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槽骨补钙能恢复:思维落后一小步 技术落后一大步

解析中国近代军事技术为何滞后——

思维落后一小步 技术落后一大步

作为中西军事文明在近代的首次正面撞击，鸦片战争首先凸现的便是中西方军事技术存在的悬殊差距。什么样的内在原因造成当时中国科技水平的落后呢？

唯象理论的粗陋

简单地说，唯象理论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科学理论。

众所公认，中国古代拥有辉煌的科技成就。然而，这些知识绝大多数仅仅是经验事实层次的知识，严密理论形态的知识并不多见。即使是对经验事实知识作初步整理概括的唯象理论也很不发达，除个别情形外，我国古代传统科学中的唯象理论鲜有能与西方相匹敌者。

中国传统科学结构的一个严重弊端，就是缺乏定量的唯象理论。中国早于西方近5个世纪发明火药。然而，在长逾千年的时间里，火器技术未能在中国取得突破性进步，就与中国唯象理论的粗陋有关。从火药的配方上看，虽然中国火药在明代就已接近现代黑火药的标准配方，但因中国火药生产始终停留在经验观察实验阶段，而无法使火药真正达到标准配方，中国火药的破坏力远不如西方。火药西传后，相关实验在西方先后经历了3个不同发展阶段：观察实验、机械实验、电实验阶段。1627年，弗特拜雷发明火药机械实验仪，标志火药实验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由于火药实验方法与仪器的不断改进，以及化学学科的诞生与发展，火药成分的比例也日趋精确化，最终找到了火药3种成分的最佳配方，使火药的爆炸威力大大增强，有力推动了以热兵器广泛使用为标志的军事技术革命。

深层理论的贫乏

人们在对自然现象作出定量的形式概括基础上，还必须进行更深入的因果性探索。只有深入掌握自然现象内在因果联系后，才算达到对自然现象本质的规律性认识。虽然因果性联系要在科学实践过程中逐步揭示，而且科学研究确立的每一个深层理论未必都能称之为因果联系，但不管怎样，深层理论是科学理论结构中处于深层地位的重要层次，是科学理论由浅入深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中国古代科学中的深层理论同样相对贫乏，则不仅是与中国古代丰富的科学经验与技术发明相比而言，也是与西方的深层科学理论相比而言的。

与深层理论相应的理论结构，是演绎型数理逻辑结构，也即是说深层理论往往以演绎型结构来表达。以这一理论结构来比较古代中西方科学理论，仍可看出东西方的明显区别。具有深层结构的演绎理论，是在西方近代科学产生时期被继承和发展起来的。作为近代科学理论的一个内在特征，近代科学之所以如此成就卓著，相当程度上都取决于理论的深层结构与逻辑力量。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便是以开普勒行星唯象定律与伽利略落体唯象定律为基础的深层理论——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创立。当然，这里不能否认中国古代科学具有发现自然现象内在机制的洞察力。但中国古代科学家关于自然现象内在原因的考察，大多停留在一得之功、一孔之见式的零星分散水平上，而从未形成过像阿基米德力学、托勒密天文学那样系统严密的演绎型深层理论。造成中国古代科学演绎型深层理论不发达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古代思想库中从来缺乏示范性的演绎型深层理论模式。而在西方，这种示范性的深层演绎理论早在古希腊就已臻于完善，欧几里得几何学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即是例证。

自然哲学的薄弱

自然哲学是构成完整科学理论体系的有机部分，它作为科学理论结构的最高层次，对经验事实、唯象理论和深层理论等发展，具有重要的制约与导向作用，而一种文化传统中的早期自然哲学的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种文化传统中科学发展的状况。海森伯曾多次谈到古希腊自然哲学思想，对于西方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深刻影响，指出希腊自然哲学的两个基本观念——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与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影响着直到今天的自然科学进程。海森伯还发现，近代微观物理学从道尔顿的原子论到普朗克量子论的进展，恰好在科学思想上重演了古希腊从德谟克利特原子论到柏拉图几何对称性的发展过程。

恰恰在自然哲学思想方面，古代中国与西方也存在极为不同的发展状况与水平。

在代表古代西方文明高峰的古希腊，曾有一个自然哲学独立而完善发展的时期，这就是前苏格拉底时期。就在前苏格拉底这个自然哲学探讨的黄金时期，古希腊产生了古代世界最深刻、最完善的自然哲学思想，从泰勒斯的水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以及从毕达哥拉斯的数到柏拉图的几何对称性，便是其中两条最重要的思想发展线索。这两条互补的自然哲学发展路线，深刻影响了以后整个欧洲思想发展的进程。古希腊的哲学家普遍通晓自然科学，即使热衷于人的问题的苏格拉底，年青时也曾很热情地追求过人们称作自然科学的知识。直至中世纪，西方高等经院教育仍然沿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4门主课：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其中有3门自然科学。而中国封建时代学子所习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仅有一门是自然科学。也因此，兵家圣典《孙子兵法》将道、天、地、将、法列为战争五事，却独不言器。皇皇一部二十四史，写满帝王将相、文人学士、贞女烈妇的事迹，却偏偏没有科技发明者的专门章节，这决非偶然。

与古代西方先自然后自我的哲学发展过程不同，中国古代哲学发展过程中从未有过自然哲学至上的时期。在先秦诸家中真正关心自然科学的只有墨家与阴阳家，其他各家关心的都是社会、人生、伦理等。即使关心自然问题的墨家与阴阳家，其自然哲学的发展程度也大大逊于古希腊哲学家。阴阳家的学说虽力求对自然现象作出合理解释，但它事实上则混淆了主客观的界限，贬低了客观自然规律的作用。而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更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思想引进一个难以自拔的陷阱——天人感应。《洪范》一书提出了中国古代的重要自然哲学思想——五行学说。但是，它却牵强地将君主的五种德行与五种良好天气现象相联系，而将君主的五种恶行与五种不祥天气现象相对应，又转向了政治哲学。

所以，中国传统科学在2000多年漫长发展过程中，始终未能冲破天人合一宇宙观的束缚，并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自然哲学理论。中国哲学早期形成的幼稚早熟、混沌笼统而又无所不包的天人合一的宇宙图式，具有巨大的应变能力与超稳定结构，致使中国传统哲学始终未能将主观的自我与客观的自然明确的划分。这不仅是中国传统科学在近代被西方自然科学全面超越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近代军事技术落后西方的重要原因。■黄松平　朱亚宗

《解放军报》2011年11月3日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