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使人脑功能失调的毒品:读托尔斯泰别忘记高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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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托尔斯泰别忘记高植先生
(2008-08-24 15:12:41)转载标签： 高植
蒋星煜
草婴
巴金
战争与和平
托尔斯泰
莫德
毛德
文化
分类： 文论这里要提到两位俄语翻译家，都是我敬重的先生，从他们辛勤劳作的译著中，我受益良多。这里说到的情况只是为自己的阅读做个澄清和存疑，因为本人并不懂俄文。
《战争与和平》的中译本很多了，我收藏了三套《战争与和平》的中文译本。一套是高植的，另外两套是草婴的。草婴的译本推出后，我曾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他写的一篇关于自己翻译托尔斯泰著作的介绍文章，草婴先生说，以前的托尔斯泰作品的中译本，大都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而他的作品全是由俄文原文翻译过来的。这样说，自然增加了自己著作的权威性。但这期间也的确淹没了曾经从原文翻译过来的好译品，高植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共四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就在其中。
高植译本《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9月新1版）
高植译本正文部分保留了原著者在人物对话中的法语原文，而且正文部分涉及到的人名、地名和书名均采用中国传统方式，用下划线和波浪线标出；注释部分除译者做注外，还移用了莫德英译本的权威注释。
《战争与和平》草婴译本（左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插图版 / 右图：北京外文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34开）第一版）
草婴译本新版《托尔斯泰小说全集》插图较丰富，每册前均有作者的相关生平图片，正文插图除原来的北京外文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原有插图外，在新版中得到巴金援助，使用了巴金所藏的一套1916年俄文版两百幅精美插图。
这样说的原因是，当我看到草婴的文章时，正值我阅读高植翻译的《战争与和平》。我明明记得高植先生在第一册的前言里对译本有说明，于是就打开第一册前言看，只见第一句话就清清楚楚地写着，“本书是依据莫斯科国家出版局的一九四一年版的原书（四册）翻译的”。既然是“莫斯科国家出版局的原书”，肯定是俄文无疑了，怎么草婴先生对此视而不见呢。也许这里有误吧，因为高植接着说明自己在翻译的时候“借助毛德和迦纳特的英译本”，“毛德译本的注释大都借移在译文里”。姑且这也许是让很多人误会的地方吧。我也无需为他们争辩什么，只是自己清楚就可以了，必要的时候可以澄清一下。
艾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上下册，宋蜀碧徐迟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
大概读中译本的读者很容易相信草婴译本以前的托尔斯泰中译本大都从英译本转译的，原因是中译本从英译本转译的很富盛名，比如人文版的周扬、谢素台译本，且托尔斯泰著作的毛德（高植译文）英译本是公认的权威译著。
毛德，即艾尔默·莫德（Aylmer Maude，1858—1938）。莫德从1897年和托尔斯泰相识并交往，他的一些文学论著得到过托尔斯泰的赞赏，两人关系密切。莫德翻译的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当时最具权威的英译本，其原因是托尔斯泰的小说，即便在本国出版的时候，也遭遇到审查机关的整节整章的删改。而莫德在翻译过程中，始终得到托尔斯泰本人的帮助，把被删改的部分补充完整，甚至有些译文直接得到托尔斯泰的校订和修改（托尔斯泰本人精通德、法、英文）。所以当时的牛津大学图书公司出版的牛津古典丛书“莫德的托尔斯泰译本”备受人们看重。托尔斯泰对莫德的英译本给与过高度评价：
由于你对两种文字的知识和你在每件事情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我不指望达到更好的译者了。（1898年12月托尔斯泰给莫德的信）
你们能透彻理解你们所翻译的事物的本意，再好的翻译家也无法创造出来。（1900年10月托尔斯泰给莫德的信）
你翻译的我的著作的版本，只能给我以高兴，因为你的翻译非常好，我不能指望更好的翻译了。。。我在我的信中写的我对你的翻译的认可，当然，你可以发表出来。（1910年1月18日托尔斯泰给莫德的信）
“我在我的信中写的我对你的翻译的认可，当然，你可以发表出来。”托尔斯泰的这句话，简直就是为莫德的英译本做了广告，也足以看到托尔斯泰对这个英译本由衷的欢喜和肯定。
莫德本人还写有一本《托尔斯泰传》，这本传记也同时得到了托尔斯泰本人生前的审阅，在牛津大学图书公司出版的十一卷本百年纪念版《托尔斯泰文集》中，这本传记被收录在前两卷。
当然，我们清楚从俄文直接翻译和由英译本转译的优劣之处。但是，本人判断，高植先生由俄文原本翻译《战争与和平》的同时，还注重英译本的历史价值和权威性，把有益的资料借用过来做参考，相比而言，这种做法比草婴先生的做法更得体和受用。
补记：以上是今年5月29日写的短文。有关高植先生的翻译，网络纪事太少，想找到先生的肖像都很难，今天（8月24日）竟然从和讯读书网（http://data.book.hexun.com）的文学馆栏目里发现了蒋星煜先生的《文坛艺林备忘录续集》，里面专门有一篇《高植?高地?高地植——倏忽消逝的托尔斯泰翻译专家》，比较详细地回忆和介绍了高植的贡献和生平事略，多少弥补了缺憾，文章着重介绍了高植在翻译托尔斯泰小说上的创举和贡献，真是令人欣慰。
小可在此冒昧，以附录的方式，全文引用如下，以飨那些同我一样热爱高植先生译文的人们（下划线是本博客加的）。
附
高植?高地?高地植——倏忽消逝的托尔斯泰翻译专家
（选自蒋星煜《文坛艺林备忘录续集》）
1
现在的文学青年，包括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在内，肯定对高植这个人不是太熟悉，可是在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高植则是中国最主要的翻译托尔斯泰的专家。
他所译《安娜?卡列尼娜》（上、下二册），1955年出版于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幼年?少年?青年》于1957年2月、《战争与和平》于1957年7月先后出版于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这三部著作的译文合计达200万字，可以说是托尔斯泰的三部最主要的文艺作品，当然《幼年?少年?青年》是回忆录，是自传性质，也有较多的史料价值。高植又都是对照了英译本而从俄文本直接译成中文的，他所花的劳动量十分巨大，先后用了10多年时间。
必须说明一下，在“抗战”之前，《战争与和平》已经有了郭沫若的译本，兼通俄文、英文的高植对郭沫若的译本不是太满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郭沫若毕竟是一位大师级的文豪，他要另起炉灶重新翻译，又缺乏勇气和魄力，于是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在郭沫若译本的基础上作较多的补充、修改。在这一种合作方式之下，重庆出版过署名“郭沫若、高植”的《战争与和平》译本，但是印数不多，现在图书馆内已经很难找到了。
这一种合作方式当然有难以解决的麻烦，郭沫若是权威人士，补充、修改得太多，要伤和气。再说，稿费的计算在技术上极难处理，所以高植最后还是决定独自翻译《战争与和平》了。这一工作的开始是他得到了苏联设在莫斯科的国家出版局提供的方便，一部于1941年出版的俄文原版《战争与和平》，不仅版本新，而且印刷较精美，校订比较细致。在战争年代，高植得到此书，自然非常高兴，他手边又有毛姆、迦纳特两个英译本可供参考，所以他觉得有把握把《战争与和平》译好。
他的准备工作做得也周密，对《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背景了解得也比较多，而且他认为读者如果有这方面的知识，对欣赏原著有许多好处。因此，他把毛姆英译本（1923年）的一篇《附注》和《史事年表》也都译出，成为他的译本的《前言》中的一部分。《前言》说：“老保尔康斯基公爵是影射托尔斯泰的外祖父，H?C?福尔康斯基，他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将军。托尔斯泰的母亲是他的独生女。福尔康斯基没有儿子，小说中安德来公爵是托尔斯泰创造出来的典型，他把自己的若干方面和他哥哥塞尔该?托尔斯泰的若干特质附骊在这个典型上”。我们不难发现高植对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事迹和家属情况都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也是译本所以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
他尽可能忠实于1941年的俄文本，那个版本分四册，他的译本也分四册。关于人名、地名，当然只能直译，忠实于原文的直译，他不受任何方言的影响，不受带有广东话色彩的对音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坚决用普通话对音，所以和其他俄国文学、苏联文学翻译家的译名出现了很多不同之处。人家译的“谢尔盖”，他译成“塞尔该”，他译的俄国人姓名，不考虑从中国《百家姓》中选取姓字。
因为“对白中的外国文和引用的外国文都尽量保留”、“有些句子里，法文和俄文混杂难分，甚至俄文名词前用了法文冠词”，他全部照译以后，又在括弧中附上原文。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翻译史上恐怕不多，也许是罕见的。不仅对读者提供了方便，也使自己的译文让读者有了推敲、核对的机会。当然，也表露了他对译文的自信。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既然写的是俄国的历史事件，俄国人当然比较熟悉，英国人则自然比较生疏，因此，毛姆的英译本增添了一批关于俄国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注释。高植认为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些注释也不可或缺，所以也都用了。具体的例子如库图索夫，第一次出现，毛姆就用注释介绍了此人的经历。再如出现“当铺证券”字样时，毛姆注：“当铺是当时的国家机构，发行有利息的证券。高植的中译本已都采用了，我认为完全正确，否则读者是很难理解的。
《幼年?少年?青年》一书，以前也有过中译本，那是译者根据1929年《托尔斯泰文集本》译的。高植则是根据苏联莫斯科国营出版局于1950年出版的《托尔斯泰选集》第一卷本译的。他也采用了英国牛津大学1928年英译本的若干注释，例如《诗句》：“拿了帽子和一张票就出去了”。这“一张票”实在使人莫明其妙，英译本注：“教师上课一次，收票一张，达数月时，即付薪金”。对读者确有帮助。此外，原文、译文并存的也有多处。
《安娜?卡列尼娜》也有些原文、译文并存的章节或语句。但是，在注释上，高植却用了更多的心血，没有用英译本的注释，而是自己根据实际需要而分别加注的。
高植精通俄文，没有翻译过苏联时期的作品，他的三大部翻译托尔斯泰巨著能够在上海出版也已经很不容易了。从1955年到1957年，又是政治运动特别多的年代，溜以[估计此处网文“溜以”有误，可能是“所以”二字。——骠骑兵注]当时没有看到关于他的翻译本的评论。但《战争与和平》的书名则是丰子恺前辈题写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丰子恺对之评价不低。
丰子恺题写书名的高植译本《战争与和平》（图片来自孔夫子网站）
高植何以会走上文学的道路？最后决定翻译托尔斯泰，都是有轨迹可寻的。
高植，也叫高地。后来发表作品也曾署名高地植或高介植。1914年生，原籍安徽合肥，幼年、少年时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芜湖。生活环境的文化气氛浓厚，八九岁时在家中就读“四书”，而且能背诵其中一些主要篇章了。父亲曾担任较高的官职，基本上在外地，但对高植的教育仍非常关心。
读中学时，一位姓禹的国文老师思想开放，经常讲解《新青年》、《小说月报》上的文章，高植极感兴趣，于是又订阅《小说世界》。“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们纷纷出版了他们的小说集，高植购买了不少，成了他习作的范本。他可说多才多艺，从小喜欢外文，对书法艺术又爱之甚深。临摹过《爨宝子碑》、《圣教序》、《张猛龙碑》、《孙过庭书谱》、《黑女碑》，对《兰亭序》不仅爱其书法，也颇为欣赏王羲之的文笔和为人处世的潇洒风度。高植对书法从临摹到理论的探讨都有广泛涉独。也认真阅读了包世臣的书法著作《艺舟双楫》。
高植1928年就进入了南京的中央大学，开始短篇小说的创作。1929年写《酒后》、1930年写《枫叶》、1931年写《漂流》与《枕》、1932年写《变》与《扇》，分别刊载于《新月》等刊物。另有《抢险》与《家乡》则在《小说月报》的编辑部里被日寇的炮火烧成灰烬了。
这些小说写了农民的苦难、地方官吏的贪污腐化，都是他亲眼目睹、亲耳所闻；涉及爱情的内容也不少，高植本人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很少，小说却并非出之于虚构或幻想。高植有一个很开朗活泼的姐姐，她的女同学往往来高家作客，谈到爱情生活时也绝少忌讳，动起感情来放声大笑有之，痛哭流涕有之，高植是有心人，这些谈话，都成了他的小说的题材。这一种特殊的生活积累，对他后来的翻译工作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小说的写作，徐志摩的指导与鼓励是最主要的。高植在小说集《雪》的“跋”文中说：“这集子原由故徐志摩师编为小说集，名《革命的乳》，后来没有出版。去年在南京拟印一册小说，叫《酒后》，也未出版。这次印成了《雪》”。“《枕》在《文艺月刊》二卷10期上登过，是故徐志摩师所最后指正过的一个短篇”。除徐志摩之外，沈从文对他写小说也是大力支持的。
2
《雪》包括六篇小说，其中《枫叶》、《扇》都是写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笔触细腻，但很含蓄，可以说把人和故事都诗化了。这种风格在当时的小说界是罕见的。既有徐志摩的思想情愫，也有沈从文的类乎《边城》那种清新的感受。对于女性的内心世界，高植的探索有一定深度，他塑造女性角色比男性角色更生动。《枫叶》也是一篇写爱情的小说，系大学时代切身的经历的写照，对秋天的栖霞山的景色与青年男女彼此间的爱慕作了天衣无缝的对接，移情入景，也成了一篇美文。这些小说和中国传统的小说风格完全不一样，与《今古奇观》、《红楼梦》等毫无共同之处，反而比较接近19世纪西方的短篇小说的风格。我们知道那个时代正是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岁月，这一类作品的确会使人感到高植仍旧把自己置身于象牙之塔中。
《酒后》写依靠妻子卖身而混口饭吃吃的李大和这个社会底层的流氓无产阶级，在一次酒醉之后，忽然萌发了自尊心，于是干了一些“傻事”，对人性有较有力的挖掘，堪称佳作。《漂流》反映安徽沿江一带严重的水灾中灾民的苦难生活，催人泪下。《变》的主角是为日寇、汉奸做狗腿子的兰保，最后因妻子被日寇奸杀而觉醒，不顾一切而把刀刺向日寇哨兵，反帝、反封建的主题，或者说政治上的倾向性都是站得住的。可是他还是从创作而逐渐走向翻译了。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直支持、指导他写小说的恩师徐志摩早已逝世，曾为他的小说集《雪》写“序”的沈从文在文坛上受到一部分人的教条式的批评，被当作“另类”，成了十分寂寞孤单的单干户。而高植和别的小说家又都不太熟悉。他在中央政治学校教外语，除了上课之外，从无社会活动。除了中苏文化协会、中山文化教育馆之外，他更极少和别的团体联系。再写小说，生活积累也不多。好在兼通俄文、英文，水平都不低，在中学时代，他就在一大群西方文学家中，特别仰慕“託尔司太”（后来才改译为托尔斯泰），所以他从补充、修正郭沫若译《战争与和平》开始，一步一步向翻译托尔斯泰这一大工程进军了。
我于1941春到了重庆，不久就认识了高植。他为人朴质，从外表看，绝对不会知道此人竟兼通俄文与英文。因为从他身上，似乎不存在一丝一毫“洋气”。反之，有一点“土包子”味道，典型的中小城市中的书生模样。
当时重庆有家《新蜀报》，副刊“蜀道”有人用作家姓氏连缀成打油诗，其中有“胡风陈北鸥”、“高植黄芝冈”等句子，使我对他注意起来了。但是，即使相识以后，交谈也不多，他对任何人都不多谈话，他不是健谈的人。
也许他的英文比较好，所以不知不觉中，又累累受了英国生活习惯的影响，英伦三岛多雾多雨，重庆的雾季也如此。我凡是遇到高植，他总是带了一柄雨伞，脚上穿了长统套鞋。他早上出门，可能下着雨，而午饭时已红日高照了，而他因为尚未回过家，仍旧雨天打扮，十分的引人注意。而他则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些。
我们虽然交谈不是太多，日子长久了，彼此间的了解当然也随之增加，终于，书法成了我们一个共同的话题。“抗战”胜利了，我请他为我题字留念，我以为他会写《兰亭序》的，结果出乎意料，他写的是赵秉文的《春游》：
无数飞花送小舟蜻蜓欵立钓丝头
一溪春水关何事皱作风前万叠愁
树藏修竹竹藏门门外清流几股分
行过小桥人不见背阴花气隔墙闻
烟外丝丝风柳斜春光也自到天涯
太平有象村村酒寒食无家处处花
至于书法的字体，则根本不是王羲之的《兰亭序》，也不是什么魏碑，而十分接近《灵飞经》，娟秀柔丽，像是一位少女写出来的。我真钦佩他的多才多艺。
“抗战”胜利以后，他仍旧一面教书，一面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生活上没有变化，我于1946年12月15日读到他发表在上海《大公报》的“星期文艺”上的长篇论文《托尔斯泰描写心理转变时的伴奏法》，当然是翻译工作的副产品，视角独特，而且是长时期积累而写成的，决非泛泛之谈。
建国初，高植仍在大专院校教外语，他的一系列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出版，是大贡献。据说基本上都亲自带了译稿，直接和出版社商谈出版事宜的。我在文化行政部门工作，在那个年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彼此没有再联系。后来，听到他已从大专院校调到江苏或安徽的出版社，原因则完全不知道。又经过了较长时间，才知道他于1960年，正当49岁的盛年逝世了。详情至今仍不知晓。一代翻译托尔斯泰的专家就此倏忽消失了，令人无限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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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他于1911年出生于巢县柘皋镇一个商人的家庭，在兄弟中排行第五，秉性聪颖，智力发展超过常人。五岁时启蒙，随塾师梁老先生读书。一次，他随父亲下茶馆，柘皋镇大绅士鲍五爷目瞅高植长相清秀，就问：“他最近跟老先生学些什么?”他父亲说：“会对对子。”鲍五爷拈须微笑，指着点心马蹄酥对高植说“他持千层饼”；高植应口而出答道“我有万字糕”。一座的人都称赞他出口不凡，他日必成大器。高植家里的人对他的教育很严格，常因背书与写字不够认真，受到父亲的责备，甚至罚跪。他对这一套封建教育的方法，内心很反感。
由于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在他13岁时就考入了芜湖萃文中学读书。虽然当时家庭富裕，但他没有少爷脾气，服务性的劳动总是坚持自己动手。他个性好强，年龄小，体力单薄，搬不动行李，就用手翻滚。假期，有次店里朝奉问他：“你小小年纪在外面读书不想家么？”他笑笑回答：“心放在书上，不会的。”他在芜湖读了一年初中后又转到南京汇文中学，以后又到金陵大学附中读完高中。他的语文、外语成绩都很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金陵大学。这时，他在上海《申报》“自由谈”里发表了一些文章，初露头角，引起人们注意。不久，又考进中央大学社会系，随费孝通教授学习社会学，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外语自学上。他坚持学东欧语系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文字，特别是对俄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宿舍附近有一位十月革命后从苏联逃出来的俄国贵族在南京当了马车夫，对俄罗斯古典文学很有研究。高植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地去拜访并虚心求教，他们之间很快成了忘年之交。那个俄国老人也把这个年轻的风华正茂的中国大学生引为知己，就呕心沥血地传授他俄文的精微之处，为以后高植翻译托尔斯泰的巨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当时有个理想，就是立志勤奋读书，要当一个有贡献的学者。
就在高植读大学时，发生了抗婚的风波。旧社会的婚姻，都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联姻，非常讲究门当户对，爱情只是一种带条件的附属物。家庭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他与巢城姓郑的大户人家小姐订了婚。他主张婚姻自由，拒绝了。郑家着了急，就出了高价。郑××亲口说，愿意拿1万块银元资助高植出国留学，只要同他女儿结婚，今后娶两三房夫人都行。高植当时追求个性解放，主张婚姻自由很坚决，再一次拒绝了，公然违抗父母之命，与庐州师范毕业的合肥吴耀兰通过自由恋爱，自己作主订了婚。家里人一气之下，一度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倔强的个性使他没有屈服于封建大家庭的压力，他用写稿和翻译作品，维持自身的学习费用。
高植大学毕业了，在旧社会找工作难，他和一个要好的同学好容易找到了一个临时性工作，一个人做事，维持两人生活。后来在南京中山教育馆谋得了一个编译的席位，同时开始文学创作。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他的小说集《树下集》及中篇小说《黄金时代》。1936年，他和吴耀兰正式结婚。1937年七七事变后，夫妇二人逃难到了重庆，在当时的中央政治学校教书，校长是蒋介石。抗战后期，物价飞涨，他一人的薪水是很难养活5口之家的，那时他已是3个孩子的爸爸了。除教书以外，他挤出时间翻译一点东西补贴家用。抗战进入第5个年头，广大人民非常关心抗战的前途问题。他下定决心翻译托翁《战争与和平》巨著，希望从托尔斯泰笔下刻画的法俄战争中俄国爱国者的英雄形象和保卫莫斯科不朽的历史画面，激励人民抗战意志，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当时郭沫若先生也从英文翻译了《战争与和平》，但只译了四分之一，高植决心重新译完它。他为这一崇高的事业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甚至暂时抛开了家庭。他夜以继日，忙得不可开交，翻译最紧张的那几个月，一次都没回家，邻居为此还闹了一个笑话。有一次，邻居一位好心的大嫂同他夫人吴耀兰谈心。好心的邻居见吴耀兰一人照管3个孩子，忙得实在够呛，好几个月都见不到高植的踪影。那位好心的大嫂非常同情，就说：“有句话照说是不该讲的，我们彼此像姐妹一样，说了也不会见怪的。你家高先生看来是变了心了。你趁年轻(当时吴不到30岁）要另外找个主。”吴耀兰没有生气，只是微微地一笑。她知道高植几个月不回家的真正原因，是在学校里集中精力翻译《战争与和平》。他是可信赖的，自己为他做出一点牺牲也是值得的。
（本文根据李文安同志口述及高植夫人吴耀兰提供材料并参考《列夫·托尔斯泰著作中文译本及其研究书目索引》等材料编写。）
来源:《安徽文史资料全书 巢湖卷》 作者:田 歌
【以上资料来源：百度贴吧-巢湖吧-瑾琪的i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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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资料
高植 笔名高地。文学翻译家，作家。安徽合肥人。193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曾任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金陵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山东师范学院教授、北京时代出版社编审。译有（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合译（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合译（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著有杂文集《千字文》等。
【补充】
高植（1911～1960），巢湖市柘皋镇人，著名作家、翻译家。他自幼勤奋学习，追求新知。13 岁时，就读于芜湖萃文中学，后又转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完高中。民国21 年（1932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社会系。曾在凤阳中学任教，后来担任中山文化馆编译。抗日战争开始后，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
民国35年至1954 年间，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1958年调北京时代出版社工作，开始从事专业文艺创作及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高植通晓英、日、俄文，尤致力于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他在青年时期就从事文学创作，18 岁即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嗣后，他的作品常在报刊杂志上刊登。民国25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了他的小说集《树下集》和中篇小说《黄金时代》。
抗日战争时期，他埋头研究翻译列夫·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巨著《战争与和平》，他的译稿得到郭沫若的赏识，并为之作序。1952 年以高地为笔名与郭沫若合译《战争与和平》，由50年代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时，他是将俄文原著直译为中文的第一人。这本译著问世之后，得到读者的普遍赞誉，高植从此成为一个有名的翻译家。以后他进一步研究托尔斯泰作品，译出《幼年·少年·青年》、《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名著和不少中、短篇小说。此外，还著有《论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一书。建国后，高植在继续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同时，还写了大量歌颂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文章，大部分刊登于《人民日报》。他的杂文集《千字文》，1958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草婴（1923年3月生）原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现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专业翻译家。从事俄语翻译。主要翻译作品有托尔斯泰小说12卷（《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克鲁采奏鸣曲》、《哈吉﹒穆拉特》、《童年·少年·青年》）；肖洛霍夫作品《新垦地》（1、2）、《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卡塔耶夫《团的儿子》；尼古拉耶娃《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