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藿香清胃胶囊:[野史乱弹]细说两晋南北朝——三百年的洒脱与偏执，恬淡与血腥11

 细说两晋南北朝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6-23　01:53:35　

回复 

 　　二七九、汉宫内乱（1）
　　
　　
　　《左传，桓公十八年》记载，辛伯在劝谏周公的时候，曾说过这样的话：“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意思是说，两个皇后，有与太子匹敌的人，有两套行政系统，有与京师一样大的城市，这四样东西是一个国家祸乱的原因。刘聪的所作所为似乎就是要检验一下辛伯的话是否正确。陈元达虽然有赖于刘娥皇后的搭救，捡了条性命，但是，第二年年初（314年），刘娥就追随姐姐刘英去世了。贤德的刘娥去世以后，刘聪的后宫更是乌烟瘴气起来。315年，刘聪又作了一次新郎，同时娶了中护军靳准的两个女儿：靳月光和靳月华，同时立靳月光为上皇后，刘贵妃（应为死去的刘英刘娥外甥，剩下的四刘之一，名字不详）为左皇后，靳月华为右皇后。这次，陈元达又一次诚恳劝谏，以为：同时立下三位皇后，这是不符合礼仪的。刘聪不听从，并把陈元达提拔为右光禄大夫，对外好像是尊崇贤士，其实是为了夺取实权。听说陈元达被免职，太尉范隆、大司马刘丹、大司空呼延晏、尚书令王鉴等纷纷上书辞职，要把自己的职务让给陈元达，刘聪恨得牙根直痒，但是无奈只好又任命陈元达为御史大夫、仪同三司。
　　一泼未平一泼又起。这个上皇后靳月光却十分风流，趁刘聪不注意，给他戴了个大大的绿帽子，陈元达又一次上书揭发，事情查明以后，刘聪废掉了靳月光，靳月光又羞又气，自杀身亡。可是，美人毕竟是美人，早已经拴住了刘聪的心，等靳月光死后，刘聪时时想起靳月光的万般风情，绿帽子是我刘聪戴着，又不是你陈元达，要你多管闲事，弄得满朝皆知！反而对陈元达怨恨起来。
　　刘聪似乎对封后有瘾。从开始的呼延皇后，接着是张皇后、刘娥皇后，到靳月光上皇后、刘左皇后、靳月华右皇后，如今，刘聪又把过去的皇后张徽光的婢女樊氏任命为上皇后，接替靳月光的职位。除现有的三位皇后以外，其他身佩皇后印信的，还有七位美女。史称：“朝廷内外无复纲纪，阿谀日进，货贿公行，军旅在外，饥疫相仍，后宫赏赐动至千万。”
　　除了如此众多的皇后以外，刘聪也建立了两套统治系统，开了胡汉分治的先河。刘汉帝国将战争中掳掠来的各族人民，都安置在平阳周围，他设置左、右司隶、各领民户20余万，1万户置1内史，共设43个内史，来统治汉人。又设大单于，此时的大单于是刘乂担任，大单于之下设左右辅，各领6夷10万落，1万落置1都尉。这种制度，其实在刘渊后期似乎就已经实施，据《晋书，刘元海载记》称：在其死时，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这个单于台是与统治汉人的尚书台并列的统治六夷的机构。
　　刘汉帝国面临的危机除了刚才提到的“并后” 、“两政”而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匹嫡”。经过学者考证，刘汉政权本身是联合晋人、氐人等众多势力组建起来的，尤其是307年刘渊入都蒲子以后，氐酋大单于单徴的投降，使刘汉帝国实力大增，从而建立起匈奴与氐族的联盟。学者们进而分析，刘聪永兴元年（304）就被封为鹿蠡王，308年为抚军大将军，同年11月封为车骑大将军，309年封为楚王，同年12月加大司徒，310年8月，加大单于，而刘乂直到310年1月才被封为北海王，8月加抚军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刘乂的资历远低于刘聪，但是，在刘聪即位之时，为什么要越过嫡兄刘恭，而让位于刘乂呢？人们因此推测，在刘渊的遗诏中，设计的方案应该是保证刘和即位和单皇后被立为太后，从而兼顾匈奴与氐族的利益。可是，刘和在争位中死去，刘聪一再让位刘乂，就是因为刘乂作为单徴的外孙，是氐族势力的代表，把刘乂立为皇太弟，也是刘聪为了争取氐族、羌族以及六夷势力的支持，出于巩固与氐族联盟的政治需要。
　　不过，随着统治的进一步巩固，刘聪开始为儿子刘粲继承皇位进行布局。开始他任命其子刘粲为丞相、领大将军、封晋王，以中山王刘曜为大司马。到314年11月，汉赵帝国任命晋王刘粲当相国、大单于，统御中央政府文武百官。
　　对此，刘乂身边的人已经有所觉察。
　　315年，皇太弟刘乂的东宫延明殿上，竟然落下了血色的雨滴，被大风刮下的房瓦落到地上，竟深达五寸。这让刘乂心中十分厌恶，他询问太弟太傅崔玮、太弟太保许遐。二人都是312年的平阳会战中，与卢志一起被刘粲俘获的晋朝大臣，也许是出于颠覆刘汉帝国的企图，也许真心为了刘乂考虑，二人不约而同地建议说：“陛下刘聪从前让殿下您做皇太弟，目的在于安抚人心，他的真心早已放到晋王刘粲身上了，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迎合上意的。而今，皇帝又任命刘粲担任相国，仪仗声势远超过了东宫，政府大小事件全由他裁决。目前，很明显的，殿下不仅不能继承帝位而已，而且，早晚会发生不测。倒不如早早应对，现在，东宫拥有左卫率、右卫率、前卫率、后卫率四翼卫队五千多精兵，而刘粲性格轻佻，一个刺客就能将其刺杀。……假使你有此意，我们可以立即集结二万人的精兵，擂动战鼓，直入皇城正门云龙门。宫廷中禁卫官兵，谁不倒转戈矛，奉迎殿下？大司马刘曜那里，他不会反对的。”
　　刘乂没有听从二人的建议，但这个消息却被东宫舍人荀裕告发。刘聪立即逮捕了崔玮、许遐，将二人处决；又命令冠威将军卜抽率军把守东宫，将刘乂软禁起来。刘乂忧愁恐惧，上书刘聪，请求自贬为平民，并撤销他儿子们的所有封爵，并建议立刘粲当储君。可是，卜抽把刘乂的奏章压住，不予转呈。
　　轻松化解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政变，刘聪继续他的淫乐生活。从315年冬天开始，他就不再上朝，把国事全权交给儿子刘粲处理。他变着法玩，在宫中设立集市，让宫女们吆喝买卖，自己就这样整日在后宫游宴，有时能大醉三天，不醒人事，一百多天不出宫门一步，所有奏报都由寝殿侍奉宦官（中常侍）王沈、宣怀和皇后宫执行官（中宫仆射）郭猗负责。原先刘聪规定，只有赦免、诛杀、任官、封爵，才由王沈等进宫报告，由刘聪决定，可是，王沈等人多数并不向沉醉中的刘聪报告，而依照自己的意思决定。
　　本来主持政府事务的刘粲就已经“骄奢专恣，远贤亲佞，严刻愎谏”了，如今，又加上这些个横行霸道的宦官，整个刘汉帝国的官场更是乌烟瘴气：功臣得不到赏赐，而皇宫美女们的家属，连孩童奴仆都有赏赐，动辄数千万之多；奸邪小人，有的几天之内，都升到太守、部长，王沈等的车辆、服装、房舍，豪华超过各位亲王，子弟亲戚被任命为太守县令的就有三十余人，一个个贪赃枉法，残忍凶暴，作恶多端。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6-24　20:52:14　

回复 

　　二八○、汉宫内乱（2）
　　
　　
　　皇太弟刘乂曾经得罪过郭猗，趁着刘乂失势，郭猗对刘粲进谗言说：“如今皇上活着，皇太弟刘乂就想动手，这可是殿下你父子们的仇人啊，可是，皇上仍然十分仁慈，没有将其废黜，一旦皇上有个三长两短的，在下真替您担心啊。您是光文皇帝的亲孙、主上的嫡子，即使是帝国的小孩也都归心于您，为什么要把天下送给他人呢？而且，昨天我听说太弟跟大将军刘敷秘密会商，将在三月三日（上巳）水滨祭祀，宫廷大摆筵席之时，乘机政变。事情成之后，将尊奉主上当太上皇，大将军刘敷当皇太子，又承诺让卫大将军刘劢当大单于（刘敷、刘劢，都是刘粲的弟弟）。这二位亲王处于不受怀疑的地位，同时手握重兵，以他们的身份，政变一旦发动，没有不成功的道理。问题是，两位亲王（刘敷、刘劢）贪图目前一点小利，事成之后，主上岂能保全？殿下的兄弟，固不必多说；即令是‘太子’‘相国’‘大单于’这些位置，也一定会落到武陵王（应是刘乂的儿子）兄弟之手，怎么会给别人呢？现在，大祸迫在眉睫，应该早作打算。我屡次报告主上，主上深怀兄弟之爱，始终不相信我的话。殿下如果不相信我的话，不妨召见大将军从事中郎王皮、卫军司马刘惇，向他们查询，一定可以得到真相。”刘粲同意了。
　　郭猗又秘密对王皮、刘惇说：“两位亲王的叛逆事情，主上跟相国都已经得到了情报，你们是不是参与？”
　　二人大惊说：“没有参与。”
　　郭猗说：“事情已经确实无疑的了，可怜二位是我的老友，却一齐跟着承受灭族大祸！”说到这里，不禁叹息哭泣，泪流不止。
　　二人大为恐惧，下跪叩头，请求救命。
　　郭猗说：“我可以代你们设法，只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办到？相国如问你们此事，尽管坦白承认，相国责备时，你们就回答：‘我们固然身犯死罪，可是，只因主上宽大仁爱，殿下敦厚和睦，我们检举如不蒙采信，就会因犯诬告而被诛杀，所以不敢报告。’”
　　王皮、刘惇千恩万谢地答应了。
　　不久，刘粲果然召见二人，二人先后到达，而言辞内容完全一样，刘粲信以为真。
　　
　　中护军靳准家的家风似乎就不好，嫁给皇上的上皇后靳月光竟敢给皇上戴绿帽子，而嫁给刘乂做小妾的靳准的堂妹也曾经与刘乂的侍从勾搭成奸，被刘乂发现后诛杀，从此，刘乂见到靳准就讽刺挖苦他，这让靳准又羞又愧，无地自容。此时，刘乂失势，一直十分不爽的靳准也瞅准了这个机会，去游说刘粲：“殿下应该正位东宫，再兼任相国，使天下人民早日确认谁是领导中心。现在外边谣言纷纷，都说大将军刘敷、卫大将军打算拥护皇太弟，发动政变，时间大概是春季末期。如果皇太弟掌握政权，殿下恐怕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刘粲说：“你说怎么办？”
　　靳准建议说：“如果有人告发皇太弟叛变，主上一定不信。不妨放松东宫的管禁，使宾客们可以自由来往，皇太弟素来敬重士人，一定不会拒绝他们的拜访。其中自会有轻浮卑鄙的小人，迎合皇太弟的旨意，乱出主意。这时候，为了殿下，我会公开上书，揭发他的罪行。殿下再逮捕那些跟皇太弟有交往的宾客，审问他们，取到了口供，主上就没有不相信的理由。”
　　刘粲遂命包围东宫的冠威将军卜抽，把军队撤走。
　　
　　如今的刘汉政局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从靳准所言可以看出，刘乂当时“朝望多归太弟”，说明当时刘乂是被屠各贵族、氐羌势力普遍接受的。这些“朝望”当中，也许也包括太宰刘易、大将军刘敷等人。争斗的主线围绕着刘粲与刘乂的储君之争展开，并伴随着官吏与宫廷近臣的矛盾，由于刘粲身边的人同时也是刘聪的近臣，所以，形势逐渐朝有利于刘粲一方发展。
　　316年2月，刘聪驾临上秋阁，突然下令逮捕少府陈休、左卫将军卜崇以及“特进”綦毋达、太中大夫公师彧、尚书王琰、田歆，大司农朱谐，并全部诛杀。史书没有交代诛杀这些人的具体原因，只说他们都是宦官憎恨的人物。可是，这样的借口似乎过于牵强，难以让人信服，最大的原因也许在于，这些人都是靳准所谓的依附刘乂的朝望之士，而刘聪已经在剪除刘乂的外围了。侍中卜干流泪劝阻说：“陛下正虚位招请贤才，却于一日之间，诛杀七个部长级官员，他们都是国家的忠良，岂不是不应该！即令陈休等有罪，陛下没有交付有关单位宣布他们的罪状，天下人又怎么知道？诏书还在我那里，不敢宣布，请求陛下再加考虑。”他用头叩地，血流满面。王沈大声呵责说：“卜幹，你要抗拒诏书吗？”刘聪拂衣回宫，下令免除卜干的官职，贬为平民。
　　太宰河间王刘易、大将军勃海王刘敷、御史大夫陈元达、金紫光禄大夫王延等，都到宫门上书说：“王沈等玩弄圣旨，光天化日之下欺骗诬陷，在内谄媚陛下，在外谄媚相国，威势权力之大，比拟人主，广结党羽，毒害天下。他们深知陈休等都是忠臣，为国尽节，恐怕揭发他们的奸谋，因而设下陷阱予以诬害。陛下一时疏忽，动用极刑，天地悲痛，无论贤愚，都伤感恐惧。如今，残晋还未完全消灭，巴蜀还没有臣服，石勒正准备盘踞赵魏地区，曹嶷也打算在齐地称王，陛下心脏和四肢，哪一个地方没有祸患？反而因王沈等的帮助，杀巫咸、扁鹊。我恐怕我们终于病入膏肓，以后再谋补救，已来不及了。请免除王沈等官职，交付有司定罪。”
　　刘聪把奏章给王沈等传阅，笑说：“这群小孩被陈元达牵着鼻子走，都成了白痴了。”
　　王沈等跪下叩头说：“我们都是卑微小人，受到陛下过分的宠爱，侍奉左右，洒扫皇宫内院。而大臣们却把我们当做仇人，并因此怨恨陛下。我们情愿被抛到大锅里煮烂，只求国家太平！”
　　刘聪笑着说：“这种疯话我听得多了，你们别放在心上！”
　　不过，刘聪还是问了问刘粲对王沈等人的印象，刘粲当然坚称王沈等人忠贞清白，刘聪大喜，又一次给王沈等人加官进爵。
　　太宰刘易再到宫门上书，刘聪暴跳如雷，把奏章撕得粉碎。316年3月，刘易一气之下，卧床不起，被活活气死；刘易去世后，陈元达悲恸万分，他说：“‘人之云亡，邦国殄悴。’我既没有机会再进忠言，何苦继续默默偷生！”吊唁回来后自杀。刘聪诸子中仅次于其兄刘粲、刘易的大将军刘敷对刘聪也屡次哭泣规劝，刘聪大发脾气说：“是不是你想你老爹早死，才这么早晚都来哭活人！”刘敷也忧愤交集，一病而亡。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6-25　19:56:58　

回复 

　　二八一、六修之变
　　
　　
　　就在刘汉帝国内部一团乱麻的时候，北部的拓跋鲜卑也好不到哪去。
　　石勒攻灭幽州王浚这一事件，立刻波及到西邻拓跋鲜卑。
　　
　　这次事件的影响，直接无限期推迟了原先与刘琨约定好的攻击平阳的计划；另外，也使得拓跋猗卢更加严刑峻法。
　　我们知道，拓跋鲜卑是鲜卑父亲、匈奴母亲融合而成的一支部族，其始祖居住于蒙古大草原东北部大鲜卑山（当属于今天的大兴安岭北段）的时候，史称“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应该属于部落联盟状况；后来，到力微的爷爷推演的时候，拓跋鲜卑迁移到了草原的西部，加入了檀石槐的大部落联盟，根据王沈的《魏书》记载：“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为大帅，而制属檀石槐。”等到檀石槐的大鲜卑联盟崩溃以后，拓跋鲜卑又南下迁到了如今的“匈奴故地”（大约在汉代五原郡境内）和盛乐。推演时期，曾经“七分国人”，把拓跋分为八部，即：拓跋氏（北魏孝文帝迁洛阳以后改为元氏）、纥骨氏（推演大哥统领，后改为胡氏）、普氏（二哥统领，后改周氏）、拔拔氏（三哥统领，后改长孙氏）、达奚氏（大弟统领，后改奚氏）、伊娄氏（二弟统领，后改伊氏）、丘敦氏（三弟统领，后改丘氏）、俟亥氏（四弟统领，后改亥氏）。后来，推演又将自己叔父的后代改为乙旃，后改为叔孙氏。又命疏属为车焜氏，后改为车氏，这就是鲜卑的十姓。推演通过任命自己的兄弟牢牢地控制了各部落。到如今，拓跋猗卢控制的部族已经包括了高车、纥骨、匈奴、丁零、柔然、乌丸以及属于东北鲜卑的部落。
　　拓跋猗卢占据雁门郡土地以后，就将盛乐设为北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为南都。又登上平城的西山，观望地势，在更南面1百里以外，于壘水之阳的黄瓜堆构筑新平城，晋人称之为小平城，使长子拓跋六脩镇守，统领南部的独孤部和白部。
　　石勒擒杀王浚事件给拓跋鲜卑来说喜忧参半。
　　忧的是：就在石勒杀掉王浚后不久，拓跋猗卢所属的其他蛮夷部落约一万余家，（《魏书，序记》称“多勒种类，”可见，应该都是鲜卑统治下的匈奴和羯人）打算响应石勒，拓跋猗卢发现以后，将这一万余家全部屠杀，以每家五口人计算，此次杀戮的就有5万人。
　　喜的是：由于石勒擒杀了王浚，致使幽州地区各郡成为“无主财产”，为了进一步拉拢拓跋猗卢，晋愍帝司马邺于建兴三年二月，继加封司马睿、司马保等人以后，又加封拓跋猗卢为代王，增封代郡和常山郡，晋朝廷的目的十分明显，那就是把拓跋猗卢这股力量引向日益强大的石勒，想让其直接与石勒交锋。果不其然，拓跋猗卢在接到任命以后，更加刺激起平定天下大乱的欲望，“帝忿聪、勒之乱，志欲平之。”（《魏书，序记》）
　　与此同时，并州的刘琨对于猗卢的要求，可以说都是尽量满足。莫含是雁门繁畤的富人，刘琨征为从事，经常担任与猗卢联络官。拓跋猗卢被封为代王以后，可以设置官属，就问刘琨要莫含，莫含不愿离开家乡，刘琨劝说他：“当今胡寇滔天，泯灭华夏。百姓流离，死亡涂地；皇上被抓，落难敌庭。我们并州，处在群胡之间，能勉强自存，完全是代王的原因。因此，我把我自己的珍宝都给了代王，让自己的儿子去代王那里做人质，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敌寇，报仇雪恨。你能够成为代王的心腹，不仅是我的心愿，而且也是一州的靠山啊。”莫含这才含泪入代，成为猗卢的参谋官。
　　晋王朝的计划似乎成功了一半。
　　不过，此时拓跋鲜卑内部的矛盾却日益激化。我们知道，拓跋猗卢是沙漠汗的儿子，汉化程度很深，早在司马炎时期，为了协调拓跋鲜卑内部矛盾，就曾把部众一分为三，由沙漠汗的弟弟禄官统领原有的旧人，后来，猗卢大量接收晋人，实力逐渐强大，最终又统一了三部。纷至沓来的晋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极大地促进了拓跋鲜卑的汉化，使拓跋鲜卑迅速强盛起来，但是，这种强盛是伴随着越来越频繁的战争，这也使得国内仍然存在原拓跋鲜卑人与新加入进来的晋人、乌丸人（即“新人”与“旧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逐渐尖锐，在“旧人”看来，连年的征战都是“新人”们带来的，因为，“新人”不属于拓跋鲜卑的任何一个部落，只能属于拓跋猗卢本人，这也使得拓跋猗卢本人的权力不断扩大，新人们在猗卢的政权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排挤了旧有的部落贵族，不能不造成“新旧猜嫌”。而拓跋猗卢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却是严刑峻法。根据《魏书，刑罚志》记载：“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穆帝（拓跋猗卢）时，刘聪、石勒倾复晋室。帝将平其乱，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民乘宽政，多以违命得罪，死者以万计。于是国落骚骇。平文承业，绥集离散。”《魏书，序记》也有同样的记载：“先是，国俗宽简，民未知禁。至是，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史书记载，当时在拓跋部落，经常看到，一家人扶老携幼地一起走向刑场，不知道的人问一家人去哪里，回答：“一起去死。”
　　
　　拓跋猗卢喜爱幼子拓跋比延，想他为储君，才在313年12月让长子拓跋六修远离盛乐，驻防新平城，并把六修的妈妈废黜。六修有匹一天可奔走五百里的骏马，拓跋猗卢要来，却赏赐给比延。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六修去朝见老爸，猗卢又教他向幼弟比延下拜，六修坚决不肯，于是，拓跋猗卢命比延坐在自己的御车上游逛，六修看到后认为是自己的爸爸，就跪在路旁，等到御车近前却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小弟比延，六修又羞又怒，当即离开盛乐，返回新平城（山西省山阴县南）。
　　父子二人彻底翻脸。
　　拓跋六修逃离盛乐以后，拓跋猗卢派人前去召唤，六修不肯听从，拓跋猗卢大怒，率军讨伐，六修迎战，将猗卢的部队击败，猗卢换上平民衣服，潜逃到民间。一个贫贱的女人发现了他，六修遂把老爸杀掉。猗卢的侄子拓跋普根原来在边界驻防，得到六修弑父的消息，率军攻击，将拓跋六修消灭。
　　从猗卢败于六修，六修败于普根，大约能够看出鲜卑部众对于猗卢残暴统治的不满吧。
　　拓跋普根继承部落酋长及代王王位，国内大乱，普根统领的多为原来的鲜卑旧人，而猗卢部众多为晋人与乌丸（这里的乌丸不仅仅指乌丸部族，根据《魏书，官氏志》所云，“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是当时的拓跋鲜卑对除了晋人以外的所有非鲜卑族少数民族的统称。）相互之间不断残杀。
　　左将军卫雄、信义将军箕澹，长期辅佐拓跋猗卢，为众望所归，打算投奔刘琨，他们对新人们说：“听说旧人十分嫉妒新人的勇敢善战，打算把新人全部屠杀，我们不早作打算，恐怕会被杀绝。”
　　汉人和乌桓人都十分惊恐，纷纷表示说：“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愿意追随二位将军。”
　　于是，卫雄、箕澹遂连同留作人质的刘琨的儿子刘遵率汉人、乌桓人，共三万余家，马牛羊十余万头，归附刘琨。
　　刘琨听说以后，大喜过望，亲自率领100多骑兵赶到平城接纳安抚，刘琨实力因此重振。
　　
　　卫雄等人投奔刘琨，使得拓跋鲜卑实力大减，不仅如此，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刚刚登上代王之位的拓跋普根在位一个多月就去世了，而他的儿子刚刚生下，还在怀抱。拓跋普根的妈妈惟氏立这位婴儿即位，但到了316年的冬天，这个没有名字的婴儿也死掉了。拓跋猗卢小弟拓跋弗的儿子郁律即位，这就是《魏书》上所称的平文皇帝。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7-01　20:04:25　

回复 

　　二八二、灭国之战（1）
　　
　　
　　长安方面在314年击退了刘曜的第二次进攻以后，到第二年年初，司马邺下诏命令平东将军宋哲屯兵华阴（陕西省华阴市），企图夺回被刘汉帝国占领的潼关，进而打通与关东地区的联系，与此同时，为了解决朝廷开支，晋愍帝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被盗墓贼偷挖的汉代陵墓。
　　《晋书，晋愍帝本纪》记载：315年6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彩帛不可胜记。时以朝廷草创，服章多阙，敕收其余，以实内府。丁卯，地震。辛巳，大赦。敕雍州掩骼埋胔，修复陵墓，有犯者诛及三族。” 《资治通鉴》记载：“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诏收其余以实内府。”
　　两本书都异口同声地强调是盗墓贼挖掘的三个陵墓，由于挖出来的珍宝很多，强盗用不完，朝廷才下诏将剩下的收归政府使用。
　　霸陵是西汉文帝刘恒之墓，在西安市东北；杜陵是西汉宣帝刘病已的坟墓，西安市东南；薄太后是汉文帝的妈妈，刘邦的小老婆，也在西安市东北。从这上面我们不知道这些盗墓贼究竟是何许人，有如此大的力量能够同时盗挖了三座汉陵。只有看看《晋书，索綝传》的记载，才知道，当时自长安以西，已经没有人给朝廷供奉，而长安以东就更不用说了，就连百官豆因为饥饿，不得不到郊外亲自去采摘野生稻谷，维持生命，更不用说老百姓了。于是，当地的尹桓和解武等率领数千人家，挖开了这三座陵墓，获得了大量珍宝。消息传来，司马邺问索綝说：“汉陵中的珍宝怎么那么多啊？”索綝回答：“汉天子刚即位一年，就开始为自己营造陵墓，国家财政收入一分为三，一部分供奉宗庙，一部分接待使节，一部分用来修陵墓。汉武帝活的时间比较长，等到去世的时候，埋葬他的茂陵已经装不下宝物了，陵墓上种的树都很粗了，西汉末年，赤眉军盗发茂陵，拼尽全力去取里面的珍宝，也没有拿走一半，直到如今，那里面腐朽的锦绣绸缎还堆积如山，珍珠玉器还到处都是。杜陵和霸陵还是汉帝王陵中比较俭省的，不过，也是百世的殷诫啊。”
　　我们不知道，在此次大规模的盗墓行动中，司马邺政府究竟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即便是政府主导或是暗中支持的行动，根据为尊者讳的传统，正史也是不会说出来的。事后，政府在善后处理上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大赦，免除了盗墓贼的罪过；二是要求将陵墓重新掩埋好；三是将剩余的大量宝物收归政府。
　　仔细分析起来，这件事情不是没有蹊跷：那就是，既然陵墓中如此多的珍宝，那么盗墓贼为什么还要接二连三地挖了三座呢？如果不是政府主导的行动，唯一的解释就是尹桓和解武，并且另外还有一个人，分别带领各自的一帮人马分头同时盗墓。那么，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如此大规模的行动，长安城中能够击退刘曜大军的部队为什么没有制止呢？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个人却十分怀疑此次行动，就是长安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不得已作出的决定。
　　
　　就在长安忙着挖墓的同时，刘曜在解决了帝国南面魏浚和东南面郭默的威胁以后，东进上党郡，企图把上党郡的刘琨势力全部赶走。此时，刘汉帝国已经控制了上党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刘琨的势力并没有从此地完全被清除，刘琨任命的上党太守把治所迁移到了襄垣，继续坚持抗争。8月刘曜率军在襄垣地区击败刘琨所属部队，并计划着北上进攻身在阳曲的刘琨。刘聪命令刘曜说：“长安还没有攻下，可以把刘琨放在一边，全力拿下长安以后，再说。”于是，刘曜率军回到了蒲坂，为再次进攻长安做准备工作。
　　9月，刘曜率军渡过黄河，这次，他还和上次一样，没有直接进攻长安，而是选择了进攻长安的外围，兵锋直至北地郡（陕西省耀县），企图切断长安与安定等地的联系，远远地包围长安城。
　　长安方面反应迅速。司马邺立即命令领军将军鞠允为大都督、骠骑将军率军抵抗，由索綝留后。
　　刘曜闻听鞠允大军前来救援，退屯粟邑（今陕西省白水县北），鞠允屯军黄白城（今陕西省三原县），处于北地郡与长安城之间，兼顾二者。刘曜一时无计可施，只好向东南攻陷了冯翊郡（今陕西省大荔县），冯翊太守梁肃先逃往万年（陕西省临潼县东北）。在攻下冯翊以后，刘曜转兵北上，进攻距离长安较远的上郡（治所在陕西省韩城），上郡太守张禹与冯翊太守梁肃又一起一直逃到遥远的凉州金城郡的允吾（吕思勉先生称为甘肃省皋兰县西北，有说是在甘肃省永靖县，有说是在青海省民和县，存疑）。
　　鞠允军队忍耐着饥饿，离开驻地黄白城，进驻灵武（具体地点不详，但是，吕思勉先生所说是宁夏宁朔县西北，不知道依据是什么，但是从当时的情况，鞠允是不可能置长安于不顾，远去宁夏的，柏杨先生以为当在咸阳市附近），但是，因为兵弱不敢进逼。
　　经过刘曜这一搅合，关中地区的氐、羌、匈奴等众纷纷响应，史称“关右翕然，所在应曜。”
　　
　　司马邺向司马保、张轨以及雍州、秦州等地的太守们都发出了紧急救援诏书。
　　凉州刺史张轨闻讯，派遣参军鞠陶率军3000入援长安，但是，面对刘曜的大军，这区区3000人马不过是杯水车薪。远在凉州的救兵已到，而近处的司马保的秦州救兵却迟迟不见踪影，司马邺心急如焚，接二连三地派遣使者前往上邽催促，可是，司马保的左右都迎合司马保的意思，一致认为，不仅不能去救援长安，而且要驻军陇山山口，切断关中通往陇西的道路。他们的理由是：目前，敌人势力很大，不能与之争锋，还振振有词地引用了一句古语：“蝮蛇螫手，壮士断腕。”
　　司马保的从事中郎裴诜怒火中烧，他反唇相讥，厉声说道：“如今的情况是，蛇已经把头咬住了，难道说头也能切断吗！”一句话说得司马保及其手下哑口无言，司马保只好任命镇军将军胡崧为代理前锋都督，而根据司马保的命令，胡崧这个前锋并不先行，而要等待各路军队集结完毕后，再行出发。——哪有一副勤王奔命的样子！
　　看到形势危急，麹允与索綝商量：既然人家司马保不派兵前来，那么，只好放弃长安，将皇帝司马邺护送到他那里去。索綝看出了司马保的不臣之心，他对鞠允说：“假如司马保得到了天子，他肯定是要利用天子来满足他个人的私欲的。”
　　索綝是担心司马保把司马邺毒死？还是架空司马邺？还是到了司马保那里，鞠允和索綝再无大权？这些情况兴许都会发生……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7-05　22:13:34　

回复 

　　二八三、灭国之战（2）
　　
　　
　　长安就是在这种焦虑中度过新年的，其间，司马邺仍然不断地向司马保、张寔征兵勤王，司马保居心叵测，自不待言，而凉州的情形却比较复杂。大量失去家园的中原士族来到凉州，受到张寔的重用，这些人士是凉州发展的人才储备，为张寔不可或缺，但是，在国难当头之际，这些流落至此的人士一直怀有报国之心，极力劝说张寔发兵勤王。然而，凉州毕竟偏远，实力较弱，并且，这两年凉州也是连年遭受旱灾，百姓饥馑，再加上盘踞在秦州的司马保态度暧昧，如何妥善处理这些关系，既不能在国难面前表现得麻木不仁，又不能因为勤王之事让凉州元气大伤，这的确让张寔颇感头痛。就在去年年底，兰池军士张冰得到了一颗玉玺，上面刻着“皇帝玺”三个字（《资治通鉴》称“皇帝行玺”），兰池长赵奭献给了张寔，张寔的下属都纷纷称贺，张寔却说：“我经常对袁绍曾得到一颗玉玺，就试图立幽州牧刘虞，将玉玺举向曹公这件篡逆之事，你们大家怎么忽然有了这话？”于是，将玉玺送到了长安。这一事件十分蹊跷，也许本身就是张寔导演的一出闹剧，一是给臣下无形中一种心理暗示，一是表现出自己的忠义之心。
　　不过，在司马邺的催促之下，张寔还是派遣了将军王该率领5000步骑入援长安，并送上各郡应当上缴的供奉，司马邺大喜，下诏拜张寔为都督陕西诸军事，并且以张寔的弟弟张茂为秦州刺史。司马邺的这一任命，把司马保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们知道，司马保此前是右丞相，都督陕西诸军事，后进位为相国，而如今，把张寔任命为都督陕西诸军事，等于是把整个陕西（这个概念不是今天的陕西省，而是整个西北地区）的军权全部交给了张寔，等于是剥夺了司马保的权力，更有甚者，还把司马保如今盘踞的秦州刺史的位置，也让给了张寔的弟弟的张茂！听到这个消息的司马保，脸色应该是相当难看吧，即便是张寔也会忐忑不安吧。——这兴许是司马邺对司马保不满的一次集中发泄吧。
　　到建兴4年4月，坚守在上郡的新任太守籍韦看到解围无望，率领余众逃离上郡，流亡到汉中的南郑，刘曜至此将上郡攻陷。攻陷上郡以后，刘曜大军于7月转而再次进攻北地郡，当时，整个关中地区十分饥馑，尤其是被围的北地郡，处境更是十分危急，《晋书，刘聪载记》记载，“人相食噉（音：但，意思是囫囵吞枣地吃）”，北地附近的羌族首领军须运粮给北地太守鞠昌，结果，这支运粮部队被刘汉将领刘雅率军击败。
　　北地危急，太守鞠昌派人突围请求援兵，闻讯的鞠允立刻率领3万大军，前去救援。
　　刘曜得知鞠允大军将要抵达的消息，命令部队绕着北地郡的治所泥阳城（陕西省耀县），燃起熊熊大火，霎时间烟焰满天，尘土蔽日。然后，刘曜派出士兵扮作逃难的群众，三五成群地冲着鞠允大军前来的方向而去。
　　鞠允的部队奔赴到距离北地城数十里地，前锋远远看到整个泥阳城方向火光冲天，就问逃难而来的“老百姓”，泥阳城如今怎么样了。
　　这些“老百姓”异口同声地说，泥阳已经陷落，整个城市已经被烧得寸草不生，你们已经赶不上了啊，刘曜大军即将朝这里扑来！
　　不辨真假的鞠允相信了这些难民的情报，犹豫不进，大军长途而来，又饥又饿，听说北地已经沦陷，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争先恐后地往回溃散逃命。
　　刘曜把泥阳城暂时放在一边，集中主力，迅速追击鞠允未战先败的3万援军。
　　刘汉帝国军队在磻石谷追上了鞠允大军，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心惊胆战的鞠允大军被打得大败，鞠允率领残兵败将逃回了灵武。
　　打退了鞠允的援军，刘曜从容回师继续包围北地郡。看到救援无望的北地太守鞠昌，过了数日，只好弃城而去。
　　于是，刘曜终于占领了北地郡这一战略要地，切断了长安西北方向可能的增援。接着，刘曜率军进抵泾水以北，渭水以北从属于长安政权的所有城池全部溃散瓦解。刘曜俘虏了晋建威将军鲁充、散骑常侍梁纬、少府皇甫阳。刘曜过去就听说鲁充是位贤才，曾专门悬赏生擒，看到鲁充以后，刘曜给他敬酒说：“我得到先生，天下怎能平定不了！”鲁充说：“身是晋国将领，国家败坏到这种程度，我不敢祈求活命，如果蒙受你的恩德，请你赶快赐我一死，只有这样才是我的荣幸。”刘曜说：“真是一位义士！”
　　就送他一柄佩剑，使他自杀。
　　刘曜杀掉梁纬以后，看到梁纬的妻子辛氏容貌非常美丽，打算收她作为自己的小老婆，辛氏坐在地上，大哭说：“我听说，男人珍贵的是义气和节烈，妇女珍视的是不事二夫。我的丈夫已亡，在大义上，我不能独存。而且，一个女人遭受侍奉两个丈夫的耻辱，你要这种女人又有什么用处！？我乞求你让我去死，好在地下侍奉舅姑！”说完，号哭不止。
　　刘曜没有办法，只好说：“真是贞女！那就听从她的意愿吧。” 听任她上吊而死。
　　刘曜对二人的尸体，都依礼予以埋葬。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7-09　23:35:14　

回复 

　　二八四、灭国之战（3）
　　
　　
　　建兴4年8月，刘曜的大军终于在剪除了长安外围各个据点以后，进逼长安。
　　在听说刘曜威逼长安的时候，张寔还是派遣了安故太守（胡三省注称：安故郡为张氏分金城郡和西平郡而设置）贾骞出使司马保那里，征求司马保的意见。此时的司马保为相国，都督陕西诸军事，张寔此举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张寔随后给司马保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对于张寔请求发兵增援长安的请示，司马保予以拒绝，张寔的叔父西海太守张肃，恳请侄子允许自己作为先锋，火速救援长安，但是，张寔以张肃年纪较大，不宜出征为由，拒绝了张肃的请求；鞠允多次向安定太守焦嵩求救，焦嵩此人本是乱世乘乱拥众而起的人，素来看不起鞠允，他看到鞠允的告急文书，说：“等到鞠允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再发兵救他。”
　　长安的局势就在这种迟迟等不来援兵的情况下逐渐恶化起来。
　　首先是刘曜的部队包围了长安，断绝了长安与外界的联系，“内外断绝”；
　　其次，随之而来的是，鞠允与公卿大臣们退守长安小城，坚持到了10月，城内的粮食渐渐吃完，“米斗金二两”，此句可断句为“米，斗金二两”或者“米斗，金二两”，涵义不同。在写两晋时期的时候，经常看到的那一幅人间地狱的图画，又一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人们相互残杀，相互吞食，“死亡逃奔不可复制”。但是，只有凉州来的忠义之士1千多人，却下定了必死的决心，坚守不移。
　　看到长安危急，司马保终于派遣镇军将军胡崧率兵前来救援，在灵台（据《三辅黄图》记载：周文王灵台，在长安以西四十里。）击破了刘曜的部队，在打败刘曜的部队以后，胡崧并没有继续扩大战果，乘胜长驱京师，解救被围中的皇帝，而是担心如果打败了刘曜，朝廷得救，鞠允、索綝等人功劳更大，于是，胡崧不仅没有继续进攻，反而率军退回了槐里（今陕西省兴平县），继而率领长安以西的救援部队，驻军遮马桥，远远地观望。散骑常侍华辑则率京兆郡、冯翊郡、弘农郡、上洛郡（今陕西省商县）等四郡的部队，东屯霸上，并不敢进。
　　此时的刘曜也没有贸然攻城，而是采用了围困之策。一方面长安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另一方面刘曜部队本身的战斗力就不是很强，再加上长期异地作战，其实早已经成为疲兵；如果司马邺再坚持一段时间，救兵再积极一点，也许，刘曜会又一次功败垂成？
　　长安城内一幅人吃人的人家惨剧还在上演，但是，刘曜的后方也好不了多少，就在此前不久，史书记载，“平阳大饥，流叛死亡十有五六”，“河东大蝗，唯不食黍豆”，“平阳饥甚，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可见，刘汉政权也同样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同时，兵强马壮的石勒还在趁火打劫，他派遣石越率领精骑2万，西向进入并州地界，招亡纳叛，借机扩大自己的实力，挖刘聪的墙角，那次司隶校尉所部的二十万户大逃亡，就是石越直接挑拨的结果，刘聪派遣黄门侍郎乔诗去石勒那里责备，石勒拒不接受，反而为了防备刘聪可能到来的打击，暗自结好割据山东的曹嶷，做好应对真正翻脸的前期准备工作。不过，长安城内的司马邺和城外的救援部队却并不知道刘汉帝国的窘境，而刘曜依然按部就班地牢牢地包围着长安城。
　　长安城内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偌大的长安城中再无一粒粮食，皇家粮仓中只剩下几十个原来用于发酵的面饼，鞠允拿来亲自将其销成细屑，熬成稀粥送给司马邺吃。然而，这些稀粥也很快被吃完。
　　司马邺哭着对鞠允说：“如今竟然困顿到这种地步！外无救援，我为社稷而死，这是我的本分啊。但是，我念及将士们却忍受如此惨烈的苦痛。所以，我想趁着城还没有陷落，做那件羞耻忍死的丑事，大约还能够使得百姓们免受被屠城的灾难。你去吧，写降书吧，我决心已定了！”
　　到11月，司马邺让宋敞去给刘曜送去降表，而此时，索綝却留下宋敞，偷偷派自己的儿子逾城给刘曜捎信，说：“如今城中的粮食尚能够支持一年，长安小城不容易被攻克。如果你答应让我当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为万户郡公的话，我愿意开城投降。”
　　刘曜将其子斩首，把尸首送还索綝，并给索綝捎话说：“帝王的军队，是仗义而行的。孤率领军队打仗已经有15个年头了，从来不曾以诡计来打败对手，每次都是让对方兵穷力竭，走投无路以后，才攻取他们。今天，索綝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天下的恶行是一样的，因此，我擅自将你的儿子杀掉了。如果你真的兵粮未尽，你就坚守，那随便你好了。如果真的粮草吃完，兵力衰微，那么，我还是奉劝你早早明白天命所归。孤恐怕我军的兵威如同严霜一般，一旦降临，你们将要玉石俱焚的。”
　　——索綝在司马模投降被害以后，曾以伍子胥自勉，（“与其俱死，宁为伍子胥。”）自不当有此，后世的不少史学家对此也深表怀疑，认为，此是刘汉史学者的杜撰，诬陷，是为以后他们杀掉索綝寻找借口。理由是，一、当晋愍帝投降以后，被杀的不只索綝一人，而其他大臣并没有这种通敌的行为，那为什么也被杀了呢？这种杀降的不义行为，刘汉帝国的史官只能靠编造索綝通敌的故事而去粉饰。二、史书记载，当时长安城内饥馑严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人们“死亡逃奔不可复制”，既然这样，刘曜是很容易就能知道城内的情况的，那么，索綝就是再愚蠢，也不可能去编造这样没人相信的谎言的，故事本身就不符合逻辑，因此，不可信。
　　建兴4年11月10日，宗敞（《晋书》记作宋敞，今从《资治通鉴》）抵达了刘曜大营，送上了降表。
　　第二天，17岁的司马邺叹息一声，说：“误我的，是鞠允和索綝二位啊！”（大约是埋怨二位辅佐他当皇帝吧？）然后，按照中国经典的君主投降的礼仪，司马邺乘坐着一辆由羊拉着的车子，脱下衣服，光着膀子，嘴里含着一块璧玉，车子的后面带着一口棺材，缓缓出长安的东门投降。
　　满面尘土的文武官员攀着司马邺的车子，抓着司马邺的手，哭声震天，如丧考妣，见此情景，司马邺也忍不住悲从中来，泪下如雨。
　　御史中丞冯翊郡人吉朗叹息着说：“我的智慧不足以贡献谋略，勇气不足以战死沙场，我怎么还有脸君臣相随，北面侍奉强盗？”
　　吉朗当即自杀。
　　司马邺君臣的队伍缓缓来到刘曜的军营，刘曜按照礼仪，下令焚毁棺木，接受了璧玉，命宗敞陪伴司马邺回到城内的宫中。
　　隔了一天，到了11月13日，刘曜把司马邺和晋帝国三公和郡长级以下文武官员，（大约只有三公和郡长级官员才有资格伴随司马邺出降，并在当天被留在了军营，这次是把皇帝与所有的下级官员也都弄来了）集合在刘赵兵团大营，而刘曜的军营所在地就位于长安东门外的豆田壁——大家还记得那首“天子在何许？近在豆田中”的童谣么？
　　11月17日，这些人被送到了刘赵帝国的首都——平阳。
　　第二天，刘聪亲登光极殿，司马邺上前叩头。看到此情此景的麹允悲从中来，伏在地上失声痛哭，馋扶不起，刘聪当即大怒，把麹允打入大牢，忠义的麹允也选择了自杀。
　　对于司马邺，刘聪政权还是多少要点虚伪的“礼仪”的，封司马邺为光禄大夫（特级国务官），怀安侯；加授刘曜“黄钺”（君王诛杀时专用的铜斧）、大都督、督陕西诸军事、太宰，封秦王。大赦，改年号为麟嘉。
　　对于司马邺的大臣，刘聪也是要做些表面文章的，死去的麹允，追赠为车骑将军，追封节愍侯；索綝呢，以为索綝奸邪，绑赴街市斩首。尚书梁允、侍中梁濬等所有重臣以及各郡郡长全被刘曜诛杀，只有散骑常侍华辑逃奔南山。
　　西晋就此灭亡了。从司马炎到司马邺，西晋一共有五位皇帝：司马炎、司马衷、司马伦、司马炽、司马邺，持续了52年。鞠允、索綝以关中破败之地，纠合义士，拥乌合之众，抵御敌人长达4年之久，居功至伟，最后败亡，实属可叹！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7-15　22:39:33　

回复 

　　二八五、痛失并州
　　
　　
　　司马邺被俘以后，从长安政府中逃往出来的朝廷大臣纷投各地，黄门郎史淑、侍御史王冲从长安逃到了凉州，而弘农太守宋哲则逃往江东。这些人分别给他们的新主子带来了似是而非的司马邺的口谕或者诏书，史淑、王冲对张寔说，就在皇帝出降的头一天，皇帝司马邺让他们两人带着诏书，任命张寔为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并且可以承制行事，还说，皇帝已经让琅琊王司马睿做皇帝了，张寔你要全力辅佐。
　　对于被俘皇帝的恩德，张寔不能不有所表示，他在凉州的首府姑藏大哭三天，并辞官不受；然后，他命令太府司马韩璞、抚戎将军张阆等，率步骑一万人，要东下攻击刘汉帝国，并命讨虏将军陈安、安故太守贾骞、陇西太守吴绍，各率本郡部队为前锋，同时，又写信给在上邽的相国司马保，说：“国家有难，我不忘报效国家。前些时派贾骞晋见大王，途中却接到大王的命令，让贾骞班师。不久，又听到敌人进犯长安的消息，您的将领胡崧不肯进击，麹允还送给胡崧黄金五百，让其发兵，得知此情以后，我遂决定派贾骞翻山越岭进军赴援。可是，却传来长安沦陷的消息，忠心不能实现，悲愤之余，虽死也难逃其责。如今，我再次命令韩璞等率军前往，听候你的命令。”
　　话虽说得中听，但是，当时秦州地区的局势却已经大变。刘汉军队的到来，不仅扰乱了关中地区的平静，而且，也波及到了陇右地区。在此地的羌族、氐族也纷纷而起，再加上年轻的“睡王”司马保根本就没有统御能力，因此，不仅仅是长安所在的雍州地区，而且此时的陇右地区也已经是遍地烽火。正应验了前此不久的一首童谣：“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
　　此时，皇帝已经被俘，说打到平阳，那只是一句空话，原是不当真的。那么，除了平阳，此时，凉州韩璞的部队去哪呢？与刘曜在长安附近的军队拼个你死我活么？韩璞只好回师。可笑的是，当这支勤王之师回师的途中，在抵达南安郡（甘肃省陇西县东南）的时候，却遭到了当地叛羌的围攻。双方僵持了三个多月，韩璞的部队弓箭和粮食全部用完，一万余人几乎要全军覆没。韩璞杀掉驾车的牛，大宴将士，流着眼泪说：“你们想念不想念自己的爹娘？”大家回答：“想念。”韩璞问：“想念妻子吗？”大家回答：“想念。”韩璞又问：“想不想活着回去？”大家回答：“想。”韩璞又问：“是否服从我的命令？”大家回答：“服从。”于是，韩璞亲自擂起战鼓，全军大声呐喊，向敌人发起最后的进攻。正巧，张阆率金城郡的援军抵达，前后夹击，斩杀叛羌数千人，大破羌军，才解围而去。
　　
　　身为丞相的司马睿在听到了皇帝被俘的消息，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如果说张寔的姿态上演得还比较逼真的话，那司马睿演得就有些失真了。司马睿在得知长安失守、皇帝蒙尘以后，自己亲自穿上盔甲，住在野外的军营中，并且，传出命令，要定期北伐。可是，北伐的部队却在规定是日子里，毫无动静。就在人们纳闷之时，司马睿传出话来，说之所以军队无法按时出征的原因是，督运粮草的粮草官淳于伯没有按时筹集足够的军粮，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如今北伐声势搞得这么大，总不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吧。于是，司马睿下令，将这个可怜虫淳于伯斩首示众。在司马睿看来，杀掉一个淳于伯当然大军就可以不发了，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当这个身负奇冤的淳于伯被刽子手砍掉头颅之后，将大刀在柱上拭去血迹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那大刀上鲜血却忽然顺着柱子上冲去，突出柱梢二丈多高，洒落在地上，围观的人民群众都认为淳于伯是冤枉的。舆论的压力，让受到司马睿宠信的丞相司直刘隗似乎看到了打击江东士族的机会，他上书说：“淳于伯犯的罪，不至于诛杀，请撤销从事中郎周莚等人的官职。”司马睿当然乐于看到周莚等人被打压，但是，右将军王导等重臣却纷纷上书，深自责备，也请求解除自己的官职。这样一来，司马睿只好表态说：“政令刑罚失当，都是我不明事理之故。”把所有的责任自己一个人揽了下来，专制政权的特点就是最高统治者是没有办法受到处罚的，他只有处罚别人的份，司马睿揽了下来以后，就等于大家都没事了，一概不予追究，而那场大张旗鼓的北伐表演也就此偃旗息鼓。
　　
　　只有苦苦支撑的刘琨，是真心要想勤王，然而，刘琨不仅不能实现他的抱负，自己的防地也将面临灭顶之灾了。
　　自312年晋阳失而复得以后，刘琨就一直请求拓跋猗卢再次出兵一举灭掉刘聪，313年6月，刘琨与拓跋猗卢，在陉岭（山西省代县西北句注山）之北，举行军事会议，商讨对平阳采取行动。（《魏书，序记》将此事记为前一年，错误。）这次会议，当然是刘琨相信了司马邺前此不久那篇气吞山河的诏书吧。
　　7月，刘琨进驻太原市西南的蓝谷，拓跋猗卢命拓跋普根进驻北屈（山西省吉县）。刘琨派监军韩据从西河郡（山西省离石县）南下，准备攻击刘汉帝国皇子济南王刘骥驻守的西平城。刘聪派刘粲等抵抗刘琨，骠骑将军刘易等抵抗拓跋普根，荡晋将军兰阳等协防西平城。
　　当初的约定是，拓跋猗卢率领10万大军从蓝谷南下，而关中部队渡过黄河东进，合击晋阳。
　　然而，晋愍帝司马邺无力组织大军展开攻势，因此，关中之兵没有按照约定出现。
　　所以，当刘琨等得到消息，即行撤退。刘聪命各军仍屯留原地，作进击准备。
　　此次行动无果而终，但是，刘琨仍然不死心，又一次约定拓跋猗卢能够在第二年的3月出兵，因此，当石勒报告归顺刘琨的时候，刘琨的心情可想而知。
　　然而，形势急转直下，石勒却迅速灭掉了王浚。
　　当听说石勒迅速拿下王浚，刘琨方知上当。当时刘琨的处境可以从其给王导的信中看出，他的《与王丞相笺》写道 “实困无食。残民鸟散，拥发徒跣。木弓一张，荆矢十发。编草盛粮，不盈二日。夏即桑椹，冬则营豆。视此衰叹，令人气索。恐吴、孙、韩、白，犹或难之，况以琨怯弱凡才，而当率此，以殄强寇。”
　　即便如此，身在阳曲的刘琨还不打算放弃并州。到316年初，拓跋鲜卑中的六修之乱，让刘琨终于等来了卫雄等人带来的数万人马，刘琨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而此时的主要敌人刘聪似乎也同样面临着危机，一方面宫廷内部矛盾重重，山雨欲来，另一方面，统治区内发生严重蝗灾，接踵而至的是更为严重的饥馑。据史书记载，“河东大蝗，唯不食黍豆。靳准率部人收而埋之，哭声闻于十余里，后乃钻土飞出，复食黍豆。”民众纷纷逃亡。
　　
　　而此时，身在冀州的石勒果然瞅准了机会，他在渐次平定了河北诸地以后，不仅派兵往西推进至并州地界，招诱刘聪的部众，而且，想趁着刘琨刚刚招徕数万鲜卑晋人，一举消灭刘琨，以免其死灰复燃。于是，石勒亲自率军度过太行山，包围了乐平郡（山西省和顺县西北）太守韩据所在的坫城。
　　被围的韩据赶紧向刘琨求救。刘琨新得到拓跋猗卢的部众，正打算利用这股锐气，去讨伐石勒。长期在鲜卑生活的箕澹、卫雄对刘琨说：“这些部队虽然以汉人为主，但是，他们长期留在塞外，对你还难以效忠。如今之计，不如对内收集鲜卑人的谷米，对外抄掠敌人的牛羊，紧闭关口，扼守险要，专心农耕，暂时休战，让这些民众得到休养，等他们真正对您心悦诚服的时候，再带他们去杀敌，那样的话，大事可成。”
　　心急如焚的刘琨对这些话根本不予接受，他动员所有的部队，命令箕澹率步骑兵二万人，为先锋，主动攻击石勒。刘琨则率领大军进驻广牧（山西省寿阳县西北），作为声援。
　　
　　听到箕澹部队将要到来的消息，石勒手下对石勒建言说：“箕澹兵强马壮，锐不可当，不如暂时躲避，深挖壕沟，加固城堡，挫其锐气，才能万无一失。”石勒却说：“箕澹所部人数虽多，但是，长途而来，人困马乏，军令不整，哪来的强壮？敌人就要逼到跟前了，怎么能逃走？而且，大军一动，怎么能轻易地中途折回？如果箕澹乘我们撤退，从后追击，我们连逃命都顾不上，又怎能挖壕增垒？这是自杀的做法。”立即把进言的人杀掉。然后，他任命孔苌当前锋都督，下令三军：“最后一个出营门的，斩首！”
　　于是，在险要地方，就地构筑阵地，并在山上布置疑兵，大军的前沿设置两层埋伏。在一切准备停当以后，石勒先派出轻骑兵与箕澹所部接触，双方刚一交锋，石勒的轻骑兵就假装被击败，向后迅速撤退，箕澹派出他的部队追击而来，进入了石勒预设的阵地。
　　正一路狂追的箕澹所部，被漫山遍野的石勒军团团围住，受到四面夹击，全军覆灭，石勒俘获配备齐全的武装战马就有数万匹之多。箕澹、卫雄率亲信骑兵一千余人，远远地奔回了代郡（河北省蔚县）。看到救援无望的韩据，也只好放弃城池逃走。
　　石勒大军乘胜北上进攻。身在阳曲的司空长史李弘，献出并州投降。一时间，刘琨苦苦支撑多年的并州，完全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刘琨本人也惶惶不可终日，进不能进，退不能退，不知如何是好。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此时，身在幽州的幽州刺史段匹磾，写信邀他前往幽州，共同抵御石勒。
　　在万般无奈之下，316年12月5日，也就是在司马邺被俘以后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刘琨率领残余部众，离开了他战斗了整整10年的并州，绕道飞狐谷（河北省蔚县东南），投奔段匹磾所在地蓟县（北京市）。石勒分别把阳曲、乐平郡的居民强迫迁到襄国，并在各郡设立太守、县令，然后率大军班师，而留下孔苌继续进攻箕澹据守的代郡，孔苌很快就斩杀了箕澹。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7-18　23:12:48　

回复 

　　二八六、混乱汉庭（1）
　　
　　
　　《晋书，愍帝本纪》在说到晋愍帝被俘的时候，说道：“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诸侯无释位之志，征镇缺勤王之举。”一句话概括了当时各方大员的态度。在俘虏了晋愍帝司马邺以后，着实让刘聪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不过，此时的刘汉帝国除了俘虏了一个17岁的孩子，让刘聪飘飘然以外，其实得到的实惠并不多。姑且不说朝廷内部矛盾重重，就刘汉帝国的疆域而言，也并没有扩大多少：首先，刘曜虽然打下了长安，但是，饱经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关中地区，赤地千里，居民十不存一；其次，并州的刘琨虽然逃到了远远的幽州，但是，得到实惠的不是刘聪，而是石勒，是石勒安排了自己的地方官，并将原在并州部分地区的居民迁往了自己的根据地——襄国；第三，从表面上来说，刘汉帝国的疆域是与刘渊在世的时候要扩大了许多：西到关中地区，往东到冀州、司州，再往东更是到了青州。但是，这些名义上的地盘却并非刘聪能够直接控制的，随着地盘的扩大，军阀们的离心力也越来越大，刘曜也因为顾忌宫廷内部的激烈斗争而不愿意轻易地离开自己的防地和军队回到首都平阳；石勒更不用说了，很久以前就擅自杀掉王弥，成为一支独立的势力，石勒甚至在平阳和并州饥馑的时候，招诱刘聪的二十多万部众——在五胡十六国时代，由于长期的战乱，人民被杀、被饿而死的数字大得令人乍舌，因此，在当时，土地很多时候与居民相比而言，重要性要小很多，以后的很多战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掠夺对方的人口——所以说，石勒的这种明目张胆的招诱行动，其实就是一种战争行为。而远在青州的曹嶷呢，虽然也是打着刘汉帝国的旗号，作为西晋王朝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势力，但是，曹嶷与平阳的刘聪之间毕竟隔着日渐强大的石勒，曹嶷从感情上讲，当然厌恶石勒——毕竟是石勒杀了自己的老领导王弥，因此，曹嶷对黄河西岸的石勒处处小心，设置了重兵防守——不过，感情归感情，利益归利益，当石勒担心自己因招诱刘聪部众而被刘聪打击，向曹嶷主动和解以后，曹嶷只好结好石勒。
　　这就是刘聪俘虏了司马邺以后的情形，也就是说，刘聪帝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如今，关中已经被刘曜征服，并州东北部那是石勒的天下，刘聪要想继续扩大属于自己的疆域，只能往南发展。
　　于是，在晋愍帝建兴五年、晋元帝建武元年的317年2月，也就是在晋愍帝被俘三个月以后，刘汉帝国皇帝刘聪派遣自己的从弟刘畅率领大军渡过黄河，向新郑的李矩所部发起了攻击，企图打下新郑（《晋书，愍帝本纪》记作荥阳，错误，此时，李矩已经从荥阳后撤到了新郑），拔出李矩这颗钉子，进而向中原地区发展。
　　李矩是西晋末年难得的一位优秀将领，在我看来，他的权略，他的忠义，他的胸怀，他的战功，与祖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所处的环境却更为险恶，而他死后的名望却无法与祖逖相提并论。过去，他曾经采取诱敌之计，大败亲率大军前来的石勒，这也是石勒成熟以后为数极少的一次战败。而象郭默这样连刘琨都不是十分相信、连石勒都不敢相信、连刘曜都敢欺骗的大盗，也甘心投靠李矩，并被李矩的诚心所感染、所熏陶，足见其人是何等了得！让如此了得的人，住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这当然让刘聪寝食难安，必欲除之而后快。
　　即便是携战胜之威，刘聪仍然没有明目张胆地前来与李矩对攻，他派遣刘畅率领步骑三万，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出现在了新郑城下。
　　在中原坚守的不少堡垒，兵民往往是一体的，边耕作边战斗，平时是农夫，战时是士兵，李矩的手下也是如此，刘畅大军的突然到来，让李矩根本没有时间集结部队，情况千钧一发。此时，刘畅的大军就驻扎在韩王故垒（《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李矩屯新郑，则韩王故垒亦在新郑也。战国时，韩天郑，徙都之，故有故垒在焉。”又注：“子产相郑，郑人怀其惠，为之立祠。”魏晋时期，人们称战国时期韩国的都城为韩王故垒，在今河南省新郑市西北），距离新郑城仅七里。
　　在这危急关头，李矩心生一计，他向刘畅表示投降，并派遣手下的老弱残兵送去十分宝贵的牛和美酒，以犒劳刘畅的大军。当刘畅派人前来探查的时候，李矩将所有的精锐全部隐匿起来，只让老弱妇孺面对刘畅的使节，于是，刘畅象数年前的他的从兄刘聪围攻洛阳一样，再次上当。刘畅不以为意，大宴诸将，个个喝得烂醉如泥。而新郑城内的李矩却丝毫没有停止战斗的准备工作，他一方面派出信使，火速向驻防他处的郭默求救，另一方面，等到夜晚来临的时候，李矩集结城内的精勇，密谋趁夜偷袭刘畅大营！
　　当李矩把自己的计划告知众将的时候，大家都面露为难之色，士兵们更是因为敌人人数众多而十分害怕。为了鼓舞斗志，李矩让自己的外甥郭诵前往新郑城内的子产祠里去祈祷：“子产您过去曾经做郑国的相国，国境之内连不详的鸟叫声都听不到。如今，凶狠的胡人和满身恶臭的羯人，您怎能让他们践踏您的厅堂！”然后，李矩让子产祠的巫师，对大众宣布，届时，子产将派遣神兵相助，一定能够胜利！将士们听巫师这么一说，顿时群情振奋，个个踊跃报名杀敌。于是，李矩命令郭诵和都护杨璋精选了1000名士兵，组成敢死队，趁着夜色朝刘畅大营扑去。
　　这1000名勇士消无声息地降临到了一片祥和的刘畅大营。顿时，喊杀声惊天动地，沉睡中的刘畅士兵突然被从梦中惊醒，也有不少在睡梦中身首异处，三万大军一时间象一只无头苍蝇，完全失去了方向。这支突击部队以1000之众，杀敌几千人，并一直将这三万敌人杀得四散奔逃，完全丧失了反抗能力。刘畅只身狼狈而逃，史书记载：“仅以身免。”
　　但是，还没有完。
　　等李矩大败刘畅以后，郭默的弟弟郭芝也奉郭默之命，率军前来救援，还在路上的时候，郭芝就听说了李矩大胜的消息，但是，郭芝并没有回师复命，而是继续来到了新郑向李矩报到。李矩已经缴获了刘畅的大批战马、武器，他拿出500匹战马（这在当时可是十分珍贵的军需物资）送给了郭芝，又命令郭芝率军，分三路趁夜追击刘汉帝国的残兵，跑远了的刘汉帝国的残兵败将，逐渐放慢了脚步，但是，在他们还没有喘一口气的时候，三路追兵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身边，又是一阵砍杀，李矩的追兵再次大获而归。
　　但是，这还没有完。
　　当时，为刘汉帝国驻守洛阳的是那个赵固。此人曾经因为害怕石勒兼并而撤围北上，并因为害怕受到刘演的攻击而暂时投降，最终还是选择了叛逃刘汉帝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此人与自己的长史周振关系十分恶劣，这个周振就偷偷地给中央打小报告，说出了很多赵固的罪过，因此，此次刘聪交给刘畅的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在消灭了李矩以后，再取道洛阳，顺便杀掉赵固，让周振代替赵固的职务。而此次李矩大败刘畅，从刘畅的大帐中就得到了刘聪写给刘畅的这个命令。
　　到了这一年的8月，在洛阳的赵固长途奔袭，偷袭晋卫将军华荟所在地临颍（河南省临颍县），杀掉了华荟。华荟是华歆的重孙，是司马炎泰始年间太子少傅华表的孙子，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河南留台的荀组此时应该已经因为石勒的逼迫而被迫向南迁移，华荟也随之暂住临颍，却被赵固所部偷袭，父子均被杀害。
　　赵固所部出现在新郑南面的临颍，其对于李矩的威胁显而易见。此次，李矩又实施了一个反间计，他仅仅派出一个使者，将刘聪的那份命令刘畅袭杀赵固的命令，轻轻地送到了赵固的案头之上。
　　看到这一命令的赵固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他立即斩杀了周振父子，并率领骑兵一千人，向李矩投降。这个不愿投降石勒、不愿投降刘琨、一心要效忠刘汉政权的赵固，就这样轻松被李矩收复，而且自此对刘汉帝国恨之入骨，死心塌地地听命于李矩。李矩并没有把赵固留在自己的身边，而是在看到他真心实意地投降以后，仍命其返回洛阳守卫——但是，这次却不是为刘汉帝国守卫洛阳，而是为晋帝国守卫。
　　李矩就是如此举重若轻，不仅收降了一员战将，而且，又收复了一座城市。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7-20　22:56:33　

回复 

　　二八七、混乱汉庭（2）
　　
　　
　　中国古人向来相信“天人感应”的说法，认为奇怪的天象总会预示着人事的变故。317年元月的天象就象永嘉6年的天象一样，显得十分诡异。就在元月的庚子日，白天出现了漫天的虹霓，天空中现出了三个太阳。《晋书，刘聪载记》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三日并照，各有两珥，五色甚鲜；客星历紫宫入于天狱而灭。”刘聪召来太史令康相询问缘由，康相回答，三日预示着天下将要三分，一为我刘汉帝国，二为江东司马睿，三为四川李氏。他继而指出，石勒雄踞赵魏，曹嶷狼顾东齐，鲜卑之众星布燕代，这些地区都有兴盛的趋势。如今京师寡弱，石勒强盛，假如其从上党地区攻入，曹嶷作为后援的话，陛下该如何处理？最后，他建议刘聪象秦始皇和汉武帝那样率兵东巡，在东巡途中，就象汉高祖收服韩信那样将石勒、曹嶷轻松拿下。刘聪听了，不置可否，但是心中十分不快。从刘聪的内心分析，他何尝不想如此呢？但是，他也深知，自己决不是刘邦，而石勒也并非韩信，怎能轻松拿下？当刘邦轻松拿下韩信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大一统，即便是韩信举兵反抗，其时军心民心早已厌倦了战争，胜算究竟多少，其实难知，更何况刘邦对韩信素有知遇之恩。而当下的石勒呢？如今天下分崩离析，与汉初全然不同，石勒早已自成一家，冀州司州为其独立打下，也与韩信由刘邦将其移封到楚地迥异，并且，他刘聪也从来不是石勒的恩人，采取巡视的做法企图用一介力士，就将石勒、曹嶷擒拿回京，岂不是天方夜谭？此举只能促使石勒、曹嶷早日翻脸。而今，他刘聪辖区天灾不断，部众大量叛逃，部队接连失利，自保不暇，哪能图人？！
　　这兴许就是刘聪不乐的根本原因吧。
　　然而，外患并没有促使刘汉政权内部更加团结，就象西晋的皇族内斗一样，一旦开始，不斗个你死我活，不会轻易收场。也就是在去年（316年）的2月，刘聪突然兴雷霆之怒，一日之间诛杀了七位部长级官员以后，到了9月，他在光极前殿大宴群臣，仍为皇太弟的刘乂也照例受到了邀请。当刘聪看到他这个弟弟几个月下来，头发花白，面容憔悴，见到他以后，只是一个劲地叩头谢罪的时候，刘聪一时间也悲从中来，恸哭失声，并仍然象过去那样对待刘乂。
　　然而，老爸的这一举动却深深地刺激了刘粲。刘粲之所以指使皇宫内侍将刘乂的辞职信压住不呈，目的就是让自己的老爸更加憎恶这个不知时务的弟弟，而目前的事态极有可能会发生逆转，自己过去的阴谋也许会弄巧成拙，成为笑柄。于是，他加快了谋害他这个叔叔刘乂的步伐。我们还记得贾南风是如何诛杀司马亮和卫瓘的吧？这次刘粲的做法就是贾南风政变的翻版。
　　317年3、4月间的一天（具体时间不详），刘粲派了一个叫王平的人，对刘乂说：“刚才我接到了皇帝的命令，叫我通知您，京师将要发生叛乱，命您马上命令你的护卫部队戒严，做好战斗准备。”大约这个名叫王平的人素来为刘乂所信任，刘乂信以为真，就命令自己的东宫卫士穿上铠甲，驻守东宫。
　　当刘粲得知此计已成，立即飞告靳准、王沈等为刘聪信任的重臣，说：“刚才王平报告说，东宫暗暗守备，励兵秣马，我们该怎么办？”
　　靳准立即向刘聪汇报，刘聪一听，大惊失色，脱口而出：“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
　　就在刘聪半信半疑之间，王沈等人不失时机地异口同声说道：“这件事其实我们早都有所耳闻了，只是因为害怕给陛下您报告了，您不相信，才不敢对你汇报啊！”
　　于是，刘聪立即下令让刘粲率兵包围了皇太弟居住的东宫。与此同时，刘聪又派遣王沈、靳准等人发兵逮捕了与刘乂亲近的十几个氐羌等族的酋长，把这些人或者高高吊起，或者用烧红的铁钎熏眼，严刑拷打之下，这些人都屈打成招，编造出自己与皇太弟刘乂合谋造反的“事实”。看到这些口供以后，刘聪发自内心地感激王沈等人，他说：“从今以后，我算是知道了你们才是真正的忠臣啊！”接着，他勉励大家：“你们要多想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句古语，不要只想着过去你们言之不用的憾事啊！”
　　——千载以下，我们似乎能够看到王沈、靳准等人内心微微泛起的阴冷的嘲笑。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刘聪随即诛杀了刘乂素来的亲信大臣以及东宫的官员，人数达几十个，这些人也都是靳准等人平常讨厌的人，活埋了5000多士兵和平民，并将刘乂贬为北地王。
　　这一重大事变，致使附属于刘汉帝国的氐羌部众大量叛逃，史书记载，“氐羌叛者十余万落，”一落，就是一帐篷，大约为一家，我们以一家五口计算，此次叛逃的部众就高达50万人之多，难怪史书记载，“平阳街巷为之空。”在《晋书，刘聪载记》上，此句在上句之前，而在“坑士卒5000人之后，”坑杀士卒5000人，似乎还不足以使平阳街巷为之空，而叛逃十余万落，造成平阳街巷空空荡荡的，倒较为可信，因此，个人认为，此句似应在“氐羌叛者十余万落”之后。
　　在人众集体叛逃的同时，蝗虫却大量涌来。尤其以平阳、冀州、雍州最为严重。——当然，冀州是石勒的治下，蝗虫的到来就意味着粮食的紧缺，石勒的应对之策是派兵下田抢劫老百姓的口粮，因此，在冀州地区，人们还把石勒以及石勒的部队比作另外一种蝗虫：胡蝗。
　　不过，这丝毫没有干扰到刘粲的夺嫡步伐，刘乂被废以后，很快的，刘粲就趁着皇帝命令靳准镇压叛逃部众之机，让其将刘乂暗杀，彻底解除了他的心腹之患。于是，刘聪只得封刘粲为皇太子，并大赦境内，以其为代理相国，大单于，总理国政。
　　刘汉政权经过这次惨烈的斗争，终于确立了刘粲皇位继承人的地位，以皇太弟刘乂被杀而告终，但是，这次血腥的政变，不仅对于刘汉政权的打击十分空前，而且，对于身处其中的当事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一系列的影响，首先，皇帝刘聪的平衡之术彻底失败，皇太子刘粲的势力一枝独大，在刘聪将要走完的人生最后一年里，我们不知道其是否还真正牢牢地掌握着权力，但是，从史书的一些字里行间，我们发现，也许此时其影响力已经有了动摇，比如，在以后当其纳王沈的养女为左皇后，被大臣反对的时候，他是让宣怀对太子刘粲说这些大臣如何可恶，而让刘粲去杀掉这些大臣。其次，对于靳准而言，看到刘氏皇族之间的仇杀，他无论内心深处是如何想的，但是，毕竟在这场斗争中，他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并诛杀了异己，但是，不幸的是，就在他率兵镇压叛羌的时候，天雷却击死了他两个儿子！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7-25　00:35:49　

回复 

　　二八八、坐断江南
　　
　　段匹磾邀请刘琨来到幽州，除了意欲同奖王室以外，当然有借重刘琨的地位以及在晋人中的崇高声望，统一段氏思想，共同对抗石勒的味道。因为，他知道，当刘翰将幽州让给自己的同时，其实也将石勒这股祸水引向了自己。虽然经过了襄国之战，段氏与石勒结为兄弟，但是，在段匹磾看来，与石勒结盟本身不仅违背大义，而且简直就是为虎作伥，毕竟段氏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主要还是得益于忠于晋室，才得到了晋人的大力支持。同时，石勒狡诈多端，其与段氏结好，难保不是其权宜之计，决不可靠，因此，即便单纯从部落安全考虑，也不能一朝纵敌，养痈为患。然而，段氏部落的头领、自己的哥哥段疾陆眷，实力最强的从弟段末柸，包括自己的叔叔段涉复辰等人均虑不及此，甚至从弟段末柸至今还对石勒感恩戴德，不过，既便如此，段氏诸头领仍然没有彻底抛弃晋室，这也使段匹磾产生一点希望，那就是借重刘琨兴起讨伐石勒，并借此提高自己在部落中的影响力。
　　对于刘琨而言，他是带着国仇家恨来到幽州的。他在并州苦苦支撑了10年，然而，也就是在并州这块土地上，他失去了父母和亲人，按照刘琨过去的从事中郎卢谌、崔悦后来给司马睿上书所说的那样，真可谓是“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门族受歼夷之祸”。如今，晋愍帝司马邺被俘，就连帝国北方硕果仅存的一块土地也沦陷了，而自己往日依靠的拓跋鲜卑已经不再支持自己，天下之大，已无容身之地。那么，段氏鲜卑呢？段氏鲜卑素来是王浚的同盟，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与他刘琨和拓跋鲜卑对立的，平日里并无深恩厚德，然而，此时的刘琨再无选择的余地，如果不应段匹磾之招，自己要么就被段氏与石勒前后夹击，要么就含恨浮海逃亡江南。可是，刘琨心中还有微弱的希望，史书记载：“琨之去晋阳也，虑及危亡而大耻不雪，亦知夷狄难以义伏，冀输写至诚，侥幸万一。”说明，他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哪怕是有一点点兴复的可能，他都愿意尽自己的全力去尝试，以期保住晋帝国在北方的这一点点火种。于是，刘琨没有选择逃亡，而是毅然决然地率领几百部众投奔到段匹磾的帐下。
　　刘琨与段匹磾在幽州城下相见，双方以死生报国相期许，悲凉慷慨，歃血为盟。安顿下来以后，两人将目光同时投向了遥远的一个人——司马睿。如今，晋帝国最具威望的只剩下两个人：一个就是丞相司马睿，另外一个是相国司马保。国不可一日无君，两人经过商量，决定联络北方的段氏、慕容氏、邵续、甚至远在山东骑墙观望的曹嶷，派人前往江南，奉司马睿登基为帝，克复业已陆沉的神州大地。
　　司马睿在永嘉元年307年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守建业，那一年他正好31岁，到今天也正好10个年头。其间，他亲眼目睹了强大的太傅司马越被石勒消灭，也经历了杜弢流民在湘州揭竿而起，从311年被晋封为镇东大将军，兼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以后，司马睿开始关注整个江东地区的安定，紧接着，他就出兵平定了占据江西的华轶，击退了石勒的南进，当王澄被杜弢赶出荆州，司马睿又将自己的手伸向了荆州。晋愍帝司马邺继位以后，司马睿被封为左丞相、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这一职位使他更有理由将整个荆州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然而，荆州的局势纷繁复杂，王如、杜弢、胡亢、杜曾等相继而起，并且，身在长安的司马邺也派出第五漪来淌这滩浑水，这让司马睿十分尴尬，荆州、交州、广州的旧臣也面临着一场是听从皇帝司马邺还是听从司马睿的艰难抉择。荆湘地区的战事连绵不断，杜弢军甚至前突到鄱阳湖地区，直接威胁到建业的安全，与此同时，司马睿的后方也并不稳定，江东大族周氏与渡江而来、整日仍然保存着中原清谈之风的名士大族们矛盾日渐尖锐，蠢蠢欲动，虽然周氏犯有谋反的重罪，但是，基于江东宗族强盛的势力，司马睿也没有采取过激行动予以深究。长安的司马邺试图以高官厚禄唤起司马睿勤王之举，然而，即便是在司马睿官位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以后，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司马睿从未产生消灭胡羯、混一华夏的想法，而是用这样的名头进一步巩固自己阵营的向心力，完成对荆州地区的控制。在北中国的刘琨、邵续、李矩等人苦苦支撑的时候，司马睿的江南相对安定祥和。如今，原来曾经席卷荆湘的杜弢已经被完全平定，然而，杜曾却与第五漪一起，象往日的华轶那样，与自己分庭抗礼，那么，当长安沦陷、司马邺被俘的消息传来，司马睿又将作何举动呢？
　　317年的2月，前弘农太守、平东将军宋哲来到了建业。据说，在长安城陷落以前，晋愍帝司马邺让宋哲带给司马睿一份诏书，主要内容是：……我今天困守穷城，忧愁万端，担心会时刻出现意外，因此，我命令宋哲前往丞相你那里，宣布我的旨意，让你执掌万机，克复旧都，修复园陵，报仇雪恨。得到宋哲正式的通知，司马睿又一次穿着白衣服，到郊外为皇帝发哀。发哀完毕，因为有了宋哲带来的皇帝旨意，司马睿身边的臣子就腿搓绳，顺水推舟，请求司马睿就势登基称帝。而司马睿感觉时机还不成熟，他泪流满面着说：“我，是一个罪人啊！只有遵循为国而死的大义，以雪天下的大耻，才多少能抵消我应当被杀头的罪过啊！我的官位是琅琊王，你们诸位贤人却不停地逼迫我！”说完，回头对自己的亲信奴婢下令，出去准备车马，不但皇帝自己是不当的，而且自己如今的丞相也不当了，要回到自己的封国去。——琅琊国，如今在曹嶷的治下，司马睿的这一滑稽的举动形同儿戏。群臣见状，赶紧退而求其次，请求依照魏晋改朝换代之际，司马师、司马昭做过的事情，暂时称为“晋王”，好做个过渡。这样，司马睿才终于同意了。于是，司马睿称晋王，大赦天下，并且改元为建武。对于杀爷奶、父母的，以及刘聪和石勒，不予赦免。并设置百官，建立宗庙社稷。司马睿喜爱次子宣城公司马裒（音：抔），打算立他为太子，对右将军王导说：“选立继承人，应以品德为主。”王导回答：“世子司马绍跟宣城公司马裒都有高尚的美德，可世子年纪要长（本年司马绍十九岁，司马裒十八岁）。”于是，司马睿立王世子司马绍为晋王太子，司马裒为琅琊王，作为祖父司马觐的嫡孙，使司马裒由“小宗”改为琅邪国的“大宗”，并命司马裒为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镇守广陵（江苏省淮阴市）。以抚军大将军司马羕为太保；谯王（刚王）司马逊的儿子司马承，继承谯王王位；征南大将军、汉安侯王敦为大将军，江州（江西省及福建省）牧；右将军王导为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将军、中书监、录尚书事，左长史刁协为尚书左仆射；秘书长（右长史）周顗为吏部尚书；军咨祭酒贺循为中书令；右司马戴渊、王邃为尚书；司直刘隗为御史中丞；行参军刘超为中书舍人；参军事孔愉为中书郎；其他参军都擢升奉车都尉；掾、属都擢升驸马都尉；行参军、舍人都擢升为骑都尉。王敦辞让江州全权州长，王导辞让中外都督，贺循因年老多病，辞让中书令，司马睿都接受了他们的请求，改命贺循为祭祀部长（太常）。
　　
　　《左传，隐公三年》在说到信义的时候，有一句十分有名的话：“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蕴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到了末世，人们更多地借助于外界隆重的仪式，来表明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忠诚，但是，如果没有一颗真诚的心，再隆重的仪式也是徒劳。据史书记载，刘琨与段匹磾不仅歃血为盟，而且还结为婚姻，并且，双方有共同的志愿，似乎不应该再生枝节。然而，一山难容二虎，刘琨位列三公，其崇高的声望让段匹磾感到对于自己的威望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这一点，刘琨也有所觉察，内心隐隐感到十分不安。本来，刘琨与段匹磾商议各自派遣使者一同前往江东，劝司马睿继承皇位。刘琨打算派的使者是从事中郎续澹，段匹磾派的是荣邵，刘琨不仅让续澹带上劝进表，而且将司马邺授予自己的司空官职的节、官印、官服都送还司马睿，同时，还打算将自己的妻儿等也一同送到江东，而自己孤身一人效节北方。两位使者还没有出发，正巧一个叫王成的人从平阳逃来，说南阳王司马保已经在陇右称晋王，据说士众甚盛，将要攻下关中。段匹磾听到这个消息，犹豫起来，留下荣邵不遣，想另派鸿胪边邈去陇右劝司马保即位为帝，但是，又担心刘琨单独派遣续澹去江南，于是，不让所在为续澹等人引路，在盗贼横行时期，这样大规模的南下，如果没有所过道路忠于晋室的人士保护，是难以抵达江南的。因此，续澹等人南下的计划没有实现。不过，刘琨并没有气馁，他对温峤说：“如今晋祚虽然衰微，但是，天命并没有改变。我将在河朔地区建立功业，想让你在江南施展抱负，你愿意为我一行吗？” 温峤回答：“我虽没有管仲、张良之才，但是，您却有齐桓公、晋文公的志向，要建立辅佐皇帝的大业，我不敢推辞。”温峤母亲听说儿子要远去万里之外，母亲崔氏坚决不让儿子远行，温峤不听，扯开衣服，不顾而去。
　　317年6月15日，温峤等人抵达建康。中书监王导、吏部尚书周顗、中书郎庾亮，都十分喜爱温峤的才华，争着与之结交。当时，除了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以外，奉晋朝正朔的太尉兼豫州牧荀组、冀州刺史邵续、青州刺史曹嶷、宁州刺史王逊、东夷校尉崔毖（时驻襄平【辽宁省辽阳市】）以及幽州刺史、左贤王、渤海公段匹磾，领护乌丸校尉、镇北将军刘翰，单于、广宁公段涉复辰，辽西公段疾陆眷，兖州刺史、定襄侯刘演，鲜卑大都督慕容傀等188人，也都上书“劝进”，但是，司马睿拒不接受。虽然司马睿没有即时作出登基为帝的行动，但是，他却将年号改为建武。并且，在张寔因为路途遥远，并不知道司马睿改元的消息，因此所派使者带来的文书上依然使用了司马邺的建兴年号，对此，司马睿一直耿耿于怀。可以说，司马睿没有自立为帝，其实，他已经自视为帝了。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7-25　20:33:35　

回复 

　　二八九、祖逖北伐
　　
　　
　　自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祖逖击楫中流、率领部众从京口来到淮阴以后，直到建武元年的317年，我们才在史书中再次看到祖逖的影子。在这长达4、5年的时间里，我们有理由相信，祖逖绝不是仅仅屯留在淮阴，招募勇士、打造兵器、囤积粮草。因为，当祖逖再次出现在各种史籍上的时候，他的部队已经进抵了谯城城下，从谯城（安徽省亳州市）到淮阴直线距离约300公里，在和平年代，这个距离也许用不了多少时日，但是，在战乱年代，我们相信祖逖的部队是转斗而前，才到达这个通向中原的门户。
　　在祖逖到来之前，从谯郡到徐州等地，散布着大大小小无数的坞堡，这些坞堡都是流民组成，有的自给自足，有的以抢劫为事，力量较大的几千人，较小的十数百人，其中较大的是张平和樊雅，北中郎将刘演为了对付石勒的威逼，就拉拢这些力量，任命张平为豫州刺史，樊雅为谯郡太守。（《晋书，桓宣传》称，此二人是自称。）张平等人曾经为解救刘演，北上与石虎交战，战败，刘演也被迫放弃廪丘，与段文鸳移屯厌次，依附邵续。战败而回的张平、樊雅等人继续屯守谯郡，司马睿因为舍人桓宣与二人是同乡，就任命桓宣为参军，派其说服二人，二人立即派主薄随桓宣来到建业投诚，司马睿随即任命二人四品将军，让其捍御北方。
　　紧接着，祖逖的部队就进抵芦洲（安徽省亳州市东涡水北岸）。目前祖逖的正式职务是豫州刺史、奋威将军，两个豫州刺史，当然是不可以的。于是，祖逖派遣自己的参军殷乂前往张平、樊雅处说服二人，谁知，这个殷乂却是个刚愎自用、目空一切的家伙，当他见到张平以后，对张平十分瞧不起。他一边巡视张平的营寨，一边横挑鼻子竖挑眼，指着张平的住处，轻蔑地说你住的地方只配作马厩——言外之意，我张平就是畜生不如的东西了！？——但是，殷乂还没完没了，他指着院子里放着的大锅，说我想把他给砸了，铸作铁器，还有点用处。张平说：“这可是帝王用的大锅。等天下太平了，正需要用它呢，为何要急着砸碎！”殷乂斜着眼，瞥着张平说：“你能保住脑袋不？还吝惜一口大锅！”张平早已忍无可忍，他大喝一声，抽出大刀，一刀下去，就在座中将殷乂斩为两段，本来张平已经愿意归顺祖逖，但是，此时却勒兵固守，阻止祖逖继续北进。
　　祖逖被阻于谯城之下，连攻一年多的时间，谯城依然不下。当时，附属于张平的流民部队还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几支，每支也就几百人马，在正面进攻、无法取得进展的情况下，祖逖只好采取离间之计，他偷偷派人与谢浮联络，许以重赏，劝诱谢浮诛杀张平，谢浮假装请张平到自己的防地，乘机袭杀了张平，并率众投降了祖逖。司马睿为了表彰祖逖的功劳，才开始派人给祖逖运送粮食，即使如此，由于道路遥远，司马睿的粮草也没有送到祖逖部队的手上，人众增加的祖逖军中发生了饥荒，于是 ，祖逖往谯城东北方向的太丘（河南省永城县西北）撤围而去。不过，樊雅并没有让祖逖安心而去，他集合所部趁夜率众追击祖逖，攻入了祖逖营垒，樊雅手持大戟，直扑祖逖的中军大帐，一时间，祖逖军中一片大乱。祖逖赶紧命令左右亲兵与敌格斗，都护董昭拼死苦战，终于将樊雅之军击退。击退樊雅以后，祖逖重整部伍，马不停蹄回军反击樊雅，然而，张平的余部接应着败退的樊雅，稳定了阵脚，双方陷于僵持。
　　祖逖兵弱不足以强攻谯郡，只好四出向浚仪蓬陂的乞活军头领陈川（其自称陈留太守）、南中郎将王含（王敦之兄）求援。此时桓宣已经被王含招为自己的参军，于是，王含就派遣桓宣率领500甲士北上前往祖逖军中增援，而陈川也派遣猛将李头率军南下帮助祖逖。见到桓宣以后，祖逖对桓宣说：“你过去就曾经说服过张平和樊雅，他们对于你十分信任。如今，请你替我再走一趟，说服樊雅，如果樊雅能够投降，不仅不会被杀，相反，我还要好好地重用于他。”桓宣领命后，二话没说，再次只带了二个从人，匹马来到樊雅的城中，他对樊雅说：“祖逖祖豫州，正要全力荡平刘聪和石勒两个反贼，全靠你的支援。前些时候，全是因为殷乂轻薄，并非是祖豫州的本意。如今我们双方如果和解的话，对于您而言，不仅仅是功业可以建立，而且富贵也能拥有。如果您还继续固执己见，江东大府将要增派猛将强兵，这样的话，以您乌合之众，固守穷城，贼人从北面攻击您，国家攻击您的南面，没有一点点活路。请您冷静地考虑考虑。”樊雅与桓宣故人相见，专门为桓宣安排酒宴，结为挚友，两人言谈甚欢，酒后，樊雅即让自己的儿子随着桓宣一起回到祖逖的军中。过了几天，樊雅亲自来到祖逖军中，拜见祖逖，想见以后，祖逖又将樊雅派回城中安抚他的部众。然而，樊雅的手下却都以为过去曾经辱骂祖逖，担心祖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不敢随着樊雅投降，樊雅没有办法，于是，谯郡重新闭城自守。祖逖再次领兵攻打谯郡，并再次派桓宣进城劝说樊雅，这次樊雅终于下定决心，诛杀了异议者，开城投降。
　　攻下谯城以后，立下大功的桓宣才领兵而去，而另一位苦战立功的陈川猛将李头也将离去。打下谯城以后，祖逖得到了樊雅坐下的一匹骏马，李头十分喜爱那匹骏马，但是，又不敢直接问祖逖索要。祖逖知道以后，立即将那匹骏马赠送给了李头，这让李头感激涕零，他每每感叹说：“如果能够得到这样的主子，我李头死而无恨！” 关于陈午在浚仪的乞活军，史书是这样记载的：“午时据浚仪，众可五千余人，率劲悍善战。午既死，子赤特尚幼。大帅冯龙、李头等共推午从父川辅相赤特。川遂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内史。川本大陵县吏，以法绳下，众心不附”。这也许就是李头屡屡发出这种感叹的原因吧？然而李头的这些话，将立刻会招来杀身之祸，而这一变故也直接导致了陈川以后的叛降，现在我们暂且不表。
　　听说祖逖顺利地拿下了谯城，石虎立即率兵南下，企图在祖逖立足未稳之时，将其伸出中原的触角打回，赶回淮河下游。王含闻讯，又一次派遣桓宣率兵增援，久攻谯城不下，又听说桓宣援兵将至，石虎只好解围而去。桓宣到来以后，就擅自留了下来，帮助祖逖攻打谯城附近尚未归附的坞堡，巩固这个江东势力联络中原地区的枢纽，桓宣因功被封为谯国内史。自此，谯城就成了祖逖北伐的大本营，祖逖很长时间就居住在此地，并以此为据点，与石勒集团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
　　
　　祖逖的胜利，显然刺激了远在江南的司马睿，可以说，祖逖的胜利是司马睿登基的一个奠基礼。既然已经立为晋王，起码的姿态还是要做的。在祖逖打下谯城不久，司马睿就又一次宣布要进行大规模的北伐，这一次，他任命自己最心爱的次子司马裒为元帅，并传檄天下：“逆贼石勒，肆虐河朔，逋诛历载，游魂纵逸。复遣凶党石虎犬羊之众，越河南渡，纵其鸩毒。平西将军祖逖帅众讨击，应时溃散。今遣车骑将军、琅邪王裒等九军，锐卒三万，水陆四道，迳造贼场，受逖节度。有能枭虎首者。赏绢三千匹，金五十斤，封县侯，食邑二千户。又贼党能枭送虎首，封赏亦同之。”说得是气吞山河，令人读之心潮澎湃，不过，这只不过是司马睿的又一次作秀而已，只是，这一次司马睿没有找来一位类似淳于伯的替罪羊，而是自顾装聋作哑，不久就硬着头皮将司马裒接回了建业。虽然没有淳于伯这个替罪羊，但是，对于司马睿个人而言，这一次北伐的代价可谓惨重，因为，就在司马裒被送回建业后不久，这个司马睿最喜爱的儿子就因病去世了，享年仅18岁。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7-26　13:07:59　

回复 

　　二九○、周访定荆
　　
　　
　　当刘琨从蔚县东南的飞狐口逃往幽州以后，石勒的大将孔苌就尾随而来。孔苌很快就占领了箕澹据守的代郡，并不断进攻屯聚其地的流民首领马严、冯豬，兵锋直接威胁到幽州的左侧背。孔苌这一搅和，让原居住于其地的难民纷纷逃往更加东面的段氏鲜卑统治下的辽西郡（河北省卢龙县），这种恐慌情绪立即象瘟疫一样迅速在石勒的统治区内蔓延起来，司州、冀州、并州、兖州等地的人民都不再安心生产，成群结队地偷偷往东北方向逃亡，石勒千辛万苦从四处挖来的劳动力眼看流失十分严重，这让石勒头痛不已，他只好问计于濮阳侯张宾，张宾回答：“马、冯二人并非你的死仇，难民们也都眷恋故乡。我建议撤退大军，任命合格的地方官招徕安抚，那么，流窜在冀州、幽州的贼寇，自然就消失了，逃亡到辽西的难民，也会自然回来。”石勒从善如流，立即命令孔苌回军，并任命武遂县令李回为易北督护兼高阳郡（河北省博野县东南）太守。李回把郡政府迁到易京（河北省雄县），马、冯的部众很快投降了李回，逃亡的难民也络绎不绝地回到了家乡。这是建兴四年的事。
　　虽然石勒大军并没有继续北上进击幽州，但是，对于刘琨和段匹磾而言，兵强马壮的石勒终归是一个劲敌。与其坐而待毙，莫若起而奋击。这当然是客观情势使然，另外，似乎还有来自建业方面的因素。那就是：为了答谢刘琨“劝进”的一片忠心，司马睿投桃报李，授予刘琨为侍中、太尉、其余官职如故，赠予给刘琨名刀，并亲切写信勉励刘琨，要“抚宁华戎，致罚丑类，动静以闻。”俨然将北中国的全部权力都授予给了刘琨。为了报答司马睿的知遇之恩，刘琨回信信誓旦旦地保证：“我谨小心亲自佩戴在身上，亲手诛杀掉刘聪、石勒两个丑类。”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刘琨与段匹磾开始了紧锣密鼓地筹备工作中。
　　段匹磾推举刘琨为大都督，由刘琨传檄四方，征集各地义军，并专门传檄给段涉复辰、段疾陆眷、段末柸等合兵一处，共同汇集襄国，一举剿灭石勒。刘琨、段匹磾先行率军，驻扎在固安（河北省易县），等待众军到齐以后，一同出发。消息传来，石勒内心十分恐惧，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统治区内还不稳固，就在他进攻乐平韩据的时候，后方的南和县令赵领就招合广川、平原、渤海等地几千户民众归降了厌次的邵续，河间的邢暇也是招降纳叛，拒不应命。于是，他赶紧派人从间道飞马前往段末柸处，用重金收买了段末柸。一方面段末柸本来就对石勒感恩戴德，另一方面，也想趁着段匹磾大军在外，企图抄掉段匹磾的后路，袭占幽州这座大城，于是，在接下了石勒的重金以后，段末柸就想方设法要破坏掉此次讨伐行动。不过，段涉复辰与段疾陆眷刚刚派出使者到建业“劝进”，对晋王朝表示忠心，此时言犹在耳，在加上刘琨崇高的地位和威望，难以从道理上阻挠此次讨伐行动。段末柸只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服自己的从叔和从兄，他对二人说：“哪有身为叔父、哥哥，却跟着侄儿、弟弟去打仗的道理？即使万一成功了，哪也只是段匹磾一个人的功劳啊！在朝廷那里哪有我们的份？”段涉复辰、段疾陆眷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就引军而还。刘琨与段匹磾在固安左等右等，一直不见段涉复辰等人的大军前来会合，段匹磾担心有变，也赶紧与刘琨一起回到了蓟县。此次声势浩大的讨伐行动与司马睿那次一样就这样无果而终了——不过，这样的结果决非刘段二人的本意。
　　而远方司马睿的那次则纯粹是一场表演，因为，在司马睿看来，没有荆州的江南是不安全的，而如今的豫州则是满目疮痍，得其地不足以富国，权衡再三，他还是把全部的注意力用在了荆州方向。如果没有王敦的嫉贤妒能，也许荆州在陶侃的打击下早已收到了江东集团的怀抱。315年，就在陶侃连败杜曾，几乎要全取荆州的时候，王敦却将陶侃贬到了遥远的广州，而任命自己的从弟王廙为荆州刺史，史书上没有记载司马睿在听到这一消息的感受，但是，从司马睿到江东以来，开始的时候，羽翼未丰，只能依靠王导、王敦，慢慢的，重用来自北方的其他名士，除此之外，又起用一些修养深厚的南方士人，而对于来自南方的武将，只重用那些出身寒门、毫无根基的人才，如陶侃、周访等人，而对于同样勇猛的江南武家大族则一直敬而远之，不让其染指军事，典型的就是周氏家族。从这一点来看，司马睿一直以来就是采用的平衡各方力量、竭力避免一股势力坐大的策略。当他得知王敦的这个请求以后，司马睿的内心可想而知，不过，唯一聊以自慰的是：王廙是司马睿的姨弟，司马睿本人对王廙也是青眼有加。从这一点上来看，似乎也很难说，任命王廙之错全在王敦。可是，让司马睿气愤的是，王敦的这一请求却坏了占领荆州的整体计划。
　　陶谦走后，陶谦的旧部马俊、郑攀等人在与王敦交涉无果之下，愤而叛乱，与杜曾合流，并迎接第五猗共同对抗王廙，偷袭王廙，王廙逃往江安。退到江安的王廙又一次组织部队讨伐马俊等人，结果，又一次被击败。于是，由于江东集团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荆州局势开始朝着不利于江东集团的方向发展。
　　据《晋书，赵诱传》称：“（第五）猗为愍帝所遣，加有时望，为荆楚所归。”这说明，第五猗本人是深得荆州地区老百姓的认可的，另外人家是皇帝派来的正牌刺史，当然腰板站得直了。而与此相反，王廙却是“忌戾难事”（《晋书，朱伺传》），这也是郑攀等人反叛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如何尽快扭转不利局面，把将要到手的果子牢牢地拿到手中，这是摆在江东集团面前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事情。从《晋书，周访传，赵诱传，甘卓传，杜曾传，朱伺传》等的记载，我们能够看出，江东集团几乎动用的一半以上的精锐来与司马邺争夺荆州的控制权。
　　面对越来越多的敌人，郑攀的部众退到了横桑口（湖北省汉川县西南），大将军王敦命王廙都护武昌太守、征虏将军赵诱，襄阳太守朱轨，陵江将军黄峻，司马李桓等进击，郑攀等请求投降，并以司马孙景最先提出叛乱，将其诛杀，投降了朱轨等人，与此同时，杜曾也表示投降，并请求攻击第五猗所在的襄阳，用来赎罪。
　　局势突然之间，似乎又有了转机。
　　于是，王廙高高兴兴地将往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上任，他留下长史刘浚镇守扬口垒（湖北省潜江市）。当时，王廙对杜曾表示要偷袭第五猗深信不疑，而那位木讷的老将、竟陵内史朱伺却对王廙说：“杜曾是一个狡猾的巨贼，外面表示要率众西还，其实他是想引诱官军西上，然后，他再回过头来袭击扬口垒。应该重新部署，不可轻率西进。”王廙一向自命不凡，固执己见，认为朱伺年老胆怯，不予理会，于是，遂率大军溯江西上。杜曾果然回师，直扑扬口垒。王廙得到报告，才命令朱伺返回，朱伺的部队刚刚进抵营门，就被杜曾所包围。刘浚知道北门危险，想让朱伺守卫北门，这时，有人对刘浚说，朱伺和郑攀过去都在陶侃门下，是同僚，可能有变。听了这话，刘浚才决定由自己守北门，命朱伺守南门。
　　伪降的杜曾、郑攀等知道此情，就全力进攻北门。当时荆州旧将领马隽也随同杜曾作战，而马隽妻子原来留在扬口垒，有人主张要活剥了他妻子的面皮。朱伺说：“杀了他的妻子，不能解除包围，只能增加愤怒！”这才停止。朱伺平时经常用的弩，突然之间用不成了，这让朱伺十分厌恶。等到杜曾攻破北门，朱伺身负重伤，败退到船上，下到船舱，敌人大呼：“贼帅在此！”情急之下，朱伺凿破船舱，使船下沉，朱伺在水底潜行五十多步，才勉强逃脱。杜曾派人告知朱伺说：“马隽感激你保全了他的妻子，而今，阁下全家内外一百余口，都交给了马隽，马隽尽心保护，欢迎你随时回来入伙。”朱伺回答说：“没有白发的强盗，如今我已六十有余，不能再和你们一起去当强盗。纵是一死，也要回到南方，妻子就随你处置了。”遂投奔王廙的所在地甑山（湖北省汉川县东南），当时，王廙与李桓（大约也投降了杜曾）、杜曾等人在甑山激战多日，军士们经常叫喊：“敌人来啦！”朱伺因惊恐伤口破裂而死。
　　到了317年9月29日，赵诱、朱轨以及陵江将军黄峻，联合进攻杜曾，在湖北省江陵县东北的女观湖会战，赵诱等大败，全军覆没，赵诱、朱轨等人被杀。女观湖大捷，让杜曾威震江南，于是，他乘胜直扑沔口（湖北省武汉市·沔水【汉水】注入长江处）。
　　武昌的重要性，我们过去已经多次说过，如果武昌不保，敌人顺流而下，那么，江南地区将面临灭顶之灾，因此，在剿灭杜弢的战斗中，就曾围绕着武昌附近，双方展开过多次的较量。女观湖的惨败，也许是导致司马睿第二次北伐夭折的另外一个原因吧。
　　面对气势汹汹而来的杜曾，这次，司马睿亲自下令豫章太守周访去截击杜曾——显然，由于陶侃之贬的过节，王敦似已难以面对周访，在这危急关头，只好由司马睿本人出面了。周访的豫章兵团有八千子弟兵，接到命令以后，就一直挺进到沌阳（湖北省武汉市西南沌水北岸），与杜曾军对峙起来。杜曾军乘胜而来，锐不可当，周访对部下说：“比敌人提前做好打击他的准备，是行军打仗的关键。”于是，他命令将军李恒在左翼，许朝在右翼，周访自己在中军，树立帅字大旗。杜曾果然不敢先攻击中军，而是先攻左右两翼。周访也知道杜曾勇冠三军，他自己在阵后射击野鸡，以安定军心，并下令说：“一翼战败，擂三声战鼓；两翼全败，擂六声。”
　　赵诱的二儿子赵胤，率领老爸的残余部队，也配属左翼阵地，竭力苦战，被击溃后立刻集结，但仍然不能支持；赵胤飞马向周访告急，周访忌惮杜曾实力强盛，想让赵胤的兵先消耗杜曾，等到杜曾的部队被消耗得疲惫了，再发起总攻击，因此，当他看到赵胤请求救援的时候，他暴跳如雷，大声叱责，命他继续死战。赵胤痛哭失声，回马死战，这场惨烈的战斗一直从早晨厮杀到下午四时，周访的左右两翼全被杜曾击败。
　　当周访听到六声战鼓的时候，他亲自遴选了精锐敢死队八百人，亲自在军帐中给每一位壮士敬酒，严令不许妄动，必须听到战鼓，再行出击。杜曾蜂拥而来，大约冲到周访的大帐30步远近的时候，周访亲自擂响了战鼓，霎时间，800壮士一跃而起，喊杀声震天动地，此时，杜曾军早已筋疲力尽，不能抵抗，一时间土崩瓦解，当场阵亡一千余人。周访马不停蹄，命令乘夜追击，诸将都请求等到明天再说，周访说：“杜曾骁勇善战，刚才他们之所以被击败，是因为他们过度疲劳，而我们是以逸待劳。此时，要趁着他们疲惫不堪之机，才可将其一举消灭。”于是，周访率领所部穷追猛打，杜曾所部四散奔逃。
　　其后，周访继续北上，一直夺占了襄阳，杜曾、第五猗等人撤退到武当（湖北省丹江口市西北），而王廙也终于进入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周访因此战功，被司马睿擢升为南中郎将、都督梁州诸军、梁州刺史，进驻襄阳，承担着继续讨伐杜曾的重任。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7-28　23:04:14　

回复 

　　二九一、愍帝之死（1）
　　
　　
　　司马睿将周访任命为南中郎将、督梁州诸军、梁州刺史，屯兵襄阳，不能不说没有北上关中或策应豫州祖逖的意味。而梁州，自张光死后，仇池氐人杨难敌在建兴元年313年将胡子序赶走以后，短暂占领，到了第二年，汉嘉郡、涪陵郡和汉中郡就被成汉帝国所有。李雄以李凤为梁州刺史，驻节北方。撤离汉中中心地区的仇池氐人被赶回老巢附近地区，到了如今，氐王杨茂搜去世，其长子杨难敌被立为王，号称左贤王，屯兵下辨（甘肃省成县），而他的弟弟杨坚，号称右贤王，屯兵河池（甘肃省徽县），二人一南一北，屏护着仇池台地。
　　这仅仅是关中、陇右地区复杂形势的冰山一角。晋愍帝司马邺被俘以后，关中地区并没有因此有丝毫平静的迹象。刘曜取得长安之战的胜利以后，就被拜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镇守长安。且不说刘曜眼皮底下的关中地区尚有晋的残余势力，即令是氐羌也并没有归附刘汉帝国，比较著名的当属在榆眉（陕西省千阳县）的羌人头领姚弋仲和在略阳临渭（甘肃省天水县东）的氐酋蒲洪。此二人都奠定了五胡时期一代基业，此时，姚弋仲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而蒲洪则自称护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阳公。
　　而身居陇右的“睡王”司马保，在司马邺被俘以后，也蠢蠢欲动。《晋书，司马保传》记载：“愍帝之蒙尘也，保自称晋王。”而《晋书，元帝本纪》却在晋元帝太兴二年，记载“是岁，南阳王司马保称晋王于祁山。”《资治通鉴》也随之这样记载。我们都知道，蒙尘的意思，是皇帝被赶出皇宫，流亡在外的代称。如果按照《元帝本纪》和《通鉴》的记载，此时司马邺已经被杀，就不应该记作“蒙尘”了。那么，《元帝本纪》将司马保称晋王的事件拖到司马睿称晋王，继而登基为皇帝之后，又有什么深意呢？答案似乎还是在处处证明着司马睿皇位的正统性吧？但是，不论如何，司马保的处境也十分不妙。上邽连年大饥，士众困窘，不仅如此，司马保的内部也不团结，在司马保的爸爸司马模被俘以后，都尉陈安依附于司马保，司马保配备给他1000精锐部队，让其讨伐叛乱的羌族，对陈安宠爱有加。司马保的这一举动，让一直追随司马保身边的将领们十分不满，以张春为首的司马保原班部将纷纷向司马保进谗言，称陈安是内奸，请求司马保及时将其除掉，但是，司马保没有答应。在这种情况下，张春等人擅自埋伏刺客，刺杀陈安，陈安被刺成重伤以后，飞马逃往陇城（甘肃秦安县东），此时，陈安还需要司马保这颗大树，虽然自立门户，当是仍然遣使“贡献不绝。”只有遥远的凉州还稍微平静一点。除此而外，还有我们很久没有提及的吐谷浑，如今“据洮水之西，极于白兰，地方数千里”。大致的位置在如今青海省到新疆地区。鲜卑吐谷浑，有子六十人，吐谷浑死后，长子吐延即位。史称：“吐延长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
　　这是就是整个西部地区的情势。
　　而幽州的段匹磾和刘琨在讨伐石勒未果以后，还将要面临更大的变故，这些变故为当事人所始料未及，咱们暂且不表。只是如今屯守在厌次的邵续，因石勒的南和令赵领等率广川、渤海千余家归附而实力逐渐壮大，在建武元年317年前后，司马睿以邵续为冀州刺史，随着邵续力量的强大，司马睿又加封其为平原乐安太守、右将军、冀州刺史，进平北将军、假节，封祝阿子。值得一提的是，邵续的女婿刘遐和邵续的女儿。刘遐字正长，史称其“性果毅，便弓马，开豁勇壮。”冀州地区都将其比作关羽、张飞，纵横于黄河、济水之间，无人能当。邵续就是看中了刘遐这一点，才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刘遐。而邵续的女儿也十分了得，史称“骁果有父风。”刘遐曾经被石虎所围，邵氏仅带数骑，飞马解救刘遐于万众之中！司马睿也封刘遐为平原内史。此时，因为地界相连，邵续正与山东的曹嶷互相侵掠，你争我夺。
　　而黄河以南地区的局面也仍旧还是一片混乱。
　　兖州本来是三个刺史，一是刘琨任命的刘演，此时廪丘已经丢失，刘演逃往邵续那里；二是荀藩任命的李述，此时不详；三是司马睿任命的郗鉴，还坚守在峄山坞堡，三年之间，人众增至数万，郗鉴抗击着来自石勒和驻守泰山的徐龛的夹击，史称：“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
　　再就是谯郡的祖逖了，不过，祖逖的性格大约司马睿并不欣赏和放心，因此，在祖逖拿下谯郡以后不久，司马睿就又任命了蔡豹为徐州刺史，也随后来到了谯郡。蔡豹，字士宣，他的叔爷就是大名鼎鼎的蔡邕。原来司马睿是任命蔡豹为振武将军、临淮太守，这时，晋封其为建威将军、徐州刺史，与祖逖平起平坐。过去祖逖一直瞧不起蔡豹，此时两人职位相当，又居住一城，祖逖感到很不好意思。
　　在祖逖的北面就是一直统领义军，坚守在最前线的李矩、郭默，李矩驻守在新郑，郭默当在荥阳。而此时，原本在开封的荀组应该因为石虎的紧逼而南下到了更为安全一点的许昌，因为，这里有附近的襄城太守石览和南边驻守在南阳的侄儿中护军荀崧（荀彧玄孙，女英雄荀灌之父，为都督荆州江北诸军事、平南将军，镇宛，曲陵公），相互有个照应。虽然败退了下来，但是，荀组家族的崇高威望，使得司马睿不能小视，更为让司马睿不能忘怀的是：在洛阳陷落，群雄并起的时候，是荀藩和荀组以行台的名义，率先推举司马睿为盟主，从而让司马睿在当时的各个大员中脱颖而出，逐渐有了崇高的威望。荀藩已经去世，司马睿在与群臣商议之后，任命远在许昌的荀组为司徒。
　　
　　而这些都还不算是最前线，在最前线的还有宜阳界一泉坞的魏浚同族侄儿魏该，他被司马睿封为冠军将军、河东太守，督护河东、河南、平阳三郡。还有驻守洛阳的刘汉帝国叛将赵固。也就是这个赵固，又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7-29　23:05:57　

回复 

　　二九二、愍帝之死（2）
　　
　　
　　李矩收降赵固以后，就开始策划对刘汉帝国的反攻。
　　晋愍帝建兴五年、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11月，也就是在赵固投降2、3个月以后，河内太守郭默就会同驻扎在洛阳的赵固，袭击刘汉帝国的河东地区。对于这次行动，晋元帝本纪和晋愍帝本纪均没有记载，只在《晋书，刘聪载记》上有所记载。此次行动应该是经过了精心策划以后才实施的一次突击行动。郭默与赵固的部队从黄河南岸出发，进展十分神速，一直前突至平阳东南面的绛邑（山西省翼城南），以李矩所能搜集到的有限的部队，竟然能前进到刘汉帝国首都附近，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赵郭联军的突然到来，引起了刘汉帝国汉族民众的普遍响应。刘汉帝国右司隶的汉族部众有将近3万余人，盗取在牧马苑中的牧马，携带妻子，往赵郭联军方向叛逃。
　　这一事变立刻引起了刘汉帝国的反应，其骑兵将军刘勋率领骑兵尾随叛民追杀，刘勋纵兵杀戮叛民，沿途杀掉了一万多人，赵固、郭默救援不及，只好缓缓撤退。刘勋趁势邀击赵固、郭默，但是，赵固早有防备，在撤退途中，回师击败了刘勋的追兵，全师而还。
　　这次长途奔袭，是在愍帝被俘以后晋军组织的唯一一次对刘汉帝国本土的主动进攻。主力由晋残留在北方的义军和刘汉帝国的叛军组成，与远在江南的司马睿毫无关系。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再也无法知道，赵固、郭默等人是如何能够从洛阳一直突袭到了刘汉帝国的近畿，但是，由于力量悬殊，最后，赵固等人只好撤退了下来。
　　此次行动让刘汉帝国惊恐万状，刘聪立即命令太子刘粲亲帅刘雅生（《晋书，刘聪载记》记作刘雅）等众将，领兵10万步骑，进屯洛阳城北黄河北岸的小平津（河南省孟津县东黄河渡口），企图一举铲除洛阳的赵固。面对刘汉帝国的10万大军，赵固并无惧意，他放出话来，说：“我要打败你们，生擒刘聪，来赎回天子司马邺。”刘粲给刘聪上表说：“子业如果死去，那么，晋民将断了希望，就不会再被李矩和赵固等人蛊惑，也不再会为其效命，将会不攻自破。”
　　刘聪看到刘粲的奏表，深以为然。这是因为，前此不久，一次，刘聪率众于上林苑打猎，让司马邺代理车骑将军，身披戎装，拿着画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行三驱之礼。——关于三驱之礼，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周义正义》的说法： “凡三驱之礼，禽向己者则舍之，背己者则射之，故失其前禽也。”即打猎时将三面包围，网开一面。王弼、孔颖达等人也是这种意见。另外一种则是结合《春秋》中提出的君主田猎的“三田制”，即孔子以为天子在夏天打猎有违农时，主张在春、秋、冬季打猎。三驱之礼为一年打猎三次的意思。
　　结合刘聪让司马邺持戟前导，目的也是为了羞辱这位晋王朝的前皇帝，似乎让其拿着武器在队伍前面跑来跑去驱赶野兽这种说法，较为可信吧？看到前皇帝在队列前面忙来忙去，围观的群众指指点点着说：“这就是长安的皇帝啊！”老百姓有的想起自己的身世，竟然忍俊不禁，流下眼泪。当时，看到这种情况，刘粲就对刘聪说，“如今司马睿跨距江东，李矩、赵固同恶相济，四海之内兴兵作乱的，都是以司马邺为号召，不如早点将其杀掉。”刘聪说道：“过去，司马炽被俘以后，我曾经杀掉了庾珉等人，然而民心却依然这样，我不忍心再行诛杀，暂时再观察一段时间吧。”
　　如今，刘粲又一次对刘聪提及此事，而此次赵固与郭默的突袭行动，竟然有三万多晋人叛逃，这让刘聪大为震惊。如今，已经与司马邺被俘有一年的时间，刘聪决定最后一次考察一下随司马邺而来的晋朝旧臣是如何反应再说。于是，在这一年的12月，刘聪大宴群臣于光极殿，让司马邺像仆人那样刷洗酒具，给客人逐一倒酒，喝了一会酒，刘聪起身去撒尿，又让司马邺拿着伞盖追随。这一系列举动，无不像刀子一样深深地刺痛着晋朝旧臣的心，酒会之上，很多晋旧臣都潸然泪下，也有一些人在寂静的大殿上控制不住哭出声来。
　　就在此时，曾经的尚书郎辛宾，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他不顾一切地跑到了司马邺的跟前，抱着司马邺失声痛哭。
　　刘聪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他厉声说道：“过去我诛杀了庾珉等人，难道还不足以让你们引以为戒吗！”命令手下将辛宾拉出，斩首。
　　辛宾被载入了《晋书，忠义传》，而他的族兄也同样被载入忠义传中，辛宾的族兄辛勉，在晋怀帝被俘以后，也一同被押到平阳，刘聪任命其为光禄大夫这样荣耀的职位，但是，辛勉却固辞不受，刘聪让其黄门侍郎乔度拿着药酒，逼着他接受，辛勉说了一句千载之下仍然振聋发聩的话：“大丈夫岂能仅仅因为多活几年，就让自己的气节有污点，去服侍第二位主子，死后有何脸面去见武皇帝司马炎呢！”拿着药酒就喝，乔度赶紧夺下，说：“主上试试而已，您真是为高洁之士啊！”叹息而去。刘聪对这位老爷子也很佩服，在平阳西山专门给他造了一处住所，每月都送来酒米慰问，但是，辛勉一直没有接受，死时80岁。兄弟二人同载于《忠义传》中，可谓难得。
　　杀掉辛宾以后不久，317年12月18日，刘聪下令杀掉晋愍帝司马邺，司马邺死时年仅18岁。
　　此时，西晋真正亡了。从晋武帝司马炎泰始一年265年到晋愍帝司马邺建兴五年317年，共计53年的时间。在过去的断代上，普遍的是把西晋愍帝司马邺在长安被俘的316年作为西晋亡国，而把建兴五年的317年则使用司马睿的建武元年年号，作为东晋的起始之年。《资治通鉴》等书都是这样安排的，这固然掩盖了司马睿的僭越行为，照顾了司马睿的面子，但是，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东晋的真正起始之年应当从司马睿318年正式登基继位为帝开始，而不是从317年。
　　18岁的司马邺被杀了，他象一颗在天空中飞逝的流星短暂地划过璀璨的夜空。史书没有象对待晋怀帝那样对其个人有些许的评价，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为人、个性，哪怕是虚美之词都没有。根据古人习惯于赞美尊者的惯例，这似乎很不正常，也许是司马邺本人确实不怎么样？但是，从史书中唯一的出自本人之口的那句“误我者，鞠索二公也。”中，我们似乎也能感觉其不是智力过低之人；也许是东晋时期的史家对于司马邺有成见，故意只字不提？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他有一个比自己的伯伯司马衷还智力低下的爸爸司马晏，也只知道他有两个哥哥，大哥无名，二哥司马祥，还有两个弟弟司马固和司马衍，大哥与31岁的爸爸司马晏在洛阳陷落后的大屠杀中同时遇害，其他三个兄弟也都“没于贼”，或死或生，没有下落了。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7-30　23:18:14　

回复 

　　二九三、政治制度
　　
　　
　　西晋亡了，北中国的大地上依然战火连绵，没有停息的迹象。让我们在开始东晋之旅之前，暂时忘掉那些血腥，对西晋时代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西晋政权，完全是一个由世家大族控制的政权，处处维护着世家大族的利益，也体现了世家大族统治的特色。
　　一是世家大族位居高位。西晋的名臣如琅琊王祥，河东卫瓘、裴秀，泰山羊祜，颍川荀顗、荀勖，陈国何曾，太原王浑、王沈，河内山涛，京兆杜预等等都是身居高位的重臣，当时的权力中枢与东汉一样，是尚书台，主官为尚书令，类似当今的总理，这一职位只有高门望族的人才有望企及；不过，西晋的职官特色还在于，在尚书令之上，还有录尚书事的头衔，而这个录尚书事，可非同小可，他才是名副其实的执政大臣，更是只有皇帝的近臣如贾充、卫瓘、梁王司马肜等人才做得，史称“自魏晋以后，亦公卿权重者为之”。
　　二是机构臃肿、冗官多。司马炎建立西晋以后，同时设置了“八公”，即太宰（本为太师，为避司马师讳改）、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后来，在非常时期，还出现了丞相和相国。太宰（也是就太师）、太傅、太保都是周王朝的上三公，是与皇帝坐而论道的官，没有什么事情的，以后也并不是经常设置的，只是在曹魏初年设置了太傅，封钟繇为太傅，曹魏末年以郑冲为太保，到了西晋一并设置；太尉、司徒、司空，是汉代的三公，此时也全部保留；又加上了汉代并不是经常设置的、与太尉职权重叠的大司马、大将军，同时并用。这正八公以外还有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四镇、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左右光禄大夫等都是所谓的“从公”，这些基本上均是司马炎为安排旧臣而因人设置的官职，平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但是，却是十分显赫，属官众多，据《晋书，职官志》的记载，这些公以及开府地位为从公的，有长史、西东阁祭酒、西东曹椽、户仓贼曹令史、御属阁下令史、西东曹仓户贼曹令史、门令史、记事省事令史、阁下纪事书令史、西东曹学事各一人，并给虎贲20人。如果这些公还有军职的话，还另外增加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两人，主薄、记室都各一人，舍人四人，兵曹、铠曹、士曹、营军、刺奸、帐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同时，司马下面还有类似长史一类的属官，从事中郎也给侍从二人，主薄、记室都给侍从一人。如果这些公是持节的都督的，另外再增加参军六人，其他属官根据战争规定增加相应的护卫。特进和光禄大夫也有相应的属官。另外，尚书机关也从曹魏明帝时的25个部门，猛增为35个。地方上，在司马炎统一中国以后，将全国划分为19州，173个郡，远远超过了两汉时期的州郡数，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晋的登基人口却与两汉时期无法相比，比如，在太康三年，全国登记的民户为377万，只相当于东汉145年登记户口的三分之一多点。
　　三是九品中正制的走样。此点我们已经说过，不再赘述。唯一补充的是，九品中正制到了后期，中正直接操纵选拔官员，而中央组织部门只成了橡皮图章。
　　四是分封诸王。不少人认为，西晋亡国就亡在了分封诸王上了，不过，仔细考察历史，我们发现，西晋的王国地不过一郡，诸王并未君临其国，王国的国相（后改为令史）都由中央任命，和太守没有什么差别，《晋书，地理志》记载了王国置军的规定，但是，在泰始年间一直到咸宁二年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王国似并未置军。因此，当时的人都以为此种分封并不能起到屏护中央的作用，据《晋书，段灼传》、《刘颂传》，段灼、刘颂的上书中就可见一斑。段灼称：“诸王宜大其国，增益其兵，悉遣守蕃。”刘颂称：诸王“君贱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对照史实，比如，在咸宁三年，诸王被逼迫离开洛阳的时候，都是“涕泣而去”，王国的属官也都是高门大族不屑去做的，例如，秦王司马柬的属官李含、赵王司马伦的属官孙秀等等，都是出身寒微之人。因此，分封诸王，并不是象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对于西晋亡国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而真正产生影响的似乎在于诸王出镇，象西晋那样重用宗室诸王，绝不见于汉唐，终司马炎泰始年间，豫州、邺城、雍凉、徐州、青州、兖州、沔北、扬州等都督区，诸王都督的常有4、5人，几乎占到都督人数的一半之多；到晋武帝的晚年，宗王都督竟达6人之多，（分别为都督豫州诸军事的司马肜、都督邺城【冀州】的司马伦、都督雍凉的司马柬、都督青徐的司马晃、都督扬州淮南的司马允以及都督荆州的司马玮）超过了都督总数的一半。尤其是豫州、冀州、雍凉和青徐这四大军区，基本上长期为司马氏诸王所盘踞，比如雍凉和邺城从未有外姓大臣都督。然而，可笑的是，恰恰是这些地区，也是最先动乱、动乱得最惨烈的地区。这不能不说明：西晋由治到乱，宗王充当大军区司令，进而宗王兴起大乱，才是根本原因，而与分封诸王关系甚微。真正掀起波澜的还是那些个领兵的宗室大王，而那些无兵无权的小王们其实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五是西晋兵制。西晋军队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中央军，二是地方州郡兵，三是王国军队。兵员来自于世代为兵的人家，当然，到了西晋后期，战乱频仍的时候，兵民合一，又有所谓的“义从”，就不局限于兵家了。中央军有数十万之众，承担拱卫京师、守卫边境等重任。州郡兵负责地方治安，但在武帝平吴以后，就被裁撤掉了，但是，当战乱来临以后，地方武装又一次被组建起来，地方官又带起了部队，即所谓的“刺史领兵”，最终形成地方军阀，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这一点在东晋时期更为明显。再者就是王国的军队，整个西晋共分封了五十七个王，粗略计算下来，王国军队的总数当在二十万以内，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不过，这支力量分属于五十七个王，并非一支统一的力量。在武帝裁撤了州郡兵以后，这支力量在地方上的作用就凸显了出来，成了诸王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工具。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7-31　11:56:38　

回复 

　　二九四、经济基础
　　
　　
　　东汉末年的战乱对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曹魏时期的很多大臣比如杜恕、蒋济、陈群等都曾经说过，当时的全国人口还不如汉朝时期的一郡那么多，比如，杜恕就说，南阳郡在东汉时期就有53万户，244万人，而此时曹魏全国编户才66万户，443万人。西晋建国以后15年，即到了晋武帝咸宁5年，国困民穷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改观，正如《晋书，傅咸传》傅咸指出的那样，“诚由官众事殷，复除猥滥，蚕食者多，亲农者少也。” “公私不足，由设官太多，……当务之急，在于并官息役，上下务农而已。”
　　晋武帝泰始四年就正式颁布了户调之令，在田租以外征收的布帛。到太康元年，晋武帝平吴以后，又颁布了占田课田制和户调之式。这些我们在前面都曾经简要介绍过，在此不再赘述。田租和户调都属于正税，按道理说，除了正税以外，就不应该再向人民群众征收其他的赋税了，但是，其实，有晋一代，还有很多名目繁多的杂税，如珠税、鱼税等等。
　　除了赋税以外，老百姓还要负担劳役，一是力役，根据汉人郑康成的解释，所谓的力役就是“治宫室、城郭、道渠”之役；二是运役。由于这段时期战争频仍，群众负担的运输劳役也十分沉重，即使在西晋时期，也并没有多少减轻。三是兵役。西晋时期，除了兵户以外，兵源还有来自编户中征召和招募的兵，《傅咸传》中傅咸所说：“加以服役为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足以为证。到了西晋末期，更是不分什么兵户不兵户了，如《王弥传》中记载王弥等人攻陷魏郡等地，将所有人都“调为军士”。四是吏役。在魏晋时期，名为统治阶级的吏，其实成为了一种劳役。因此，吏也经常与士卒并称，如“吏士”、“吏卒”、“武吏”等等。五是杂役。即是说工匠服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劳役。
　　魏晋时期的高官豪族，之所以能够穷极奢侈，就在于这种巧取豪夺。汉代的田租额度，大多为十五税一，或者三十税一，但是，到了魏晋时期，就增加为“以十税五、六为常”，如，《晋书，傅玄传》记载：傅玄在泰始四年上书称：“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以来，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人民群众承担的负担是比较重的。
　　西晋建立以后，统治者还是比较留心农事的，主要采取的措施有：一是率先垂范。如，泰始四年，晋武帝亲耕田，并颁发劝农诏书；第二年，又赏赐劝农有功的地方官员。二是鼓励引导。在平定吴国以后，晋武帝鉴于北方地广人稀的现状，鼓励吴蜀人士来北方生活，宣布给予免除20年徭役的优待。三是兴修水利。如《晋书，食货志》记载，杜预咸宁三年上书，称：“今者水灾，东南特剧。……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再如，杜预在平吴以后，在襄阳、南阳地区组织人力引水灌田，恢复生产。四是增加农业人口。为了增加帝国的人口，西晋政府下令凡是超过17岁的女孩子没有出嫁的，就由官府代为给找婆家。然而，西晋时期的农业科学却比较衰微，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的五种农家书：《汜胜之书》、《四人月令》均为汉人所作；《齐民要术》为北魏贾思勰所作；其他两本书《禁苑实录》和《春秋济世六常拟议》尚无法知道著述年代。
　　西晋统治时间不长，工商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根据史书记载，当时的丝织品已经有了绫、绮、纱、锦等不同品种；从考古发现上，也能印证西晋的陶瓷制造业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王濬在益州造船伐吴，所造大船可容纳2000人，上可走马，从这可以看出，当时的造船技术也是比较高的。从史书上记载的一些达官贵人因经商而致富上来看，当时的商业也是很发达的，《晋书，义阳王司马望传》称：“望性俭吝而好聚敛，身亡之后，金帛盈溢，以此获讥”。而说到他的儿子司马奇的时候，称“亦好畜聚，不知纪极，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为有司所奏，” 在记载石崇的时候，称其“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描写与王恺斗富的时候，称其“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曜日”，其有那么多的珊瑚树，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的商业也比较发达，对外的交往也是相当频繁的。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8-01　00:56:30　

回复 

　　二九五、社会生活
　　
　　
　　婚姻制度：
　　一是明嫡庶之别。《晋书，武帝本纪》记载：“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贵贱。而近世以来，多皆内宠，登妃后之职，乱尊卑之序。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嫡正。”说的是，对于正妻即使去世以后，也不能以妾升为妻。
　　二是婚礼的沿革。根据中国古代的礼仪规定，婚礼不举乐、亲朋好友不来道贺。对此，《礼记》有明确的记载。至于婚礼作为大喜事，为什么不让道贺、不举乐？《礼记•曾子问》上说：“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白虎通，嫁娶》也称：“嫁女之家，不绝火三日，思相离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感亲年衰老，代至也”。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府有禁止的规定，但是，民间却“嫁娶之辰，多举音乐。”
　　三是婚姻自由之风未泯。这一点，我们从《晋书，王濬传》中徐邈让自己的女儿挑选王濬为夫、从《贾充传》中看贾午私通韩寿、从《潘岳传》中妇女连手萦绕潘岳等等，可以想见当时女性的自由。同时，妇女离婚、改嫁也是不少见。《抱卜子，疾谬篇》称：“今俗妇女，休其蚕织之业，……舌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返。游戏佛寺，观视鱼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虽多指东晋以后的事情，但是，似乎西晋时期，妇女所受的禁锢也并不多。
　　四是广罗姬妾。对于骄奢淫欲的贵族，不仅多养妻妾，而且还喜欢男色。据《晋书，五行志》记载：“自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
　　五是妇女在家庭中不讲敬夫的礼节。如《世说新语》称：（王戎）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 又据《晋书，列女传》记载：“王浑妻钟氏，字琰，……既适浑，生济。浑尝共琰坐，济趋庭而过，浑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子故不翅如此。’参军，谓浑中弟沦也”。
　　
　　门阀制度：
　　魏晋时期，犹重门阀。归根结底来源于九品选人法。据《晋书，张华传》的记载，以张华如此大才，仍然不免自恃大族的荀勖的嫉妒，更毋宁说他人了。当时的高门大族不仅不服劳役，而且，在车马衣服等诸多方面，与士庶相比，都享有特权。
　　一是车马衣服不同。庶族不能穿紫绛色的衣服，不能带锦绣的头巾。《晋书，良吏传》记载：（王宏）“太康中，代刘毅为司隶校尉，检察士庶，使车服异制。”到五胡十六国的苻坚时期，更是严刑峻法，穿错了衣裳，就要弃市。
　　二是平时高门与庶人不同处。《晋书，陶侃传》就记载，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因为欣赏陶侃，而与之一起去见中书郎顾荣。吏部郎温雅就曾经嘲笑杨晫，说，你为什么要和小人坐一个车子？《晋书，郗鉴传》记载：“邑人张实先求交于鉴，鉴不许。至是，实于午营来省鉴疾，既而卿鉴。鉴谓实曰：‘相与邦壤，义不及通，何可怙乱至此邪！’”不过，也有寒微之人不屑于攀龙附凤的，比如《晋书，李含传》中记载，李含就拒绝了与关中豪族皇甫重之弟皇甫商交友。总之，西晋各个阶层之间鸿沟很深。
　　三是高门与庶人不通婚。
　　由于自己的血统是如此重要，因此，在这个时期，就有人虚构自己的家谱，为了严明士庶的区别，政府对于家谱也开始了干预。比如，据《晋书，挚虞传》记载，“虞以汉末丧乱，谱传多亡失，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进之，以为足以备物致用，广多闻之益。”到了后来，谱牒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社会阶层：
　　除了高门大族等特权阶级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阶层：豪右。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乱，这一阶层对于社会危害很大，一般而言，这些人都不尊王法，危害一方，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黑社会。如《晋书》记载的刘颂、戴渊、皇甫重、鞠允等人即是。
　　最下层的当属奴婢。奴婢分为官奴与私奴。官奴在战时来源于俘虏，平时来源于罪人。私奴往往是因为贫穷而自卖为奴。晋惠帝元康七年，因为关中大饥，一斛米价值万钱，朝廷只好下命令，不再禁止骨肉之间相互买卖了。《晋书，忠义传》也记载，后来做到刘汉帝国太傅的王育，在年少的时候，因为是贫穷的孤儿而为他人放羊谋生，每有空闲时间就学习写字，由于太投入，放的羊给弄丢了，王育没有办法，也曾想把自己卖掉换钱还羊债。贵族可以有奴婢成百上千，如西晋的石崇，有苍头800人；私奴也可以被主人免除奴婢的身份，而成为平民。如《晋书，熊远传》记载，熊远的爷爷就曾经是石崇的苍头，性格廉洁正直，受到潘岳的赞赏，劝石崇将其免除奴婢身份，放还老家。
　　比奴婢身份较高的尚有部曲、门生等，不一一叙述。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8-02　14:13:34　

回复 

　　二九六、日常饮食
　　
　　
　　食物：
　　一是主食：
　　北方人种麦，南方人种稻。小麦的做法有汤饼、蒸饼、馄饨等。汤饼是面片汤的意思，就是把面和好往锅里撕片，技术高的可以把面片撕得很薄，就象束皙的《汤饼赋》描绘的那样“弱如春绵，白若秋绢。”；蒸饼就类似今天的馒头，《晋书》记载，何曾只吃那种松软的开成十字裂纹的馒头，这似乎能够证明当时古人已经掌握了发酵的技术，并用之于蒸饼中。除了麦以外，北方地区，还有粟和菽（大豆）作为辅助性主食。
　　南方人以吃米为主。
　　二是副食：
　　猪、马、牛、羊、鸡、狗，是我国古代肉食的六畜。北方吃牛羊肉，喝奶酪。南方人喜爱吃鱼等海产品。做法上可以说“脍炙人口”，大致可以形容：南方的脍，就是吃生鱼片；北方的炙，就是烤肉串。吃起来都十分鲜美。当然，随着民族融合的不断加强，到了泰始以后，又出现了一种叫“羌煮貊炙”的做法，《晋书，五行志》记载：“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简单的说“羌煮”就是从羌人那里传来的涮羊肉，“貊炙”就是从东胡人那里传来的烤全羊。而南方吃鱼也不仅仅是生吃鱼片，还将其或做成鱼干，或腌成咸鱼。除此之外，根据《齐民要术》的记载，人们还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菜羹和肉羹。同时，在调味品方面，有甜酱，酱油、醋等。
　　当时，人们已经比较喜欢饮茶，最先记载于正史中的，当属于《三国志，吴志，韦曜传》，开始的时候，茶被称作荼，郭璞在注释《齐民要术》论茶时，称：“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日知录》称荼字到了唐代才变作茶。根据《广志》的记载，此时人们喝茶的方法是把茶叶碾碎，加上油膏，团成茶团，饮用的时候，把茶团捣碎，在加上葱姜之类，煎熬。饮酒，就更不用说了，当时的人们都比较喜欢饮酒，主要是米酒，还有比较珍贵的来自西域的葡萄酒等。
　　三是饮食文化；
　　这一时期，贵者、老者才吃肉的遗风仍然存在，不过，根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梁州人“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可谓属于特例，一般人家吃饭不过盐菜，《晋书，皇甫谧传》记载，他的姑家表兄弟梁柳当官以后，有人劝说皇甫谧以酒肉送行，皇甫谧回答：“过去的时候，梁柳来我家，我送迎不出门，招待也不过是盐菜。贫穷的人家不一定非要有酒肉才作为有礼……”从皇甫谧的这段话里可以看出，贫民招待客人也不过是盐菜而已。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的两餐制和分餐制，逐渐想现代的三餐制和合餐制过渡的一个重要时期；西晋高门豪族的穷奢极欲，从一个方面促进了饮食文化的发展，使得中国的饮食趋于精细，也促使了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关于饮食的书籍。
　　
　　舆服：
　　古代的车，乘车人立于车上，叫做立车，又叫高车；乘车人坐在车上的，叫做安车。根据《周礼》，只有王后才有安车，即使是王也没有安车，所以，即使是王坐车也不是坐车，而是立车。汉代以后，皇帝才有安车。有十种颜色的安车，称为五帝车。《晋书，舆服志》还记载了皇帝以及社会上不同种类的车达几十种之多。
　　魏晋时期的冠也分很多种，都记载有不同的式样。而中国古代阴阳家认为，对于奇装异服都代表着一定的预兆，因此，《晋书，五行志》对于怪异的服饰专门设一章，叫做“服妖”，也正是因为此，使得我们对西晋时期的不同阶段的衣服变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其上记载：在西晋初年，人们的衣服上面窄小，下面宽大，说明君主虚弱，臣下放纵。开始的时候，人们的木屐，妇人穿的前面是圆的，男子的前面是方的。圆者顺之义，所以别男女也。到了元康年间，男女木屐的前面都是方的，不再有区别；同时，士大夫竞相以柱杖行走为风尚。到永嘉年间，妇女束发，束得很舒缓，以至于发都披散在前额上，仅仅能看到眼睛而已。
　　根据史料和出土的陶俑、壁画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士人大多以宽衣博带为时尚，而一般妇女日常所服，主要为衫、袄、襦、裙等，也是上俭下丰，上身紧身，袖口肥大，下身裙长拖地，下摆宽大，飘逸，传世的顾恺之所作的《洛神赋图》上的洛神的衣着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特色。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8-03　13:21:01　

回复 

　　二九七、文化艺术（1）
　　
　　
　　西晋王朝存续仅仅50余年，在帝国的中后期，又发生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和“建兴之乱”，虽然如此，其在文化艺术上仍然对中国历史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魅力。
　　最引人瞩目的，当属盛行一时、影响深远的西晋玄学。玄学我们过去曾经较为详细地介绍过，需要补充的是，西晋玄学主要对《老子》、《庄子》、《易经》这三部著作，进行深入的研究。按照今人对于西晋玄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正始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这是魏晋玄学的起始，主要是崇尚“无”；第二阶段为嵇康阮籍的竹林玄学，从正始玄学的关注宇宙问题，回归到自然和人的自我精神，体现出对人的生命的深切关怀；第三个阶段为郭象“独化论”玄学，是对西晋时期玄学的总结，力图将名教与自然结合起来，使国家政治复归于原始的和谐。此外，西晋玄学在东晋时期仍然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与佛学相互结合，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内涵，玄学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价值取向、思想认识等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是西晋文学，两晋南北朝文学是文字靡丽的时代，西晋时期尚不太明显，不过，在当时的人看来，“以诸葛亮之综事经物，而人或怪其文采不艳”，这也是一个时代的风尚使然。这一时期的代表就是所谓的“太康诗人”，主要是指：钟嵘《诗品》中称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另一说：张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和一左（左思）。相比之下，作为“太康之英”的陆机的诗文成就还是高一些，但是，个人倒是偏爱左思的《咏史诗》，尤其喜欢他的第二首：“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第五首：“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和第六首：“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感情真挚，直抒胸臆，语言质朴，风骨峻拔，抒发了诗人不甘与世沉浮、不愿趋炎附势而又报国无门的复杂心情。另外，张华的《情诗之三》：“清风动帷帘，晨月叹幽房。佳人处遐远，兰室无容光。襟怀拥虚景，轻衾覆空床。居欢惜夜促，在戚怨宵长。拊枕独啸叹，感慨心内伤。”表达的情感完整而又细腻，个人也比较喜欢。除此之外，就是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的诗文，前面已经说过，不再赘述了。
　　第三，就是西晋的史学。西晋史学的最高成就，当属陈寿的《三国志》。陈寿，字承祚，是巴西安汉人。年少之时，拜同郡谯周为师，仕蜀为观阁令史。谯周曾经对陈寿说过：“你肯定会以才学成名，但是，人生要受到挫折，不过，这也未必不是好事。”从《晋书，陈寿传》的记载，可以看出陈寿为人还是比较正直的，当时的蜀国，宦官黄皓一手遮天，大臣们都对其曲意依附，但是，只有陈寿不曾在黄皓面前屈服。《三国志》叙事简洁，语言质朴，剪裁得当，在唐代编纂《隋书，经籍志》的时候，就被列为正史的“四史”。《三国志》成书以后，得到了当时人的赞赏，夏侯湛当时正著《魏书》，看到《三国志》以后，就不再写下去了；张华看到以后，也十分赞赏，并对陈寿说：“将以撰写《晋书》这个重任交付给你。”在汉代，史官在东观，到了魏晋，设置的著作郎，或隶属于中书，或隶属于秘书。因此，张华就将陈寿推荐为中书郎，而当时的中书令是荀勖，他是张华的死对头，就指示吏部将陈寿远调为长广太守，陈寿辞而不去。不过，即便如此，根据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荀勖也认为陈寿为迁、固之才。对于陈寿和《三国志》，历来褒贬不一。第一，父丧丸药婢女事。就是在蜀国的时候，父亲去世，在守孝其间，陈寿有病，在陈寿的房间人们发现有丸药的婢女——这也许在暗示陈寿居丧其间，亲近女色，因此，一直受到乡党的评议和指责。第二，求米做佳传。《晋书》称，陈寿曾经问丁仪、丁廙之子要千斛米，其子不给，所以，就没有给二人立传。其实，二人也在可立不立之间。第三，对诸葛亮父子的评价。《晋书》说陈寿因为其父在马谡手下做参军，马谡被诸葛亮杀掉，陈寿的父亲也被处以髡刑，所以，陈寿对诸葛亮父子的评价不高。其实，对照《三国志》的原文，《晋书》的说法根本是无中生有。第四，对司马氏篡权之事多有曲笔。因为，陈寿依据的曹魏历史多是那位背叛高贵乡公的王沈所著的《魏书》，加上当世人写当世事，也在所难免。第五，不以母亲归葬。惺惺惜惺惺，在杜预去荆州上任以前，又向司马炎推荐了陈寿，陈寿被任命为御史治书，可是好景不长，陈寿的继母（据《华阳国志》记载）不愿意归葬四川，所以，陈寿就将继母葬在了洛阳，因此，遭到贬议罢官。元康七年297年，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岁。不过，《三国志》也还是有些遗憾的：一是没有志和表。二是有些地方过于简略，没有后来裴松之的注引，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就不太清晰。
　　另外，张华《博物志》多记载异闻异事，别具一格；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现存最早的对左氏春秋的注释，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8-04　21:27:54　

回复 

　　二九八、文化艺术（2）
　　
　　
　　书法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书法艺术最为辉煌的年代，此时，隶书、楷书、草书、行书交相辉映，涌现出不少书法大家，也出现了很多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
　　当时，在社会上通行最广的当属隶书。今天能见到的西晋比较著名的隶书碑刻有：《郛休碑》（泰始六年，270年），康有为认为此碑书法“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任城太守孙夫人碑》（泰始八年，272年）；《皇帝三临辟雍碑》（咸宁四年，278年）；《齐太公吕望表》（太康十年，289年），清人刘熙载以为此碑与《孙夫人碑》皆“为晋隶之最”。
　　章草萌生于汉代，西晋是章草盛行的时期，著名的有卫瓘、索靖和陆机，章草的著名作品有卫瓘的《顿首州民帖》，索靖的《月仪帖》、《出师颂》和陆机的《平复帖》等。目前，中国存世的最早的也是最可靠的真迹书法名帖，就是西晋时期的陆机的《平复帖》，被视为稀世珍宝。
　　在书法理论上，卫瓘之子卫恒所作的《四体书势》较为著名。
　　科学技术。
　　一是地图学。司空裴秀在西晋初年，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对西晋十六州的山川、城池、交通等进行了较大范围的普查，并据此绘制出了十八幅地图，总称为《禹贡地域图》，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地图集，可惜的是，已经亡失了。
　　二是音乐。荀勖是西晋著名的音律家，虽然为人品性圆滑，但其人对于音律堪称天才。《晋书》记载了他这方面两件事情，很有趣：很早的时候，荀勖出行路上听到赵国的商人车上的牛铃声，就记了下来，后来，他掌管音律部门以后，在调试音韵的时候，总感觉不和谐，就说：“能得到赵国的牛铃声，就好了。”于是，就让郡县送来了各种各样的牛铃铛，果然找到很合适的。《世说新语，术解》还记载一件事情：“荀勖尝在晋武帝坐上食笋进饭，谓在坐人曰：‘此是劳薪所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问之，实用故车脚。”其后人们用“食辨劳薪”，来形容一个人的见微知著、识见卓越。荀勖制成了发音准确的新律笛十二枚，被后世称为荀勖笛律或者叫泰始笛律。泰始笛的制作无论是音律学、乐器声学，还是在竖笛制作工艺方面，都居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也表明了荀勖在音乐声学上取得的巨大贡献。
　　三是医学。说到西晋医学，不得不说到两位：一位是皇甫谧，另一位是王叔和。皇甫谧是安定朝那人，是东汉太尉皇甫嵩的曾孙，从小跟着叔父迁居到新安生活，不喜读书，整天游荡，弄来瓜果给婶子吃，婶子哭着说：“你年到二十还整日游荡，拿这些无从安慰我。”自叹道：“你修身笃学，自己得好处，与我又有什么呢！”由此，皇甫谧感激发奋，折节苦读，手不释卷，被人称为“书淫”，称为一代大师，号玄晏先生，张轨等人都是他的门生，由于自己得了风疾，皇甫谧又钻研针灸，完成了《针灸甲乙经》，十二卷的《针灸甲乙经》，共收录穴位名349个，比《黄帝内经》多189个，逐一明确了穴位的归经和部位，介绍了上百种病症及针灸治疗经验，并对五脏与五官关系、脏腑与体表器官关系、津液运行，甚至是精神状态、音乐对内脏器官的影响等诸多问题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奠定了中华针灸学的理论基础，对针灸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王叔和官至太医令，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脉学专著《脉经》，共计10卷，总结发展了西晋以前的脉学经验，将脉的生理、病理变化类列为脉象24种，使脉学正式成为中医诊断疾病的一门科学。
　　术数。
　　相术在当时社会已经比较流行。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在《晋书》上比比皆是。比如，据《晋书，裴秀传》的记载，司马炎在没有被老爸司马昭立为世子的时候，曾经对司马昭的宠臣裴秀说：“人有相否？”把自己的超长手臂和超长头发让裴秀看，自此，裴秀等人的坚持下，司马昭才没有立司马攸为世子。再如，《晋书，陶侃传》记载，在陶侃还没什么名气的时候，遇到一位懂得相术的术士，对他说：“您的左手中指上面有垂直的手纹，能够做到三公。如果手上的竖纹，能够一直到手指尖的话，那就贵不可言了。”陶侃心存非望，就用针把那条纹往上挑，想让手纹通到手指尖，但是，把手挑破流血，陶侃把鲜血用手一甩，甩到了墙壁上，墙壁上的血迹还是一个“公”字。《晋书，赵至传》也称，嵇康对赵至说：“卿头小而锐，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矣。” 另外，《世说新语》有一篇就是《容止》，就是专门赞美人的容貌和风度的，不过，这里多是从审美的角度赞叹名士们的风范，又与相术相似但又迥异了。除了相术以外，还有望气之术，如《晋书，隐逸传》和《艺术传》中分别记载鲁胜和台产懂得望气之术，可以预知来年的吉凶；还有卜筮之术，如，《晋书》记载郭璞“妙于阴阳算历，有郭公者，客居河东，精于卜筮，璞从之受业。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璞门人赵载尝窃《青襄书》，未及读，而为火所焚。”相墓之术，如《晋书，羊祜传》记载，有术士看到羊祜家的祖坟，说当出折臂三公，后来，羊祜果然因为骑马摔断了胳膊，并位列三公；另有相物之术，如《晋书，王祥传》称当初吕虔曾经有一把佩刀，术士们说佩戴这把刀，将位至三公，吕虔将刀送给了王祥，等王祥临死的时候，又把这把刀送给了弟弟王览，并说：“汝后必兴，足称此刀。”王览一共六个儿子，王裁、王基、王会、王正、王彦、王琛。其中，王导就是老大王裁的儿子，王敦就是老二王基的儿子，王舒是王会的儿子，王廙、王彬是王正的儿子，而王羲之就是王正的孙子等等。王家在东晋可谓是人才辈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8-05　11:30:13　

回复 

　　二九九、宗教信仰。
　　
　　
　　西晋时期，佛教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正如《隋志》上说的那样，“推寻典籍，自汉以上，中国未传。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灭。” 可见，在隋唐时期，就此问题，就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在汉代以前，佛教没有传入中国，根据赵朴初居士的《佛教常识答问》称，公元前二年，大月支国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而另外一种说法，也一直存在，那就是，在先秦以前，佛教就已经传入了中国，只是因为秦王朝的采取法家严酷的统治，才没有得以保存下来。具体而言，据朱士行《经录》及《白马寺记》，是说在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272－226在位的同时，即秦始皇公元前246－210在位时代，已有印度的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来到我国咸阳。因为，阿育王在位时期，曾经举行第三次结集，其时约在公元前250年，会后，曾经派大德赴各国传教，因此，前来中国也不是没有可能。另外，据日本的羽溪了谛的《西域之佛教绪论》也称，欧洲学者称在公元前425年到375年之间，自爱莉诺亚海到中国的山东、浙江沿海地带的贸易，曾经被印度人所掌握。晋王嘉的《拾遗记》也曾经记载，在公元前305年，燕昭王曾经接见过来自身毒国的使节。并且，在我国古代《吕览》、《淮南子》等典籍里，也记载了很多海外的荒诞不经的事情，如果纯粹是向壁虚造，似乎也不太容易。因此，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海外贸易不是没有可能，佛教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传入中国，似乎也是可能的。
　　到东汉时期，又有了汉明帝夜梦金人，迎佛之说。史料记载，东汉明帝曾经梦见了一尊金人飞过宫殿，并问傅毅是什么，傅毅说那是佛，于是，明帝于永平七年（公元64年）派遣郎中蔡愔、秦景等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并于公元 67年，带回了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并在首都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洛阳白马寺。自此，佛教已经作为宗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崇信，后来，在张衡写的《西京赋》就提到“桑门即沙门”，可见那时佛教僧徒的存在已开始成为引起文人学士注意的社会现象了。汉章帝的时候，楚王刘英以崇敬佛法而知名，三国时期，吴国大帝孙权对佛法也很崇信，并曾经在武昌建昌乐院、宝宁院等佛寺，在建业建建初寺。曹魏后期（《历代三宝记，年表》记载为曹魏甘露5年，也是曹奂的景元元年，260年），朱士行出家为僧，成为汉人出家的第一人，朱士行法号八戒，出家以后，就西行西域取经，在于阗翻译《大品般若经》，并想让弟子弗如檀将经文送回国，但是，当时，在于阗处于统治地位的是小乘佛教，因此，国王不许弗如檀出国。传说，朱士行以烧经为誓，说：“若火不焚经，则请国王允许送经赴汉土。”说完，将《大品般若经》投入火中，神奇的是，火焰即刻熄灭，整部经典却完好无损，20年后，此经才被弗如檀于晋太康三年(282年)送回洛阳，并于晋惠帝元康元年转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水南寺，由无罗叉、居士竺叔兰等人译成汉文，取名为《放光般若经》，而朱士行却以八十岁高龄终老于阗。
　　到了西晋末年，由于战乱频仍，人们朝不保夕，佛教思想更是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同时，本来玄学是无神论的，追求一种自然的精神境界，与佛教各不相同，但，佛教的空无与玄学的虚无有了一定程度的共鸣，同时，佛家为了消除士大夫们的排斥心理，主动与玄学靠拢，以士大夫的玄学比附佛学，就是所谓的“格义”，于是，佛教的义理和思辨，与晋代崇尚思辨的玄学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尤其是到了东晋以后，出现了很多与跻身社会名流的高僧，如支遁等人，促进了佛教在上层士大夫中间的影响。在北方，佛教知名高僧如佛图澄等人与石勒政权结合，利用神奇的法术逐渐取得石勒的信任，取得了崇高的地位，另外，对于北方少数民族而言，佛教的非本土化与他们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如石勒就曾经说过，佛是戎神，我们也是戎人，所以，对佛教的流传并不反对，也使得佛教在北方得到迅速的发展。
　　佛教的发展并不代表着中国本土宗教的消亡。汉代发展迅猛的当属道教，《太平经》、太平道和五斗米道都发生在东汉时期，不过，汉末的黄巾起义失败和张鲁政权的覆灭，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此消失了，相反，从晋代的史料上看，道教在山东等不少地区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如，琅琊王家就世代笃信道教。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8-05　23:47:19　

回复 

　　三○○、治乱之由
　　
　　
　　西晋灭亡的原因，固然很多，如今看来，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通过研读这段历史，个人也产生了一些看法，具体如下：
　　一是，皇权旁落。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皇帝个人统治能力的高低，对于整个政局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晋武帝司马炎立智力低下的儿子司马衷为帝，对于晋王朝的灭亡，也是难辞其咎的。北宋在得天下方面与西晋有些许的近似之处，当然，西晋是经过司马氏三代人的共同努力才取得政权的，并且，在西晋承接的是长期稳定、儒家思想确立统治地位的两汉，可以说，司马氏是用“钝刀”杀人；而北宋也是权臣从孤儿寡母手中篡夺的政权，不过，在五代十国那样一个政权更迭频繁的时代，社会思潮对此的抵制力也许相对会小一些，可谓是“快刀”斩乱麻的形式。既便如此，如果在宋太祖去世以后，所立的储君是一位类似晋惠帝司马衷一样的低能儿的话，大宋江山是否能继续存续下去，是否也会发生一次类似“八王之乱”的大规模动乱，以及发生异族入侵的事情，真的也很难说。而相反的，假如司马炎能够从帝国未来前途大义考虑，采取兄终弟及的办法，早点立政治经验丰富而且为众望所归的齐王司马攸为储君的话，从目前看来，也许西晋的国祚会延续的长久一些吧。
　　二是，贾后诛杀太子。并不是说太子顺利地继承了皇位，西晋帝国的国祚就会延续，相反，从史料对成年以后太子司马遹的描述来看，即便司马遹继位，也不一定能够承担起正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帝国的重任，让西晋王朝顺利地渡过敏感的“瓶颈期”。现在要说的是，贾南风在帝国政坛平静了35年以后，诛杀了太子，直接激化了诸王与皇后之间的矛盾，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而连绵数年之久的内部纷争，也掏空了帝国的实力，为最终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三是，诸王权重。过去，我们分析了西晋的分封诸王，并不是象我们想象的那样，每一个王都如何了得，并最终导致了西晋的灭亡。其实，真正的原因还在于诸王都督，担任都督的，那就局限于为数不多的那几位王爷了，我们应该把诸王领兵都督与分封诸王区别开来。正是因为诸王的出镇领兵，掌握一方的大权，才导致了诸王从地方而中央，干预政局，也使得“八王之乱”成为可能。如果诸王仅仅是分封到各地，没有成为大军阀的话，对中央政权的影响应该也是微乎其微的吧。
　　四是，社会矛盾。任何社会都有矛盾，关键是如何应对和妥善处理好这些矛盾，对于次要矛盾可以暂时置之不顾，但是对于主要矛盾，一定要及时处理。具体到西晋时期，影响到社会长治久安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有二：一门阀统治。即使在晋武帝时期，门阀政治已经显现出他的弊端：九品中正制被门阀世族所垄断，有为之士失去进身的希望；相反的，世族骄奢淫逸，杀人越货，广占土地，与国争利，大量给政府的交赋税的编户被高门世族所庇护，这种腐朽的门阀统治带领的社会矛盾是普遍的，在西晋末年的叛乱呈燎原之势，并不局限于异族，从这一点似乎就可以得到印证。当时的有识之士也都向晋武帝提出了社会改革的建议，但是，没有引起重视。二民族矛盾。据史料记载，将并州的匈奴和南方的山夷被掠卖为奴的事情在当时应该是不少的，这可以说，是民族压迫的一个表现，另外，因缺乏劳动力和兵员而被从塞外或者偏远的山区请进关中、陇西、汉中等地区的羌氐族人，与当地的原居民之间的矛盾也时有发生。不过，虽然西晋的覆灭以异族占领的形式出现，但是，如果没有晋帝国的内乱，相信这些矛盾也无以激化，即使激化也极有可能被扑灭。最先发难的并州刘猛，虽然叛逃塞外，但是也被诛杀就是一个例证。即使是在帝国风雨飘摇之时，处于“先乱后服”的四川李特也险些被扑灭。从这一点来说，司马炎也无法逆料到在他去世十几年以后，帝国内部会发生那么惨烈的内斗，因此，对于江统等人的徙戎并没有高度关注，似乎也情有可原。我们无意苛求古人必须对被征服的异族以“国民”待遇，其实，在晋帝国对于并州的匈奴族也基本上是按照编户进行管理的，并征收比晋人要低的赋税，石勒的遭遇仅仅是在动乱中被司马腾为解决军粮而采取的暂时性措施，似乎不应作为晋朝政府对羯族的常态。不过，仅从帝国的安全考虑，起码在并州、司州地区要加强进一步的统治。从山西处于天下屋脊这一点上看，它东面可以出太行，下冀州，南面威胁首都洛阳，西面越黄河进关中，北面直接就与拓跋鲜卑接壤，对内，一个地方就能威胁三个方面，对外又相当于是边境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决定了不能不对该地区加强统御，但是，晋帝国做得并不好。从以后刘汉帝国的发展来看，虽然其实力并不雄厚，且缺乏雄主，但是由于占据了十分有利的地理位置，最终还是勉强攻陷了洛阳和长安，由此可以反证山西位置的极端重要性。而刘猛的叛逃行动也应该对当时的晋王朝敲响警钟，但是，可惜的是，对待山西地区的安全和如何进一步瓦解匈奴上层，晋帝国并没有拿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措施，以防患于未然。
　　除此之外，连年的自然灾害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百姓在灾害面前为了活命，不得不卖掉亲人，而得不到及时的赈济，另一方面，高门大族依然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滥杀无辜。这样的王朝，不灭亡，也难。
　　
　　
　　（西晋历史共计75万字）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8-06　20:26:48　

回复 

　　
　　东晋、五胡十六国风云
　　
　　
　　明天，精彩继续呈现……
　　
 =================作者：rpdhunter　回复日期：2010-07-28　22:53:16　

回复 

　　我觉得西晋末这段历史乱是有够乱，但是一直没有出现一个强力角色。
　　
　　原来我会以为刘渊刘聪石勒算是强力角色，但是通过楼主的讲述，我发现他们的战斗力也不是很强，这段历史时期整个中国被无数个割据势力所分割，像荆州这种地方还出现过几个势力，这时候的中国是真正的混乱，感觉程度远远超过东汉末年。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没有一部类似《三国演义》的文学名著来写这段历史，为什么那么多历史题材小说，只有《三国演义》成为经典。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三国时期只不过是一段普通的历史片段，上天并没有给这个阶段什么特殊的恩惠，但是即使是读三国志，也会觉得精彩纷呈。
　　
　　我试着分析一下原因，请各位水友拍砖：
　　
　　1.三国分裂时间很短虽然开始可以追溯到184年黄巾之乱，结束可以算到280年西晋灭吴，有将近100年，但是，由混乱到三分天下，矛盾冲突比较尖锐集中的时期却仅有189年以后的几十年，这样短的时间段，导致很多英雄人物可以集中的出现（抑或是艺术塑造），使读者可以集中注意力在几个核心人物身上。施耐庵也有发挥的空间，他根据史籍记载，合理发挥，比如加入赵子龙长坂坡七进七出，诸葛亮七擒孟获等精彩桥段。
　　
　　对比两晋，时间段跨越有点长，君主换了好几茬，人才虽然也有很多，但是很难有哪一位能担纲主角。司马乂？司马越？刘琨？祖逖？刘渊？石勒？司马睿？仿佛都不行。
　　
　　2.三国时期，虽然汉室气数已尽，但是全国上下还是有汉室正统的概念在（这和两汉四百年极力宣扬的君权神授，五德相生说有很大关系），没有人敢轻易称帝。曹操只敢说宁为周文王，袁术称帝后就马上四面楚歌，都是例证。可以说这个时期虽然混乱，但是人心中礼法纲常尚存。
　　
　　而对比两晋时期，经历了曹氏篡汉，司马代曹，几起“禅让”时的闹剧已经让天下人知道皇帝是有实力者就可以得到的，兵权才是硬道理，所以这时候称帝变得很容易，刘渊，石勒以及一些不入流的流民首领都敢于称帝，虽然刘渊还自称继承自刘禅，不过估计已经无人相信了。如此的混乱，让宣扬忠义思想的小说作家无所适从吧，终于司马氏？司马氏本来就是篡位得来的天下啊
　　
　　3.三国时期说到头都是汉人的内斗，胡人虽然也有参与（柯必能，孟获，乌桓还有陇西的羌氐），但是都不是主角。这里没有民族歧视，但是实事求是的说，少数民族当时比较的落后，还是汉人文明程度高一些，斗争起来更加讲究谋略，也更加的精彩，而且也并不非常残忍（曹操虽然几次屠城，但是比起苻生石虎的令人发指，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情）。
　　
　　而到了两晋五胡时期，国家矛盾外还加入了民族矛盾，而且是落后的民族击败了先进的民族，这无论如何都是汉族人不愿提起的一块伤疤，而且到头来也没有成功，南朝所谓正统最终还是被北朝所灭，这中间，虽然有冉闵屠胡，刘裕北伐，陈庆之连胜这样的昙花一现，但是终究没有改变局势，想想几百年间，被石虎吃掉的汉女，被鲜卑人屠杀的汉人，所有这些，都是汉人不愿提起的吧
　　
　　以上是我的一些拙见，与楼主和众水友分享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08-01　09:24:34　

回复 

　　作者：纸老虎Z 回复日期：2010-07-31　23:51:58
　　　　相当受教，发哥能详细介绍下孝廉推举制，九品中正制的利弊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学养所限，试着说一点浅见。
　　
　　其实，在我看来，中国专制社会一直就在探索一个有效的选拔人才的机制。两汉用人制度，主要是察举和征辟。其中察举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直言极谏、明经、明法、有道、能治河者、勇猛知兵法者等，并以“贤良方正”最为重要。察举的程序是有皇帝指定的特定范围的人员先举荐，然后，由皇帝出不同的题目，进行对策考试，然后根据成绩授予不同的官职。另外一种就是安车征辟。但是，到了东汉末年，君昏臣贪，政治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日益严重，所以《抱朴子·审举》上就记载，当时
　　就讥讽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个人认为，九品中正制，本初的意思是想把民间的清议收归政府，使人才评定规范化，制度化。
　　一项制度的优劣，有制度本身的优劣，似乎还有制度在特定社会中表现出的优劣两个层次。如果没有西晋的门阀把持朝政，也许九品中正制度会一直如其刚施行的那样“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吧？因此，一切制度还需要合适的人去实施，才能扬长避短，发挥最佳的效用。往后一直到科举制，在选拔人才的时候，给平民一个较为公平的机会。然而，对于朝廷而言，就真的选拔出了真正的人才了么？也许未必，象历代不少好读书而不死读书的大才，在科场是无法脱颖而出的。
　　
　　也许，封建专制本身就难以给人提供一个充分自由的发展空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