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129号令:马立诚讲述《交锋》背后的交锋:魏巍作判决书式发言(4)

2008年08月27日 08:41国家历史【大中小】 【打印】
 
思想解放是永恒的主题
《国家历史》:你是如何看待2005年前后关于改革的那场争论的，有没有感到意外？
马立诚:2005年围绕改革出现的争论，并不出我意料。《交锋》是1998年春天出版的，这本书的内容最晚写到1997年。但是，正如上面我所说的，《交锋》所披露的争论还在继续，还在发展。2005年的争论，实质上是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争论的继续。《物权法》拖延讨论是一个例子。有人说国企比私企好、产权改革要不得又是一个例子。看来这一类争论还要继续下去。2005年的争论有它的特点，大背景是改革的帕累托过程（所有人都受益）中止，民众对收入差距扩大不满，对住房、医疗、教育、国企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满。再加上由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势力得不到遏制，扭曲了市场经济，结果就出现了一种比过去更加复杂，博弈更加多元的局面。有人利用民众的不满做文章，把问题都归结到改革头上，归结到市场经济头上，以此反对改革，煽动民粹主义。
其实，改革者对当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也十分痛心，对于民众利益受损也高度关注，不断呼吁，并且提出了解决办法。但是，大家开出的药方不一样。左倾势力要求回到过去，改革者则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要建立能够体现公平和正义的法治社会，约束垄断势力，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改革者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措施解决中国社会发生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唯一的出路。
《国家历史》:这是否表明我们还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是的话，应该体现在什么方面？
马立诚:的确如此。思想解放是永恒的主题，永远是后浪推前浪，只要思想还活着，就有束缚和解放的斗争。
我们的改革只搞了一半，工业化进程搞了一半，城市化进程也是搞了一半。要想继续突破，继续前进，完成现代化大业，当然需要不断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表现在各个方面。从经济方面来看，比如说，金融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的银行离真正的商业银行差得很远。财政体制也还有很多课题需要解决，到省里去看看，那里就不是实行分税制。解决国企垄断的问题，才刚刚起步。发展私营经济也还要迈过很多门槛。最近不断有人主张进行新的“土地革命”，建议给农民土地所有权，理顺土地产权。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解放思想。从政治方面来看，发展民主政治，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转变政府职能，显然有待于进一步思想解放。从社会方面来看，解决社团建设、非政府组织和农会的问题，都需要解放思想逐渐探索。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克服左的思想和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当然还有利益调整问题。解放思想和利益调整互相交织，非常复杂。但是，观念的更新显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国家历史》:你本来是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的，为什么要研究中日关系？你2002年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之后，遭到网上“愤青”大量攻击，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你对此有何感想。
马立诚:我掺合中日关系纯属偶然。2002年1月，我第一次去日本，呆了十几天，有感而发，写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文章发表在2006年第6期《战略和管理》杂志上。我重新审视中日关系，提出了“现实第一、历史第二”，“不必纠缠于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接受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等观念。当然，我讲这些是有前提的，这就是，日本政府已经多次就战争问题进行反省和公开道歉，并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国现代化建设，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和揭露日本右翼势力。这三点，就是我提出“新思维”的前提。这些前提，我在文章中也讲得很清楚。但此文一出，就遭到一些“爱国者”的谩骂，这是意料之中的，没有关系。在历史上，提出新观念的人往往遭受误解，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我根据什么提出这样的观点呢？是根据邓小平理论。1978年10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天皇时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过去的事情指什么？当然是指战争。邓小平是伟大的爱国者，是抗日战争的领导人，他提出这样的认识，难道有什么问题吗？另外就是邓小平多次强调，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大局。中日两国都有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或是利用“爱国”当幌子作秀的人，伤害中日关系，这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所幸的是，中国领导人最近一再重申，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并且采取措施修复两国关系。安倍首相和福田首相也都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对推动两国关系回暖做出了努力。目前中日两国关系已经破冰、融冰，正在健康发展。我对此感到非常欣慰，也印证了“新思维”的价值。我认为这样一个趋势，符合中国国家长远利益，有利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如果中日两国关系持续恶化下去，误会连着误会，最后导致擦枪走火，那绝不是中国的福音。我为什么写《对日关系新思维》？就是担心这样一个前景。秦穆公说，事情刚刚萌芽的时候，就应该看到它的后果。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智慧。在世界史上，因为两国国民的情绪而引致战争的事情，屡见不鲜，中国需要的不是这个。
在和平环境中抓住时机，努力完成现代化大业，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国家历史》:如何看待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马立诚: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恐怕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有机会再展开吧。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这一点，很多人现在还没有看清楚。民族主义排斥理性，帮助“中国威胁论”扩大市场，造成一种虚骄和狂妄，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疑虑，反过来又会伤害中国。现在中国的目标是什么呢？是理性大国、责任大国和平衡大国，民族主义的目标恰恰与此相反。另外，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是“一族一国”，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样的诉求，对中国究竟是有利还是不利？
《国家历史》:如何来看这30年的改革开放？
马立诚: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转型，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深刻、最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光辉成就，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与我们要达到的目标相比，仍然差距很大。目前，增量改革的部分，或者说容易改的部分，有了很大突破，当然也是来之不易，可是剩下的体制方面比较顽固的东西，还要攻坚，这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改革是一项极为艰巨、困难重重的事情。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十几次改革，大多以失败告终。我们今天的改革，应该争取成功。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解放思想，殚精竭虑，消除障碍，寻求新突破。我最近写了一些研讨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文章，为的就是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中国的改革要渐渐前进，积土成山，这大概是一条历史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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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hangweiman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