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和离子还原氧化性:嘉靖帝和他的锦衣卫：用铁血政策来巩固皇权

嘉靖帝和他的锦衣卫：用铁血政策来巩固皇权

■段战江

【载于本刊蓝版2009年第十一期】

一

    正德十六年（1521年）夏四月癸卯，年仅15岁的朱厚熜来到京城，要做一件大事情。这个来自湖北安陆的少年，身份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说简单，他就是明朝众多藩王里一个不起眼的兴献王（即兴王朱祐）的世子；说不简单，他是正德皇帝的堂弟，而且正德皇帝驾崩后，在一无亲兄弟、二无后子嗣的情况下，他成为唯一合法的皇位继承人。

    朱厚熜此次来京要做的大事，就是继承皇位。然而，刚一进京，他就遇到了阻力和难题。迎接他的礼仪官，要以皇太子即位礼的规格接待他，可朱厚熜不答应，理由很简单，他是以皇弟的身份嗣皇帝位，而非皇子。可朝廷第一重臣大学士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却刻意降格安排，名义上是要遵守礼仪，实际上是想限制皇权，提升内阁的政治权力。由于父亲死得早，13岁就以世子身份理国事的朱厚熜，政治智慧相当成熟，权术谋略也相当了得，在他的坚持下，他赢了。后来又因为如何给亲生父母兴献王和兴献王妃一个恰当的名号，嘉靖帝和朝臣们又斗争了一回，结果他又赢了。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大仪礼”事件。

    通过初次的斗争，朱厚熜深深地意识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朝政太乱，另一个是朝臣们太过强势。为了尽快控制局面，也避免自己总是被欺负，他一方面大刀阔斧地整顿朝政，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力量。即位之初，他就减税免赋，争取民心，同时关闭正德皇帝的珍禽异兽馆，示范明君形象；另外，他还大手笔地裁撤冗员，减少漕粮。这一系列举措颇得民心，朝政大有改观，政治面貌也为之一新，中外舆论甚至将新天子朱厚熜捧到“圣人”的高度。高高在上的朱厚熜，并不为此飘飘然。智商奇高、内心强悍的他，在施政方面，一直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和适度的机警。他讨厌文臣，对于太监也没有多少好感，一上台就“尽罢天下镇守太监”，限制宦官权力，史书上就说他“驭中官严，（令其）不敢恣”。那么，孤身一人来京的他，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力量又是什么呢？是的，根据祖宗的成功经验，唯有皇家秘密警察（可谓明朝的克格勃）—锦衣卫。于是，他开始大规模整顿锦衣卫，先是“革锦衣卫冒滥军校三万余人”，随后，又“革锦衣卫所及监局寺厂司库、旗校、军士、匠役投充新设者，凡十四万八千余人”。对于锦衣卫的领导权，他自然也是格外重视，精心挑选，重用在安陆兴王府时的旧人。和头脑发热、疯疯癫癫的正德帝不同，年轻的嘉靖帝需要的不是风光的仪仗场面，而是一支忠诚度和战斗力都极高的皇家秘密警察部队，可以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铁血”高压政策。

二

    整顿后的锦衣卫，办事效率和执行能力如何呢？三年后，验证的机会终于来了。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戍寅，北京紫禁城的左顺门前，花花绿绿地跪伏着一大批身着各色朝服的官员。他们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伏在地上长跪不起。他们是在示威，而且是向皇上示威。根据《明史•何孟春传》记载，参加这次示威活动的官员达229人，其中六部就有五个部的一把手（尚书）参加，另外还有监察院都御史（正部级）2人，六部侍郎（副部级）3人，以及三品以上高级官员30人，除此之外，还包括詹事、翰林、给事、御史、大理及六部诸司等十多个国家重要机关的官员100余人。整个朝廷的公务员系统几乎都被调动起来。这是一次规格很高、场面很大、分量很重的示威活动。

    皇宫门前守值的锦衣卫一看阵势，立马紧张起来，赶紧差遣太监跑到后宫向皇上汇报。虽说太监们着急害怕，可18岁的嘉靖帝朱厚熜却不以为然，对于政治权谋有着近乎天才般的理解和参透的他，很清楚这些大臣们的“闷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依然是有关“大仪礼”事件的延续风波。嘉靖帝只不过重用了桂萼、张璁两位替自己和自己父母说话的“异己分子”，竟惹得这么多朝臣集体示威，要和自己对着干。嘉靖帝起初是隐忍不发，先派太监劝说，不听，便命令锦衣卫抓去带头的8个人，给以警告。可这些示威的大臣们仗着人多势众，抗议升级，用“撼门大哭，声震阙庭”的方式哭谏。忍无可忍的嘉靖帝终于发飚了，喝令锦衣卫前来执法，旨意就一个字：打！

    很快，一支训练有素、规模庞大的锦衣卫行刑队便蜂拥而至，134人被集体廷杖，左顺门前顿时哀号阵阵，血迹斑斑，其中16人当场被活活打死，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血溅左顺门”事件，也是明朝历史上最严重的廷杖事件。这次事件的结果是锦衣卫的板子打烂了朝臣们的面子，也让他们终于明白了朝堂上谁才是老大的事实。虽说嘉靖帝再次取得了胜利，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将自己父亲追尊为皇帝的愿望，可也从此伤透了心，他觉得大臣们的愚顽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当然，可能大臣们也是这么想他的），便从此疏远群臣，除了嘉靖二十九年召见一次，以后更无召见之事，直到他去世，四十多年里没有露面。正所谓“帘远堂高，君门万里”。

    说句公道话，深居大内的嘉靖帝，除了炼制丹药外，也是会办公的。虽说避见朝臣，却并不能说不理朝政，奏折他会看，也是要批的。明朝庞大的官僚机构体系，稳定成熟也相对独立，即使皇上不上朝，也能够确保帝国的正常运转。公干的事，他可以通过奏折了解，加上有锦衣卫这样的大内密探“辅助”，大臣们私下做什么，他也了然于胸。因此，即使不上朝，他依然算得上“勤政”，大臣们犯了错，屁股还是照打不误，而且打得频繁，严得苛刻。军事方面，大总督翟鹏、蓟州巡抚硃方，以“撤防过早，指挥失误”罪，打！大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抚陈燿，以“寇入大同，抗敌不力”罪，打！司法方面，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等，因建议丁汝夔案件应“狱缓”处理，以“妄言论政，忤逆圣意”罪，打！吏治方面，戎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两人，以“子弟冒功，徇情枉法”罪，打！这其中，蓟州巡抚硃方和大同巡抚陈燿，大概没做过京官，没见过廷杖的阵势，连惊带怕，竟“毙于杖下”。而其他那些见怪不怪的京官，就显得要皮实许多，虽说死不了，可屈辱却少不了，这廷杖的罪刚受完，皇帝就马上下令，要他们拖着红肿的屁股，赶紧上班。有一年的正旦朝贺，不知何故，又迁怒于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于是，刚才还衣冠楚楚的朝廷大员，连朝服都没脱，就被一帮如狼似虎的锦衣卫按在殿前的地上行杖。

    史书上说，嘉靖帝主政的“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代”，由此观之，嘉靖帝爱打大臣的屁股，实在有些过分，也难怪“天下莫不骇然”。然而究其原因，除却追求施政效率的牵强理由外，恐怕更多与嘉靖帝个人的心理偏拗有关。在他十几岁的性格发育成熟期，一些特殊政治事件的刺激，使他对文臣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偏见，终其一生，他都在与大臣们的对抗中消耗自己的精力和愤怒。【未完待续】

【来源：《百家讲坛》（蓝版）2009年第十一期】

     因为嘉靖帝恨恶习文臣，倚重锦衣卫，对锦衣卫人员的残忍和横行豪夺也不追究，甚至宠爱有加。和爱民、以法治国比较起来，他更看重和需要的是锦衣卫的法外势力和特权，并依靠这种恐怖的权力去制衡内阁朝臣和官僚机构，从而巩固皇权，加强统治。

    祖宗曾设置“三法司”机关，对于这形式上的法令法规，为了手下人的利益，作为大明王朝“黑社会”的老大，嘉靖皇帝又是怎样以强横的手段处理的呢？