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门易家简史

　　“韦编三绝”说的是孔子读易经，因翻阅得过多，把串联书页的绳子磨断了多次。孔子是后来传统读书人心中的“先师”，示范之下，几乎没有人不读易经。毕竟，《周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居十三经之首。

　　今天流传的《周易》是齐田何所传的本子。《史记》记载了由孔子到汉代田何的传《易》系统，但在楚国还有另一个系统，就是帛书本。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帛书《易传》六篇共包括《二三子问》、《系辞》、《衷》、《要》、《昭力》、《穆和》。其中，《要》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居之在席，行之在橐”，和《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学术上与占卜的《周易》分道了。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所序的内容就是《易传》，它是由孔子门徒汇集而成的，亦称《十翼》，是研究《易》的十个翅膀。研易必先读《易传》。

　　孔子五十学《易》云：“君子不与命争。”， 以至于“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天命，对他来讲就是出来做官。即天命之命。孔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说到这，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古代很多有成就的人，大多都只活到五十岁左右，北宋就很明显；近代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因此人生都活的很紧凑。

　　医易同源。

　　黄帝著《黄帝内经》，一定是懂易学的——医易同源。黄帝传世有三本书：《黄帝内经》、《黄帝外经》、《黄帝宅经》，后两本书已佚。历史上著有内、外经的还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汉书?艺文志）。历史上宅经有三部，还有《孔子宅经》、《淮南子宅经》。《孔子宅经》，惜已佚。

　　孔子卜宅，也很注重人文环境，《论语?里仁》：“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智）？”里，是古代的面积单位，即长宽各三百步；择，古亦作“宅”。

　　在易学的应用方面，孔子的自我评价颇值得玩味：“吾百占而七十当”（《孔子家语》）。

　　在《论语?子罕第九》“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凤鸟、河图都是祥瑞。这是孔子卜得旅卦后的言语及心态表现。旅卦意即：虽光明却静止不动，集大道于一身却不能推行于天下之象。这正与其当时的状况相符。

　　孔子之后，义理、象数分流。象数蕴含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数而出。

　　孔子既没，其墓地由子贡选定。子贡的卜地术亦传自孔子。子贡是历史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司马迁将他排在第三位（前两位是姜太公、范蠡）。先前曾有人给子贡推荐一处，子贡看后，说此地只适合葬帝王，不适合葬我的老师。后来，子贡在山东曲阜选得一地，称：葬此地，老师的后人贵而不富，一代强一代弱，后果如此。而先前他人所推荐的地方，后来果然葬入了帝王——汉高祖刘邦。

　　孔子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圣人，但孔子有自圣的心态。《论语》孔子说河不出图，洛不出书，我已矣夫。说周之德在吾。孔子自比圣人。“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老天不想断绝这个“文”，匡人又能拿我怎么样呢？）孔子与阳货长相类似，因此在匡被困“拘焉五日”（见于《孔子世家》和《庄子?秋水》）。两人的命运不同，原因就是其内在的“神”不同，二人神形不兼备。

　　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主要是子贡、荀子和孟子的功劳；后来，孟子的弟子公孙丑也吹捧老师。终于到了宋朝，《孟子》入经，孟子于是也成为了圣人——亚圣。

　　而荀子，则进一步细化落实了孔子“不占而已矣”的观点，提出了“善为易者不占”的最高追求，成为历代学易者的终极目标。

　　荀子精于《易》，在他的书中有四处言《易》。其《大略》篇说：“善为《易》者不占。”他不把《周易》看作纯粹卜筮之书。同篇还引小畜初九爻辞“复自道，何其咎”，说明秦穆公能悔过自新，故《春秋》以为贤。《非相》篇引坤六四爻辞“括囊，无咎无誉”，以刺“腐儒”。《大略》篇又说：“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指出咸卦体现夫妇之道。这些都与孔子《易传》的观点一致，即解《易》注重义理。

　　孔子之后《易》学的传授，《史记》、《汉书》均有详细的记载。

　　在先秦时期《易经》的传授关系为：孔子→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桥疵→馯臂→周丑→孙虞。司马迁和班固二人的说法略有差异，但基本可信。荀子的《易》学，源于楚人子弓；后来，他久居于楚，其学又传于楚人陆贾、穆生等。

　　两汉魏晋

　　最早提出天人相应思想的是庄子。庄子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秋水篇）

　　汉代是奠定中国思想的基础阶段，以后的任何变迁都是在这个不变的基础上所增加的一些看法和说法而已。

　　在汉代，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一书中，将易学的“天人合一”思想汇总成为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发展到现在，是与这种深刻地认识是分不开的。同时，董仲舒本身也是儒家、儒门解易的第一人。

　　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学生，《史记》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就是来自于天人相应。

　　司马迁在《史记?日者列传》中记录了贾谊和司马季主的一段对话：贾谊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也必在卜医之中。”然后问司马季主为什么卖卜？司马季主说：“述而不作，君子之义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 这说明了一点，“顺于仁义”是作为易学应用（包括义理和象数）的首要前提。

　　东汉经学家郑玄，于《十三经》中注有《周礼》、《礼记》等。

　　南朝宋刘义庆所撰的《世说新语》中记载“郑玄拜师”一文：郑玄师从马融，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等郑玄学成辞归之时，马融便有“礼乐皆东之叹”儒家的学问都传到东面去了，“恐玄善名而心忌之”，害怕郑玄的名声超过他而心生妒嫉。郑玄也怀疑马融派人追赶他，于是就坐在桥下，在水面之上，靠着桥柱，脚穿木屐，马融果然按照旋转式盘的兆象派人追赶他。没找到郑玄，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于是郑玄得以幸免于难。

　　这个记载说明了三个问题：1、马融的心量极其狭隘；2、式盘的应用在那时已为学者常用；3、郑玄在“易”应用方面，胜于马融。

儒门易家简史(3)

　　据《世说新语》“委罪于木”记载：丞相王导让郭璞卜卦，卦成之后，郭璞脸色非常难看，说‘公有震厄’有雷击之灾。王导问他是否有避灾的方法，郭璞‘命驾西山数里，得一柏树，截断如公长，至床上常寝处，灾可消矣。’后来王导就听了他的话，照作无误。‘数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称庆。’大将军王敦（王导堂兄）却说‘君乃复委罪于树木’你的灾倒是消了，却把罪推给了树木。

　　后来，郭璞四十九岁时为王敦所杀。

　　《晋书?郭璞传》：王敦之谋逆也，温峤、庾亮使璞筮之，璞对不决。峤、亮复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峤等退，相谓曰：“璞对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夺敦魄。今吾等与国家共举大事，而璞云大吉，是为举事必有成也。”于是劝帝讨敦。初，璞每言“杀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构璞于敦。敦将举兵，又使璞筮。璞曰：“无成。”敦固疑璞之劝峤、亮，又闻卦凶，乃问璞曰；“卿更筮吾寿几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曰：“卿寿几何？”曰：“命尽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诣南冈斩之。璞临出，谓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冈头。”璞曰：“必在双柏树下。”既至，果然。复云：“此树应有大鹊巢。”众索之不得。璞更令寻觅，果于枝间得一大鹊巢，密叶蔽之。初，璞中兴初行经越城，间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遗之。其人辞不受，璞曰：“但取，后自当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时年四十九。

　　由此可见，郭璞非但预知了王敦谋逆必定以失败告终，而且对于自己之死于逆贼刀下，究为何人构陷、何人行刑、何处行刑、刑场地貌等细节也完全了然于胸，大有慷慨就义的壮烈。唯独因为不能取一善终，被宋朝洪迈（《容斋随笔》作者）嘲以“独不能卜吉以免其非命乎？厕上衔刀之见浅乎？！”这成了郭璞人生的一个败笔。由此看来，郭璞虽精于卜算，却不懂化解趋避之道，比起当代改个名字就能造就人生富贵的大师、高人们来，真是不值一提。

　　其实，洪迈此说谬矣，人可以知天，但不能胜天。易学的个中玄妙，洪迈或许还是不甚明了！不过，洪迈所著的《容斋随笔》中，讲了许多易学原理知识和技巧，不可错过。

　　说句题外话。

　　自古高僧不避高道，高人不避易。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科学家祖冲之是个道家人士，其成就不仅仅限于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方面。据《宋书》记载，他不但精通乐理，而且还撰写了《易义》、《老子义》等哲学著作。其绝不“虚推（盲目崇拜）古人”，而要“搜练古今（从大量的著作中汲取精华）”之治学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祖冲之编《大明历》，也是古代重要的历法之一。该历法有三个“设法”，其中之一即是，“以子为辰首，位在正北，爻应初九升气之端，虚为北方列宿之中”——用易数解释历数。

　　唐代

　　唐太宗的重臣虞世南，留下了“不读易、不可为将相”千古名句。

　　医圣孙思邈说：“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一个医生，不研究易经，你就不会达到给皇帝看病的水平的。现在的中医，望闻问切只停留在表面上，成了一句口头禅，太可惜了。现在中医只会问和切了。

　　孙思邈活了一百零二岁。孙氏七岁就学，日诵千言。他对阴阳、推步、医药无不精通，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集唐以前医方之大成，于针灸创奇穴和阿是穴。

儒门易家简史(4)

　　医易同源。中医最强调“望闻问切”，望指望气，闻指听音闻味，切指切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的比看的全面。

　　唐代很重视音的判断。唐代的音韵学发展也十分鼎盛。

　　唐代还讲究五音宅相，即姓氏的音不能与住宅的座山方向有抵触。例如：张为金音，不能居火宅。

　　此外，在宋以前，司马迁、王充、李靖、房玄龄等等也都是易学大家。他们的“易名”之所以少有人知，只不过是被其政名、文名等所掩而已。

　　宋代

　　宋代的邵雍是易学发展史中最重要、最有成就的人物之一。他不但在易学上名声鼎立，人人皆知，而且在理学方面，还是北宋五子之一，是研究易学与儒学都不可逾越的人物之一。在易学发展史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皇极经世》、《邵子神数》两大著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周敦颐是《爱莲说》的作者，也是“理学”的开山之祖。他是最早将太极图传入学界的人。周敦颐说“无极而太极”，意思就是“无形而有理”，象数还未形成，但其道理已具备。太极即理，理为本体，本体即道，道者天地之心。还说：“圣可学乎，可药乎，一为圣也。”

　　《易?说卦传》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句话被看作是《周易》中的“易道”。“易”

　　有“三义”，一曰变易，二曰不易，三曰简易。“不易”讲的是“易道”，“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是不易之道。这里提出了三个概念：“理”、“性”、“命”。这三个概念在后来周敦颐那里做了重要的发挥，他在《通书》中有专门一篇文章叫做《理性命》。

　　“穷理”就是穷“易道”。朱熹讲只有“格物”而后方能“穷理”。王阳明年轻时笃信朱学，依朱子所说格他父亲王华北京官署里的竹子之理，结果未果而中途病倒。“穷理”用我们现代的话讲就是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事务现象的背后是什么。比如桌子的背后是什么呢？背后的东西能不能被认识？也就是“理”能不能被我们“格”出来？大家应该想一想。王阳明按照朱熹的方法没有“格”出来，那么这个“理”究竟在什么地方？王阳明穷尽儒、道、佛之书，后来他找到了“理”就在心中，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就是理。这样他就开出了与朱熹不同的路向，一个是“理学”的路向，一个是“心学”的路向。

　　何谓“尽性”？首先，“性”就是我们说的人性，对“性”的本性，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说人性是善的，有人说性是恶的，也有人说性是善恶相混的。其次，“性”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郭店楚墓竹简》里讲“性自命出”。这说明“性”是“天”给我们的，是先天的。孟子讲人性本来是善良的，但是它常常被私欲所蒙蔽，因此才堕入恶道。所以我们应该去除私欲，把我们放逐的“本心”找回来，这叫做“求放心”。把原来的“本心”恢复起来，这就得“尽心”，即认识我们的“本心”是什么。所以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只有能够“尽心”，才能够“知性”、“知天”。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命”可以理解为“天命”和“命运”。“命”和“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说“命”是“天”赋予的、不可改变的必然性，那么“运”则是可以自己掌握的。人可以在“性”和“命”的互动中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周易》上讲：“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就是说我们只要“穷理尽性”就可以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吉凶，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掌握它，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从这个意义上看，《周易》上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可以说开启了后来的宋明理学以及儒家的理、性、命话题。

儒门易家简史(5)

　　宋史本传对范仲淹的评价是“泛通六经，长于《易》”，他不但在文学上有成就，而且于易学传世著作有《范文正公集》中《易义》一篇。该书以人事说经，将经义归结为具体的人事和史事，而这也恰恰是义理派的主要特点。他是宋代《易》之义理之学的先驱者之一。

　　苏轼的《东坡易传》。从儒释道三家全面展开解易。以“道”“德”连言，侧重《老子》

　　解易。之所以后来未受到重视，原因是朱熹受他老师程颐程颢的影响，与苏东坡学术意见相左。北宋五子中，程颐、程颢与邵雍是表兄弟关系，与苏东坡有隙，致邵雍临终亦不得相见。

　　苏东坡几乎是个全才，无论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天文地理、思想哲学等等各个文艺领域他都皆有所得，其学问、人格、立身大节也可称千古楷模。可惜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像苏东坡这样有个性、有才情、对老百姓也不错的官员太少了。

　　苏东坡认为，治学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注重培养人的软实力。

　　朱熹是理学的大家，也因治易而名重后世。他的《周易本义》为科举必考之书。很受皇帝器重，位高言重。他对《易》的结论是“易为占卜之书”。

　　史料记载：朱熹之葬，用悬棺法。术家云：“斯文不坠。”（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七引《韦居听舆》，中华书局，1981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朱熹死后下葬的方式，采用的是悬棺法。为什么采用这种汉地不常流行的方法呢？原来这是朱熹的隐衷，即悬棺法可以预示在朱熹身上所体现并发扬光大的儒家文化命脉将千秋万代流传下去，永不坠落。

　　史料记载：朱熹的父亲请人为他择佳地，并问将来子孙是否富贵。风水家回答说，富贵不会太大，但生个小孩儿将来长大了似乎是个孔夫子。（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七引《坚瓠集》，中华书局，1981年。）结果真是惊人的准确。

　　宋代的蔡沉为易学应用提出了一个原则：“《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

　　南宋洪迈著《容斋随笔》，讲了许多易学原理知识和技巧，不可不读。

　　宋代易学形成于北宋，一直延续到清初。宋代是中国易学发展的最鼎盛时期，百舸争流。宋易分为义理、象数两派。宋易象数学派继承了汉易系统以象数解易的风气，注重探求

　　天道，使象数学走向哲理化。其中，以陈抟、周敦颐、邵雍等人的易学为最有影响。宋易中的象数派又以提出各种图式解释《周易》原理为特点，故其易学又称图书学。图书学于北宋十分流行，形成了有很大影响的图书学派。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以及邵雍的易学与图书学有渊源关系。

　　在宋代，陈抟、邵雍、司马光（著有《温公易说》，创四爻占法《潜虚占》）、周敦颐等是象数派的代表人物；而范仲淹、欧阳修、张载（《横渠易说》）、王安石等则是义理派易学的代表人物。

　　王安石年轻时即以文学才华出名，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读过王安石的文章后，忍不住赞叹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对王安石评价极高。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宋神宗之前，众所公认的奸臣只有宋真宗一朝的丁谓；而宋神宗后，蔡确、章惇、吕惠卿、蔡京、蔡卞无不被视为北宋奸臣。可这些北宋奸臣却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靠王安石举荐起家。之所以如此，变法是相当重要的契机。而王安石不善于识人和用人由此也可见一斑了。他识人眼光不准，用人度量不够，不切实际的新法（国家垄断与民争利）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怪圈。

　　这种结果的出现，与王安石在易学的研究过程中，义理之学与象数学的脱节不无干系。

儒门易家简史(6)

　　逝者如斯夫！时间、精力就这样白白的浪费了。

　　宋以后是易学发展的断代。因为它违背了《周易》的精神，落于技术失于教化。

　　后来，明代大儒来知德一语振聋发聩：“易道已亡，二千年已长夜。”

　　清代以降

　　清嘉庆年间的端木国瑚，是一位国师级的人物，著有《周易指》。端木国瑚在当时的至高威望并非体现于其易学著述，而是他具有皇家堪舆师的特殊身份（道光年间官至内阁中书，专为朝廷相吉地）。清代几位皇帝的陵址都是由端木国瑚来选定的。这个身份说明了他不同寻常的风水水准；在当时，若将他定位于是寻尖问鼎之流，应该是毫无疑问的。相传，这位端木国瑚恰恰也是一位有背景有来历之人——他是子贡的后代。

　　清代的江永（字慎修）的《河洛精蕴》，以及胡煦的《周易函书》，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扬州学派易学方面两个重要代表人物：焦循《易图略》（今人张延生推崇此书）、《易话》、《周易补疏》、《易广记》、《易义解诂》。；

　　民初，尚秉和著《周易尚氏学》、《周易古筮考通解》等，蒋介石、冯玉祥请之而不出。学易，要遵从近代易学大家尚秉和先生“未学易，先学筮”的训导而致力于易学卜筮的

　　探索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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