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的元素水平居中:公权力何以如此被滥用？

公权力何以如此被滥用？

      袁东

为什么公共权力领域一而再地发生明显不合理甚至违法的现象，很多时候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至于哪些领域哪些现象，大家自然会想起眼前飘过的那些由电视图像或文字所传达的一幕幕实事，根本不用我再一一列举。

是因为市场经济？

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一种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通过等价交换，来满足消费和促进生产的经济活动方式，那么，它所要求的公权力就不能破坏私人所有权、等价交换，不能妨碍消费和生产。否则，就不可能存在市场经济，更不用说其发展了。由此完全可以说，凡是与上述要求相违背的公权力设置及其行使，都是有违市场经济内在“合法原则”的“非法行为”。

诚如熊彼特在上个世纪30年就已充分论述过的，市场经济是如此具有开创性，以至于它永远都在向灰色的法律区域挺进，各类商业丑闻频繁发生，因而要求对法律、可靠的执行机制反复进行调整，并时刻保持警惕。[1]利益的贪求，使得市场经济具有针对自身原则的这种内生性消解和破坏。这已被历史所证实。正因如此，才需要公权力的界入，通过复杂法律框架实施公共监管。问题是，也正是这一点，往往又进一步阻碍甚至摧毁着市场原则，尤其是对私人所有权和等价交换的肆意破坏。太多的症结是由公权力界入引起的。这又形成了一个悖论。

公权力的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机制来解决。在哪些方面设置公权力，如何设置，如何执行，又如何监督其按预定程序和范围执行，如何评价其效果，如何防止公权力越界，尤其是如何防止将公权力小集团化和私人化，等等，都是政治议题和事务。这正是相比于其他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更需要政治，对政治有着更高要求的原因所在。因为此时的政治，已然与经济运行机制相对分离，其运行界限、程序、力度、效果都有着特定要求，也有着可衡量的公开尺度。如何把握政治与市场的关系，考验着人类智慧。

对此，民主化永远是市场经济对政治原则的最根本要求，这是由市场经济的分散性、广泛性、等价性和永无止境的创新性所决定的。实际上，市场经济的确可以促进民主化代表性政府的产生，使公权力在应有的范围内设置和行使。然而，这不并具有必然性。最有力的例子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意大利，尽管他们都有市场经济的外在形式，但私人权力几乎完全被极权政府所吞没。[2]由此所造成的灾难，永远留在了人类的历史记忆中。

这已表明，市场经济可以造成公权力的滥用，以及被极少数人所专断，不能避免极权主义。某种程度上，市场的强大利益倾向和实在，更容易引诱公权力被出卖，助长公权和不正当金钱利益的勾结合流，形成人们已经熟悉的“权贵资本主义”。

然而，那些高度集中的非市场经济体制，显然是一种政治机制与经济机制不分的极权体制，公权力完全被小集团化和私人化（世袭的家族化是其典型体现），各类压制和盘剥伴随着不公开不透明的信息封锁遍布整个社会的角角落落。这种体制从头至尾都是一种没有私人产权和等价交换的极权主义专制。相比之下，市场机制尽管也会产生专断和集权，但市场的永动，以及伴随不断创新所带来的分散化内在倾向，会生成针对公权力被专断的冲击力量，迫使政治机制和市场机制往往在紧张对峙中寻求一种相互妥协，约束公权力掌控者的肆意妄为，从而使公权力机制不断做出调整，满足社会公正公平原则的大体要求。

如果说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是不平等地分享上帝的恩赐，人类有史以来的非市场经济的固有美德则是共享苦难。尽管市场经济并不必然促成民主化的代表性政府，但它决不是公共权力被专断和滥用的根本原因，反而相比其他经济机制，它最有利于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那么，针对中国目前的公权力问题，症结出在什么方面呢？首先是政治，其次是经济。

如果走市场经济道路是中国坚定不移的经济体制改革导向，则这条道路决不单纯是一条经济道路。如若没有应有的政治机制，不可能使我们真正走向健康的市场经济。所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机制建设，如果不能维护私人产权和等价交换原则，并能满足消费和促进生产，就都是扰乱甚至阻碍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都会产生公权力被滥用问题。遗憾的是，中国目前正处于这种状态之中。

当前行政司法等公权部门随便发文件，条文被随便解释，随意处置私人和企业财产，垄断型国有企业随意假借行政权力行事，公权力掌控者的思维和行为有时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在民主化市场经济体中是难以见到的，即使偶有所现，也没有中国目前这样普遍。何以如此？恐怕最大的原因在于公权力设置与执行是在一种非民主化的渠道中进行的，对权力掌控者没有了约束和监督，社会底线被一再穿透。在最需要“讲政治”的时候和地方，恰恰最不讲政治，因为在那些时候和地方，现实是没有了公开透明的辩论和公众参与，有的只是金钱利益的输送以及权力地位的维持与升迁，也就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去强调“市场”，当然得到的是一个被肆意歪曲了的市场。而在最需要讲“市场”的时候和地方，却一再要求“讲政治”，结果是投资的过度、对外贸易的严重失衡、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国家利益的损失、民众消费的被压抑，等等。

这种非民主化渠道之所以越来越畅通，其根本就在于自上而下的权力授予理念和体制不但没有被打破，反而被一再被固化。仅就这一点而言，同几千年来“君权神授，官权君授”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并没有被真正消解和重建。然而我们非常清楚，这种理念与权力结构恰恰是阻碍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最基础性因素。与此相适应的是，是对“个人主义”的恐慌和排斥，是对责任先行观念的强调和灌输，是对“牺牲”的几近狂热倡导，当然就是对个人权利的淡漠和忽视。如此环境，怎么会有对私人产权和等价交换原则的真正尊重与建立呢？

市场机制的经济学理论和历史实践明白无误地显示，市场经济是融合了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民主化政治协调机制、社会自我治理机制后的一整套经济政治社会运行机制，缺少任何一个，都不可能是真正有效的市场经济。这套机制的组建和融合，是由自下而上、自个人到集合体的路径原则所指导的。没有了这一原则的指导和串联，就会产生集合体凌驾于个人之上，公权凌驾于私权之上，所有的社会监督机制也都是虚设的了，公权力被滥用，个人和私权被肆意侵犯，也就在所难免。几千年来的中国，所习惯了的恰恰是对这一原则的忽视。然而市场机制的全球化，正在改变中国人的这一习惯，尽管这种改变是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