你也不要忘记当年在竹山坳里拖车拉碑的情景。昔日的苦况，怎么知道以后不再碰到呢？
早年的时候，曾国藩的祖父、父亲因为家庭拮据，常常利用屋后所种的竹子编织菜蓝到蒋市街出卖。曾国藩小时候，也常常跟着大人到那里赶集，十多岁时，还经常一个人挑着菜蓝子到这里出售。为了养家糊口，曾国潢则经常到竹山坳中帮人拖车拉碑。曾国藩提起旧事，是要弟弟不要忘记过去的贫苦，不要忘了自己的根本。对于曾家的子侄辈，曾国藩更是谆谆叮嘱，唯恐子侄们染上世家子弟的风气而成为败家子。他不断地写家信告诫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才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
官宦子弟的傲慢、富家子弟的奢侈往往会在自己感觉不到中流露出来；要想求得家运绵长，能做到子女没有傲慢的神色，房屋中没有奢侈的物品，也就差不多了。
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也说：世家子弟，最容易犯的就是一奢字傲字。京城中子弟后出问题的，没有不由于奢傲二字的。
在给曾国荃等人的信中，他对后辈的成长表示了忧虑：我们家的小辈们，从来没有见过什么是艰苦，眼光大，口气大，一生下来就使唤下人，习惯成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我深深地感到忧虑。
他在日记中曾经对兴家之道与败家之道做了详细的比较。认为，骄、奢、轻、傲，都与“厚”字相反，是败家之端。他分析说：大约兴家之道，不外乎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事，败家则恰恰于此相反。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这就是所谓骄；由骄字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这都是从骄字生出来的弊端。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侥幸地做了大官，于是就忘了自己的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于子弟仿效其骄而不觉。
他一再教导子侄辈，一定要不仗父辈权势，力戒傲慢奢之习气，保持寒士的本色。他说：我们家的子侄要半耕半读，不要有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让下人做倒水添茶等事情。各种事情要亲自去做，这样才不会忘本。
他并说，这是“至要至要，千嘱万嘱!”他听说家里很多人都坐着四抬大轿出门，甚至儿子曾纪泽也坐，非常生气，说这断断不可，专门给主持家务的弟弟曾国潢写信，要他严加管教，并说“以此类推，凡事都应当抱着谨慎俭朴的原则。”
同治五年，曾国藩兄弟均已封爵开府，门庭极盛。此时的曾国藩头脑仍然十分冷静，认为这样的日子并不会永远保持下去。他说：凡是家道可以长久的，不是依靠一时的官位，而是依靠长远的家规；不是依靠一两个人的突然发达，而是依靠大家的共同维持。
曾国藩这个人真是很清醒的。他从一个农家的子弟做到了位极人臣的大官，但这样的改变并没有使他的心态失去平衡。有多少人有了官，有了钱，就忘乎所以，骄、奢二气，也就随之而来，包括后代也因此而觉得高人一等，因此也就总是摆脱不了骤兴骤衰、暴起暴跌的怪圈。曾国藩的许多话，因此也就是很值得三思的。
官宦人家 不要干涉地方公事
在封建社会中，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去。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有很多同乡去找他办事，一旦找他，大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他也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不能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二十五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他说：凡是乡绅干预公事，地方官没有不非常痛恨的。无论是有理无理，如果不是自己的事，都不宜参与。地方官表面上应酬，内心里一定十分看不起你。
曾国藩叔舅较多，其中不乏仗势欺人者。有一次，曾国藩的弟弟来信提到了丹阁叔以曾国藩父亲的名义帮人打官司一事，曾国藩深深地为 “丹阁叔近来全不讲品行”而感到忧虑。曾国藩的父亲很理解曾国藩的心理，将丹阁叔呼来训斥了一通，直到他认错为止。
曾国藩的弟弟中，曾国潢一直在湘乡老家主持家务。同治年间，曾国藩兄弟权势已经达到了顶峰，正是在这样的时间，曾国藩更担心弟弟做出不妥之事。在给曾国潢的信中，曾国藩告诫他，对本县的父母官，要采取不亲不疏的交往原则，他说：我们家对于本县的父母官，不必非要说他们的好话，也不可竭力诋毁人家。与他们相处，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
他并详细说：他有红白喜事，我们家一定要到；他有公事，需要绅士出来出力的，我们家不挑头，也不躲避；他于前后任的交代，上司衙门的请托，则我们家丝毫不可与闻。
在此后的一封信中他又呆嘱曾国潢说：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希望你千万要铭记在心。
【忠告】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到四月初四日十天之内，他又连续致信给曾国潢，要求他不要干预公事：冯树堂劝弟不必到省里去，这是金石之言，希望弟弟一定要听。不但不要到省管闲事，即家门口的事也不要掺乎。人家对我说“你老弟”如何如何，这“你老弟”三个字可是很不容易担当的，动不动就会惹人议论，生出谣言。此时家门极盛，处处都行得通。一旦失势，炎凉之态处处使人难堪。故不如预为之地，不见不闻才好。
这无疑是推心置腹之言。这是聪明的人的做法。
当然，约束家人不干预地方公事，并不是不给子弟以锻炼才能的机会。相反，对于自己的子弟，曾国藩总是找机会让他们得到历练。这种机会，包括写作公文、迎送宾客等。曾纪泽在身边的时候，曾国藩写给朋友的信，往往是自己先写一个提纲，然后交给纪泽写初稿，而后自己修改，最后再交给纪泽抄一遍后寄出，这样纪泽的文字工夫很快就提高了很多。曾国藩有一些来往，也往往让纪泽作陪，学习待人接物的道理。所以曾纪泽的成长也很快。由此可见，不干预地方的公事，跟给子弟以锻炼才能的机会并不矛盾。
【自检】你的家人有干预地方公事的情况吗？你认为这会有什么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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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势欺人是败家之道
在封建社会里，一家中出了个有权有势的，家里的人不免要仗势欺人。曾国藩在这方面非常注意。尤其是家里与其他人发生纠纷的时候，更是让家里以谦退为怀。
有一次曾家相中了一块风水宝地，准备将先人改葬在这里。不想另一家也看中了这块地，两家于是就争了起来。曾家的人便写信给曾国藩，让他出面摆平这件事。然而曾国藩却写信劝家里人放弃这块地。他说，不是我不想要这块地，如果这块地经过争执之后才到了我们家里，就没有什么吉祥可言了。改葬先人是求得福气，这样与人争执，哪里有什么福气可言？先人改葬在那里，也不会心安的。在他的坚持下，曾家主动让出了这块地。
还有一次，曾家中建了一座新宅，为了地界的事情与邻居家发生了争执，将官司打到了湘乡县。曾国潢将此事写信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之后，立即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一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首诗，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一位大学士做的。曾国藩将这首诗转送给家里人，就是要教给家人以宽容为怀。他的家人于是将地退缩了三尺。曾家的这一举动也感动了邻居，邻居见自家的地方确实方便曾家，便也让它三尺又何妨，将地方转让给了曾家。
尽管曾国藩家教很严，但他的家人中不免还是有一些不听教导的。尤其是他的四弟曾国潢，更是在家乡里依仗权势，飞扬跋扈。
湘乡有一座桥叫定胜桥，这座桥是嘉庆年间一位名叫王佐的人独自出资修的，到了咸丰年间，因为时间太长，桥已经塌了，王佐的后人王友交出面，由王氏家族出资，将这座桥进行了重修。桥修了两年，最后终于修成了。修成之后举行试桥庆典，也就是由一个人先走过去。原来计划请曾国潢，结果议论之声四起，有人说“将相之家，不一之一会屈身来试桥的”，有的说“姓王的修桥，为什么却要姓曾的来试呢？”王友交便决定自己试桥，结果刚一试完，曾国潢就来了，他见王友交已经试了桥，十分恼怒，顿时怀恨在心。
不久，太平军打了过来，县令让县里的人组织团练，并推王友交为首，王友交因为重病在身，不能应命。曾国潢就乘机发泄宿怨，诬告王友交通匪。他命人用绳索将王友交捆在马尾上，然后策马狂奔，王被拖得血肉模糊，惨死在曾国潢的手下。
曾国潢报复王友交的事情传开后，乡民十分愤怒，大家集资推动王姓上京告状。曾国藩闻讯后也十分恼火，寄了一根绳子，一把剃刀回家，让他自杀。只是后来有人从中斡旋，王姓放弃了告状，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同治年间，湖南的民间会党组织哥老会势力很大，特别是在曾国藩的老家湘乡，原来参加湘军的人很多，这些些人退伍之后，无事可干，就纷纷参加哥老会。曾国潢在家乡里以剿杀哥老会为名，凡是地方上有他憎恶的人，他就捆到县府里，说是哥老会，要求杀掉。曾家势力很大，凡是他送去的人，县里不敢不从，有时曾国潢送去五六十人，也很难有几个可以生还的。当时的湘乡县令是个信佛，佛教讲究不杀生，每当曾国潢送人来的时候，不答应吧，害怕曾家的权势；答应吧，又要受良心的折磨。所以每当接受曾国潢送来的人，都要号啕大哭，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哭，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曾国潢在家乡为人所恨，曾国藩都听说了，他多次警告曾国潢不要作恶，但收效甚微。后来曾国藩回家的时候，听说曾国潢还是这样，很生气，趁曾国潢睡午觉的时候，用锥子猛刺曾国潢的大腿，曾国潢大喊：“疼死我了！”曾国藩质问他：“我只用锥子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此后曾国潢果然大为收敛，在待人接物的态度上也好了很多。
曾国藩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观《汉书》霍光传，知大家所以速败之故。”霍光是霍去病的异母弟弟，他的外孙女儿被立为皇后，霍光以皇后外祖父的身份专制朝政，权力非常大，甚至谁当天子都由他说了算。霍氏家族在朝廷中势力也很大。霍光的儿子霍禹和他哥哥的孙子霍云是中郎将，他哥哥的另一个孙子霍山掌握着兵权，他的两个女婿分别是东宫、西宫的卫尉，霍氏家族的其他子弟、女婿之类也都有相当的职务。霍光死了以后，霍禹成了右将军，霍山掌握了代理尚书的职务。然而霍氏一门，奢侈无度，终于盛极面衰，结果，霍云、霍山自杀，霍禹等人则被处以腰斩之刑，因为受霍氏家庭牵连而被灭族的有几十家。
曾国藩从历史上大家族尤其是官宦之家兴衰的历史中，得出了“不旋踵而败”的结论。这个结论也许是很残酷的，但对于领导者来说，未尝不是一个警钟。大凡创业者都经历过一个艰苦的过程，所以深知家业来之不易，但下一代自幼生活于富贵之中，见惯了大排场，没有了吃苦的意识，而骄，而奢，而淫，而佚，而无恶不作，于是到了这一步，也就离败家不远了。这几乎成了官宦之家的规律。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月满则亏，日中则斜。齐家之道，同样也是如此。如何对待权位和富贵，也就成了一个为官者家族命运的关键。曾国藩在曾氏家族最兴盛的时候，就提出了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提出不要干涉地方的公事，提出仗势欺人是败家之道。这无疑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也是非常明智的持家之道。曾氏家族后来长盛不衰，每一代都有杰出的人才出现，象曾纪泽成了杰出的外交家，曾纪鸿在数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曾广钧是著名的诗人，这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曾国藩的这些家训。如何治家，也是今天的领导者所面临的大问题。因此，曾国藩的家训，也就很值得我们三思。
【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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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讲 曾国藩的修身艺术
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的性格，受他的祖父曾玉屏和他的母亲江氏的影响很大。曾玉屏常对家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这句话对曾国藩影响很大，做了两江总督之后，他还以祖父的这句话教自己的弟弟，并认为“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他说：“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教需要有这两个字贯注于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都是从“倔强”两个字中做出。我们兄弟受母亲的性格影响，好处也正在于倔强。
【忠告】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的倔强性格，在他最初出来带兵的时候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是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出来带兵的，没有地盘，无粮饷，事事仰给于人。偏偏曾国藩又是勇于任事之人，因而与地方官员势同水火，屡屡发生冲突。加上初期与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败，更是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然而在与官场政敌和与太平天国的双重博斗中，他却养成了一种咬牙立志、不肯认输的脾气。他自己将之称之为“打脱牙，和血吞”的“挺”字功夫。他曾经夫子自道说：李申夫曾经说我与人怄气从来不说出，而是特别能忍耐，一步步寻求自强之道，因而引用俗话说：好汉打掉了牙，和血吞下去。这正是我咬牙立志的诀窍。我曾经被京城中的权贵所唾骂，被长沙官场所唾骂，被江西官场所唾骂，也经历过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被打掉牙的时候多了，没有一次不是连血一块吞下去的。
又说：我办理湘军水师，一败于靖港，再败于湖口，将士们都愿意离开水师而做陆军。但我咬紧牙关将局面维持了下来，而后终于有了重振的机会。安庆没有合围的时候，祁门大营十分危急，黄德的局势也很危险，大家都建议我撤安庆之围，以支援祁门、黄德，但我咬紧牙关不撤，终于打下了安庆。至于南京是一个方圆百里的大城，易守难攻，我却以孤军将南京围了起来，大家都说恐怕要蹈前面清军的覆辙了，然而咬着牙坚持下来，最后竟然立了大功。
通过这些经历，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凡是做事，没有志气是不行的，没有倔强的性格也是不行的。★艰难困苦，正是上天要将你磨练成英雄的好机会。★天下的事情，如果真能够坚忍不懈，总是可以有志者事竟成的。★天下事只在于人如何去做，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自然会有路走。他甚至还说自己要写一部“挺经”，将自己的体会教给后人。对于自己的倔强，曾国藩十分自负。有一次当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说起李鸿章“遇到事机不顺的时候，不能一定像曾国藩一样坚韧的时候，曾国藩立即非常得意地说：我死了以后，应当谥为文韧公，这是邵位西说的，足下知道吗？
【自检】你是如何区别“倔强”与“刚愎自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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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倔强并不是刚愎自用。关于这一点，曾国藩说得很清楚：倔强之气是绝对不能没有的。但倔强与刚愎自用有根本的区别。古人说：自胜谓之强。像不习惯于早起，而强迫自己不到天明就起；不惯于庄重严肃，而强迫自己坐在那里；不习惯于劳苦，而强迫自己与士卒同甘共苦。这就是倔强。非要压过别人，这就是刚愎自用。二者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实际上有根本的差别，不可以不分别，不可以不注意。
【忠告】倔强并不是刚愎自用
所以曾国藩强调，“强”字必须以“明”字为基础。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强”字原是美德，我以前寄信也说“明强”二字断不可少。只是“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才会有始有终。如果全不明白，一味蛮横，等到别人折之以道理，证之以后效，又重新俯首认输，这就是前强而后弱。这就是京城所说的瞎闹。
担当大事，全在于明、强这两个字。所有的事，没有志气和刚强都是无法成功的。即使是修身齐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难禁风浪”这四个字说得很好，我把它再送给你。自古以来，豪杰之士都以这四个字为大忌。我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个字为大耻。所以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之气。
【忠告】“强”字须从“明”字做出
什么是“明”?就是要明于事，明于理，明于人，明于己。曾国藩曾经有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
办事要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两种，一种叫高明，一种叫精明。同一个地方，只有登上高山的人才看得遥远，只有登上城墙的人才觉得空旷，这就是高明。同一件东西，凭空估计不如用秤称的准确，用眼打量不如用尺量的准确，这就是精明。
以明为基础的倔强，其实就是一种定见，是一种看清问题后坚持到底的决心。李瀚章曾经说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摇。”曾国藩自己也常说，办事“不要固执己见，也不要轻易听从别人的言论。必须确实看清了利害所在，尔后再放弃自己的意见。”所以倔强的表现之一就是要有定见。
【忠告】看清问题之后要坚持到底
同时，倔强与谦退也不是矛盾的。曾国藩说：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了则成不事，太刚了则就会折断。刚并不是指的蛮横，敢于进取而已；柔并不是指的卑弱，虚心谦让而已。
【忠告】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
他还说：知道自己的过失，就立即自己承认，自己改正，而没有丝毫的掩饰之心，这是最难的事情。豪杰之所以成为豪杰，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就是在这些地方光明磊落，超出常人。
的确，勇于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同样也需要倔强之气，同样是豪杰的作为。
【评论】美国总统柯立芝曾经写道：“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取代毅力。才干也不可以——怀才不遇者比比皆是，一事无成的天才也到处可见；教育也不可以——世界上充斥着学而无用、学非所用的人；只有毅力和决心，才能无往而不胜。”此话有理。
过人的毅力是曾国藩最突出的品格。他的“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他的“打脱牙、和血吞”，他的咬牙立志、不甘失败，他的历尽千难万苦而不改其志，都是超出一般人的。他的成功之处，也正在这里。
【自检】请你回答下列问题：
问题
回答
①如何理解曾国藩所说的“倔强”？
②如何做到倔强？
③对照曾国藩所说的“以懦弱无刚为耻”，你认为自己的性格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少年当有狂者进取之趣
人的潜力是很大的，但每一个成功的人，都离不开积极进取的精神。曾国藩从自己一生的成败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凡人才的高下，是由其志趣所决定的。志向、趣味低下的人，安于现状，囿于世俗的陋见，必然越来越低贱污劣；而志向和趣味高尚的人，向往先贤的辉煌事功，因此也就一天比一天高明。这就像远行一样：如果愧奋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那么就会走得很远也不觉得累；如果糊里糊涂，没有追求，那么近处也是可以度日的，又何必远行百里之外呢？他认为人只要立志，那么圣贤豪杰的事业都是可以做到的：
人只要能自已立志，那么圣贤豪杰，什么事业做不成？何必借助于人。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那么日夜孜孜不倦，惟孔孟之道是学，别人谁还挡住我呢？若自己不立志，那么虽然每天都与尧舜禹汤这些大圣大贤一起，也不过是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对我又会有什么帮助呢？
所以他对于有进取精神的人十分重视，认为“少年不要怕丢丑，必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进取，以后年龄大了就更不肯了。”
曾国藩6岁的时候开始随父亲读书，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功名之心特别强烈的人，受家庭的熏陶，曾国藩自幼也对自己的前程充满了自信，“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有着极其强烈的进取精神。他22岁考取了秀才，23岁又考取了举人。虽然接着的两次参加在京城的会试都落第了，但他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第三次会试，曾国藩终于天遂人愿，中了进士，在朝考中又列为一等三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科举考试的顺利更加坚定了他锐意进取的意识，他原来名子城，字居武，中进士后，改名为“国藩”，意为国之藩篱的意思。他进入京城做官之后，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他也说：“君子立志，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并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四语铭于座右，用来鞭策自己努力进取。
一个以做庸人而自乐的人，注定永远只能是一个凡夫俗子；只有那些有着远大志向而又脚踏实地的人，才会有更大的成功机率。年轻时的曾国藩，大致可以用“自命不凡”四个字来概括。但也正是这种对自己非同凡俗的期许与定力，使得曾国藩表现出了强烈的进取精神。后来曾国藩在总结自己的经验的时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古人说“服了金丹，就可以换骨成仙”，我认为一个人的志向就是他的金丹。确实，他一生的“事业”，与他的志向、抱负和进取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有恒是人生的第一美德
曾国藩是一个有很高的抱负的人，但人仅有抱负，没有实现抱负的意志，同样也是不行的。为了磨砺自己的志向，曾国藩曾两次改名。曾国藩乳名宽一，名子城，字伯涵。20岁后，曾国藩给自己改号为涤生。他在日记中说：“涤，就是洗涤自己以前身上的缺点；生，就是要取袁了凡的话：从前种种，譬如昨天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曾国藩改号涤生，说明他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自律意识的人。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不停地磨砺自己的志向，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的灵魂的严厉审判者，是自己的欲望的无情拷问者，他的一生，始终在对自己的肉体和心灵进行永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
【忠告】修养需要很强的自律意识
曾国藩入了翰林之后，又将自己原来的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并做五句箴言以自砺：★ 立志。立下远大的志向；★ 居敬。时刻不要放纵自己；★ 主静。保持心灵的平静；★ 谨言。说话要谨慎；★ 有恒。有恒心，铢积寸累，自然成功
从道光十九年起，他开始写日记，将自己每天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一一记录下来，并时时刻刻检讨自己的不足之处。他的日记，后来虽然略曾间断，但时间不多；从咸丰八年六月起，就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
不过，这个改易品性的过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曾国藩也曾经是一个普通人，年轻的时候也有浮躁的毛病，京城之中，同僚朋友的往来吃请、征逐饮宴又几乎无日不有，因而他的改易品性，经过了不知多少次的反复。打开他早年的日记，他几乎每天都在检讨自己发誓要“立志自新，重起炉冶”，与以前的自己“痛与血战一番”。
正是在这种破坏自己的誓言与重新立志的不断较量中，曾国藩逐渐一步步地战胜了自己，并培养出了苦行僧一般的自律精神和坚忍强毅的意志力。他后来出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与朝廷、与地方官、与太平军多方周旋，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屡遭拂逆，但他靠着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艰苦支撑，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是得力于他在这一时期的陶冶。他进入垂暮之年的时候，一次，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跟他聊天，总结他的成功经验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老师的功劳绝不限于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上。一般人都知道老师用人、治军、筹饷、整饰吏治等各方面很有成就，其实这些都是皮相之论。我跟随老师多年，认为老师有两项功夫为常人所不及。这也是老师能够成功的地方。一是“不管有什么事情发生，都是岿然不动心”，二是“饮食起居，都有一定的规矩，几十年如一日”。这两件事是一般人所绝对做不到的。赵烈文又发挥说：老师之所以成功，在于精神力量坚卓。曾国藩对于赵烈文的分析深以为然。无独有偶，梁启超对于曾国藩的自拔于流俗，也十分感慨，认为曾国藩一生事业，即基于此。他说：
凡自古以来能成大事的，一定是自制之力很强的人。西方人不必说，古人不必说，请让我们看看最近的人物。曾国藩自少年时候就有吸烟及晚起的毛病，后来决心戒烟，开始的时候烟瘾十分顽强，无法克服；而曾国藩视之如大敌，一定要拔其根株而后已。他此后能镇压太平天国，正与他能够克服了十几年的积习是同一精神。从普通人的眼光来看，岂不以为区区小节，无关大礼吗？而不知道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在是人生品格的第一大事。善于观察人的，每每于这些地方体现出观察人的眼力。
【自检】
问题
回答
问题①你是否有过改易品性、战胜自我的经历?
你的经历：
问题②经过你的一番努力，就效如何?
成效：
问题③通过学习曾国藩的修身艺术，你有何体会?
体会：
【总结】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说白了，就是一种智慧。而这种智慧，主要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悟透了中国文化的人，他的为人行事，也无不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影响。他的以天下为己任，明显体现出儒生的进取精神；他的“花未全开月未圆”、“晚场善退”，明显体现出道家的影响；他的治乱世用重典，学的是所谓的“申商之术”，他的俭以奉身、勤以治事，则明显体现出的是墨家的影响。儒、道、法、墨四家的思想，在曾国藩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曾国藩就是传统文化的化身。他非常善于将性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贯通，他讲究人生理想，讲求精神境界，讲求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他的反省内求，日新又新，磨砺意志，勤俭刻苦，力戒虚骄，以恒为本等修身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他以一介儒生，居然将燃烧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的烈火给扑灭了下去，这其中自然也有他成功的经验。曾国藩是一个理学家，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但又绝对不是一个书呆子。毛泽东曾经说：“吾于近人，独服曾国藩。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设使易以他人，岂能若是？”陈毅元帅也说过：“曾国藩用兵很有一套，在军事上很值得研究。”其实何止是军事，曾国藩为官一生，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追求（当然他的“天下”毕竟是清王朝的“天下”），他的忧患意识，他的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精神，他对子弟、子女的教育方法，他在逆境之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尤其是曾国藩是一个很善于概括的人，他在不经意中留下的许多话，充满了哲理性，可以说既是他为官一生的经验总结，也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深厚之所在。这些话，完全是可以当作格言来读的。毛泽东在论述如何继承传统时提出了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于曾国藩，我们同样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
曾国藩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他的局限，他有他的缺点。他的彷徨，他的郁闷，他的内心矛盾，他的焦虑紧张，都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三次自杀，他屡战屡败，他是在不他断地与自我作战的历程中一步步地完成他的“功业”的。他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出于那坚韧不拔的精神。梁启超在评价曾国藩时曾有过一段非常精譬的话。我们就以这段话，来为我们的这个专题打一个结。梁启超说：
曾国藩并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著名人物中，他可以说是最不聪明的一个。他的一生，也一直在逆境之中，然而他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了古人所说的三不朽的境界，他的成就震古烁今，没有一个人能跟他，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一生得力的地方，在于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尽百千险阻而不屈服；他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心得体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忠告】 不要以出身、资历来衡量人
主讲人简介：史林，历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清史及曾国藩研究专家。整理出版曾国藩《挺经》，著有《曾国藩成大事的九九方略》、《曾国藩大传》等著作。另著《清通鉴》获中国图书奖。编写国家21世纪高等院校重点教材《中国历史》清代部分。
宫玉振，军事学博士，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传
统战略思想研究。著有《书剑飘逸：中国的兵家与兵学》、《曾胡治兵语录评价》、《白话三略》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压力及预防性压力管理
对于压力的理解
在当今的组织中，惟一可以确定的便是“不断的变化”。变化已经成为行业的标准，各类组织别无选择，只有不断创新和更快地进行重组，组织才会充满活力。自然，压力也由此而生。因而，在未来的商业活动中，成功与否更多地需要依靠人们能否积极地应对变化所带来的压力。
那么什么是压力呢？调查显示，对超过90%的人来说，“压力”是与失落以及非常不愉快的经历相关的。比如：繁重的工作、冲突、心脏病、敌对情绪等等。但是压力并不是绝对消极的。实际上，压力可以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它可以激发你的创造力，让你在工作中更加出色。在充满鼓励的环境中，经常面对可控制的压力，能增强你抵抗压力的能力，而且还使大脑和身体保持最佳状态。
只认定压力是消极的想法是非常有害的，因为这的确增加了压力产生消极影响的机会。这种消极影响既有生理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所以，压力处理得好，它会是一个完美的、令人兴奋的朋友；处理不好，它会是一个令你颓废的敌人。
压力的两重性
图1　 压力对个人的影响
如图1所示，横轴代表要求，这种要求既有生活和工作施加的，也有自己给自己施加的。纵轴代表着自己在压力之下的表现。整个坐标图是用来衡量人的适应能力的。可以看出：要求决定了一个人将在曲线的哪段起作用，相同的要求对某个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激励和挑战，因为它们可以让这个人在自己曲线的最高点处发挥作用，而对另外一个人而言就可能压垮他。
1．积极压力
图2　 积极压力
如图2所示，在顶点左右的一段区间内，你所面对的是积极的压力。顶点本身代表了超越单纯快乐的一种境界。在这种情况下，适应力符合这条曲线的人能够发挥最大作用。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给自己设定的要求，或者你所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给你施加的要求，正好与你的能力在同一水平线上。因此，你的表现就会很优秀，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会很高兴。你的身体状况也为行动作好了全部准备。在这个阶段，更多的要求甚至可以增加你的快乐和满足感。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阶段，要求增加的越多，你的表现就越出色。
实际上，在这个区域你并非一直都能发挥最大的能力，具体的要看距离曲线的右侧有多远。但是在这个阶段，不论做什么，即使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你也能从中得到乐趣。
2．消极压力
人类天生就能应付压力，甚至应对巨大的压力，只要压力持续的时间不是太长。因为如果压力太大，尤其是又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么即使是最坚强的人，适应能力也会消耗殆尽的。让适应力增强的不是压力本身，而是由压力到恢复、由压力到放松的轮流交替。
Æ消极压力的第一种形态
图3　 消极压力的第一种形态
如果压力持续的时间过长，工作的效率便开始降低，曲线开始向右侧下降，这表示你将开始经历消极压力的第一种形态。
在下降刚开始的阶段，你会觉得要求成为一种重负。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你的表现不够优秀。你此时的表现仍然和快乐阶段的表现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不同的是你已无法享受工作的快乐。
在这个阶段提高要求很可能导致你表现得更差。当越过顶点，要求继续增多，这些要求就渐渐成为一种真正的负担，直到最后，压力就会威胁你的心理和生理健康。
Æ消极压力的第二种形态
图4　 消极压力的第二种形态
当要求过低，与你的能力相差太远时，你的表现也会很糟糕。在这种情况下的曲线开始向左侧下降，这意味着你没有完全展现出自己的能力。这是消极压力的第二种形态。
消极压力的第二种形态通常也会让你感觉不舒服。在左侧曲线的第一阶段，你会感到厌烦。这可能导致你的表现还不如某个能力稍差的人——即使对那个人来说，这样的要求仍然有挑战性。
而随着曲线继续向左侧滑动，要求距离你的能力越来越远。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被剥夺了发挥能力的权利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变得无所事事起来。这种消极压力对一个人发展的影响是致命的。
预防性压力管理
对于成功的压力管理而言，首先要求正确地理解压力这种现象。个人对压力的控制程度在很大范围内决定了他的健康和能力。完全避免压力是不可能的，即使试图避免也是不明智的，因为那样将会失去学习和提高的最重要的机会。
预防性管理的方法应该是压力管理的最基本目标，不管是处理个人还是公司的事务，预防总比补救要好得多。预防性个人压力管理的目标不仅是让你的状态保持在适应力曲线的上部，而且要确保适应力曲线一直够高、够宽。
预防性个人压力管理的基本目标就是要确保：首先，你一直生活在你的曲线的顶部；其次，你的适应力要能经常经受最大压力。从另一角度来说，预防性个人压力管理的目标不仅是消除不必要的压力来源，而且要不断加强你从挫折中振作起来的能力，或者是不断增强你个人的适应能力。
预防性压力管理的一个重要做法是增加积极压力。增加积极压力的最有效方法是改变你的工作重点、工作环境及个人生活。然而，许多压力是源于工作、与人相处以及生活本身的。你无法改变或者避免。但你能做的是学会更好地处理它们，减少消极压力，或者是把它变为积极压力。
经理人压力管理的技巧
对一位经理人而言，压力管理有三部分：自身压力的管理，工作环境的管理，以及下属压力的管理。经理人压力管理的起点是个人压力管理。经理人进行压力管理时，主要应做到三点：一是注意自身的压力信号，二是注重下属的压力征兆，三是创造宽松的氛围。
1．注意自身的压力信号
作为经理人应该明白：一旦压力产生消极作用，一旦处于曲线的错误阶段，那么要求就会变成负担，而身体和意识就会发出警告信号。
当然这些信号并不一定是有害的或者危险的。你可以把它们看成一种征兆，它表明你没有发挥或者已经超越了自己能力的极限。但是，如果这些信号不断地或者经常地出现，那就不是什么好兆头了，这时就需要认真地对待这些信号。
压力信号主要分为两种：预警信号和警报信号。预警信号可以看成是一种征兆，预示着自己没有发挥或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极限了。但警报信号则表明经理人必须要认真对待这些信号，并注意调节自己的生活状态，因为你的身体已经要出问题了。
表1　 预警信号和警报信号
预警信号
警报信号
情感
方面
不满，急躁，没有安全感，有敌对情绪，无精打采，缺少动力，激动，易怒，忧虑，神经过敏，产生虚的感觉，觉得自己很失败，对未来感到焦虑
情绪不稳定，沮丧，冷漠，焦虑，偏执，筋疲力尽，经常感到绝望，迷失自我，没有自信，空虚
生理
方面
心悸，胸部疼痛，眩晕，出汗，体重下降/增加，气短，尿频，头痛，腹泻，消化不良，出虚汗，胃肠道疼痛，失眠或睡得太久，烦乱，紧张，头痛，背痛，四肢僵硬，发抖，抽搐，肌肉疼痛，颈肩僵硬，疲劳
长期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长期感到疲劳，体重迅速下降/增加
智力
方面
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健忘，缺乏灵感，白日梦，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缺乏综合思维能力，不停地担忧，犹豫不决
迷乱，判断错误，患上强迫观念症，丧失做决定的能力
行为
方面
无法发挥自己的全部能力，易冲动，拘谨，不合群，抽烟，喝酒，暴饮暴食，使用镇静剂，服用安眠药
酗酒，旷工，经常出事故，有危险的行为，服用兴奋剂，长期愤世嫉俗，偷窃，抵制行为
有时这些信号本身也会成为一种问题。尽管它们是因为压力而产生的，但它们也可能增加或导致新的压力。那样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由压力造成的这些征兆反过来产生了更大的压力。比如，你由于压力而变得暴躁不安，这可能会引起别人的反感，从而给你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
2．注重下属的压力征兆
在消积压力下，人的一些高级智力活动，比如综合、抽象、融合能力会受到损害。反过来，这不仅让逻辑思维能力下降，而且破坏创造力，消极压力对智力功能的破坏性影响将持续更长的时间。
而在消极压力下，当高级智力功能已经遭到破坏时，仍要做出决定，则这些决定很有可能不是明智的。因此，长期承受压力的雇员对公司来说是一种损失，即使不给公司制造危险因素，他们不久也会病休回家。这正是经理人应该察觉和处理好下属面临的消极压力的原因。
如果经理人警惕性不高，而且要求已变成压力甚至负担的时候，那么下属可能早已到了压力曲线的底部了，那就很难让他们恢复到良好和高效的状态了。
【自检】
同一公司、部门或者团队的老板和其下属面对同样的压力时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经理可能处在自己曲线的上升阶段，而下属已经越过了他们曲线的顶点。更多的工作会让经理快乐并且效率提高，但是对下属而言，会降低他们的效率，破坏他们的良好状态。这是在公司中经常出现的现象，你认为经理人在接受新任务时应该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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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参考答案1
3．创造宽松氛围
经理人应该有敏锐的观察力，并且要创造一种宽松的氛围，让那些对压力敏感的人敢于直言。因为如果你抵御压力的能力很强，那么你也很可能对变化的发生不够敏感。这意味着你正在冒风险——直到不受欢迎的变化已经无法改变时你才感觉到它们的存在。
然而，在你的团队中大多数平庸的雇员对压力的敏感性比你强，他们可以作为预警系统。由于他们能更早地察觉环境的改变，因而更早、更经常地感到紧张。当整个团队承受的压力超过了极限时，他们会比其他人较早地表现出征兆。
可是，他们主要的优势在于他们能在变化很小、很容易改正时就发现那些不受欢迎的变化。但是他们却很难形成自己的观点，因为当他们察觉到变化时，这些变化并没有被其他人所注意，因此他们很难将自己的直觉表述得富有逻辑并且令人信服。因此，作为经理人就要为这些人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如果公司内的气氛是激烈的竞争或是充满不信任感，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宝贵的、及时的洞察力就会丢失掉。
压力天平
压力天平的构成
图5　 压力天平
当你的适应力和环境对你的要求达到平衡时，你的表现最好，或者说你处于曲线的顶点。当你或者家庭和工作环境施加的要求超过你适应力的承受范围时，天平就会向右侧倾斜，压力就开始出现。反过来，当你能够应付更多的要求，或者你的能力超过了要求，并且适应力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时，天平就会向左侧倾斜，你会有种失落感。
为了找到天平倾斜的原因，应该检查一下两边托盘上的东西，即适应力和要求是什么？
1．心理砝码
在适应力托盘上有块心理砝码。这块砝码包含那些心理的、遗传的和其他不可改变的品质，比如智力、性格（外向或者内向）。但是，随着你的成长，这块心理砝码不断增加重量。你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训，日常经历或者工作经验都会让这块适应力托盘上的心理砝码增加重量。
就心理砝码而言，你无法改变它固有的成份，但你可以日复一日地影响它的其他部分。比如，通过训练你可以改变压力状态下的思维方式，或者用另一种态度去面对压力，这些都可以成为心理砝码，从而提高你的适应能力。此外，生活中可能会出现特殊的情感伤害，这将削弱你的心理承受力。
工作难度是首要的决定因素。不要认为这些要求只是为团队中的高层人士准备的。我们应该考虑到：大部分工作对智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例如现在很少说“工人”，而改称为“操作员”。影响它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工作对情感的冲击。所有需对他人负较高责任的工作，比如护理职业，都是需要高度耐性和技巧的。在这些人中，频繁地发生劳累过度一点都不令人吃惊。最近，这种现象也已出现在其他行业中，比如教师、警察、牧师和经理等。
2．生理砝码
在压力天平中有一部分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你的生理状况：体型、身高、生成胆固醇的方式或者残疾。但是，同样也有可以后天获得的部分。这部分因素随着时间而不断增加、改变，它们主要由你的生活方式所决定。
个人的生活方式对适应力的影响巨大。其中一些决定性的因素是：体育锻炼、休息、健康的饮食习惯、不抽烟、饮酒适量、健康的睡眠习惯、合理安排时间和清晰的主次感。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你的责任心和控制力所及的范围。
【案例】
现代女性可以清晰表明生活方式对适应力的影响。统计数据表明，女性比男性寿命长。这不仅是因为女性在生理上对某些“压力疾病”的抵抗力较强和生活方式更健康，而且她们也更容易发泄压力，因为她们能更快、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如果女性采取男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如果她们抽烟的话，她们便会失去许多抵抗压力的先天优势。生活方式上的这种改变对她们的适应力是有害的。因此，你应该仔细分析那些可以激发或者破坏你的适应力的各种生活方式。
3．社会砝码
社会的支持被证明是适应力中最重要的部分，缺少了它，压力托盘中就会增加分量最重的一块砝码。关键在于不仅客观上要存在这种支持，而且你还必须感觉到这种支持的存在。
和他人一起分担你的问题、忧虑以及快乐对你的健康有益。同样，你的适应力中的社会成分主要来自于你从家庭以及工作环境中得到的支持。感觉从家庭和公司中得到足够支持的雇员比起能力相似但得不到或者感觉不到这种支持的雇员，可以应付更多的压力。
从家庭获得的社会支持可能与你在哪种社会环境中出生有关，对于工作中的社会支持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对工作环境的影响可能不如你对工作之外的社交关系的影响那么大，但是也不能低估你在这方面的影响。
在要求这一方面，社会成分包括你作为配偶、搭档、父母、家庭成员或者朋友时应负的责任。至于工作中的社会要求，大多数研究表明消极压力的主要来源与公司有关，准确地说就是公司负有管理的责任。
压力天平的结论
从对压力天平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适应力和施加的要求之间的总平衡是影响平衡的全部相关因素的总和。所以，“要求”一侧某个特定因素的砝码增加，并不一定要由“适应力”另一侧与之相对应的因素增加同样的砝码来补偿。
不仅可以通过提高生理适应力，还可以通过单纯地提高心理和情感适应力来克服一种非常沉重的生理负担；不仅可以通过努力学习或者工作，还可以通过寻求更亲密的社会支持来应对一个时期内沉重的心理或者智力要求。如果正在面对沉重的心理要求，那么照顾好生理健康或许会有所帮助。
从压力天平的分析中能够得出最重要结论是关于压力的三个重要观点，即：一是压力存在于承受者的意识里，二是压力激发人的本能，三是压力并不直接导致疾病，但增加疾病产生的可能性。
1．压力存在于承受者的意识中
在很大程度上，对自己能力的评价决定了适应力一侧的心理成分，而对环境的评价决定了要求一侧的心理成分。一些人把许多自己的反应，特别是把自己的情绪误认为是自发和难以控制。实际上，它们不是由客观环境引发的，而是由于自己的认识所产生的。原则上它们是可以被控制的。
你能够想象自己需要的东西这一事实，意味着你也可以很容易地欺骗自己。这种欺骗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你可以在精神上适应那些客观上有害的、而且确实可以导致压力的环境。你可以使自己相信身边没有什么消极的压力环境，但从客观角度看，这种环境确实有害。第二，在那些无害的环境中，你也可能感觉到紧张，甚至痛苦。问题出在你的头脑中——你的确可以使自己确信身边存在消极的压力环境，尽管从客观角度看它并不存在。
许多压力环境是无法改变的，因为它们可能是工作本身所固有的。然而，这并不表示你在它们面前无能为力。相反，你可以学习换个角度考虑这些压力环境。通过学习从另一角度评价环境，你就可以把消极压力转变为积极压力。这可能是一种较好的解决方法，但是即使它不能完全管用，至少也可减轻压力。
压力最主要的来源，即造成人的适应力与要面对的要求之间不平衡的最主要来源就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一方面，你要对形势进行评估，另一方面，你要对自己应对局势的能力做出评估。因此，人的思维是对付消极压力的最有力武器。
2．压力激发人的本能
心理和社会的压力可以定义为一种被意识到的、环境对你的要求和你的适应力二者之间的不平衡。这种被意识到的不平衡会造成下面两种反应：“我可以应付”或者“我无能为力”。你可能会认为自己能应付这种环境，要么勇敢地战斗，要么得积极地避开挫折。这是一种积极的反应；你也有可能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应付这种局面的能力，所有的努力都是无效的，因此你的反应冷漠而沮丧，这种消极反应是失败和无助的表现。
这两种对环境的不同判断方式导致不同的生理反应。它们激发不同的荷尔蒙系统，从而产生两种不同的表现。被激发的荷尔蒙系统调动你的机体。这样在压力环境下，你就可以最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感觉系统、肌肉组织和大脑。最终，你的感觉系统更加敏锐。
这个系统让你整个机体转变到高速运行状态所需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当你意识到它是多么迅速的时候，你会惊讶不已。但是这种本能的对压力的反应对于现代“脑力”劳动者所面临的压力环境来说远非一种理想状态。为了避免问题的发生，你应该通过良好的压力管理来控制你的本能反应。
3．压力增加疾病产生的可能性
如果你不断地感觉到面临挑战、威胁或者侵犯，从而不停地激发这种荷尔蒙系统，那么你就真有可能产生心血管疾病。而如果你对压力环境的反应长期无效，你的身体就会激发另一种荷尔蒙系统来帮助遭受极大生理和心理创伤的自己存活下来。
然而，不断地感觉到失败、无助或者被淘汰是很危险的，这种危险在于那些分泌的荷尔蒙会抑制你身体的抵抗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种机制，你会变得更容易感染、患上某种癌症和衰老。所以虽然消极压力并不直接导致疾病，但它增加疾病产生的可能性。
如果危险性不大的预警信号被忽视的话，就会经常出现生理疾病。如果在适当的阶段你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你最虚弱的一环已经崩溃，那么仅凭压力管理这种措施可能就不行了，需要进行医疗救治。然而，在药物治疗完成后，压力管理就会再次显出它的重要性，因为它能防止这些问题的重新出现。
【本讲小结】
在未来商业中，成功与否更多地需要依靠人们能否积极地应对变化带来的压力。对于压力，本节有以下观点：压力具有两重性，处理好了是朋友，处理不好是死敌；应该加强预防性压力管理；经理人进行压力管理时，应做到注意自身压力信号、注重下属压力征兆、创造宽松氛围。压力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压力存在于承受者的意识中，积极的压力可以激发人的本能，压力并不直接导致疾病，但是会增加疾病产生的可能性。因此，为了应对压力，应该从自己的心理状态、生理情况和社会支持上寻找适应压力要求的能力。压力并非绝对是消极的，积极的压力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让人在工作中更出色。
压力管理是一项公司责任
很多公司都忌讳承认压力的危害，大多数的经理人也不愿承认自己不能应付压力。在经理们看来，如果连自己的压力都对付不了，又怎么能应付得了整个团队的压力呢？但在现代社会，压力管理确实已经是公司的一项责任了。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作压力的增加
当很多公司想用更少的人做更多事的时候，当重组意味着缩减规模的时候，一些组织就到了不仅要切除脂肪，而且要切除肌肉的地步。这样，随着工作人员的减少而工作质量的要求却增加的时候，每份工作的压力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
压力不仅来自于某一单独的变化，而且还来自于一连串快速且不可避免的变化。面对压力和竞争，任何公司都希望通过改进现有工作方法来提高功效。但任何改变的成功与否说到底还在于如何处理员工对压力的反应。
当员工能够将压力正确地转变为动力的时候，改变就是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进步的契机，而不是成为阻碍公司前进的绊脚石。所以，在工作压力增加的现代社会，处理好压力对员工的影响即管理压力就成为了公司的一项责任，而且是一项关乎公司发展的责任。
2．竞争的需要
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但简单地将一切归于“外部”竞争是无用的。如果一个组织失去了竞争优势，原因往往不在“外部”，而在“内部”。
研究显示，在过去的5年里，对于缺乏人员管理、不考虑员工压力的企业规模缩减来说，每1%的裁员会降低0．29%的利润。
压力管理的目的不仅在于改善员工的健康水平，而且还包括在压力下提高工作效率和健康水平。采用正确的压力管理方式，将压力转化为应对困难的激励，可以增强内部竞争力，而内部竞争力的增强，可以保证组织对外的竞争力。
3．法律义务
现在法律义务也迫使公司将压力管理视为一项公司责任。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起，美国的公司雇员就开始起诉他们的雇主，起诉的理由是“巨大的工作压力使我们变得虚弱”。越来越多的人赢得了类似的官司并获得了赔偿，使得压力管理越来越受重视，并提上了公司的管理议程。此外，一些政府也将预防工作压力作为一种法律义务。
4．人道主义因素
人道主义也要求公司处理好压力问题。落后的压力管理使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一些国家经过计算得出：这种代价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以及医疗费用的50%。仅从医疗费用的角度，压力管理项目就能使美国公司节省了数十亿美元。所以如果每个人都能处理好压力问题，那么整个社会都会受益。
5．提高生产力的需要
正确的压力管理可以将消极的压力转变为积极的压力，至少可以减少消极压力对员工和公司的伤害，从而增强企业的内部竞争力，进而可以提高企业生产力，促进企业成功。
【自检】
请听听一些经理对压力管理的看法。
经理一：如果你想做一名经理，你就必须要应付压力。不能应付压力的人是不应该从商的。就是这么简单。心理学上的那套根本没有用。
经理二：我不否认压力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大问题。但我认为如何处理压力是个人的事。说压力管理是一项公司的责任就太夸张了一点。
经理三：当经理的已经习惯了压力并能很好地处理它。对我们来说这种事是浪费时间。我觉得在我们的组织里，只有弱者才可能受益于压力管理。
结合本节内容，你认为这些经理对于压力管理的共同看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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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参考答案2
增加个人压力的必要条件
作为一名经理，不仅要了解自己在压力曲线上所处的位置，还要了解团队里其他成员在压力曲线上的位置。作为经理人，要明白有的时候，管理者还在向曲线中间位置前进时，而其他人已经到了曲线的极限。在这种情况下，经理也许还乐于接受新的任务，但其他人却会因此而崩溃。
为了提高团队的生产力，经理人要清楚整个团队的适应力。当经理为自己的团队增加任务时，要考虑以下因素：
1．个人还未被加压
在给个人加压时，要在他还没有被加压的时候，即要在员工还位于压力曲线的向上方向的时候加压。因为在这个时候加压对于员工来说是一种激励而不是负担，员工还在享受着工作所带来的乐趣。
但如果员工已位于压力曲线向下方向的位置上，就不能再给他们施压。这个时候对于员工来说，任何的加压都会带来一种威胁。
2．明智的加压
当需要增加压力时，你一定要明智。也就是说，在加压时要努力做到：一、压力不要太持久，要给予员工恢复的时间。二、要给予员工大力的支持。三、让员工看到增加压力的结果。四、要给予员工应得的承认。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保证加压是一种激励而不是负担。
3．成功的预防性压力管理
压力发生于人与环境，也就是与组织或公司接触时。个人压力管理分为预防和补救两种方法，使用预防性压力管理方法的前提是公司基本运转正常。预防性压力管理并不能使一个运转不畅的公司有所改观，它要求公司和个人在防范负面压力的同时，共同担负提高生产力的责任。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消除所有压力，而是要找出合理压力水平，以便能发挥员工的创造力和主动性以及促进生产的增长和发展。
那么该如何判定什么时候可以给员工加压呢？图1反映了团队员工在理想状态、一般状态或低迷状态三种情况下工作的效率。从图示可以看出：员工会因为厌倦或过重的负担而处在最低的水平；那些感到厌倦的人需要给予激励，促使他们进步；那些负担沉重的人需要暂时减负或加大支持力度，使他们重新达到一般水平；可以通过使用预防压力管理使员工从一般状态达到理想状态；只有员工在达到理想状态时，才可以通过增加压力而获益。
图1　 压力管理的时机
每一个部门个人导向的预防性压力管理
个人导向的预防压力管理包括两大任务。第一是提高员工的适应力，第二是管理对员工的工作要求即管理需求。两者共同决定了员工在压力曲线上的位置。
提高员工适应力
1．提供做好工作的知识和技能
作为经理，要改进自己的团队，首先要提供做好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换句话说，员工们是否已经拥有了与人、数字和机器打交道所必需的工具、信息和培训。其次还应确保员工们有能力应付工作中产生的各种特定压力情况。比如说，员工们知道如何应付挑剔的客户、工作不理想的下属、文化差异及其他情况吗？最后要使员工们的知识和能力与其责任相匹配。还要从心理或情感的角度看，这份工作是不是太难，工作是否有挑战性，是否有良好的职业前景。或者从另一方面讲，你的某些团队成员是否获得了应有的提升。
2．提高整体适应力
在为员工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后，还要提高他们的适应力。主要做法如：健身项目、戒烟运动或其他与生活有关的活动；开办教授如何更好地处理压力的管理课程和观看录像。好的压力管理培训要针对压力的起因即人们评价环境的方式；压力管理培训还包括那些适用于工作环境的、短的、5分钟的或即时放松的方法。
如果人们已经位于压力曲线向下的部分，培训课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时，课程可能成为进一步降低效率和健康的一种负担。培训课程只有当员工们位于压力曲线向上的部分时最有效，或至少要在向下阶段的开始处才有作用。
作为经理，为团队提供特殊的知识、技能以及适应力，并不是很难的。事实上，如果经理能够控制预算，就可以将大多数工作委托给第三方处理。
3．给予管理上的支持
对于很多经理而言，为提高适应力要做的第三件事就是给予支持。支持对于提高适应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一个感到有支持的员工比一个没有支持或没有感觉到支持的员工能够应付更多的压力。给予支持更多的经理得到的支持也更多；使员工变得强大的经理也是在使自己变得强大；信任他人的经理会得到他人的信任。
在工作中，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上级，也就是经理人。但是这种支持并不只是硬件上的支持，如为员工提供工具和设施，更多的是指管理上的支持。
Æ人际交流
员工需要的是和经理的面对面的交流，而不是和经理的邮件交流。“通过电子邮件管理”是不行的。而且在人际交流中，倾听要用80%的时间，而谈话只用20%的时间。
很多经理只听那些已经说过或写过的话。其实情感也是一种信息！如果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必须了解字面里的情感。而如果经理经常不表露自己的情感，那么团队会很难理解你、你的行为、你的目标和你的动机。
缺乏真实的人际交流，员工们就会感到不确定，从而又产生负面的压力。所以，不管什么公司，作为经理都要真实地与自己的员工进行人际交流！
Æ承担责任
很多经理窃取员工成绩同时又逃避指责，从而破坏了团队的适应力并产生出负面的压力。如果想保持团队的生产力，经理最好勇于承担指责并把成绩归功于他人。这样才会产生积极的压力，促进团队的发展。
【自检】
请阅读以下情景，并回答相关问题。
情景一：
经理Ａ：“不，我记得我们会面时间的。只是我的秘书没有在我的日程表里写明。我怎么会忘记呢，只是我的秘书。她总是……”
情景二：
经理Ｂ：“总经理，对不起。我保证写了第一稿并核对了计算。错误一定是以后出现的。我会查出责任者的。”
情景三：
经理Ｃ：“糟糕，这已经放在我桌上两星期了，而明天就要开会。嘿！秘书，我明天一早就要这个报告。先做这个！现在做！”
秘　书：“时间这么短，不可能嘛！”
经理Ｃ：“没有不可能的事！如果你做不了，那你就不适合这个工作岗位！”
请问：你认为这几位经理的共同做法是什么？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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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参考答案3
Æ正面的支持
要使一个控制系统按预定计划发展并达到目标，就需要不断地反馈，反馈越快越好。很多人得到的反馈很少而且很慢，只是在事情出错时得到责备。
研究表明有大量观点反对“惩罚管理”，即只有在事情出错时才干预，而在事情做得很好时却不给予肯定。对于员工来说，如果上级不支持，就很难获得真正的支持，而一个优秀的经理正是要善于给予这样的支持。
Æ考虑人际环境
从适应力的角度讲，家庭的支持比老板的支持更重要。对家庭关系产生危害的公司也会危害到自己。
作为经理，你要避免这种危害，比如工作过量或缺乏计划的出差任务。这些不仅会破坏员工与其家庭的关系，同时，它还会破坏社交圈，对适应力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如果工作的改变不能避免，就要最大限度地照顾到人们的生物钟，并且尽量减少对社交圈的负面影响。作为经理，管理的不仅是人，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理对于团队人际环境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只要这些关系影响到工作，影响就会是直接而重要的。
Æ鼓励合作
支持除了来自人际关系和老板，还来源于同事的支持和团队精神，团队长期的成功和高生产力需要更多正面的压力。所以经理应该鼓励团队的合作。
改善团队关系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对自己负责的事情作决策。一个让人产生负面压力的经理，往往是因为害怕失去与其他人的友好关系而不能做出决定的人。
Æ永远充当第三方
作为经理需要尽快解决部门里的有害矛盾，并确保这些矛盾不升级或恶化。然而，在进行干预时，要记住“永远充当第三方”的定律。
当压力在两个人之间产生时，第三方可以加入，可以进入任何另一方，也可以以自己的观点干预。一般来说，三方中没人知道结果会怎样。第三方可以减低压力、增加压力或将压力维持在原来水平。
作为经理，对于这种三角关系，不论它是发生在个人还是团队及部门之间，特别是当负面压力产生时，要做一个清晰的预防性分析。在两者之间的角色要定位好，要永远充当第三方，才有可能做好矛盾的协调工作。
Æ关注压力信号
当经理在员工身上发现压力的征兆时，他要把他们拉回到压力曲线的积极部分。而且不能通过进一步加压达到这一目的，因为你的推动会产生反作用。
那些能够承受较高压力的人总是领导着那些只能承受较低压力的人。对压力有高承受力的人往往对信号的变化反应较迟钝。而对压力敏感的人遇到很细微的变化就会有反应。如果那些能够承受压力的经理不注意这些信号，他们就会忽略及时的干预。为了发现他人的负面压力，你必须留意他们行为的变化。如果不这样做，信号本身会转变成一种压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愤怒、竞争、怀疑和嘲讽互相作用的恶性循环。最后团队的生产力必然下降。
关于团队压力水平的另一个信息来源是新人。那些刚上岗的新员工和受训者，在他们刚融入这个新环境时，他们的行动会告诉你很多东西。如果你愿意听，他们都是很有价值的顾问。比如在你度假时，让同事暂时代替你工作，他会从另一个角度看你的部门。
作为经理，如果想及早发现部门里的负面压力，特别是当自己是个能够承受压力的人的时候，就要学会听听那些对压力敏感的人的述说，并且注意周围新员工的评价。
管理需求
1．制定理想的工作量
作为需求方面的第一个因素，首先要确定理想的工作量。如果有足够的放松和恢复时间，员工可以很好地应对压力，甚至是很大的压力。所以重要的不仅是工作量本身，还包括休息的机会。特别是在压力较大的公司里，经理应该特别注意给予员工放松和恢复的机会。
但工作量不仅是客观工作量的问题，有些工作会要求得更多。安全责任、失业压力、工作环境以及在医疗工作中对于病人的责任，都会比对钱或机器的责任产生更大的压力。
压力管理的另一个要点是注意设定可达到的目标。
如果加班成了公司的一种习惯，那么这可能预示着你的目标设定会降低生产力。过多的加班会对员工的身体产生影响。另外，过多的加班往往会降低产出，因为员工的效率降低了。
此外，加班还会使员工与其朋友和家庭的关系变得紧张，间接地影响到适应力。很多公司没有完全认识到公司与家庭的对立关系，这对公司是不利的。所以，避免加班对于员工个人和公司都是重要的。
2．平衡控制力和预测力
团队的控制力和预测力在公司的运作中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两者间的协调合作，往往使得经理们处于两难的境地。
公司需要有创造性、处事灵活的人，需要他们自由地做决策以发挥其潜力，可以不在乎因此而损失了预测力。另一方面，公司又需要那些有很强预测力的人，他们需要被告之做什么，而不是自己做决策。
于是，授权对那些希望得到控制力的人有帮助，但对那些喜欢被告之做什么的人恐怕没有什么益处。一般来说，人们越清楚他们在公司或部门里的角色和任务，压力就会越小。如果员工们不清楚经理的要求和他们的责任，他们就会感到含糊和不确定。
解决这种问题的一个方法是让员工们列出自己的和经理的工作顺序，经理就可以随时清楚地安排新的指令。一个期限可能会有激励作用。但一个接一个的期限会产生很多负面压力。
经理能够在公司要求方面为员工降低压力做些努力，但是并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公司所有员工的降低压力的通用办法，公司、员工之间总是有差异的。
3．优化混合品格
一个经理需要具备各种不同的品格，以促使整个部门发挥最大效应，他需要了解自己的员工并熟悉他们的品格。
不要简单地认为对压力敏感就不好。对压力敏感的人会更经常地处于压力下，给人以情绪不稳定的印象，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意外的变化反应很快，因而可以在他人的帮助下很容易地调整过来。善于承受压力的人给人以情绪稳定的印象，但他们对意外的变化反应很慢，因此调整起来也很难。
从压力管理的角度讲，作为经理需要了解这些个性的利弊，员工需要不同方式的激励，而经理需要这种组合达到理想的状态。
但即使在理想状态下，员工管理工作做得很好，有些人也会出现问题。在发现了危险信号时，个人导向的预防方法会失效，这就需要改用个人导向的补救性压力管理方法。如果员工及时得到了专业咨询或心理治疗，就可以避免严重的损失。
或公司都要通过热情和压力来完成任务、保持公司运转或建立一种新系统。现在新的挑战层出不穷，那些运转良好的公司确实需要那些有经验的经理不时地给员工们增加压力。在这样的公司里，压力会产生很积极的作用，能够提高团队精神、士气和自豪感。
一旦这项工作完成，压力不再增加，员工们又回到了工作的理想状态。因此，不要对那些处于一般状态的员工加压，而要先实行好的预防压力管理。
公司压力管理
公司压力管理的分类
公司压力管理也就是组织导向的压力管理，是预防性压力管理在组织中的运用。对于公司的压力管理可分为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
1．自然方面
自然方面的因素可以分为法律规定的和法律未规定的。
Æ法律规定的
在发达国家，很多产生压力的自然方面因素都已有法律规定。噪音、热度、湿度、化学品、气味等的损害都已经有了相关的标准。有调查表明四分之一的白领偶尔会出现下列问题：急躁、视力下降、头疼、口干、乏力、倦怠和鼻塞。有趣的是员工们离开工作场所后，这些问题也随即消失。
Æ法律未规定的
办公室综合症是现代工作环境的一个重要表现，现代化的工作场所会影响生产力，但在法律上没有被限定。很多现代建筑，特别是办公区，往往不适合人们的生理需要，从而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即使在你不知道或自认为已经适应时，风景、绿色和自然光的缺乏也会对适应力和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个需求是要有自己的一块天地。它没有明显的界限，经常由工作区域所划定。如果人们没有私人空间，如果他们需要和他人共用工具，如果他们没有自己放松的地方，如果他们的空间经常被噪音和他人的谈话所打扰，如果他人可以随便地进出，人们就会感到紧张。所以，如果公司要使用组织导向的压力管理方法，就要非常具体地改善工作环境。
2．社会方面
社会方面的公司压力管理包括高层人事管理和预防性个人导向管理。首先要明白高层管理优先于一般人事管理，这样才可以保证每个层次经理的选择，从而做好预防性个人导向管理。在预防性个人导向管理方面，如果保证了经理层的选择，就能够做好对员工的工作管理，适当地为员工的成长和发展施加压力，以提高员工的适应力。
公司压力管理的步骤
企业压力管理的目标既不是要避免压力，也不是要消除它，而是防止压力产生负面影响甚至破坏力。如果经理不能很好地处理公司或部门里的压力问题，它就会成为影响生产力的恶魔。如果能够很好地处理公司或部门里的压力问题，压力就会成为公司及个人成功的动力。
公司压力管理的具体步骤有四个，分别是：收集数据、测试、实施和评估。
图2　 公司压力管理的步骤
1．收集有力的数据
关于公司内压力的来源及后果的有力数据可以通过平常的接触获得，也可以使用更正式的方式，如采访单独或成组的样本员工，或在全公司范围内发调查问卷来得到这些数据。最好能够把一些如缺勤、事故、个人产出等方面的数字与数据综合起来处理，并把它们与同行业其他公司的有关数字进行比较。
另一种信息，特别是关于公司压力产生的后果的信息对建立压力管理项目大有裨益。同时还有一个不太令人高兴，但很有参考价值的信息是一起或一连串严重的事件的相关数据。
2．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找到谁是你的支持者、同盟者和指导者。换句话说，谁准备改变你、谁支持你、谁反对你。要争取得到更多层次人士的支持，因为为了在全公司实行压力管理项目，你需要从上层得到支持并开始实施项目。
为了说服他们，可以举证其他公司成功的案例，或请一位外面的顾问做演讲。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人们在有机会熟悉了压力问题之后，都很愿意讨论并支持有关的做法。
3．实施
Æ准确的数字
如果可以开始实施项目，第一步就要用精确的统计数字取代估算数据。有两种做法，第一种是压力调查，第二种是压力周期调查。
一个全公司范围的调查或高级压力审查往往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因为它提供了一套最广泛、最完整的数据，并且提供了进行长期测评的基础。但在开始前要确认已经满足下列条件：一是相信员工的判断，因为每个员工都比他的上级更熟悉自己的工作和压力。二是对结果迅速做出反馈。三是对结果有所预料并准备根据结果采取行动。
得到正确数据的另一个办法是从压力周期入手。这种办法让人们讨论工作中的压力，并自发地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法。作为经理可以像组织质量周期一样组织这一活动，就是说找出一组不同的员工，让他们列举压力问题和解决方法。这样做可以为解决问题开个好头，而且还能听到员工的意见。在进行公司调查前搞此类活动可以使你的调查问卷更具体。
Æ反馈
压力或压力周期的调查结果应尽快地反馈给整个组织。最好的是反馈结果应被立即处理，并马上开始下一步的改革。如果小问题可以被迅速解决，人们就会受到鼓舞，并耐心等待更有力的干预。
Æ干预
干预可以立即在全公司实施，也可以在某个局部实验成功后再逐渐推广到全公司。干预才是公司管理项目的真正实施，但要注意员工和公司的承受力度。
Æ评估
与压力管理培训一样，企业压力管理项目的效果可以从员工个人或整个公司来评估。对于整个公司来说，评估包括各种客观指标，如生产、缺勤、事故、机器损坏、个人产量、破坏行为和偷盗等。对于个人来讲，可以使用包括生活与工作质量、工资满意度和压力信号在内的调查问卷。最好使用与开始时用的相同问卷来具体测评效果。
评估的结果有：总体提高、部分提高、没变化和恶化。评估结果可能显示一种总体提高或部分提高。如果是这两种情况之一，那么应该继续在管理中推广压力管理，比如说将其作为全面管理的一部分。如果评估结果显示没有变化甚至恶化，这时要检查一下你的公司或部门是不是有运转问题。
如果公司真的存在运转问题，预防性压力管理是无效的。这就需要由专家进行补救干预来解决管理、组织和关系的问题。
【本讲小结】
本讲主要讲述了在压力管理中如何将压力转变为动力，重点介绍了预防性压力管理。在现代社会，压力管理已经成为公司的一项管理责任。组织导向的压力管理为组织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也为预防性个人导向压力管理提供了条件。而预防性个人导向压力管理要求组织做好对于员工的工作需求的管理，更主要的是提升员工个人的适应力，为应对环境变化和组织发展做好准备。不管是组织导向还是个人导向的压力管理，都是以预防为主补救为辅的，都服务于组织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