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没食子酸丙酯 pg: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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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一、生平简介
陈独秀（1879~1942年），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
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 （后改名《新青年》）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
在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共产国际为何执行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参见百度百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词条）。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包括毛泽东和张国焘），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随便举个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罢工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党员，但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国民党取得了大权，而不是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7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晚年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权，开始对共产主义理论进行反思。1942年5月，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二、活动年表
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896年考中秀才。
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
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
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
1904年初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后编辑部迁至芜湖，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
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
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
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初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独自、或与少数同志联名反对共产国际领导层发出的一些明显的投降政策，但都遭到苏共和共产国际当权派的政治弹压。
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陈独秀成为共产国际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替罪羊。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
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中共左翼反对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
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于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
三、陈独秀对“五四”现代应用文发展的贡献
陈独秀的观点：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应该华美而不重实用。他曾有“华美无用之文学”的措辞，钱玄同提出质疑，此“无用”二字是否与一贯之主张有冲突。其实，此“无用”二字表达了陈氏一种很重要的文章观念。所谓“无用”，即无实用之谓也，并非无价值。文章区别于文学，正是在实用与不实用上划清界线。应用之文以理为主，应该朴质而有用，清除“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的恶劣文风。魏晋以后，应用之文骈化倾向日益显著，大有不骈就不能作文的趋势；唐宋古文家企图扭转这种风气，其策略不是促进小说的发展，戏剧的新生，以减轻应用文体肩负的美文职能，反而加速了应用文体文学化的步伐，使其变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应用的品格。所以，无论是骈文还是古文，都未能将应用文体引向健康发展的方向。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碑铭墓志，极量称物，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表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陈独秀深谙此弊，提出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彻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同。经钱玄同、刘半农的进一步论证补充就完全具有实际的操作价值了。（摘自《应用写作》杂志1994年第4期第45页《“五四”现代应用文发展简述》）
四、简要评传
余杰
小时候的 陈独秀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20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傅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隐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1939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共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倒表》。20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持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的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20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
五、陈独秀故居
陈独秀故居——箭杆胡同20号
王之鸿
箭杆胡同属东城区东华门地区，呈“T”字形，南北向一竖的北口在智德北巷，南口与东西向的一横相通，东西向一横的西段曲折，东不通行，西口在骑河楼南巷，全长150余米。
据记载，“箭杆胡同”始称于清光绪年间。何谓箭杆？箭杆是指旧时扎纸活的骨架和吊顶棚的龙骨（搁栅）所用的经过加工的高粱秸。据此分析，当年胡同内应有加工、经营箭杆的作坊、店铺。胡同今已无存，只因保留“陈独秀旧居”还剩下西口凹进去的一小截，但已经不是胡同了。
箭杆胡同20号，旧时的门牌是箭杆胡同9号，在胡同西口内南侧把角处，东西并排两个院落，有两个街门，朝北的街门是箭杆胡同20号，朝西的街门是骑河楼南巷9号（旧门牌是妞妞房9号）。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占地面积为460平方米，共有房屋18间半，建筑面积为264平方米。此房原为孙姓人家的房产，购于民国元年（1912年）。1917年，陈独秀来京后租住东院，即箭杆胡同9号；如今，箭杆胡同20号作为“陈独秀旧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陈独秀旧居”的街门建在院子的东北角，面北，为“如意门”①：院内有正房3间带1间东耳房，南房3间亦带1间东耳房，东厢房两间；院内西墙有随墙门通往西院。院内房屋均为起脊合瓦房，正房3间前出廊子。陈独秀从1917年初到1920年初在这个院子里断断续续住了3年。
陈独秀（1879－1942），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十里铺（今属安庆）人。早年留学日本，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1915年起主编《新青年》杂志，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说:“'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行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
在沉沉黑夜中点燃新的革命火种的人便是陈独秀，他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普罗米修斯，一生既辉煌，又坎坷，晚年蛰居在四川江津乡下，只有一个老保姆陪伴，但陈独秀仍然卓尔不群，傲骨凛然。1941年秋，陈独秀作了一首题为《对月忆金陵旧游》的七言绝句。诗曰：
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
何处渔歌警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
陈独秀在箭杆胡同9号居住期间，上演了其人生最为辉煌的一幕。
1917年初，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住在箭杆胡同9号；《新青年》编辑部亦随之由沪迁京，驻地也在箭杆胡同9号，这里成了新文化运动中心。1918年1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又创办了《每周评论》，《每周评论》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陈独秀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帅，当年从箭杆胡同9号发出的声声呐喊震撼着整个中国。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不仅发挥了领导作用，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迎接陈独秀出狱的蔡元培当众宣布:“北京大学为有仲甫而骄傲！”李大钊则献上诗作《欢迎独秀出狱》：
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1927年7月，陈独秀因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1929年11月，又因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而被开除党籍。但是，人们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陈独秀的肇始之功。
陈独秀有四个儿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均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革命失败后相继在上海就义；四子鹤年上中学时便投身革命，后避居香港；惟三子松年从小随生母住在安庆。1953年2月，毛泽东路过安庆，忆起故旧，遂召地委书记傅大章垂询。
毛泽东问：“陈独秀家还有谁？”
傅大章答：“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
毛泽东正色道：“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陈独秀后人的生活，还是要予以照顾。”
毛泽东没有忘记陈独秀，箭杆胡同的街坊们也没有忘记陈独秀。
我在2002年拜访了一次箭杆胡同20号。一进胡同，我随便询问了两位中年妇女和一个小伙子，他们都能准确说出陈独秀旧居的具体位置，而且脸上还掠过不易察觉的自豪感。尤其是原来的房主孙志诚先生，当时他已是83岁高龄，还非常热情地引领我走进院子，并详细地向我介绍:“当年我们家住在西院，东院整个都租给陈独秀先生了。北房3间是陈先生的住房，南房3间是《新青年》编辑部，靠街门的那间小房是传达室，《新青年》编辑部的牌子就挂在那儿，两间东房是陈先生的车夫和厨子住的地方。东、西两个院子是相通的，当年陈独秀受通缉，就是从西院那个门妞妞房9号逃走的。”
我想：依孙老先生年龄推算，应该见过陈独秀在这里居住，但不应该留下如此清晰的印象；关于陈独秀在这里居住的情况极有可能是听说的，可是孙老先生却如数家珍。
思绪至此，不谙诗道的我却流淌出四句不能称为诗的诗：
小院当年聚风云，独秀引来万木春；
千秋功罪任评说，毕竟巍巍一昆仑。
注：
①如意门，北京四合院中采用最普通的一种街门形式，门洞左右上角有两组如意形状的砖制构件，两只门簪迎面也多刻“如意”二安。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老照片——二十世纪中国图志》（台海出版社）
《百年春秋——二十世纪大事名人自述》(经济日报出版社)《陈独秀儿女们的人生命运各不同》（载《现代家庭报》）
陈独秀故居——鹤山坪石墙院
鹤山坪石墙院位于重庆江津市南郊，原是杨氏乡绅的私宅。抗战时期陈独秀在此度过了他64年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自此，“石墙院”作为陈独秀先生晚年生活的客观载体备受注目。
维：
乙丑年夏日，余与祖父前往江津鹤山坪，携阴钱冥币万千，备香烛纸火无数，刀头加白酒，跪祭陈氏先辈：
烟雨迷茫、坎途泥泞，青山泪落，绿水哽咽，遥忆山崩地裂，树悲草叹，坟落冢飞处，天意厚葬之。文曲星，文科长，文鹤怎比恶犬；五四风、五人组，五届依旧领袖。创党始为祖，论政终为先；两党相残，丧延失乔，派内诟斗，忍辱负重；几进牢狱终不渝，延安奸人传谣言。铁骨铮铮岂堪辱，两党面前伤痕累。鹤山坪，依稀伴侣影，石墙院，无愧对苍天。直至贫病陨落，天地为之动容。一生灿烂，六旬光辉。后史太荒唐，列戴九顶帽。总而言先辈：爱憎分明，敢作敢为。刚强震五四，豪情创中共。为国奔走为民呼，风雨飘摇丧三子。狱难几度不矢志，老年孤苦隐江津，贫病失意辞人间，一代伟魂留石墙。呜呼哀哉！后人离散成牛鬼，犹叹冤污何时洗。今日祭奠，忘却！忘却！泉下有知，来饮一杯。
尚飨！
六、陈独秀墓
墓碑无语，鲜花寄怀。被辟为“安徽省少先队教育基地”、“安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陈独秀墓，在历经风风雨雨、几次修复之后，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
陈独秀安葬于安庆市北门外十里乡叶家冲的一块坡地上。这是陈独秀灵柩于1947年从四川江津迁回家乡后与原配夫人高晓岚的合冢，2001年经保护性维修后，总面积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护栏、墓道构成。墓冢高
安庆市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在1982年拨专款两万元对墓进行整修。1998年，陈独秀墓被批准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正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墓冢东北方向穿过一条林间小径，约百米处有一简易小院，占地1.2亩，院中二层主楼于1995年始辟为陈独秀生平事迹陈列室。内设5个展厅，由10个标题版面构成，展览使用照片资料153张、文献资料6份、生活用具(家具)16件，其中国家一、二级珍贵历史文物4件。
目前，安庆市拟以陈独秀墓为重点，在上世纪90年代原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独秀园”。新的规划修编已完成，并在抓紧实施建设。不久的将来，一个集纪念、教育、旅游于一体的园林式红色旅游景点，将为世人所瞩目。
七、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观
陈独秀的最后政治意见以及他最后几年写的论文和书信所谈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
其一，民主与独裁（或专政）；其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其三，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这三个问题紧密相关，有人认为民主是关键问题，正是从民主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陈独秀才改变了他以前的看法。其实这是倒果为因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陈独秀多次表示，这《最后的政治意见》是他“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得以形成的。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对三个问题的根本立场。
1.民主与独裁
陈独秀说过：“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这话说明争取民主是一个长过程，而且也带有阶级性。他又说：“民主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
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最后意见》中有关民主问题，并没有说过了头，也没有后退。上述他说的这番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至托洛茨基是一脉相承的。而陈独秀说过头了，而且颇受中国托派分子责难的是有关专政或独裁问题。
陈独秀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的这段话，把苏维埃独裁与法西斯独裁等同起来看，而在分析斯大林独裁政权时，把责任追溯到列宁，并批判了托洛茨基。这在中国托派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所同意的。实际上，这同第三个问题是分不开的，我们可在第三个问题上一起探讨。
2.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
陈独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采取“失败主义，”他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以共同攻打法西斯为斗争口号。”又说：“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方面采取失败主义……，无论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在这里，陈独秀事实上站到了“民主反法西斯”这个口号的旗帜下了。这是与当时的托派观点相距甚远的。
至于他说到“在此次大战结束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就无实现的可能。”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采取失败主义，并在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进行的革命斗争，是托派的一贯立场。托洛茨基曾在他的《新世界大战前夜》一书中断言战争必然带来胜利的革命。但历史已经证明托洛茨基的预言落空了，而陈独秀的估计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托洛茨基在上述书中还曾经说过：“如果战争不能带来革命，我们就要重新估计国际形势了。”托洛茨基的这一补充说法，可以说明国际形势和革命形势的变化是错综复杂的，须视各方的斗争力量的对比来决定。不能只有一个结论，不能像算命先生那样，而是有几种可能性，这在历史上是不少见的。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爆发，也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的。就以陈独秀对德意日和英美法力量的估计也是错误的，他过高估计了德意日，过低估计了英美法，引起了当时不少人的攻击，指责他是悲观主义者。但总的来说，陈独秀对二次大战的看法，确是与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中国托派其它领导人颇有分歧，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他已经背离托洛茨基主义了，难道他在所有问题上，或者主要问题上都背离托派立场了吗？不是的，上文提到在中国抗日立场上，在一般民主问题上，基本上还是相互接近或相似的。我们只能说对二次大战的看法，陈独秀与托派之间看法有分歧，这是事实。
3.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就笔者来看，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陈独秀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是决定他对民主、独裁（或专政）以及二次大战看法的基础。他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认识的：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世界列强之一。”是与德、意两国一样奉行政治独裁的“反动堡垒之一。”“斯大林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若要硬说他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陈独秀在这里说的有其真实性的一面，也有说过了头的地方。总而言之，这是表示他对斯大林苏联的深恶痛绝。而对于斯大林其人也是深恶痛绝的。1939年11月他写了《告少年》一诗，五言一句共70句，其中有“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他自己在后批中作了解释，说伯强“古传说中的大疠疫鬼也，比喻斯大林。”可见他对斯大林是何等的痛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从1924-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斯大林把革命失败责任全部栽在陈独秀一人身上，以此来逃脱他自己本是元凶祸首的罪责。然后又通过他的中国门徒，把汉奸、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的脏水泼到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这个坚忍不屈、嫉恶如仇的书生英雄性格能够容忍得了这一大批的莫须有的罪名吗？陈独秀把斯大林比作大疠疫鬼——伯强，就是他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苏维埃俄罗斯联盟共和国的政坛上，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局里，坐着这样一个大独裁者斯大林，这怎么不会使他得出上述提到的结论：苏俄的“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斯大林）领袖独裁……”(见上引)。他还说过，“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陈独秀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是铁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陈独秀对产生斯大林这个独裁人物也做了分析，他从苏俄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布尔什维克的演变等方面着手。他认为在种种条件凑合下，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产生斯大林式人物，但他确实说过“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一人，”没有这个斯大林，也有另外一个斯大林；也正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一样，历史上没有这个拿破仑，也必然会有另外一个拿破仑。陈独秀这里分析评述斯大林大独裁者的产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当他分析斯大林的罪恶时则提出：“斯大林一切罪恶”无不是“凭借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斯大林主义就是布尔什维主义，而实质上把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等同起来了。从这点出发他把斯大林独裁政策和穷凶极恶的官僚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十月革命后所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因此他批评了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一认识是与国内外托洛茨基派观点截然不同的。列宁时代确实推行过一党专政、党外无党，（至于党内有派列宁时代本已存在，而托洛茨基则为党内有派，据理力争）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过渡性的，是为了保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免遭内战，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包围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破坏。列宁在临终前已经看到了弊病，他提出三个补救办法（1）增加党中央委员会人数；（2）工会应对政府独立；（3）设置工农监察委员会监督党和政府的官僚主义。而托洛茨基则公开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实行多党制（可参见托氏著作《被背叛了的革命》）。在列宁死后，特别是托洛茨基被放逐出国之后，斯大林及其党徒为了官僚层利益，全盘篡改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把无产阶级权力集中在自身及其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权力集中在政治局，而政治局权力则集中在斯大林一人之手。列宁时代的民主集中制不见了，苏维埃会议名存实亡。苏维埃国家只有一个声音——斯大林的声音。
瞿秋白
瞿秋白（1899.1-1935），江苏常州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上海大学原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把上大建设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栋梁之才。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
中文名： 瞿秋白
别名： 瞿霜，瞿爽，瞿双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江苏常州
出生日期： 1899年1月
逝世日期：
职业： 革命家，理论宣传家，文学家
毕业院校： 北京俄文专修馆
信仰： 马克思主义
主要成就：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之一
翻译《国际歌》
参与建立上海大学，培养大批栋梁
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代表作品： 《赤都心史》，《饿乡纪程》，《多余的话》
配偶： 原配：王剑虹 继任：杨之华
瞿秋白，有名瞿双，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1927年7月～1928年7月，1930年9月～1931年1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参加五四运动
1917年春，瞿秋白随同堂兄纯白北上到北京。原本秋白要报考北京大学，但付不起学膳费，参加普通文官考试未被考取，于是考入外交部办的“不要学费又要出身”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
俄国东方大学助教
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
上海大学教务长
于是瞿秋白于1923年1月13号回到北京。1923年2月，瞿秋白部分翻译《论列宁主义基础》。为了更好地传播列宁主义，瞿秋白翻译了斯大林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列宁主义概述》部分，同年
国民党一大候补执行委员
1923年底，瞿秋白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 。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政策。
中共政治局委员
1925年1月起，瞿秋白先后在中共的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
八七会议后主持中央工作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1928年5月中旬，瞿秋白抵达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两年时间，实际在国内直接领导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发。但1927年夏，米夫、王明一伙捏造了“浙江同学会”事件。1929年夏，王明一伙利用联共反右清党运动，掀起中山大学风潮。他们先是举行“十天会议”形成“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王明的带领下喧嚣、起哄、谩骂，使用一切卑鄙手段攻击中共代表团，将右倾和左倾的帽子一切扣到瞿秋白头上，导致秋白的三弟景白的“失踪”。1930年春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瞿秋白被撤销了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携妻子离开苏联回国，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
此后瞿秋白留在上海养病（肺结核），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与茅盾、鲁迅来往结下深厚友谊，领导左翼运动。
从容就义
一位临场记者这样报道瞿秋白就义时的情景：
瞿秋白在刀兵环护下，慢步走向刑场。刑场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距中山公园二华里多。倘是怕死的人，不要说步行两华里，就是
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继而高唱国际歌，打破沉寂之空间。到了罗汉岭下，他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接着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革命影响
二十年代的中国，处于空前的革命高潮中，它向人们展现了一副异常雄伟壮观的历史画卷。中国共产党集合了一大批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彭湃、蔡和森、张太雷、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罗亦农、刘少奇、向警予等等，他们犹如璀璨群星，光华夺目，而瞿秋白正是这绚丽群星中耀眼的一颗。他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瞿秋白的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史上和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瞿秋白在中共党史上留下6个“第一”
一、他是我国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实况的第一人。
二、他是我国用文艺体裁描写列宁丰采的第一人。
三、他是我国完整译配《国际歌》词曲的第一人。其中“因特纳雄纳尔（Internationale）”就是根据音译过来的，并一直沿用至今。
四、他创作了歌颂中国工农革命的第一首歌曲。1923年，瞿秋白作《赤潮歌》，热情地歌颂了工农革命。
五、他创办了我党第一张日报。
六、他是系统地给中国读者介绍马列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第一人。
文学造诣
概述
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
根据他临终前的自述，他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与鲁迅的交往
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瞿秋白曾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把瞿看作知己，曾写过“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联赠予。瞿秋白也写过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的杂文创作作了中肯的评价。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瞿被处决后，鲁迅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并带病编校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
文学影响
另外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曾合作制订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在吴玉章的倡导下,“北拉”在延安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汉字相当的地位。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通过这套拼音文字脱了盲,不但能读拼音报,还能写简单的信件。这更坚定了语言学家们对新文字的信心。不过,连年战乱，新文字的实验和推广始终没有在全国铺开。
作品一览
主要作品
《赤都心史》
《俄乡纪程》
《多余的话》
《高尔基创作选集》 1932年 译就
《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 编译[3]
作品欣赏
《江南第一燕》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卜算子?咏梅》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
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红梅阁》
出其东门外，相将访红梅。
春意枝头闹，雪花满树开。
道人煨古拙，烟湿舞徘徊。
此中有至境，一一入寒杯。
坐久不觉晚，瘦鹤竹边回。
《咏菊》
今岁花开盛，宜栽白玉盆。
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
《哭母诗》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新泪痕。
饥寒此日无人问，落上灵前爱子身。
遗书节选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狱中题照）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秋白绝笔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这是瞿秋白人生最后一个梦境，也是他的绝笔。在此之前，36师参谋长奉命把蒋介石的处决密令暗示给他，期望他能在最后时刻回心转意。然而，瞿秋白同往日一样，沉静，安详，毫无惧色。
瞿秋白狱中语丝：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家庭背景
瞿秋白祖籍江苏宜兴，
辛亥革命后，瞿秋白的伯父瞿世琥弃官闲居杭州，将母亲也接到那里，并停止了对瞿世玮一家的资助。于是瞿秋白家陷入经济困境，被迫搬到城西庙沿汀瞿氏宗祠居住，靠典当、借债度日。1915年冬，因交不起学费，瞿秋白被迫辍学。
个人情感
第一次爱情
瞿秋白一生有两次爱情。第一个爱人王剑虹（1903-1924.7），四川酉阳人，土家族，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的挚友，是一位聪慧的时代女性。1923年两人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合。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热爱文学，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诗歌的浪漫和词赋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
第二次爱情
瞿独伊的母亲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出名的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时，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喜欢诗词、音乐，但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生活引诱，堕落了。此时，杨之华已生下一女，便是“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杨之华心中的怨愤。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
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他风度翩翩、知识渊博，在师生中声望很高。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杨之华学习努力，又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瞿秋白与她渐渐熟悉起来。瞿秋白还做了她的入党介绍人。然而，当杨之华感觉到两人互有好感时，内心充满矛盾。她选择回避，跑回了萧山母亲家。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大胆来到了萧山杨家。
当时沈剑龙也在杨家。不曾想，沈剑龙竟然和瞿秋白一见如故，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自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又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再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把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就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有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瞿独伊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母亲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
曾有人问杨之华，为何瞿秋白牺牲后不再婚，她这样回答：“再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了。”1955年，经过20年的努力寻找，杨之华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并运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杨之华的心得到了安慰。她怀念、铭记着瞿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终了。
个人影响
瞿秋白的一生，日常事务繁重，但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拼命工作，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许多要作品收入了《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无论是他英勇献身革命事业的光辉事迹，还是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评价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简介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本小册子，是瞿秋白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前后写的。当时，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有关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着原则性的分歧意见，他觉得有责任促使这些争论得到正确的解决。因此，他系统地研究了在历次革命运动和重大事件中，党内发生过的争论以及他和陈独秀、彭述之等有有关文章，经过反复考虑，利用夜晚的时间，在一两个星期内，写成了这本小册子。他在这本小册子中明白表示：
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内容
瞿秋白在这本小册子中，从理论到实际系统批判了党内的右倾观点。瞿秋白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种前途：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毁于一旦，人民仍旧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得到胜利，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第一个前途是否可能的呢？我们实际上早已答复了这个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战术，这是可能的。”事实上，由于下述两种情况的出现，这种可能性已经急剧增加。一是外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诱惑，“因为帝国主义受革命的怒潮打击时，往往要找做扑灭革命的第二工具（官僚买办阶级是第一工具，但是有时'太白了’，太显露了）”。二是内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机关中机会主义的妥协政策，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非“天然”就有，而是要在斗争中努力夺取。
瞿秋白辛辣地写道：“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实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和'鬼’联合，其势便会失去'人’的联盟——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
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给以极大的重视：“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农民、工匠等小资产阶级，制止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主义之影响，而来革官僚买办阶级的命。”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瞿秋白批评右倾机会主义把领导权拱手送给民族资产阶级。对武装斗争，瞿秋白批评右倾机会主义不愿做军事工作，反对武装工农的错误，他提出，无产阶级应当取得革命军队的领导权，重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发展农民武装和工人武装。
据陆定一回忆：“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不让代表们讨论瞿秋白的意见。后来瞿秋白也在大会上发言，他还是维护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没有点他的名，只是批判彭述之。彭述之也在大会上发言，几乎没有人赞同他的观点，他没有讲多久，就垂头丧气地从讲台上下来了。”
除瞿秋白外，大胆向陈独秀开炮的还有蔡和森和任弼时等人。会上，一共有38位代表签名要求发言。
瞿秋白烈士纪念馆
长汀县2005年开始筹建瞿秋白烈士纪念馆，现建成的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占地
此外，在他的家乡江苏常州也建有瞿秋白纪念馆，纪念馆位于常州市中心，馆内是他生前曾生活过的地方，有他曾用过的井等，并陈设有他的生前所用衣物、毛笔，以及他的手稿作品、照片等珍贵物品。
向忠发
向忠发 1880-1931)，又名向仲发。祖籍湖北汉川。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926年参加国民党“二大”，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他缺乏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的经验和才干。1931年年
中文名： 向忠发
外文名： xiangzhongfa
别名： 向仲发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上海市
出生日期： 1880
逝世日期：
职业：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毕业院校： 初小文化
主要成就： 参入、领导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
代表作品：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草案）
早期职业： 造币厂工人，造船厂水手
双重党籍： 共产党，国民党
向忠发(1880一1931)，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1922年8月担任汉阳钢铁厂工会副委员长，12月任汉冶萍公司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后从事码头工人运动。1923年2月参加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3月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参加中共四大，同年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参加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的工作。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同年夏秋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主管职工运动。10月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6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八七会议上，他在未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和李震瀛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去苏联，他担任代表团主席团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和李震瀛还同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不久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同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还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由于当时的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他在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底从苏联回国。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盲目地实施“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进攻计划。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了立三路线。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虽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大权已经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控制。
历史评价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也是向忠发出面对质。所以，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及：“他(指向忠发――引者注)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上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这样，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三天――
史籍记载
向忠发叛徒事件质疑：
有个叫黄
“由顾顺章的叛变，向忠发被捕。被捕后，向忠发马上叛变，并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23日晚将他枪决了，这前后只有两天时间。向忠发也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成为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之一。”
上述是史家引用最多的说法，实际是24日遇害。从时间上可以推断：向忠发被捕后进行了最强硬的抵抗？
如果是叛徒，则口供多多益善，需要他带路去抓更多的共党。而且有可能获得比顾顺章更高的地位。下面是置疑：
1、与向忠发同时被捕的有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她是组织上派去专门陪向忠发的爱人杨秀贞的，在狱中向忠发并没有向敌人供出她的党员身份，最后被判无罪，保释后出狱。
2、在上海江宁路1141 号存放中央文件处工作的机关人员张纪恩、张越霞被捕后，向敌人提供虚假口供。当时在狱中的向忠发是知道他们的身份的，但他们的身份并没有暴露，敌人最后以“ 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判处张纪恩有期徒刑5年，张越霞无罪保释放出。
3、当时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还关押着关向应、余昌生二人，敌人并不知道二人的真实身份。向忠发被捕前曾与周恩来交换过意见，并设计过营救二人的方案，但二人的身份在向忠发被捕后并没有暴露，1931年二人宣布无罪保释出狱。
4、1931年春，发电厂工人领袖乔生发被捕，向忠发与周恩来多次研究如何营救乔出狱，向忠发被捕后此人也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后来也无罪出狱。
5、1931年8月24日瑞金当局以“向忠发同志被难二周月纪念日”为由，发布“
6、毛泽东在文革初追问周恩来，向忠发叛徒故事才得以流传。。。。。。
针对史学界部分人士以推理得出的错误结论，有关当事人勇敢地站出来，回忆当年自己亲眼目睹的情 况，以澄清历史的真相。陈琮英算是历史见证的第一人，她的文章详细交待了向忠发被捕的一系列经过和最终结果，其他一些老同志也撰写回忆录，揭露向忠发叛变的真相。1931年4 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顾是在上海三大工人起义时期，从工人中涌现出的工人领袖，后长期主管中共“特科”工作，但此人生活作风糜烂，在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后，在武汉的公开场合演魔术被特务认出后被捕，而后便叛变了。他向国民党献计企图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同志得知此消息后，迅速向上海的党中央汇报。中共中央及时转移了上海的中央机关，并在其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补救。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由原来的住宅搬到党组织租的一栋楼房里，向忠发当时刚与杨秀贞结婚不久，住在楼房的一楼，党组织派陈琮英带着她自己不满一岁的女儿远志住在二楼，她的主要任务是注意杨秀贞的一切活动，为了工作的方便，陈琮英喊杨秀贞“嫂嫂”，当时陈琮英并不知道向忠发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个阔商。顾顺章叛变后不久，上海的形势异常紧张，为了找到向忠发的行踪，顾顺章首先找到他过去介绍给向忠发的老婆杨秀贞当娘姨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在顾顺章叛变后就被解雇了，顾顺章就安排这个女人查找向忠发的下落，这个女人知道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里做的一件衣服还没有完工，就每天在裁缝店里等待杨的出现，不久杨秀贞果然来取衣服，这个女人就暗中跟着杨找到了向忠发的住处，幸好她的跟踪被察觉到了，周恩来考虑到向忠发的安全，又把向忠发接到了他的住处，并再三嘱咐不守纪律的向忠发不要外出活动。向忠发的新婚妻子杨秀贞与陈琮英一起搬到了静安寺的一个新旅馆里住下，当时杨秀贞还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这是她的养女，名叫鸽子。
生平事迹
起家工运
向忠发，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小学五年辍学。随父母迁回湖北原籍，14岁入汉阳兵工厂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学徒。工厂倒闭后去江西一家大户做佣人，3年后因受东家赏识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仅4个月即升任二副，两年后再升大副。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治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并日渐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治萍工会工作。几年之后，即1921年，他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治萍工会的副委员长。次年，中共党员许白昊发展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工人领袖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有四名党员是从早年土生土长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发展而来的。他们就是邓培、向忠发、王荷波和苏兆征。邓培是1921年入的党，向忠发和王荷波晚邓培一年，而苏兆征更晚他们3年，是1925年入的党。但就党内地位而言，向忠发和苏兆征最初远不如王荷波和邓培。王荷波和邓培是最早成为中央委员的，在中共三大与四大时，他们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或候补执行委员。他们在中共的工会工作中，也曾占据着相当突出的地位。直到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苏兆征才开始成为中共工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向忠发则只是在武汉地区成为革命中心之后，才开始引人注目。因此，直到中共五大时，即1927年 4月底至5月初，由于邓培在广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监察委员，苏兆征和向忠发才取代邓培和王荷波而异军突起，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说向忠发在党内崭露头角很大程度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北移武汉的结果，并不等于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只要有了工人领袖这块金字招牌，谁都可以取得重要地位。向忠发这时的崛起，靠的还是其不同寻常的突出表现。
入选党中央
当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刚刚攻克岳阳，湖北区执委机关为准备北伐军进攻武汉，一度移往武昌，汉口只剩下向忠发、许白昊等4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北伐军将至，汉口的工人运动骤然高涨，作为汉口当时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他与许白昊等全力以赴，废寝忘食，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很快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了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在总工会成立之后，27天里武汉三镇的工会从最初的13个猛增到270个之多，有组织的工人迅速达到数十万。加上具有执法队性质的几千工人纠察队的组成，湖北总工会一时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成了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自然也功不可没。随着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均移到武汉，向忠发作为令人瞩目的工人运动领袖而入选中共中央，可以说也是情理中之事。
得势原因
向忠发虽然在中共五大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但他毕竟仍旧是一省工会系统负责人，不仅离中共中央甚远，而且连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也很少能够涉足。向忠发的突然得势，显然得益于共产国际
“八七”会议
机会主义错误是怎样产生的？按照共产国际的逻辑，中共
人脉丰厚
当然，“八七”会议并不能使向忠发一步登天。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多数人对向忠发远不如对苏兆征和王荷波熟悉。加上向忠发事实上不能参加武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因此，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并没有特别重视向忠发的作用问题。不仅如此，罗明那兹对共产国际关于把工农领袖充实到党的核心领导机关去，并使他们在党的中央取得决定性影响的指示，这时也没有给予特别重视。他甚至远不如中共中央其他知识分子领导人那样重视新中央的工人成份问题。当 “八七”会议上许多与会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领导人主动要求“选出工人同志来作领导”时，他甚至不以为然，断言“此会无权改选中央”，并表示，即使选出工人同志也还要“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因为他无法判断这些工人是否能够胜任中央领导工作。由此可知，在这一紧急时期，他所重视的仍旧是工作的能力和对中央工作的熟悉问题。在他提议下组成的政治局常委和实际参加常委工作的四个人中，工人成份的只有苏兆征一个，其余3人瞿秋白、李维汉以及罗亦农仍是知识分子。此后，王荷波被安排去北方政治分局任书记，由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共同领导的中共中央对向忠发根本不重视，竟一个多月没有安排工作。到9月下旬，他们才决定“调向忠发到上海去搞工人运动”，但却既不给他具体任务，也不给他某种必要的名义。因此，向忠发的政治局委员这时其实也只是名义上的。他不仅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在武汉（从8月－9月）和上海（10月上旬）开过的20多次常委会议和四次政治局会议，而且自国共关系破裂以后几乎就没有接到过具体的任务。由此可知，在三位工人领袖中，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旧是最低的。
双面红人
一方面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方面却又得不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这自然又要让向忠发心存某种程度的不快。他当然知道共产国际主张发挥他这种工人领袖的领导作用，但自己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呢?他不能不开始怀疑，党的领导机关的改造远没有达到共产国际的要求，党的领导层知识分子仍旧占据着支配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各种问题的主要症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在相当程度竟也正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时的中共领导人本身大都出身于知识分子，他们却不仅真诚地相信应当由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大量提拔工人，坚定地主张否定知识分子的革命性，甚至宣称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明确决定今后原则上不再派一个知识分子去莫斯科学习，一面把一切可能提升的工人党员统统提升到领导位置上来，一面却又毫不犹豫地把成百成千的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放到部队里去当兵，直至最后损失殆尽。意识形态影响人们对价值观的变化能有多大，由此可见一斑。有谁能说他们不重视党的工人成份?看来，他们与向忠发这时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多半很少意识到，否定知识分子其实也正是在否定他们自己。
并未如愿
共产国际几乎同向忠发一样，不那么满意“八七”会议的改造结果。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几乎只是旧中央的翻版。新中央实际上的总书记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且是陈独秀中央时的重要成员；另一位常委李维汉与瞿秋白一样，而他在
人员缺乏
机会终于送到向忠发手上来了。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事。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从苏联在上海领事馆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10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这时，南昌暴动刚刚失败，相当一批中共中央领导成员还在广东、香港不能回来，瞿秋白、苏兆征以及李维汉等又正在从武汉前来上海的途中，且中央工作无法离开，加上各地工作同样极其紧张，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让刚来上海不久的工人领袖、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领导人，当然是再合适没有了。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以便赶在10月中旬由上海组团出发。
权利欲望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常委到达上海，向忠发向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通报了此一情况，并商定了代表团的基本构成。李维汉同时表示向忠发可以以中央委员身份作中共驻国际代表，负责转达双方的有关信息。
扩大会议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问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绝不能使党的指导工作保持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从支部、到区、县、市、省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但是，会议却没有提到对中央一级领导机关的改造问题。恰恰相反，由于此时王荷波被捕遇害，会后又决定派苏兆征前往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内几乎不再有工人成份，新补入中央常委会的周恩来和罗亦农，照旧是知识分子出身。
召回莫斯科
1928年1月，向忠发被共产国际从休养地召回莫斯科，准备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产国际九次执委扩大全会。他同时得到了中共中央11月会议的各项决议和罗明那兹在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消息。这立即给了向忠发发难的理由。2月上旬，九次执委扩大全会期间组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委员会，斯大林、布哈林与向忠发、李震瀛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向忠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当然，向忠发很聪明，他并不指望能够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会议上当着中国同事的面向中共中央发难，而是接连写了两封信给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在这些信里，他非常强烈地表明了他的不满。
在这两封信里，他巧妙地利用了中共11月会议决议的说法，宣称：这个决议在评价中国党的领导成份时是完全正确的，即我们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们“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的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问题在于，决议并没有指出这种情况同样严重地存在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部。政治局委员蔡和森与前任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间存在着严重争论，蔡和森、罗亦农与总书记瞿秋白有矛盾，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不仅思想上右倾而且政治上不那么坚定，长江局负责人之一陈乔年擅自改组长江局各级组织，原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已公开与党分裂，原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正在与谭平山合流。“类似这样不服从中央领导的动摇分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他断言，中国党近来种种失败，多半都是由于这些领导者的无能，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向忠发的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重视，因为这恰恰也正是他们所担心的问题。
向忠发想干什么，在今天，或者在当年中国党的领导人看来，应该很容易了解。但在当年，特别是在象斯大林、布哈林这样一些本质上不信任知识分子，一心试图寻找工人领袖来领导中国党的外国人看来，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报告虽然在文字上或者逻辑结构上不那么让人满意，但作者分析问题的能力十分明显地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留下了好的印象。更何况，向忠发这时也并没有表现出那种让人生疑的政治野心，他不仅没有攻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李维汉，尽管他们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且很明确地批评党在理论方面的欠缺，赞成由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具有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干部出任领导工作。这说明，向忠发并非完全没有自知之明，他这时恐怕更多的只是想排斥党的高层领导机关内部的部分知识分子干部，让自已在政治局里的地位名符其实而已。
政治局扩大会议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政治局常委很快即作出决定，向共产国际派驻自己的全权代表，以便更及时和更直接地反映自身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本来，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已经在莫斯科，并且已经开始起中共中央代表的作用，但政治局显然不相信几个月来始终没有参加过政治局会议的向忠发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此，他们特别决定派政治局常委苏兆征来担任这一职务。当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正式函件中，中共中央具体说明：中共中央决定以苏兆征、向忠发和李振瀛三人组成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苏兆征、向忠发为全权代表，而以苏兆征为书记，李振瀛为秘书。因此，当
不用说，在国内领导干部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不让已经在莫斯科的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发言人，却把苏兆征派来担任中央驻莫斯科的主要代表，这并不符合向忠发的愿望。但让向忠发感到满意的是，共产国际显然仍旧喜欢与他而不是与苏兆征打交道。当然，向忠发未必了解共产国际对同样是工人领袖的苏兆征不甚满意的具体原因，但经过3月份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几乎人人都可以发现，苏兆征至少不如向忠发那样机敏活跃和善于言辞。因此，尽管根据主次顺序，中共代表团在内部分工上，苏兆征应当负责共产国际方面的工作，向忠发则负责赤色职工国际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要求向忠发继续他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结果，苏兆征虽然身为代表团书记，并在各种正式文书中挂名于前，而实际上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却仍旧是向忠发，而不是苏兆征。
事情就此发生了最根本性的变化。3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不惜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组织大批工人作为100至110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来，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此举意味着，共产国际对于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经有了相当的信心。这种信心从何而来？考虑到此前共产国际始终未能确定此会的召开地点和时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一方面显示出莫斯科再也不能容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存在了，一方面也是因为共产国际这时终于选中了具有中国工人领袖“金字招牌”的向忠发，决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地位上来。毫无疑问，即使对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步骤和组织步骤。通过外力的作用把一个在中国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工人，推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l如果没有对这个工人政治活动能力的相当信任，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时对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来说，判断一个中国的政治领袖的能力毕竟是两方面的，首先是他坚持共产国际所规定的阶级路线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其次才是他为实现这一阶级路线的主要目标而进行组织、鼓动，以及调度指挥全党团结斗争的能力。对于中国党，斯大林等人这时最关心的，显然是它能否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其领导权真正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必欲找一个工人出身的领导人来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职务，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向忠发是工人出身，这是最重要的；而他又确实较其他共产国际所了解的中国工人领袖更有组织和指挥能力，这在斯大林等人看来，多半也就足够了。至于他的教育程度，以及受此影响综合能力如何，都不甚重要。因为凡是大的问题，都有莫斯科在指导把关呢。
一步登天
那么，向忠发的反应如何呢？从已有的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甚至到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的前三天仍不了解事态的这种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他事前并没有想到他会如此轻易地一步登天。还在
没有资料说明向忠发什么时候开始确切知道或者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命将出现重大转折。但从会议代表的成份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要改造中共中央的决心有多大。两年前，即1927年中共五大时，代表82人，工农分子仅11人，其余71人均为知识分子。而这一次，由共产国际审定的六大代表84人，工农分子即占50人，知识分子只有34人，以至周恩来后来愤愤不平地称这次的代表中其实是“暴徒一大堆”。可以想象，经常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向忠发应当了解，全面加强工农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在中共中央的地位，正是共产国际召开这次大会重要目的之一。至于共产国际领导人准备安排向忠发担任什么样的党内工作，在
堕落
共产国际几次电报，中共中央却仍旧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这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国际指示。
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先是陈绍禹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大发雷霆的消息，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对此，作为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竟还蒙在鼓里，以至于他还敢在
“中央政治局有改选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够，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我应负很重大的责任，对我个人，希望允许我到下层去做工作。我的态度亦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响到政治上去，并且我的病体亦不能担任这一工作”。
向忠发的请辞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同，瞿秋白第一个反对，肯定向忠发自六大以来领导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在紧接着于
虽然向忠发仗着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但反复公开地承认错误并把自己说得几乎一无是处，结果使他明显不再象过去那样争强好胜了。他开始把宝押在陈绍禹的身上，极力想让刚刚当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陈绍禹进入政治局常委，来帮助把关。因为他这次政治上的严重挫折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再不能象过去那样呈英雄了，他几次提出需要有个“帮手”。而这个帮手最好就是陈绍禹。其实他早就知道，陈绍禹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最得力的干将。但过去他过于自信，竟没有把陈绍禹放在眼里。如今他翻然悔悟。虽然米夫和远东局最初并不同意让陈绍禹迅速进入常委工作，但他还是每每必定拉上陈绍禹来开会，并且一反过去那股从不服输的劲头儿，即使是陈绍禹当面顶撞他，他也尽量不动肝火，好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开会，他只是喏喏而已。
不过，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还是做过两件对中共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决定。第一件是不让张国焘到江西苏区去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四中全会结束后，远东局立即提出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问题，并建议派将要从莫斯科回国的张国焘（六届四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常委之一）来担任书记。对此，向忠发极力反对，称张国焘长期不在国内，对国内工作不熟悉，同时与江西苏区的毛泽东过去在一些问题上有矛盾，难以合作，在苏区工作刚刚走上正轨之际派张国焘去担任领导职务，对整个工作是不利的。远东局虽然坚持认为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不会产生严重问题，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向忠发关于张国焘应暂时留在中央熟悉工作的意见。从以后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大搞一言堂的情况来看，这个决定显然为毛泽东减去一个具有重要威胁的政治对手。
再一件事是让毛泽东来做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本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共中央曾经决定过建立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单，向忠发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自然也被规定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但在四中全会之后，远东局建议即将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名单不必过于注重形式，群众还不熟悉者不必排在名单里。因此，关于政府主席是否有必要由中共中央主席来担任的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向忠发做政府主席“没有必要”；有人则认为苏维埃主席需要全国有威信的，尽管由在上海中央的向忠发来做个挂名的主席未必好，但“除特生（即向忠发）外，没有别的人”更有威信来做这个主席了。张国焘则明确主张：“在全国威信上，还是特生好”。而向忠发却提出：自己在上海，又不能到苏区去，没有必要担任这个主席职务，“我觉泽东可做主席”。显然，想到应当并且可以由毛泽东来做这个主席的，这时也就是向忠发了。由于这一意见最终得到了会议和共产国际的批准，毛泽东也就真的当上了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向忠发的这一提议，很明显为毛泽东以后在政治上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但是，向忠发在中共党内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就到此为止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上去了，大批的干部和工人党员被先后送到各个红军根据地去，向忠发原来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更有甚者，四中全会的召开由于违反了党的几大工会系统党团干部的意愿，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先是以何孟雄为代表的25名重要干部在开会反对四中全会时，被人告密全部牺牲，接着又是以罗章龙为代表的一批工会干部另立中央，分庭抗礼。结果，包括上海在内的诸多城市工作及工会工作严重受损，从此几乎一蹶不振。面对这种情况，向忠发再也鼓不起过去那种急于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总书记固然并非完全虚置，但他可以考虑和可以用心去筹划的工作毕竟越来越少了。理论上有陈绍禹等一大批留苏学生，实际工作上有周恩来等，他的工作只剩下一周向远东局代表汇报一次工作，参加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听几个报告，发两次言而已。渐渐地，向忠发越来越消沉了。他一面因看不上陈绍禹不可一世的样子，动不动就和陈大吵，使得远东局一度为两人的关系磨破了嘴皮；一面不顾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不仅弄得负责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来等人好一段神经紧张，而且搞得部分领导人对此议论纷纷。因此，周的评价是，向忠发这时“堕落”了。
其实，这期间“堕落”的又何止一个向忠发。据周恩来回忆，根据莫斯科意图改造后产生的六大中央委员总共有36个，其中工人占了22个，而这22个工人委员中，除了向忠发于
被捕叛变
1928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和李震瀛还同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联合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不久他又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同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还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由于当时党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在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但他实际上并未起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作用。是年底回国。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虽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大权却被王明等人所控制。1931年4 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顾是在上海三大工人起义时期，从工人中涌现出的工人领袖，后长期主管中共“特科”工作，但此人生活作风糜烂，在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后，在武汉的公开场合演魔术被特务认出后被捕，而后便叛变了。他向国民党献计企图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同志得知此消息后，迅速向上海的党中央汇报。中共中央及时转移了上海的中央机关，并在其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补救。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由原来的住宅搬到党组织租的一栋楼房里，向忠发当时刚与杨秀贞结婚不久，住在楼房的一楼，党组织派陈琮英带着她自己不满一岁的女儿远志住在二楼，她的主要任务是注意杨秀贞的一切活动，为了工作的方便，陈琮英喊杨秀贞“嫂嫂”，当时陈琮英并不知道向忠发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个阔商。顾顺章叛变后不久，上海的形势异常紧张，为了找到向忠发的行踪，顾顺章首先找到他过去介绍给向忠发的老婆杨秀贞当娘姨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在顾顺章叛变后就被解雇了，顾顺章就安排这个女人查找向忠发的下落，这个女人知道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里做的一件衣服还没有完工，就每天在裁缝店里等待杨的出现，不久杨秀贞果然来取衣服，这个女人就暗中跟着杨找到了向忠发的住处，幸好她的跟踪被察觉到了，周恩来考虑到向忠发的安全，又把向忠发接到了他的住处，并再三嘱咐不守纪律的向忠发不要外出活动。向忠发的新婚妻子杨秀贞与陈琮英一起搬到了静安寺的一个新旅馆里住下，当时杨秀贞还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这是她的养女，名叫鸽子。
中共中央为了保证总书记向忠发的安全，决定把他转移到中央苏区去。本来中央已决定同意向忠发在离开上海往中央苏区前，与杨秀贞见上一面的请求，见面时间定在6 月21日上午，
当时负责中央“特科”的周恩来知道向忠发被捕后，即刻组织人员营救。但执行任务的同志派出去不久，就回来了，因为向忠发已经叛变了。为了证实消息是否可靠，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从这个地方可以远远看见他自己住的地方的后窗户，看到的是窗帘拉开的暗号，知道敌人正在搜捕他的住所。其实向忠发被捕后就出卖了周恩来，敌人来搜查时，刚巧周恩来不在家，邓颖超及时知道消息后，又外出通知有关同志转移，家中只有两位老人，一位是邓颖超的老母亲杨振德，一位是夏之栩的母亲夏娘娘，敌人打了夏娘娘，见是两位老太太，也就没有抓走她们，只是派人守在家中等周恩来回来。所以周恩来对此事十分清楚。1967年5月19 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指出过向忠发的叛变，并在信中附加道：“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1972年6 月，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证实了他当时的见闻，他说向忠发这个总书记，在上海住着一套好房子，还搞了一个名叫杨秀贞的妓女，每天吃喝玩乐。杨秀贞被捕后，还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可是向忠发被捕后立即承认自己是党员，并做了叛徒，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出卖情报
向忠发被捕后，就向敌人求饶，他首先提供了陈琮英的住址，致使陈琮英与杨秀贞被捕，在巡捕房里，向忠发一看见陈琮英，就指着陈用湖北话告诉敌人说：“她就是任弼时的老婆”。敌人并没有听懂他的湖北话，也就没有在意，向忠发又转过头对陈琮英说：“人家都知道了，你就都讲了吧。”敌人接着问了陈琮英几句话，就匆匆忙忙地按向忠发提供的地址去抓捕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去了。所以当时身为中央机关机要交通员的陈琮英亲眼目睹了向忠发向敌人卑躬屈膝的丑态。向忠发除了向敌人提供了在小沙渡周恩来的住处外，还向敌人提供了中央机要处的地址，这个地方是中央负责人看文件的机关，造成机要处人员张越霞、张纪恩被捕。女牢中当时党的负责人李沐英回忆说：“张越霞同志曾对我说，向忠发被捕后就叛变了，对敌人什么都说，还说我党分成几派，等等。”
被捕的另一位机要员张纪恩在《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一辑上，发表了他的《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及其他》一文，文章中提出：向忠发是不是叛徒，值得研究。其实这种怀疑说不通，这个道理很简单，向忠发是6月22 日上午被捕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熊式辉急于报功，立即给南京的蒋介石发去了电报，蒋当时不在南京，电报又转至庐山，蒋介石接到电报就批复就地处决。向忠发叛变后，熊式辉又给蒋介石发去了第二封电报，恰在这时蒋介石的电报批复已到，加上向忠发提供的情报处处让敌人扑空，这让熊式辉十分失望，按蒋介石的电报，
后续事宜
向忠发被枪决后，狱中的陈琮英等人，始终不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她们还积极做杨秀贞的工作，杨秀贞没有对他们进行指认，敌人没有任何证据，加上狱外党组织的积极营救，最终他们一个个出狱了。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外宾时说过，向忠发被捕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邓颖超在世时，又有人写文章质疑向忠发的叛变问题，邓颖超亲自撰写文章进行澄清。历史毕竟是历史，不是仅从历史资料中找几个疑点就能推翻的。周恩来把他称作：“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当时特务们问她知道不知道向忠发的身份。她摇头说不知道，特务们又动刑问她知道不知道。她还是说不知道。最后她终于说知道了，而其过程却是如此的让人愤恼。竟然是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先叛变了，然后走到杨秀贞的那里对着中统特务们依然说道：交代了吧，他们都知道了。
王明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又名陈绍玉，字露清，安徽六安金寨县双石乡码头村人。家庭出身贫民（亦说小商人）。
自幼聪颖，5岁启蒙识字，6岁入塾就读，七、八年时间打下深厚的旧学基础。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受到进步师生的思想熏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夏，在家乡金家寨联络在外地学习回乡度假的学生，成立“豫皖青年学会”。同年秋，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1925年6月，在武昌积极参圳支持上海“五卅”运动的活动，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是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11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努力，能说一口流利俄语，深得米夫赏识，进入这个直属斯大林的小团体。1927年2月，米夫率联共一工作小组访问中国，并出席了五大，王明任翻译。中共六大，王明也参加了翻译工作。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他也担任了翻译。以马克思理论家自诩。1927年夏，捏造“浙江同学会”事件，说这是一个从事地下活动的“反动组织”，而后台老板，则是瞿秋白。 苏联格伯乌调查结果，竟然认为确有这种“反动组织”存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人调查后，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瞿秋白于是给联共政治局写信，对苏联格伯乌的调查结论提出异议。后来，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此事，最终做出了不存在“江浙同乡会”这样一个组织的结论，并由周恩来在中山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但还是造成一些学生的被开除、被逮捕。
联共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清党运动后，中山大学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1929年夏掀起了更大的“中山大学风潮”。他们先是召集了为期十天的党员大会，形成所谓的“二十八半布尔什维克”，标榜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永远的布尔什维克“的真理，喧嚣、起哄、谩骂、处分，使用一切卑劣的手段，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而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一致肯定米夫、王明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他们的支持下瞿秋白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反对他们的除少数几个工人外，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团籍、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的处分，也使有些人自杀，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如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
中共六大以后名义上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1930年年底，王明带头，罗章龙、王克全、何孟雄等起哄，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这时米夫被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米夫的操纵下，
人物概述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
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5年去莫斯科孙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回国。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又随米夫去苏联，在莫斯科孙中山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斗争，打击异己，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其思想“左”倾主义、教条主义严重。
1929年10月回国后，任《红旗》编辑，发表“左”倾思想的文章。
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线，提出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 的政治纲领。
1931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
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
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1]
1941年后王明因病长期休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王明受到了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死刑。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议让王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终于，王明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选票倒数第一当选。“七大”之前，王明主要从事妇女和统战工作。“七大”以后，中央决定由王明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党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条文。
1942年党整风运动时，王明态度恶劣，拒绝参加整风。中共七大时为了团结他，仍选他为中央委员。
1946年6月，中央又成立了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1948年12月改为法律委员会），中央仍任命王明为该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王明领导该委员会出色完成了制定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全国性的宪法草案等工作，还在山西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土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6年9月召开党的“八大”前夕，中央曾于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会议。
左倾政治
1929年王明回国，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红旗》报编辑。王明先后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发表文章30多篇，宣传共产国际的思想、方针、政策。其间，他还写了《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在新形势下的“左”倾政治纲领。
1930年底王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次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按照共产国际指示，派特派员和中央代表到各苏区进行反右倾斗争，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伤害了大批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中高级党政军干部。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后，王明指令他的亲信博古代理总书记。10月王明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
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在武汉和延安的毛泽东对抗，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王明的书记职务。王明从此失势，主要是共产国际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委员等职。
1941年后王明因病长期休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王明受到了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死刑。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议让王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终于，王明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选票倒数第一当选。“七大”之前，王明主要从事妇女和统战工作。“七大”以后，中央决定由王明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党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条文。
1946年6月，中央又成立了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1948年12月改为法律委员会），中央仍任命王明为该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王明领导该委员会出色完成了制定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全国性的宪法草案等工作，还在山西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土改。
1949年9月，王明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新中国建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此期间，王明做过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1950年负责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中央提出去苏联治病的请求。按理只有当他写完声明书，经中央审阅合格后才能去苏联。但党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到他确实有病，所以在同苏联方面交涉获准后，同意了他的请求。
王明第一次赴苏养病一呆就是三年多。病情好转后，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决定将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并精简调整撤销了一些部委，法制委员会也在撤销之列。自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会前，王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中央，称自己因病不能出席，并主动提出因长久不能工作，请求中央解除自己中央委员的职务。中央虽批准了他的假，但并未撤销他中央委员的职务。这时，王明身体十分不好，于是他再次提出赴苏治病的请求。经中央同意，
1956年9月召开党的“八大”前夕，中央曾于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会议。
自60年代起，王明在苏联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先后撰写、发表《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等书，攻击毛泽东、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明被戴上了“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的帽子，受到了深入揭批，成了反面典型，中央也和他逐渐断了联系。但中央对他再没有作出任何决议，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
当国内在“文革”的浪潮中猛烈批判王明的时候，得到苏联支持的王明开始在国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攻击党和毛泽东，逐渐走上了与党完全对立的道路。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王明已是病魔缠身。但王明即使躺在床上也没有停笔。1971年，他相继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等文章。《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是王明抱病编写的最后一部作品，约20万字。全书主要围绕“文革”展开，否定毛泽东思想。“文革”确实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晚年所犯的一个错误思想，但是王明抱着一个目的，是借着批判“文革”，贬低搞臭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错误路线翻案。
起草法律
毛泽东对王明可谓仁至义尽，在中共七大上，亲自提议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终于，王明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选票倒数第一当选。这再一次说明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思想与气度：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新中国，决定让王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明并不是学法律的专才，但当年他在延安分管妇女工作，后来又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做过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
王明干妇女工作还是颇有一套的。中央十分重视妇女工作，专门成立了中国女子大学，创办了《中国妇女》杂志，这两件事全由王明办。毛泽东认为把妇女工作交给王明来抓，由他来领衔起草《婚姻法》的草案，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当然，王明上面还有法律科班出身的董必武挂帅，这《婚姻法》的工作交王明去具体操作，还是可以放心的。
王明是属于学院派的理论家，要办什么事，先得找理论依据，他要求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必须很快熟悉这一方面的马列论著；同时，与同志们一条一条地审理中共在战争年代制定过的有关婚姻的法规和条例。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前的20多年里，对婚姻问题向来重视，制定过一系列有关法规和条例。这些都成为王明起草新中国婚姻法的基础。同时，也借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法》。
据说，初稿是由王明口述的，秘书记录。那天，王明一口气述了17个小时，边述边改，17个小时一气呵成，形成了23000字的初稿，显示了王明的才气。在起草《婚姻法》的工作中，王明是特别“顺”，一是对工作非常投入，二是对中央领导言听计从，表现出很好的合作态度。
历经41稿，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了。
这部《婚姻法》，本应该成为王明进入新的政治生命的开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有一个明确的决议，要求王明对自己的错误有一个书面检查，但王明始终没有作出书面检查，他企图以起草《婚姻法》之“功”来抵消错误。但中央不允许，工作是工作，错误是错误，两者不可相抵。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求王明对自己的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毛泽东在一份指示中写道，“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根本就不想回应，一旦要他作检查，他就推说自己有病，要求去苏联治病。中央政治局很重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批准了王明的赴苏请求。谁知，王明竟一去不复返。
王明一到苏联就发泄，趁国内“文化大革命”爆发，便在苏联出版了《中共五十年》，对毛泽东大肆攻击，还出版了一本自命比毛泽东诗词还要高明得多的、收有30多首诗的《王明诗歌选》。
王明语录
1932年春，第一次淞沪抗战之际,，王明说: “今天中国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腐朽的中华民国的斗争”，“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国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全部政治生活的核心。(见《王明传》）
“农村工人一点没受过教育，蠢得很，什么也不懂，甚至比一般农民还要落后些”（《王明言论选辑》）
“中国共产党有以斯大林为领导的列宁主义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王明《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在许多地方的土匪渐与农民运动相接近，渐渐直接的帮助农民的斗争，这种事实尤其使共产党员不能不注意到他们对于土匪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应当钻进土匪队伍中去……可以组织他们作革命的争斗”（《武装暴动》的序言指示）
“只有苏维埃政府是唯一的廉洁政府，这种廉洁政府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时时刻刻的希望出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完全具备有现代国家的一切条件和成份，它完全有资格称作文明的人民共和国”（《王明言论选辑》）
“三民主义”是“白色恐怖的旗帜”（王明《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
历史评价
中共在1937年后对王明的评价一直采取否定态度，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王明基本上完全以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代表的反面教材面目出现。他被广泛认为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期间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中共的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具体表现为“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同时，他又被认为在1937年到1940年期间犯了对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片面强调“一切依靠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忽视了对群众的积极发动和中共的独立自主性。
博古
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推行过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后期翻译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对全党普及和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起了重要作用。另有书画家同名。博古一词在语言里有通晓古今的意思。
中文名： 博古
别名： 秦邦宪
出生地： 中国江苏无锡
出生日期：
逝世日期：
职业： 政治
毕业院校： 莫斯科中山大学，上海大学
政党： 中国共产党
重要事件： 西安事变
博古，本名秦邦宪，1907年生于浙江省杭州。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新闻事业卓越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秦邦宪（
博古和周恩来、叶剑英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因此，他们被中央派遣去南京参与国共合作的谈判，并取得成功。博古在新四军组建初期也有功劳。博古是中共长江局成员，参与领导了武汉会战期间的抗日宣传。博古回到延安后，领导创办了《解放日报》，这是中央机关报。
延安整风时期博古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其兼任的理论性职务和宣传阵地都被迫交出，也退出中共七大政治局。中共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和王明排名最后两位。
生平简历
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字则民，出生在江苏无锡。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1930年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1931年4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1931年9月-1935年1月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1936年任中共中央代表，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38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1941年后，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1925年入党前后即开始写作与从事编辑工作，1924年至1926年在家乡无锡编辑《无锡评论》。
1937年，秦邦宪任党中央代表，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即提出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蒋介石被迫同意。秦邦宪迅速安排他营救出狱的潘梓年、章汉夫等人负责，
1942年9月，中央决定《解放日报》同时又是西北局机关报以后，博古撰写社论《党与党报》，首次提出党报是“党的喉舌”。
1943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二十万大军拟进攻延安，在准备军事反击的同时，中央决定先进行宣传反击战，
在博古领导下，党的新闻出版大军学马列、勤读书、钻研业务的好风尚在他以身作则的带动下逐步形成。报社与新华社的干部，在建国后都在中央与省、市、区担任宣传与新闻战线的领导工作，穆青、吴冷西、李锐、郁文、赵守一、林默涵、刘祖春、缪海棱、王揖、杨永直、高扬文、周立波、陈学昭、白朗、黄操良、吴文焘、陈适五、陈企霞、冯牧等都是报社与新华社的编辑与记者，报社、新华社是延安出干部最多的机关之一。
博古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具体经历
博古少年时家境清贫。其父不得不将城中耆英里的祖遗老宅卖掉，租借族人秦琢如家宅（今崇宁路一百十二号）居住。秦宅宽敞，始建于清光绪末年。秦邦宪家租住的是其家宅第三进三间平屋，面积为
1926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先后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工作，编辑《劳动报》、《工人小报》。1931年1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4月改任青年团中央书记。9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组成，他是主要负责人。1933年初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5月增补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在担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期间，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在1933年9月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 剿”时，他和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作战指导下实行了一系列错误原则，致使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曾经发出“不让敌人侵占寸土”、“胜利或死亡”的口号。主张是学习苏联先占据城市，而不考虑中国基本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当时情况。）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被取消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10月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西安，协助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37年1月新华通讯社建立，被任命为第一任社长。不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前往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参加国共谈判。1938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后来长江局撤销，成立南方局，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1940年底返回延安，继续任新华通讯社社长。1941年创办《解放日报》，任社长，为党的新闻事业和解放区新闻机构的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延安整风期间和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自己过去的错误诚恳地作了自我检查。1945年6月，当选为七大中央委员。1946年2月作为中共代表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宪章审议小组的工作。同年
生前译有《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等等，为在全党范围内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作了重要贡献。
育有二子秦刚、秦铁和一女儿秦新华。
革命经历
1931年9月-1935年1月，秦邦宪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深受王明路线影响，负责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1933年初迁到瑞金，对中央苏区的影响更大。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的指挥，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博古在遵义会议后虽然失去了最高统帅地位，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较量的干将，在涉及中央红军内部利益时，他站在毛泽东一边。
博古和周恩来、叶剑英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因此，他们被中央派遣去南京参与国共合作的谈判，并取得成功。博古在新四军组建初期也有功劳。
博古是中共长江局成员，参与领导了武汉会战期间的抗日宣传。
博古回到延安后，领导创办了《解放日报》，这是中央机关报。
外界评价
但是，要真实而完整地说清楚博古的历史，还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对于革命所作的贡献，书刊与媒体介绍的甚少，如在中央苏区4次反“围剿”，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上前线打仗，又作了这4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这重大的史实在今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一书中才首次披露。
1941-1946年，博古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解放日报》社新华通讯社社长与中央出版局局长，统领驻扎在延安清凉山的新闻出版大军时，我在《解放日报》做副刊编辑，直接间接知道些博古的情况，这是很有限的，今后还要再继续寻找党的相关档案；采访在世的知情人；现在《联共党（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已出版12本，在13本以后的文件中就可以看到博古领导中国革命的档案记载，许多问题可以更清楚了。
担负总责
1931年，博古24岁时，在上海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这时党中央遭到破坏，在上海剩下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足半数。这时党中央决定，周恩来赴中央苏区，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量，在上海成立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6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总负责。
“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的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与项英4人未经中委选举，但五中全会政治局常委（有时也称书记）的名单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并有所增减的，手续不完备，但合法。
不当举措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的指挥，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这就是博古负总责的时期，这时期犯过路线错误。博古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检讨说：“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在1935年元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初步检讨，承认五次反“围剿”失败，撤出中央苏区，不能不开始长征。服从多数而错失其间，1933年冬福建省发生了抗日反蒋的事变，博古不赞成与福建合作，导致十九路军被镇压，第五次反围剿错失良机，他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正确决策
博古负总责时犯过路线错误，但在任用干部上做过好事，在1934年12月以前，中央秘书长是由邓颖超担任的，她患肺结核辞职，12月18日后，改由邓小平接任，邓小平以此职务参加了遵义会议，1935年夏邓小平到部队，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改由刘英接任，这是许多相关的人都证实了的。其实，博古参加四次反“围剿”已经体会到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他在总结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说：“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见《红色中华》第99期，
遵义时期
遵义会议，作出以下决定：
1．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2．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
3．常委再进行分工；
4．取消博古、李德与周恩来的军事领导3人小组，由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政委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
18日，博古召集常委研究分工，确定周恩来指挥军事，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助手，张闻天负责宣传，博古负责组织。作为党中央的书记博古又让出许多权力。现在一般书籍上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与军内的领导地位，是仅指思想上说的，是阶段性的说法，没有组织决定。
遵义会议后，长征队伍路经打鼓新场时，成立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组成的3人军事指挥团，这个3人团代替了以前的3人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开始正式成为党的军事负责人。
遵义会议后，约半个月，博古在行军中沉默寡言，减食少睡。《遵义会议文献》中，“关于洛甫（作者注：即张闻天）代替博古职务”的记载“是
此具体情况是
谈话最后周恩来将洛甫起草的，毛泽东、洛甫、周恩来与王稼祥都看过的《遵义会议决议》交给博古。博古说我看完就还给你，你叫潘汉年到我处来一下。
潘汉年精明能干，记忆力特强，读物过目不忘，能背诵电报密码，是王明赴莫斯科以前与博古约定的联络员。博古向潘汉年谈遵义会议的经过和与周恩来谈话的经过。博古又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交不出去。我们商量好，让你与陈云两个人去莫斯科报告，你俩分开走，不管谁先到，报告以你为主，陈云补充。
抗战时期
牺牲经过
1946年，秦邦宪等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担任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王若飞、秦邦宪等于
个人作品
生前译有《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等等，为在全党范围内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作了重要贡献。
大事年表
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在上海编辑《劳工报》；
1934年被选为中共总书记；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作了深刻检查，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3月作为中共代表之一，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人物故居
博古故居位于无锡市中心崇宁路上，原为无锡地方名流、秦邦宪族叔秦琢如的家宅“既翕堂”，建于清光绪末年。故居占地面积
在秦邦宪故居修复开放的同日，《秦邦宪生平事迹陈列》展和观众见面。展览共分“勤奋读书立志报国”、“探求真理投身革命”、“临危受命历尽艰难”、“统战工作呕心沥血”、“新闻事业辉煌新篇”、“鞠躬尽瘁名垂千古”6个部分，展出亲属等捐献的秦邦宪生前使用过的辞典、书籍、皮箱、毛毯以及秦邦宪编译的书籍原版等一批珍贵文物和历史照片200余件。开放后的秦邦宪故居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纪念地，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名人名居参观地，对市民和游客免费开放。记者在现场看到，蜂拥而至的市民把故居展览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为故乡曾出现过这样的优秀儿女而自豪。
张闻天
张闻天（1900－1976），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市）人，原名应皋（也作荫皋），曾化名洛甫，字闻天；张闻天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并出席遵义会议，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1959年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迫害，于
中文名： 张闻天
别名： 应皋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江苏省南汇（今属上海市）
出生日期：
逝世日期：
职业：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毕业院校： 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信仰： 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领导人
代表作品： 《张闻天选集》
张闻天（1900.08.30. - 1976.07.01），原名“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张闻天曾在短期内当过党的总负责人（亦称总书记），遵义会议后三年多存在着“洛（张闻天当时笔名为洛甫）毛合作”的领导体制；不过这位被誉为“
张闻天同志是江苏省南汇县人，祖籍江苏无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途中出席遵义会议，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及外交部副部长等职，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并被撤销所担任的职务；“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酷迫害，
张闻天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在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半个多世纪中，始终奋斗不息，把整个生命献给了这一壮丽的事业；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坚持真理的优秀品德赢得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尊敬和思念。
人物生平
少年时期，他先后在族侗私塾、康家宅小学和汇南小学读书。1914年，张闻天考入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1916年，进入浦东中学，1917年，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攻读，受《新青年》影响倾向革命。
五四运动爆发后，投身于学生运动，并开始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评介外国文学名著，后在南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1920年至1923年，先后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和工作。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
1931年2月回到上海，不久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夏，共产国际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他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
1933年初，随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遵义会议前夕，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遵义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为会议的成功召开作出了贡献。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负总责；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5月，兼任延安马列学院院长。
1942年，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作了一年多的农村调查。曾长期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作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
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工作，1946年春任合江省(今在黑龙江省内)省委书记；1948年春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并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次年调任辽东省(今在辽宁省和吉林省内)省委书记，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到外交战线工作。1951年4月出任驻苏联大使。1954年底回国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还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因为支持彭德怀的正确意见，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彭、张、黄、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此后离开外交部门，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持原则，坚决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进行斗争，并遭到迫害。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张闻天等所作的错误结论；
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悼词赞颂“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并庄严宣布：“现在，党中央为张闻天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张闻天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统统推倒。”悼词号召向张闻天同志学习：“学习他服从真理，诚恳修正错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在举行追悼会的当天，《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张闻天在肇庆写成、又在无锡精心修改的文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
人物轶事
“
张闻天发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
1928年9月，张闻天由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选送，进入
张闻天等入学在旅莫中国学生中反响很大。大家都戏称张、王、沈、郭为“四大教授”。
就在张闻天进
张闻天进入
调查研究
三次“让贤”
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戴着眼睛，不苟言笑，常在沉思问题，从外表看完全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自己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
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表示团结，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劝止。1938年秋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
他一向敬重毛泽东，却又从不盲目，有独立见解并愿意不断探索。脱离负责岗位后，他自感缺少实际经验，于是去搞农村调查，随后提出一个将来如何使农民富裕的生产方式设想。当时的环境使这一设想不能实现，不过几十年后再看这一见解，人们却不能不佩服张闻天的远见。
西安事变
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第一，事变爆发第二天，张闻天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发表了“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这一独到见解，同时指出了“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根本方向。
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短期的曲折变化过程，前后变化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问题。
事变爆发之初，在
这次发现的张闻天一份最为可贵的发言纪录稿，就是他在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开始就对事变的性质及前途作出这样的分析：“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张闻天在这里用“揭破妥协派”这个表述，就是指明这个行动是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妥协派在抗日问题上妥协动摇的一次揭露和打击，这不但准确地概括了事变发动者的本意，而且由此推测到事变积极意义方面可能发展的前途。这个推测的正确性已经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要“慎重考虑”，要“把抗日为最高旗帜”，要“依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他在发言的最后提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具有总纲性的结语，实际为我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指出了根本的方向。
在张闻天发言之后不久，会议作出了结论。结论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张闻天的意见，但是接受了张闻天、周恩来还有博古等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意见，确定了“除蒋”条件不争取南京政府的初步方针，这个方针虽然是不成熟的，但却为不久形成的最终决策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第二，在党中央确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19日政治局扩大会上，张闻天围绕“不再恢复反蒋”这一关键，对决策的正确性及其策略思想作了鲜明、系统的阐述；并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张闻天在这次会上的发言是为全面阐述决策的思想和精神而作的。发言共分七点，对事变发展的前途、党对事变的根本立场、和平调解方针的策略思想，以及党对失败前途的准备等，均一一作了论证的说明。
这篇发言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问题作了鲜明、透彻的说明。发言明确指出：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理由是：“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鉴于党内在事变爆发后已经有过在这个问题上的徘徊，发言批评了“审蒋”这一类的错误口号，发言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时刻，张闻天对此关键问题作出如此鲜明的表示，对于统一党内的思想和步伐是十分必要的。发言也正是在对这个问题阐述的基础上将和平解决事变的总方针作了明确的概括：“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
第三，在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出现新的复杂形势面前，张闻天揭破蒋所玩弄手法的实质，教育党内仍从实现和平的全局上正确处理西北局势，并在紧急时刻亲赴西安同周恩来现场商定大计。
蒋介石在作出接受抗日等六项诺言之后获释，使得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一步，然而由于蒋回南京不久就扣留了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使得人们刚看到和平希望的局势陷入了又一次危机之中。当张学良被扣消息传到西北的时刻，广大群众无不为蒋介石背信弃义的行径而感到义愤，西安方面主张武力解决的舆论顿时上升，党内也有的同志对于是否还要争取蒋介石发生了动摇。紧迫而复杂的局势要求我党表示明确的态度并能作出正确的对策。就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
他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作了这样的分析：“南京要进行大的内战目前在舆论上是很难动员的，他（指蒋介石——引者）主要还是一方面以武力来威胁，一面来分化西北。”并且指明：“蒋的态度仍是在动摇中，我们的方针还是要争取他。”发言建议西安方面发表通电，呼吁“反对内战”，“要求放张学良回来”。同时提出“西安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团结内部，站在防御的动员更为有利，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发言最后要人们看到：“要蒋脱离右派转向抗日，是要经过很多的困难的，主要要依靠斗争与活动。”
文献还向人们提供了一件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这就是在张学良被扣后西北局势发展到最紧张的时刻，也就是东北军著名爱国将领王以哲被害的前夕，张闻天亲赴西安，同在那里的周恩来现场商定大计。张闻天是
张闻天在总结西安事变这段曲折历史时，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要求我们有确定的方针，而不为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与动摇。”
传奇爱情
1929年，刘英在苏联学习，就见到过有“
原来，对于刚进入苏区的领导干部，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费用，用于置办生活必需品，一般都可以余下一些，就要拿出来请客吃饭了，算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天傍晚，刘英带上钱就到张闻天那里去了，约上张闻天、博古、潘汉年，再加上少共中央的年轻干部，走了10来里路到县城吃了一顿熬豆腐、红烧肉之类的饭菜。从那时起，张闻天和刘英渐渐熟悉了。刘英的感觉是，那时的张闻天就对自己有了好感。他有时会到中共中央来坐一坐，活泼的刘英会向他请教些问题。有时候，刘英带着部下胡耀邦等人到张闻天那里“打土豪”，看看他那里有没有一点好吃的东西。碰巧了，真会在他那里发现像巧克力那样的好东西。张闻天喜欢打乒乓球，有时主动招呼刘英挥拍打上一盘。这时候，刘英觉得张闻天是一位可敬的领导。相比起来，刘英和毛泽东就熟悉多了。其中一个原因是，
有一天傍晚，她走上楼，看到张闻天坐在床边写东西。赣南的蚊子很多，张闻天好像没有感觉似的。刘英奇怪地问：“你怎么不挂蚊帐”一边说，一边帮他把蚊帐放下了。张闻天回答：“我没有老婆嘛。”刘英马上顶了他一句：“放帐子还要老婆？”话虽这么说，刘英的心里却是一跳。此后不久就开始长征了。刘英编入由机关、后勤等人员组成的“红章纵队”，跟随司令员李维汉行军。
离开苏区后，张闻天、王稼祥和毛泽东组成小小的“三人团”，一路走一路谈。经历了严酷战争实践的陶冶，又有毛泽东的引导，张闻天和他过去在中央工作中犯过的“左”倾错误一步步地决裂了。他和王稼祥、毛泽东决心纠正李德、博古错误的领导，将红军引向正确的方向。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在会议上作了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反报告”，随后为中央政治局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并获得通过。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红军。
刘英和张闻天的美满婚姻是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一手促成的。
就在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已经有了意思，开始逗刘英。有一回刘英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突然对她说：“你那个秘密跟我讲一讲，你喜欢哪一个呀”
刘英说：“哪个也不喜欢。”毛泽东马上追问：“那你已经有人了”刘英连声说没有。毛泽东马上接过话题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刘英对毛泽东说：“我不要结婚，我怕生孩子。你看贺子珍，怀孕了还在行军，生孩子也放在老乡家里，这个样子怎么行呢？”
毛泽东笑道，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嘛。他扭头念起前些日子行军时写给张闻天的打油诗：“洛甫洛甫真英豪，不会骑马会摔跤……”刘英听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毕竟有些难为情，赶紧走了。该轮到张闻天自己向刘英射出丘比特之箭了。
不久，红军二占遵义，红军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那天，有了片刻闲暇，刘英和邓小平、陆定一一起逛街，迎面遇到了张闻天。张闻天说：“刘英，到我那里去聊聊，好吗”刘英以为毛泽东也和他住在一起，说，好呀，跟着就去了。
张闻天住的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平房，相当宽敞。到了那里，张闻天才以实相告，毛泽东到前方去了。说了几句，不知怎么地，从来口齿伶俐的刘英话少了。早春季节，天气还相当阴冷，屋子里有一盆碳火，温文尔雅的张闻天动手在碳火上煮醪糟给刘英吃。
“吃着吃着，我已经觉得张闻天有话要对我说。他一向说话比较随便，这时候却变得羞羞答答了。等啊等啊，他终于鼓起勇气，仍然是婉转地说：刘英，我们都已经比较了解了，希望我们不仅仅是做一般的同志，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进一步呀”
“我一听就明白了。但是我当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我对闻天向来怀有敬爱的感情，但是从来没有往“恋爱”上想。因为从'敬爱’到'恋爱’，中间还有一大段距离呢。何况长征开始，每天行军累得要死，有时候累得连绑腿也不松，倒下来就睡，连'恋爱”也没有工夫去想了。”
当时刘英挺生硬地对张闻天说：“不行，我早有打算，5年不结婚。”话题扭开了，张闻天还是凝神地看着刘英。刘英感觉异样，心头跳动不已，有些不能把握，又说了几句话，即匆匆离去。她的内心已被张闻天卷起了汹涌的波涛，再也不能平静。
她一桩桩地回忆起与张闻天的交往，打球、吃饭、治箔…当时一丁点儿也不曾在意的事情，一下子历历在目。她猛然觉得，张闻天可亲可爱。毫无疑问，她的心，被张闻天的爱情之箭准确地射中了，过去的那个“敬爱”之舵被拨向了“恋爱”。可是她又在内心告诉自己：“现在恋爱和结婚，还远不是时候。要不然，婚后怀孕生孩子，怎么行军呢”
心头百转，越是矛盾，张闻天的形象越是在心头挥之不去。用她自己的说法是：“从此以后，我们的关系被捅破了。”很快，
红军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给刘英写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接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刘英一惊，骑马来到总政治部，对李富春说，邓小平同志多能干呀，我是做群众工作的，我干不了邓小平的事情。李富春打趣说：“刘英现在怎么谦虚起来了。”他还说：“不要紧，那里自然有人会帮助你嘛。”原来李富春话里有话。刘英转身去找毛泽东。毛泽东问：“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刘英说：“是李富春呀。”毛泽东摇摇头，说：“是我提议你来的。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刘英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在一边的王稼祥也说：“刘英，你干得了。”正说着，张闻天回来了，一听是这么回事，他说：“刘英，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作个记录。”张闻天一言九鼎，这件事就定了。刘英从此来到张闻天的身边，抬头不见低头见，再也没有离开过他。刘英到中央队以后，她的警卫员也上了前线。张闻天从自己的警卫员中调了一个给刘英。
这下子，行军中的毛泽东就有打趣的事可做了。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对张闻天和刘英说两句打趣的话。不久后有一天宿营，安排房子的管理员把陈云住的屋子安排在张闻天和刘英的屋子之间。陈云还没有意识到什么，毛泽东就发言了，对管理员说，你怎么让陈云同志当大灯泡呀意思是监视自己的两边。
陈云马上回过味来，连声说，这个不行，我可不当这个灯泡，他马上退出了屋子。张闻天一遇到这种事就不善于言谈，只是笑。
长征播下了爱情种子，它的生命力自然比平常岁月的爱情要丰满和扎实得多。待到红军来到陕北，于当年11月10日进驻瓦窑堡，有了稳固的后方，这颗种子就成熟了。张闻天对刘英说，这下子有了家，“可以了吧。”
那还说什么呀，张闻天分得了一孔窑洞，刘英就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对于自己在陕北的第一个家，刘英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她回忆说，她和张闻天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情投意合，环境许可，两个行李合在一起就是了。倒是毛主席随后赶来瓦窑堡，来到窑洞里闹了一闹，算是补上了“闹新房”的一课。
那天，毛泽东指挥直罗镇战役已经大获全胜，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他兴致很高，兴冲冲闯进了张闻天和刘英的窑洞，大声对刘英说：“刘英，你结婚不请客我可不承认呀。”接下来，毛泽东信口念出一段打油诗：“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当今洛甫作皇帝，又爱江山又爱美人。”
庐山会议
在建党初期马列翻译著作不多的情况下，张闻天成为党内为数极少的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建国后虽然转入外交领域，但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始终非常重视，在调查研究中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出悲剧。
张闻天是在
张闻天义无反顾地讲了整整一个下午。这确实是一篇剖析1958年“大跃进”错误的深刻发言，其理论高度，当时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亲历过那个难忘场面的李锐说：张闻天“有经济理论的修养，因而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站得高，看得远。”张闻天特别分析了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他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对于自己的发言，张闻天充满了自信。他没有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
会后，他曾来到“美庐”院外，请求召见，但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但不久之后，张闻天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信写得很挖苦，全文如下：“怎么搞的？你陷于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是安的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了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了。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得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儿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璧合，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笔，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在全信500多个字中，有两句话对张闻天可能是致命的，一句是说张闻天发言中的那些材料“尽是假的”，另一句是指出张闻天“旧病复发”。在那个时代，毛泽东的话如同圣旨，一旦出口，即成定论。
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张闻天，而且再一次提到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路线问题。他说：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那场斗争，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就出来了。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张闻天却没有感受到一丝“热情”，接踵而来的，是外事系统火力更凶猛的批判斗争。一盆盆污水随意泼到张闻天身上，嘲弄挖苦，恐吓辱骂，主题完全离开了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翻历史的老账，追查根本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张闻天对此非常伤心。他对妻子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刘英从没有见过丈夫流过眼泪，这时他却止不住地淌眼泪。在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下，已是花甲之年的张闻天血压猛增，前列腺肥大症加剧了，尿中毒威胁着生命，他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被送进了医院。
晚上散步，来看他的秘书何方也为他庐山发言惹祸惋惜，张闻天说：“不上山也可能不发这个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见就要讲，则是必然性。”他还引用韩愈的话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
所以，这时的张闻天还是有所期待的。他在下山之前，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立即批示：“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还表示：“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庐山会议决议中也说，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
但事实上，春天并没有到来，下山以后接踵而至的却是一场暴风雪——外交部召开全国性会议，集中批判斗争张闻天。
在会场上，他的眼泪只能往肚里流；回到家里，同亲人默默相对，就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哽咽着对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自从长征途中他们结婚以来，刘英还是第一次见到丈夫落泪。 花甲之年的张闻天经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先是血压猛增，晕眩，心悸，还得硬撑着去接受批判。接着尿毒症威胁着他的生命，被送到医院抢救——外交部对张闻天的批判这时才转入“专案审查”。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许多同志受到株连，张闻天的秘书以及被认为与他关系密切的干部，都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夫人刘英也因无从揭发“里通外国”而被定为“严重右倾”，不仅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还要以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开除她的党籍。
刘英不服，就上书毛泽东申辩。在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陈毅的保护下，这才作罢，但刘英从此离开了外交部，被贬到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
他们惟一的儿子张虹生，也在就读的北京师范学院被戴上“右倾”的帽子，定性为“坏学生”，被退学送往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劳动。
凄惨晚年
用张闻天自己的话说，庐山会议后，他“过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直接领导并听候党的长期考察的孤独生活。”
“文革”风暴的到来使得张闻天不再“孤独”，并立即被卷入喧嚣之中；
造反派又把他弄去陪斗彭德怀，“每次看到他怀揣月票手提书包挤汽车去接受批斗，我一天的提心吊胆便开始了，担心他在扑面的风沙或当头的烈日下昏倒，在途中被如潮的人群挤坏，更担心被人揪斗致死。黄昏降临，我便倚门而望，眼巴巴地等待亲人归来……”刘英凄惨地回忆起丈夫被折磨的日子。
张闻天一边接受批斗，一边接受中直机关和来自全国的提审和外调，仅10个月就有219起。在调查中，张闻天忍受住辱骂、恫吓、拳打脚踢，坚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提供材料，显示了他坚定、正直的人格。康生让张闻天证明，企图通过“六十一人案”打倒一批老干部，可是张闻天提供的材料恰恰相反：“61人出狱是经我签字同意的，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知道的”。尽管如此，在印发的中央文件里还是用了“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变的决定”等严厉字眼，并下令北京卫戍区分别将张闻天夫妇武装“监护”了523天，直到
三天后，在专案组的“护送”下，张闻天夫妇带着10岁的养女小倩匆匆离京南下，来到广东省肇庆军分区大院，一个半山坡的平房里。在这里，张闻天的名字被停止使用，他化名“张普”，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每月要向军分区保卫科书面汇报思想和言行。他常常到旁边的西江大堤散步，面对滚滚东去的江水出神。
“9?13”林彪自我爆炸，使71岁的张闻天看到了希望，认为“文革”的形势和自己的命运将有所改变，应该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地写出来，他对刘英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在哪次会上谈谈。”从
江苏省委当夜急电中共中央，请示丧事安排问题；
江苏省委一再催询，迟迟没有答复，直到
冤案昭雪
张闻天逝世后不到一百天，党和人民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张闻天等所作的错误结论。
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悼词赞颂“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庄严宣布：“现在，党中央为张闻天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张闻天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统统推倒。”悼词号召向张闻天同志学习：“学习他服从真理，诚恳修正错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在举行追悼会的当天，《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张闻天在肇庆写成、又在无锡精心修改的文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
在张闻天90诞辰时，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上海、南京、遵义、佳木斯、无锡等地也以多种形式纪念他。 国家主席杨尚昆发表纪念文章，称张闻天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致函刘英同志说：“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不朽历史贡献。他对共产主义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他的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学问家的谨严风范，他为人民利益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崇高品德，他深入实际、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人物评价
一个儒雅谦逊的人，一个稳重厚道的人，在事关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明知前方阴云密布，骤雨狂风，他总是站在真理这一边。
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和毛泽东等一起，取得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入华北，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他和毛泽东等一起，领导党和红军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岗位上恪尽了职守，立下了这两大功勋，从而确立了他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人物之一的地位。
张闻天早年投身革命，是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青年时代参加五四运动，经受了先进思想的洗礼，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五卅”运动的革命风暴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地献给了党和人民。三十年代初，张闻天在走上中央领导岗位时尽管执行过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但是在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特别是在长征中，他深刻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认识到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毅然与“左”倾错误决裂。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受委托起草了会议决议，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实现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历史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闻天在我们党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长征途中和到达陕北后，他积极参加了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进行的斗争，坚决维护党的统一。长征胜利后，他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1935年12月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他主持会议并起草了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和会后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协助毛泽东、周恩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中国革命和抗日斗争的新局面，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张闻天在理论宣传、干部教育等工作中成绩卓著。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他主要负责宣传、干部教育和理论研究等工作。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抗战必胜的前途，鼓舞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斗志，批判党内存在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培养干部成为党的一项紧迫任务。他指出：“要重新教育干部，培养干部，使他们懂得新的政策，适合于新的要求。”在他的主持下，大批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的军队干部、从事过白区工作的地下党员、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学生，进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等院校接受培训和学习。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张闻天以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解剖自己，又以“补课”的精神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加深了对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情况的认识。解放战争时期，他到东北工作，在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土地改革等一系列重要工作上均有突出建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五十年代初，张闻天到外交部门工作。他注重调查研究，勤于分析问题。他关于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和平国际环境，驻外使馆要以各国政府为主要工作对象，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必须坚持勤俭办外交等主张，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十分关心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庐山会议上，他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批评了当时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克服主观主义、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为此，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继续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写下了许多读书笔记和研究文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磨难，但丹心依旧，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保护同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革命正气。在最后的岁月里，他抱病写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等文稿，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展社会生产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确道路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
张闻天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高度的党性原则和敏锐的政治眼光，他一生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我们缅怀张闻天同志，要学习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坚定信念，不论环境多么恶劣，道路多么崎岖，都一往无前，矢志不移。学习他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崇高品德，当实践证明自己犯了错误的时候，勇于改正错误，同时也敢于坚持正确意见。学习他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的精神，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学习他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觉当好人民的公仆。
张闻天故居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机场镇邓三村九村
张闻天故居是一座具有江南民居特色的民宅，一面正屋，两边厢房，砖木结构，坐北朝南。屋脊上有古代官吏形象的雕刻，显示房屋主人有较高的地位。正屋有五间，两侧厢房各两间，在西厢房外侧有杂用房四间，共十三间。
这十三间分三次建成，先建正屋，后建厢房，再建杂房。故居中间是青砖铺地的天井，前面有木结构门亭，古称秀才亭，亭上有陈云同志题写的匾额，亭前有两块用绿篱笆围的菜地；屋后原为水流潺潺作响的宅河沟，沟边有翠竹、绿树，放有水车等农具。随着岁月变迁，宅河沟逐渐形成砚台状的小和沟，现称砚台沟。沟边是张闻天少年时代经常与小伙伴读书、玩耍的地方。正屋中间是客堂称孝友堂，是张氏族邀请至亲好友聚会议事之处。右侧是卧室，陈列着衫木大床、印花夏布蚊帐以及梳妆台、脚箱、开门厨等家具。这儿是张闻天出生和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书房里陈列有小木床、书桌、书架和笔墨纸砚等文具用品，这儿是张闻天少年时期读书的地方。故居建筑面积共
张闻天是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他的光辉一生，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庐山罢官、文革被禁，自始至终胸怀坦荡，公而忘私，忠于革命。他一生俭朴不为名利，他的儿子张虹生，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几十年一直默默无闻；临终时张闻天把历年来积蓄的四万元全部交了党费，没有给子女留下分文。
1979年，在张闻天含冤去世三年后，党中央为张闻天隆重举行了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央作的悼词中对张闻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作出了充分肯定。
1985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拨专款对张闻天故居进行了修缮，张闻天故居现被列为上海市旅游局推荐观光点。
毛泽东
毛泽东，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1893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1976年逝世于北京。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是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中文名： 毛泽东
别名： 石三伢子、二十八画生 等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
出生日期：
逝世日期：
毕业院校：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信仰： 马列主义
主要成就： 领导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代表作品： 《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沁园春?雪》等
毛泽东，湖南湘潭人。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
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1936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同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1942年2月，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5月，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运动，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1945年4～6月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9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挫折。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1957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5月，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7月，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初，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7月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5月，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人物评价
在对外政策方面，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毛泽东虽然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中国共产党在他逝世5年以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大事年表
1893－1910年
1902年－1909年
在家乡韶山六所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
1910年
秋，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此期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1－1920年
1911年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期间，读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受其影响，撰文表示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
10月，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列兵。半年后退出。
1913年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
1914年 秋，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在校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陈独秀、胡适。
6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8月，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
5月，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0年5、6月间，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同他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等问题。
8月初，同易礼容等在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
8月至9月，参加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
11月，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921－1930年
8月，回长沙，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
9月至12月，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1923年4月，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
6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
1924年1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2月，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
12月，回湖南养病。
1925年2月，回到韶山，一面养病，一面开展农民运动。
9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1926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3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
5月至9月，主办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
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到武汉，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2月，在长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9月，秋收起义受挫后，率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10月，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1月，遭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错误指责，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1928年4月，率部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会师。
5月，担任两支部队合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
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0月，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决议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2月，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
1929年1月，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至1930年春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4月，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
6月，出席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等问题的正确意见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他人担任。会后，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7月，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
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起草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1930年1月，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阐述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5月，在江西寻乌作调查；同时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敌委员会书记。
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1940年
4月至5月，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
7月至9月，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
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1932年1月，到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
3月，红军攻打赣州失利后，停止休养，赶赴前线指挥。
6月，同朱德指挥红一、红五军团从闽西回师赣南。
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会后，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前往福建长汀养病。
1933年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2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 “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根据地的影响，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8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10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11月，先后在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写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1月底，湘江之战中红军遭受惨重损失。30日，随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渡过湘江。
3月，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3月至5月，同周恩来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6月，率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合。不久，即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斗争。
12月，出席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2月至5月，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
3月，向南京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五点意见。
7月至10月，在陕北保安多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12月中旬，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
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3月，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
4月至7月，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节后来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重申和坚持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
1938年春，作出八路军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
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4月下旬，写《五四运动》一文。
7月至8月，多次作报告，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呼吁继续团结抗战。
同月，与人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2月至次年3月，领导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
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指出：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好转。
11月，起草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佳电》），明确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理指责。
12月，同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谈话，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
1941－1950年
1941年1月上旬，皖南事变发生。
秋冬，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集。
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结论。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论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召开的会议，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会上多次发言并作小结。
12月，为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题词“实事求是”。
6月至8月，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国共关系等问题。
11月，和周恩来等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多次会谈国共关系，并达成五条协定草案。这个协定草案被蒋介石拒绝。
7月，同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人就国共关系进行会谈。谈到通过民主“新路”，跳出政党、团体兴亡“周期律”问题。
1946年4月，撰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3月至8月，领导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0月，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1月，将1933年起草的《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重新印发给全党，以指导解放区土改运动正确发展。
9月至次年1月，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在长江以北。
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关于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
12月至翌年初，对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具体部署。
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10月以后，发动和领导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1－1960年
1951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
9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
12月，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年1月，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
9月，开始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4年1月，开始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并作结论，号召干部要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成为这方面的内行。
9月至12月，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4篇按语。
2月至3月，先后听取34个中央工作部门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4月初，审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2月，审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1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席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期间，提出15年内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要赶超英国。
1958年1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南宁会议，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会上批评“反冒进”。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提高。
7月至8月，亲自部署炮击金门。
4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继任的决议。
1960年3月，在广州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九月出版发行。
1961－1970年
7月至9月，在北戴河、北京先后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点。
5月，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作为指导农村“四清”的纲领性文件。
12月，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
5月，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两个拳头（农业、国防）一个屁股（基础工业）的思想；还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
6月，再次对文艺工作作批示，文艺界进而扩大到意识形态其他领域，错误地开展了过火的政治批判。
11月初，批准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3月底，错误地指责由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1967年1月，对上海“一月革命”表示支持。此后夺权之风遍及全国。
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
8月底，批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1968年1月，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1971－1976年
1971年8月至9月，在南方巡视期间，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多次谈话，揭露林彪的阴谋。途中机警地几次变更行动计划，于
1973年3月，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2月，提出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还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
2月，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开始领导对铁路、教育等方面的调整整顿工作。
11月下旬，审阅批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错误地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3月下旬至
主要作品
《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的主要著作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流传的版本均未经毛泽东本人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了《毛泽东选集》。在毛泽东生前出版的4卷，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共158篇，按年月次序编排，每篇都经过毛泽东本人校阅。
《毛泽东文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起陆续出版。《毛泽东文集》编入《毛泽东选集》以外的毛泽东重要文稿。起自1921年，迄至1976年，按精选原则和时间顺序编为8卷本。
《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创作的旧体诗词作品。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共43首，其中诗14首，词29首。后来，在与毛泽东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中，又披露了毛泽东另外一些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