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糠有什么作用:列宁不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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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31 16:59 | [楼主]

列宁不为人知的故事

杨威利

　　列宁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始终信奉国际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许多特征源于列宁，许多斯大林的罪孽直接系列宁的命令，诸如创建集中营，残酷镇压教会和传媒，个人崇拜等；列宁的领导是残忍和极权的。对列宁而言，生活即政治，政治即生活。列宁认为，改变人性便可改变一切。列宁信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道德虚无主义逻辑。列宁的主要遗产乃是一个建立在官僚、军事和政治基础上的强大的党主体制。
　　列宁死后苏联的一切均按列宁的蓝图、预言和原则行事：极权国家、官僚社会、单一意识形态、好战的无神论、计划经济、超级剥削劳工、国家没完没了的军事化、挖空心思寻找和制造新的敌人。无论托洛斯基还是季诺维也夫及卡门内夫或布哈林，也不论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得罗波夫或哥尔巴乔夫，事实上均极崇拜列宁，至少表面上如此。

　　至1990年1月止，苏联共产党用 125种语言共印发列宁着作六亿五千三百万册。1999年俄国举行过一次民意测验：谁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结果是：彼得大帝第一，普希金第二，列宁第三，斯大林第四！丘吉尔认为“俄国人民被布尔什维克和列宁引入泥潭，他们最不幸的事是列宁的诞生，他们其次的灾难是他的死亡。”[2]

1．家庭

　　列宁1870年4月12日出生于巴斯克。列宁的父母于1863年结婚，其曾祖父是个农奴，50岁时与比他小20多岁的亚裔女人结婚；祖父是个裁缝，父亲由其兄长扶养资助上卡藏大学，毕业后成为物理和数学教师，后升任省教育局局长，获国家顾问及“通过服务生涯而获得可世袭贵族身份”；列宁的母亲有犹太血统。外曾祖是个犹太商人，后改信东正教，其外公是警察局医生和业主，家有农奴。因此，列宁有德国、瑞典、犹太、斯拉夫和亚洲血统，但在文化语言上属俄国人。确切地说列宁出身于农奴贵族多种混血家庭。列宁之妹安娜证明列宁一生对犹太人评价很高，列宁经常将高智商要求的工作委派给犹太人，而仅需低智商的职位则给俄国人。列宁父母共生育四男四女，其中两个夭折。家庭条件较佳，有一栋大房子，雇有厨子、保姆和仆人。直至1886年其父因脑疾去世，其家庭一直稳定富有。1887年长兄亚历山大因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绞死，其家庭才开始衰落。

　　

2．性格

　　列宁极自信，也非常自负，优越感极强，早年即流露出不能容忍其他人的观点。他的学业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列宁上高中时的校长克伦斯基，是1917年2 月革命的英雄之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最后障碍。作家阿丽德娜（Ariadna Tyrkora）曾见过列宁数次，她写道“列宁是个邪恶的人，他长着一对狼一样的邪恶的眼睛”。[3]在1890年代与列宁合作多年的斯特鲁威（Struve）后来描述列宁的主要个性特征乃是仇恨。[4]

　　

3．仇恨

　　亚历山大二世于1860年解放了农奴，随后在各省实行地方自治，大学和学校亦自治，并开始实行司法独立。列宁之兄亚历山大入读圣彼得堡大学时，加入了人民意志党的一个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恐怖派别，他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着作，马克思强调需要暴力改变既存的社会政治条件；该组织阴谋暗杀沙皇，并开始查勘亚历山大三世到圣伊萨克天主教堂的路线行踪；1887年3月1日，警方破获该恐怖组织的一封信，逮捕了阴谋成员。其母写信给亚历山大三世，请求怜悯宽恕；并非沙皇不同情，而是列宁之兄拒绝认罪或请求宽恕。其他提出请求宽恕者皆从死刑改为强制劳动。3月15-19日开庭审理，五名不屈服的同志被处绞刑。即便此时他仍有机会免死，但他对母亲说：“我在法庭上说过的话已不能再改口”，故拒绝认罪。1887年5月8日，狱方告诉他这是请求宽恕的最后机会，但他仍然拒绝认罪，因而被绞死。当天列宁考代数几何，照样获得第一名，似乎并未受到兄长被绞死的影响。

　　列宁是俄国恐怖主义冷酷无情和极权政治的鼻祖。列宁的残酷源于何处？其儿童时代及青年时期，俄国正处于繁荣富强上升时期，他的家庭又属贵族阶层，因此其仇恨残忍只能源于他接受的革命法律和道德哲学；列宁归纳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正如马基雅佛利所言：“领导人是用结果作为判断，因此他们应当试图维持他们的权力并赢得胜利。为达此目的，无论他们使用何种手段，他们将总是被视为值得的和许可的。”[5]

　　列宁的革命热情并非源于他对穷人的同情。事实上，1891-1892年大饥荒袭击伏尔加河地区，当地知识分子中他是唯一反对人道援救快饿死的农民的人。其理由是：“饥荒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毁灭了旧的农民经济，为社会主义填平了道路”。他的革命激情也非由于为一个公正正义的未来的设想而激励。而是基于怨愤，并为某种狂热的报仇欲望所驱使。

　　

4．影响

　　曾经影响列宁的人物众多。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疯狂的革命家内查也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塔切夫（Peter Tkachev）、战争专家克劳赛维兹、斯特鲁威（Peter Struve）、拉夫诺夫（Peter Lavrov）和亚历山大（Alexander Herzen）等人对列宁的影响相当大；但影响最大的是前四者。列宁在他的着作中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高达300次，仅两次援引托斯妥夫斯基。列宁花了很多时间研究黑格尔、亚里士多德、拉萨尔、拿破仑和克劳赛维兹。他每天从早上五点到子夜一直阅读马恩及普列汉诺夫的着作，不过列宁自已说，唯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他有关原则、目标、手段和方法有根本性的影响。

　　列宁对自由主义深怀敌意。他沉浸于读大量西方政治学，包括《资本论》，除了马克思主义外，他采纳了众多思想家和学者的观念，吸收消化后形成他自已的观念。但他从未能接受自由、法治或经济主义、西方民主、议会政府。列宁是选择性采纳马克思主义。托洛斯基于 1904年即批评“列宁缺乏灵活性思想，贬低理论的作用，会导致专无产阶级的政”。社会民主运动领导人维拉（Vera Zasulich）指出：“马克思主义没有官方的道德体系”。

　　

5．大学和律师生涯

　　列宁于1887年进入卡藏大学读法律，大一时于1887年12月因参加学生运动，受到秘密警察关注，因查明他系被绞死的恐怖分子之弟而被大学开除。其母曾申请让列宁重新入学，但被教育当局拒绝。于是其母在1889年2月以7600卢布买进一块约200公顷的土地（约1200亩）财产，拟让列宁经营以免他游手好闲，但列宁很快便厌倦了，于是出租给一个名叫克鲁诗维特的富农，他支付了列宁好几年租金（1893年7月列宁将该土地卖给了丹内博格）。1891年沙俄当局最终怜悯之，允许列宁通过校外考试取得律师执业资格。他迅速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拿到了法律学位，随即移居圣彼得堡并以执业律师身份来掩护革命活动。列宁于1892年受聘成为律师助理；在卡尔汀律师行（Khardin）做过18个月的辩护律师，一共处理过12个小偷或小额财产争议案，据称全部败诉，他曾为自已打过两个官司。或许正由于列宁的法律知识仅是为了应付考试的粗浅内容，而未真正撑握法律的实质与精神，故他一生极度反法治。

　　

6．婚外情

　　列宁除了与伊内莎（死于1920年9月24日）有十年情人关系外，应是个模范丈夫。列宁与她有通奸关系，两人一见面即难解难分。列宁无论到哪儿，她就跟到那儿，在附近租房，并时常与列宁及其妻子会面。列宁一生极少知心朋友，而伊内莎则是列宁最亲密的红颜知已。列宁在与伊内莎交往之前，与一个法国女人有染，另还给一个法国女作家写过许多求爱信。苏共领导人于1930年已发现在巴黎有个女作家拥有大量列宁的情书，并领取苏联政府支付的大笔退休金。外间传闻甚广的说法是列宁死于梅毒引发的脑血管并发症，不过这一说法似乎证据不充分，无法确定。苏共几十年来一直掩藏马克思与恩格斯皆为私生子之父。马克思与他的女管家爱伦娜的私生子的秘密[6]，也掩盖列宁的私生活秘密。　　

7．流放生涯

　　列宁1896年因煽动工人罢工被捕并被判决流放至西柏利亚三年。1897年2月，其母亲和列宁以身体健康为由，数次提出延期和改变流放地点的申请，请求到气侯较佳的地区服刑，除一次以外，皆被“血腥的沙皇政权”准许。流放对列宁其实仅是相当于三年假期，无人让他作任何工作，也不受任何限制。列宁致信家人说：“除了打猎和游泳，大多数时间用于远足，睡长觉，对食物和住房感到满意”。沙皇政府的政治流放，与苏共政权决不可同日而语，沙皇时代没有集中营和监狱，流放地仅是指定地区，犯人可以访问任何不同地区；得自由安排会议，写书和政治计划，还能由家属陪同，过家庭生活。1898年1月，列宁向警察当局申请将未婚妻克鲁斯卡娅移到他所在地区而获准。1898年5月克鲁斯卡娅与母亲一道抵达流放地与列宁同居。尽管两人皆是无神论者，结婚时因其丈母娘坚持，他们按照宗教仪式举行了婚礼。他与新婚妻子克鲁斯卡娅租住了一幢小别墅；时常与朋友们通信，自由写作和翻译，渡过了相对舒适的三年时光。

　　[1] 本文根据德米特里依解密档案撰写的《列宁新传》（Dmitri Vokogonov, Lenin A New Biogra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rold Shukma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London, 1994)；《共产主义黑皮书》；哈佛大学历史教授里查德之《共产主义的历史》，墨尔本大学政治学教授之《共产主义导论》综合编译。德米特里原是苏军将军后成为历史学家，任叶利钦总统的特别助理和检查苏联档案总统委员会主席，着有《斯大林传》和《列宁新传》；译者郭国汀，海事和人权律师，国际海事海商法教授，国际海事和国际经贸仲裁员，法学翻译家。译着有《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与律师实务》；《当代中国涉外经济纠纷案精析》；《国际海商法律实务》；《CIF与FOB合同》4版；《Scrutton 租船合同与提单》20版；《Omay 海上保险法与保险单》；《英国保险协会保险条款诠释》3版；《现代提单》；《油污和碰撞责任》；《国际贸易法》；《项目融资》；《国际海事海商法》；《英国协会保险货物保险条款船舶条款保险运费、战争、罢工险保险条款中译》；《审判的艺术》；国际互联网自由》；《共产主义黑皮书》；《共产主义的历史》；《苏俄革命史》；《东欧革命》。

　　[2] Chruchill, W.S., The World Crisis, Vol. 5.op. cit. p.76.

　　[3] Tyrkova-Williams A.Na Putyakn, Ksuobode( London, 1953), p.400.

　　[4] 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Chapter II,《列宁主义》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4; pp.23-51. 郭国汀译《博讯》2010年4月4日。

　　[5] Machiavelli Niccdo, Izbrannye sochineniya (Moscow, 1982) p.353.

　　[6] 详见郭国汀，《马克思私生子考评》，2010年7月21日《博讯新闻网》

　　
8．布尔什维克党犹如强盗匪帮抢劫

　　1903年夏天第二次俄国社会民主党代会在布鲁赛尔（后移到伦敦）举行，结果分裂成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以马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列宁答记者问 “布尔什维克党是否偷盗”时称：“是的，我们偷盗那些已经被偷盗者”[1]。1906年在第四次党代会上，原旨在布党与孟党合并，却发生激烈争论。布党主张武装抢劫银行，孟党坚决反对。但布党继续抢劫银行，列宁明知却从未制止。克鲁斯卡娅坦承：“布党认为允许没收沙皇的财富，允许抢劫银行”。

　　抢银行的核心人物是斯大林、卡蒙和克拉新（电子工程师）。最大的抢劫案发生于1907年7月26日，在乔治亚布党劫匪击毙三名押运员，伤多人，抢劫走34万卢布。布党还在巴库港抢劫过汽船，抢劫邮局和铁路站。布党的资金全由列宁撑控。财政资助布党的还有不少富人，莫洛佐夫是个千万富翁，做过很多善事，也资助了布党大量金钱，后来因精神失常而自杀，死前通过高尔基给布党10万卢布。其侄儿亦支持社会民主党，1905年因支持起义被捕，1907年在监中自杀，留下一大笔钱给社会民主党包括布党。　　

9．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政治学教授霍尔蒙认为：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论证了职业革命党的重要作用、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及区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怎么办？》中提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政治觉悟，因而应当承担领导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责任；因此主张建立由精英组成的秘密的有严格纪律的职业共产党领导革命；第二，1917年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扩张的唯一途径乃是寻找新的资源，新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它只能从其他帝国列强手中夺取殖民地，因为主要的帝国实质上已经将世界分割完毕。认为俄国构成资本主义国家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打碎该链条，则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将由此崩溃；第三，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的共产主义原则改成“所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2]

　　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组织军事性质的高度组织纪律的职业革命党，宁可要少数聪明人。列宁相信只有觉悟的人的积极行动，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则认为革命是物质生活条件的必然产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1914年11月列宁写道：“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成内战是无产阶级唯一合适的口号。”

　　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契（Ernst Mach）认为：“物质世界、颜色、形状、结构，是由人类心灵的目的授予。即人按照其想象制造了世界。此种理论的目的在于消除心灵与物质世界的区别，因为世界是意识构成的物质实在”。生物科学家布尔什维克党的知识分子波格达诺夫（Bogdanov）比马契更激进，认为“不仅物质世界，而且社会本身是人类心灵的产物。没有人的心灵意志构成共公生活，社会将不复存在。因此社会的意识的表现”。

　　马克思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环境、是人类心灵的形式和条件。马克思主义是现实或唯物主义的。列宁绝对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园满的哲学唯物主义，是唯一真正的理论。

　　1889年列宁第一次读《资本论》，马克思主义者费得赛夫（Fedseev随后不久在流放地自杀，其女友也随之自杀）在与列宁一道流放到西伯利亚途中，曾开列一个社会民主的书目给列宁。1893年，列宁写了第一篇文章：“农民生涯的新经济运动”。马克思的两个主要论点占据着列宁的心灵：阶级与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但马克思本人对专政语渊不详。列宁写道：“什么是阶级斗争？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受剥削的群众，反对特权压迫的剥削者的斗争，它是工人或无产者反对拥有者或资产阶级的斗争。”[3]哲学家贝尔德雅夫（Berdyaev）指出：“阶级以数量计，人安质量论。阶级利益，由观点激发，掩盖了人的质量的想象，因此，阶级的观念抹杀了人的观念，这种谋杀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行的。”[4]

　　列宁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定义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是自由主义和经济主义，即工联主义，他们组织工人是为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斗争。知识分子则是为政治和公民权利而战。列宁认为自由主义和经济主义引导工人远离政治斗争。

　　列宁对早期马克思着作中含有的人道主义思想不感兴趣，他只吸取马克思主义用于革命。普列汉诺夫的着作将列宁更进一步带至车尔尼雪夫斯基，最终导向社会民主的圣经——马克思着作。列宁欣赏早期的普列汉诺夫而公开对他晚期着作表示敌意。普列汉诺夫称：“1917年列宁的政策是精神错乱的产物。”1922 年4月苏共政治局讨论出版普列汉诺夫着作时，列宁坚持仅能出版第一集他的早期革命写作，因为列宁不喜欢他后期着作，而仇视普列汉诺夫的革命观念。1910 年10月普列汉诺夫曾写道：“唯有列宁才能走过头问何时我们举行武装起义”。

　　《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主编斯得佛纳（Stephane Courtois）指出：“恐怖涉及双重变异：对手被首先标签为敌人，然后宣布其为罪犯，导致将他从社会上排除出去，排除社会很快又变成消灭。敌友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再能满足解决极权主义的根本问题：寻找经净化的不再含敌意的重新组合的人类，通过马克思主义摩西式的计划，将无产阶级重新组合成新人类，并清除任何不符合新世界要求的分子。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社会从政治斗争逻辑进展到排它阶段，然后进入清除意识形态阶段，进而至消灭不纯成员阶段，最后便是对人类的犯罪”。[5]

　　

10．大文豪高尔基与列宁

　　高尔基于1917-1918年在彼得格勒报纸上发表了48篇猛烈攻击布尔什维克党的文章，直至1918年6月被列宁下令关闭。列宁还下令关闭了歌剧院和巴雷舞院。1917年11月7日，高尔基写道：“列宁和他的同志认为他们能犯任何罪行，诸如彼得格勒的群体屠杀，莫斯科风暴，取消言论自由，蛮横无理的逮捕。应当明白，列宁不是全能的魔术师，而是个冷血的诡计家，既不尊重无产阶级也对他们的生命漠不关心。”[6]

　　高尔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残暴方法，1922年他写道：“俄国人的残忍似乎没有任何进化：在受害人嘴里塞入炸药，然后点燃引信；在肛门塞入炸药引暴；在妇女的乳房挖孔，用绳子穿越伤口并牵引。”1918年和1919年，“在丹纳和乌拉尔地区在男人屁股下放炸弹然后引爆。这种残忍无法用精神病或变态形容，也非个别现象，我是以他们将人类受难作为群体娱乐来考虑的。”

　　1919年9月6日，在苏共逮捕了几十名公共知识分子后，高尔基给列宁发了一封义愤的信：“我认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力量应当以知识发展来衡量，革命仅在有利于此种发展时才有意义。学者应当受到慎重对待和尊重。但是试图拯救我们的皮肤，我们正在毁灭我们自已的大脑，砍掉人民的脑袋！”列宁却残暴地回答：“将人民的智慧力量与资产阶级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等同，我们就要犯错误…工人和农民的知识力量，是在推翻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辅助者的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那些二流知识分子及其资产阶级走狗，自认为他们是国家的大脑。他们不是国家的脑袋，而是狗屎！”[7] 1922年列宁针对财务专家写道：“我们总是发现象屎一样臭的专家们：让这些毫无用处的猪靠边站。教这些蠢货学会提供完整具体准确的数据。”[8]从上述两例明显可见列宁极度仇视知识分子，尽管列宁本人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其实仇恨知识分子几乎是全世界共产党当权者的普遍现象，根源在于知识分子知书识礼有独立思想与头脑不容易上当受骗，且易识破共产党的骗局。

　　不过，很快高尔基实质上被驯服了。高尔基1930年11月2日至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苏联以阶级战争对付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试图回到资产阶级政体。内战仅仅是杀虐。”[9]“如果敌人不投降，我们当然得消灭他们”。高尔基回应一封由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等人签署的呼吁书时写道：“我认为处死这些人完全合法。很自然，工农政权将象清除蚂蝗一样消灭其敌人。”[10] 1932年高尔基（高是特务头子雅哥达的私友，高的儿子在秘密政治警察局工作）在一信中说道：“阶级仇恨应当根植于对敌人的某种原始的嫌恶反感。敌人必须被视为劣等的，我坚信敌人是比我们劣等的，他们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道德意义上均是劣等的”。[11]知识分子在共产党暴政的淫威下，大多放弃原则立场甚至转而成为极权暴政的帮凶帮闲，因为若非如此，他们的优厚物质特权待遇立刻将被取消，甚至失去人身自由。

　　

11．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与列宁

　　普列汉诺夫1856年出生于唐波夫省的古达拉夫卡市的一个军官家庭。1883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列宁1895年第一次会见普列汉诺夫。1903年社会民主党分裂后，普列汉诺夫加入孟什维克。自1879-1917年，他在瑞士生活了三十七年。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3月31日回到彼得格勒，实质上在一年内他便远离他等待了一生的革命。

　　早期的普列汉诺夫说过一句名言“革命的利益就是最高法律”[12]实际上开启了无限暴力之闸门。他还说过“如果议会在革命后变坏，可以取消它。不是在两年后，而是在两星期内”。列宁对此极为欣赏，实质上，布尔什维克党正是适用了普列汉诺夫的公式，1918年1月6日强行武力解散了议会。

　　普列汉诺夫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研究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在构建新社会的先进作用，社会主义革命等。在十月革命前夕，他有政治勇气大声呼吁：“即将到来的政权，不能建立在狭窄的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而应基于国家所有重要力量的联合”。他认为通过社会改革，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因素可以实现有限协作。他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中写道：“任何社会的发展均取决于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发展，首先，在国内社会结构方面他们的相互斗争；其次，就抵抗外部入侵而言，他们之间或多或少的友好合作”。[13]因此，他强烈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谴责列宁强行在俄国不具备条件时强行推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坚信俄国仅适合资产阶级革命。[14]

　　1906年普列汉诺夫辛辣地指出“一开始列宁是个布朗基主义者远盛于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挥舞着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旗帜的同时，却兜售着布朗基主义的私货。”[15]

　　1917年夏天，他发文称：“列宁号召与德国议和，为了推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并夺取权力，将是在俄国的土地上疯狂和播种无政府骚乱绝对危险的事”。[16]

　　普列汉诺夫称“1917年10月列宁的政策是精神错乱的产物。”[17]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早在十月革命暴发三天后他便准确预言了苏俄革命的恶果。1917年10月28日普列汉诺夫和维拉及列夫共同致彼得堡工人公开信预言：“十月革命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它将引发内战，并将国家倒退到远远超出1917年2月革命业已取得的成果。”[18]次日，一队士兵和水手冲进他的卧室，用左轮手枪顶住他的胸膛令他交出武器，否则将击毙他。“即使你们找不到任何武器，你们很想那么干！”普列汉诺夫冷静地答道。但他不得不逃亡至芬兰并于1919年3月30日死于该地。后来苏共出版普氏着作全集时，列宁只批准出版第一集，只至苏联解体后才出版全集。　　

12．马托夫与列宁

　　马托夫, 原名叫Julius Osipovich Tsederbaurg1923年死于德国柏林，但其政治生涯则死于1917年10月25日夜。1873年生于康斯坦丁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1891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学法律，1893年因组织革命活动被大学开除。他与列宁、普列汉诺夫和波特锐索夫合作，1896年与列宁一道被流放西柏利亚。流放期满即于1900年出国，直到1903年一直与列宁良好合作。特赛锐特里回忆马托夫于1917年夏曾说：“列宁对战争与和平不感兴趣，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是革命，对他而言，革命唯一的目的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Lenin （列宁）或许取名源于西伯利业的Lena河, Stalin（斯大林）意指钢铁人. Trotsky（托洛斯基）则是其监狱看守的名字。

　　唯一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实质上是孟什维克党。他们承认民主，议会和政治多元化作为避免暴力，取得社会进步发展的价值。马托夫一生信奉马克思主义，反对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依赖暴力强迫和恐怖。

　　布尔什维克视民主仅为手段，孟什维克视民主为目的。斯大林宣称：“十月革命意味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战胜了社会民主，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改良主义。”1914年8月5日，当听闻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战争预算时，列宁宣称：“从今日起，我不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共产党人。”[19]

　　1914年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普列汉诺夫明确表示捍卫祖国的强烈愿望。托洛斯基也表示击败沙皇无意义，因为将意味着反动的德国的胜利。唯有列宁感到达到他的目的的良机来了。

　　

13．疯狂的革命者内查也夫与列宁

　　内查也夫1869年在（Revolutionary Cutechism）中定义革命者“是一个已经丢失的人。他没有特殊的利益，没有私人的业务，没有个人的牵挂，没有财产，甚至没有姓名；他的所有的一切都被一件事吸收而排除所有其他，一个单一的思想，一个独特的热情----革命。在深层的存在，而不仅是言语，而且他的行动，他已经与社会，文明世界，法律与习惯，社会礼仪与道德规范中断所有的联系。革命者是一个死敌，他如此活着以便能够确保摧毁社会。”“对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称做革命者”。“病态的社会应分成几类：第一类是那些必须立即杀掉的…第二类是那些允许继续活下去，以便其恶行仅是加速激起人民起义”。[20]列宁则公然宣称“革命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你不能戴着白手套，用干净的手为之，党不是淑女学校。我们需要流氓，正因为他是个流氓。”[21]

　　内查也夫有句名言“任何事情只要是有助于革命的，就是道德的，任何阻碍革命的事均是不道德的和犯罪的。”[22]在第三届共青团大会上列宁说“任何促成共产主义胜利之事均是道德的”。[23]1918年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党成员马丽娅斯辟丽多诺娃说“在政治领域没有道德的空间，只有实用主义。” [24]

　　1918年1月16日，布尔什维克党强制解散议会后，普列汉诺夫写了他最后的文章：“布尔什维克党的计谋，仅仅是巴枯宁的计谋，在很多情况下则是内查也夫的谋略，纯粹又简单。”[25] 迪米特里下结论道：“列宁使用能达到其目的的任何事与任何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均曾谴责过内查也夫的个体恐怖理论。列宁亦曾多次谴责之并称之为布朗基主义，但列宁在谴责他的同时却在关健时刻毫无顾虑采行之。

　　1870年内查也夫的继承者俄国革命者特卡契夫，建议“将25岁以上的俄国人全部消灭”，认为“他们已不能实践革命理想”。在一封致至内查也夫的信中，巴古宁谴责这种疯狂的妄想“我们的人民并不是一张白纸，得任由任何秘密社会，随心所欲在上面涂写，比如象你的共产主义计划”。[26]巴古宁在另一封至内查也夫的信中写道：“这种残忍的重组和绝对疯狂主义，如今你居然要将它作为一般原则适用于整个社会。你想要疯狂的东西，不可能的事情，完全否定自然、人和社会！”[27]早在1870年巴古宁便已理解即使革命行动也必须受一些基本道德规范的制约。

　　科拉斯基指出“那种我们所见到的世界已腐败透顶无可救药，因此世界将按照某种意志变得完全，完美，最终彻底解放的观念，乃是一种人类精神最疯狂的变态…当然此种变态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发明，但我们应当承认，宗教思想，轻视所有的市俗价值，让位于超自然空间的力量，要远比那种教导我们能够保证救赎，从地狱的深渊跃向辉煌的天堂的说教，远不那么荒唐。”[28]

　　上述内查也夫及其继承者的疯狂革命见解，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巴古宁，列宁一直谴责，然而列宁仅是口头谴责，而实际上却全盘采纳。

　　

14．克伦斯基与列宁

　　克伦斯基1881年4月22日生于列宁的出生地巴斯克，曾任列宁上高中的校长，获圣彼得堡大学法律学位。1905年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党，短期被捕，流放西柏利亚一年后回到首都彼得堡任辩护律师，通过为政治犯辩护赢得名声，1912年入选国家杜马。沙皇于1917年2月退位后，他成为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并实际撑权。随即废除了种族与宗教歧视和死刑。1917年4月，临时政府主张法治正义议会民主，予犹太人同等权利，故克伦斯基颇受犹太人拥戴。他对 1789年法国革命情有独衷，选择马赛曲作为国歌，富于妥协精神。他坚持法治、正义和民主理念，为人宽宏，尽管列宁对他冷酷无情，他却终其一生未反唇相讥，而是留给历史作结论。他称布尔什维克党是贫穷与饥饿党。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一个不尊重人性及其权利的国家，社会自由是不可能的。”

　　1917年4月当列宁回到俄国后，他表示愿意会见列宁，列宁却拒绝会见。

　　1917年3月20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大会上，面对杀死沙皇的呼声，克伦斯基坚定地答道：“只要我们当权一天，就决不允许此类事发生，我们将负责到底，我将亲自将沙皇一家护送至英国”。英国政府刚开始同意，后由于担忧开罪国内工党而拒绝接收沙皇一家，临时政府决定将沙皇一家送至当时俄国最安全的托博尔斯克。

　　克伦斯基错误判断对他的政权的威胁来自右派，故他需要与左派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合作。最后因为政府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想恢复社会秩序，克伦斯基也支持他。但当他于1917年8月27日读到科尔尼洛夫将军的一篇声明时，他误认为科尔尼洛夫将军想抛弃临时政府，也无需他而拯救俄国，欲将全部军权和公民权抓在自已手中，并已进军莫斯科时，克伦斯基下令军队应停止进军并返回驻地，但科将军拒绝服从命令，并命令军队继续前进。由于克伦斯基的命令失去效力，布尔什维克党趁机施加影响号召士兵和工人抵抗和击溃科尔尼洛夫将军，克伦斯基一下子失去了控制影响力。

　　当克伦斯基与俄军总司令科尼洛夫争吵，并不公地指控他计划军事政变时，临时政府因此失去了军队的支持；同时他还将狱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释放，并向工人提供四万枝步枪武器，以帮助阻止其指称的军事政变，给予列宁夺权的天赐良机。在布党的帮助下击败科尔尼洛夫将军后，克伦斯基下令将科尔尼洛夫、邓尼金、路科马基、马尔科夫等将军交付审判。

　　注：

　　[1] Valentinov, N. Maloznakomyi Lenin, Paris, 1972, p.34.

　　[2] Leslie Holmes, Communism A Very Short Introc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2009) pp.7-10.

　　[3] Dmitri Vokogonov, Lenin A New Biogra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rold Shukma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London, 1994)p.24.

　　[4] Dmitri Vokogonov, Lenin A New Biogra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rold Shukma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London, 1994)p.24.

　　[5] Stephane Courtois, Nicolas Werth, Jean Louis Panne, Andrzej Pacxkowski, karel Bartosek Jean Louis Margolin,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784.

　　[6] Gorkii, M.Nesvoerre mennye mysli, Paris, 1917. Pp.102-103.

　　[7] Quoted in Arkadi Vaksberg, Le Mystere Gorki (Paris:Albin Michel, 1997) 111.

　　[8] APRF, f.45.op.I.d.694. II.3-4.

　　[9] Arkadi Vaksberg, le mystere Gorki ( Paris: Albin Michel , 1997) 264.

　　[10] Vaksberg, le mystere Gorky, 286-287.

　　[11] Vaksberg, le mystere Gorky, 286-287.

　　[12] Plekhanov said that The good of the revolution is the highest law .

　　[13] Plekhanov.G.V. Sochineniya, Vol. 20. Moscow Leningrad,1925. P.13.

　　[14] Valentinov Tragediya Plekhanov, p.272.

　　[15] Dmitri Vokogonov, Lenin A New Biogra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rold Shukma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London, 1994)p.21.

　　[16] Plekhanov, G.V. God na Rodine, op. 21.

　　[17] Dmitri Vokogonov, Lenin A New Biogra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rold Shukma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London, 1994)p.9.

　　[18] In Edinstvo, 28, Oct,1917.

　　[19] Bagotskii, SY. Vospominamya o lenine, Vol.2. Moscow, 1969. P.329.

　　[20] Michael Confino, Violence dans la violence, le debat Bakounine Netchaev( Paris Maspero 1973) pp.101,102.

　　[21] Voitinskii, V.,Gody pobedi porazhenii, Book 2 Berlin, 1924, p.227.

　　[22] Dmitri Vokogonov, Lenin A New Biogra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rold Shukma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London, 1994)p.22.

　　[23] Dmitri Vokogonov, Lenin A New Biogra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rold Shukma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London, 1994)p.22.

　　[24] Dmitri Vokogonov, Lenin A New Biogra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rold Shukma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London, 1994)p.22.

　　[25] Plekhanov, God na rodine, Vol.2, Paris, 1921. P.267.

　　[26] Confino, Violence, p.120

　　[27] Confino, Violence, 112.

　　[28] Leszek Kolakowski, Lesprit revolutionarie (Paris: Editions complexe, 1978) 22.

17．列宁与暴力毁灭民主制度强行解散制宪议会
　　“十月革命”攻入冬宫的并非布党的军队，而是那些衣衫滥侣的暴民，大多是野蛮残暴的暴徒。1917年10月25日深夜2点，冬宫落入起义者手中。右派社会主义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此时发表一篇联合声明：“布尔什维克党政变应受到谴责，应立即与临时政府谈判，组建新的民主政府。”随后成立的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布党占62人，社会主义革命党占28人，而孟什维克仅有6人（他们拒绝出席）。
　　临时政府原已定于1917年9月30日举行选择举，6月14日颁布法令决定拨款600万卢布用于选举费用。后来因其他要务，克伦斯基内阁决定将选举推迟至1917年11月28日。一共703名代表，分别由布尔什维克党占168名，社会主义革命党299名，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39名，孟什维克党18 名，大众社会主义党4名，卡得兹（Kadets）17名，其馀158名由各民主团体分享。
　　1918年1月8日，议会开始选举，布尔什维克党派兵把守通往制宪会议所在T宫的所有通道。共有410名代表出席大会，并由切夫斯特索夫主持开幕式，但无人听到他简短的演讲，因为布党代表和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代表故意敲桌跺脚弄得燥音震天动地。
　　1918年1月12日，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俄国宪政议会成立，布尔什维克党仅获707张选票中的175张（24%）选票，而社会主义革命党获得比布党多两倍的选票，列宁随即下令于1918年1月16日夜间强行武力解散议会。逮捕全俄选举委员，关押四天四夜不予任何食物及睡眠场所，迫使他们屈服。列宁宣称：“苏维埃比全世界所有的议会更优越。人民要求废除议会，故我们废除之，我们执行了人民的意志。”[1] 而这一强暴民意的任意妄为似乎未引起全国任何特别反应。少量示威者很快被军队镇压，造成20人丧生。
　　1918年1月17日是布尔什维克党专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此时布党的最大威胁来自工人，因经济破产，粮食涨价引发抢粮事件，导致全社会不满情绪漫延。列宁下令所有农民必须交出多馀的粮食以换取收据，凡是抗拒不交粮者，就地枪决。特赛乌鲁帕接到列宁的命令后，认为若执行该命令将会造成大屠杀故放弃未执行。布党通过强行取消宪政议会达到了目的，夺取得政权。布党变成永远与暴力结婚，同时自由被该罪恶婚姻彻底埋葬。
　　1918年4月，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人帮助布尔什维克党粉碎无政府主义者的抵抗，并帮助布党扩大在农村的影响，包括支持臭名昭着使没收农民产品合法化的1918年3月13日法令。暴力实质成为布党新政权控制农民的唯一手段。但是当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人反对布列斯特和约，并从政府中撤出时，布党趁机于 1918年7月6日将他们一网打尽，群体逮捕入狱和关入集中营。
　　十月革命后，季诺维也夫曾建议将右派社会主义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纳入政府，托洛斯基等人的拒绝，认为不可能合作。列宁对此大为赞赏：“从那以后没有任何一个比托洛斯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是启示者，托洛斯基是煽动者，而斯大林则是执行者。
　　 18．列宁与秘密警察恐怖统治
　　1917年8月孟什维克领导人阿布拉莫维奇与秘密政治警察头子德泽尔津斯基有一段关于宪政的对话：德氏说：“我们将通过暴力将特定的阶级全部消灭。”
　　1917年11月8日，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本来已废除死刑。列宁怒斥道：“这是一个严重软弱的错误，一个太平的幻想！”
　　1917年12月苏共设立契卡，即反击反革命和颠复者的特别委员会。列宁亲自创设契卡，并授予其全权逮捕、侦察、判决和执行的绝对权力。
　　1917年12月6日，根据列宁之选任一位“无产阶级雅格滨”的指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政治局全体一致选举德泽尔津斯基为首任苏联秘密政治警察（即契卡[2]）头子。契卡的权力巨大，往往无法无天。除了德泽尔津斯基之外，契卡在布党的主要成员有雅科夫，斯维得洛夫，斯大林，托洛斯基及列宁。
　　托洛斯基于1917年12月14日预言“不到一个月内，这种恐怖将发展成全面恐怖形式，正如法国大革命那样。不仅监狱，而且断头台皆将成为我们的敌人的归缩。”几周后，列宁在一个工人聚会上演说，再次号召实行恐怖，并将恐怖解释为革命阶级的正义。“只要我们未能让投机商接受他们应得的待遇--子弹射入他们脑袋，我们将不能获得任何东西。”[3]
　　1918年赛尔格勒在《苏联的红色恐怖》书中称：卡契第一任头目马汀（Martin Latsis）于1918年11月1日发布一命令：“我们不向特定的个人宣战，而是要消灭整个资产阶级，你们的调查无需查找被告干了什么，在何时何地说了什么反苏维埃的言论的任何书面证据。首先应问他们的阶级出身，他的根源，他的教育，训练和工作”。[4]
　　1919年2月15日，列宁签署一项命令：授权地方契卡从未清扫大雪的铁路沿线地区抓捕农民人质。“如果铁路线积雪未清扫干净，人质将就地处决。”
　　1921年5月14日，在列宁提议下，苏共政治局通过决议授予政治警察使用最高处罚方式即死刑权。[5]苏联集中营、枪决、群体恐怖、国家之上的无限权力机构均属于列宁原创。列宁说“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个好契卡主义者”。[6]亦即“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个好秘密政治警察”。[7]
　　1922年列宁在第九届苏维埃代表大人上说“没有此种（契卡）机构，工人政权不可能生存”。[8]可是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却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国家机器将被打碎，国家将开始消亡”。而实践中自1918年开始苏共即大建集中营。
　　1922年1月，苏共进一步强化镇压功能，授予秘密政治警察最广泛的人身和精神强制权，法院必须包括由政治警察选定的人组成。
　　1922年秘密政治警察（GPU）下令对帕特里阿克（Patriarch Tikhon）东正教教宗进行审判，同月又将11名神父判处死刑，理由是他们破坏教会财产。
　　1922年5月20日列宁在致秘密警察头子德泽尔津斯基的信中，计划将所有曾帮助反革命的作家和教师驱逐出境。第一批60名着名知识分子，哲学家，作家，历史学家，大学教授于8月16-17日被捕，9月被驱逐出境。每人均被迫签署一项声明：“若再回苏联，将立即被处决。”[9]
　　列宁是苏联秘密警察的始作俑者，授予其生杀予夺至高无上的无限广泛权力，因为列宁认为没有秘密政治警察，苏维埃政权将不可能生存。全世界各共产党政权全部依赖秘密政治警察进行特务极权恐怖统治才能运转，因为共产党极权暴政皆没有任何人权，法治和新闻自由生存的馀地，必须依赖暴力，恐怖和谎言进行统治。而秘密政治警察则是实施此种恐怖统治的最佳工具。

　　[1]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 Moscow, 1961-65) Vol.35.pp.240-1.
　　[2]首任秘密政治警察（叫做契卡）头子是德泽尔津斯基(Dzershinsky)，二任孟津斯基（Menzhinsky）改称（GPU），三任雅哥达(Yagoda)，四任爱佐夫(Ezhov)变称（NKVD），五任贝利亚(Beria)，六任塞洛夫（Serov）改称克格勃（KGB），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是第七任和普京是第八任特务头子.除了首任系自然死亡外，第二至第四任特务头子皆死于非命。
　　[3] 郭国汀译《共产主义黑皮书》第59页。
　　[4]Quoted at Leslie Holmes, Commu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p.8.
　　[5] Rtskhidni f.17.op.3, d.164.I.2.
　　[6] Lenin I Ve Cheka, Moscow, 1975. Pp.231-232. Lenin said that a good communist is also a good chekist at the sametime.
　　[7] Lenin I Vecheka, Moscow, 1975, p.363. A good communist is a good chekist(secret policemen).
　　[8] Lenin I Ve Cheka, Moscow, 1975,p.544.
　　[9] 郭国汀译《共产主义黑皮书》第7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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