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带a的发音单词:毛泽东吟《枯树赋》 “悲怆凄凄 知音哀哀...”

　　附2：毛泽东与庾信的《枯树赋》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他曾经阅读过《昭明文选》《古诗源》《元人小令集》唐宋元明清《五朝诗别裁》《词律》《容斋随笔》《梦溪笔谈》《楚辞集注》《屈宋古音义》《古文辞类纂》《六朝文薭》等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其中,他对庾信的《枯树赋》却情有独钟,百读不厌。

　　庾信(513～581)字子山,小字兰成,南阳新野(今属河南省)人。他出生在一个“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的世族家庭。其父庾肩吾既是梁晋安王萧纲(梁简文帝)的近臣,又是一位享誉江南的诗人。庾信十五岁入东宫,随侍昭明太子萧统为讲读。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萧统死,萧纲继立为太子,又与徐陵同为东宫抄撰学士。庾肩吾此时也在萧纲宫中,父子“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这时庾信刚刚十九岁,可谓少年得志。二十岁以后至三十六岁之间,就庾信仕梁而言,“是职兼文武,青云直上,踌躇满志,挥斥方遒之时”。

　　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庾信遭逢侯景之乱。战乱中,他痛失二子一女。直至承圣元年(552),梁元帝即位,天下始得安定。但好景不长,承圣三年(554)十一月,西魏攻破江陵,梁灭。当时的庾信正出使西魏。从此,庾信即作为人质被强留在魏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时年四十二岁。此后,他再也未能回归南朝故土,先后仕历西魏、北周二朝。由于庾信亲历侯景之乱、西魏灭梁、家破人亡多次沉重打击,所以他的后期作品一改前朝诗赋轻艳奇巧的风格,多抒发亡国之痛、乡关之思、羁旅之恨、人事维艰、人生多难的情怀,劲健苍凉,忧深愤激。唐代大诗人杜甫曾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是指他后期作品的这一特色。

　　庾信一生虽然官高禄厚,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他既非政治家,也不是军事家。而是一个感情丰富、性格软弱、“惊才盖代”的文人。羁留北朝,其内心的“难堪”与“殊深悲恸”,只能借诗赋倾诉而出。而且常常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喻托出自己在人事沧桑中已经丧失生机的憾恨之情。《枯树赋》便是以经受种种摧残、生意已尽的枯木自喻的一篇文情并茂的杰作。

　　毛泽东对于庾信的才思词采,也是十分欣赏的。他曾说过,南北朝作家,妙笔生花者,远不只江淹一人,庾信就是一位。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张玉凤回忆,毛泽东不仅“熟读过”《枯树赋》,而且“全赋大部章节他都能背诵下来,即使是在病魔缠身的晚年仍能背出”。他“常常想起来就吟诵”该赋,“直到他不能讲话为止”。事实上,这也“是他诵读到最后的一首赋”。

　　毛泽东为何爱读《枯树赋》,笔者分析原因有四首先,他认为庾信此赋描写生动,联想丰富。他曾说,庾信把宫廷、山野、水边、山上的树,名贵的、普通的树都写到了,又把和树有关的典故、以树命名的地方,也都写进了作品,眼界宽广、思路广阔。

　　其次,他认为庾信此赋用语夸张而形象。他说,庾信不仅写出了各种树木原有的勃勃生机,繁茂雄奇的姿态,而且写出了树木受到的种种摧残和因为摧残而摇落变衰的惨状,这是很成功的写法。这样写,对比鲜明,读来自然使人对树木受到摧残产生不平,感到惋惜。

　　第三,他认为庾信此赋起结呼应,突现了立意。全赋以东晋殷仲文“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起兴,以东晋桓温的“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浩叹作结。对此结构,毛泽东激赏不已。他说,这两段话不仅是全赋的“纲”,是画龙点睛之笔,而且前后呼应,使赋文有一气呵成之势,既突出了立意,又余韵不尽。

　　最后,赋中所云:“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木叶落,长(音“涨”,年老)年悲’”之语,也表达了毛泽东的晚年对生命无限热爱的迟暮之感。

　　众所周知,庾信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文学之集大成者。他的诗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融汇了南北方文风之优长,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代吴兆宜和倪 曾先后注过庾信作品。倪注晚出,注释内容较为详尽,故对后世影响很大。但因庾赋用典颇多,笔势挥洒纵横,所以后人作注难度较大。有些注解偏离原作、断章取义;有些注解也不免牵强附会。关于《枯树赋》,倪注在题解中说:“《枯树赋》者,庾子山乡关之思所为作也。”一九七五年,江青把请人注释的《枯树赋》送进中南海。这篇注文进一步发展了倪说,在题解中把赋的立意简单地概括为“借树木的迁徙移植,摇落变衰,寄寓自己的悲感”。毛泽东对上列注释,不以为然。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他通过反复地阅读原文,逐段逐句地进行分析后,认为:“把树木的摇落变衰,归因于移植,是曲解了《枯树赋》的立意。”以桐为例,他说,赋中的“桐何为而半死”,是指枚乘《七发》里的“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其根半死半生”和被人“斫斩以为琴”的能发出美音的龙门之桐。桐之半死与凋枯缘于受到急流逆波的冲荡和人为砍伐等诸多因素摧残所造成的,“不是移植问题”。另外,赋中的“若夫松子古度(大树名)”十句,原文说得很清楚:这些枝干繁茂、根系庞大、生命力极强的大树,乃是因为受到了苔菌的埋压、鸟虫的剥穿、霜露风烟的侵撼,才变衰枯死的,“和移植毫无关系”。因而“移植”说不确。

　　毛泽东对于《枯树赋》文意的解析,显然是他经反复吟诵、分析全篇、研究上下文的连带关系后,才作出说明的。不仅如此,他对赋中每一个词、每一个字,也是根据情理和生活知识进行审视的。比如赋文中的“比翼巢鸳”一句,毛泽东读到的注本解释说:“比翼的鸳鸯在上面(树上)作巢”。他认为,此解同样不确。因为“过去只讲鸳鸯戏水现在又有了鸳鸯戏树!”所以,不可思议。他觉得这里的“鸳鸯”,“可能是指皔(音鸳,凤类)”。姑且不论此说能否成立,仅就毛泽东这种不囿于定论,推陈出新的求真精神,就是值得称道的。

　　我们知道,庾信的《枯树赋》文字虽然不多,但是,“却有颇为难解之处”。前人论著,“对该赋结构及词句寓意的解释未能尽当”;今人也颇“感到此赋确有若干词句不太好理解,不容易弄清作者的真实含义”。而历史巨人毛泽东的解读《枯树赋》时,却能使听过他赏析的人,对此赋“顿觉原感阻滞、不清的地方,完全贯通开朗”。足见毛泽东同志的文学及古文字功底之深厚,那么,他为何能做到这一点呢?首先,他认为:“注解古文古诗,自然要有雄厚的基本功”;其次,读书、治学要有一种“谨严和审慎的态度”;第三,分析问题,应“根据事物常理”并“拥有广博知识”;第四,读者个人生活经历的体验,同样不可或缺;最后,还“要有细察全文、综观总体的认真的精神”,切忌“以偏概全和根据一言半语,妄下结论的做法”。

　　核心提示：有一天，毛主席突然让张玉凤找来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庾信写的《枯树赋》。这篇赋写得很好，但很长，有500多字，主席早年熟读过。讲的是晋朝一个人，来到一棵大树下，看到这棵大树过去也有过生长繁盛的时期，而现在已经逐渐衰老了，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悲凉。病床上的主席，突然要求张玉凤给他读这首赋。“我读得很慢，主席微闭着眼睛，似乎在体味赋中描述的情景，回顾他一生走过的路。”

　　张玉凤念了两遍，主席突然说：“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来。”张玉凤说：“我看着《枯树赋》，他老人家几乎一字不漏地全部背诵出来。他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声音洪亮地吟诗，只能微弱而费力地发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着。‘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因为此诗意思颇为晦涩，原本流传不是很广，但主席却非常喜欢。”背诵一遍后，主席意犹未尽，又让张玉凤看着书，吃力地背第二遍。“老人家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他的声音，他背诵时的表情，我至今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附4：庾信的骈文、骈赋，可与鲍照并举，代表了南北朝骈文、骈赋的最高成就；庾的辞赋与徐陵一起被称为“徐庾体”，代表作有《哀江南赋》、《枯树赋》等。庾的诗歌，则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对唐诗有重要影响。有《庾子山集》传世。
　　史评其写作风格“绮艳”，杜甫又称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诗家难兼，子山备之。张溥《庾开府集》题辞称：“后羁长安，臣于宇文，陈帝通好请还，终留不遣。虽周宗好士，滕赵赏音，筑宫虚馆，交齐布素。而南冠、西河，旅人发叹，乡关之思，仅寄于江南一赋，其视徐孝穆之得返旧都，奚啻李都尉之望苏属国哉。”

        接下来的“至如”一段，吃紧之处在于“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这一疑问。这里既有同类的反衬，更有今昔的对比，而关键在于后者。通过北方贞松、文梓的郁勃生机，自然引发出对桂树、梧桐的萧瑟枯萎的惋惜和疑问。当桂树、梧桐从原产地移植到帝王之乡，皇宫苑囿时，可谓备极尊宠：“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它们发出的声音如上古乐曲，引来凤凰鸳鸯等象征吉祥的禽鸟。尽管备极荣华，在它们的意识中，始终不能忘却故乡，风朝月夕，不免悲吟。心灵的折磨，使嘉树失去了生机。　　

        后皇嘉树如此，恶木又当如何？《庄子》曾两次以恶木为寓言，宣明其无用无为的哲学。据说那些长在路边的树，就是因为“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人间世》篇）惠施攻击庄子也是比之以大木：“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同“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树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逍遥游》篇）庄子的哲学这里姑且抛开不论，庾信笔下，连这样无用的树木也不能自我保全，难逃被铲削劈斫的命运。它们不能为建筑材料，却被他人当作赏心悦目的玩物。为了这个目的，它们被剥去树皮（“平鳞铲甲”），削去旁枝（“落角摧牙”），木屑飞溅，宛如生命的剥落，虽然有了碎锦真花的面目，却不复从前的生机。低贱的恶木也有生命，而人类的砍削又何异于屠杀！砍伐过后，只留下一地狼藉。草树散乱，烟霞无色。　　

        在洞悉了嘉树与恶木都必然朽落的命运之后，庾信将眼光投向更辽远广阔之处，去书写树木的历史与空间。　　

        树木荫蔽着人类，所以人类的历史也留下了树的印痕。“森梢百顷，槎枿千年”，不知有多少故事：在人事上，秦始皇曾封树为大夫，后汉冯异有“大树将军”之号：传说中，有白木之庙，枯桑之社；地理图标出了杨叶、梅根的字样；文学领域更有淮南小山丛桂留人的深情、两晋之交刘琨长松系马的豪迈，又岂止是由于战争而著称的细柳营、桃林塞这几个名词呢？但年代既远，它们也都掩埋在历史的角落，“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冷落凄清，生意萧索。　　

        但世间万般悲苦，莫过于生离和死别；死别则死者长已矣，生离却是漫延剥蚀，一生无法痊愈的伤口。所以“山河阻绝”一段，血泪纵横，火殛膏流，残毁碎裂，妖孽舞蹈，是庾信笔下最惊心动魄的景象。意象诡怪可怖，写法富于象征性，而一韵到底的文字，也分外予人以激烈却又无比压抑的感受。　　

        “况复”一段，由象征回到自身，代言变为自言。激烈之后渐归于平静，但平静并非淡泊，而是对命运的承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忍受。“风云不感”以下六句，对个人经历做了简短的概括后，以“既伤摇落，弥嗟变衰”八字总结了自己的心境，可以看作是全赋的提要。末尾的两阕短歌，隽永深长，至情至痛，再三诵　之，低徊不已。　　

        全篇的“文眼”，即陆机所说的“一篇之警策”，是“生意尽矣”四字。人至暮年，死亡的阴影无时不在，而早年国破身辱，生活流离的经历，更会加剧心灵的折磨，无材补天而只能沦为玩物的恶木，正是庾信的自我写照。所以赋中流露出悲伤到绝望的的情调，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说这种情调是不理智甚至偏执的，但若设身处地，就能理解，并进而同情、欣赏这种无理而有情的文字境界。传说，天鹅临终时发出的鸣声最美也最凄厉，《枯树赋》就是庾信的天鹅之歌。 

　　至于白鹿塞耐寒的松树，藏有树精青牛的文梓，根系庞大，遍布山崖内外。桂树为什么而枯死？梧桐又为什么半生半死？过去从河东、河南、河内这些地方移植，从广大遥远的田地迁徙。虽然花开在建始殿前，在睢阳园中结果。树声中含有嶰谷竹声的情韵，声调合于黄帝“云门”乐曲的律吕之音。带领幼雏的凤凰曾来聚集，比翼双飞的鸳鸯常来巢居。内心深处像陆机那样，渴望在故乡临风的亭上一听鹤鸣，现在却只能飘落异地对着明月峡听猿声长啸。

　　有的树枝卷曲如拳，根部磊块隆起肥大，曲里拐弯，形状有的像熊虎回头顾盼，有的像鱼龙起伏游戏，隆起的树节像群山相连，木纹横看像水池里泛起的波纹。灵巧的木匠惊奇地观看，有名的鲁班也惊讶得目瞪口呆。粗坯雕刻刚就绪，再用曲刀、圆凿精雕细刻：削出鱼、龙密鳞，铲出龟、鼈硬甲，刮出麒麟尖角，挫出虎、豹利牙；层层像彩纹密布的织丝，片片有如真实的花朵。而被砍削的树林，却草木纷披，笼罩在烟霭云霞中，狼籍散乱。

　　至于松梓、古度、平仲、君迁这些树木，也曾茂盛劲健，覆盖百亩，斜砍后继续发芽抽枝，千年不死。秦时有泰山松被封五大夫职衔，汉代有将军独坐大树之下。它们现在也无不埋没于青苔，覆盖上寄生菌类，无不被飞鸟剥啄蛀虫蠹穿；有的在霜露中枝叶低垂，有的在风雨中摇撼颠踬。东方大海边有白松庙，西方河源处有枯桑社，北方有用“杨叶”命名的城关，南方有用“梅根”称呼的冶炼场。淮南小山曾有咏桂的辞赋留于后人，晋代刘琨写下“系马长松”的佳句。又何止是见于记载的细柳营、桃林塞呢？

　　至于山河险阻，道路隔绝，飘零异地，离别故乡。树被拔出根茎泪水垂落，损伤本根就滴沥鲜血。火烧入朽树的空处，树脂流淌，枝节断裂。横亘在山洞口的斜卧躯干，偃仰在山腰上的躯干中段折曲。纹理斜曲干粗百围者也如坚冰破碎，纹理正直高达千寻的也如屋瓦破裂。背负树瘿如长着赘瘤，被蛀穿的树心成了鸟的巢穴。树怪木精睒眼灼灼，山鬼妖孽暗中出没。

　　况且我遭遇国家衰亡，羁居异邦不归。不能吟咏思人深切的“采葛”诗篇，又怎能如伯夷、叔齐的食薇不辱？沉沦在穷街陋巷之中，埋没在荆木院门之内，既伤心树木凋零，更叹息人生易老。《淮南子》说：“树叶飘落，老人生悲。”就是说这个意思呀！

　　于是有歌辞说：“建章宫三月大火之后，残骸如筏在黄河上漂流万里。那些灰烬，不是金谷园的树木，就是河阳县的花果。”大司马桓温听后感叹道：“过去在汉水之南种下的柳树，曾经枝条飘拂依依相惜；今天却看到它枝叶摇落凋零，江边一片凄清伤神的景象。树尚且如此，又何况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