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烷符号表达式:一厘米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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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厘米的主权  

2011-08-22 11:18:16|  分类: 教育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在中国这样的极权主义社会里,教育只是吃人与被吃的手段。校长若能坚守自己的教育信念,真切地办好教育,不为上级的分数欲所动,教育现状便会好上很多。然而,校长只是上级的政治棋子,他被人吃掉,却也在不自觉地吃着人。校长若不读书启蒙,便会处于蒙昧状态之中。他驱赶教师拼命折分数,却并不知道他在吃人。
    从局长到校长,都是没得救了。现在,所有的责任都落到了教师肩上。教师不仅要应付校长的压力,还要负起对教育的道德责任。于是,不堪重负的教师们开始退却,声称自己杀人是不得已的,自己本来并不想杀人,但校长的压力太大,所以才不得不“以杀学生”为生。教师的借口,听起来有道理吗?
    这里,我想到了一个“一厘米主权”的故事。
    有一个关于“最高良知原则”的著名判例。柏林墙推倒后审判东德警察一案。倒墙的前两年,东德一个名叫亨里奇的守墙卫兵,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德的青年克利斯。1992年2月,在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卫兵亨里奇受到审判。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即只开枪而故意不打中),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人审判的重大意义在于,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底线。
    这个故事清楚地表明,尽管教师不得不屈从于校长的权力,却仍有自己的“主权空间”。士兵可以抬高一厘米,不致于把人打死;那么,教师要给学生下毒时,能否使用“错误的方式”,不致于毒死学生?党国要教师把学生教傻,教师能否让学生的慧根残存一点?或者说,教师要执行命令杀死学生时,能否使自己的开枪不会致命?
    “一厘米的主权”故事,涉及到道德与良知的问题。亨里奇只是一件工具或一架机器,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他不明是非,没有道德和良知,所以才会非常精准地射杀了克利斯。那么,中国教师有自己的道德良知吗?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吗?如果有,中国教育会堕落到这般地步吗?
    要有道德和良知,需要使自己成为价值设定者。这就意味着,每人的道德与良知可能会出现差异。党国的道德就是把给学生灌输共产党的“伟光正”,给学生做“脑残术”;党国的良知就是假借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人间天堂为诱饵,巧妙地奴役和剥夺民众。若对党国的法西斯本质没有清楚的认识,教师便会兴高采烈将党国的道德良知视为自己的道德良知。在扼杀学生时,教师就会“不择手段”,甚至是感觉
“乐在其中”
    教师何以成为自己的价值设定者?何以有自己的道德良知?教师必须读书学习,启蒙自己的思想。然后,教师才会有判断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道德良知。唯有此时,教师才会有能力坚守那“一厘米的主权”,不致于成为党国的工具或机器。
    一个极权主义社会,是一个追求效率的社会。然而,追求效率的最佳办法便是建立一个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社会。因此,大凡极权主义,都会跟军事化有关。在这种军事的化管理中,人人都变成了只会服从的士兵。教师也不例外,也是必须服从命令的士兵。诚然,中国的极权主义已变成了“后极权主义”,社会已从“铁笼”变成了“丝绒牢笼”,给人的感觉似乎稍好了一些。党国没了血腥与赤裸的杀人行为,但实际上它的嗜血本质却丝毫没有改变。
    亨里奇没能坚守“一厘米的主权”,主要原因大概在于他是不读书的士兵。士兵的任务是保家卫国,英勇杀敌,身体素质比思想素质更重要——然而,这也适合于中国教师吗?中国教师若不读书,也会成为极权主义社会里的士兵,丢掉“一厘米”的主权空间后,最终沦为罪人和恶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